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
中国的困局在于过去20年的旧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国内一般制造业产业的利润率下降，甚至趋近于零；同时，中国积累了大量的流动性，金融利益集团开始抬头，推动经济金融化及人民币国际化。过去20年中美关系一直处于畸形状态——中国在美赚取大量贸易盈余只能以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低廉资金，再涌入中国投机牟利，实质上使中国加速了“被金融化”。大量的美元涌入中国，以外汇占款形式的货币增加供应，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实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当产业利润率下降，资本离开制造业，而货币供应却仍然增加时，在没有对应的实体经济增量的情况下，便催生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泡沫，包括现在各方热烈讨论的农村土地流转。在很多伪经济理论及意识形态包装下，其利益本质仍然是通过土地私有化、货币化以至于金融化，维持货币供应增加，更重要的是确保人民币定价资产的价值。
因此，金融资本在国内过剩条件下走出国门，亦即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规律使然。
本来随着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日益增长，以及亚洲日益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中日韩与东盟诸国整合为平等互利互补的自由贸易区，并建立亚洲货币联盟，是最符合亚洲长远发展利益的战略，但这意味着美元在亚洲的影响力下降，且直接冲击了美国的核心币缘战略。
为维护美元霸权，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搞再平衡，炮制钓鱼岛冲突，暗中支持日本右翼势力再上台，令21世纪初《清迈协议》所展望的3+10亚洲货币同盟胎死腹中，以此保住了美元在亚洲的地位。此外，美国更积极推动排他性的TPP等，确保美洲、太平洋、大西洋继续成为庞大的“美元湖”，这可是关乎美国未来国运的核心战略。而中国作为回应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倡议，则是要突破美国太平洋同盟的围堵，依托广阔大陆纵深，在大陆和海洋交接的边缘开拓次海权，尝试在亚欧非大陆打造一个“人民币湖”（RMB lake）（“一带一路”的相关问题将在下一专题进行分析）。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取向
比较来看，人民币崛起和欧元崛起之初遭遇的困境几乎是一样的。
任何一种崛起的区域性货币如果想进一步走出去拓展为世界性货币，都会不自觉地挑战美元的地位。但在这个过程中，新兴货币又不具备美元已经有的从外部捞取利益的优势，就只能加速内部的金融深化，通过内部去维持整个金融化的收益率，确保内部较大的金融收益，维持货币定价资产的价值。中国金融利益愈想国际化，整个国内经济就要更加被金融化。
人民币国际化，同时承担着两个目标、两种不同的利益。
首先是“一带一路”，部分是输出中国的产能——输出基础建设及工业化模式，拓展区域化的平等互惠贸易伙伴关系，它可以促进中国国内制造产业的发展，为此，它需要配套的区域性国际金融及货币制度安排。这就像“二战”后美国为了向全球输出商品，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发起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必须配合人民币与区内货币互换协议，打造一个非美元贸易结算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是区域性国际化而多于全球化。这要靠中国开拓多边的战略性伙伴关系，打造一个区域性的“人民币湖”。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也无可避免同时内涵性地承载着国内金融集团的利益扩张目标。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及国际贸易，本来就需要复杂的信贷、融资、结算等金融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庞大利益也有可能使金融集团过度膨胀，不惜一切加速推动中国的金融深化，试图打造优质的人民币定价金融资产。但如果金融过度膨胀，反制实体经济，则有可能催生美国的次贷泡沫及欧债危机之类的大规模金融危机。
综合来看，既要使用金融工具推进“一带一路”，又要有效控制金融集团的过度扩张，这对于中央政府的深改设计来说，是个难度很大的挑战。
三、人民币纳入SDR[266]：挑战或大于收益
震动全球的“811汇改”被认为是朝向更加市场化机制的改革。其后11月IMF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纳入SDR货币篮子，权重在美元（41.73%）及欧元（30.93%）之后第三位（10.92%），但强调中国需要在三年内实现汇率机制完全市场化。
SDR是IMF的国际货币单位，它源于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建议的全球货币设计。理想中，它的权重应该反映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凯恩斯的构想是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货币，防止某一国货币独大，并预防长期结构性国际贸易失衡的情况。但美国一心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霸权，自然反对这种构想。“二战”后，美元成为一枝独秀的国际储备及结算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美元汇价根据美国的币缘战略及国内经济状况大幅涨落，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混乱期。一篮子SDR本应该取代单一货币发展为稳定的国际货币。理想上，SDR是国际贸易结算的单位，并成为各国央行之间的结算及储备货币，但在美国不愿意放弃美元霸权的现实下，当前SDR并没有很大的实质功用，甚至称不上是货币的一种。虽然IMF曾经数次向会员国分配SDR，但直至2011年1月，SDR仍不足全球储备货币量的4%。所以，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IMF之SDR，虽然普遍认为这是首次确认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但并不会猛然增加国际对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对中国短期而言，象征意义多于实质利益。
有趣的是，美国近年在多项国际事务上均对中国严厉批评甚至施加压力，唯独在人民币纳入SDR的问题上表态支持。众所周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护货币主权，顶住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避免中国的出口部门受挤压，更是为了防止大量流入中国屯兵的投机性资金借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套利。但人民币纳入SDR对中国的货币权益来讲则是一把双刃剑。与远期的利益相比，近期如何保住货币主权完整是对中国更大的挑战。因为通过支持人民币纳入SDR，推动中国加速开放资本项目，让美元资本可以自由进出，从中国金融市场波动中获利，同样符合下一阶段美元的战略利益。
又因为开放资本项目同时夹杂了中国国内金融资本扩张的利益冲动，所以，中国将出现一个复杂的多方博弈局面，中国国内的工业、金融部门及国际金融资本三者之间，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呢？从基本面看，当前全球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比率只有1.1%，需要增加约3300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需求，才能达到与日元相当的水平；但中国外贸直接以人民币结算已达26%，而且，随着全球人民币存款增加，对应的人民币金融产品需求亦会上升。另有分析指出：到2030年，亚太区的GDP将占全球40%，亚太区的中产阶级将占全球2/3，中国的中产收入群体将由目前的3亿人增至6亿人，中国以至于亚太区将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商品消费市场。到那个时候，人民币能否成为区内的主要贸易及金融产品结算货币呢？如何解决其与美国战略目标的冲突呢？这大概是预测未来十多年亚太乃至全球局势的最关键性因素了。
在危机四伏的狂热金融化之路上，人类要摔倒多少次，才会最终学到教训？中国会有幸成为例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