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士兵的旅程

宋朝人郭茂倩辑录的《乐府诗集》中有一首古诗，写的是汉代一个普通士兵的遭遇，他“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1]，西汉前期，十五成丁，开始为国家服役。服役的期限，按规定是所有男丁每人每年三天，实际执行中，有人役期一年，当役而不服者“出钱三百，以给戍者”。[2]随着汉朝对西域的开拓，越来越多的士兵带着家属长期在西北屯田，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移民行为。学者根据汉代留下的简牍分析发现，戍边军人来自全国各地，家庭规模一般在五口左右。比如说，居延（靠近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出的西汉永光四年（前40年）“橐佗延寿燧长”孙时所持的“符”（旅行证）表明：孙时是橐佗延寿（烽）燧的燧长，他的妻子孙第卿二十一岁，籍贯在昭武乡万岁里；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王女，刚刚三岁；跟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孙时的妹妹，名叫耳，九岁。这些汉王朝的拓边者会用故乡的名字来命名新家园，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开拓者的共同做法。老兵“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他的戍边之地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当生命即将抵达终点的时候，他选择叶落归根。

“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笔下的故乡，人丁兴旺，温暖热闹，游子虽老，仍然是有家可归的。而“十五从军征”的老兵却遭遇了无家可归的寂寞凄冷。老兵在熟悉的乡路上遇到了同乡，赶忙打听家里的情况，在乡里人的指点下，老兵的少年记忆与眼前现实出现了残忍对接：“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家园已经彻底荒芜，野谷、野葵丛生。老兵用颤抖的手拿出了简单的行军炊具，“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羮”。

回归故土，与亲人分享生命的最后时光，是支撑老兵跨越漫漫旅程的唯一动力，他以为回到故乡，孤独便能结束，却没想到漫漫旅程之后，他得到的却是终极孤独，“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肯定有文学夸张的成分。然而，其中描述的戍边老兵的骨肉分离之痛，个人和家庭为国家民族所做的牺牲，却是真实存在的。郭茂倩把这首诗收在“鼓角横吹曲”类中，“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3]。“军中之乐”不回避个体的牺牲与痛楚，诚为难能可贵，有仁者之心。唐诗中有一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4]，是属于不能细想的，细想便有无限凄凉意。短短十四个字，就像电影蒙太奇手法所呈现的一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无定河边乍暖还寒中无名战士的枯骨；镜头一转，却是故乡春闺年轻妻子梦中甜蜜的娇嗔，妻子对丈夫战死的事实一无所知，仍然在期待重逢，梦想属于他们的未来。

古人从军，除了出于臣民责任的服役以外，还有一种是主动的从军报国觅封侯，这是比读书应举出现得更早的传统前程。唐代遇有大规模战事，除征发府兵之外，还会招募普通老百姓从军。唐初老百姓对从军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5]老百姓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对唐帝国的忠诚和身为唐人的自豪感肯定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从军立功提供了一条出人头地的光明大道。军人立功可以获得勋官，就是《木兰辞》里说的“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有了勋官就可以获得占田的特权，从三十顷到六十亩不等，而一个普通男子的永业田限额是二十亩。当然，并非你有了勋官，政府就分配这么多土地给你，而是有了勋官之后，你就可以合法地拥有相应等级的土地了。勋官还有法律上的刑罚减等优待：勋官二品以下、五品以上，“犯死罪者，并为上请”；七品以上勋官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6]勋官为政府服役达到一定期限，还可以通过吏部或者兵部的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花木兰应当是文武双全的，她能得到尚书郎的职位，肯定是通过了吏部的身言书判考试。建立功勋，取得特权，这应当是很多人从军的主要动力。当然，能力特别强、运气特别好的从军者甚至还可以获得提拔，直接成为官员，进入统治阶层。

图五九：明 唐寅 《蕉叶睡女图》（局部）

《蕉叶睡女图》，明代唐寅绘。手卷，纸本墨笔，61.0厘米×20.3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古代，男性到一定年龄段皆要服兵役，杜甫《兵车行》中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陈陶的《陇西行》中也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反映的情景皆与服兵役有关。我们或可用明代唐寅的《蕉叶睡女图》，来借指陈陶的这句诗所表达的情景：无定河边，乍暖还寒，风中散落着无名战士的枯骨；而在故乡，却是年轻妻子梦中甜蜜的娇嗔。熟睡在蕉叶上的妻子，面容恬淡安静，似还略带着点儿淡淡的笑容，而她对丈夫战死的事实一无所知，仍在梦中期待重逢，梦想属于他们的未来。由此反差，便可清晰地突显出古代经年累月服兵役的残酷。

唐太宗贞观末年征辽东，绛州龙门人薛仁贵应募从军。大军攻打安地城，太宗命令诸将分四路进军，薛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着白衣”，唐军的制服是黑色的，而薛仁贵偏偏穿白，为的就是要醒目，好让在高处瞭敌的皇帝看见自己。果然，太宗远远望见一名白衣小将，“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太宗本人也是武将出身，见此奇才，惊为天人，赶紧派人来问“先锋白衣者为谁”，随即接见了薛仁贵，“赐马两匹、绢四十匹……并赐生口十人”，立即授予他从五品的“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都尉”职衔，还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从一介平民直接跃升为五品官，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战场上。宋代以后的状元郎，虽比这个风光，却远不如这个实在。

薛仁贵军人生涯最辉煌的时刻，莫过于高宗时率兵西征天山九姓突厥。当时九姓突厥坐拥十多万人，势力强大。突厥人派了几十名勇士来挑战。薛仁贵连发三箭，三名勇士应声落马，其余人等慌忙下马请降。唐军乘胜进军，大破突厥。“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雄壮军歌响彻了天山南北。

薛仁贵晚年，曾因犯错误被免职。六十八岁时，唐高宗起用他对付突厥人。老将出马，威名犹在，且仍然能打。突厥人“闻仁贵复起为将，素惮其名，皆奔散，不敢当之”[7]。两年之后，即永淳二年（683年）

二月“己卯，左领军卫大将军薛仁贵卒”。紧接着薛仁贵的死讯，《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三月庚寅，突厥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围单于都护府。”将军死而长城坏，增重了薛仁贵的威名，却也不得不说是国家的悲哀。

薛仁贵的故事特别适合用来做征兵宣传。这个故事传递出来诸多的正面信息，在这个国家控制一切的等级社会中，存在着相对平等的文武关系，武人地位高尚，从士兵到将军道路畅通，只要你有能力、有军功。但事实上，薛仁贵的故事恐怕只是一个特例，薛仁贵的武艺、军功、机遇，包括自我宣传的能力，实在超迈群伦。在薛仁贵从军不久之后，普通立功军人的上进之路就开始出现了日渐堵塞的现象。国家对立功军人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比如对待为国捐躯的烈士，从前是“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但是自从显庆五年（660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8]勋官的获得越来越难，即便是获得了勋官，也很难享受到相应的特权。相反，勋官因为被官府记录在案，反而成了容易受到征发的对象。当兵的好处越来越少，逃避征兵于是成为普遍行为。

为了获得稳定的兵员，唐后期开始实行职业兵制，宋代又吸取五代陋习，在士兵的脸上刺字，从而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军人群体——募兵。募兵脱离了农业生产，完全靠国家财政养活，有相对稳定的收入；脸上的刺字将募兵同普通百姓区别开来，募兵因此遭到鄙视；但是，募兵却是武力集团，是有能力保护也有能力危害百姓的群体。

和平时期的军人，不太可能发生像薛仁贵那样的传奇故事，大多数募兵生活得更像是一种低级小官吏。宋代军人的来源有三种：一是军人子弟从军，二是平民应募，三是像林冲那样的罪犯配军。军人及其妻儿构成小家庭，住在国家所提供的营房里，俸禄是小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军人之妻往往也来自军人家庭。按制度，宋代禁军要定期轮流戍边，因此，分居是宋代军人家庭生活的常态。这其中也有节制生育的考虑。每三年，皇帝会亲自检阅所有的军官，从高到低，依次升迁，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十几天。这是皇帝维持军人忠诚的一种方式。军官升迁完毕，下面的士兵也会得到机会被提拔为低级军官。皇帝的大阅是整个军营的节日，军营门口销售活鸡、活鸭的摊贩，这时候的生意最好。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军人的跋扈骄横。比如西北开战，朝廷慌了手脚，一味增兵，甚至想到了要把开封的辇夫（抬轿子的兵）送上战场。这些人当然不干，于是直接闹上了街。但并非所有军人都能如此骄横。底层军人的状态其实相当可怜。宋朝军队的最底层是厢军，也就是专门干杂役的兵。宋朝用厢军来承担政府所需要的某些服务，比如长途运输。江宁府（南京）是长江航运的重要港口，往来官船众多。来来往往负责押运的士兵也很多。士兵在中途生病，基本上就会被留在江宁，住在特殊的营房之中，一年总计不下几百人。这几百人，很少有能活下来的，基本上都被饿死了。因为按制度，生病士兵留下来之后，才向江宁府申请“粮票”，“给券乃得食”，拿到粮票才能到仓库里领粮食，领了粮食才有饭吃，这一套手续走起来并不容易，等到手续走完，病号就已经饿好几天了。这种情况，直到理学家程颢担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时，才得以改善。程颢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先在营房里备好米，病号来了就管饭。[9]负责押运物资的厢军会在旅途之中遭遇生死考验，而这种时候，他们命如草芥，除非遇到像程颢这样有良知、负责任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