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来检验本章提出的命题，这些案例研究侧重于美国的全球创新政策。第一方面关注技术娴熟的高科技人群流向美国。第二方面侧重于学术人员的流动，特别是学生流向美国大学。第三方面侧重于美国对全球研发的政策，特别是对外投资领域。这三方面涉及不同的政治格局，使我们能够评估不同程度的有组织的抗议对HTC所带来的影响。此外，第一个案例研究包括随着时间推移对HTC有不同的抵制，这使得我们能够在控制政策领域的同时对该变量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推断。
接下来的三章首先概述了相关领域美国的政策。然后，每一章都深入研究美国政策制定过程背后的政治因素，尤其关注利益集团在影响美国政策中的作用。这些深入的案例研究执行三个关键的分析任务，它们记录了HTC面临的反对的性质。第一，我设想了三种有组织的反对派：没有抵抗、有组织的劳工的抵抗和公民团体的抵抗。第二，每一个案例研究记录了HTC在开放性方面的利益，并且评估相关案例中追求这种利益时成功的程度。这部分分析相对较长，并涉及详细的过程追踪，使得我们能够确定针对HTC的反对在影响结果方面的相对重要性。[113]第三，每章的结论部分都讨论了在特定情况下，相互冲突的解释如何能够解释观察到的结果。
在继续接下来的内容之前，我们需要讨论衡量标准的问题。在之前的部分，我注意到每个案例研究都会评估HTC在追求开放性利益方面的成功程度。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比较案例研究的结果。通过移民政策来比较开放性是相对直接的：关键变量是跨国人员流动是否受到年度上限的限制，如果受到限制，最高限额是什么。[114]然而，应该如何比较移民政策与全球研发政策之间的开放水平还不清楚。从本质上来讲，全球研发比跨境人员流动更难以监管，这两个领域也涉及不同的指标。尽管如此，正如以下章节所阐述的那样，美国政策制定者已经有机会限制本书所关注的每个政策领域的开放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开放是否实现来关注进程是非常有用的。也就是说，询问HTC在相关的案例中成功实现其具体目标的程度是有用的。它是完全成功、部分成功还是不成功？通过关注HTC的成功水平，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案例的结果。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每个章节中的案例分析都得到了更广泛的比较案例分析的补充。本次讨论还阐述了本章提到的可考虑的解释在三个案例研究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