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政治都是争权夺利；权力的终极类别就是暴力。那么，为什么军事独裁不是政府的正常与通常的形式呢？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上，人民群众实际上都生活在武力胁迫之下。一旦局势出现骚乱动荡，国家归军人执政，无论这种动乱是真实的还是人们主观臆想的。甚至今天，我们也经常忽视这些或多或少地司空见惯的世界历史事实，因为我们继承了某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曾经在18世纪和19世纪，在文官政权统治下兴盛一时。即使权力的终极形式是暴力统治之下的高压政治，我们传统的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所有权力竞争也都没有达到终点。我们的政治理论假定，我们的宪法也导致了这样一些制度，在其中，暴力手段被最小化，受到文官统治的平衡状态下的高效制约。在现代西方的长期和平时期，历史较多地涉及政治家、富人和律师，而不是陆军将领、暴徒和海军军官。但是，这种和平是如何到来的？文官而不是实施暴力的人员是如何成为统治者的？
在其对军方的讨论中，莫斯卡做出了我们并不赞同的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并没有扰乱我们对他推理的总思路的认可。他假定，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一定数量的这种人，他们一旦受到充分的刺激，就会诉诸暴力。莫斯卡说，如果我们赋予这种人以天赋和历史机遇，他们就会成为拿破仑；如果我们赋予他们以伟大理想，他们就会成为加里波第（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年7月4日至1882年6月2日，在意大利历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意大利将军和政治家。他与卡米洛·凯沃尔、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和朱塞佩·马志尼一起，被视为意大利的“国父”。—译者注）；而如果我们仅仅给予他们机会，他们就会成为墨索里尼，抑或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商业文明中，他们就会成为暴徒。
但是，莫斯卡说，如果你在某种社会等级体制之中为这种人提供工作机会，你就会得到一名职业战士，通常可以由文官来控制他。
当然，除了职业的常设军队之外，还存在维护和平的内部基础。一直存在着神职人员所实现的“上帝的和平”，以及中世纪欧洲针对以为自己的荣誉和权力取决于武力的人们所强加的“国王的和平”。但是，在现代历史，甚至在世界历史上，有关和平的重大事实却是—就像人们也许会预料到的那样—一个模棱两可的事实：和平是由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及其最暴力的垄断所带来，而现在组织成大约81个此类民族国家的世界的存在，也是现代战争的首要条件。
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暴力的实施者能够并且的确经常在地方范围内诉诸暴力。欧洲以及东方的封建制度在很多方面就是暴力实施者的一种地方统治。在民族国家把暴力手段加以集中和垄断之前，权力不断地倾向于在很小的、分散的中心进行自我复制，地方上的匪帮的统治往往是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持久的事实。但是，在创建民族国家过程中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统治下，西班牙的强盗成为拥有王权的人，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征服者，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女王的军人。简言之，地方暴力的实施者成为受制于国家的文职元首的一支国家常设军队的成员。
这支常设军队是何种引人瞩目的机构，能够引导施暴者的好战倾向，使其臣服于文职权威，并且事实上把这种臣服视为一种荣耀？因为在现代国家中，如果常备军队垄断了暴力，强大得足以支配社会，那么它为什么还没有这样做？它为什么反而经常地、逐步地被削弱，并认可了文职国家元首的非军事权威？为什么军队会顺从？常备军队的秘密是什么？
其实什么秘密也没有，在常备军队受到文官控制的任何地方，只不过有若干相当开放的机制一直在发挥作用。首先，这些军队一直是“贵族式”制度。就像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狂热一样，每当他们试图清除这一属性时，他们都失败了。在国家的常备军队中，保持了军官与士兵之间的一种绝对的差别；军官群体一般是从非军事人口当中的统治阶层，或者是从同情其利益的人们当中招募的。因此，统治阶层内部的力量平衡一直在常备军队内部得到反映。最后，在这支常备军队或者许多军队中形成了某种满足。这种满足就连施暴者也常常希望获得：工作岗位的保障，但更多的则是按照严格的军衔等级享受的明确的生活待遇的荣耀。
18世纪末，约翰·亚当斯曾经问道：“是否可以假定，欧洲的正规常备军队是出于纯粹的爱国主义动机而服役的？其军官是否是具有宗教信仰的、勇于献身的人，期待着在未来生活中获得荣誉？他们是否是出于一种道德感或者宗教信仰而冒生命危险，即使受伤也心甘情愿？可以找到所有这些种类的事例。但是，如果任何人假定，所有这些英雄，或者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由此类原则所促使的话，那只能证明他不了解情况。能否把军人的军饷视为充分的激励措施？这只不过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和有限的生存手段，永远也不会成为一种诱惑，促使人们放弃追求其他发财机会，以及家庭生活的幸福，而忍受这种十分艰难和危险的职业。恰恰相反，军人们之所以从戎，是出于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荣誉。”
“士兵拿自己与战友相比较，争取晋升为下士；下士相互竞争以成为士官；士官则努力攀升为上尉；就这样，军队中的每个人不断地积极进取，争取晋升更高的军衔，就像每个老百姓都在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努力一样，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能受到更多的人青睐。”
军人放弃政治权力所换取的一直是军功的荣耀及其所带来的一切好处。这种放弃行为已经走得很远：它已经融入军队的荣誉制度之中。在其常常是严格的官僚体制内，一切看来都处于井井有条的控制之下，军官们认为，“政治”是肮脏、不确定的和毫无绅士风度的勾当。按照他们的等级制度的概念，他们往往认为，政治家是居住在一个捉摸不定的世界上的毫无素质的人们。
常备军队的等级机制并非始终为文官统治的目的服务，其为这一目的服务也毫无必然性。例如，我们知道，在西班牙语系国家中，灾祸一直是：每当军官参政，他们都试图支配政界，而当他们在议会中没有一席之地时，他们则可能向首都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