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6.1 权力和依赖性/独立性
亲密关系的经济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互依赖理论把浪漫的亲密关系功利化了。这一理论在描述亲密关系的微妙变化时，甚至将幸福、稳定的亲密关系比喻成收益颇丰的好工作。但是亲密关系的成败真能庸俗化地贬低为仅仅是人际交往数据表上的盈亏吗？难道亲密关系的奖赏和代价，或者你得到的“酬金”数量，就是亲密关系的一切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过于关注伴侣交往过程的奖赏和代价，会使我们忽视其他影响伴侣关系成败的重要因素。比如，你在重要的亲密关系中能否最终取得成功，有时或许取决于你适应外部不可控压力的能力 (Kamey & Bradbury, 1995)。
另一方面来看，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人们彼此提供给对方的关系结果，这种商业化的模式的确非常重要。计算亲密关系的奖赏和代价，能为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提供非同寻常的信息。从这类研究中得出的亲密关系的正常形态有点令人感到惊奇。亲密关系的刻板印象是慷慨大度、充满爱心的，这种看法非常正确，彼此能相濡以沫的伴侣比起那些彼此提供奖赏较少的伴侣更可能长相厮守 (例见Bui et al., 1996)。例如，一项研究在恋人开始约会之时就测量恋人的慷慨、关爱和自我表露的程度，结果发现它们能准确地预测恋人在4个月之后是否还在一起 (Berg & Mcquirm, 1986) 。
但关系的代价也包含丰富的信息，并且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亲密关系确实存在大量不愉快的事件。在任何一天，44%的人很可能被爱人或者好友惹恼 (Averill, 1982)。根据正在恋爱的大学生的自我报告，每周平均会发生8.7次恼人的吵闸，算起来每天都会有至少一件令人沮丧的麻烦事发生 (Perlman, 1989)。许多年青人抱怨，就在上一周自己的爱人至少有一次表现得过于挑剔、固执、自私和不可靠 (Perlman, 1989)。而根据婚姻生活中配偶的自我报告，每月一般会发生一两件不愉快的争执 (Mcgonagle et al., 1992)。长期保持的亲密关系显然会发生很多生气和恼怒的事件，这点或许超过一些人的想象。的确，已婚的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对待彼此的方式可能比对待其他任何人更刻薄 (Miller, 1997b)。但这并不是说亲密关系的惩罚性总体上多于奖赏性， (在很多情况下) 不是这样的。但是，在一些场合下 (希望很少)，如果关系亲密的人处在最糟糕的状态，对待彼此可能比对待完全陌生的人更粗鲁、无礼、愠怒、自私和麻木。
实际上，有研究比较了在问题解决的任务中，人们与自己的配偶及与完全陌生的人交往方式的差别 (Vincent et al., 1975)。如果与自己不太了解的人讨论问题，被试显得彬彬有礼、意气相投；他们会压抑批评、隐瞒异议并且掩盖自己的受挫感。相反，与伴侣在一起时，人们就会表现得比较令人讨厌。他们打断爱人的讲话，贬低其观点，公开唱反调。亲密和相互依赖看起来纵容了伴侣之间的无礼行为，而不是孕育谦恭有礼、体贴周到的表现。
这有什么影响吗？当然有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伴侣一方发脾气或情绪化的行为会给婚姻带来危险 (Caughlin et al., 2000)。公开的、直接的敌意就更加有害 (Matthews et al., 1996)。当人们要求离婚的时候，往往能举出一长串不断发生的、给他们带来巨大痛苦和愤怒的事件 (Amato & Rogers, 1997)。这些沮丧事件，即使为数不多也影响深远，因为亲密关系中的负面行为比相同数量的正面行为有着更大的心理影响力。看来，“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 (Baumeister et al., 2001)。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观点。设想你在人行路上行走，一张20元的钞票吹到了你面前。旁边没有其他人，显然你可以把钱留下。拾到钱的感觉好吗？当然好了。现在再设想，你把20元放到了口袋里，再拿的时候钱不见了，只摸到一个破洞。这令你失望。但哪一个事件对你的情绪影响更强烈？得到意外之财还是丢失已有的钱？ 答案是：失去通常比同等程度的得到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我们喜欢得到，但我们更憎恨失去 (Kahneman & Tversky, 1982)。
类似地，亲密关系中的讨厌事件比理论上同等程度的合意事件更引人注目、影响深远 (Baumeister et al., 2001)。比如，某天晚上你在家，爱人分别表扬和批评了你一次，它们的效果并不会彼此抵消。表扬能够削弱批评带来的打击，但两者加在一起你还是会略微有点苦恼。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
实际上，要保持满意的亲密关系，我们或许需要保持至少5:1的奖赏-代价比率。这一数据来自约翰·戈特曼和罗伯特·利文森的研究 (John Gottman & Robert Levenson, 1992),他们观察了已婚夫妇对上一次争执的回忆。并对伴侣在讨论中的行为仔细地进行了编码，对每一个表示热情、合作或和解的行为加1分，对每一个表示愤怒、防卫、批评或蔑视的行为减1分。一些夫妻彼此能以尊重和善意的方式向对方表示不同意见，他们谈话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正得分就越高。戈特曼和利文森认为这些夫妻离婚的风险很低，他们正面交流和负面交流的比率维持在5: 1 或者更高 (见图6.3)。然而，另一些夫妻争执中充满讥讽和轻视，在这种情况下，谈得越长得分越低。当研究者比较这两组夫妻时，发现低风险组的夫妻比其他夫妻对婚姻更满意。这个结果在情理之中。然而更令人难忘的研究结果是，高风险组的夫妻有一半以上 (56%) 在四年后会离婚或者分居，而低风险组的夫妻则只有不到四分之一 (24%) 的人分手了。短短一个下午的讨论就包含了丰富的有意义信息，清楚地预测了婚姻持续的可能性。不能维持大量正面交流的夫妻，其婚姻失败的危险要增加一倍。
所以，奖赏和代价对亲密关系的满足和稳定都有重要影响，要想亲密关系兴旺繁荣，需要更多的奖赏而不是减少代价。表面上看，这个结论非常显而易见；我们都期望幸福的亲密关系奖赏多于惩罚。例如另一项研究发现，93%的已婚夫妻报告做爱的次数远高于争吵的次数，而没有一对痛苦的夫妻是这样做的 (Howard & Dawes, 1976)。但既然这个结论如此浅显平常，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不幸福的亲密关系？ 一种可能性是，伴侣们彼此对提供给对方奖赏的含义及价值的理解存在分歧 (见专栏6.3)。伴侣彼此为对方所做的一些意图良好的事情，而在对方的眼里好像并没什么特别体贴或充满深情之处。此外，情侣们只不过注意不到他们的爱人表达爱心和温情的行为。一项研究连续四周追踪测量了伴侣们的知觉，发现两性对其伴侣所说的正面行为的注意还不到四分之一 (Gable et al., 2003)。疏远性或恐惧型依恋的丈夫和妻子尤其可能觉察不到伴侣为他们做的积极、关爱的事情 (Carmichael et al., 2003)。 (这暗示着一种非常有趣的可能性，这类人为什么在相互依赖的亲密中感到不舒适，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完全意识到亲密感是多么令人愉悦！) 奖赏和代价另一个更微妙的作用是，它们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是各自独立，彼此相异的。盖布尔及其同事 (Gable et al., 2008) 的研究发现，在处理亲密关系时我们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首先，我们想获得正面的关系结果；这种对期待结果的渴望就是接近 (approach) 动机。其次，我们会力图避免负面的关系结果，这就是回避 (avoidance) 动机。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两种动机并不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实现了接近目标所带来的愉悦，并不是回避目标失败所带来的痛苦的对立面。相反，研究者认为愉悦和痛苦各自独立地起作用，它们涉及不同的脑机制并且引起不同的情感和行为 (Cacioppo & Gardner, 1999)。有争议性的结果是，在任何亲密关系中愉悦和痛苦可以共存，也可同时缺失。而且，因为愉悦和痛苦并无关联，安全可靠的亲密关系未必就令人满意，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或许并不安全可靠。
我们结合图6.4进一步考察这个观点。在图6.4中接近维度和回避维度相交成直角。每一种亲密关系都能根据这两条直线确定它的位置，并且根据接近和回避目标实现的程度可以确定亲密关系目前的状况。例如垂直线是接近维度；充满正面事件的亲密关系令人兴奋而又爽快——所以它们位于这条线的顶端——而那些正面结果极少的亲密关系则令人感到空虚和死气沉沉 (它们就处在底端)。更重要的是，枯燥沉闷的亲密关系实际上并不痛苦，只是没什么乐趣罢了。水平线是回避维度。不论是否具有奖赏，某些亲密关系总会充满冲突和危险 (这样它们就处在这条线的右边)，而另一些则更平静安稳 (位于左边)；不过如果伴侣关系只是安全和没有负面结果，并不必然意味着就有乐趣。正如赖斯和盖布尔 (Reis & Gable, 2003, p.142) 所断言的，“亲密关系中不存在冲突和批评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会出现快乐和充实，正如快乐和充实的出现并不表示就没有冲突和批评。”
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关注这两种动机？有很多原因。首先，人们的接近动机和回避动机的强度存在差别 (Gable, 2006)。正如坏的一般比好的更有力量，有些人对负面事件非常敏感，这些负面事件也许并不怎么会扰乱其他人——这类敏感的人尤其易感受到与伴侣争执或冲突所带来的威胁。的确，强烈的、回避代价的动机会使人们注意到伴侣所做的所有烦心之事，而接近奖赏的动机却会使人们关注伴侣采取的所有体贴和慷慨之举 (Strachman & Gable, 2006)。 (你认为哪一个观点让人们感到更为满足？) 如果人们作出很小的牺牲来取悦伴侣 (比如和伴侣去看一场自己不怎么喜欢的电影)，他们就有着接近动机，愿意追求和伴侣更多的亲密感；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感觉良好，其亲密关系也就能获益。相形之下，具有回避动机的人会努力避开冲突；他们很吝啬，不愿意作出些许牺牲，其亲密关系也就会受损 (Impett et al., 2005)。从这些现象你或许能推测出，有着较高接近动机的人一般也很少会有孤独感，他们感到很满足 (Gable, 2006)。他们进人社交情境时会热切地结识新朋友，而有着高回避动机的人只是想避开恼人的、冒犯人的和让人不安的任何人。很明显，关注亲密关系中能获得的奖赏，而不是伤人感情的代价更能带来长期的好处。
其次，尽管存在这些个体差异，在大多数时间，大多数人身上，接近和回避动机都在发生作用。这就表明我们对自己的亲密关系会有复杂的情感体验 (Bissonnette & Lipkus, 2002)。当某个极糟糕的亲密关系结束时，我们会同时感到高兴、放松和悲哀 (Larsen et al., 2001)。我们会热爱美好的时光，僧恨糟糕的时光，但有时它们却是同一段时光。
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接近和回避动机彼此独立的运转过程，意味着亲密关系的快乐和痛苦可能涉及不同的策略。我们当然希望能避免令人痛苦的冲突和其他代价，但如果亲密关系要兴旺繁荣、快乐充实，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避开任何使人不愉快的事情。我们还要为伴侣提供快乐的、有趣的、兴奋的经验，必须尽力满足他们的接近目标 (Strong & Aron, 2004)。
专栏6.3 “为表爱意，我帮你洗车”——评价亲密关系奖赏价值方面的性别差异 在亲密关系中伴侣们相互交换的各种物品和奖赏并没有价格标签，所以有时他们对交换价值的看法会发生分歧。有一项研究对七对已婚夫妻的交换行为跟踪观察了两周 (Wills, Weiss & Patterson, 1974)。他们交换的奖赏形式包括任务和责任 (如把垃圾带出门)，或者情感和关爱 (比如说“我爱你”)。当对伴侣的行为所带来的愉悦进行评定时，妻子们特别欣赏丈夫表示关爱的行为，而丈夫们则喜欢妻子任务指向的帮助行为。两性显然对诸如洗碗和表达热情和爱意的行动有着不同的评价。当要求丈夫对妻子增加表达关爱的行为时，这种性别差异的结果就凸显出来了。大多数丈夫这样做了，但他们给予了很多任务指向性的帮助，这表明他们混淆了这两种行为。其中一位丈夫表达出的关爱行为和平常一样多，当问他为什么时，他被惹恼了；他洗了妻子的小汽车，并认为这是向她表达关爱的最好的方式。但妻子却不这么认为。 这项研究的样本太小，所以我们不应作太过的概括化。然而，这一研究结果却揭示了有用的经验，虽然社会交换的含义看上去一目了然——奖赏和代价，得到与失去——但实际情况却更加复杂。与他人的交换涉及心理上的计算，人们的动机、信念和情感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交换结果的认知。我所看重的或许对你并不重要，这些不同的认知使得我们在追求相互满足的交往方面变得更加复杂。
这一结论也是人类动机的自我延伸模型 (self-expansion model) 的核心思想，该理论认为，能扩展我们的兴趣、技能和经验的伴侣关系就能吸引我们 (Aron & Aron, 2000)。新奇的活动、新才能的发展和新的思想观点的获得都具有内在的满足性 (Nardone & Lewandowski, 2008),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恋爱的人常常会快乐无比的原因所在：新建立的亲密通常包含有知识的增加和能促进自我概念发展的相互关系 (Tucker & Aron, 1993)。
但一旦新的伴侣逐渐变得熟悉起来，自我延伸往往会变慢，这时许多人会开始觉得伴侣关系比起当初刚建立时显得更为枯燥和平庸。根据自我延伸模型，保持快乐的关键是创造性地发现持续你个人成长的方法。因而，请思考这些活动的价值：深思熟虑地寻找搞笑和娱乐的新方法 (Aune & Wong, 2002),一起开心地大笑 (Lee, 2008),不停地寻求新奇的活动和挑战 (Anm et al., 2000)。单调平庸会让任何亲密关系变得了无生气 (Strong & Aron, 2008)，而不断革新和呈现新奇就能把无聊乏味拒之于千里之外。
显然，许多亲密关系不幸福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在夫妇建立亲密关系之时他们的交往还是有奖赏意义的，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改变。的确，尽管伴侣们有着良好的意愿，但许多亲密关系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变得不太让人满意。下面我们仔细看看奖赏和代价如何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而变化。
与时倶变的奖赏和代价
有这样一种情形：你和一位刚刚认识的伴侣约会，关系进展非常顺利。你的满意度上升得很快，你们两人也迅速地变得非常亲近。不久的未来还会有持续的幸福吗？可能没有。在最初的幸福阶段 (其特征为满意度快速地增加) 之后，大多数亲密关系——即使那些注定会成功和亲密的关系——会遭遇一个平静期，伴侣的愉悦程度在一段时间内会止步不前 (见图6.5)。这会令人担忧，但不应感到奇怪。根据关系紊乱 (relational turbulence) 模型 (Leanne Knowoch & Denise Solomon, 2004)，随着新伴侣开始习惯于他们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我们应该预期到会有一个混乱和调整的时期。具体来讲，随着伴侣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打断了彼此的生活常规。比如伴侣一方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待在家里过周末，而不是接受邀请到外面去约会，这可能干扰另一方的计划。伴侣还可能碰到来自朋友的阻力，因为新的亲密关系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很少探望老朋友。在刚开始投入亲密关系时也会伴随有不确定性和怀疑。总之，紊乱模型认为，在亲密关系发展到中等程度的亲密度时，随着伴侣学会协调自己的需要和适应彼此，可能会出现一个调整和重新评价的动荡期。
图6.6描绘了紊乱模型的过程。亲密关系开始时亲密水平比较低，相互依赖程度最小，来自伴侣一方的干扰微不足道，对伴侣关系的未来也很少有怀疑。然而，随着伴侣彼此吸引得更亲近，他们需要调整以适应对自主权的限制、不确定性、还可能有朋友们矛盾情感的增长。这一阶段——亲密关系从随意的约会过渡到更严肃的投人--是混乱无序的 (Knobloch & Donovan-Kicken, 2007; Rnobloch et al., 2007)。
如果亲密关系变得更加确定并且亲密感进一步增加，则随着疑虑减少、朋友调整和伴侣在应对相互依赖上变得更娴熟，关系就会安定下来。成功的亲密关系在熬过动荡的过渡期后，伴侣作为配偶的新身份得到了认可。随着亲密关系继续发展，满意度开始重新但却缓慢地增加 (再看看图6.5)。
所以，随着伴侣们调整以适应其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崭露头角的亲密关系在一段时间里会突然趋向平缓，这种现象很普遍。从长期来看，能否预测已确立的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变化趋势呢？当然可以。研究者在一项著名的研究项目中，跟踪调查了许多对1981年结婚的夫妻的命运 (Caughlin & Huston, 2006)。他们特别关注那些离了婚的夫妻。结果发现这些夫妻所面临的问题大体上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化。痛苦夫妻们的大多数抱怨，在他们一开始决定结婚时就已认识到了。但婚姻并没有使得这些问题看上去更易处理；相反，人们一旦结婚这些已存的问题就变得更为突出和可憎。更糟的是，一旦人们结婚彼此生活在一起，大多数夫妻可得到的奖赏实际上却下降了。详细而言，大多数伴侣变成夫妻后头两年，其表达亲善和关爱的行动会减少一半。结果是，随着夫妻们的代价增加而奖赏减少，研究者观察到一种模式 (在其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一样的结果，如Kamey & Bradbury, 1997; Kurdek, 1999):正如图6.7所示，在人们结婚后的前几年，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下降了。某些夫妻的快乐比其他夫妻下降得更多 (Lavner & Bradbury, 2008),但大多数夫妻都会下降，并且女性和男性下降的模式是相似的 (Kurdek, 2005)。
这样的结果令人不安。相互依赖理论认为随着人们Cl的升高，满意度会减少 (满意度计算公式：满意度=结果-Cl),但雪上加霜的是，研究数据实际上表明在亲密关系的过渡期关系结果也降低了。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有几个原因 (Miller, 1997b)。首先，我们都知道怎样才能显得谦恭有礼和体贴人微，如果我们愿意就能做到 (Vincent et al., 1975),但这样做需要花心思。比如一旦求爱成功、拥有了伴侣，人们或许不再会去努力一直保持风度翩翩。在盲约中从不大声放屁的人，可能会在成为夫妻后就随意地在餐桌旁放响屁，并且会说“对不起，我控制不了”，以此开脱自己的失礼。问题在于，如果他们愿意，就能控制好自己——他们只是怕麻烦不想费力那样做 (Miller, 2001)。
其次，相互依赖会放大冲突和摩擦。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与亲密伴侣共处，依赖对方以得到独特的、宝贵的奖赏，这就意味着他们肯定会比其他任何人带给我们更多的挫折感——即使是出于无心的。比如我们更多地受到亲密伴侣的情绪 (Caughlin et al., 2000) 或工作压力 (Lavee & Ben-Ari, 2007) 的影响，而来自其他人的类似困难则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频繁的交往也意味着琐碎的烦恼由于不断重复，可能会渐渐引起真正的痛苦，正如夜晚你努力入睡时，慢慢漏水的水龙头发出的轻微滴答声会使你无比恼怒 (Cunningham et al., 2005)。
第三，亲密意味着伴侣了解你的秘密、缺点和劣势。如果发生冲突，这些就是伴侣用来嘲笑和伤害我们的武器。但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要伤害我们，对敏感信息的了解实际上使得他们可能时常意外地泄露我们的秘密 (Petronioet ah, 1989)，伤害我们的感情 (Kowalski, 2003)，或者让我们难堪 (Miller, 1996)。伴侣比其他人更可能不经意地伤害我们。
第四，即使人们在结婚之前通常了解他们的大多数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但婚后仍有意料不到的麻烦。这些意外通常有两种类型。第一个意外是，获悉了那些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事情的真相。在第3章中提到的“致命的吸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结婚之初你知道甚至乐见自己的爱人爱好玩乐、天真率直，但在婚后数年当你要疲于应付抵押贷款、养育孩子时，爱人同样的行为就显得不负责任、轻浮多变和不可信赖，你是不会欣赏的。说到孩子，就要谈到第二种不受欢迎的意外，即获悉了那些你根本不知道的令人讨厌的事情。为人父母这一事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还没有孩子，你或许想当然地认为做父母很有趣，自己的孩子一定会很可爱，养育孩子会让你和伴侣更加亲近。然而现实 (如果你有孩子你会知道的) 却是，“孩子出生后，婚姻关系将明确无误地走向黯淡” (Stafford Sdainton, 1994, P.270)。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为人父母是非同一般的、而且常常是奇迹般的探险历程，它毫无疑问严峻地考验着年轻父母之间的伴侣关系。养育孩子是件无休止的工作，大多数父母会发现，一起快乐相处的时间急剧而意外地减少了 (Claxton & Perry-Ienldns, 2008)。当孩子出生，冲突会增多，对婚姻的满意度 (以及对伴侣的爱) 会减少，在女性中尤为明显 (Picker, 2005)。如果年轻的父母没有预料到这些困难，将来肯定会大吃一惊。
最后，所有这些意味着亲密关系与我们想象中的快乐无忧、亲密无间的田园似的婚姻生活相去甚远。我们的期望和所得之间的差距会让我们感觉受骗和失望，当然有时并不一定会这样 (Amato etal, 2007)。在某种意义上，美满的亲密关系仍然需要努力奋斗和无私奉献，人们如果对亲密关系抱持一种不切实际、美化夸大的期望，即使做得比其他人都好，其亲密关系也只能以失望告终。 (记住，满意来自我们得到的关系结果和Cl (即我们的期望) 之差：满意度=结果-Cl)。
所以，由于 (1) 缺少努力 (lack of effort); (2) 相互依赖的放大镜作用 (interdependency is a magnifying glass); (3) 对敏感信息武器的通达 (access to weaponry); (4) 不受欢迎的意外 (unwelcome surprises) 和 (5) 不现实的期望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人们通常不能维持步人婚姻时的那种亲密关系结果 (Miller, 1997b〉，在婚姻的头几年里满意度的确在下降。这些都是亲密关系正常的发展过程，如果你认为自己不会碰到这些问题，那就太天真了——但我们认为，如果人们能充分了解和掌握婚姻亲密感通常的发展轨迹，并有合理的期望，那么这些问题的影响能降到最低。平均而言，在步入婚姻殿堂时有着最高期望的夫妻，他们梦想着婚姻生活是多么特别和神奇，在婚后数年也是最不快乐的夫妻。研究者跟踪调查了 82对新婚夫妻婚后头四年的婚姻生活 (James Mcnulty & Ben Kamey, 2004)，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幸福的夫妻是那些对婚姻生活有着最现实看法的配偶；特别地，有着不现实的正面期望的夫妻往往在蜜月期一结束就感到失望。 (事实上，研究者追踪调查的夫妻仅在四年之后就有超过五分之一的离婚了。) 正如咨询专栏作家“知心姐姐 (Dear Prudence)” (Dear Prudence是网络杂志Slate上的解答专栏，相当于我国杂志专栏的知心姐姐。此栏目创建于1997年12月20日，Prudence只是一个笔名。来信大多是老百姓生活中的日常问题和困惑。看到Prudence的回答，你会觉得解决生活问题的方式可以大不同。——译者注) 所说“知心姐姐会让你大吃一惊，请坐安稳了。当回到现实，爱的激情和蜜月期总会结束” (Howard, 2003, P.B6)。
这样看起来婚姻的前景很黯淡，但我们一点也不希望这里的分析让人悲观失落！相反，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深刻理解，有助于人们避免不必要的失望，甚至有助于预防和避免亲密关系结果的下降，否则真的会出现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如果这里给出的告诫能让你形成合理的期望，你对自己的亲密关系的前景就应该是乐观的；建立在敏锐见识基础上的正面展望可能使长久的满意感更易得到，而不是更易失去 (Srivastava et al., 2008)。
重要的是，如果不考虑其他方面，这一观点提醒了我们始终不渝的责任，要尽可能和蔼愉悦地对待自己所珍视的伴侣。我们期待美满的关系结果，伴侣也一样，即使他们喜欢我们，如果我们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奖赏，他们也会移情别恋。这一观点有着深远的影响意义，可以引申出我们尚未提及的社会交换理论的一些微妙玄奥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