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1]指出，近几十年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非常不愿意关注世界政治中发生的重大变化”。[2]创新全球化是一种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新现象。正如本书开始时所指出的，全球创新对于21世纪的财富分配、权力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全球创新崛起的背景下，美国政策并未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认真研究。尽管有学者们已经开始探索美国技术移民政策或离岸外包政策中的政治因素，但是本书强调的是，这两大政策领域紧密相连，都对一个更宏观的现象进行了补充。此外，它表明美国在这两大领域的政策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来理解，该框架关注一系列特定的社会行动者：HTC、劳工和公民团体。通过关注美国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本书为权力转型中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见解——这一主题在过去很少受到关注。
本书还解释了美国在全球创新政策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关于美国离岸外包的政治方面的一些初始工作已经集中到了针对这种现象的公众舆论上。[3]这项工作很重要，但是正如我所表明的，到目前为止，公众舆论在这一领域还不是驱动美国政策的因素。近期关于技术移民的工作反而关注了高技能本国人对高技能移民政策的偏好，学者对此一直在争论高技能本国人是否会将技术移民视为经济上的威胁。[4]本书表明，即使在经济相对繁荣的情况下，同一产业中高技能本国人也可能会将这种移民视为经济上的威胁。然而，本书还表明，高技能本国人在抵制美国技术移民扩大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虽然先前的研究已经展示了地方级别的有效抵制，但是本研究表明，高技能本国人很难影响国家政策，即使已经有国家劳工运动支持他们的工作。[5]相比之下，公民团体可能会更加有效。
本书还阐明了美国高技能移民和低技能移民政策之间的关键区别。有研究已经表明，出于对贸易开放和资本流动的回应，企业对低技能移民的需求降低，造成的结果是国家政策变得更加严格。[6]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同样的效果并不适用于高技能移民。近几十年来，尽管贸易开放程度很高，并且公司流动性很大，但是美国高科技公司一直致力于扩大技术移民。对技术移民持续存在的兴趣可能反映了这一类工作的复杂性。离岸外包中的高技能劳工比离岸外包中低技能劳工面临更多的挑战。此外，当需要将高技能的技术工作外包时，高科技公司会发现，在将外籍劳工送回海外之前让其进入美国是更有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H-1B签证有时被称为“外包签证”。通过这种方式，某些种类的技术移民可能会支持离岸外包，而不是替代它。
展望未来，我们仍然需要更多地了解全球创新中的政治。虽然书主要关注HTC及与其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在美国政策制定方面的争论，但是未来的研究应该探讨在面临国家行政机关的阻力时，HTC是如何应对的。具体而言，当HTC追求的开放性与政府确保国家安全的努力冲突时，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政策背后的原因。人们很容易想象出国家政治领导层将在任何此类冲突中占上风。在现实情况中，这种相互影响更可能类似于谈判，可能有多种结果产生。正如第4章所讨论的，2001年之后，HTC与政府部门针对外国学者和学生问题的相互影响非常值得注意。在维持开放体系方面，即使美国商务部在2005年试图收紧出口管制措施，HTC仍然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其他情况下，高科技利益集团可能不太成功。未来的研究工作应该致力于解释这种差异。
大体上，未来的研究应该思考其他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创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作为这一领域的先驱者脱颖而出。从一开始，美国就在吸引国外知识型工作者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且几乎没有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7]美国在开拓全球研发的某些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IBM、微软和得州仪器在内的美国公司在开发发展中国家的研发设施和离岸外包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8]在国际研发联盟和国际科学合作方面，美国的表现也引人注目。但是，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参与全球创新的发达国家。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其他发达国家如何应对这一现象呢？
最近的研究探讨了发达国家如何采用新的技术移民政策，而不是更普遍的全球创新政策。即便如此，该研究也表明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几种值得学习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国家视为理性和单一的行为者。[9]在这一点上，国家可以被理解为“跟随霸权”以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该领域的一些研究将发达国家锁定在高科技人才的竞争中，这场竞争的关键工具是针对高技能移民的政策。[10]第二种方法强调国内政治。这方面的研究强调政策结果中的跨国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本国制度和利益。[11]第三种方法也强调政策结果的差异，但关注的是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移民历史来解释它们。[12]结合外部和内部力量后形成的方法也是可能的。[13]未来的研究应该在这些方面继续进行，但是大体上，研究中应该考虑针对技术移民和全球创新政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索判断各种理论方法有效性的条件。
未来的研究还应该思考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针对全球创新的政策。越来越多的政策研究关注的“后期创新者”（late innovators）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更重要的参与者。此外，这些研究还强调了解决市场失灵、吸引外商投资以及将本国公司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的政策。[14]本书的研究已经强调了后期创新者如何在改革天平之间保持平衡，一端的改革鼓励更大的研发力度，另一端的改革限制政府对研发的监督。[15]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创新政策的不同选择很少受到关注。[16]此外，当学者关注政策选择时，他们通常会考虑外商投资政策或移民政策。全面的解释应该将两个领域的政策都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