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满足内部的工业产能及新崛起的金融资本外开拓空间之需求而提出的倡议。中国高度重视20世纪30年代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引发世界大战的教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的思想，但“一带一路”的提出也仍然触动一些大国的神经。
一、“一带一路”倡议触动传统大陆帝国和当前海洋霸权国家的神经
中国自汉唐以来对西方的贸易，为伊斯兰世界在西亚和中亚大陆的兴起提供了沿着商道扩张势力范围的利益驱动。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造成的白银危机压力下的欧洲，为开拓绕过伊斯兰世界的东方贸易路线进行航海拓展，最终变成海洋强权，由此开启了世界近代史。西班牙、荷兰、英国交替成为海权大国，最后是美国。
顺着这条历史脉络，中国如果只是提出“一路”，那还只是传统的陆权倡议；但提出“一带一路”，就涉及大陆和海洋交接边缘的次海权的问题。
放眼全球，能称为大陆型大国、拥有足够陆权纵深的国家只有三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以中国来看，不能只搞内陆的丝路，因为这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曾经作为18—19世纪新兴帝国的俄罗斯，其战略重心一直倾向欧洲，东方在其战略中只占次要位置。所以前几年油价大升、形势大好时，俄罗斯对中国的丝路倡议态度若即若离。而且，俄罗斯也曾经提出成立欧亚贸易区，等于是希望由它来整合贯通中亚的苏联成员国和欧洲。说白了，就是俄罗斯认为轮不到中国来整合中亚。但美国插手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被迫与欧洲交恶，同期美国主导压低油价，俄罗斯才不得不转向东方，认真对待中国的倡议，变成貌似真正的战略伙伴。一旦和欧洲关系改善，俄罗斯还是会转向欧洲。因此，不管眼前中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关系有多密切，也绝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毫无疑问，陆权海权兼顾必然会触动海洋霸权国家的神经。地缘政治利益向来是美国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美国势必通过各种策略加强对中国的打压。譬如，在明的一面，挑起东亚的地区冲突，以及调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策略（如伊朗就是中国“一带一路”上的重要环节，现在，美国与伊朗达成核问题协议，有可能就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利益，考虑平衡中国在区内影响力的因素而做出的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在暗的一面，加强和中国内部的资本利益集团（包括执政集团内外）结盟，夺取未来中国发展政策的主导权。
二、复杂东盟：中国的海运命脉与海上丝路的起点
东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直接关系中国的海运命脉，但地缘关系格局自“二战”后一直为美国所主导。
面积狭小的新加坡出现了一位在国际上有如此分量的政治家，李光耀的历史角色很耐人寻味。但是不管李光耀被吹捧得多么有政治智慧，主要还是源于新加坡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近代新加坡的繁盛始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商站。英国人选择这里，自然是因其极具地理战略价值。新加坡扼住马六甲海峡之咽喉，是控制欧非亚大陆海运通道的战略重地，也手握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产业体系的能源生命线。
处于弹丸重地的新加坡很清楚自己的生存之道。西方人推崇李光耀，因为他是最坚定的冷战斗士，自20世纪60年代就高调宣布支持美国介入东南亚。奥巴马甫一上任，李光耀极力劝美国重返亚太，搞战略再平衡。他不光是嘴巴上说，还给予了实际协助，比如给美国提供军事港口，协助美国在东盟区内的军事部署，并获得整个亚太地区最先进的美国军备（某些装备规格甚至超越日韩）。
这应该称为新加坡的现实生存策略，也就不由中国抱任何幻想。中国自邓小平以来数代领导人都和李光耀颇有交情，李光耀还曾提倡亚洲价值（即威权政治+高效能政府+政府公司主义），但是新加坡始终不会成为中国的盟友。
因此，中国渴望打开另一条无须经过马六甲海峡、从中国西南部接通印度洋的货运通道，例如，促成泰国百多年来一直想开通的克拉运河，或者帮助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建造大型港口，再以铁路连接中国西南，在区内建立港口同盟等。目前，无论是试图高铁换泰国大米，还是在缅甸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都是在和新加坡背后的美国角力，形势都不明朗。此外，中国正式租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样就可以绕过地缘形势复杂的印度洋，把中东的原油经巴基斯坦直接输入中国（但是基础建设成本较高）；另一条路线选择是南下阿拉伯海，借道斯里兰卡，这样就在印度之外多开辟一个印度洋的中转港口。
总之，东盟是中国倡议的海上丝路的前线起点，但也是形势最复杂的区域，是除了日本外，美国影响力最根深蒂固的地区。
三、亚投行与“后布雷顿”美元体系的调整
1.亚投行的战略意义
中国虽然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却没有一个政治同盟，也没有一个金融同盟在背后支撑。只有这几者相辅相成，大规模对外投资才能相对安全，缺乏政治与金融组织的支持与协作，结果不一定理想。
关于政治同盟，中国碍于“后冷战”地缘政治而一直刻意地回避；而关于金融同盟的新动作，则主要体现在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由此来看，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是中国配合资本输出而启动的跨国制度建设。
和之前的动作组合起来看，金砖银行+金砖国应急基金、亚投行+丝路基金与接下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客观上是在另起炉灶，与在“二战”后建立的美国主导的布雷顿美元体系分庭抗礼。这也客观上使得中国成为继大英帝国特惠贸易体系和美国布雷顿体系以后，第三个有能力主导全球性金融贸易体系的国家。当然，在可见的将来，这些协作组织还不可能取代布雷顿美元体系，最多只能是某种程度的博弈。
2.亚投行面临的美元挑战
美国几年前为了防止有利于中日韩合作共赢，直接威胁美国货币利益的亚洲货币同盟的出现，高调重返亚太，搞所谓的再平衡，不惜扶植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执政，形成围堵中国的太平洋同盟圈，又打造TPP以确保太平洋地区继续成为消纳美国货币增发的“美元湖”。但TPP谈判进展缓慢，而中国应对性地提出亚投行，虽然美国极力劝阻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参加，但在短短一年之内形成了浩大的阵容。
二者进度差异明显的一个原因是，TPP谈判系以美国的利益为核心，而对于谈判国来说，区内降低关税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实质上可能比不上输出基础建设及相关的融资和金融服务。
美国本来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搞TPP，却因此被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排除在外，这当然会使美国尴尬。当英、德、法、意、瑞等欧洲盟友宣布参加亚投行后，奥巴马召开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可见美国视亚投行的成立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大事，因为它实质上挑战了美国战后主宰全球的金融霸权。所以，亚投行的诞生也促使了美国加速TPP谈判，并且在某些原则和策略方面做出调整，使得TPP最终在2015年10月完成谈判。
根据报道，欧洲国家中首先决定参加亚投行的是瑞士，但瑞士是和中国秘密谈判，并要求延后公布，才使英国成为第一个抢先宣布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瑞士和卢森堡这两个很少参加国际组织的金融国也参与其中，表明了布雷顿同盟内部确实出现了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里芬难题：美国已经开始和其领导的同盟组织出现冲突。
当然，美国的盟友们并不是要放弃布雷顿美元体系这条船，而是在单极霸权疲态毕露后，为了保险，多买一张船票。更何况，“一带一路”覆盖的，本来就是英、法、意等老牌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
3.亚投行能取代布雷顿森林美元体系吗？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为了配合美国输出过剩的工业产能和资本，欧洲当时亟待战后重建，因此当时欧美双方利益是一致的；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大规模输出流动性，虽然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实体经济都打击甚大，但是美欧的金融集团利益仍然是一致的。然而，近年双方的根本利益已经开始出现矛盾。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组织无作为，跟不上全球的新形势、新需求，客观上需要产生另一个全球性金融合作组织。
2013年10月美国主导构建的六方央行流动性互换同盟，预期可以有效防止欧美再出现大规模流动性危机。但这只是预防性的，现在全球新局势需要主动性的倡议。被美国资本利益主导的IMF和世界银行（及其实质上的分支亚洲开发银行），也因为美国不愿放弃其否决权而停滞不前，明显变得僵化，难以改革，跟不上全球格局重整的新形势。
中国能否趁此时机，领导建立新的全球性金融联盟呢？这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中国牵头组建的亚投行，可谓部分地呼应了全球对金融创新的现实需求。然而，总体来看，虽然未来10年内，人民币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基本不是问题，但除非有新的重大因素出现（比如20年爆发毁灭性的全球战争，主要资源枯竭），否则人民币未必能在20年后挑战美元的地位。
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一种货币的力量取决于一国之政府与民间组织生产和创造的能力；但在金融资本阶段，信用货币的信用来源主要是国家政治和军事强权。据此来看，美元作为世界信用货币的强势态度，当然首先取决于其庞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开支占了全球军费的四成到五成，位列世界第一，比紧跟其后的10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原则上可以在两大洋上同时打两场战争（虽然最近开始调整这个军事原则）。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创新源头，并且由官方统筹推进的、高度组织化的军工科技所引领。从化工、半导体、电影、电视、航空、电脑、金融、商贸模式、生物科技、互联网到智能手机，绝大部分促进产业扩张的资本高附加值创新都源于美国。美元价值的最根本基础除了独占鳌头的军事政治强权之外，就是美国的垄断性提升资本附加值的创新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更像从前的罗马帝国，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榨取周边地区的资源和奴隶的超额剩余，只是美国比罗马更全面更优胜。罗马的核心基本上只消费而不事生产，输出的只有斗兽场、竞技场和大浴场等奢华文化，大量输入各种奢侈消费品。美国则靠印刷低成本的美钞换取世界各地的资源，支持其国民的高消费，撑起被世界当作自由民主样板的现代化高生活水平。
在中国成为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创新源头之前，中国的货币就不大可能挑战美元，甚至欧元的地位。比较来看，美国自19世纪末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产能国，也是在50年后才成为金融主导国，其间还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
中国一直强调，亚投行等只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不排除合作关系。按照矛盾论原理，将来能压垮美元的，估计只有愈益虚拟化的美国金融体系本身。
四、从亚投行成员国看西方同盟阵营关系重新调整
亚投行创立，美国最尴尬的是“二战”后建立的同盟阵线首次出现众叛亲离的局面。美国严词批评欧洲盟友，英国也高调回应；韩国和澳大利亚被压制无法加入，但最后一刻还是跳上了末班车；结果只剩下急于借此历史机遇恢复军事地位的日本和本来就不着急的加拿大。美国领导的同盟阵线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根本分歧。
如前所述，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开始出现特里芬矛盾。那么美国领导的西方政治同盟，是否也出现了矛盾呢？
首先在俄罗斯问题上，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很难同意美国的强硬态度。德国的利益本来就和俄罗斯分不开，当然，美国并不真的想和俄罗斯开战。美国在各地缘板块的战术都是分而治之，即在区内挑起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然后就可以从中渔利。如果欧洲和俄罗斯结盟，整合成一个强大的欧俄和中亚，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不愿意欧洲和俄罗斯走得太近，美国借乌克兰危机挑起事端，而且态度强硬，就是要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敌对面。换言之，美国的欧洲政策，很难再与欧洲的利益完全一致了。欧洲各国在亚投行上公开与美国决裂，可能也反映出盟国对美国的欧洲政策有一定的不满。
其次，北约问题。北约是美国海权战略的附属旁支。北约的利益与欧盟的利益，是否还能保持完全一致？
最后，亚太地区。韩国和澳大利亚本来是美国围堵中国的重要棋子及TPP的重要成员，但它们最后还是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加入了亚投行；只有日本因得到加强军事扩张的机会而表示自己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
韩国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都是日本。只要朝鲜半岛统一，韩国无论在人口、军事和工业产能上都将足以挑战日本。为此，中国是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和政治支持者。中韩不仅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甚至将来在统一的问题上，韩国最终也需要中国的支持。而美国实际上不想朝鲜半岛统一，以免亚洲演变成稳态的三足鼎立，日韩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更何况朝鲜半岛一旦统一，愿意放弃核武器吗？恐怕它最终会选择在军事上独立于美国。所以美国的亚太政策与韩国的利益很难说是一致的。
日本也一样。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屿，资源稀缺，想成为强国必须建立海权向外拓展。日本在19世纪末打垮了清帝国的海军，然后战胜了沙皇俄国，成为一方霸主，下一步想挑战新兴的海洋强权——美国，但战败并被军事接管，从此成为美国海权的附庸。现在，日本同样面临资本过剩问题，同样渴求输出基础建设产业，其国内的资本集团渴望日本加入亚投行。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就倡议成立亚洲稳定基金，让日本成为领导亚洲的金融力量，结果被美国否决了。日本主导亚洲开发银行，最后还是要仰美国的鼻息，区内每年80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需求，亚洲开发银行只批出135亿美元，表面说辞是环保、人权等高标准，实质是要配合美国的政策。现在，日本右翼集团表面上是为了意识形态，而实际上为了重建日本军事大国的地位而坚持站在美国背后。短期来看，美国的海权战略与日本的军事扩张利益一致，但长期来看就很难说。
总之，世界的利益集团变得多样化，美国领导的同盟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深。中国怎样在其中找到发展的机会，需要很大的智慧和谋略。接下来的10年，中国外交需要主动的思考和策略。
五、亚投行的话语建设：急需内生社会公义的理念
美国在20世纪50—70年代，输出的是配合冷战地缘控制的发展意识形态。世界银行主导的发展主义遭遇发展中国家普遍高债务危机而破产后，美国80年代开始将外交话语改为民主自由制度变迁。尤其是海湾战争后，拿着大棒子送上美式自由民主，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主调。但美国过去10年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引爆了永无止境的地区冲突，不仅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数百万难民的代价，还亲手栽培了基地组织阿尔盖达、“伊斯兰国（ISIS）”这些殃及西方的怪物。“大棒子+民主自由”的话语，已经没有多少说服力了。这几年，美国的外交意识形态悄悄地转为“大棒子+安全”，即指面对日益严重的地区冲突（虽然这些冲突的大部分根源都是美国），需要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介入。
而“一带一路”的意识形态，是和平发展。即搞好基础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自然会减少冲突，变得和平。无疑，和平发展，要比美式的“大棒子+安全”更靠谱。毕竟，贫穷和不公义，是极端主义的温床。但输出基础建设的发展主义，也有可能导致区内各种社会问题爆发。如何避免亚投行重蹈世界银行那种破坏环境和原住民稳态生计系统的错误？如何令基础建设带动在地化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换言之，怎样避免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沦落成另一对IMF和世界银行？虽然中国这几年输出基础建设援助时强调必须有利于当地的实质生计，但不足以在道义上挑战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
那么决定“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是核心价值的话语竞争力。中国必须形成一套内生性的社会公义论述，来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主自由话语及其外推的制度变迁软实力。
当然，中国内部正在以城市化吸纳过剩产能，面临30年发展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分殊、环境恶化、腐败等社会问题。发展生态文明，只能基于多元化社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之中，而构建和谐社会，也只能建立在符合公义的社会财富分配之上。
可见，具备深厚的社会公义理念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视野，不仅可以在本国落实生态文明战略，只有建成内生性和谐社会，才会有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否则，并不足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和地缘战略。
因此，中国的知识生产者需要把中国经验中的积极因素提升为一套可以输出的东方（或乡土社会）式社会公义论述，才可以把“一带一路”上升为具有全球意义的话语软实力。
换言之，“一带一路”需要更深厚的社会公义思想和文化内涵。否则，它面对亚非欧大陆上的多样民族、多元化文明，在遭遇地区冲突时，将显得苍白无力。
综上，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甚至推动金砖银行的成败在于话语权，当前亟须内外兼修，自省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