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八年，跟我非常熟悉的阿·瓦·柯尔卓夫以别林斯基的名义请我为《莫斯科观察家》撰稿，其时该刊刚刚由他接编。我就此给别林斯基写了一封信，表明愿意为他效劳，于是我们之间便开始通信。
下面就是他给我的几封信。
一莫斯科，1838年4月26日
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我无法表达您的亲切来信给我带来的那种愉快之情。我早就知道您，早就爱上了您：在您写的所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一颗那样美好、充满人性的心灵。只有您向我证明，既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彼得堡文学家。我并未想方设法打听您事实上（就像一些饱经世事、把生活分为理想和现实两个部分的人所说的那样）是怎样一个人：我充分相信我的感觉，用不着去调查它是否合乎事实。凭着我的感觉，我相信您是爱我的，正如我相信形形色色的彼得堡诗人、散文家（不管他们认识或不认识我），甚至和我通信的办杂志的人不能容忍我一样——可是您的手——我却像握一个朋友的手一样紧紧握住它！您抛开了空泛的礼节和虚伪的面子，您做得很对。
谢谢您，衷心感谢您的建议——您在杂志方面给了我帮助。这种帮助对我十分重要。眼下无论如何，哪怕我拼命也不能丢这个脸，要努力让人们看看当代的杂志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要向专出精美广告和专出附印广告的大型杂志的出版家们表明这一点。可是空话少说——您不久就会亲自看到，而且我希望您还会遥遥地夸奖几句。你们彼得堡的同行们、所有这些小天才们真是可悲得很，他们在普希金死后的所作所为令人想起哈姆雷特的话：“为什么伟人逝世后小人物都变得伟大起来？”总之，请您尽可能惠予协助，否则那些窃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文学乌鸦们就会把您撕成碎片2。我们的出版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蹩脚：连波列沃伊这个杂志界的勇士也是败事有余，他心甘情愿地把事情弄糟，比先科夫斯基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期《莫斯科观察家》因种种情况而延期了，这些情况仅在出创刊号时才会碰到；可是当您读到我这封信时，它定能在莫斯科出版；第二期已经付印，第三期明天发排。
就此搁笔，请常给我写信，我不会欠您的信债的。
来信请寄康斯坦丁诺夫测量学院交我收。
善良的阿·瓦·柯尔卓夫向您问好。
您的 维·别林斯基
二莫斯科，1838年8月10日
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我等您的信等了很久，可是我的长久期待得到了超额的报偿：您来信向我表明，我在人生的旅途上又得到了一个目标一致的旅伴。我所理解的爱和友谊只能是建立在对真理的共同理解和对它的追求的基础之上。我相信一旦同您见面，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对友谊的追求就会变成友谊。无须多费口舌——让一切随时间和环境自然发展吧。种子要有泥土才能成长为树木，友谊也和任何感情一样，需要的是建立友谊的机会。我已经说过我所理解的机会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种机会是一目了然的——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您在信中说，希望我办的杂志能有三千名订户，可我只要有一半也就心满意足了：《莫斯科电讯》的订户从来没有超过这个数目，可是它的影响却很大。《读书文库》的出版者是个聪明能干的人，他把它办得面向大多数人，因此它的成功是很自然的。一份杂志如果具有我所能规定的这种倾向，始终是给读书界的贵族看的，而不是给一般人看的，因此绝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功。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一千五百份或二千份左右的订户。但您要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新年之前，不是在三月或五月公布办刊方针，而且是公布一个使用新刊名的新杂志的办刊方针，因为要恢复一个旧杂志，尤其是像《莫斯科观察家》这样的旧杂志的名誉，就像恢复一个女人已经失去的名声一样困难。此外，在莫斯科办杂志跟在彼得堡不一样，我们（莫斯科）的书刊审查机关专横到了极点，他们删掉的大都是2×2＝4，冬冷夏热，一个星期有七天，一年则有十二个月之类的自由派思想。但这还算不了什么——要删就让他们删吧，只要不延误就好了。第六期本来两个星期以前就可以出版，可是却有五个印张在戈洛赫瓦斯托夫3的办公室里压了一个多星期。斯涅吉廖夫4本来可以自作主张，随心所欲地删掉一切，但他却想在出版人面前表现自己是认真负责的，在上司面前又表现自己是勤勉的，而我们就只好耐心等下去。我在第六期上刊载了一篇译文：《四世纪时的多神教和基督教文献。奥索尼和圣保林》，连“多神教”“基督教”“圣”这些字审查官都不予通过。您有何感想？您知道《莫斯科观察家》的老板是尼·斯·斯捷潘诺夫，他拥有一切财力，加之又有一个好的印刷所。假如能让他像斯米尔津那样宣布自己为出版人，从新年开始出刊，并像《读书文库》和《祖国之子》那样一年出十二期，那么事情就顺利了。具有下面三个条件：宣布按其财力能够得到公众信任的出版人的名字，给杂志订出新的计划，定出最合适的创刊时间——办刊方针就有了内容，旧刊物也就可以办成新刊物。当然，如果还能获准换一个刊名，那就更好了，但这一点希望不大。假如除这一切之外再让我列名作为编辑，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因为瓦·彼·安德罗索夫5情愿让出杂志并放弃对杂志的一切权利。可是，不可能的事情又何必去说它呢？至少我们想试一试做出前三项改变——公布斯捷潘诺夫的名字，一年出十二期，从新年开始创刊。首先要去求斯特罗加诺夫伯爵6。眼下请您别对任何人提及此事。我相信一旦时机成熟，您又能通过自己的关系和熟人做点什么的话，您定能把一切办好。
您指的那些口味培养者7完全是一些严谨认真、思想正统的人——他们唱起歌来虽然尖锐刺耳，但却滴酒不沾。8舍维廖夫是个瓦格纳9，他在讲演时声称自己喜欢咬文嚼字……我想为德国人写一部俄国文学史——寄到德国去给阿克萨科夫，他会翻译并出版的。我要用这种办法刺激一下我们的人。我要让给柯尼格提示的人10知道！
我明白您在给我的信里提到的伟大的戏剧天才是谁：这个天才我早在一八三四年就看出来了。11我对文学现象的直觉是很可靠的，我能观其飞而识其鸟，而且很少出错……
我完全同意您关于哲学术语的意见，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太急躁了。请大胆对我讲真话，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您对我的友情。您第一次对我直言不讳，我感到很高兴，但那些预先声明则是不必要的。请代我问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纳杰日金。我很高兴您喜欢阿克萨科夫。他有一颗纯洁无瑕的心灵，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等您到莫斯科来，您会见到这里还有一些青年人。可惜的是巴枯宁住在乡下！我真想介绍您同他认识。但我可以介绍您认识瓦·博特金，他的音乐短论想必您是喜欢读的。他还翻译了霍夫曼的《堂璜》，编译了《莫扎特》这篇论文。我还要介绍您认识克柳什尼科夫——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第四期上的哀歌《往事又一次重现》就是他写的。克拉索夫12的诗《不要直视诗人的眼睛》既不是指普希金，也不是指任何人；他那篇咏怀诗则是指茹科夫斯基。您喜欢第一期上的中篇小说吗？那是《卡坚卡·佩拉耶娃》和《安东宁娜》的作者库德里亚夫采夫写的。这是一个具有真正的诗才和极为美好心灵的人，我也要介绍您认识他。他还给了我一个出色的中篇《横笛》。奇怪的是您只读到两期《观察家》，可它已经出了五期了。我要把斯捷潘诺夫的长篇小说痛骂一顿，因为它下流淫秽，对贪读一切书报的落后青年是一帖毒剂。假如它仅仅是一篇写得不好，而不是道德腐败的文学作品，我倒会尊重那句俗谚：对死者隐恶扬善13。谢谢您许诺寄给我各种货物14——我急不可待地等着——是否可以快些寄来？哈尔科夫的克罗涅贝格教授15已表示同意为我们撰稿，第六期上将有他的一篇文章《信札》。这篇文章毫无危害，但却把我们的审查官吓坏了。您读过第五期上的《论音乐》那篇文章吗？
这样的文章不仅在俄国杂志上，就是在欧洲的杂志上也不可多得。谢列布良斯基16是柯尔卓夫的朋友，文章就是柯尔卓夫给我弄来的。您想想看，这个才气横溢的青年（谢列布良斯基）竟患了疟疾，受尽折磨，行将就木了。我很高兴您喜欢我论《哈姆雷特》的那篇文章，那是第三期上最好的一篇文章。我本人对它感到满意，尽管它被歪曲了：布雷金17删掉了神圣的和极乐这种字眼，结尾的地方整整砍掉了半个印张。请告诉我您是否喜欢我论《乌戈林诺》的那篇文章。波列沃伊令人惋惜，但他老迈昏聩，也只好听其自便。瞧他出版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18。《读书文库》比它要好上一百倍：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刊物。果戈理有什么消息吗？《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说果戈理是很不乐意地描写他那些怪物，我读到这句话时真是忍俊不禁……我当初也这样胡说过……请告诉我斯特鲁戈夫希科夫是何许人？他有才华，歌德的作品他译得很好，至少比古别尔译的好一百倍；古别尔则简直是在歪曲《浮士德》。这也不奇怪：他把瓦格纳理解为古典主义者，而把浮士德理解为浪漫主义者。我想告诉他他是在胡扯……您要是认识斯特鲁戈夫希科夫，请向他要点什么作品给我：我将怀着感激（自然是非物质的）之情予以发表。请告诉我别尔涅特是何许人？他有才华，但如果他不及时聪明起来，这种才华就会枯萎。费·柯尼曾答应给我两篇文章交给科尔萨科夫先生审查，可是不知为什么杳无音信。您对这件事是否知道些什么？就此搁笔。望速回音，并亟盼您亲临莫斯科。我本人也打算去彼得堡，如果有钱的话，我想春天一定去一趟。
您的 维·别林斯基
三莫斯科，1839年2月18日
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我在您面前深感歉疚，竟自有口难辩了。不过，我的抽屉里迄今还放着去年十一月十日给您的信，可是——唉！并未写完。我实在顾不上写信。我在那封信里想对您明确地说说我办杂志的情况，但那比预测天气更不可能办到。现在给您的这封信很短，但却十分明确。是这么回事：我无法把《莫斯科观察家》办下去。要解释原因，话就太长了，因此我干脆撇开一切解释，再对您重复一遍——我无法把《观察家》办下去，我觉得我这是出于无奈，现在必须放弃它。19可是同时，我必须设法谋生，免得饿死，而在莫斯科我无法谋生——这里只有爱慕、友谊、善意、贫困这样一类不能糊口的肴馔，此外一无所有。我必须去彼得堡，越快越好。我想求助于您对我的好意和友情——请您费点心，安排一下我的命运。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眼下忙得不可开交——他手上有两份刊物——我想，一个撰稿人每月要能为他撰写或划拉上十个印张的文稿，将颇能助他一臂之力。我愿意负责评析一切纯文学的，甚至某些其他门类的书籍——这样，每期《祖国纪事》我都可按时提供二至五个印张的文稿。
评论自可按期进行，杂谈一栏也一样。开门见山地说吧：多少钱一个印张？但主要的一点是：假如没有二千卢布，我就是步行也出不了城门；我亟待还清的债务约当此数。此外我衣衫敝旧，形同乞丐。除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外，请您跟别的人也谈一谈，亲自谈或通过旁人都行：我打算把自己卖给任何人，从先科夫斯基直至（呸！下流东西）布尔加林——看谁给的钱多，同时又不限制我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一句话，我的文学良心，这一点对我至为珍贵，整个彼得堡也没有这么多钱勉强可以把它买去。万一事情到了这样一步，竟至有人对我说：要么放弃独立不羁的信仰，要么饿死——那么我会有足够的力量，宁愿像个畜生一样饿死，也不愿可耻地让一群狗把我活活吃掉……有什么办法呢——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请速作复。亟盼回音。
您的 维·别林斯基
此外，我甚至愿意负责《祖国纪事》的划样、校对等类工作，只要能够对这一切按劳付酬。我需要钱！钱！工作我是能干的，只要能让我干我的工作。总之请尽快复信。主要的是，我希望在您的信中获悉（如果有人愿意雇用我工作的话）详细的条件。
再说一遍——请速作复，——就此搁笔。
四莫斯科，1839年2月25日
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我留在莫斯科了，因此请您不再为我费心，并原谅我让您虚惊一场。种种困境简直把我气疯了，因此我痛下决心要迁往彼得堡，可是情况已稍有转变——因此我还是留在莫斯科。眼下我无法写许多东西给您：我为这些事伤透了脑筋，迄今仍在病中。请代我握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先生的手，他给我寄来歌德的几首哀歌，我不知如何感谢他才好。有一段时间我捧着这些诗读了又读，我像浮游在生活的海洋里一样，沉浸在这些六音步的诗里。请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先生原谅我干了一件蠢事：我把两首哀歌刊登在去年第十一期上，要到近几天才能出版，尽管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普罗米修斯》译得好极了！恳请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先生今后继续惠赐稿件。
同样请您代我向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先生致意，非常感谢他送的可爱的礼物20。我未能给他复信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工夫，二是不知道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先生的教名和父名。请他代我问候我从前的老师米·马·波波夫21，他曾经给我许多帮助，对他的生动记忆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消失。
请想想看——多么不幸：测量学院的一个姓M.的学生从我这里偷走了一本克拉索夫的诗抄本，现在落到了先科夫斯基手中，而先科夫斯基则把它当自己的东西随意支配。能否在《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提一提这件事？
克拉耶夫斯基竟给卡缅斯基、格列比奥恩卡这样一些人烧香叩头，他不觉得害臊吗？古别尔论哲学的那篇文章暴露出作者本人目光短浅，头脑空虚。索洛古勃伯爵的中篇小说《两只套鞋的故事》写得多好啊。真是奇迹！妙不可言！多么暖人心田，多么朴实，多么丰富的思想！
衷心地恳求您——请您务必开恩，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眼下随便寄点什么来，好的、优秀的作品等您有空再说。真的，您要是不给第四期写个中篇——我可要跟您吵架了。请代我问候萨维里耶夫22，请他不必再为我费心了。到明年，一八四〇年，我仍将留在莫斯科，以后的事——那就听天由命了。就此搁笔。
您的 维·别林斯基
……我于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三日来到莫斯科——第二天就去拜访别林斯基。
所有有头脑、好读书的青年当时都被他的文章迷住了。
应当说，我在当时已开始意识到我在其中长大的环境和我从小沾染上的种种粗野的习俗和偏见的丑恶了，可是更加美好、更有人性的生活的理想在我的脑子里还十分模糊——因此我怎么也无法抛掉各种庸俗的贵族习惯，尽管这些习惯有时也叫人觉得有些难堪。
三十年前，莫斯科所有有钱的贵族乘坐的通常是四匹马拉套的轿式马车。我动身去莫斯科之前，有人就一再叮嘱我，没有四匹马拉套的马车休想在任何上流社会人家露面——因此我一到莫斯科就备了一辆套四匹马的轿式马车。
我去拜访别林斯基时就是乘的这辆四套马车，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来我还感到羞愧。
他住在一条似乎离尼基塔林荫路不远的狭窄荒僻胡同里的一间木头平房里，平房的墙基深入地下，窗子几乎同砖铺的狭窄人行道一样高。当我的四套马车驶近这间小屋的门口时，整个房屋震得摇晃起来，荒僻幽静的小胡同里响起了马车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别林斯基后来笑着对我说，他被震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懊丧地，甚至气冲冲地奔到窗口。
这条胡同里有史以来从未响起过这样的轰隆声（这也是别林斯基说的话）。
我下了马车，脸一直红到耳根。此时此刻我极为苦恼，觉得我这辆四套马车及马车发出的轰隆声十分失礼，然而已经晚了。
我窘愧万分，提心吊胆地走进杂草丛生的院子，胆怯地敲了敲低矮的门……
门打开了，门里面对着我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看上去年约三十岁，身形瘦削，脸色苍白，一张不匀称但严峻而聪明的面孔，鼻端粗圆，灰色的大眼睛富于表情，一头黄而不淡的浓发垂到额际——他穿一件很长的常礼服，扣着一排斜扣。
他的面部表情和整个动作给人一种神经质和不安的感觉。
我马上猜出在我面前的正是别林斯基。
“您找谁？”他忐忑不安地看了我一眼，用有点气愤的声调问道。
“维萨里昂·格果戈里耶维奇，我是某某（我说出了自己的姓氏）。”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请进来吧……我很高兴……”他的语气相当冷淡，而且显得困惑。他把我从昏暗窄小的穿堂里带进一间堆满文稿和书籍的小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张小沙发，沙发套已经破旧，一张漆成红木色的高大笨重的斜面写字台，还有两把带栅栏形扶手的椅子。
“请坐吧，”他指着沙发对我说，“您来莫斯科很久了吗？”
“我昨天刚到。”
随后几分钟是难堪的沉默。别林斯基仿佛蜷缩在椅子里。我克服了胆怯情绪，跟他谈起了我们共同熟识的诗人柯尔卓夫。
别林斯基很爱柯尔卓夫。
“你们彼得堡的那些文学家，”他微微笑着，就这个话题对我说，“对柯尔卓夫十分傲慢，以庇护人自居，而他在他们面前故意装得十分驯顺，做出一副对他们的威望五体投地的样子，但他看透了他们，而他们根本没想到他在暗自嘲笑他们。”
我在他那里坐了半个小时左右，这一次关于我们的书信往来只字未提，我担心会打扰他的工作，再说他脸上一直露出神经质的、不安的神色，这也使我觉得困窘，因此我们的话一直谈不起来。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暗自希望别林斯基挽留我，但他并未挽留。我觉得他巴不得我走掉。
他把我送到门口，说他过两天一定来看我。
我出了大门，徒步向前走去。我再也不好意思坐我那辆套着四匹马的轿式马车了，便吩咐马车跟在我后面。
“请注意别弄出那么大的声音。”我对车夫说，车夫则惊讶地望了我一眼。
两天以后，别林斯基一早就上我这里来，坐了很久。这一次他和我似乎都觉得自在一些了。他详细地向我询问了彼得堡各方面的文学家和办杂志的人的情况。当他听我略带幽默地讲到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时，看来他有点感兴趣了。
后来他向我承认，我头一次同他见面时给他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这当然同我那辆四套马车大有关系；他决定回访我一次，就此断绝往来。
“可是第二次，”他对我说，“您给我的印象好得多，因此我甚至忘掉了您那同套拉车的四匹马和您的马车。我还发现您十分温厚，您讲的有些故事令我十分开心，于是我决心继续同您交往。”
从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我迁到阿尔巴特，住在托恩23的一幢灰色小木屋里（离阿尔巴特门不远），那幢房子迄今还在。别林斯基在这间房屋斜对面的院子里租了一间寓所。他不拘礼节，常来我家吃午饭，同我的关系越来越随便，越来越推心置腹。我一天也要去他那里好几次。
此时他同自己的几个朋友（具体说就是博特金和卡特科夫）闹翻了，因此当他们从一个门进来看我时，他便从另一个门走了。
这一时期来看他次数最多的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个学生，《莫斯科观察家》上刚刚发表的中篇小说《横笛》的作者，后来这所大学最杰出的教授之一——彼·尼·库德里亚夫采夫。
别林斯基很爱《横笛》的作者，对他的美学趣味十分钦佩。
“库德里亚夫采夫具有最精细的美感，”别林斯基说，“他喜欢的东西一定是好的……”
别林斯基的处境很糟糕。《莫斯科观察家》的出版人斯捷潘诺夫的事业很不景气，他付给别林斯基的劳动报酬微乎其微，而且还不是按期支付。一些零星的债务使他非常不安。迁到新居之后，他总共只剩下三十卢布纸币。他在恶劣的环境里苦苦撑持，感到疲惫不堪；他是那样满腔热忱地接手《莫斯科观察家》的工作，然而继续办下去的希望日渐破灭了。
这一时期整个杂志界的活动集中在彼得堡，那里又办起了一个新的大型刊物。
“我情愿迁到彼得堡去，”他重复说着给我的信里说过的话，“负责整个杂志的评论专栏，只要能得到三千卢布纸币就行。难道我不配得到这种报酬不成？我决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在这儿真的会饿死……”
近二十年来，我在文学界没有见过一个人比别林斯基更加诚实，更不计私利。一谈起劳动报酬来他就窘得不知所措，满脸通红；不论别人提出多大数目，哪怕对他极为苛刻，他也会一口答应下来。
“这种条件您都答应，您不感到耻辱吗？”他的朋友们责备他。
“有什么办法呢？”他笑着答道，“一提到钱，该死的胆怯就占了上风。我老是决心很大，勇气十足，暗自定下一个数目，心想：不行，少于此数我绝对不干，可是事到临头又泄了气。我生就了这种孬种的个性！”
他花钱像个孩子一样：节约起来连必需品都不买，有时灵机一动，又大手大脚，那种程度处在他的环境下简直不可想象。着迷是他的天性，连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都会使他入迷。
我待在阿尔巴特，住在托恩那幢房子里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走到窗子跟前。
这时有四个人头顶托盘从窗前走过。托盘上放着几盆极为绚丽的花。
“这大概是送到哪位阔老爷的府上去。”我想。
我自然马上就把这些花忘掉了。过了半个小时我上别林斯基那儿去。
我一走进他的房间就呆住了。这间空空荡荡、四壁抹上灰泥、涂成赭石色的房间变得十分华美：整个房间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杜鹃花、玫瑰和石竹，散发出一股芬芳的香味。
别林斯基弯着腰正在给一盆玫瑰花浇水。他抬起头来看见了我，满脸涨得通红。
“您看，我这间花房怎么样？”他笑着说。
“美极了！”我答道，“我看见这些花搬过我的窗口，说实在的，怎么也没想到是送到您这儿来。”
“老兄，我爱花爱上瘾了。今天早晨我一到花市就着了迷。最后的三十卢布我都花光了……明天我可真的要喝西北风啦……”
尽管如此，别林斯基这天早晨比平时更愉快、更兴奋，说话时不断转身看他的花，不时掐掉几片枯叶，清一清盆里的泥土，等等。
几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封信。完全出乎我们两人的意料之外，那里的一位办刊人24突然请别林斯基迁到彼得堡去给他办杂志。我和别林斯基都很清楚，这位办刊人对他并无特殊的好感。我在收到别林斯基给我的第三封信后，曾建议这位办刊人邀请别林斯基参加杂志工作，但办刊人当时已找到梅热维奇先生担任评论工作，坚决拒绝了别林斯基的请求。
然而看样子少了别林斯基还是不行。
别林斯基此时确实面临饿死的危险，毫不犹豫就接受了办刊人提出的种种条件，尽管这些条件毫无诱人之处。
当时我要回乡下去分田产，于是我们商定从乡下回来后一起动身去彼得堡。我在乡下收到别林斯基这样一封信：
莫斯科，1839年8月19日
好啦，伊万·伊万诺维奇，我总算盼到您的信啦，您没有来信时我一直非常担心您是否安全渡过伏尔加河，以及您和分田产的人的新关系（我想，闹得不好人家也许会把您杀掉）。这样一来，您就不是您自己标榜的那种积德行善的地主，也许只不过像伊万·伊万诺维奇25骂伊万·尼基福罗维奇26那样，是个阴险毒辣的贵族和强盗。阿夫多季娅·雅科夫列芙娜27可就不同了：她倒很像个积德行善的女地主。您不妨试一试把村子交给她全权支配——您会看到，只消半年，由于她的仁慈善良，您那些感恩戴德的农民——那些大胡子的梅纳尔克们、达梅特们，尤其是那些季季尔们——就会变成老爷，而老爷们则会变成他们的农民。
您给我的短简内容太空洞了。然而我还是要谢谢您。我很高兴您答应九月底回来，但我担心——这在这个不稳的世界上是常有的事——您可别拖到十月底才离开。我知道您一心想离开那里，不过我担心您会因事耽搁。我的好老兄，请您大驾早发吧：我真的等得急了。说句实话，我不知怎么巴不得尽快离开莫斯科。
您走后我这里发生了一大堆变化，还冒出各种杂事。首先，我病了一场……您给尼古拉·菲利波维奇28的令人信服的信毫无作用，大概是因为贫困比雄辩更令人信服。但我遗憾的只是他未做任何答复。将近三个星期以来，我满怀希望的同时又感到绝望（这是一种最恶劣的心境），最后我病倒了，只好足不出户了，突然又心血来潮，决定最后出一次门，去见见博特金……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尼古拉·菲利波维奇乘着车迎面驶来。“噢，”我想，“怪不得我一心想出门呢！”他跳下马车，在人行道上跟我聊了起来。他东扯西拉，也谈到了您——问我有没有您的消息，最后才谈到正题，说（米·谢·）谢普金欠他一百一十五卢布，建议我客客气气地向他要过来。就我的处境来说，这也算老天爷发慈悲了。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又一再说他身无分文，自己也很缺钱用。我马上到大学的考场上找到巴尔索夫，请他把这件事转告给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29。第二天我静候钱来，却等了个空。康·阿克萨科夫给了十卢布，否则连药也买不回来，还要买水蛭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都得花钱。我一筹莫展，没想到伊·叶·韦利科波尔斯基来了，问我身体怎么样，叫我跟他别客气，问我要不要钱用。我向他借五十卢布，但他却硬让我拿一百卢布，真是个好心的地主！第二天他回乡，临走时又来看了我。我从谢普金那里拿到钱时，病已经好了。
我同博特金和卡特科夫和好了。我们之间一切如旧，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是的，一切如旧，只是去掉了旧日的那种鄙俗。我先是同博特金言归于好，没有任何互相解释，也没有温情脉脉、令人心醉的举动和激情，但审慎、冷静而又暖人心田，因此这种和好是真实的。现在我看清了，过去那场争吵是必要的，正像雷雨对清净空气是必要的一样：这场争吵消除了我们关系中一大堆鄙俗的成分。
争吵的原因您知道一些，那只是一种借口，而真正的、内在的原因直到今天才显露出来，变得一目了然。博特金有许多地方对不住我，但在这种场合下我对他也是不肯让步。应该不偏不倚，应该公正一些。不过说来也怪：过去我觉得未能心满意足地报复博特金，现在反倒想不透我当初为什么对他那样恨恨不已。总之，我们的争吵有许多东西有如家事一样，只有我们自己才心里有数。博特金是个极好的人——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了，因为我现在说话毫不冲动——冲动里面固然热情如火，却有许多烟尘和烟气——只觉得温暖和审慎。卡特科夫有一个缺点——他太不成熟。可是除了这一点外，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我异常高兴，因为我们之间无谓的争吵已经结束，您终于可以见到我们正是您当初从彼得堡动身来莫斯科时想见到的那种样子。
康·阿克萨科夫对我好极了，他对我的关切有时令我感动得流泪。他对我实在是再好不过、再体贴不过了。真是个极好的好人！但他实在太幼稚，在这方面连卡特科夫都够当他的祖辈。他什么都不缺——力量、毅力、精神的深度。但他有一个缺点使我十分苦恼，这倒不是那种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的温情主义，而是某种繁文缛节，它和他的各种美好的精神因素混杂在一起。只要他钻进了哪个牛角尖，那么首先，他会彻头彻尾沉浸在里面；其次，一百年也休想拽住他的耳朵把他从那种鄙俗的感觉或概念中拉出来，然而那种感觉或概念却会乘他无所事事之机钻进他那异常聪明的脑袋。就说现在吧，他成天冥思苦想，认为歌德超过莎士比亚（其实还差得远哩！）。但就在他这样冥思苦想——如果荒诞也可以称思想的话——的时候，出了一件事，这件事压服30了阿克萨科夫，因为，就像没有头脑的波斯人说的那样，这件事喂了他一肚子污泥31。同他分享这种污泥的有巴枯宁和博特金。
很早以前，还是在去年秋天，我得知《浮士德》第二部的一点内容，就以我惯常的坦率大声宣称，这第二部不是诗，而是枯燥、僵死、腐朽的象征和讽喻。人们先是把我看成渎神者，后来又把我看成头脑空虚、灵机一动就信口开河的疯子。新一代的黑格尔派办了一个杂志，同黑格尔创办的柏林的《年鉴》32配对，名为《哈雷年鉴》33，这家杂志发表了一位黑格尔主义者费雪34论歌德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论证说，《浮士德》的第二部是僵死的庸俗的象征，而不是诗；但第一部则是伟大的作品，不过里面也有一些不可理解、因而不能算诗的地方，因为（我也说过同样的话）诗是诉诸直接的美学感觉的，理解艺术作品决不要求钻到哲学的奥秘里面去，而第一部里一切不可理解的东西都属于象征和讽喻的范畴。费雪剖析了一切剖析《浮士德》的文章，并无情地嘲笑它们；他把第一代黑格尔派也讥诮了一番，说他们被黑格尔哲学的光辉照得头晕目眩，竟然凭一时的冲动把一切都同这种哲学扯到一起，尤其是企图把《浮士德》第二部看成黑格尔体系在艺术领域的充分体现。最丢人的是马尔巴赫35，他写了一本确实出色的十分风行的书，但在谈到《浮士德》第二部时却是一派胡言；博特金出色地节译了这本书的很大一节，自己却不知所云，当他想在《莫斯科观察家》上发表这一节时，不得不把有关《浮士德》第二部的那一段大部分删去；马尔巴赫则把《浮士德》第二部称为外行看不懂的“天书”。瞧这些伙计有多丢人？而我又有多棒呀！我是个异常聪明的人，对不对……啊？……您以为如何？……（您也问问阿夫多季娅·雅科列芙娜，看她对此有何看法——我想，她会对我的谦逊感到惊讶。）
就在这本《哈雷年鉴》36里有一篇论但丁的文章，它论证说此人根本不是什么诗人，而他的《神曲》37不过是一种象征。我也早就这么想和这么说过，那么，这样一来您还不拜倒在我的美学天才面前吗？
您看我对您的短简复了多长的一封信。我收到了寄给您的一封信，随信附上。另外附上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38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很有意思。请常来信。
我还没有把您的信交给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因为尚未见到他。他见了信将会多高兴呀——像个孩子一样！是的，康斯坦丁是个可爱的孩子，只可惜他的头脑有点僵化。我到现在几乎每天都要重新考虑自己以前的某一种信念，对它敲打和检验一番，而在从前则是每天都有一个新的信念。钻进某一项狭隘的定义里怡然自得，这可不是我的本性。顺便说说，读了论《浮士德》第二部和但丁的两篇文章之后，我变得更加固执，现在最好别在我面前谈论席勒的剧本：我早已知道它们不怎么样。普希金令我如醉如狂。多么伟大的天才，多么富有诗意的本性！是的，按其本性他不可能写出任何类似《浮士德》第二部的作品。我答应以致友人书信的形式为弗拉季斯拉夫列夫的丛刊写一篇论《石客》的文章。我想仿照39罗切尔试写一篇类似哲学评论的东西。我现在有三位艺术之神，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令我如痴如狂：荷马、莎士比亚和普希金……
请代我向阿夫多季娅·雅科夫列芙娜致谢，感谢她惦记着我，请代我向她深施一礼。
就此搁笔。《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转载了我评论波列沃伊的文章，那篇新文章尚未发表。
您的 维·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没有改变他的打算。我于十月份回到莫斯科——一八三九年十月底我们便到了彼得堡。他住在我家……
此时他一向虚弱的身体开始恶化。有时他诉说胸口疼痛，呼吸困难。
这一时期我住在谢苗诺夫军营附近的泥泞街，在建筑师迪梅特的两层楼木房里。别林斯基住在楼下一间完全隔开的房间里。
就在这个房间里，在我们到达五个月以后，别林斯基同他的一位朋友言归于好；他在谈及这位朋友的才智、卓越的教养和机智时总是热情洋溢。
他们的争执是在莫斯科发生的。别林斯基当时有一种完全抽象的、思辨性的倾向，赫尔岑则更加注重社会问题。他们激烈地争论了一场，吵了一架。别林斯基未和他见面就离开了莫斯科。
有一天傍晚五点多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一八四〇年三月的事40），仆人向别林斯基报告说，赫尔岑来看望他。
别林斯基一听见这个名字就涨红了脸，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您总算可以见到他了。这是个杰出而又卓越的人。待会儿您上我那儿去，我介绍您同他认识。”
半个小时以后我下楼到别林斯基房间里去。
我刚进去时，别林斯基同赫尔岑的谈话仍然有点不大自然。别林斯基给我们互相做了介绍。
赫尔岑迅速看了我一眼，有礼貌地笑了笑，握了握我的手，又转身向着别林斯基。
我好奇地仔细打量了他几分钟。赫尔岑长得相当丰满，年约二十岁，中等身材，乌黑的头发剪得很短。他的脸形匀称漂亮，脸上显得神采奕奕，一双机灵的深棕色眼睛炯炯有神，嘴角显出一种特别微妙的幽默的神情……他身上穿着燕尾服，纽扣上有纹章。
我不想打扰他们，在房间里没有待多久。
一个小时以后，别林斯基上楼来到我房间里。
“好啦，我们都谈清楚了，看样子又和好了，”别林斯基一边喘气一边倒在沙发上（看来这次会见对他触动很大），对我说道，“我对赫尔岑讲了您知道的在克拉耶夫斯基家里发生的那件事——我讲了那位先生拒绝同我结识，因为我写了……您知道吧……我不能讲出那篇文章的名称——而我反倒为此握了这位先生的手41……赫尔岑听完这个故事就向我扑过来。我们彼此拥抱，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了脑后。谢天谢地！……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彼得堡一开始就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42
“这才是一座欧洲城市！”他说，“就是说，至少我想象中的欧洲城市就是这个样子！”随后他开始抱怨气候不好，但骂的同时总要添上一句：
“不过无论如何，住在彼得堡总比住在莫斯科好。”
别林斯基来到彼得堡后，彼得堡各个文学圈子的反应十分热烈。
彼得堡所有日益落伍的文学家和办刊人都痛恨他，同时又十分怕他。
有一天我和别林斯基走在涅瓦大街上，突然有个人在背后拽了一下我的外套。我回过头去。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家著名报纸的编辑，写过各种描写风土人情的文章和长篇小说，而在他行将结束文学生涯的时候则不择手段地攻击一切生机勃勃、才华横溢的新事物，满口颂赞五光十色的大店小铺，喋喋不休地谈论俄罗斯语言的纯洁……
“对不起，老弟，请原谅，”他对我小声说，“是我拽了您一下……请告诉我，跟您一起走的这个人是谁呀？”
“别林斯基。”我说。
“噢！噢！……”他以一种说不出的好奇心从头到脚仔细打量起别林斯基来，“那么这就是从莫斯科被叫来咬我们的那条恶狗啰？”
我把这番话告诉了别林斯基，他感到十分开心，后来他一再说布尔加林称他疯狗。
这一时期彼得堡的办刊人中有一位是过去《莫斯科电讯》的出版人，别林斯基有一个时期在莫斯科同他关系十分亲近。
别林斯基曾经爱戴他，并高度评价了他以往在莫斯科的办刊活动，这从他给我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来，然而那一段活动同他在彼得堡的活动已毫无共同之处。
“这个人自己预见到自己会堕落，”别林斯基忧郁地告诉我，“他离开莫斯科时，我把他送到城门。我们在城门口拥抱、告别……‘愿您在彼得堡取得成就，过得幸福。’我说。他仿佛心情沮丧地笑了一笑，‘谢谢您，’他答道，‘不行啰，还有什么成就可言！然而假如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他用的字眼比较明确尖刻），那么请不要责备我，请可怜可怜我……我是个有家口拖累的人……’”
在彼得堡别林斯基没有同他见面。波列沃伊回避他，是因为他在完全改变信仰之后觉得不好意思坦然面对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是个极为出色、极为高尚的人！”有一次我故意跟他谈起了别林斯基，波列沃伊说道，“性子急躁，热情满腔，可是现在我们不好再交往了。我在这里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了。比如我就不得不称赞什么施泰文的长篇小说，可那些长篇小说全是胡扯。”
“那么是谁非要您称赞这种作品呢？”我惊讶地问道。
“不能不那么干啊，您要知道他是警察段长呀。”
“这怎么回事？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呢！我要是正正经经分析他的作品，他也许会把一件东西偷偷扔到我的茅舍里，然后诬告我是小偷，用绳子把我捆起来游街。可我是一家之主呀！”
听了这篇可怕的供词，我的心都紧缩了。而且这番话居然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他曾经坚决抨击一切可耻行径，宣传精神自由和人的尊严！
彼得堡的文学名流们对别林斯基十分傲慢。他们对他不屑一顾，再不就是把他说成一个厚颜无耻、学业未成而居然企望名垂史册的大学生。似乎只有普希金一人私下承认，这个学业未成的大学生有朝一日定会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他知道谢普金同别林斯基关系亲密，便请他把自己刚刚创办的最初几期《现代人》转送给别林斯基。
“不过这件事情只能我们俩知道。”普希金又补了一句。
他担心的是，这件事可别让他的朋友——那些文学名流们——知道了……
别林斯基在彼得堡的生活范围仅限于一小批青年文学家之中，其中许多人今天已达到文学名流的水平，也许他们对待新一代文学活动家的态度也和当初那些文学名流对别林斯基的态度一样，傲慢而又不可企及……
别林斯基对这一小批青年文学家有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爱他，同时又怕他，尽管他性格温顺、柔和，容易动情。他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别林斯基总是不顾情面，对自己的朋友们直言不讳，并且一针见血地嘲笑他们的各种弱点。他憎恶互相标榜、谄媚和虚伪。
“这都是老朽的征兆，”他说，“但恳我不要活到这种年纪！”
下面是别林斯基写给我的一封短简，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他那颗热烈、崇高、饱含仁爱的心灵。
1842年12月5日
嗯，巴纳耶夫，我看出您对某些事物是有鉴赏力的——我刚才读完了《梅尔基奥尔》43，耳边一直回响着您的话：这个女人领略了爱情的秘密。是的，爱情是一种秘密，领略到这种秘密的人是幸福的；即使自己不能把它变成现实，也仍然占有这个秘密。对我来说，巴纳耶夫，生活中欢乐的一刻将是这样一个时刻：我能完全相信您在精神上终于占有了这个秘密，而不仅仅是有所预感。巴纳耶夫，我们是幸运儿——我们目睹了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受到了上帝的祝福，我们等来了我们的先知——并且认出了他们，我们等来了预兆——并且理解和领悟了它们。您会觉得莫名其妙——没头没脑干吗要给您写这些话，但我现在神魂颠倒，如痴如狂，而乔治·桑认为疯狂就是一个人不以自己莫名其妙的举动使任何人感到惊讶和屈辱的有理智的状态——她这话指的是梅尔基奥尔。我们往往都是些有理智的梅尔基奥尔，我们在稀有的疯狂时刻是幸福的。我有许多话想对您说，可是舌头却不听使唤。我爱您，巴纳耶夫，爱得热烈——我是在对您感到不可遏止的愤恨时体会到这一点的。谁给了我这种权利——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是否给过我这种权利。我觉得您错了，您以为一切都会自行到来，不花代价，不用斗争，因此您不在斗争中去清除自己灵魂中的杂草，把它们连根拔掉。巴纳耶夫，有朝一日一觉醒来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且眼见得毫不勉强、无须废话便可做到这一点，这还不算什么丰功伟绩。唾手而得的东西并不牢靠，而且也不可能，它是骗人的。应当自觉苦修，祈祷斋戒，锁链加身；应当对自己说：我虽然想要这种唾手而得的东西，但这不好，因此我不应该要它。纵使您一心想要这种东西，您还是别去要它；纵使您感到麻木和苦恼，也比满足于自己的浮华和空虚要好一些。
但我觉得我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是真的如痴如狂了。也许我会上您那儿去吃饭，而不是谈话：谈话应该在兴之所至的时候去谈，而不能指定一个时间。我要赶紧把这篇信手划拉的东西寄给您，免得已经冷却的感情促使我把它撕掉……
围绕别林斯基形成的这个小组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始终保持了纯洁的精神，一直到他去世。小组能够支持住是靠他的精神和信念的力量。
在他去世以后，大家仿佛无法聚合，各奔东西了；然而每一个曾经属于这个小组的人大概迄今都对它保存着珍贵的忆念……
别林斯基很少离开这个小组到文学界去露面。
这个文学界只在一个人44家里偶尔展示在他面前，那里每周一次，聚集着各界名流——学者、军人、文学家、宗教人士和上流社会士绅。这个社交界不可能完全和谐一致和充满朝气，宅邸的主人想使文学界和上流社会关系亲近起来，但他的努力并未成功。上流社会从未真正关心过祖国文学，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文学界不过是由常在各个沙龙露面的五六个文学权威组成而已。
其他文学家和学者大都不是上流社会的人，显得腼腆局促，这个社交界的人便怀着略带侮辱意味的好奇心，透过单眼镜或长柄眼镜不时对他们看上几眼，就像观看野兽一样，还惊讶地询问宅邸主人：“这是哪儿来的？他是什么人？”文学权威们也不愿同其他这些文学家接近，只是偶尔对他们表示一点赏识或赞许。
他们似乎害怕让人看出他们同文学家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文学家这个字眼对他们来说仿佛是个侮辱性的字眼：他们首先想获得上流社会人士的名声，对文学活动只不过逢场作戏，偶一为之。
以学术和文学活动驰名的人在这个上流社会文学沙龙里的处境十分难堪，他们通常畏畏缩缩，在女士们的长柄眼镜和士绅们的单眼镜的睽视下，屏息静气地穿过沙龙，走进亲切热情的主人的书房，找个角落坐下来，这才轻松地舒一口气。
是否需要使文学界和上流社会亲近起来——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加以探讨……
但在提到这些聚会时我应当说，最有人情味、心肠最好的还是宅邸的主人，他一视同仁地接待每一位客人——不论是燕尾服上佩有饰物的地位显要的贵族老爷，还是贫穷、谨慎、无人知晓的文学家，他都采取同样亲切、温暖和真诚的态度。这种特点尤其在当时来说是引人注目的。
别林斯基很久都没有决心去这个沙龙，尽管他对沙龙的主人很有好感，其证明是他能在他面前畅抒己见，有时甚至毫无顾忌，使主人感到十分尴尬……
“您干吗不想上我那儿去？我生您的气了。”他对别林斯基说道。
“实话对您说吧——为什么不去？”别林斯基笑着答道，“我是个平民百姓，又笨拙又胆怯，有生以来从没有去过什么沙龙……您家里总有一些贵妇人，可我连跟普通妇女打交道都不会……得了，别让我受那个罪吧！要是我笨手笨脚，闹得不成体统，您也会觉得难堪。”
尽管如此，沙龙的主人还是非要别林斯基去做客不成。
他们家的除夕总是过得格外隆重。他特地邀请别林斯基在这一天晚上（184？年除夕）上他家里去，还要我担保一定说服他，并把他带去。
这个委托我完成得并不容易。我劝了别林斯基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开始动摇了。
“好吧，见您的鬼，或许……我去吧！”他心神不定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说道，“我穿什么好呢？”他朝着我生气地加了一句。
“就穿常礼服吧，那里没有女客。”
他衣服穿了很久，一边哼哼一边咳嗽，一再说他呼吸比平时更加困难，说他会受不了的——因为去了总得吃点东西，可是吃了东西会更加感到不舒服。
我们上雪橇时，他一边抬腿一边说：
“看来我是在做一件糟糕透顶、不可原谅的蠢事……我在那里一个熟人也没有……我有什么好干的呢？”
我们上楼时，他登了几级阶梯便停下来，说道：
“我是不是回去算了？这样做最明智……”
“不行，我决不能让您走。”我坚决答道。
“真没办法……走吧……可您别上得这么快呀。您身体那么棒，叫人看着就恶心。您随便上多高都不在乎，可是叫我上彼得堡这些该死的阶梯，慢慢儿走还喘不过气来。”
别林斯基经常嘲笑我身体结实。
“您那是什么胃呀！石头都能消化！”他叹道，“这人从来都不生病！”他指着我对我们的一个朋友说，“您对此有何感想？世上偏偏有这么些幸运儿！您等着吧，总有一天会轮到您，一下子咳嗽起来……”
我们来到沙龙时已是十一点多了。别林斯基一跨进沙龙的门就脸色苍白，咬紧嘴唇，但里面没有女客，主人又亲切殷勤，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他抱定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但还是感到孤单，跟着我几乎寸步不离。
这天晚上到场的有全部文学名流和权威，有老有少，他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他们离得那么近：克雷洛夫、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莱蒙托夫，等等。
晚餐之后，克雷洛夫和茹科夫斯基躺在沙发上，有几个人围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小圈子。
我们坐在这一圈人后面。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注意别林斯基，有些人甚至还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人，尽管如我说过的那样，当时俄国整个读书界的青年都如饥似渴地抢着读他写的文章，而他的名字（在杂志上只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署在一篇不很成功的文章下面45）已经在俄国最遥远的角落被人们欣喜地传诵。
这里我要顺便讲一件事来证明这一点，一八四五年我乘邮车从尼日尼去喀山。邻座是个大胡子中年人，穿一件长长的、罩住高统皮靴的常礼服。这是个西伯利亚商人，聪明好学，热心阅读一切俄国杂志。他根本没有料到我跟文学有点关系，同我谈起了各种刊物……
“你们那儿哪一种杂志比较流行？”我问他道。
他讲出了别林斯基参与办刊的那份杂志的名称。
“为什么呢？”我反问道。
“这还用问吗？非常清楚，因为参加办刊的有别林斯基。他的文章我们所有人都爱极了。”
“那么你们怎么认出他的文章呢？他可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呀。”
“先生，俗话说观其飞而识其鸟嘛。他虽然不署自己的名字，可他的名字我们那儿有文化的人都知道。”
回到彼得堡后，我自然把我同这个西伯利亚商人的谈话告诉了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听了之后十分得意。
“瞧我多了不起！”他笑着说，“这下子您可别小瞧我啦！”
不过，我们还是讲沙龙的事。
我在上面说过，别林斯基同我并排坐在一群文学名流后面，谁也没有注意他；他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他身旁有一张独脚的小桌子，上面放着几瓶酒。他漫不经心地把臂肘撑在桌上，小桌子一翻，酒瓶都打破了，酒流到名流们的脚下，别林斯基则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板上。
摔倒时的响声和流淌的酒弄得大家手忙脚乱，所有人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转身往后看。
别林斯基好不容易才爬起来，血全都涌到头上，一时间仿佛昏了过去。宅邸的主人吓慌了，关切地奔过来，把他领到书房里，给他喝水，递给他各种嗅盐……
别林斯基渐渐恢复过来，笑了一笑，说道：
“您瞧，我早就跟您说过，我会在您这儿闹得不成体统的——果然是这样。您可别怪我，得怪您自己。”
别林斯基摔倒这件事使他的名字渐渐传开了。
许多上流社会的士绅们头一次听见这个名字，不无好奇地问道：
“这位先生有什么特出之处？他写些什么玩意？”
尽管别林斯基在上流社会和文学界初次露面就这么倒霉，但后来他又不止一次到这个沙龙去，不过这只是为了满足殷勤的主人的一番心愿，他相信这样做的确能使主人感到愉快。
一般说来，别林斯基很不喜欢人员混杂而又陌生的大型社交场合。甚至当我们习以为常的小圈子里出现了陌生人时，他也会脸色一变，心里一沉，不再开口。
他一无例外地真诚眷恋这个亲密的小组的每一个成员，但有时不知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格外喜欢某一个人，对这个人显得异常温存。不过他后来总是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懵懵懂懂，憨厚地同我们一起嘲笑自己爱走极端和容易入迷。
不过当他听到人家提起他一八三九年底和一八四〇年初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几篇文章时，他从来都无法保持冷静。46有一天早晨他上我这儿来，问我在不在家里吃午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这些文章发表三年以后的事）。我书房里的桌子上无意中摆着一本载有他写的《闵采尔》一文的那期杂志，正巧又是打开到那一篇。
别林斯基上我这儿来时心情很好，但当他走到桌子跟前，瞥了一眼杂志时，他的脸色陡然一变，抓起杂志就扔到地上。
“您怎么啦，把这篇文章塞到我眼前，故意要拿我开玩笑吧？您知道我一想起这个时期的文章就不能不生气。我请您行行好，再别跟我来这一套了。”
他气喘吁吁，几乎是倒在沙发上了。
我一再保证，说我绝不是故意把这篇文章塞给他看，说我脑子里根本不可能有这类想法；然而尽管我这样担保，他并没有很快平静下来，这一天也没有上我家吃午饭。
总之，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也能使他大发雷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那种致命的痼疾的结果，这种病在他身上发展得日益严重了。
有时晚上休息，他喜欢同朋友们一起打赌注最小的胜牌，总是打得入了迷，而且只输不赢。
有一次（那是复活节前夜在我家里）他一连三个小时牌不离手，输的分数多得吓人。他打得疲倦了，分牌时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散散心。这时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很爱他）故意给他挑了一副红桃八分的牌，但打到后来一定会少四分……别林斯基回来了，抓起牌看了一眼，顿时容光焕发……他宣布打红桃八分，结果当然少了四分。他发疯似的把牌一扔，气喘吁吁地喊道：
“只有我才会这么倒霉！”
屠格涅夫很可怜他，便老老实实向他承认是跟他开玩笑。
别林斯基开始不信，可是当大家都证实是这样时，他以无法形容的责备的神情看了屠格涅夫一眼，脸色白得像纸一样，说道：
“这种事干脆别告诉我反倒好些。请您以后再别开这种玩笑！”
当病情发作后趋于缓和或不使他过分焦急时，他似乎变得格外开朗和愉快，他那温和、直爽、委婉的性格都在他的眼神里反映出来。这种时刻他喜欢取笑他某些朋友的弱点——比如巴结贵族呀，吹几句牛呀，爱慕虚荣呀，等等。
然而（这一点我已经讲过，而且不得不再强调一次）要想对别林斯基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要想窥见他的全部丰采，就必须把话题引向那些能够切实触动他的社会课题和问题，并用反驳来刺激他；一受到触动，他会陡然变得高大起来，话语泉涌而出，整个身形显得刚毅有力，声音有时激动得喘不上气来，面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他以一种大权在握的姿态抨击自己的论敌，把对方当一根稻草似的戏弄一番，讽嘲一顿，把他置于可笑的境地，同时以一种惊人的力量不断发挥自己的思想。在这种时刻，这个平时腼腆、胆怯和笨拙的人变得难以辨认了。
还应该在他针对使他热切关注的问题进行写作时注视他的神态：此时他脸上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鹅羽笔在纸上飞快划过，他呼吸沉重，不断把写满的稿纸抛到一边。他通常只写稿纸的一面，以免停笔等候墨迹干掉……
我多次在这种时刻见到他并悄悄观察他；假如在我走开之前他回头看见了我，他就会不客气地对我说：
“对不起，巴纳耶夫……您瞧，我正忙着呐……”
有时他会暂时把笔放下，把手搁在头上。他的这种姿势至今仍然如在目前。
有一次，我碰见他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使劲地挥动右手。
“您这是怎么啦？”我问他道。
“手都写肿啦……我接连写了八个小时没起身。有人说这怪我自己，因为我拖到月底才写。也许这话多少有点道理，可是请您瞧瞧，给我送来了多少书……而且是些什么书呀——您看：识字课本、语法教科书、圆梦的书，还有卦书！而且我每一本都得给它写上几句！”
他停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接着又说：“您要是知道我一向受的什么痛苦就好了：总是老调重弹，千篇一律——说来说去都是莱蒙托夫、果戈理和普希金；不敢越出雷池一步——除了艺术还是艺术！可我又算个什么文学批评家！——我天生是写抨击文章的——满腹热情，一腔积郁，却不敢往外吐一个字！”
他是个无法遏止、勇敢无情、铁石心肠的文坛战士，无情而刻毒地刺痛那些极爱面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上流社会作家和时髦作家的浅薄的自尊心；他总是避免同这些人接触，由于生性腼腆和不善交际，见到他们时往往手足无措。可是有一次，有个上流社会作家当面提出一个极为放肆的问题，他却回答得非常巧妙。
别林斯基的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后过了两天，他在我家吃午饭，这篇文章评及的那部作品堂而皇之地问世以后，在公众中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别林斯基的书评写得异常委婉巧妙，因此让人觉得更加刻毒。我们坐下来吃饭比平时早一些。刚开始吃饭，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门铃声，接着传来这部作品的作者那洪亮的声音：“在家吗？”别林斯基脸色一变，在椅子上欠起身子。
“我走吧。”他小声说道。
但我的妻子却劝他别走。
作者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
“你们好哇。”他说着，把手伸给了我的妻子，随后又伸给我，对别林斯基点了点头；别林斯基也略略点头作答，同时紧咬下唇，这种表情总是表示他的不满。
“我不打扰你们，”作者漫不经心地继续说道，“请把最近一期的《祖国纪事》给我。听说那里面把我痛骂了一顿，我想瞧瞧这篇文章……”
我们把《祖国纪事》递给他，他就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我们吃完饭后，作者突然径直来到别林斯基跟前。
“这是谁搞的，是您打了我一耳光吗？”他似笑非笑地问道。
别林斯基的脸唰地变白了。
“如果您把这称作耳光的话，”他盯着对方的眼睛，毫不退缩地答道，“那么至少您得承认，我打耳光时是戴着天鹅绒手套的。”
作者哈哈大笑起来，当他继续跟别林斯基谈话时，已是十分殷勤，彬彬有礼了。47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有一个人的家里我们是经常去的，每逢星期天别林斯基通常在他家里吃午饭，这人就是军事学校的俄国文学教师亚·亚·科马罗夫。亚·亚·科马罗夫十分敬重别林斯基，对别林斯基一片热忱。他还是个食不厌精的人，特别喜欢做凉拌菜，做得非常拿手。别林斯基对他的午餐一向十分满意，在主人面前赞不绝口，同时借机插上一句，说他的堂兄弟也很喜欢请人去吃饭，但饭菜却做得糟透了。
“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里不会吃坏肚子，”别林斯基常说，“这可跟他的堂兄弟不同。那一位专会下毒！他们的胃该有多好（他指着我和同他也很亲近的雅泽科夫），石头都能消化，可是在您的兄弟家里吃了饭以后，有时他们也要把水蛭贴在肚皮上。”
亚·亚·科马罗夫同已故的普罗科波维奇情投意合，并通过他同果戈理十分亲近。果戈理成名之初来彼得堡时，总是住在普罗科波维奇的寓所，也常去科马罗夫家。别林斯基就是在这里见到他的。
别林斯基对作为作家的果戈理充满热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就其为人而言，别林斯基从来都无法同他亲近。果戈理过分孤芳自赏，随着名声的增长，他逐渐开始养成那种高不可攀的权威派头，越来越多地接近文学界和上流社会的其他权威人士。别林斯基生性坦率真诚，对任何人的傲慢和装腔作势都无法忍受，他坦白地说，有果戈理在场，他总觉得心里不舒服。
果戈理的小俄罗斯口头故事和朗读（大家知道，他的朗读令人倾倒，讲起故事来也极为出色）给别林斯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当时果戈理还肯经常同非上流社会的老朋友们欢聚一堂，在他们家里下厨煮他极爱吃的意大利通心粉，用自己的故事逗得他们十分开心。
提起果戈理高傲的态度及他对待老朋友的古怪举止，我想顺便在这里插叙一笔，讲一讲亚·亚·科马罗夫家里的一次晚会（这已是别林斯基去世两三年以后的事）。果戈理向亚·亚·科马罗夫表示愿意上他家里去做客，并请他邀请几位他不认识的文坛新秀。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请了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涅克拉索夫和德鲁日宁等人。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尽管我早已认识果戈理。我是一八三九年夏天在莫斯科，在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阿克萨科夫家里同他结识的。我认识他的那一天，他在阿克萨科夫家里吃午饭，并首次朗读了他的《死魂灵》的第一章。我们在晚上八点多钟聚集在亚·亚·科马罗夫家里，殷勤的主人为那位大名鼎鼎的贵宾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急不可待地恭候他光临。他十分崇敬他的天才。我们也同他一样不胜翘企。为了等候果戈理，我们直到十点钟连茶都没喝一口，但果戈理仍未露面，我们只好不等他就坐下喝茶了。
果戈理到十点半才来，他谢绝喝茶，说他从来不喝茶。他迅速看了看所有的人，同熟人握了握手，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在沙发上躺了下来。他很少说话，而且无精打采，懒得开口，在他周围造成一种难堪的、令人感到压抑的气氛。主人向他介绍了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涅克拉索夫和德鲁日宁，果戈理这才有点活跃，同他们每个人谈起他们的作品，不过一眼就看出他并未读过这些作品。然后他谈起自己，让大家感到他的《通信》48是在病态中写的，本来不该出版却出版了，他感到很后悔。他仿佛是在我们面前为自己辩解。
晚餐他也谢绝了，这使主人感到极为伤心。他什么酒都不想喝，尽管那里各种酒几乎应有尽有。
“那么用什么来款待您呢，尼古拉·瓦西里伊奇？”主人终于绝望了，说道。
“什么都不用，”果戈理摸着胡子答道，“不过，给我一杯马拉加49酒也好。”
正巧他家里没有这种马拉加酒。这时已经将近一点钟了，所有的酒店都关了门，可是主人还是分别差了人去找马拉加酒。
果戈理说了想喝这种酒，可是过了一刻钟又说他不大舒服，要回家了。
“马拉加酒马上送来，”主人说，“请您稍等一下。”
“不，我不想喝，再说已经很晚了……”
然而经主人一再恳求，他总算答应等一等马拉加酒。半小时以后，一瓶酒送了上来。他给自己斟了半杯，尝了尝，不管别人怎样央求，拿起帽子就走了。
不知别人感觉怎么样——他走后，我似乎觉得松了一口气……
然而我们还是来谈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有时到少数几个挚友家里走一走，为的是放下工作休息和畅谈一番，讨论和争论他耿耿于怀的一些问题；可是他更喜欢家里的一隅之地，总是按自己的财力把它布置得舒舒服服。他的书房一向很清洁整齐：地板光洁如镜，写字台上的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窗子上挂着窗帘，窗台上摆着鲜花，墙上挂着各种名人和朋友们的画像，其中包括斯坦克维奇的画像和几幅古代版画。他非常喜爱这些版画，亲自到旧货市场上物色回来，并向我夸耀他的宝物（这些东西现在全部保存在我们的朋友米·亚·雅泽科夫手上）。他的藏书大部分是俄文书籍，每天都要增加一些；最后几年他已能自由阅读法文，又开始添购法文书……要是有人在他的镶木地板上留下脚印、扔了烟头或吐了痰，把地板弄脏了，别林斯基一定会皱起眉头，开始唠叨，他的书房真是一尘不染……
我同别林斯基在莫斯科结识之初，他的房间里空空荡荡，四壁光秃，那时我就觉得他的这种洁癖十分醒目，令人感到惊讶。
我认识别林斯基之前曾一再向尼·伊·纳杰日金询问别林斯基的情况，当时（一八三八年）纳杰日金从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归来，身体有病，住在杰穆特旅馆。
纳杰日金通常是很健谈的，不知为什么对别林斯基的事似乎避而不谈。有一次我问起他的生活方式和习性，纳杰日金张口笑了起来，像通常一样露出了牙床，说道：
“这个人有才华，有信念，但在生活方面却极为窝囊。他在我的《望远镜》杂志社工作时，我给他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寓所，房间虽然不大，却是又精雅又干净，窗台上还摆着花！……他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住不下去了，搬到烟囱街一个满地泥泞、无法通行的地方……”
我同别林斯基熟识以后，有一次问他：
“怎么，您一直像现在一样爱清洁吗？”
“这是什么话？”别林斯基反问道。
我把纳杰日金说的话对他讲了，别林斯基哈哈大笑起来。
“难道他是这么说的吗？”他满脸通红，大声说道，“我向您发誓，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样的寓所——还有什么花哩！说得倒好听！您现在见到我，了解我了：怎么样，我像个窝囊的人吗？”
后来别林斯基手头宽裕一点了，便一点一点添置东西装饰他的寓所，每次买了东西回来总要让我看看，并跟我商量哪件东西往哪儿搁，怎么摆法……这个窝囊人每次坐下来工作之前，都要把书房里的东西掸得一尘不染。
他的朋友们晚上常到他家里聚会，只要他心情愉快，又不像通常发病时那样痛苦，他总是说着笑话，亲切地接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在书房里点上好几支蜡烛。光亮和温暖总是使他更加愉快……
他在阿尼奇卡桥附近洛帕京公寓里的一间小小寓所里似乎是从一八四二年住到一八四五年50，比起他住过的其他寓所，这间寓所具有愉快而舒适的特点。它比先前的寓所更合他的心意。文坛上的许多往事跟它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冈察洛夫接连几个晚上给别林斯基朗读了自己的《平凡的故事》。别林斯基十分赞赏这个一出现就光芒四射的新天才，而且为此老是取笑我们善良的朋友米·亚·雅泽科夫。原来冈察洛夫知道雅泽科夫同别林斯基过从密切，便把《平凡的故事》的手稿交给雅泽科夫，请他转交给别林斯基，不过他请雅泽科夫先读一遍，看看是否值得转交。雅泽科夫把手稿放了一年左右，有一次把它翻开（据他自己说），读了几页，不知怎么觉得不中意，就把手稿撂下了。后来他对涅克拉索夫谈起此事，补充一句说：“看样子不怎么样，不值得发表。”可是涅克拉索夫从雅泽科夫手上把稿子要过来，才读了几页就发现这是一部出类拔萃的作品，便把它交给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这才请作者亲自朗读。
别林斯基听着冈察洛夫朗读，兴致越来越浓，听到特别满意的地方不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两眼闪闪发亮。每次中间休息时他都笑着对雅泽科夫说：
“怎么样，雅泽科夫，这是一部坏作品——不值得发表吗？”
《穷人》的作者前来见他也是在这间寓所，那是在这部作品发表之前。
应当说明的是，最先得知《穷人》这部作品的是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跟他是工程学校的同学。
他把手稿交给了格里戈罗维奇，格里戈罗维奇则转给涅克拉索夫。他们一起把稿子读完，然后交给别林斯基，说这是一部异常出色的作品。
别林斯基将信将疑地接过稿子。他似乎好几天没去动它。
有一天睡觉时他想读点东西，这才第一次拿起稿子，但手稿的第一页就吸引了他……他越看越入迷，通宵未眠，一口气把稿子看完了。
第二天早晨涅克拉索夫见到别林斯基时，他已经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
处在这种状态中，他通常显得急不可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露出满腔激动的神色。这种时刻一定要有一个亲近的人，听他把充塞在心头的感想倾吐出来……
不用说，别林斯基见到涅克拉索夫时该是多么高兴。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请来！”他劈头就是这句话。
然后他气喘吁吁地向涅克拉索夫谈了自己的种种印象，他说，《穷人》显示了巨大的天才，它的作者将超过果戈理，等等。《穷人》自然是一部杰作，它受到那样的欢迎完全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别林斯基对它也是过于迷恋，走到极端了。
当别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见他时，他以一种温存的态度，几乎像父爱般的感情会见了他，并马上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表达了对他的热忱。
比别林斯基更坦率、更真诚、更直爽的人我再也没有见过。
他自己不止一次承认：
“有什么办法呢？我说话不会吞吞吐吐，不会卖关子——这不符合我的本性……”
发现任何新的天才对他来说总是一件大喜事。
别林斯基的热情十分专一，全都倾注在文学上。每一期新杂志出来，他都贪婪地抓到手中，用颤抖的手裁开自己的文章，赶紧浏览一遍，看看付印后文章的意思还保留了多少。这时他的脸忽而变红，忽而发白；一会儿绝望地扔下杂志，一会儿——如果没有碰到重大的删改或歪曲的话——又感到欣慰，变得心情愉快。
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朋友们早就劝他放弃杂志工作，因为这种工作对他的身体状况极为有害。但他一直举棋不定，反问道：“那我靠什么来养家活口呢？”最后出现了一种情况，真正激怒了别林斯基，促使他下了决心。一八四六年春天，他放弃了《祖国纪事》的例行工作，动身去了莫斯科，六月初又同米·谢·谢普金一起出发去俄国南方。
给别林斯基送行的场面异常愉快热闹。开始时是早上在谢普金家里吃了一顿便餐，我当时也在莫斯科，别林斯基在莫斯科的朋友们全都到齐了，其中有格拉诺夫斯基、叶·费·科尔什、凯切尔和赫尔岑，他同别林斯基是一八四〇年在我家里和好的。51别林斯基同赫尔岑这时已是情投意合、亲密无间了。他们的信仰已经完全一致，别林斯基矢志不渝地眷恋着他。他们都成为对方不可缺少的人。
赫尔岑尽管屡遭变故、历经忧患，依旧异常乐观和生气勃勃。这一次他在早餐时一直讲个不停，讲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这是他讲话时的特点）——他那洪亮悦耳的声音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
谢普金的四轮马车已做好准备，送行者的轻便马车也都已套好。出发的时间到了。
赫尔岑还在滔滔不绝，妙语无穷，讲得引人入胜。
“走吧，米哈伊洛·谢苗内奇，到时间啦！”别林斯基说道，他在这种场合总是急不可待的。
“对不起，各位，”科尔什插进来说，“我们怎么能带着赫尔岑在城里通行呢？带着他在城里不能走。”
“为什么呢？”大家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带小铃铛的车在城里禁止通行呀。”52
大家哈哈大笑，向马车走去。
我们带上了食品和酒。
那一天天气晴朗而温暖。我们的旅途异常愉快，一向妙语无穷的赫尔岑在这一天比平时更加口若悬河，谈笑风生。
我们没有进驿站，就在开阔的小丘上一间农舍旁边歇息。那块地方并不漂亮，但我们对这一点并不在意。我们解开食品，拿出了酒，把这些东西都摆在地上。因为没有桌子，赫尔岑弄来一块木板，毫不在乎地在上面切起火腿来，这使一向有洁癖的科尔什心里很不舒服。后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吃这火腿。
大家随意找了一块地面，或一段圆木，坐下和躺下……有的人拿一块火腿，有的人切一块馅饼，还有的人解开纸包的烤肉。凯切尔嚷得比谁都响，毫无情由地哈哈大笑，还按自己的习惯，老是忙着开香槟……
“祝出发的人健康！”凯切尔给所有的人斟满香槟，然后举起自己的酒杯叫道。
说着他不知为什么又大笑起来。
一声令下，酒宴开始了。凯切尔嚷个不停，同时往酒杯里斟酒。赫尔岑已经肚皮朝上躺了下来，有人还从他身上跳过去。
别林斯基滴酒不沾，也不喜欢别人醉酒，对这种场面开始感到厌倦。他渐渐变得闷闷不乐，显得十分焦躁……
“该走啦，该走啦，米哈伊洛·谢苗内奇。”他一再说道。
四轮马车终于赶过来了。大家挨个儿同出发的人拥抱、接吻……
“上帝保佑你健康归来！”大家从四面八方对别林斯基喊道。
他笑了一笑……“再见了！再见！”他挥了挥手，急匆匆地说。
四轮马车开动了，铃铛响了起来。我们目送着他，别林斯基最后一次从马车里向外观望，对我们点了点头……几分钟以后，路上只剩下一片尘雾。
“诸位，我们还剩下好几瓶哩！”凯切尔得意地晃着酒瓶喊道……
不过，别林斯基走后我们也没有待多久。在归途上，凯切尔跟住在谢普金家里、前来为他送行的一个年轻人狠狠吵了一架。
俄国的南方之行对别林斯基的身体并未产生什么好的效果。
他于一八四六年秋天回到彼得堡，其时我们已开始准备出版《现代人》，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使他喜出望外。
他看到我们做了种种准备工作，听到关于新刊物的议论，想到他已摆脱令他不快的那种依附地位，现在要同他怀有充分好感、对他也深深敬重的人们一起自由行动，再加上当时我们同《祖国纪事》之间产生的一场相当有趣的论战——所有这一切都支持了他的神经，使他感到兴奋，感到有事可做了！
他满腔热情地提笔为《现代人》撰写论俄国文学的文章（见《现代人》一八四七年第一期）53，又写了另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见《现代人》一八四七年第二期）54，评论果戈理著名的书信，这些书信的出版使他深感耻辱。
然而体力开始不支了——他痛苦地感觉到这一点；医生劝他到国外去，他自己也有这个心愿，所有的朋友都极力劝他实现这个心愿，希望这一次旅行对他有所裨益，至少让他再支持一些时日。钱筹措好了，于是他在一八四七年春天乘船起程。
这一时期住在国外的有别林斯基十分眷念的巴·瓦·安年科夫，还有屠格涅夫；他们大概可以讲述他在国外时的许多趣事，以及欧洲给他留下的印象。
别林斯基于八月底从国外归来，在旗帜街一套小寓所里住了一阵儿……开始时他显得精神爽快，比先前健旺得多，使所有的朋友充满希望，认为他一定会康复。他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怀着这种希望，不过信心似乎不大。一个月以后，他在里戈夫卡街加尔琴科夫公寓给自己找了一套寓所。
这套寓所相当宽敞舒适，坐落在这家公寓宽阔的院子里，在木头修建的厢房的二层楼上，厢房前面有几棵树，给人一种阴郁的印象。紧靠窗口的几棵树遮住了光线，因此房间里显得阴暗……
萧瑟的秋天来了，带来了永远幽暗的彼得堡的白天，一片片落在污泥里的潮湿的雪花，还有透肌刺骨的湿气。
与此同时，别林斯基的气喘病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厉害；咳嗽又开始折磨他，日夜不停，使他异常痛苦；血也因此不断涌向头部。晚上日益频繁地发冷发热，经常高烧……他的精力一天天明显地衰竭了。
一八四七年的秋天和冬天似乎无休无止，使他感到异常痛苦。体力耗尽的同时，他的精神力量也衰颓了。他很少出门；朋友们聚集在他家里时，他也很少提起精神，经常说他活不久了，死期已近了。据说患肺病的人几乎从不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意识到自己境况危险，还经常指望能活下去。别林斯基很清楚他患的是肺病，他从未指望活下去，从不用对未来的种种幻想来聊以自慰。
到了晚期，由于彼得堡的气候，由于各种忧愁和烦恼，由于沉重而模糊的不祥的预感，他遭受的疾病的痛苦变得无以复加。开始传出一些对他不利的流言，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日益窒闷和阴暗，对他文章的审查也越来越严。他收到两封令人很不愉快的信，不过语言十分委婉，是过去一位他十分爱戴和敬重的老师写来的。55按这两封信的要求，他必须出面说明一些情况，然而此时他已无法出门了……
有些先生，别林斯基过去很重视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也开始说他的文思枯竭了，说他老调重弹，文章写得有气无力，冗长乏味……56
这些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为此他深感痛心。
开春时他的病情迅速恶化，摧毁了他的身体。他双颊深陷，两眼失神，只是寒热发作时偶尔闪现一点光芒；胸脯塌陷下去，两腿几乎无法挪步，喘气十分可怕。就连朋友们来看他，也成了他的一种累赘。
有一天早晨我上他家里去，这是四月底或五月初的事。一张沙发搬到院子里的树下——别林斯基被人搀扶出来吸一吸新鲜空气。
我是在院子里见到他的。
他坐在沙发上，低垂着头，呼吸十分艰难。
他看见了我，忧郁地摇摇头，把手伸给我，手上渗满了冷汗。
过了一会儿他微微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道：
“我不行了，不行了，巴纳耶夫！”
我开口说了几句话安慰他，但他打断了我的话：
“别说废话了。”
他再不说话了，低垂着头沉重地喘气。
我无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有多沉重……
我跟他天南地北地扯起来，可是心里不知怎么总不自在，而别林斯基则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一切都完了！”我想，“再过几天，也许再过几个小时，这个人就不在人世了！”
可是阳光却是那样灿烂；那是一个明媚艳丽的春日，树上的嫩叶开始抽芽，一群麻雀吱吱叫着，在这个生命垂危的人身边自由飞翔……
几天以后别林斯基死了。（米·亚·）雅泽科夫家里保存着一幅铅笔画像，描绘了他临死前几天的形象：面孔瘦削，眼睛里闪着发寒热的病态，头发蓬乱，满脸胡子拉碴。
这幅画像是雅泽科夫的妻子画的……这个垂死的人的面孔使她感到骇然，并深深刻印在她的脑海，她一回到家就把这副面容勾画在纸上……
他死的那一刻我不在他身边，可是据在场的人告诉我，别林斯基本来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已经毫无气力，失去知觉，然而使大家大吃一惊的是，他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两眼闪光，走了几步，口齿含糊，但语气坚定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倒了下去。大家扶住他，让他躺到床上，过了一刻钟他就与世长辞了……
彼得堡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伴送他的遗体到沃尔科沃墓地。参加他们行列的还有三四个不明身份的人，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57他们在墓地上一直待到这场凄凉的仪式结束，极为好奇地注视着一切，尽管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注意。大家为别林斯基做了祈祷，把他的遗体放进墓穴，就像对待其他任何人一样，随后满心悲伤的朋友们按照基督教的习俗默默地将一把泥土抛入他的坟墓，这时墓穴里已开始浸出水来……
我丝毫不奢望把别林斯基的整个为人描绘出来。这样的工作要花费巨大的力量，况且这样做的时间也尚未到来。我只想用这篇小小的文章抛砖引玉，让那些同我一样跟他接近的人写出更有意思的回忆。假如我这片段的回忆能够让他的朋友们多少记起一点他的形象，而那些虽不认识他、但真诚怀念他的人读起来也不无兴趣的话，那我就不胜欣慰之至了。
1860年1月15日
1本文首次发表于《现代人》一八六〇年第一期《文学、科学和艺术》专栏。
2意为拼命榨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参见第三百六十七页注2。
3德·巴·戈洛赫瓦斯托夫（1796—1849），莫斯科教育区督学，莫斯科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极端反动。
4伊·米·斯涅吉廖夫（1793—1868），莫斯科大学教授，民族学家兼考古学家，书刊审查官。
5瓦·彼·安德罗索夫（1803—1841），文学家、统计学及经济学家，一八三五至一八三七年为《莫斯科观察家》编辑。
6谢·格·斯特罗加诺夫（1794—1882），俄国伯爵，国务活动家，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七年间任莫斯科教育区督学。
7指斯·彼·舍维廖夫。
8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诗《音乐家们》。
9瓦格纳是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人物，别林斯基认为他是个专门咬文嚼字的浅薄之徒。
10指尼·亚·梅尔古诺夫。一八三八年，德国人柯尼格主要根据同梅尔古诺夫谈话的内容出版了《俄国文学的创建者》一书，对梅尔古诺夫的朋友舍维廖夫大肆吹捧。
11“戏剧天才”指库科尔尼克。别林斯基一八三四年在《文学的幻想》一文中讽刺了这位“戏剧天才”。
12瓦·伊·克拉索夫（1810—1853），俄国诗人，别林斯基的朋友，《群言》《莫斯科观察家》和《祖国纪事》的撰稿人。
13原文是拉丁语。
14巴纳耶夫在给别林斯基的信中说，他和其他一些彼得堡青年文学家入秋以前将寄给他“一大堆自制的各种货物”。
15伊·维·克罗涅贝格（1786—1838），哈尔科夫大学教授兼校长。
16安·波·谢列布良斯基（1800—1838），俄国诗人，柯尔卓夫的朋友。
17瓦·伊·布雷金（1808—1871），俄国书刊审查官。
18指《祖国之子》，该刊的挂名编辑是格列奇，实际编辑则是波列沃伊。《乌戈林诺》是波列沃伊写的剧本。
19原因在于当时书刊审查十分苛刻，此外也由于别林斯基同他的某些莫斯科友人不和，这一点读者看下去就会知道。——作者原注（译者按：原因不止于此，参见本书第二部第三章开头几节。）
20指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出版的《一八三九年朝霞丛刊》，斯特鲁戈夫希科夫翻译的歌德《普罗米修斯》即发表在该丛刊上。
21米·马·波波夫（？—1872），别林斯基在奔萨古典中学时的老师，后任第三厅官员。
22即尼·瓦·萨维里耶夫-罗斯季斯拉维奇，见本书第一百〇二页注1。
23房产主的名字。
24指克拉耶夫斯基。
25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人物。
26同注1。
27巴纳耶夫的妻子。
28指尼·菲·巴甫洛夫。
29指米·谢·谢普金。
30原文为法语。
31意为诋毁，诽谤。
32原文是德语。全名是《科学评论年鉴》，系黑格尔于一八二七年创办的杂志。
33原文是德语。
34弗·特·费雪（1807—1888），德国美学家，黑格尔的追随者。
35奥·戈·马尔巴赫（1810—1890），德国评论家、哲学家和诗人，黑格尔的追随者。
36原文是德语。
37原文是意大利语。
38即克拉耶夫斯基。
39原文是法语。
40见本书第二百九十二页注2。
41“这位先生”指一个工程兵军官。“那篇文章”指别林斯基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的文章。赫尔岑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而别林斯基此时的观点亦已转变。
42此语不确，别林斯基是后来才习惯彼得堡生活的。
43法国作家乔治·桑的中篇小说，发表在《祖国纪事》一八四二年第十二期。
44指弗·费·奥陀耶夫斯基。
45此语不确：别林斯基发表在《莫斯科电讯》和《莫斯科观察家》上的一系列文章（包括《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等名篇）都署了他的全名。
46指反映了别林斯基“同现实调和”思想的几篇文章，如论《波罗金诺战役随笔》的文章、《闵采尔，歌德的批评家》等。
47这里指的是弗·亚·索洛古勃及别林斯基评论他的小说《四轮马车》的文章（《祖国纪事》一八四五年第六期）。评论发表时没有署名，所以索洛古勃才提出那样的问题。
48指《与友人通信选集》。
49西班牙地名。
50应是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六年四月；朗读《平凡的故事》是一八四六年初的事。
51见本书第二百九十二页注2。
52参见本书第二百九十三页：“用科尔什的话来说，伊斯康捷尔说起话来声音总是像铃铛一样响亮。”
53指《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
54指评论《与友人通信选集》的文章。由于书刊审查方面的原因，别林斯基在这篇文章中未能充分表达他对果戈理的观点；其后他又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
55指别林斯基在奔萨中学的老师米·马·波波夫，他后来在第三厅任职，写信给别林斯基，要他去见第三厅的长官。
56这里首先是指别林斯基的朋友和熟人中一些依附于自由派的人，例如博特金，他在一八四七年四月写信给克拉耶夫斯基说：“我悄悄告诉您，我认为别林斯基的文学生涯已经完了。”
57指第三厅派来监视的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