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有两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对宦游人来说，离别是人生日常。宦游人是帝制国家和官僚制度的产物。战国的游士是他们的先驱，只是战国游士的“游”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彻底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有可能一席话打动诸侯为卿相，成就名垂青史的伟业；更有可能遍访诸侯而不得一用，穷困潦倒为亲友所不齿。帝制时期的宦游有官僚制度做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官僚体系，从哪条路进来的，未来可能有怎样的发展，路径基本清晰，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则要看个人造化。帝制时期的官僚是高度职业化的群体，从入仕到致仕，在从职位到职位的奔波中，在各种关系的纠缠撕扯中，宦游人一直都在路上。

如何处理与上司的关系，是宦游者必须经历的考验。上司的态度对下属的仕途发展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些朝代，它被以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比如：唐代的州刺史和各部长官要为下属书写“考词”，也就是业绩评语；而在宋代，下层文官（称“幕职州县官”，指级别）向中层（称“京官”，指级别）的跃升，必须有五封推荐信，这些推荐信多半必须来自直接上司。那么，跟上司对着干就成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上司做的明明就是错的呢？一件事情对不对，是否利国利民，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下属与上司的关系，这是官僚队伍内部的关系问题。皇帝国家设置官僚的目的就是协助皇帝治理国家，因此，把事情做对本来是第一位的；然而这种上司决定下属命运的管理方式，却迫使官员把上下级关系作为第一位的事情来处理，为了个人前途，官员宁可牺牲是非道理也不得罪上级。

而那些在关键时刻敢于仗义执言，敢冒得罪上级风险的宦游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凤毛麟角。比如，北宋名臣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担任光山县令时，他的顶头上司光州知州盛度为了执行中央命令，下令所属四县在三日之内完成上供建材的收购任务。命令下得突然，所购建材又并非本地土产，这分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光州下属四县，四位县令中只有司马池一人表达了抗议。接下来事情发展得很有趣：第一，四县之中，按时完成任务的反而只有光山一县。原因也简单，光山老百姓听说县令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竟然公然抗上，因此人心齐泰山移，更何况买些木材呢。第二，就在光山任上，司马池获得跃升中层所需的五封推荐信，这其中最重要的一封，就来自被他顶撞的知州盛度。其他四封推荐信的获得，恐怕也与盛度对司马池的赞赏不无关系。因为耿直，司马池在下层的级别上徘徊了十七年，在顶撞盛度之后，反倒是提上去了，着实不易。

图六〇：明 唐寅 《垂虹别意图》（局部）

《垂虹别意图》，明代唐寅绘。纸本水墨，107.6厘米×29.7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画全卷由唐伯虎绘，祝枝山题“垂虹别意”的引首，戴冠作序，以沈周为首的30余人题诗于卷后。此长卷以书画形式记录了唐伯虎、沈周、文徵明等众吴门才子送别戴昭时的情景。在群山绵延下的垂虹桥畔，杨柳依依，与君话别离。唐伯虎题诗云：“垂虹不是灞凌桥，送客能来路亦遥。西望太湖山阁月，东连沧海地通湖。酒波汩汩翻荷叶，别思茫茫在柳条。更欲传杯迟判袂，月明倚柱唤吹箫。”对宦游人而言，离别乃人生常态。帝制时期的官僚是高度职业化的群体，从入仕到致仕，在从职位到职位的奔波中，在各种关系的纠缠撕扯中，宦游人一直都在路上。

在我看来，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具有典范作用，因为其中的偶然因素太多了。司马池并不难得而盛度难得，那些碰不到“盛度”的“司马池”，也只能沉迹下僚了，而且那些沉寂的大多数，根本不会被我们看见。帝制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在骨子里把皇帝摆在国家之上，而且还在实践中把官僚内部的关系摆在国家之上，明明是治理的工具，反而成了治理的目的，本末倒置，令人警醒。而沉浮于其中的宦游人，也便大半在这文化之中消磨了理想与锐气，把升官与发财相关联。

宦游人必须面对的，还有与地方的关系。在汉代，酷吏代表朝廷打击豪强，循吏则着意发展教育，培养地方士人，开通道路，设置邮亭系统，移风易俗。在一般的史学叙述中，酷吏与循吏代表着两种对立的地方治理方式，当我们把时间的尺度放长后进行观察，便会发现，无论酷吏还是循吏，都是帝制国家推广其政治秩序与政治文化的手段，酷吏与循吏殊途同归，都扩大了中央的影响，巩固了中央集权。而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之下，汉中央能够派出的只是地方长官，地方佐官出自本地精英，汉朝的郡所实行的，实际上是中央代表与地方精英的共治，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些外地人长官的行为，特别是酷吏对地方豪强的打击行为，应当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从长远上看，循吏以温和的方式，酷吏以血腥的手段，共同缔造了帝国的统一。隋朝以后，实行地方佐官的中央任命制度，自此所有官员的荣辱浮沉都归于中央，任职在地方的所有官员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中央的官。在这种情形之下，完成中央所规定的任务成了多数地方官员的第一选择，地方利益在实质上变得无足轻重，只要不出事便好。

比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下水道问题。宋代以后，随着城市人口密集程度的增加，下水道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通畅的下水道系统可以保障城市卫生，避免瘟疫的发生。而整个城市下水道的疏通，必须由地方政府出面。可是这样新兴的工作，却不在中央设定的地方官考核条例中，因此，干不干就要看知州的意愿。若是有良知与理想的知州就没问题；而若是知州懒惰，不愿意费力气整治，那么地方士绅的代表也只能干瞪眼。那些有良知的官员，会被本地人记住，甚至列入祠堂永世纪念，可是地方性的尊崇却未必能给被尊崇者带来仕途的升迁。宦海浮沉，并不一定取决于你为当地百姓做了什么。

当然，那些有理想的政治家仍然会努力有所作为。对那些真正有理想的人来说，宦游之路是一段内心的艰难旅程，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诱惑、原则与妥协，不断地磨洗，“力槌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那些至今仍然屹立在华夏理想人格殿堂中的历史人物，是真正的偶像。

宋代的范仲淹，在贬谪中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他始终“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不以寒温改其节，立朝敢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治军有术，使西夏称臣，边境得安宁；得位敢为天下先，勇于向官僚集团的利益开刀；在地方则积极治理。他晚年的最后一站，是在经历过大水灾后的青州，以衰朽残年之躯尽力做好灾民的安置返乡工作。

与范仲淹基本同时代，包拯对人情的冷暖有着敏锐的洞察，对人性的软弱又抱持着高度的警惕。包拯年轻的时候，跟一位姓李的同学一起在老家庐州的一座庙里读书——庙里有房子住，还管待斋饭，所以从唐代起就很流行在庙里读书。当然，这也是穷学生的做法。庙的附近住着一个大财主。这财主常常看见两位读书人从家门口过，知道他们书念得好，早晚会中进士、做大官，于是有心结交，总想请他们到家里坐坐，但包拯和李同学总是婉言谢绝。后来有一天，财主就特地备好一桌酒席，专门下了帖子，请二位秀才“光临寒舍”。盛情难却，李同学就要洗脸更衣准备赴宴了。包拯一把拦住他，严肃地说：不能去。咱们是读书人，早晚要做官。他是个富人，咱们现在如果吃他的请、得他的好处，万一将来被派回老家来主政地方，他若有不合礼法的事情求到咱们，那该怎么办？李同学一听有道理，最终两个人都没去。后来，包拯和李同学果然都中了进士，并且在若干年后，都曾主政庐州，干得都还不错，其间并未受到人情干扰。

这个故事，南宋大儒朱熹给自己的学生讲过。朱熹做过地方官，深知利害，他耳闻目睹多少地方官员平时跟当地富人打成一片，导致不能公平施政，甚至被富人拖下水，因此以包、李二位为榜样教导学生，做地方官，特别是主政一方，为人处世，处理与当地士绅的关系必须有所节制，有所不为，才能保持超脱公正的立场，守住原则。[1]

宦游之人，始终在路上；宦游之路，充满艰辛，充满诱惑。隋炀帝规定“父母听随子之官”[2]，从此之后，朝廷对家属随行的规定越来越倾向于支持鼓励，宦游人的旅途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前是单身上任，如今是携家带口。司马光于1055年底从山东取道河北，翻越太行山，到并州（今太原）上任，写下了一首《苦寒行》，记述“穷冬北上太行岭”“万险历尽方到并”的艰辛之旅。他带着张夫人和独生子随行。风雪交加，小孩子冻得直哭，做母亲的却束手无策。干粮没带足，仆人们一直在喊饿，瘦马也吃不饱肚子，石板路滑，马失前蹄，吓得人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而这冷汗在人身上都冻成了冰。这样的旅程，当不在少数。家属的随行让宦游不再孤单，但也带来更多的变数，比如旅途中的死亡。

图六一：宋 佚名 《雪渔图》（局部）

《雪渔图》，宋代佚名绘，绢本设色。《雪渔图》全卷中，除了撑杆捕鱼者，下罾捞鱼者，还有在冬雪初霁的寒冷天气里骑驴出远门的旅人：画中有两位骑驴者，另外两位是跟在身后的童子。从他们翻飞的头巾、帽檐和衣袂，似乎都能感受到刺骨凛冽的劲风。身后跟着的俩童子都瑟缩着身体，其中一位还用袖子掩着嘴巴，似在遮挡寒风，又似乎是在擦拭鼻涕。在如此寒冷的冬雪天不得不出远门，他们或为始终在路上的宦游人；而除了严寒，宦游之路也充满了各种艰辛。《雪渔图》的一角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宦游路上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