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离岸外包的斗争

针对离岸外包的斗争

2002年末，随着争议日益激烈，美国政府在2003年开始正视离岸外包现象。正如美国政府所做的那样，立法者将面对两大对立方的游说。在支持开放的一方中，技术公司早就主动采取了措施，因为围绕离岸外包的争议主要涉及ICT行业。ITAA特别积极地试图影响这场辩论。该组织向媒体表示，离岸外包对美国就业的影响被夸大了，对美国公司来讲，保持竞争力和盈利是至关重要的。该组织还强调，如果美国变得不那么开放，其他国家将会采取报复行动。2004年3月，ITAA主席哈里斯·米勒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上做了解释：

许多公司通过在国外销售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当我们赢得比赛的时候，当我们在该领域纵横驰骋的时候，当我们大获成功的时候，说出“让我们停止比赛并改变规则，以使自己处于劣势”，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26]

ITAA在推动其法案的同时与其他商业团体联手，2004年初，这些团体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经济增长与美国就业联盟。该组织有大约200个商业协会，包括ITAA、美国银行家协会、商业圆桌会议、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27]该组织的声望、财富和组织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媒体也注意到了它的力量。[28]

辩论的另一方是有组织的劳工，包括IEEE-USA和AFL-CIO。工党领袖了解他们在限制离岸外包时所面临挑战的严重程度。AFL-CIO首席国际经济学家西娅·李（Thea Lee）是这样描述反对派的：“这是一个极其富裕的企业集团，如果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大量资源，那将需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了。”[29]李希望来自公众舆论的支持以及公司站在“错误的一方”这样的事实能够使劳工赢得胜利，或者至少是赢得一部分胜利。不过，这是一场不平衡的竞赛。正如某位作者在2004年所提出的：“反对反离岸外包立法的力量在利用影响力方面更有组织性、更富有，并且更复杂，他们将阻止限制作为首要任务。”[30]

针对离岸外包的政治斗争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末针对H-1B签证计划的斗争。科技公司游说支持开放，而有组织的劳工则反对开放，力量的对比更有利于科技公司。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技术公司与其他有着共同关注点的商业群体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力量对比更加不利于劳工。在联邦和州两级的立法斗争中，力量的不平衡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有组织的劳工已经赢了一些战斗，但HTC及其盟友却赢了整个战争。

联邦级别的抗争

从2003年开始，AFL-CIO开始与国会开展针对打击离岸外包措施的合作。[31]虽然劳工巨头顺理成章地与民主党立法者展开密切的合作，但是双方都有担忧。这些努力加上更广泛的公众关注，开始在年底得到回应。国会理所当然地会关注最容易影响业务的一方面：政府采购。

2003年10月，参议院以95∶1的票数比例通过了一项反离岸外包修正案，对针对若干部门和机构的拨款法案进行了修正。该修正案要求在2004年内，让在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通告A-76下进行的联邦契约工作都能得到回报。[32]该法案于2004年1月由布什总统宣布通过。

这项特殊的措施并没有引起HTC的大规模反对。该法案的影响可能很有限，公司担心打击这项方案会损害他们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33]然而，有人担心该法案将导致更广泛的限制。ITAA主席哈里斯·米勒解释了1月份采购限制通过后的担忧：“我担心公司方面，因为即使这项法案的影响有限，离岸外包的反对者也会寻求更大的保护。”[34]商界领袖不相信政府会找到办法阻止离岸外包，但他们确实担心政府可能会使离岸外包变得更加困难且成本更高。[35]

人们担心提出更大的限制是有根据的。2004年2月，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的工作人员与AFL-CIO专家会面之后，多德提出了《美国工人保护法》。[36]早先修正案所施加的限制仅限于2004年，但多德的法案使其成为永久性限制。多德的法案还将限制扩大到具有联邦资金的州合同。[37]该法案将对中国和印度产生影响，许多欧洲国家不会受到该法案的限制，因为它们是世界贸易组织针对政府采购契约的27个签署国之一。[38]多德随后同意在与两党的其他参议员的谈判中调整该法案的语言，这些参议员包括马克斯·博卡斯（Max Baucus）、约翰·麦凯恩和米奇·麦康奈尔（当时的多数党党鞭）。虽然新语言创造了一些例外条件，但永久性禁止离岸外包合同工作的核心理念仍然存在。[39]

多德的努力得到了一个自称为JTN（就业和贸易网络联盟）的联盟的热烈支持。尽管该联盟将自己描述为反对离岸外包的商业和劳工团体联盟，但它本质上是一项劳工倡议。15个赞助商包括来自AFL-CIO各部门的代表，包括造纸、联合工业、化学和能源工人（PACE）国际联盟和美国钢铁工人协会。[40]相比之下，少部分支持JTN的商业团体都是小型组织，例如宾夕法尼亚州制造商协会和康涅狄格州制造联盟。其中一些人选择支持JTN，因为他们无法影响国家商业团体，例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这些全国性商业团体对小型机构的担忧毫不关心。[41]虽然IEEE-USA不是JTN的一部分，但是它也支持反离岸外包工作。3月中旬，IEEE-USA发布了一份声明立场的文件，认为美国政府采购规则应该有利于在国内完成的工作，并且对于“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支持该项工作对国家没有明显的长期经济利益，或者不是支持我们国家经济或军事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都要限制离岸外包”。[42]

作为经济增长和美国就业联盟的一部分，科技公司为了击败多德的提议做出了更大的努力，这种努力比它们1月份针对影响更有限的法案所做的努力还要大。即便如此，科技公司也不希望它们的反对会损害自身形象，或者是失去美国政府这个客户。因此，ITAA及其盟友在如何阻止修正案通过时非常谨慎。如果多德的提议成为法律，那么科技公司就会与国会和政府当局的盟友合作，悄悄向主要立法者通报它们的业务将如何受到影响。[43] ITAA主席哈里斯·米勒也要求印度IT公司保持冷静，让它们的美国同行负责游说。[44]科技公司还努力重新构建公众辩论。在与白宫、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会面时，科技公司领导人建议使用全球采购而非离岸外包这一术语，他们强调了回顾历史的重要性，历史上，人们曾多次担忧新技术或者外来竞争会导致本国就业机会消失，结果证明，这些担忧是毫无根据的。[45] ITAA赞助了一项名为《离岸IT软件和服务外包对美国经济和IT行业的影响》的研究，该研究描述了离岸外包的好处。报告指出，离岸外包不是IT服务部门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是有离岸外包的情况，美国的IT工作岗位数量也会增加。[46]这一报告还提到，限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会产生不良后果。AeA（前身为AEA）的官员认为，外国公司可以通过减少对美国的投资来应对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47]

科技公司的努力不足以阻止参议院通过该提案。2004年5月，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税收法案，多德的提案以92∶5的票数比例作为修正案通过。[48]然而，科技公司最终将成功地使该修正案悄然消亡。6月，众议院以251∶78的票数比例通过了自己的税收法案。[49]众议院和参议院谈判代表在秋季召开会议调解两项法案，行业将在这里施加影响力。正如《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那样：“在极大的游说压力下，共和党谈判代表一般支持众议院。”[50] AFL-CIO专业雇员部门主席保罗·阿尔梅达（Paul Almeida）后来回忆说，该行业“大力推动了多德修正案的消亡”。[51]这些努力取得了成功，多德修正案没有出现在会议产生的最终法案中。

2004年之后联邦政府已经不再限制离岸外包，但是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这一问题卷土重来。这次的重点不是政府采购，而是税收优惠政策。这不是一个新想法。2004年3月，AFL-CIO执行委员会辩称：“鼓励美国海外就业的联邦税收政策必须由专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激励措施取代。”[52]参议员约翰·克里在2004年总统竞选期间也多次提出这一问题，并且特别提到了从事离岸外包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53]式的公司”。[54]在2008年的竞选活动中，奥巴马再次提到海外税收和离岸外包问题。[55]

奥巴马上任后对离岸外包问题的态度并不明确。2009年2月，奥巴马承诺在国会联席会议之前结束“向海外派遣工作的公司的税收优惠”。[56]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奥巴马试图让公众意识到这一措施的影响力有限。在白宫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奥巴马承认离岸外包并没有消失。“并非所有的就业机会都会回来，”奥巴马说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些无法外包的新工作。”[57]然而，同年5月，美国政府发起了一项名为《平衡竞争环境：遏制避税港并取消海外转移税收激励措施》的倡议。[58]政府要求公司在扣除与海外费用有关的扣除额之前就其海外收入进行纳税。[59]政府预计这项激励措施将使联邦政府的收入在10年内增加2 100亿美元。

为了反对该提案，一些商业团体组成了促进美国竞争优势联盟。该联盟不仅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还包括ITAA、TechAmerica、TechNet和技术CEO委员会这样的高科技团体。[60] TechAmerica拥有大约1 200名成员；该集团是由AeA、网络安全产业联盟、电子政务和ITAA以及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合并而成的。由于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技术公司尤其感到恐慌。[61]

经过联盟短暂但激烈的游说，2009年秋，奥巴马政府搁置了该计划。[62]在与政府官员的私下会晤中，商界强调该计划对推动奥巴马提出的首要任务——在全球金融中稳定经济危机没有什么作用。此外，他们认为该计划将很难实施，它将以不受欢迎的方式影响许多企业，而且对减少离岸外包几乎没有作用。[63]科技公司的抵制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许多公司都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支持了奥巴马。由于政府对经济的重视，人们特别不愿意对一个拥有巨大增长潜力的行业进行修补。一位官员后来回忆道：“我们不会花费大量的政治资金来解决他们反对的事情，特别是在它看起来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的情况下。”[64]

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消失。2010年2月，奥巴马政府的预算要求提议改变对海外公司收入的税收的计算方式，这将在10年内筹集1 220亿美元——这与2009年的2 100亿美元的目标相比大幅度下降，但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65]虽然这些变化措施并不会被采用，但是已经进行了几次更加集中的尝试来变革海外公司的税收。5月下旬，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马克斯·博卡斯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桑德·列文（Sander Levin）联合提出了《美国就业和关闭税收漏洞法案》。该法案包括各种税收和支出措施，包括提高风险资本家税收的条款，并在10年内将海外公司的收入增加140亿美元。[66]这两项措施都令科技公司十分不快，并联合起来抵制这些措施。然而，如果科技公司讨厌该法案，劳工就会钟爱该法案。虽然IEEE-USA对此法案没有表态，但AFL-CIO主席理查德·特鲁姆卡（Richard Trumka）称这项立法“严厉打击身家百万的对冲基金经理以及将工作转移到海外的公司的税收漏洞”。[67]工党也发表言论对其进行支持。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杰夫·加林（Geoff Garin）说：“在这个问题上站错方向是很危险的。我们相信，为了阻止失业，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阻止就业机会流向海外。”[68]凭借劳工和公众舆论的支持，5月28日，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15∶204的票数比例通过了该项法案，投票结果主要沿着党派路线进行。

然而，该法案却在参议院遭遇失败。6月中旬，PACE联盟致函参议院所有成员，解释说外国税收条款将损害美国公司在国外的竞争力。共和党参议员基特·邦德（Kit Bond）和约翰·图恩（John Thune）支持其提出的观点，邦德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要求撤销该法案中的外国税收条款。[69]尽管该修正案被否决，民主党人现在却面临着共和党的阻挠。参议院的民主党领导人多次尝试在6月结束对该法案的辩论，但每次尝试都失败了，最后只获得了三票。在最后一次失败后，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搁置了该法案。[70]

工党及其民主党盟友最终在夏季结束时取得了小范围胜利。8月初，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修改了最初引入的促进联邦航空管理局现代化的法案。修订后的法案为各州提供了260亿美元的资金，以防止教师裁员并且支持医疗补助金。[71]该法案得到了劳工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教师工会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兴趣。与此同时，HTC的联盟也开始出现裂缝。8月2日，包括惠普、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高通和得州仪器等科技公司在内的22家公司共同签署了一封寄给参议院领导层的信，称如果收入用于资助已经失效的税收抵免，他们将支持针对海外收入税收政策的变革。虽然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法案没有恢复信用，这封信却显示了商界对于维持海外税收政策现状的重要性的不同意见。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封信标志着“企业内部分裂的第一个迹象，可能会鼓舞民主党人”。[72]民主党人此次抓住了机会。8月4日，参议院同意结束对该法案的辩论，温和派共和党人奥林匹亚·斯诺（Olympia Snowe）和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与其党派中的其他人分道扬镳，对此投赞成票。[73] 8月5日，参议院以同样的比例通过该法案。8月10日，众议院通过了该法案，奥巴马也于当天签署了该法案。[74]胜利实现了，但是规模很小：该法案曾经的目标是税收改革后将增加2 100亿美元的新收入，如今只能实现100亿美元。

民主党领导人试图在秋季基于这次小规模的成功继续前进。实际上，在2010年11月的中期选举前夕，选民仍然非常担心工作机会外流。一项民意调查让受访者选择政府为加速经济复苏而可能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排名第一的结果是：减少针对外国的外包并提高自身技能。[75]

民主党立法者为利用这一发展立刻采取行动。2010年9月，参议院提出了《创造美国就业机会，中止离岸外包法案》。[76]该法案为公司雇用美国劳动力以取代外国雇员提供税收优惠。如果公司在海外开办或扩展类似业务，该法案还禁止公司收到与在美国进行的业务结束有关的扣减。最后，该法案废除了针对一些公司的海外税收延迟政策，这些公司在美国减少或关闭贸易或业务，并在海外开展或扩大类似业务以便向美国出口产品。该法案再次得到劳工的支持，特别是AFL-CIO，但是遭到TechAmerica和美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的抵制。TechAmerica主席菲尔·邦德写了一封信给参议院全体成员，声称“增加的税收成本……最终将由美国员工、消费者或股东承担”。[77]考虑到该法案预计遭遇的阻力，一些民主党支持者私下承认该法案很难通过。[78] 9月，参议院以53∶45的票数比例同意不停止围绕该法案的辩论，不久后，该法案被否决。

投票结束后，AFL-CIO继续反对离岸外包，并且希望能够影响11月的选举。11月，AFL-CIO的主席理查德·特鲁姆卡指责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在休会之前“最后一次打击工薪家庭”，并在强调“工薪阶层正面临艰难选择”。[79] 10月初，AFL-CIO推出了一个新网站，这一网站让选民能够从邮政编码中辨认出有离岸外包工作的公司，部分是基于工人是否因为失去工作而获得联邦贸易调整援助以应对外国竞争。[80] AFL-CIO还与其附属组织Working America（工作美国）发表了名为《海外就业：美国经济和工作家庭成本》的报告，强调这一现象的严重程度。除其他措施外，该报告呼吁重整旗鼓推动《创造美国就业机会，中止离岸外包》这项法案的通过。[81]

然而，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有组织的劳工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挫折，劳工寄希望于通过国会获得一项反离岸外包法案。共和党人在众议院获得了惊人的63个席位，收回了控制权，同时在参议院获得了6个席位，减少了民主党的多数席位。共和党人还在州立法机构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提高了他们影响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能力。因此，批评离岸外包的人士放弃了通过联邦立法可以实现目标的看法。[82]

可以肯定的是，自2010年以来一直有一些反离岸外包的活动。这些活动通常是在选举年关注“哗众取宠的法案”，正如一位密切观察者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法案并没有可能被通过。[83] 2012年，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黛比·斯塔贝诺（Debbie Stabenow）提出了《工作岗位回国法案》，这项法案得到了劳工组织的支持。该法案为公司提供税收优惠，以便将工作机会从海外转移回美国，并且拒绝对将美国企业迁往外国地区所产生的外包费用进行税收减免。同年7月，该法案在参议院停滞不前，当时一项停止辩论的提议只获得了56票。[84] 2014年，该法案重新被提及，但遭遇了同样的命运。[85]

尽管人们对21世纪初期出现的离岸外包存在担忧，但反离岸外包立法一般都难以成为联邦级别的法律。劳工在反离岸外包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总体而言，HTC及其盟友成功地抵制了会限制离岸外包的立法。即便在2009年和2010年，当民主党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时，情况也是如此。然而，劳工与HTC之间的斗争并不仅限于联邦层面，这场斗争也在各州发挥作用。

各州的抗争

HTC在2004年与多德的修正案进行抗争的同时，还在州一级抵制一批反离岸外包立法。根据一项统计，2003年和2004年，40多个州立法机构提出了200多项反离岸外包法案。[86] 2005年和2006年，又提出了190项类似法案。有组织的劳工在全美国开展工作，以推动这项立法。《华盛顿邮报》报道称：“AFL-CIO已动员全国各地支持此类法案，不仅要求彻底禁止海外承包，而且要求结束鼓励海外工作的税收优惠政策，并结束迫使承包商披露员工所在位置的措施。”[87]正如在联邦一级所做的那样，劳工领导了州一级的反抗离岸外包的运动。

HTC及其在商界的盟友积极反击。2004年7月，ITAA主席哈里斯·米勒告诉媒体：“离岸外包是迄今为止最耗时的问题……我们正在积极打击这些法案。”[88]或者，正如米勒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说的：“我们就像是一场肆虐的干旱中的志愿消防部门。我的意思是，到处都有余烬，我们只能不停地奔跑来消灭它们。”[89]

最后，ITAA及其盟友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虽然提出了数百项反离岸外包法案，但只有少数成为法律。例如，在2003年和2004年，只有亚拉巴马州、科罗拉多州、印第安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通过了法案，赋予了在美国的承包商政府采购工作的优先权。[90]此外，通过的法案的限制性通常是相当强的。印第安纳州的法律赋予国内公司1%~5%的价格优惠。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建立了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偏好，但前提是价格和质量有保证。亚拉巴马州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仅鼓励各州和地方实体使用国内服务，对采购决策没有任何授权或要求。工党领袖对此结果非常失望。华盛顿技术工人联合会主席马库斯·考特尼（Marcus Courtney）说：“在此问题上，公司利益所受到的束缚是难以置信的。”[91]

什么能够对这种不平衡的结果进行解释？简单地讲，经济增长和美国就业联盟不仅富有且组织良好，而且在影响和阻止立法方面也很精明。在各州级别的工作中，该小组采用了几种特别的策略：招募大型雇主告诉立法者他们会受到拟议限制的伤害，并且警告称如果离岸外包受到限制，并且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开会，纳税人的成本会增加。该联盟还强调立法会如何违反贸易协定并减少外商投资。正如美国商会的一位高管所称，这些“封锁和攻击”技术会通过商业会议和其他方式传达给联盟成员。[92]

ITAA领导层后来回顾了在各州级别成功的几个关键因素。[93]首先，由于许多公司在几乎所有州都进行了游说，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企业成员，他们的立法重点是停止反离岸外包立法。许多告诉立法者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公司会发出强烈的信号。其次，重要的是要防止外包辩论成为通过媒体传播出去的高度公开的争论比赛。公众辩论得越激烈，就越难说服立法者让反离岸外包法案悄然消亡。最后，一些公司非常精明，做出了有助于化解问题的调整。例如，在国外设有呼叫中心的公司设计了他们的系统，使得听起来焦虑的客户可以立即切换到美国呼叫中心。

总之，科技公司及其盟友在各州取得了成功，他们不仅拥有巨额财富和组织良好的体系，还能发动全国性运动，机智地利用这些资源。HTC的失败有时是由于异常情况。例如，2005年，新泽西州通过了美国最严格的反离岸外包法，禁止政府合同工作在美国境外进行。[94]该法律为HTC设置了一个不寻常的障碍，因此，其通过的环境值得进一步研究。

该法案于2002年由参议员雪莉·特纳（Shirley Turner）在新泽西州参议院首次提出。12月，该法案以40∶0的结果在州参议院全票通过。这一发展引起了ITAA的注意，然后又上升到《华尔街日报》所称的“激烈的游说运动”以在州议会中拖延该法案。[95]此外，印度新德里的一家贸易集团——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 Companies）代表850家公司，聘请了游说公司伟达公关（Hill & Knowlton）来打击新泽西州法案以及其他反离岸外包法案。这些努力似乎得到了回报。该法案于2003年在州议会停滞不前，没有举行听证会或投票。[96]联盟成员淹没了大会，发出数千封愤怒的电子邮件要求采取行动，但无济于事。[97]

2004年，参议员特纳重新提出这项法案，希望1月通过的联邦反离岸外包立法能够推动其前进。[98]正如ITAA主席哈里斯·米勒后来所说，联邦法案给了“那些正在试图提出相似立法的人一定程度的援助和安抚：‘联邦政府做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能？’”[99] 6月，特纳的法案又一次在参议院成功通过，但是，该法案再次在立法机构中停滞不前。作为回应，特纳向一名民主党州长詹姆斯·麦格里维（James McGreevey）求助。选择麦格里维非常合乎逻辑：AFL-CIO主席约翰·斯威尼将麦格里维政府描述为该国最亲劳工的州政府之一。[100]但是，特纳发现这位州长对此漠不关心。“他说：‘我能怎么办？’”她后来回忆道。“他多少有点缺乏兴趣”。[101]特纳后来推测麦格里维担心他在重新选举的时候遇到商界的反对。[102]该法案又一次陷入僵局。

这种情况在8月发生了变化。当月，麦格里维承认自己与一名男子发生婚外情并宣布他打算在11月15日辞职。延期辞职消除了进行特别选举的必要性，这使得其民主党同僚，州参议院议长理查德·科德（Richard Codey）接任麦格里维成为新泽西州州长。麦格里维还表示，他希望采取一些可以巩固其遗留政策的行动。[103] 9月，他采取了一项行动，签署了一项限制政府合同工作外包的行政命令。该命令允许州政府机构与雇用海外工人的公司合作，但提前是雇用美国工人的公司无法提供服务，或者使用美国劳工的成本会给该州经济带来困难，或者州财务部长宣布该合同最有利于公众。[104]虽然这并不像特纳的法案那么严格，但是该措施已经与州长早先的立场大有不同。

在签署该命令后，特纳说：“恕我直言，我们需要一部法律而不是行政命令。[105]州长换来换去，新的继任者只需用一支钢笔就可以取消前任的行政命令。”11月15日，麦格里维下台，理查德·科德成为代理州长。正如特纳后来所说，过渡时期对于通过反离岸外包法律“非常有帮助”。[106]科德代表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地区，他已经在州参议院支持这项法案。[107] 2005年3月14日，议会以68∶5的票数比例通过了该法案。5月5日，该法案由科德签署成为法律。

新泽西州严格的反离岸外包法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出现的。麦格里维州长曾被吹捧为民主党内冉冉升起的新星。[108] 然而，迫使他辞职的丑闻使他成为一名不再关注连任或国家职务的“跛脚鸭”州长。只有在丑闻发生后，麦格里维才会发布行政命令以限制离岸外包。此后不久，他的辞职反而促进了反离岸外包法的通过。

2006年以后，对反离岸外包立法的兴趣在州一级逐渐减弱。如图5.1所示，2006年，州立法机构针对离岸外包引入的法案数量达到峰值，为209个。但是，在2007年之后，这类法案引入的数量降至每年不足100个，当然，这是一个粗略的指标，只是基于法案概要是否包括“离岸外包”一词或“外包”一词。并非所有法案都是反离岸外包措施，而一些反离岸外包法案并未包含“离岸外包”一词或“外包”一词。此外，2006年之后，仍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行动来限制各种级别的离岸外包。例如，2010年，田纳西州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州政府将使用海外呼叫中心的服务外包。[109]同年，俄亥俄州州长泰德·斯特里克兰（Ted Strickland）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将公共资金用于海外提供的服务。[110]即便如此，自2006年以来，各种级别限制离岸外包活动的下降非常惊人，这一趋势与来自媒体报道的数据一致。[111]这种下降表明，在2008年大选中进行的联邦级别抗争之后，有组织的劳工已经不断为反离岸外包进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