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索洛古勃伯爵的结识——他的文学成就——奥加廖夫和康·布尔加科夫——在我的别墅里读《蠢货》——米·尤·维耶尔戈尔斯基——康斯坦丁·布尔加科夫——索洛古勃伯爵的星期三聚会——亚·巴·巴舒茨基和布尔加科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到来——他的《穷人》受到欢迎——别林斯基的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索洛古勃伯爵家的晚会上——在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朗读屠格涅夫的《食客》及在索洛古勃伯爵家朗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家人好算账》——这两个剧本给上流社会留下的印象——亚·尼·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家的联欢会——布留洛夫和库科尔尼克在这些晚会上——库科尔尼克的没落
我是在索洛古勃伯爵还在杰尔普特大学念书、来彼得堡度假时同他结识的。
当时他已经十分爱好文学了，但他似乎耻于显露这种热情。
他说，他一时心血来潮，划拉了一篇小故事，被克拉耶夫斯基要去了；接着又赶紧补充说，其实他根本无意当个文学家，有时写上几篇，也不过是因为无事可做，解解闷而已。
这篇短篇小说题为《谢廖沙》，发表在一八三七年1的《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它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但在一般公众中则很少引起注意。
大学毕业之后，索洛古勃的举止异常惹人注目，一方面他具有德国大学生那种落拓不羁的作风，另一方面又具有俄国贵族老爷的派头和自命不凡的态度——这两者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使他永远处于自我矛盾的尴尬境地。因此他显得矫揉造作，举止生硬，仿佛总是对自己感到不满似的。这一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增长，因为这种不满的情绪中又加上了种种苦恼：贪图功名未能得到满足，文学上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最后还有财产不足，无法去过他从小就学会的、打算过的那种大手大脚、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他既不善于独立思考，也不会从事任何严肃正经的活动，更不能坚持不懈地干什么艰苦工作，他甚至像贵族老爷一样，对艰苦工作抱着某种鄙视和傲慢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以老爷式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才华，不考虑如何对它加以发展。虽然头几次试笔便在文坛上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到头来一辈子也只是一个略识门径的文学家，尽管这种角色很少能满足他的自尊心。
他没有足够的意志力专心致志于某项工作，为自己选择一项明确的事业，选择一种专业……他想在同一时间里既谋得一项重要的行政职位，又能在宫廷里取得地位；既在上流社会里扮演一个角色，又能在文坛上赢得声望，然而他又不愿为此作出任何努力。他抱着马马虎虎的态度追求一切，因此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一无所获，其结果是有点儿像文学家，有点儿像内侍官，有点儿像上流社会的人，也有点儿像政府官员。他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失败，心里充满了孤寂和空虚，没有任何信念，懒洋洋地沉浸在陈腐的观念里，却又不满足于这些观念，因此他处境尴尬，在上流社会里充当一个文学家，而在文学界又充当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但他能对自己感到不满，能在他敬重的人面前真诚地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这一切都表明索洛古勃在本性上不属于那种淡漠无情、轻易地放纵自己的凡人……
他的《两只套鞋的故事》在文学界和公众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中篇小说被人们相互传阅，评论界热情地欢迎它，并开始把索洛古勃看成俄国文学的希望之一。别林斯基对这篇小说十分赞赏，他关切而又好奇地向我详细询问了作者的情况。
《两只套鞋的故事》引起巨大的轰动，连一些从来不读任何作品，至少不读俄语作品的人也纷纷阅读。上流社会的人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开口只谈这篇《套鞋》，索洛古勃的名字风靡一时。这篇《套鞋》只有一次给他闹了一点小小的不快。Д*家里的舞会散场时，索洛古勃同一群准备各自乘车回家的男女舞伴一起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这群人中有一位А*，是个十分机灵、善于随机应变的先生。索洛古勃想跟他开开玩笑，用讥讽的语调故作正经地吆喝了一声：“А*的轿式马车！”А*笑着看了他一眼，随即也吆喝道：“索洛古勃的套鞋！”所有人都禁不住笑了。索洛古勃的自尊心受了刺激（那一天他确实没有马车），他无法掩饰自己的窘态。
索洛古勃的成就鼓舞他热情地着手写另一部中篇小说，次年《祖国纪事》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上流社会》。这部《上流社会》在公众中几乎和《两只套鞋的故事》一样受欢迎，文学界的各个圈子的人虽然也很喜爱这篇小说，但对它的欢迎态度已经比对《两只套鞋的故事》要冷静得多了……
别林斯基公正地评价了这部中篇小说叙事的灵活和精巧，批评了它思想薄弱和构思不成功，以及萨菲耶夫的性格（索洛古勃想通过萨菲耶夫的形象描写索博列夫斯基）。作者是把萨菲耶夫看作理想人物，对他怀有某种景仰之情的。只有克拉耶夫斯基一人预先向所有人大肆鼓吹，说这个中篇是我国文学中一个空前的现象，固执地拒绝对它的一切批评，老是重弹那几句话：“不，不论你们怎么议论，这是一部极为出色的作品，写得好极了，把上流社会写得绘声绘色，而且那语言又用得多好啊！不，索洛古勃了不起，好样儿的！我没有料到他写得这么好。”
然而过了几天，克拉耶夫斯基已经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评论《上流社会》了。
“没有什么构思，”他学着别林斯基的腔调说，“而且萨菲耶夫算个什么人物？难道能把他当成理想人物吗？”如此等等。2
《两只套鞋的故事》和《上流社会》，尤其是轰动一时的《药房老板娘》发表之后，索洛古勃成了最受喜爱和最时髦的小说家，甚至还有几个人起而效颦（不过都大为逊色）。他后来的所有作品虽然没有取得头三部中篇小说那样大的成功，但人们读起来仍然津津有味。
一八四二年夏天，我同当年丧偶的克拉耶夫斯基一起住在巴甫洛夫斯克的别墅里。别墅的厢房租给了到彼得堡来的雅泽科夫和博特金。这一年夏天我们过得非常愉快。打算出国的奥加廖夫来做了几天客，住在雅泽科夫的厢房里；还有康斯坦丁·布尔加科夫3，他以行为浪荡、具有多种艺术天才及在米哈伊尔·保罗维奇亲王4面前的种种机智举动而闻名5；前来做客的还有我们许多其他朋友。雅泽科夫的厢房里客人一直络绎不绝。
我是通过伊斯康捷尔认识奥加廖夫的。奥加廖夫对雅泽科夫十分依恋。
奥加廖夫属于那种柔和、温顺，眼光敏锐深刻而又感情丰富的人，人们通常把这种气质称为诗的气质。这种人完全不善于应付实际生活。当他们不受外界的影响独处一隅时，有些人便怀着淡泊的愉悦之情沉湎于抽象的幻想世界，感到怡然自得，并在幻想中变得萎靡颓丧；另一些人则干脆沉湎于肉体的快感之中而不能自拔……奥加廖夫早年就同伊斯康捷尔交上了朋友，是伊斯康捷尔不让他走这两种人的路。在伊斯康捷尔强有力的影响下，奥加廖夫树立了在他动荡的一生中所有转折关头给他以支持、使他了解自己生活意义的那些信仰。
他的整个外形，他那从容不迫的动作，他那经常沉思的眼神，他那轻微的、勉强听得见的、很像病人发出的喃喃声——这一切都含有一种异常讨人喜欢、令人感到亲切的东西。无怪乎伊斯康捷尔、格拉诺夫斯基和我们许多朋友都温情地爱他……奥加廖夫总是郁郁寡欢，甚至在最热闹的饮宴时刻也是如此。日益衰亡的旧世界及其所有荒诞的规则和形式使他感到苦恼，他无法依从这些规则中的任何一条，他隐隐怀着某种怡然自得的心情冲破仍然把他同旧世界连在一起的那些联系。他解放了自己的一部分农奴，依靠还剩下的相当大的一份财产生活，不仅自觉无忧无虑，甚至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
“为了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他一边用他那轻微悦耳的声音对我们说，一边却慢慢地呷着香槟，“我觉得我必须成为一个无产者。”
这并不是一句空泛的言辞。他说得真诚，他那对忧郁的眼睛里颤动着泪水……
奥加廖夫在生活中不断迷路、绊跤，像浪子一样毫无节制地纵酒狂饮，然而他也像《圣经》中说的那个浪子一样，在堕落中也没有丧失灵魂的纯洁，没有背弃自己崇高的信仰。不论在他的生活或诗作里都没有一丝一毫漂亮的空话或虚伪的情感。
真挚和诚恳——这就是他这种人的主要优点。也许可以责备他们单调死板、萎靡不振，有时像老人爱诉苦那样软弱忧愁，但决不能说他们矫揉造作和爱讲空话……
奥加廖夫和雅泽科夫彼此之间不可能不亲近：他们的性格都柔和温顺，两个人都缺乏任何应付实际需要的本领，在这些方面他们之间有某种亲缘关系。奥加廖夫和雅泽科夫有时一连几个晚上彻夜不眠，低声促膝谈心，守着一瓶酒沉入甜蜜的遐想……有一次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以后，奥加廖夫（这一次雅泽科夫跟他不在一起）突然异想天开，要到涅瓦修道院他父亲6的坟上去，而且他一定要带雅泽科夫一起去。于是奥加廖夫在清晨四点半钟去找他，把他叫醒……雅泽科夫对奥加廖夫的提议一点也不觉得惊讶，相反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马上穿好衣服，高高兴兴地随他一起去了墓地。
奥加廖夫在巴甫洛夫斯克住了三个昼夜，他的到来使雅泽科夫感到兴奋，我们也不得不度过三个不眠之夜。有一天住在皇村的索洛古勃也跟我们凑到一起。车站里的音乐结束之后，我们回到雅泽科夫的厢房，喝喝茶，沏一壶热糖酒，不知不觉一直坐到两点。两点钟时我们出来送索洛古勃，索洛古勃又邀我们上他家里去。我们从窗口爬进他的书房，坐了半个小时左右，又到皇村花园去迎接黎明，到卖牛奶的女人雕像7那儿去洗脸……我们回家时已近八点，随即吃早餐。这种没有条理的生活令雅泽科夫和奥加廖夫十分开心，但如果我们夜间倾谈或散步时有外人插进来，就会破坏奥加廖夫内心的安适……“索洛古勃也许是个很好的人，”他说，“可是上帝保佑他，他不是我们的人，我和这些先生们在一起觉得不自在，有他们在场我连话也不会说……”
确实，一个直爽而不拘礼节的朋友圈子里有索洛古勃在场，会令人觉得不自在。他会马上破坏它的和谐，不由自主地带进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虚伪浮华的作风，这些作风他怎么都无法摆脱，逐渐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他想同我们圈子里的许多人更亲近一些，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毫无朴直真诚的作风，只有一些可笑的贵族举止和派头。亲近的障碍是在他那一方面，而不在我们方面，但他却憨厚地抱怨我们，责备我们跟他生分，有意疏远他。
这个人缺乏朴直的作风有时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想为我们读读他新创作的中篇小说，却又不干脆把自己的愿望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在巴甫洛夫斯克车站碰到我，用一种漫不经心、无精打采的语调吞吞吐吐地谈起了这件事，还不断用一些不相干的话把话题岔开：
“写小说是一件愚蠢透顶的事，对不对？您说是吗？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8
1应为一八三八年。
2从别林斯基一八四〇年三月和四月给博特金的两封信看来，别林斯基开始时热烈赞扬这篇小说，后来的评价则审慎得多，因此克拉耶夫斯基对索洛古勃小说的赞扬和批评都不过是重复了别林斯基的话。屠格涅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克拉耶夫斯基没有独立见解，缺乏美学趣味。
3康·亚·布尔加科夫（1812—1862），俄国禁卫军军官，格林卡的朋友，擅长音乐和绘画。
4米哈伊尔·保罗维奇（1798—1848），俄国沙皇保罗一世的儿子，尼古拉一世的弟弟。
5见《巴纳耶娃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第九十三至九十六页。
6应是母亲。
7皇村花园里的一尊少女雕像，有泉水从打碎的破罐里不断流出。参见普希金一八三〇年写的短诗《皇村雕像》。
8巴纳耶夫回忆录手稿至此中断。本章小节目录中《库科尔尼克的没落》一节内容见本书附录《文学偶像、浅尝辄止的文学家及其他》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