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巴西：替国际资本打工的债务国
巴西近年来再次陷入昔日高通胀、低增长的发展困局。
虽然巴西曾经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兴国家，但经济上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2011年，巴西的GDP总量超越英国，排在美、中、日、德、法之后，跃升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而且自2001年以来，账面上持续的贸易顺差积累了高额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巴西却是净负债国。
因为，20世纪90年代，巴西推行金融市场私有化及自由化，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进入。国际资本在巴西获得巨额投资收益的同时，巴西实际上维持着庞大的资本项目逆差。搭乘上全球贸易扩张的便车，尽管巴西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曾经连续多年维持着贸易项目顺差，但随着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经济下滑，巴西也跟其他资源出口国一样，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重新出现大规模的经常项目赤字。
随着国际经济增长减速，原材料出口需求下降，巴西近年的经常项目再次连续录得赤字，如图5-1所示。
巴西2011—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仅增长2.7%、0.9%和2.3%，2013年全年巴西股市下跌了16%，跌幅居当年全球主要股指之首。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没能提振经济，其经济在第一、第二季度先后萎缩0.2%和0.6%后，已陷入衰退。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current-account。
图5-1 巴西经常项目（1980—2020年8月）
来源：http：//bruegel.org/2015/11/brazil-playing-with-fire/。
图5-2 巴西的经常账户与名义GDP之比
徐以升将该过程深刻地总结为：“自巴西20世纪末选择对外开放以来，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推动巴西成为金砖大国，也使这个金砖大国饱受资本之苦。12年来，国际资本涌入使巴西沦为庞大的净负债国，且因向国际资本支付高额投资收益，巴西沦为给国际资本打工的国家。国际资本在攫取巨额投资收益的同时，其大进大出的特性又使巴西资本市场反复经历剧烈波动。由此观之，巴西更像是一个由国际资本催生的牟利机器，是一个被反复吹起、刺破、再吹起的泡沫机器，在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中，国际资本牢牢控制了巴西这个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47]
2000—2012年，巴西全部的贸易盈余仍远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同期获得的投资收益；即便除去服务项目，巴西12年的全部商品盈余仍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若将巴西12年全部的商品盈余和海外投资收益加在一起（4252亿美元），才刚够支付4161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投资收益。对此，徐以升的总结是“在高GDP增长、高外汇储备的新兴国华丽外衣下，巴西实际上沦为长期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负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也指出，巴西的产业结构“去工业化”且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产业结构方面，最近10年的初级产品繁荣加剧了巴西的“去工业化”，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而2013年以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失去了足够的支撑，经济的衰退直接造成财政收入锐减及失业率的上升。[148]此为其当前危机的根源。
一、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策略教训
进一步看，巴西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区内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本来已经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却始终无法走上工业大国之路，其经验教训值得深入探讨。
可以认为，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各国今日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殖民化时期遗留的单一经济结构这种内因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却遭遇外因改变——西方核心国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恶性扩张带来了巨大成本转嫁。
以往的很多研究也都试图给出解释。一般认为，在内外因素不利的影响下，拉丁美洲国家不仅普遍缺乏应对能力，而且奉行了有偏差的发展策略。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曾经奉行所谓的“进口替代”及贸易壁垒政策，试图以此化解资本稀缺的约束，建立本国工业体系。这本身不一定有问题，毕竟贸易保护曾经是很多工业强国在发展初期采用的策略。但外资本来就是双刃剑，吸收西方资金，特别是吸纳核心国掌控的国际机构的外资，往往带有涉及主权的苛刻条件。可谓“成也外资，败也外资”！正如李晓鹏分析[149]：拉丁美洲各国发展策略的偏差不仅在于错误运用关税保护“幼苗产业”，更在于对外资的进出和利用缺乏战略性认知。
当时拉丁美洲国家一方面树立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吸引外资，希望首先建立内销主导的产业，然后待产业成熟壮大后再向外竞争。但实际情况却是，因为市场保护、缺乏有效竞争，这些国内企业往往不思进取，外来投资者也没有带来先进技术或管理模式，而是单纯利用本地的廉价生产要素，以致国内产品质量长期无法提升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水平，但本国消费者却要付出昂贵价格，经济缺乏活力（中国的汽车市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本书对E7的更深入研究则超越了以上基于发展经济学的一般认识，指出：由于核心国的制度改革要求是符合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的“去国家化”，因此拉美各国对资本缺乏适当管制，外资一方面倾向制造资产泡沫以从中牟利，另一方面则偏好寻租性质的天然资源或公共服务部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借此强迫施行的激进私有化、取消资本管制的所谓结构性改革，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扭曲的模式，拉丁美洲国家也因此堕入“发展陷阱”，经历了失落的数十年。
换言之，较合理的发展策略应该是一方面利用政策把外资引导至讲求技术创新、具充分竞争的实体产业部门，以促进本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并最终具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应该限制外资进入投机性及寻租性部门，尤其是天然资源、公共服务等领域。本身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引入外资或竞争并不会特别提升效率。当然，对投机性资本实行合理的管制也是无可厚非的。
1.工业部门萎缩、依赖资源输出埋下祸根
我们通过E7比较研究认识到：产业结构单一的经济模式是殖民地化的南方国家的通病之一。
巴西曾经在20世纪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已经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巴西是拉丁美洲国家中少数有较强工业产能的国家，其中某些领域甚至已跻身国际先进之列，尤其是生物燃料的研发。但其后政治动荡、国际经济周期涨落、国内债务危机等各种因素，皆使巴西没有完成工业化，成为工业强国。近年依赖国际大宗商品需求强劲、借助初级产品贸易而跻身经济大国之列。但连续十多年初级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却造成了“挤出效应”，更进一步加深了巴西“去工业化”的情况。巴西“黄金十年”期间工业增长只及GDP增长率的一半。如果扣除与石油采矿有关的产业，那么制造业增长率更呈下降之势。
2004年巴西制造业占GDP的份额曾达到顶峰16.5%，2012年已降至12%；相反，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从2004年的65%，上升至2014年的71%（图5-4）。巴西地理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0月巴西工业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同比则下降3.6%。2014年前10个月，工业生产总值累计同比下降3%，如图5-3所示。2014年1月至11月，汽车生产量累计294万辆，同比减少15.5%。
来源：http：//www.ipeadata.gov.br/Default.aspx。
图5-3 巴西工业生产增长率（2003年3月—2017年6月）
目前居民消费占巴西GDP的60%，投资的比重仅有18%，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40%。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6%，而巴西的这一比重仅为2%左右。
巴西发生“去工业化”的原因之一是制造业成本急速上升：2004年巴西的平均成本低于美国约3%，到2014年约高于美国23%（游资流入造成本国币值被高估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总劳动生产率仅提高了1%。某研究报告把巴西与意大利、比利时并列为“最不具制造业成本竞争力经济体”第四位。[150]
巴西经济的衰退已经影响到了各行各业，据报道，“在整个亚马逊州玛瑙斯自由区里的500强知名品牌企业，其工厂规模和产量都急剧萎缩，比如可口可乐、飞利浦、三星、雅马哈、本田。传统的奢侈品、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企业，都在大面积关停”。[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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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巴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左轴），服务业占比（右轴）持续上升
巴西过分依赖出口大量资源性产品而造成产业结构性失衡。有分析指出，由于大量商品出口带来的货币升值压力，从2010年到2012年，雷亚尔的升值幅度接近40%；从2003年到2011年，巴西的进口渗透率（国内消费品中进口产品占比）从大约10%提高到了20%。
同时，21世纪的前10年繁荣的经济形势也消磨了巴西进行结构性投资和改革的动力，包括对基础设施、研发、教育的增加投资，以及税收和养老金系统的改革。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巴西全国硬化的路面比例仅有13%。对于大约60%的货运和45%的客运都需要通过国家高速公路网络进行运输的巴西而言，交通拥堵时有发生，不仅严重阻碍了该国的物流效率，商品的交货时间乃至交货质量往往也难以得到保障。
2.搭便车：跨国金融资本投资粮食及能源市场造成的溢价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分析：“巴西前总统卢拉执政的8年（2003—2011年），正好遇上世界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巴西的矿产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都有不错的价格。而到罗塞夫当选总统时（2012），世界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变化……拉美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内部，而是主要依赖原材料价格及出口，依赖中国、美国和欧洲的需求。”[152]
美国遭遇2001年新经济崩溃危机和“9·11”政治危机之际，恰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产业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所造就的“世界工厂”，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受这个特殊变化的带动，巴西的资源及大宗商品出口价格和总量一路攀升，巴西获得丰厚的外汇收入。截至2012年年底，巴西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4000亿美元。巴西还成为IMF的前十大出资国之一，参与救助欧元区国家，这在拉美历史上，确实史无前例。
2010年，巴西实现GDP增速7.5%，创造198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高增长率。这一年，巴西的GDP第一次超过2万亿美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如图5-5所示。[153]
因此，卢拉总统拥有足够的财力改善民生，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同时构建完善的失业保险和最低工资等社会保障体系。据估算，2002—2008年，巴西政府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9%上升到8.6%，贫富差距缩小。2002年卢拉上台时，基尼系数为0.553，到2011年罗塞夫继任时，已经降至0.500，达到本国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值；同期，失业率则从9.1%降至6.8%。短短10年里，有3500万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脱离绝对贫困。[154]
来源：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gdp-growth-annual。
图5-5 巴西GDP年增长率（1995—2020年）
但我们在E7比较研究中提出：巴西的困局是在没有进入工业化的时候就超前实现了人口的城市化，并且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贫民窟中。由此，任何遵守正规法律的企业雇用城市劳动力，就都得支付其生存、教育、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成本，这几乎是在劳动力市场定价之外再增加至少50%的成本。如果这个国家是食品和一般消费品进口国，那么劳动力成本会随着进口品的价格上涨而更进一步提升。于是，此类国家便没有可能再发展自主性的产业经济，也就难以摆脱对资源、能源和大宗农产品出口的依赖。一旦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走弱，巴西的经济便立即受到严重打击。
2012年3月1日，巴西总统罗塞夫出席《完善建筑业劳动条件协议》签字仪式并发表讲话：“面对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发达国家不是通过提高投资能力来摆脱危机的，而是采取货币扩张政策，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造成经济困难。”罗塞夫指出，“过去数年里，发达国家共释放4.7万亿美元的货币，如同制造了一场巨大的‘货币海啸’……国际热钱涌入，不断推高巴西货币汇率，大大削弱了巴西工业的竞争力”。她更反驳说，“不是巴西工业缺乏效率，也不是巴西人不愿工作，而是这场‘汇率战争’令巴西处于不平等的生产条件之下”。[155]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志伟也指出，巴西经济中很多投资非常依靠外部市场的流动性补充，最近几年，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使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短缺，为也体现了外部市场对巴西经济的制约作用。[156]
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时，国际资金——包括大量投机性“热钱”——蜂拥而入，由此推高了巴西本币的币值。雷亚尔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在过去10年里升值超过100%，成为经济学家眼里全球被高估最多的货币。但随着美元流动性持续增加，且在巴西国内逐利性地无障碍进出，巴西经济的景气程度、国际大宗货物价格与投机性“热钱”演变为复杂的相互蘖生关系，汇率暴涨暴跌，国内宏观调控几乎完全失效。
2012年以后，巴西的通胀率连续突破巴西央行设定的4.5%上下浮动2个百分点的目标区间（也就是6.5%）。政府为了应对高通胀率，不得不使得基准利率一度升至12.5%的惊人数字，同期发达国家的利率很少有超过1%的。但在金融自由化体制下，更高的利率反过来吸引更多热钱短期流入，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如图5-6所示。
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BX.KLT.DINV.CD.WD？end=2019&loca tions=BR&start=1980&view=chart。
图5-6 巴西以外国家直接投资净流入（1980—2019年）
从2013年4月起，巴西央行连续9次加息至11%。由于不断加息以期控制过高的通货膨胀，巴西也因此成为史上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周期最长的国家之一。政府从2014年12月起就开始采取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巴西央行一年内连续6次加息，将基准利率调升至14.25%，但这也未能阻止汇率急泻和通胀水平上升，如图5-7所示。
如图5-8所示，巴西的海外资本大进大出，一直发生大起大落，2010年后更是主要净流出。
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增加了巴西经济的不稳定性。当2013年6月美联储宣布可能退出量化宽松时，带动资本回流美国，致使巴西的金融及货币秩序立即遭受重大打击。
来源：世界银行。
图5-7 2008年以后巴西剧烈波动的短期外债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capital-flows。
图5-8 巴西净资本流动（1995—2017年7月）
3.为跨国资本打工的依附型经济
2017年1月2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MDIC）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57]，2016年巴西外贸实现顺差476.92亿美元，大大高于2015年的196.85亿美元，创下1989年公布外贸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158]。据统计，2011年巴西贸易顺差298亿美元，2010年为202亿美元，在2006年最高时曾达到465亿美元顺差。截至2011年年底，巴西外汇储备余额攀升到3520亿美元。但风光背后，却是巴西成为净债务国，而且债务规模还在持续扩大。根据徐以升等的研究，在2010年第二季度，巴西国际净债务头寸高达9757亿美元，接近净债务1万亿美元大关。
2000—2011年，巴西投资收益项逆差总量高达3387亿美元，巴西的海外投资收益为774亿美元，而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则高达4161亿美元，这就是巴西12年来总共需要向国际资本支付的投资收益，其规模是巴西储备资产（3171亿美元）的1.3倍，占GDP（2.1万亿美元）的20%。而巴西同期的贸易收支盈余（包括商品和服务）总规模为1395亿美元，商品贸易长期盈余，同期总规模为3478亿美元。
2010年，巴西的国际投资净头寸高峰值达-9061亿美元，接近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超过储备资产3倍以上，如图5-9所示。第一财经研究院经计算发现：2000—2011年，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高达4160.58亿美元，而同期的全部商品贸易（资源出口）盈余，再加上海外投资收益，仅为4252亿美元。换言之，巴西12年间参加国际贸易，出口了不少珍贵资源，实际上是为外国资本服务。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近一半是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上。
正因为这种格局，巴西经济对国际资本进出非常敏感。例如，2008年5月巴西股市指数达73516点的高峰，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爆发导致国际资本撤出，巴西股市在随后的5个月暴跌60%；2008年8月至12月，巴西雷亚尔贬值38%。为了刺激经济，巴西央行自2011年8月连续10次降息，将银行基准利率由12.5%下调到7.25%的历史低位，2012年经济增长率下降至0.9%。2013年3月，巴西的通胀率更升至官方设立的6.5%通胀上限。4月，巴西央行在“环球降息潮”中逆流加息，并结束了维持约一年半的降息周期。巴西陷入高通胀和低增长率的滞胀格局。
来源：巴西中央银行。
图5-9 巴西的国际投资净头寸（2001—2017年）
一方面，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依赖资源出口贸易的巴西2012年贸易顺差仅为194.4亿美元，较2011年减少35%，创10年新低。2013年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致使国际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巴西的出口贸易顺差减少状况更难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巴西的经济结构不均衡，近年增长主要依靠私人消费来带动。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60%，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18%。消费越是低迷，经济就越难有起色。
国际投机资本是典型的“风险厌恶型”资本，巴西等新兴市场的货币和金融资产属于“风险资产”，而美国的美元和金融资产都可以起到“避险资产”的作用。国际资本虽然在新兴市场取得高收益回报率，但是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国际资本就选择抛售，撤回美国市场避险。美元一旦进入升值加息周期，对资本流动不加控制的巴西就要面对资本外流的风险。
美联储酝酿退市，自然使得巴西受到的冲击进一步加深。2013年6月4日，为遏制巴西雷亚尔兑美元快速下跌，巴西政府取消了针对国内固定收益投资的金融交易税；6月12日，巴西政府又取消了国内外汇市场方面的1%金融交易税。此前2011年，巴西政府为抑制大量短期投机资金流入巴西市场，曾对来自国外的短期资金采取了征收6%金融交易税的措施，该措施在逼退短期热钱的同时，也抑制了其他短期投资入境。[159]
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收缩、金融波动的情况下，积累的社会矛盾也借机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懪发以来，巴西政府利用降息及减税的所谓“供给侧改革”来刺激经济，试图以借贷膨胀来拉动消费，令私人债务不断膨胀。据调查，巴西每个家庭平均收入的20%需要用来偿还债务。2013年6月，圣保罗市公交车票加价20%，触发全国百万计的民众上街示威，要求政府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投资力度，抑制通货膨胀，惩治贪污腐败。目前巴西的GDP中投资只占19%，其中仅有2%用于基础建设，而民众平均受教育年期仅为7年。
4.受制于外国资本及国际市场的急剧波动
巴西依靠大宗商品出口拉动经济腾飞，但同时也让巴西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出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指出，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依然很脆弱。随着欧洲、中国等大经济体发展减速，需求下降，巴西也陷入经济持续低迷的泥沼。[160]
2014年，巴西进入21世纪14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2014年前11个月，累计逆差额达42亿美元。巴西外贸研究基金会的负责人桑托斯表示，由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铁矿石需求减少，巴西的出口量明显减少，2014年1月至11月，其出口量仅占全国总出口量的11.5%。2014年，铁矿石的收官均价为每吨75美元，比2013年每吨减少23美元。巴西的能源出口遭遇相同困境，全球原油价格已经下跌约37%。随着美国页岩油的开采，巴西能源的市场竞争力更被削弱了。[161]
世界杯结束之后，巴西雷亚尔贬值趋势加速。雷亚尔兑美元汇率从2014年9月至11月下跌17%。12月9日，跌至2.6174雷亚尔兑1美元，2016年年初更破至4雷亚尔兑1美元的水平，超过2003年货币危机3.95雷亚尔兑1美元的历史水平，如图5-10所示。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currency。
图5-10 美元与雷亚尔兑换率（2007—2017年9月）
国际资本大进大出，使得巴西雷亚尔大幅波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期间雷亚尔对美元贬值约25%。
5.通胀高企
巴西过去曾经饱受超级通胀之苦，近年更是陷入经济增长放缓、通胀率恶化的滞涨困局。
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1月的年度通胀率高达10.48%，创12年来最高纪录。其后，受国际大宗货物和汇率变动影响，虽通胀率略有下降，但2016年全年的通胀率仍然高达6.29%，于8月统计的过去12个月的年化通货膨胀率仍达8.97%，如图5-11所示。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inflation-cpi。
图5-11 巴西通胀率（2007—2017年8月）
究其原因，与昔日军政府时代的超级通胀处境类似。
当时巴西奉行“进口替代战略”，一方面设置高关税限制进口，另一方面给予外资优惠，促其在本地投资，期望以此发展本国的工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本国产品大部分只能通过国内消费来消化，可是巴西的遗留殖民地土地制度令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本国大部分人口缺乏消费力。于是，当时政府采取放宽货币供应及补贴中产阶级消费的方式来促进经济。1968—1973年，巴西平均增长率达11.2%，1973年更达14%，当时被国际称誉为“巴西奇迹”。[162]尽管这种方式在某段时期的确奏效，但这种繁荣的幻象只是筑在流沙上的城堡，它极度依赖外国资本流入。当时欧美在“二战”后经济复苏及繁荣期所累积的资本，需要在国际寻找投资机会，巴西吸引外资的政策正好受惠于此。当国际经济形势发生转变时，这繁荣的幻象就破灭了，因石油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粉碎了当时的“巴西奇迹”。其后，巴西陷入超级通胀、低增长率及高外债的困局。
那么再看巴西进入21世纪以来近十多年的情况，虽然经济策略不同，其实与昔日颇类似。只是这一次全球化下对大宗初级商品需求的急升及美元货币供应的膨胀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巴西便搭上了此班快车。因外贸盈余及大量外资流入，巴西再一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
卢拉政府也是通过放宽信贷和补贴来促进消费的。这一次不同的是，左翼政府利用石油及原材料外贸的收益来补贴低下层民众消费。双管齐下的结果，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数量与其消费力同时增加，另一方面是低下层民众也具有了消费能力。但制造业没有相应发展，反而受资源出口扩张而出现收缩，结果巴西近年GDP大部分是由国内消费来支撑的。当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也像美国那样寄希望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恰恰忽略了美国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向制造业国家输出作为全球结算货币也是储备货币的美元……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再一次扭转了巴西的繁荣局面。铁矿石等巴西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在2011年开始滑落。国际原油价格也在2014年开始急速下降，巴西再次陷入高通胀、低增长率及外债增加的困局之中。
6.外债总额节节上升
在上述种种因素叠加下，巴西的外债再度急升。如图5-12所示。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巴西中央银行。
图5-12 巴西总外债
2015年巴西二季度GDP环比萎缩1.9%，创下逾6年来最严重下滑。如图5-13所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月16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巴西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此前预测的-3.3%进一步下调到-3.5%；2017年GDP增长预期被调整至0.2%，较此前预测值下调了0.3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预计巴西2018年经济将增长1.5%。
近年发达金融资本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和策略调整，通过全球资本和商品市场传导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内部本就紧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并越来越多地从根本上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如图5-14所示，巴西失业率在这几年居高不下。[163]
巴西近年的繁荣依赖国际大宗初级商品市场蓬勃。制造业占经济比重下降，GDP主要靠国内消费来支撑，而且国内的消费力也是靠信贷膨胀，如图5-15所示。一旦大宗初级商品价格滑落，加上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提升利率，信贷收紧，在连锁效应下，巴西经济便快速陷入衰退。
来源：http：//bruegel.org/2015/11/brazil-playing-with-fire/。
图5-13 巴西实际GDP增长率从2010年高位开始下降
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brazil/unemployment-rate。
图5-14 巴西失业率（2012—2017年7月）
面对经济下滑困局，巴西的社会及政治又再次趋向不稳。街头政治已从2013年民众抗议政府公共福利政策，变为2015年右翼政党借机动员民众上街，高呼执政党劳工党下台。罗塞夫遭受卢拉执政时代从未出现的政治动荡之主因，乃卢拉搭上跨国金融资本投机粮食及能源市场的便车，以财政收入实施亲民生政策，缓和了20世纪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但到罗塞夫当选时（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变化。2016年8月31日，巴西国会参议院举行全会表决，通过了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案。外国有评论分析称此为议会发动之政变。（参阅《专题10巴西近年政局动荡述要（2013—2016年）》）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巴西中央银行。
图5-15 巴西私人部门信贷快速膨胀（2005—2019年）
巴西再次陷入动荡，其中一个重要的外在原因，不能不被认为是殖民主义遗留之祸根，尤其是美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164]之延续，下面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综述。
延伸阅读15
巴西动荡新常态：桑巴之怒
2013年6月，席卷巴西全国的示威浪潮骤然升级，100多万人涌上街头抗议，向世界展示了罕见的“桑巴之怒”。“巴西需要改变”“示威在整个巴西”，随着类似的口号传遍100多个城市，巴西的抗议风暴在6月20日晚达到高潮，100万人参与了示威。
2017年当地时间2月4日至6日，巴西圣埃斯皮里图州（Espírito Santo）首府维多利亚（Vitoria）等多个城市因警察罢工、治安混乱，发生大规模骚乱。截至7日中午，骚乱已造成75人死亡。巴西政府已派出1000名军警和200名部队士兵前往事发地平乱，维持治安。
自2014年巴西经济开始进入停滞状态后，2015年巴西经济在经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高增长后首次陷于负增长，全年萎缩3.8%，通胀率高达10.7%。与此同时，巴西政局开始动荡，反腐和政坛斗争错综复杂、日趋激烈。社会上各种罢工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大规模骚乱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形成恶性循环，时局每况愈下。
根据巴西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研究所（Dieese）发布的数据，自2012年起，巴西罢工次数开始增加。2012年，有记录的罢工行动达879起，而2011年为555起。2013年，罢工行动激增至2057起，同年6月爆发多起抗议活动。2016年，罢工次数达到峰值，记录到的罢工行动有2157起。自2017年起，罢工次数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2019年巴西共发生罢工1118次，相较于2018年的1461次下降23%。尽管次数的降幅明显，但与2018年同期相比，2019年上半年罢工次数下降36%，而下半年仅下降3%，降幅有所变小。[165]
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巴西频繁发生监狱暴动事件，其恐怖血腥程度震惊世界。《华尔街日报》引用巴西的官方数据称，在拥有2亿人的巴西，目前约有81万人被关在巴西各处早已拥挤不堪、负载达到172%的监狱系统里。但这仍然阻止不了每年有6.4万人遇害这一严重的暴力问题。经济下滑，失业率激增，社会动荡，犯罪率高企，是导致监狱暴动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皇冠上最耀眼的珍珠
针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腐败案的调查始于2014年3月。最初只是怀疑该公司高管监守自盗，在外包工程时与承包商勾结，抬高工程报价以牟取巨额贿赂；随后发现许多政治家向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推荐承包商并收取好处费；直至进一步被曝出，竟然有执政联盟内的大党参与其中，以收受贿赂的方式为本党秘密筹措政治资金。
正当各界紧盯着官员腐败、弹劾总统、投票结果等时，却忽略了究竟是谁，一直在对皇冠上最耀眼的珍珠——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虎视眈眈。
《石油信息周刊》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评为世界第七大石油公司。该公司生产能力强，每日生产130万桶油，足以提供国内消费的75%，目前钻探技术先进，能深入海底1850米。预计2020年产量将翻1倍，如图5-16所示。
来源：https：//www.oilandgas360.com/petrobras-crossroads-production-rising-will-brazils-election-slam-brakes/#。
图5-16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生产量（2001—2020年）
这颗珍珠原来是国家的掌上明珠。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自从1953年成立之后，便享有本国开采石油的垄断权。1953年10月，巴西政府宣布石油工业国有化，规定石油资源为国家所有，并于1954年5月成立了政企合一的国有企业——巴西石油公司，该公司不仅参与石油政策的制定、执行，还统管巴西石油的勘探、开发、生产、运输及企业的经营管理。
1997年，巴西政府宣布法令，石油业实行政企分开，设立国家石油管理局（ANP），负责巴西石油政策的制定和行业监督管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则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行企业自主经营。巴西联邦政府有关部门与机构共持有巴西国家石油公司51%以上的股权。法令的颁布，意味着巴西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可以与本国或外国企业合资，外国大型石油公司，如荷兰皇家壳牌集团（Royal Dutch Shell），陆续进入巴西。
2007—2008年，巴西发现了巨大盐下油藏，全球大型石油公司，如雪佛龙、壳牌、埃克森美孚等，虎视眈眈，意图牟取暴利。
2007年，总统卢拉恢复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对本国石油的部分专利，时任政府幕僚长罗塞夫制定法律，给予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营运的专利权，其所有收益均拨给政府教育与医疗的社会计划。2010年，法律规定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乃唯一开采巴西石油的合法机构，有权征收所有石油业务活动30%的利益。
同时，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开始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合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将在巴西所有业务30%的收入全部缴纳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根据2010年的维基解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征收30%利益这一举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疑虑，美国国务院与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开始代表美国石油公司游说巴西政府官员，企图改变其法律政策。当时正值卢拉第二期总统任期届满，劳工党推选罗塞夫竞逐总统。最大反对党巴西社会民主党（The Brazilian Social Democracy Party, BSDP）主张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私有化，他们推选圣保罗市长何塞·塞拉（José Serra）参选总统。维基解密文件揭露美国资助何塞·塞拉，借以保障美国利益。何塞·塞拉扬言扭转政策，重返旧模式。但罗塞夫获选总统。
巴西外交部一匿名官员指出：“美国政府与石油公司拿不到合约，便攻击我们，巴西成了恶魔，就像委内瑞拉那样，他们的媒体也如此报道。”“但我们政府也犯了错，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和石油期望过多，忘记了石油是商品，其价格也会下降。”
何塞·塞拉虽然竞选总统失败，但他以国会参议员的身份，继续利用法律机制，图谋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私有化。2016年2月24日，何塞·塞拉提出取消“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必须是所有盐下油田的唯一作业者并持有至少30%的参与权益的法定要求”，提案以40票赞成对2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2016年11月9日，巴西众议院投票通过石油法修正案。但新法案仅规定，在开发油田新区块时，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仍具有优先权。另外，保留了开发联合体需要向巴西上缴石油的比例，即原油产量的40%。属劳工党的国会议员瓦尔米瓦·普拉西代利（Valmir Prascidelli）批评，“这等于将盐下油田拱手让给跨国公司”。
总统罗塞夫被弹劾后，特梅尔正式就任巴西总统，其新任内阁名单清一色白人男性。特梅尔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迪米尔·本丁（Aldemir Bendine）撤换，佩德罗·帕伦特（Pedro Parente）接任。派伦特乃美国金融精英中意人物，曾任美国巨大农商企业邦吉（Bunge）巴西子公司高级行政人员，现任巴西证劵期货交易所主席。
2016年9月13日，巴西新政府推出庞大私有化计划——“成长计划”（Project Growth），拍卖油气、电力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许可，包括出售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萨尔瓦多（Salvador）、弗洛里亚诺波利斯（Florianópolis）、福塔莱萨（Fortaleza）几座城市的机场运营许可，并计划在2017年拍卖油田及水电站坝的权利，以及出售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联邦公路经营权。总统特梅尔扬言计划目的乃“去国家化”：“我们需要对民间部门开放，因为国家不能什么都做。”
2017年8月23日，巴西联邦政府公布了57个特许项目私有化的计划，包括飞机场、港口、石油勘探领域、巴西中央电力公司（Eletrobrás）及国家印钞造币公司。
整理：薛翠
7.沿袭殖民单一经济制度
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伦敦书评》撰文《巴西的危机》，从经济结构分析劳工党陷入执政危机的原因，他认为卢拉和罗塞夫没有采取措施调整单一的经济结构，即过度依赖出口初级商品，而忽略了扩大制造业的比例。[166]
8.复制成本高昂的西方政治与福利制度
另外，安德森从政治体制分析巴西危机，巴西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但议会选举方式，则采用欧陆议会制的比例代表制，导致议会中政党林立，不同的政党操纵立法和行政，互相对立，这容易造成宪政僵局，通常协商方法乃执政党以金钱收买或者以内阁要职拉拢。[167]民主运动党不仅是巴西第一大政党，更是参议院第一大党和众议院第二大党，还占据着参、众议长两个重要职位。目前，在巴西获得法律承认的政党有29个，其中25个在国会内拥有席位，数量居世界之首。
1988年的巴西联邦宪法规定：“追求福利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这为公共开支奠定了强有力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基础，即易增难减。自从这部宪法颁布以来，巴西联邦开支近乎翻倍，达到了GDP的18%，全部公共开支超过了40%。大约90%的联邦预算受到了宪法或法律的专门保护（包括养老金）。按照巴西央行发布的数据，2015年其不含利息支付的基础预算赤字（Primary Budget Defi-cit）为1112.5亿雷亚尔（约272.9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88%，较2014年增长了两倍以上。[168]
9.偏向白人种族主义
《美洲季刊》(The Americas Quarterly)总编辑布莱恩·温特（Brian Winter）分析：“贫富悬殊仍然是巴西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事实——这些抗议也没有不同。”他引用民意调查结果，指出所谓百万群众上街游行的“群众”明显比较有钱，肤色比较白，学历比较高。
根据《圣保罗页报》调查机构在新近圣保罗的两次抗议（一次亲政府，一次反政府）中的调查，反政府的示威者年收入高于27600美元的可能性比亲政府的示威者的年收入能达到这个水平的可能性高13%。同时，反政府示威者不太可能是公务员，而更可能有自己的生意。但在那两次集会中，近80%的示威者都是大学毕业生（在一个只有20%人口完成大学学业的城市里），一半以上的示威者年收入超过15600美元（圣保罗只有23%的人能赚那么多钱）。总而言之，这表明，大多数上街的人是更富裕的白人上层中产阶级。[169]
10.美国延续门罗主义
近代以来，拉美多场军事政变往往由美国背后策划支持，目的乃扶植亲美国的政权。
根据南方电视台（Telesurtv）报道，从2000年开始，美国已经发动6次拉美政变：2002年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2004年发动政变推翻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2008年发动“市民政变”推翻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2009年发动军事政变铲除洪都拉斯总统塞拉亚，2010年发动警察政变反对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2012年发动议会政变推翻巴拉圭总统卢戈。[170]第七次便是罗塞夫总统因议会政变被罢黜。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维尔（Adolfo Pérez Esquivel）认为美国总统奥马巴不应该在（2016年）3月24日访问阿根廷。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人权组织估计军事政变之后的几年，大约3万人被杀或者人间消失。埃斯基维尔说：“那是死亡、虐待、囚禁、流亡的时代，我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如果你深入分析现实，就发现美国要对拉丁美洲的军事政变负责。”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评论《2014真相委员会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巴西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一样，精英和中产阶级与军队合谋，铲除被他们视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力量。”
当卢拉被警方扣押时，资深的巴西外交官萨穆埃尔·吉马良斯（Samuel Guimaraes）指出政变正在进行中，“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国内与国际合谋摧毁劳工党，目的就是在巴西推行在阿根廷当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社会学教授博阿文图拉（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直斥美国插手巴西内政：“美帝国主义已经回到拉丁美洲。50年前，帝国主义只知道使用军事独裁，迫使拉丁美洲国家迎合美国利益。今天，帝国主义者已经使出其他手段为所欲为，那就是资助非政府组织经营本地发展项目，表面上捍卫民主，实际上只是作为前线，以掩护针对进步政府的秘密攻击，甚至公开挑衅的举动。”
法学社会学教授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更揭露右派的金主是谁：“巴西当前所有的巨额资助活动来自各式各样的基金（更具有渗透性的帝国主义的全新特质），从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相关的组织到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他们资助美国最保守的政策，他们的钱主要来自石油收益，乃至北美的福音派组织。”[171]
巴西主流媒体将成千上万涌上街头的民众描写成英雄，反抗腐败的左翼残暴政权。获得被喻为新闻界诺贝尔奖的普利策新闻奖（The Pulitzer Prize）的著名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却认为：“这种街头运动由富裕阶层策动，企图推翻巴西民主成果，他们长期憎恨民主选举产生的结果，现在借着反腐败的幌子欺上瞒下地前进，与1964年军事政变颇为相似。”在外界的大量资助下，新自由主义政党、财团控制的媒体、保守的司法制度、石油游说集团、白人精英与右翼集团集结在一起推翻现任政府，却被主流媒体描绘成人民起义反抗腐败政权。[172]
1964年的悲剧仿佛正在重演。历史学者阿尔维斯·德利马（Paulo Alves de Lima）感叹：“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推翻民选总统的政变。我们临近新阶段，反革命浪潮回击了，在民主制度中设置了更多限制，孕育了令人难以承受的傲慢与建制暴力。”1964年，军队领头推翻政府，而当下的“反革命”群体则是由新自由主义政党组织勾结了商界、右翼团体、财团控制的媒体，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司法机关。环球集团（The Global Group）势力庞大，旗下经营数十种报纸、杂志、电视频道、网站等，并且拥有新闻、娱乐、足球、嘉年华等专利。环球集团当年积极支持1964年政变，在军方当政21年期间牟取暴利。
另类左翼网站O Cafezinho的编辑罗萨里奥分析：“与1964年相似，当前的政变图谋是由巴西最大的媒体集团——环球集团大力支持的。但与1964年不同之处在于，当前的政变图谋乃意识形态驱动的司法制度的结果，目的有三：第一，推翻民选总统；第二，阻止卢拉竞逐2018年总统选举；第三，最终将劳工党打成非法组织。”
二、历史宿命？
在20世纪，巴西至少有三位总统因为推行惠民政策而触犯了本国精英与美国的利益，最后下场十分悲惨。第一位热图利奥·巴尔加斯（Getúlio Vargas），他创立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而且给予穷人社会权益。巴尔加斯被本国精英控制的媒体污蔑贪污腐败，1954年，他自杀身亡。
第二位雅尼奥·夸德罗斯（Jânio Quadros），他于1961年上台，便邀请革命英雄格瓦拉访问巴西，并且赞誉其为“南十字之秩序”（The Order of the Southern Cross）。接着，他将一家大型采矿公司收归国有。不到一年，他便被国会剥夺权力。之后辞职，原因至今未明。
第三位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他推行工人高薪政策、土地改革，给予所有巴西人投票权等。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面对古巴猪湾的军事失误，开始策划推翻古拉特。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1963年3月，肯尼迪对助手说：“我们务必对巴西下手。”不久，巴西媒体抨击古拉特是共产主义者，并且批评其造成通胀高企。1964年，受美国指示，巴西军方推翻古拉特，宣称从共产主义浪潮中“拯救国家”。
这难道是巴西乃至拉美的历史宿命？
小结
2003—2011年，卢拉政府搭上跨国金融资本投机粮食及能源市场的便车，由此有本钱出台亲民生政策，颇得民心；但同时延续亲跨国资本的经济体制，土地和资源性财产为跨国资本服务。“后殖民主义”的出口“再初级产业化”（Re-primarization）与“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同时出现。
2013—2015年，巴西遭受国际金融资本大国调整策略，核心国家结束量化宽松之后，原材料市场价格大跌，导致几乎所有新兴国家出现本币贬值、资本外流、通胀高企、债务累加。巴西并不例外，政府应对危机改行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上调多种商品价格与费用。群众街头政治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2013年街头政治的焦点已从民生政策转移为政治问题：2015—2016年巴西右翼力量借由经济困境及石油公司丑闻，推翻总统罗塞夫。
跨国资本利益与大国地缘-币缘战略，始终左右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性。E7比较研究证明：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非洲等前殖民地的国家，大凡跟从核心国实行了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的都深陷危机。只有未被西方殖民化的中国维护了国家核心经济主权，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只允许外资进入实体产业，并以本币增发对冲外资来推进本国信用快速扩张。由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既完成了工业化，又由国家掌控足够庞大金融资本的经济体，尽管中国自主工业化和自主金融化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