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反思都涉及世界潮流和世界上存在的事实，因而十分严重地影响到美国的军事机构及其高级将领的状况。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诞生于暴力之中，但其诞生之时，战争看来并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项主要特征，其诞生之地也不会轻易地受到战争机器的波及，反而是战争的毁灭力量所鞭长莫及的地方，并没有忍受生活在战事频仍的地区的人们的那种焦虑。美国在其早期历史的事件和地点，完全有利于建立和维持文官政府，使可能会占上风的这种军事野心完全保持在臣服状态。
这个年轻国家的民族主义革命是通过与雇佣军的作战完成的。这些雇佣军受雇于英国人，驻扎在美国人的家里，因而这个国家不大可能会喜欢职业军人。在19世纪漫长的时期中，美国作为主权国家，是一个广袤而开放的国度，周围是弱小的邻国、印第安人和辽阔的海洋，因而不必承担永久而巨额的军事开支的负担。此外，从门罗主义时代到这种理论19世纪后半叶被用于英国为止，为了在西半球保护英国市场，英国舰队一直处于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纳粹德国崛起，已经成为破产的欧洲各国的债权国的美国并没有什么军事威胁要担忧。所有这一切还意味着，就像在英伦三岛一样，海军而不是陆军历来都是首要的军事工具；而海军对于国家社会结构的影响远远不如陆军所经常产生的那样大，因为海军作为镇压民众暴乱的手段并非十分有用。因此，军事将领们在政治事务中没有发挥很大作用，文官的支配地位牢牢地建立起来。
这个国家的人民一直一门心思聚敛私人财富，因而不可能期望它资助从经济上讲具有寄生性的一个组织。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珍视自由和个人的首创精神，因而它不大可能会尊敬纪律严明的军人，因为他们看来过于经常地、残暴地被用于支持缺乏自由精神的政府。因此，经济力量与政治气候历来都有利于文官们对军队加以贬低，视之为必要之恶，但却始终是一种负担。
在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人们抱着对强大的军事机构的恐惧，总统作为文官，被宣布为全军总司令，还被宣布为战时各州民兵的总司令。只有国会可以宣战，或者通过表决提供拨款用于军事用途，并且每次仅仅为期两年。各州保持着自己的民兵，他们独立于国家机构之外。没有规定任何条款，要求军方为文职领导提供建议。如果说宪法中规定了关于暴力的条款，也是无可奈何的条款，施暴者也被限制在发挥严格工具性作用的范围内。
在革命的一代之后，上层阶级就没有留下军人的痕迹。美国的精英阶层没有系统性地包容高级军事人物。它没有养成任何服兵役的牢固传统并且没有赋予军人任何威望。在“荣誉”的殿堂里，经济人物而非军人的地位提高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南北战争期间，实际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雇用替身服兵役并没有被人瞧不起。因此，军人往往是孤单地在国内旧的边疆地区站岗，并没有跻身于国家更高层次的圈子内。
无论跨越半个地球的军人们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无论他们的远征及其群体多么带有军事性质—而这些在许多方面，在相当长时期里，肯定是战火纷飞的营垒—领导这个国家的人们依然没有留下军人思维与世界观的烙印。
然而，考虑到整个美国历史，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相当奇怪的情况：我们被告知，我们从来都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我们实际上不信任从戎的经验，但我们注意到，美国革命导致华盛顿将军登上总统宝座，而且按照辛辛那提品级（辛辛那提社，是一个爱国的世袭社团，在美法两国均设有分支，成立于1783年，以维护在革命战争中服役的大陆军的理想及其战友情谊。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该社团最早的批评者之一。他担心，创建一个准贵族的品级，以及社团利用雄鹰作为其社徽，会唤起纹章和英国贵族的传统。—译者注），某些遭到拒绝的军官企图组建一个军事委员会，拥立一位军事家为国王。此外，边疆地区的战斗与冲突也与墨西哥战争中的杰克逊、哈里森和泰勒等将军在政治上的成功有关。此外还有南北战争。这场战争是漫长而血腥的，使得美国社会从中间断裂，其所留下的伤痕迄今仍然清晰可见。虽然在战争期间及其以后，双方的文官当局都保持了控制权，但战争的确导致格兰特将军当上总统。而总统职位则成了经济利益方便的掩护者。所有总统，从格兰特到麦金利，除了克利夫兰和阿瑟外，都是南北战争军官，尽管只有格兰特是职业军人。再次，在小规模的美西战争的情况中，我们也注意到，其中最粗俗和最强硬的人—也许因为他不是职业军人—西奥多·罗斯福，在适当的时候入主白宫。事实上，当过美国总统的33人当中约有一半都有过某种军事经验：6人曾为职业军官，9人曾是将军。
从谢司起义（美国独立战争后1786—1787年在马萨诸塞州爆发。独立战争中一些大资产阶级利用战争困难大发横财，战后农民生活陷入困境。1786年发生了由谢司领导的农民起义。谢司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战后解甲归田，生活穷困。—译者注）到朝鲜战争，一直都有官方的暴力活动。事实上，自1776年以来，美国参与了七场对外战争，一场四年的南北战争，与印第安人之间的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战斗和小规模冲突，以及在中国和征服加勒比海地区及中美洲部分地区的暴力举措，这些都时断时续地显示，虽然所有这些事件可能已被普遍认为是滋扰事件，干扰了更为重要的当务之急，但是，最起码必须指出，在美国的生活与文化中，暴力作为一种手段甚至价值，真是有点暧昧。
查明这种暧昧的线索寓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大量暴力行为，但其中有许多都是“民众”所直接实施的。在各州的民兵当中，军事力量已经大规模下放，以至几乎达到封建社会的程度。军事机构无一例外地与经济生产的分散手段和政治权力的邦联手段并行不悖。不同于欧亚草原的哥萨克人的是，由于直面美洲印第安人的美国拓荒者的技术和人数上的优势，所以没有必要形成一个真正的武士阶层和从事暴力活动的庞大的、纪律严明的行政管理机构。几乎每一个男人都是个步枪兵：鉴于战争的技术水平，所以暴力的手段仍然是下放的。这个简单的事实不仅对民主制度和美国早期的时代精神，而且对文官执政而言，都十分重要。
从历史上看，支撑美国民主的一直是武装公民的民兵系统，因为当时，步枪是关键武器，一个人不仅意味着一票，也意味着一支步枪。因此，撰写教科书的历史学家们并不容易想到，美国军事机构和武器系统的变化是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原因。他们提及军队是在谈到与印第安人的摩擦，以及一场遥远战争的时候，然后，他们再次对其避而不谈。也许，历史学家们是正确的。但人们应该记得的是，欧洲基于普遍征兵的最初的军队是革命军队，其他国家不情愿地武装本国人民；梅特涅在维也纳大会上敦促废除大规模征兵；普鲁士之所以采用大规模征兵制，只是由于它的职业军队在不实行这种制度的情况下遭受了失败；沙皇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才加以实行，而奥地利也只是在俾斯麦的新兵击败弗兰茨·约瑟夫的部队之后才开始实行。
欧洲实行大规模征兵制，涉及为义务兵提供另外一些“权利”，以图使之更为忠心耿耿。在普鲁士，后来也在德国，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废除农奴制和后来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制定伴随着建立大规模征兵制。虽然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对应，但看来很清楚的是，赋予广大人民以携带武器的权利，也涉及赋予他们其他权利。但在美国，携带武器的权利并不是由一个携带武器的阶层授予手无寸铁的民众的：民众从一开始就携带武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活动都不涉及通过军事训练而获得磨炼，也不牵扯到联邦政府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或者一个庞大和永久的军事机构中高高在上的职业军人。从南北战争到美西战争，美国陆军平均人数一直为2.5万，组织是在团的基础上，各团和连基本上分散驻扎在内部边疆地带与更为向西的哨所。整个美西战争期间，美国陆军都是由民兵组成。这意味着存在权力的下放和存在很容易受地方政府影响的一个非职业性的军官团。
为这支小规模的正规军提供补充的是形成美国志愿者部队的各州民兵。这些部队的指挥官由各州州长任命。在这种相当不专业的情况下，正规军的士兵可能并经常被提升为志愿者部队中的将军。政治，即文官的控制权，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任何时候，将军都是凤毛麟角，因此，就连西点军校毕业生所渴望的最高军衔，常常也就是上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