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界”的出现

“高科技界”的出现

如果主导国家传统上一直专注于主导部门的创新，那么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负责产出这些创新的行动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8世纪的英国，创新通常由个体发明者主导，他们经常需要借鉴前人的工作成果。19世纪后期，特别是在德国和美国，系统性的工业研究越来越普遍。如今，一流的产业创新主要由ICT公司主导，它们在美国的研发机构和研究型大学投入巨资。

工业发明简史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的领导地位源于个体发明者的天赋。早期工业革命的典型技术——蒸汽机，是由18世纪和19世纪的一系列发明者发明的，其中包括杰出发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我们可以把他在电力技术中的成就比作物理学中的牛顿。其他发明家，如亨利·贝塞麦（Henry Bessemer）在钢铁发明中尤为突出。英国两位业余发明家设计了一种用欧洲广泛存在的富磷铁制造钢铁的方法。同样，化学工业诞生的关键突破之一来自英国化学家威廉·珀金（William Perkin），他于1856年偶然发现了一种人造染料，使得许多人跟随其脚步。[27]

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德国化学工业领域，形成了更具有组织性、更系统的研究。[28] 19世纪60年代，包括拜耳和巴斯夫在内的几家德国化学公司成立。这些公司的创始人通常都是受过教育的化学家，而那些没有专业人才的公司会迅速与专业公司合作。1877—1886年，德国七大化学染料公司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到1890年，德国最大的三家公司雇用了350名受过学术训练的化学家。这种趋势很快就在其他地区流行起来。1902年，杜邦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东部实验室，其使命是通过科学研究改进公司的烈性炸药产品。[29]大学又一次成为化工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30]

19世纪，电力成为系统性研究的另一个主题。1876年，托马斯·爱迪生在新泽西州门洛帕克的“发明工厂”竣工，爱迪生很快组成了一支由其本人负责的发明家团队。[31] 1878年，爱迪生成立了爱迪生电灯公司。14年后，他帮助创建了通用电气。1900年，通用电气在一个谷仓建立了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这是美国第一个工业研究机构。[32]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十年，工业研发在美国更加成熟。[33]化工产品是工业研发中的主要内容。1899—1946年，化工产品和与化学相关的产业（如石油）占据了美国工业实验室研究内容的40%（美国制造业雇用的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占相同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气机械和仪器工业也成为雇用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重要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在支持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引领全球学术研究，但是州立大学密切关注当地经济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已经主导了出于战争目的的研发和生产，只有弹药需要依赖杜邦公司。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提供了更广泛的军事研发和生产，成立了一个新机构——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该机构建立的目的是监督这种更多样化的活动，包括政府与私企和大学的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研究在美国经济中更加突出和广泛。1946年，工业产业中雇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不到5万人，到1962年，已经雇用了约30万人。[34]在此期间，新兴主导产业开始形成，包括汽车、电子和航空等产业。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汽车和航空在内的运输设备业成为五大研究密集型产业之一。[35]因此，尽管杜邦公司在20世纪初的研发能力还保持着领先地位，但此时新公司已经开始涌现。例如，1955年，通用汽车推出了雪佛兰小型V8发动机，这是一项革命性的创新，兼具强大的动力、轻巧的尺寸、耐用性和简洁性。[36]同年，通用汽车成为历史上第一家报告盈利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在《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名中独占鳌头，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也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37] 1957年，波音公司开始生产波音707，这是第一架成功适用于商用的民用运输喷气式飞机，此举巩固了波音在航空业的领导地位。[38]

然而，从重要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目前所知道的HTC行业在当时还没有出现。首先，美国研发支出的主要来源是美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战后的繁荣，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超过了当时的商业支出。在1964年的高峰时期，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占据美国研发总额的67%。[39]在此期间，联邦政府投资的研发往往具有显著的衍生潜力，特别是军事技术（如喷气发动机和微电子产品）之后都转为商用。[40]在这一时期，企业和大学是研发领域的主要执行者，但不是主要的投资者。其次，高科技公司也严重依赖政府采购。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往往是航空、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领域最先进技术的主要客户，也许是唯一的客户。[41]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伙伴关系，工业界和学术界表现出色并推动了技术创新，政府则是重要的投资者和客户。

20世纪的最后25年，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更加独立。推动这一趋势的是新兴主导产业——ICT的到来。到目前为止，ICT公司已经发展多年，一些“旧经济”公司，如IBM和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都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晶体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发明为新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IBM开创了个人计算机的革命，并于1981年宣布了个人计算机的诞生，但这家标志性公司最终被苹果、思科、英特尔和微软等当时的“新经济”领导者超越。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新公司还主导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融合，特别是在创建互联网的同时，ICT成为这一新领域的标签。[42]

ICT的独立性反映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工业界以美国研发的主要投资者身份出现。20世纪80年代，工业界一直为美国研发提供近一半的资金。20世纪末，政府投资所占的比例下降到40%。[43] 20世纪90年代，随着ICT行业的蓬勃发展，工业界投资份额迅速提升，到了2000年，工业界在美国的投资份额已经达到近70%，而政府的份额则下降到25%。包括英特尔和微软在内的研发密集型ICT公司推动了这一转变。[44]截至2016年，美国七家ICT公司跻身全球二十家研发支出最高的公司行列，包括：亚马逊、阿尔法特、英特尔、微软、苹果、思科和甲骨文。[45]大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它们提供了人力资本，巩固了硅谷和其他地方的创新集群，并在为基础研究进行资金资助方面承担了更多的重担。从一定程度上讲是由于大学的转变，联邦政府在基础研究经费中的份额从1964年的71%下降到2013年的47%。[46]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美国政府作为高科技产品市场的衰落。尽管在最初，美国政府，尤其美国国防部是先进ICT产品的主要客户。但是，商业市场很快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防相关机构是美国集成电路的主要客户，它们的购买额约占总销售额的70%。然而，到了1980年，它们所占的份额已下降到10%。[47]反之，ICT行业向商用市场的转变也影响了军事采购。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避免增加购买政府特定系统的成本，国防部开始更多地购买“商业现货”。因此，为商业用户开发的ICT技术在美国军队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为商业市场设计的创新成为军事创新更重要的组成部分。[48]这种转变导致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新变化。虽然政府曾经是不可忽略的客户，但是如今，是美国国防部长前往硅谷，期望能够说服高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合作。[49]

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美国联邦政府在高科技创新方面已经不重要，而是说美国政府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创新格局，为政府与行业的合作创造了新的模式。[50]美国联邦政府仍然是基础研究的最大单一投资者，是高风险种子项目的重要支持者，也是最大的信息技术购买者。[51]然而，特别是对著名的ICT公司而言，合作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谷歌已经缩减了与国防部关于机器人技术的工作，进而专注于商业用途，而苹果则拒绝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解锁iPhone。[52]通俗地讲，一些高科技公司减少与美国军方的合作，以免失去其他国家的市场。[53]总之，ICT领域的高科技创新仍然维持着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关系，但是这种合作关系已悄然发生变化，非政府部门的重要性和自主权已经极大地提升了。

华盛顿地区的HTC

虽然ICT领域HTC的出现成为20世纪末美国重要的经济和技术现象，但是HTC在华盛顿地区的表现大有不同。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认为HTC由两部分组成——企业界和学术界，它们都在华盛顿开展了自己的业务。

在企业界方面，一流的ICT公司经常在华盛顿地区设立自己的代表处。[54] 1975年，IBM成立了公共政策办公室，此后该公司的领导人亲自维系IBM与华盛顿的关系。[55]英特尔于1986年效仿了这一方式。苹果公司20世纪80年代初在弗吉尼亚州设立了一个小办公室，于1989年搬到华盛顿，在20世纪90年代短暂关闭了该办公室，1999年重新启用。[56]微软的动作相当迟缓，1995年才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而且该办事处最初是在1991年的反托拉斯调查中设立的。1998年，思科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等新涌现的公司分别于2000年、2005年和2009年在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此外，许多ICT公司聘请专业说客或律师事务所在华盛顿当地代表公司处理事务，来代替他们自己的办公室或作为补充，而其他人则在其总部负责管理与联邦政府的关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ICT公司在华盛顿设立办事机构，它们也大大增加了游说预算。20世纪90年代后期，IBM、英特尔、微软和甲骨文等知名公司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见表2.1）。近几年来，这些公司中涌现了许多互联网公司，特别是亚马逊、脸书和谷歌。事实上，在2012年，美国公司中谷歌投入的游说费用最多，总共花费了1 800万美元。

在推动政治运动方面，ICT行业也变得更加积极。事实上，如表2.2所示，特别是在21世纪，电子制造商、计算机软件公司和互联网公司政治募捐更加活跃。这些捐赠中相对较小的份额来自PACs（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联邦候选人。相比之下，大部分捐款来自行业中受雇于联邦候选人的个人，还有些捐赠采取“软资金”或“外部费用”的形式。[57]例如，2016年，由电子制造商捐赠的8 630万美元中，有4 100万美元是以个人的形式捐赠给候选人的，有3 800万美元是外部费用。电子制造业的捐赠通常备受青睐。

共和党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支持，但从2004年开始，民主党人开始受到支持。软件和互联网行业通常受到民主党人的青睐，直到2008年，这一差距才开始变大。ICT行业对民主党人的明显偏好反映了个人捐赠而不是PACs捐赠的重要性；ICT行业的企业PACs往往偏爱共和党人。[58]

最后，ICT公司还建立了各种商会和其他组织来代表它们。[59]其中有一些起源于早期的工业团体。1916年，美国办公设备制造商协会成立。1994年，该协会成为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为了确保国防合同的权利，西海岸电子制造商协会于1943年成立，1978年，该协会更名为AEA（美国电子协会）。成立于1960年的数据处理服务组织协会，于1991年更名为ITAA（美国信息技术协会）。2009年，ITAA和AEA与其他团体合并成为TechAmerica，并于2014年被另一个行业团体合并。

其他ICT团体成立的时间较晚。半导体行业协会成立于1977年，总部最初设在硅谷。微软于1988年创建了商业软件协会，旨在打击盗版软件。该协会后来成为商业软件联盟，然后成为“BSA | 软件联盟”。计算机系统政策项目成立于1989年，后来转变为技术CEO委员会。顾名思义，它由知名ICT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组成，通常由其中一位担任主席。TechNet成立于1997年，是一个由高科技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组成的团体。

在学术界方面，HTC有一系列的协会。最突出的是ACE（美国教育委员会）。这是一个伞式组织，不仅包括大学，还包括其他高等教育协会的成员。更通俗地讲，ACE是华盛顿高等教育集团“六巨头”（Big Six）之一。其他五个分别是AAU（美国大学协会）、APLU（公共和土地赠款大学协会）、美国州立大学协会、美国社区学院协会和全国独立学院与大学协会。[60] ACE还组织了华盛顿高等教育秘书处的会议，其中包括大约50个与教育有关的高等教育团体。[61]还有一些专门面向国际学生的游说团体。全美外国学生事务协会代表国际教育专业人员，一直积极地支持外国学生的流入。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宣传、研究和培训，以促进国际教育发展。

代表研究型大学的方式有多种。在上文列出的“六巨头”中，AAU和APLU以代表研究型大学而闻名。截至2017年，AAU包括62所一流的公立和私立研究型大学，而APLU包括235所公立研究型大学和其他机构。虽然它们的游说预算相对较少，但APLU通常每年在联邦游说支出方面投入40万~60万美元。此外，政府关系委员会每年会为研究型大学、医疗中心和研究机构提供建议，联邦政府至少会提供1 500万美元以资助其进行研究。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一般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并进行大量的游说活动。例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在2016年分别花费了55万美元和50万美元用于联邦游说，普林斯顿大学花费了28万美元，斯坦福大学则花费了25万美元。[62]最后，研究型大学还与大型ICT公司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一起进行游说，这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