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一支寒碜而又伤心的行列沿着里戈夫卡街缓缓走向沃尔科沃墓地，没有引起过路人的特别注意。灵柩后面跟着二十来个人，都是死者的朋友；在他们身后，按照一切葬仪的惯例，跟着两辆又大又笨、套着驽马的四座出租马车……这是文学界的一次葬仪，却没有受到任何一个文学和学术名流的尊重，甚至没有一家杂志编辑部（除《祖国纪事》和刚刚问世的《现代人》编辑部以外）认为有必要向自己的同行，这个终生正直地捍卫言论和思想的独立，终生同愚昧和谎言坚决斗争的人做最后的告别……在护送灵柩的二十来个人当中，真正的文学家大概不过五六个人——其余的都是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名气，只不过同死者关系亲密……没有一个外人自愿参加送葬，只有两三个来历不明的人在灵柩被送往墓地时，在教堂举行安魂祈祷时，在墓地上灵柩下葬时露面。他们要干什么呢？这寒碜的葬仪哪一点能引起他们的好奇呢？……
做完安魂祈祷以后，朋友们把死者的灵柩扛在肩上，一直抬到墓地，这时墓穴已有一半浸满了水；朋友们把灵柩放入水中，按照习俗往里面掷了一把泥土，然后默默无言，各自回家，没有对他们十分珍惜的灵柩讲一句话。
从墓地回来以后，大家就议论开了：要竖个墓碑，要保障死者家小的生活，等等，开始签名募捐……大家都说得那样热情洋溢，大家的声音都发抖了，大家都热泪盈眶！所有人在这一时刻都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半家产，或者献出自己劳动的一半血汗……而且这一切又表现得那样真诚！
可是我们的热情通常是那样轻易、那样迅速地激发起来，就像轻易而又迅速地冷却一样（我在这里指的不单是死者的朋友，而是所有的俄国人）。
是他使我们保持了一种合乎理智的关系，是他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然而我们，他的朋友们，还没有来得及把为他送葬时所穿的鞋子穿破（我也是二十来个人中的一个），我们悼念他的热情就已经完全冷却，甚至再也找不到他的坟墓的踪迹……
岁月不断流逝，我们迷失了方向，在优雅而又空虚的生活里越陷越深，被私人琐事纠缠得晕头转向；我们不敢大声说出别林斯基的名字，却靠了同他的友谊悄悄地维持自己一点小小的威信——我们没有注意到，文坛上的一代新人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他们怀着我们早已失去的对未来的热烈的信心，他们信念坚定，言辞果敢。七年多的时间里文坛上没有人提到别林斯基的名字，他们却大声疾呼地讲出了他的名字。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外人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才觉得有点难堪，甚至感到有些屈辱，于是跟着喊了起来：“对呀，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并且开始说明我们同死者的友谊，暗示我们同他关系亲密，觉得只有通过这种暗示我们才能在社会舆论中保住一点面子。
随后又有许多可敬的教授和科学院院士先生——他们在别林斯基生前几乎不曾想到有他这么个人，即或知道了也避免同他见面，对他的文章感到胆战心惊，为了讨好当时的文坛名流而对他嗤之以鼻——现在却对死者格外垂青，开始甜言蜜语地夸奖他，甚至好像动了一点感情。这些先生们企图利用别林斯基的名字（可怜的别林斯基！）和他的威望作为武器，迫害他们痛恨的年轻的一代……“你们走的哪条路？”他们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别林斯基可从来不许这么干。”再不就是：“别林斯基要是从棺材里站起来，也会对你们这种举动义愤填膺。”——如此等等。
别林斯基又风靡一时了。他生前那些对他畏而远之，恨而避之的人在他去世十年之后竟然成了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他的著作开始在莫斯科印行并大量销售，也许很快就需要再版了；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报刊上；《北方蜜蜂》的新编辑部认为必须声明，它根本不同意原先的编辑部对别林斯基的看法，它对这位批评家满怀钦敬之情……我们有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向上流社会的一些出类拔萃之辈做过几次极为精彩的有关文学的讲演，他当着许多老一辈文坛名流的面完成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功绩：把别林斯基的名字同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名字相提并论！！2这件事曾使得满城舆论一片哗然……
连别林斯基的坟冢也被找到了，而且令他的朋友们感到惊讶的是，坟上还盖了一块墓石，立了一个石碑，碑铭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殁于1848年5月26日。”两年前别林斯基的妻子和女儿路过彼得堡，在他的坟头发现了新鲜的花束和花环……是谁立了这块墓碑？又是谁用鲜花装饰了这座荒冢？
至少我们，别林斯基的朋友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十三年以后，杜勃罗留波夫把我们引到了他的坟头。从别林斯基去世到杜勃罗留波夫去世——这十三年里发生了多少变化啊！而在别林斯基那一代和与杜勃罗留波夫同时代的新的一代人之间又有多大的差别啊！
别林斯基登上文坛时与其说是一个对事业胸有成竹的战士，不如说是一个勇敢而热烈的战士。他性格刚毅，才华横溢，热情奔放，却又易于入迷；他被朋友们向他转述的哲学理论迷得晕头转向，长时间进行自我斗争：时而把一些权威批驳得体无完肤，时而又郑重其事地把他们捧上天去，恨不得向他们大唱赞歌。他苦苦寻求真理，受着内心矛盾的熬煎；他不断入迷，不断迷失方向，陷入绝望……直到去世前四年左右他才摆脱一切外来的影响，立足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从三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末期，别林斯基一直在各种刊物上从事文学活动：《群言》《莫斯科电讯》《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还有《现代人》……
他一开始登上文坛，周围就有一批朋友，他们使他得到发展，支持他的活动，扩大他的声誉；他自己很快就成为这个圈子的代表人物……别林斯基讲出了一切应分由他来讲的话，他当然死得太早了，但他几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充分表达了他那一代人的心声——他们开始认真意识到自己周围环境的粗野和庸俗，感到确实需要过一种更好、更高尚的生活；他们怀着青年人的急躁情绪，热情地、忐忑不安地追求这种生活，但那只是一种摸索——他们时而沉湎于浪漫主义，时而在德国哲学中寻找支点，时而又醉心于勒鲁和乔治·桑的社会思想；他们中间产生出一批“多余人”——拉甫列茨基们，帕森科夫们，罗亭们，等等；他们心里充满了高尚的、但尚未完全定型的冲动、追求和迷恋——无穷无尽的迷恋和激情；他们有时陷入虚假做作的多愁善感的心境之中，往往把言词和行动混为一谈……
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活动出现于别林斯基去世十年以后——这一活动几乎只是开了个头，然而它却异常醒目地表明新的一代是怎样遥遥地走到了别林斯基那一代人的前面……
杜勃罗留波夫于一八五七年毕业于先前的师范学院。早在大学读书时他就开始为几家杂志的批评专栏撰稿，当时发表在《现代人》上的一篇书评以其清醒的见解和辛辣的讽刺招致了普遍注意。这篇文章引起一场轰动，所有人都竞相阅读。“多么聪慧、多么巧妙的一篇文章啊！”——一些对文学从不关心的人感叹道……“您说说看，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不断听到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杜勃罗留波夫的智慧和光辉的才能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教授们中一些优秀之辈的格外注意；我还记得，当时彼得堡教育区督学谢尔巴托夫公爵3家里举行过一次晚会，整个晚上人们都在谈论杜勃罗留波夫，谈论他是怎样大有前途。
“唯一遗憾的是，”有人说道，“他大概不会去做官……办杂志的人马上就会张网把他罩住，他会全力以赴去干文学那一行……”
许多学者都赞同这种说法，也同样表示惋惜。
后来的情况果真是这样。杜勃罗留波夫大学毕业后全力以赴投身文学事业。然而，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他的内心里有一种深刻的、真诚的、无法遏止的欲望，要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深深感觉并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办杂志的人根本无须张网罩住他或引诱他：他自己胸有成竹，坚定而又自觉地跨入了文坛，而且一下子就在文坛上占据了显要的位置。
杜勃罗留波夫不仅在文学才能上与别林斯基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有一点比别林斯基更加优越，即他赖以立足的基础要牢固和坚实得多；他一开始就迈上了正路，并充分意识到这条路通向何方；他迈着平稳而坚定的步伐沿着这条路向前走去，既不躲向一边，也不忘情着迷，既不耽于青年人的激情，也不低头屈从于文学权威，甚至对他们毫不让步。谁都不曾像他那样深刻而正确、朴直而清醒地看待俄国生活的种种现象和俄国文学的最新作品；谁都不曾像他那样热烈支持我们社会的种种要求……他的文章显示出一种威力，一种内在的凝聚力，表明他将成为一个具有推动力的伟人；他的文章充满了对人的深深的爱，对我们那些地位低下的同胞的最热烈的同情和对祖国最真切、最清醒的热爱……尽管杂志工作急如星火，这些文章却写得结构严整，首尾逻辑异常严密，表面看来似乎显得平静，但可以听出平静下面跳动着一颗热烈仁爱之心，可以看出一个受到种种谎言、伪善和鄙俗作风凌辱的人的辛酸的幽默……他的文章里丝毫没有那种通常表现为所谓标新立异、离题万里的抒情之笔的外在热情，这种抒情之笔曾受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极力推崇，可是现在已经丧失了任何意义，不仅不能动人心弦，反而变得滑稽可笑。我想，《黑暗的王国》和《逆来顺受的人》这样一些文章足以证实上述论断。一篇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十分公正地指出，他的座右铭和临死前给密切共事的伙伴们的遗言是：“少说多做。”4
杜勃罗留波夫的活动是短暂的（总共只有四年半），却硕果累累，令人惊叹……他的名字将永垂俄国文学的史册！
杜勃罗留波夫初登文坛时孑然一身，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引导和庇护（他那高傲而坚强的心灵厌恶别人的庇护），还不过二十二岁5，他的个性已经很内向，尽管他举止温顺，但他的外表即或不算冰冷，至少也是十分谨慎和矜持……他刚刚给自己扫清道路，开出一条独立的行动之路，死神就骤然打断了他——没有让他把话说完……然而尽管如此，他在俄国评论界留下的痕迹几乎同别林斯基经过十四年的不倦的活动后所留下的痕迹一样深刻……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是的！他的力量确实巨大。他是近二十五年来所有文学活动家中性格刚毅坚定、品德高尚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言行从不自相矛盾，他的所作所为从未一丝一毫、哪怕纯属无意地偏离自己的信念。在他这种年纪很难见到第二个比他更加严以律己的人……
杜勃罗留波夫性格审慎、内向，外表平静，人们往往把这种性格同冷酷混为一谈，它给许多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都是十分杰出、很有才华的人——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众所周知，我们这一代人大都热情奋发、多愁善感和易于入迷，老是把言语和辞藻视为行动。比如说，要是哪位我们不熟悉的先生当着我们的面目光炯炯，捶胸顿足地说他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说他甘愿为人的独立牺牲生命，如此等等，我们就会当即奔上前去拥抱他，热泪盈眶地把他紧贴在我们剧烈跳动的心口，拖长声调兴奋地喊道：“您是我们的人！啊，您是我们的人！”并且举行盛筵，觥筹交错地加强这种友情。只要出现了一个略有才气而又举止优雅的青年（这两点很少有人兼而有之），我们会毫不迟疑地把他拉到自己身边，逢人就喊道：“多么出色的天才呀！了不起！了不起！多大的艺术力量，多有分寸的艺术感啊！”如此等等，并飨以精美的筵席，为他频频举杯，整晚整晚地跟他躺在沙发上——
谈论席勒，谈论荣誉，谈论爱情……6
而那位略有才气的青年（通常写到第二部作品就会栽筋斗）则会这样议论我们：“多好的人啊！他们对艺术多么在行！他们的心里沸腾着多么高贵的热情！”
任何琐事都会使我们欣喜若狂，令我们情不自禁，如醉如痴。我们惯于信口雌黄，对一切都加以夸张，到了垂暮之年居然变得浪漫起来，长吁短叹，柔情满怀，不亚那些《苦命的丽莎》7时代感伤主义的老祖宗；我们像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一样，只喜欢那些同我们气味相投的人，这种人用溢于言表的兴奋情绪来表露自己内心的热情，或者毋宁说是暴露自己内心毫无热情。
这一切假如不是那么令人伤心的话，自然是相当可笑的；而一想到我们曾经属于别林斯基那个圈子，一度自称为他的学生，因而一度持有那些健全而清新的信念时，就更加不堪回首了！
与此同时，看到新的一代开始辛辣地嘲笑我们的娇嫩软弱，嘲笑我们越出常轨的浪漫举止和故作多情的感叹，看到他们过分崭露头角，不利于我们，而且正在给自己开辟一条更加严峻、更加坚实的新的道路时，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中的某些人，就恶狠狠地反对整个新的一代，尤其是他们最光辉的代表人物。我们的愤恨当然首先就会落到杜勃罗留波夫身上。我们所有人，或者说我们中的某些人吧，靠了老资格或当初我们在朝气蓬勃的岁月里显示的实际业绩，树立了或大或小的权威。假若新的一代中某个代表人物也像我们年轻时面对当时的权威那样，在我们面前同样表示虔敬，跟我们商量商量，听听我们的意见，等等，哪怕只是做个样子，我们无疑都会感到十分高兴。可是杜勃罗留波夫非但对我们毫不在意，甚至根本就不想见到我们，不想同我们结识，把我们的作品说成是最一般的、没有威望的作品。请问，这不是奇耻大辱吗？即令我们的导师别林斯基也抨击过权威，可是当时的权威们盛气凌人，使年轻一代根本无法接近……那些知道别林斯基其人的权威看待他就像老鹰看待小鸡一样——可是我们——难道我们对新的一代是这种态度吗？……我的上帝！难道不是我们首先向他们张开怀抱，首先迎上前去，情不自禁、欣喜若狂地欢迎他们吗？可是——结果如何呢？……
然而我们——或者说我们有些人，反正是一回事——却因此断言说，新的一代诚然具有真正的才智和知识，却落落寞寞，冷酷无情，他们否定一切，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教条——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如果说我们未敢把这个可怕的名字烙在整个新的一代身上的话，那么至少我们已经确信，杜勃罗留波夫是属于最最虚无的虚无主义者之列。
“先生们！（我要对那些哪怕一瞬间不知怎么居然陷入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糊涂想法的人说上几句）请你们仔细读一读杜勃罗留波夫所写的全部文章，从一八五七年8发表在《现代人》上的第一篇书评直至《逆来顺受的人》（读他的文章决不会使你们感到厌倦），那么你们就会承认，写这些文章的人有一颗热烈的、仁爱的、高尚的、充满了对人类的真诚的爱、对人类将日臻完美坚信不疑的心——一颗对各种虚伪、谎言和压迫感到痛心疾首的心……请你们坦白承认，你们迄今为止根本没有认真读过他的文章，只不过漫不经心地随手翻过几篇，就根据道听途说、片言只语形成了对杜勃罗留波夫这个人的一些印象。我相信，认真读过他的全部文章，你们一定会由衷地后悔对他有过那种轻率的看法（你们心地善良，天生的正义感在你们心中尚未泯灭），你们内心里会对他刮目相待，甚至会深情地缅怀他，去凭吊他的遗骨……这真是一举两得：他身旁躺着你们的朋友和导师——别林斯基，他的墓地你们已经好久没有去过！……”
我初次见到杜勃罗留波夫是在一八五五年，但直到后来，当他在结业前成为《现代人》编辑部的固定成员时9才同他结识。我总觉得他的精神力量超过了肉体的力量，他那强有力的灵魂寄寓在过分衰弱的身体里。他总是一副病态，显得有些疲倦，毁掉他身体的那种周期性的不治之症当时似乎已在他身上萌芽。在校时加紧学习，毕业后又加紧工作（这对一切渴求知识、力臻完美的人来说通常会成为一种需要），还要同令人压抑的环境进行苦斗——这一切加在一起，促使他病情恶化，迅速导致他早逝……
经过了四年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杂志工作以后，他感到筋疲力尽，便遵照医生的嘱咐动身出国。他在国外待了一年多，于今年九月中旬回到彼得堡。
“怎么样，您觉得我气色如何？我恢复健康了吗？”他一见面就问我。
“是的，好多了。”我答道。
其实他的脸苍白瘦削，长满胡茬，精力显得极度衰竭，预示着死期即将临近。
他从国外带回很多书，可以看出，他准备更加埋头苦干，从事更为重大的工作。
临死前一个月，他对一个读中学的弟弟说：“眼下我得拼命工作，才能还清债务。”应当指出，杜勃罗留波夫近年来对家庭资助很大，安排了两个弟弟到彼得堡第三中学读书。他的父亲去世前在下诺夫哥罗德盖了一幢三层楼房（有一家报纸在撰文悼念杜勃罗留波夫时提到过这件事），正是因为这件事他弄得十分拮据，身后留下了一些债务。
杜勃罗留波夫回国以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承受着种种积郁的重压，同生理和精神的痛苦搏斗，然而依旧担负起同往常一样的杂志工作，直至病入膏肓，还用虚弱的双手写完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逆来顺受的人》的最后几行。此时医生对他身边的人说，任何工作，哪怕最轻微的工作他都不能做，他在生理和精神上都需要绝对安静（后面这一点能否做到，他那撕裂人心的日记可资证明），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有一天早晨，杜勃罗留波夫好不容易走到了涅克拉索夫的寓所，就再也无法走回家了。他在涅克拉索夫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左右，临死前一个星期，他请求把他抬回家去。
从那以后他就卧床不起，一小时一小时地衰弱下去；他越来越感到痛苦：整夜辗转，无法入睡，不断地要人帮他翻身，给他移位——最后几天他一动也不能动了，说的话也很难听清；这是临死前极为痛苦而长久的挣扎。他逐渐意识到死期已近，无法避免了。
十月十七日，杜勃罗留波夫与世长辞。
死者的朋友们在报纸上宣布了他去世和出殡的消息，同时张罗把杜勃罗留波夫同别林斯基葬在一起。
十一月二十日，前来送葬的人数达二百人，其中有大学教授、期刊界人士和著名的文学家，只有少数人没有到场。灵柩被人们用手抬着，从死者的寓所（在铸造街上）一直抬到沃尔科沃墓地。
在杜勃罗留波夫的灵柩前和墓地上，几个朋友和素无往来的人讲了一些沉痛而又感人肺腑的话，还读了他的日记的几个片段……
别林斯基的葬礼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葬礼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啊！
杜勃罗留波夫的日记片段比一切言辞都更清楚、更雄辩地说明，像杜勃罗留波夫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善良和真理的人，一定会倍加强烈地感受到一切有头脑的人注定要遭受的那些可怕的痛苦和磨难。因此，不论是别林斯基还是杜勃罗留波夫都活不长。别林斯基死时三十五岁10，杜勃罗留波夫死时才二十六岁！
而且总的说来，大家都知道，一切有才能的俄国人不知怎么都活不长……
教堂的仪式结束了，致辞的人都讲完了，最后一把泥土掷进了墓穴，大家怀着忧伤和沉重的心情各自散去……
死亡把杜勃罗留波夫和别林斯基连在一起。在我们这一代最高尚的文学活动家身旁躺着新的一代中最高尚、最有才华的文学活动家。别林斯基等来了当之无愧的新伙伴……
新的一代自然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知恩图报，记忆力也更好——通向这两座坟墓的小径再不会杂草丛生。
安息吧，我们志同道合的兄弟！……
1本文首次发表于《现代人》一八六一年第十一期《现代评论》专栏，子栏题为《彼得堡生涯——新诗人札记》。
2指屠格涅夫关于普希金的两次讲演，时间约在一八五九至一八六〇年。
3格·阿·谢尔巴托夫（1819—1881），公爵，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间任圣彼得堡教育区督学和圣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
4这句话引自涅克拉索夫在为杜勃罗留波夫举行葬仪时所致的悼词，见《俄罗斯言论》杂志一八六一年第十一期。
5杜勃罗留波夫开始为《现代人》撰稿时未满二十一岁。
6引自普希金的短诗《十月十九日》。
7俄国作家卡拉姆津的中篇小说，是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作。
8应是一八五六年八月。
9一八五七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请杜勃罗留波夫接手主持《现代人》评论专栏的工作。
10笔误。别林斯基死时是三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