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言语沟通
非言语沟通
设想你要参加一项研究，要戴着一顶受人敬'重或令人讨厌的帽子在街上走来走去，购物、进餐、应聘。但你事先并不知道自己戴的是哪种类型的帽子。那么通过观察他人对你的态度反应，你能推断出自己戴的是哪种帽子吗？或许可以 (Hebl et al., 2002) 。如果你戴着令人讨厌的帽子，女服务员或许不会像往日那般热情而愉快地招待你。商场上擦身而过的人会瞥你一眼，目光中满是鄙夷唾弃之色。即使没有人提及你的帽子，他们的行为足以明确无误地表明他们不喜欢见到你。实际上，因为你对别人的反应方式充满好奇和警觉，他们的情绪表现就再明白不过了。
在这种情境下，你可能注意到非言语的行为所传达的大量信息，除了口头表达的话语和句法外，它几乎囊括了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所有行为。的确，非言语行为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表5.1列出了非言语行为的六种功能，我们特别关注其中三个功能。
首先，非言语行为具有提供信息 (providing information) 的作用，提示着人们的情绪状态和所说话语的真实意图。比如你在和人调侃时，你的面部表情和说话的音调、节奏是对方判断你是否具有敌意的唯一线索。这一功能非常重要，所以在网络在线交流时我们会用到模仿人们面部表情的情感符号 (emoticon) ,从而表达自己真实的意图。
非言语行为在调控交往 (regulating interaction) 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非言语行为表露出的兴趣，常常一开始就决定了人们的沟通能否进行下去，之后人们还能根据微妙的非言语线索你来我往地进行谈话，从而整个沟通过程得以流畅而优雅地持续下去。
最后，非言语行为还能表达亲密、传递权力和地位的信号，从而能界定人际关系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性质。关系亲密的人彼此之间与一般熟人之间的相互行为并不一样，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地位高的人与下属的行为也不一样。即使双方一言未发，旁观的人也能分辨出谁喜欢谁，谁是老板。
表5.1非言语行为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功能
种类 描述 I 示例 提供信息 个体的非言语行为能让他人了解行动者的意图、情感、特质和话语的本意。 丈夫的面部表情可以让妻子判断出他的烦扰不安。 调控交往 在流畅的谈话和其他交往中，人们根据非言语行为可以高效率地调节好你来我往的顺序。 某位女士一直在对伴侣说话，当她声音的音调在最后一个词语下降时，伴侣就开始接话了，因为他知道她说完了。 界定人际关系的性质 两人之间人际关系的类型在他们的非言语行为中显而易见。 情人比不太亲密的伴侣站得更靠近、身体触碰更多、互相凝视的时间更多。 社交控制 以目标为导向的非言语行为的目的是影响其他人。 如果我们需要朋友的支持，会靠上前去，触碰他的胳膊，并专注地看着他。 表征功能 由个人或者伴侣两人控制的非言语行为，以制造或者提升某种特殊的公开形象。 在路上还拌嘴的情侣一到达晚会地点就执子之手，彼此装作恩爱幸福。 服务-任务功能 主要由职业服务或者指向任务的目标决定的非言语行为模式。 医生对病人的接近和触碰只是她的工作内容，并不表示喜爱或亲密等感情。
这些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答案涉及非言语沟通的各种不同成分，我们接下来一一考察。
非言语沟通的组成
非言语沟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它传递信息的渠道非常多，我们来看看以下六个方面。
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表明了人们的情绪和情感状态，不管你到了哪里都能辨认出他人表情的含义 (Ekman, 2003) 。比如你在国外，不懂当地的语言，却能够看出别人是否高兴：如果高兴，他们的脸颊上的肌肉会把嘴角往上牵动，眼皮也会皱褶起来。显然这种动作就是微笑，而快乐和其他几种情绪 (哀伤、恐惧、愤怒、厌恶和惊奇) 一样会引起独特的面部表情，每种面部表情所传达的情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其他情绪 (如尴尬) 所涉及的面部系列动作和表情也是明白无误的 (Keltner & Shiota, 2003) 。事实上，面部表情的这种普遍性表明它们是人类生而具有的天赋。人们在高兴时不用去学习微笑——他们生下来就会微笑。天生就失明的人也和我们有一样的面部表情 (Galati et al., 1997) 。辨别我们自己所处文化群体里个体的面部表情，比辨别世界其他文化里个体的表情好不了多少 (Elfenbein & Ambady, 2003) 。不过，根据他人的面孔表情准确识别其情绪几乎是个自动化的过程：美国大学生能在四分之三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辨认出髙兴、哀伤、厌恶和惊奇等表情 (Tracy & Robins, 2008) 。
所以面部表情含义的普遍性就能为人提供非常丰富的信息——当然是在它们真实表现的情况下。遗憾的是，因为面部表情在非言语沟通中如此惹人注目，人们有时会故意操纵它来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有时，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要遵守表现规则 (display rules) ,即在特定情境下何种面部表情才能适合文化规范的要求 (Zaalberg et al., 2004) 。我们至少可以采用四种方法来调节情绪的表达，以遵循这些表现规则。首先，我们可以加强表情，刻意夸大它们，好像我们体验到比实际上更强烈的情感。如果打开礼物时你并不是很喜悦，但如果馈赠者在场，你会表现得比实际上更高兴。其次，有时我们还会减弱表情，试图使情感显得没有实际上的那般强烈。因为我们的文化要求“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应该显得很坚毅，不太容易被悲剧电影打动。第三，我们会中和自己的表情，把所有感情掩盖起来。扑克牌高手就是这样喜怒不形于色，谁也猜不透他手里的牌。最后，我们可以伪装自己真实的情感，代之以完全不同的外显情绪。当另一名选手赢得了选美比赛冠军，走在最前面的亚军仍显得异常地兴奋，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她在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
不过，即使人们试图控制自己的表情，仍然会泄露真实的情绪。首先，伪装的表情往往和真实的表情有着细微的差别。比如要假装开心微笑，很容易往上拉动嘴角，但很难做到自然地皱褶起眼皮；因而在细心的观察者眼里，真正的微笑和伪装微笑的区别洞若观火 (Miles & Johnston, 2007) 。其次，尽管我们努力控制，但真实情绪的自然闪现，即微格表情 (microexpressions) 在短暂的失控后显露无遗 (Porter & ten Brinke, 2008) 。广播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一向被人视为立场客观、不偏不倚，但如果你在竞选活动期间仔细观看他们的报道，你或许就能看出他们暗中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尽管他们摆出职业化的超脱姿态，但他们在报道候选人的时候，短暂表露出的一贯支持或反对的微格表情却清晰地揭示出了他们的偏好 (Mullen et al., 1986) 。
注视行为
显然，面部表情能提供伴侣情感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不过个体观看目标的方向和数量即注视 (gazing) 也很重要 (Frischenetal, 2007) 。比如仅仅看着别人就表达出自己对其有兴趣，而表情友好的人如果能吸引我们的视线并继续看着我们，则比看我们一眼后马上转移视线显得更讨人喜欢和有吸引力 (Mason et al., 2005) 。如果在单身酒吧发现有人盯着你瞧，而你不想和他/她交谈，那么就应该眼望别处，而不是与之对视。
根据注视还能确定沟通双方的关系属于哪一种类型。恋人比朋友会更多地相互注视，而朋友比一般熟人也会更多地相互注视 (Kleinke, 1986) 。而且，如果陌生人在交往时更多地注视彼此的眼睛，比在一起时眼睛张望别处更加喜欢彼此 (Kellerman et al., 1989) 。沟通双方更多的注视行为，不仅能表露单纯的兴趣而且能传递关爱之情。
但注视还能传递社会地位的信息。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交谈中倾听的时候更多地看对方 (平均有60%的时间注视讲话者) ，讲话时更少地看对方 (约40%的时间看向倾听者) 。然而，有权力、地位高的人的表现却不一样——与一般人相比，他们讲话时看对方更多，而倾听时看对方更少。研究者通过比较“注视-讲话” (讲话者注视对方的时间) 和“注视-倾听” (倾听者注视对方的时间〉即视觉支配性比率 (visual dominance ration, Vdr) 来总结这一模式。位高权重者的注视模式刚好把普通人的40/60比率掉了过来，成为60/40的Vdr (Ellyson et al., 1992) 。居于支配地位的人在交往中会坚持，“我跟你说话时要看着我!”，但通常不会反过来也给予对方同样多的视觉注意。
身体动作
目前我们只谈到了颈部以上的非言语沟通，不过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有沟通作用。我们进行言语沟通时常伴有身体动作，并得到其支持，从而使我们更容易地传递信息——试试不用双手比划，描述一下你捕的鱼的大小 (Goldin-Meadow, 2006) —— 不过身体动作有时能完全代替口语，只要身体姿势的含义大家都能理解。 (且不论其含义是好是坏，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把中指竖起来。这个手势指向的人肯定知道它的意思。) 姿势的含义与面部表情不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差别很大 (Pease & Pease, 2006) 。例如用食指接触拇指，而其他手指伸直的手势在美国表示“行”或“好”。然而在法国则表示“零”，在日本表示“钱”，在中东则是狼亵的侮辱 (就像美国人竖起中指一样) 。面部表情的含义无需翻译，但手势语却并非如此。
身体的姿势或动作传达的信息虽不太明确，却仍很有用。例如观看短暂的 (10 秒) 无声教学录像，观察者就能预测大学生对教授教学的评价结果 (Ambady & Rosenthal, 1993) 。更弓丨人注目的是，根据身体的姿势和动作还能 (几率水平) 更好地判断出陌生人的性取向 (见专栏5.1) 。陌生人只要观察30秒就能相当准确地判断出我们的人格特质 (Yeagley et al., 2007) 。身体语言能有效传递信息的原因之一是它比面部表情更难以控制；它更具“泄露性”，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企囹加以掩饰，它仍可能暴露我们真实的感受 (Babad et al., 1989) 。美国海关的检查员就是利用旅客不安或焦虑的身体信号，而不是面部表情，来检查其箱包是否携带走私物品 (Kraut & Poe, 1980) 。
身体姿势还能显示人的地位高低。地位高的人常表现出开放的、不对称的姿势，身体的左右两侧摆出不同的姿势 (Burgoon & Bacue, 2003) 。他们占据的空间很多。相形之下，地位低的人常表现出封闭、对称的姿势，相对紧凑。如果强桿的老板和下属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话，只要观察一下你一般就能分出他们的身份。
专栏5.1 非言语行为和性取向 “不许问，不许说”？谁还需要问这个呢？ 美国军方对于军队服役人员的性取向问题，延续着“不许问，不许说”的政策。由于担心公开同性性取向会危害军队的凝聚力，军方要求男同和女同士兵不得公开宣扬他们的性取向。省然，这项政策的前提假设是人们的性别取向是不会显露在外的——但它往往是显露的。细心的观察者能根据非言语渠道的信息，相当准确、非常快速地估计出别人的性取向。观察者只需观看10秒别人身体动作的视频，就能做出正确率达到72%的判断 (Ambady et al., 1999) 。 在录像中观察者能看到什么？人的姿势和动作模式是关键。异性恋的男人步行时昂首阔步，摆动着双肩，而异性恋的女人步行时如弱柳扶风，摆动着臀部。具有异性典型动作特征的人非常有可能被判断为同性恋，而且这种知觉常常是正确的 (Johson et al., 2007) 。人们即使坐下来聊天，身体姿势和注视的差别也显而易见 (Knofler & Imhof, 2007) 。 但最近尤为引入注目的研究结果是，有人只瞥一眼陌生男性的面孔半秒钟，就能以高达70%的正确率判断出他们是男同还是异性恋者 (Rule & Ambady, 2008) 。我们尚不清楚男性的面孔究竟传递了什么信息才引起这种判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一言未发之前，细心的观察者对别人是否和自己有相同的性取向是有一定看法的。身体接触
与他人的身体接触也有着丰富的含义。在很多文化中，人们首次相遇会彼此握手。正如常识认为的那样，对方与你握手的力量、气势、时间和部位都传递着重要的信息。握手行为和人的一些人格特质有关；握手时满握、有力和持续时间长的人与软弱无力的握手者相比，往往更加外倾和开放，神经质较低。握手有力的女性往往更随和 (Chaplin et al., 2000) 。
所以，从人们相遇那刻起身体接触就可能传递着信息。之后，不同的身体接触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喜爱 (会使你轻触对方的手臂) 和同情 (会使你会轻拍对方) 等积极、支持式的情感引起的身体接触，和表达厌恶 (推开对方) 或者愤怒 (击打对方) 的身体接触迥然不同。身体接触传递出的情绪往往非常明确清楚，触碰动作的接受方和旁观的观察者都能分辨出当前起作用的情感 (Hertenstein et al.， 2006) 。
当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时，彼此身体的接触也往往会增多 (Emmers & Din-dia, 1995) 。身体接触显然能传达出亲密和关爱。不过，不期而至的身体接触则常暗示着某人在地位等级中的支配位置 (Major & HeSlin, 1982) 。实际上，如果两个人在地位上有差别，身体接触往往是单向的；地位高的人往往更可能主动触碰地位低的人，而不是相反。试想：老板会轻拍你的肩膀欢迎你来上班，但你不会走近老板以同样的方式打招呼。有意思的是，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接触，往往多于女性触碰男性 (Dibiase & Gunnoe, 2004) 。的确，在一般的交往中，观察者不会积极地评价女性对男性的身体触碰，除非女性的地位明显高于男性 (Stairs & Kleinke, 1990) 。
人际距离
使得身体接触如此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必须离得很近才能发生身体接触。这表明交往双方一般要位于人际距离 (隔开两人身体的实际空间) 的范围之内，也即私人交往中保持的空间。人际距离的亲密区 (intimate zone) 从我们的前胸向外延伸至46厘米处 (Hall, 1966) 。如果两人面对面如此接近地站立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非常亲密或十分仇视。更多的人际交往是在较远的距离进行的，人际区 (personal zone) 距离我们身体46厘米到1.2米之间。在人际区，朋友之间可能在较近的距离内交往，而一般的熟人则离得距离较远，所以根据人们交往时隔开的距离可以确定他们之间关系如何。再远一些就是约1.2米到3.7米的事务区 (social zone) ,在这一人际距离里的交往更倾向于事务化。如果你面向面试官或者教授隔桌而坐，你就处在事务区，这样的距离是合适的。但如果相隔1.5米与好友私下交谈就显得很怪异。超过3. 7米就是公共区 (public zone) 了，这种距离的交往往往非常正式，主要适用于结构式的交往，如课堂上师生的互动。
这里给出的人际距离数据是北美人际交往的模式，这个数据通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人际距离要大一些 (Pease & Pease, 2006) 。法国、拉丁美洲和阿拉伯文化偏好较小的距离。个体的性别和地位也会影响到人际距离的大小 (Holland et al., 2004) 。男性往往比女性保持的人际距离稍大，人们通常与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保持的距离，比与权力和声望较低的人所保持的距离更远。无论人的偏好怎样，人际距离都是测定人际交往亲密程度的巧妙手段，甚至能用来间接衡量人际关系的质量：不幸福的配偶比满意的配偶保持的人际距离更大 (Crane et al., 1987) 。
副语言
非言语沟通最后的组成部分不像其他部分那样寂静无声。副语言 (paralanguage) 指除了言语过程中的词语之外，个体发出的各种声音特征，如节奏、音调、音量和速度，比如说话时气喘、嗓子沙哑或者尖溜、哧哧笑、整句话带鼻音、某个字音拉得很长、结结巴巴说话不连贯等等。此外，诸如喊、叫、哭、笑、叹气、咳嗽、沉默等也可以看作是副语言现象。故而，副语言与人们说话的内容无涉，而与说话的方式有关。副语言的一种典型例子是“娃娃腔” (baby talk) ,具有语调多变、音调较高、节奏独特等发音特点。一方面，娃娃腔传递了关爱；人们在与爱人 (Brnnbar & Littig, 1996) 、婴儿和宠物 (Depaulo & Friedman, 1998) 说话时会用到这种腔调。另一方面，说话者使用娃娃腔也表明其认为听话者没有能力或身体虚弱；人们有时会用娃娃腔与智障患者或者福利院里的老弱病残者说话。有意思的是，如果福利院的老人生病或身体虚弱，他们就喜欢这样的说话腔调，而如果他们身体康健，就不喜欢娃娃腔 (Caporael et al., 1983) 。
根据副语言还可以确定人际关系的性质，因为情人之间和朋友之间彼此谈话的节奏并不一样。情人之间延迟应答的时间更长，谈话间经常有沉默，总体上说的更少 (Gueirero, 1997) 。墙外的陌生人偶尔听到女性的声音，就能判读出她是在和亲密的男友还是普通的男性朋友交谈；女性与男友谈话时比与其他男性对话时听上去更温顺、更恍惚 (Montepare & Vega, 1988) 。在异性交往中，女性实际上比男性更多使用顺从性的副语言 (Berger, 1994) 。
某些嗓音也比其他嗓音更诱人，有着魅力嗓音的人往往也有着吸引人的面孔 (Saxton et al., 2006) 。与一般人相比，他们与人发生性关系时的年龄更小，次数也更多 (Hughes et al., 2004) 。更令人咂舌的是，如果你倾听女性在月经周期的不同时间的录音磁带，内容只是从1数到10,你会发现女性在排卵前几天的声音听起来更吸引人 (Pipitone & Gallup, 2008) 。这可能是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变化对其咽喉声带造成的影响，如果服用避孕药就没有这种效应，这就是非言语渠道能巧妙传递重要人际信息的极佳示例。
各部分的结合
我们已经介绍了非言语沟通的各个部分，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各自独立、分离的信息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的确是这样：每个部分对人际交往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影响 (Rashotte, 2002) 。不过，它们通常会彼此强化，共同作用以传递个体连贯一致的情感和意图。如果你面对面地和人交流，非言语的所有部分都在起作用，把所有这些信息结合起来你就能知道人们话语的真正意图。比如我们讽刺别人时，往往会指桑骂槐：真实的意图并不会表现在我们的话语中，而是表现在动作和副语言上。大多时候，非言语行为和话语传递着相同的信息。但如果人们的话语和动作之间存在不一致，言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在非言语沟通当中，而不是言语沟通中 (Vrij, 2006) 。
如果交谈的双方采取了类似的姿势和风格、表现出类似的表情、使用类似的副语言，就出现了无意识的行为模仿 (mimicry) ,这可能涉及非言语的所有部分。如果人们的交往轻松愉快，往往会自动地使他们的非言语行为保持同步，根本无需思考；如果一方用手抓了下自己的鼻子，另一方也很可能会这么做。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交谈往往非常流畅顺利，更重要的是交谈双方更倾向于喜欢彼此，即使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相互之间的模仿 (Chartrand & Bargh, 1999) 。的确，如果他人具有和自己相似的非言语行为似乎有奖赏意义。一项实验演示了这一效应，研究者通过机械设备记录了被试握手的物理特征；然后被试要和其他“人”握手，当然有时会用机械手代替人的手。有些被试是与模拟自己握手姿势的机械手握手，而不是与陌生人的真实握手。结果发现人们喜欢自己的握手甚于其他人的握手 (Bailenson & Yee, 2007) 。
另一项研究中，被试要观看Ive 场景中虚拟人物的说服性的辩论，其非言语动作要么采用录下来的某个真人的动作，要么单纯模仿被试4秒钟之后的动作。被试并没有意识到模仿，但如果虚拟人物重复被试的动作，则比按另一人的真实动作得到被试更多的积极的评价，被试也更易被它的辩论所说服 (Bailenson & Yee, 2005) 。 (这是高科技的广告宣传的未来吗?) 如果发生了非言语的模仿，显然我们会感到高兴而舒心。
非言语行为的这些不同方面也能让我们对交往的亲密程度进行精细调整，从而确定令人舒适自在的亲近水平 (Patterson, 1999) 。设想你与一位熟人同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这时你们的谈话发生了重大转折，此人开始谈到亲密的私人问题。如果这种发展令你不自在 (或许你不想听到这么多) ，你可以通过非言语的“退避”来调整交往亲密程度。你可以转向一边、往后靠使两人之间保持更大的人际间距。你可以转移注视的目光。你也可以借助不太活跃的副语言和不太愉悦的面部表情来表明你的不舒适，所有这些都用不着说一句话 (Andersen et al., 2006) 。非言语沟通在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社会生活中既实用又巧妙的技巧。
非言语的敏感性
根据以上种种，你可能会预期配偶们在娴熟运用非言语沟通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你的看法是对的。伴侣们运用非言语沟通的敏感性和准确度能预测他们亲密关系的幸福程度 (Carton et al., 1999) 。具体来看，非言语沟通不良的夫妻往往对婚姻不太满意。此外，如果出现这类问题，一般都是丈夫的过错 (Noller, 2006) 。
什么？研究者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如果非言语交流失败了，可能是编码或 (和) 解码出错：信息的传递者可能制定了让人难以解读的混淆信息 (即编码不良) ，或者接受者没能正确解释人人易懂的信息 (即解码不良) 。女性往往在这两方面都占据优势，因为如果不牵涉欺骗，一般来看，女性比男性更像个娴熟的编码高手、精明的解码髙手 (Hall, 2006) 。 (两性在觉察欺骗的能力上却没有差异，在第 10章会详述。) 因而，“女人的直觉”这一传统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是有事实根据的；女性比男性会更细心地运用微妙却真实的非言语线索来辨明实际的情况。难道女性拥有更多的非言语沟通的技能，抑或她们只是更加努力罢了？问得好，我们稍后回答这个问题。
研究者请夫妻一方发出特定的非言语信息，由另一方来解码，从而评价夫妻双方编码和解码的质量。这些信息都是些有着几种不同含义的陈述，具体意思取决于怎么样用非言语方式编码。比如短句“我冷，你呢?”可以是充满温情的遨请 (“过来拥抱我，你这个小可爱”) ，也可以是蔑视的抱怨 (“把暖气打开，你这个小气鬼!”) 。在非言语的敏感性的研究中，分派配偶一方表达某种意思，并录下他/她传递信息的非言语动作。然后让中立的陌生人观看录像，如果他们弄不明白配偶一方表达的内容，那么该配偶的编码就认定为有缺陷。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能解读信息，而配偶另一方不能，则该配偶的解码能力不言而喻。
诺勒 (Noller, 1980) 首先对这类问题进行了精巧的研究，发现与婚姻幸福的丈夫相比，不幸福的丈夫传递了更多混淆的信息，也发生了更多的编码错误。在妻子们中间却没有这种差别，所以诺勒在痛苦的婚姻中观察到的沟通不良现象似乎是丈夫的过错。处在婚姻困境中的丈夫，竟然会误解妻子传递出的连陌生人都能清晰解读的信息。更糟糕的是，这样的丈夫对自己的错误一无所知，还认为自己在和妻子的沟通中做得很到位，自信地以为夫妻之间彼此是相互理解的 (Noller & Venardos, 1986) 。男性在沟通方面做得很差却不自知，这似乎就是他们难辞其咎的原因。
另一方面，公平地说，婚姻中非言语方面的沟通不良 (miscommunication) 并不全部是丈夫的过错。诺勒 (Noller, 1981) 在另一项研究中比较了配偶在解读伴侣和解读陌生人信息方面的情况。结果发现，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夫妻双方都能更好地理解陌生人，却不能很好地理解彼此。显然苦闷的夫妻尽管有能力和其他人进行非言语交流，但彼此之间却存在沟通不良。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你已经对人际关系科学有所了解，你可能已经认识到非言语的沟通不良和亲密关系不满意之间的相关存在多种可能的解释。一方面，伴侣的非言语沟通技能可能决定他们关系的满意程度；技能差会导致关系差，而技能好则会提升愉快的伴侣关系。另一方面，伴侣的关系满意度可能决定他们在沟通中努力的程度；关系差会引起沟通不良，而关系好则会促进良性沟通。
实际上，上面两个主张都是正确的。配偶非言语信息的不敏感使伴侣一方的奖赏价值更低，否则他/她的奖赏价值会变得更髙 (Koemer & Fitzpatrick, 2002) 。而不管何种原因，只要伴侣变得不满意，他们就倾向于不理会彼此，这使得他们的沟通更显笨拙 (Noller, 2006) 。就是这样，非言语的不敏感性和关系的不满意形成了恶性循环，每一方都加剧了另一方。
无论如何，人们的沟通问题都可能因缺乏技能或沟通中表现太差引起，这种区分很重要。有些人只是不太有非言语沟通的才能，他们的缺陷令人恼火 (还有些令人恐惧) 。比如根据女性的陈述，强奸犯识别厌恶、不悦等负面情感的能力特别低下 (Lipton et al., 1987) ,殴打妻子的男人比不使用暴力的男人更难理解妻子的思想和情感 (Clements et al., 2007) 。虐待孩子的母亲难以识别婴儿痛苦的表现，甚至错误地把负面情绪看成了正面情绪 (Kropp & Haynes, 1987) 。于是，技能缺陷可能造成了人们的盲点，使他们不太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有多深。
然而，太专注于他人的非言语线索也可能有不利影响。痴迷型或恐惧型依恋的人 (即忧虑被人抛弃的人) 往往对他人面部表情的变化特别警惕。与不太焦虑的人们相比，他们能更快地注意到别人愤怒或悲伤的变化。问题是他们过早地下结论；他们常常在别人的表达还没完全展开时就形成了对这个人情感的判断——这使得他们比那些不太专注却更有耐心的人犯的错更多。由于太仓促，使得焦虑型的人对自己伴侣不满意程度的判断高于实际，激起了焦虑伴侣们的恐惧和过度敏感，并使他们长期紧张不安 (Fraley et al., 2006) 。
那么，为什么女性在非言语沟通上的表现比男性更好？技能和动机似乎都有关：平均而言，女性拥有更好的非言语才能，也更专心致力于沟通任务 (Ciarrochi et al., 2005) 。如果激励男性更密切地注意、正确地判断别人，他们的成绩会改善，但还是不如女性做得好 (Hall & Mast, 2008) ,看来女性天生就比男性能更快速、更准确地判断他人的情感 (Hampson et al., 2006) 。考虑到非言语沟通不良的不利影响，男性的不良表现就是烦人之事。令人欣慰的是如果男女两性都仔细看、耐心听、用心思索，他们在非言语沟通上都能做得更好，并且我们通常能更娴熟地解读来自亲密伴侣的非言语线索，而不是来自熟人或陌生人的非言语线索 (Stemglanz & Depaulo, 2004) 。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伴侣任何一方对非言语行为表现出松懈或不注意，就可能比那些更专注的配偶产生更多的误解、更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Noller, 2006) 。
非言语沟通中的性别差异
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女性的非言语沟通能力一般要好于男性 (Hall, 2006) ，前面还提到了男女两性在副语言 (Berger, 1994) 、人际距离 (Pease & Pease, 2006) 、身体接触 (Dibiase & Gmmoe, 2004) 等方面具体的不同。我们尚未提及在非言语沟通的其他方面也存在性别差异。即使女性在并不是很开心的时候，她们的微笑也比男性更多 (Hail, 2006) 。与男性交往时，她们比男性的视觉支配性比率 (Vdr) 更低 (EllySon et al., 1992) 。她们还倾向于采取比男性更不开放却更为对称的姿势 (Cashdan, 1998) 。看一下图5.3你就明白了。
图5. 3这两个轮廓分别描述了一男一女表5. 2非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和地位差异
非言语行为 女性 男性 地位低 地位高 微笑 更多 更少 更多 更少 注视 Vdr较低 Vdr较高 Vdr较低 Vdr较高 姿势 封闭、对称 开放、不对称 封闭、对称 开放、不对称 身体接触 较少 较多 较少 较多 人际距离 较近 较远 较近 较远 副语言 顺从的 果断的 顺从的 果断的 非言语敏感性 较强 较弱 较强 较弱 注意：表中列举的是男女两性在与异性交往中的行为模式，而不是同性交往的表现。如果女性与女性交往，就不会表现出上面列举的所有风格差异。同样地，当存在地位差异时，才会出现区别地位高、低的行为模式。地位平等的人之间的交往不会出现以上的风格差异。
就每个个体而言，这些性别差异并不显著——它们一般并不是很突出的差异 (Hail et al., 2005) ——并且每种差异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比如对身体姿势差异的简单解释就是男女着装的不同；如果男性身着正装 (或苏格兰方格呢短裙) 就可能不会表现出如图5.3中的姿势了！但从总体来看，这些性别差异是十分醒目的：在所有情况下，女性与男性的交往行为都映射出地位低的人与上司的交往行为 (Talbfleisch & Herold, 2006) 。南希·亨利 (Nancy Henley, 1977) 首先注意到了如表 5. 2所示的行为模式，她认为人们之所以常常以为女性不如男性强势的原因之一是，女性的非言语行为总是表现得缺乏命令和权威。事实上，正如表5. 2所示，女性在与男性的交往中，确实常常表现出不如男性自信、强硬的非言语沟通风格。如果女性身居高位，与男下属交往时这些性别差异就消失了。另外，任何人 (不论男女性别)与地位更高的人交往时，都可能表现出如表5.2所列的相对恭顺的行为模式 (Snodgrass, 1992) 。显然，随着人们在不同场合扮演的不同角色，非言语行为往往会相应变化。尽管如此，基本模式还是保持不变：与同等地位的男性在一起，女性常常好像以低于男性伙伴身份的方式来行动。由于还有文化期望在起作用，这样的行为习惯或许非常难以改变。如果你是女性，试着采用如表5. 2所列的男性风格的行为，看看他人会怎么想；你可能给人留下“女强人”或者“厚颜无耻”的印象 (Morrow & Cikara, 2004) 。男性或女性持有的那些不需明说、也没有必要的刻板印象，之所以能持续地存在，非言语行为是有其作用的。
如果非言语沟通这么重要，我们说出的话语又如何呢？当然，它们可能更加重要 (Greene & Burleson, 2003) 。言语交流是亲密关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开始就与亲密关系发展密不可分 (Dindia & Timmerman, 2003) 。
自我表露
设想你要参加一项心理实验，你会遇见一位陌生人，你的任务是逐渐地向此人透露越来越多的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描述你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曾经的尴尬时刻或者深深的遗憾。陌生人也这样做。45分钟后，你们彼此有了许多个人细节的了解。会发生什么结果？相比于同样的时间内你们只作浅谈，你会更喜欢这个陌生人吗？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样的实验常常会让被试产生直接的亲密感。即使他们只是听从研究者的指示，彼此敞开心扉，也比彼此提防的两个人更喜欢对方 (Aron et al., 1997) 。
自我表露 (self-disclosure) 指的是向他人透露个人信息的过程，它是亲密程度的指标之一：如果两个人彼此之间不共同拥有一些私人的、相对秘密的信息，他们的关系就称不上亲密 (Laurenceau et al., 2004) 。
社会渗透理论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有意义的自我表露所需要的时间远不止45分钟。大多数人际关系是以肤浅的信息交流 (即“浅谈”) 为起点的，然后再逐渐地转到更有意义的披露。人际关系的这种运行方式就是社会渗透理论 (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 研究的主题。社会渗透理论认为人际关系的发展是与人际沟通的系统性变化紧密联系着的 (Altman & Taylor, 1973) 。初次相识的人或许只会随意地讨论一些不带个人色彩的话题：“你是哪儿的人?”“你的专业是什么？”不过如果这类肤浅的问题有奖赏价值，人们可能通过增加沟通的范围来进一步接近，沟通范围的扩充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沟通的广度：所讨论话题的多样性， 沟通的深度：所讨论话题对于双方的个人意义。
根据这一理论，如果用图形来表示了解某个人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新的人际关系刚开始的时候，自我表露是个又窄 (讨论的只是少数几个不同的话题) 又浅 (透露的只是不带个人色彩的信息) 的楔形 (参见图5. 4) 。然而随着人际关系的发展，这个楔形变得更宽 (讨论更多的话题) 更深 (透露更多有着私人意义的话题) 。
人际关系的发展大体上就是这样 (Chan & Cheng, 2004) 。此外，与熟人的早期交往自我表露通常会表现出明显的相互作用 (reciprocity) 。新伙伴们倾向于匹配彼此的开放程度，如果对方表露多自己也表露多，如果对方的自我表露减少自己也表露更少。人们透露自己信息的程度，则往往取决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间也有很大的变化 (Dindia, 2002) 。这往往也是个渐进的过程，新伙伴们通常分阶段地转到更深层次的话题，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次说太多、太快是危险的；因为这样会突破别人的期望，常常会给人留下糟糕的印象 (Buck & Plant, 2008) 。最好的策略是经常保持耐心，让可以感觉到的相互作用逐渐地增加你们交往的亲密感。
然而一旦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稳定后，相互作用就减少了，因为表露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可能很长时间都得不到对方相同的表露回应 (Derlega et al., 2008)。持久的亲密关系似乎取决于伴侣的应答性 (responsiveness) 而非相互作用 (Reis, 2007) ;也就是说，人们希望感受到爱意和受人重视，所以希望自己的自我表露能够得到明显的理解、关爱、支持和尊重。如果我们向知己或爱人透露了一些隐私，我们并不需要对方回报以相似的秘密，而是希望我们的真诚能够引起对方的同情、宽容和接纳 (Jasemka et al., 2008) 。
图5.4奥尔特曼和泰勒的社会渗透楔形变化图即使在最亲密的伴侣关系中，人们也可能保留一些只属于自己的秘密 (Mathews et al., 2004) 。社会渗透几乎达不到所有的方面，也不应该这样，因为即便是情侣也希望和需要保留一些自己的隐私 (Petronio, 2002) 。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人际关系能够维持全部的开放和亲密感 (Derlegg et al., 2008) ,即使尝试这样做都是错误的：亲密的自我表露和选择性地保留一些秘密都能促成婚姻的美满 (Finkermuer & Hazam, 2000) 。即使是在亲近、密切的人际关系中，保留一些隐私还是可取的。由此我们想起最近一期《大都会》 (《大都会》杂志是1886年在美国创办的国际知名女性杂志，针对时尚、生活、健身和美容等问题为妇女出谋划策，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女性杂志之一。如今杂志的内容包括人际关系、性行为、健康、职业、自我提升、娱乐明星以及时尚和美容。大都会杂志目前已有58种国际版本，使用34种语言印刷，在100 多个国家发行。——译者注) 的封面文章，它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婚外恋，“你会告诉你的伴侣吗? ”经过大量讨论后，得出的答案是“可能不会”。
当然，要保守秘密并不总是那么轻松，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避开秘密，我们会监控自己的沟通，往往有意识地企图掩盖某些事物，与没有这种企图相比，实际上使得我们更可能无意中提及此秘密 (Lane et al., 2006) 。要成功地保守秘密往往需要作出一些努力 (Richards, 2004) 。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保守秘密？有几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人们有意地对他人保留信息，“人们一般是渴望保护自己，保护他们的亲密关系，或者保护他人” (Afifi et al., 2007, p.79) 。真的是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人们认为保守秘密弊多利少，他们常常过不了多久就把秘密透露给其他人了 (Cmighlinetal, 2005)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担心自己或者其他人会受到伤害，没有必要透露事实真相，他们就会努力地永远隐瞒 (Afifi et al., 2005) 。在这些情况下——或许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我表露和尊重隐私两者之间取得了健康的平衡，这有利于维系亲密的依恋关系 (Baxter, 2004) 。
还有些伴侣双方完全不想讨论的重要话题。无论是明说还是暗示，伴侣们都会有意避开禁忌话题 (taboo topics) ,在伴侣看来，敏感的问题会威胁到他们亲密关系的质量和稳定。令人奇怪的是，最常见的禁忌话题是亲密关系本身的状态；在一项调查中，68%的应答者承认，最好不要提及他们爱情关系的现状及未来 (Baxter & Wilmot, 1985) 。其他常见禁忌包括与其他伴侣的亲密关系，31%的应答者避开了此问题，25%的人避开了过去的亲密关系。人们经常对自己恋爱关系的未来非常感兴趣，也迫切想知道伴侣的期望和意图，但他们不会明问。相反，他年郭德纲们会对恋人的忠诚程度和投人程度进行秘密测试 (Baxter & Wilm0t, 1984) 。他们会仔细观察恋人对有吸引力的异性反应怎样 (即“三角测试”) ；他们煞费苦心地制造困难让恋人来克服，以验证恋人对感情的忠贞 (即“耐力测试”) ；他们还会找到暂时分开的理由来考察恋人欢迎自己回来时的热忱 (即“分离测试”) 。这一切好像是自寻烦恼，他们只要直接询问伴侣就能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确常常请教伴侣的朋友—— 但是在很多亲密关系中，这些内容过于微妙不好公开谈论。一般来说，亲密关系中禁忌话题越多，伴侣间的满意程度越低，除非他们相信避开敏感话题能改善和保护他们的亲密关系 (Caughlin & Afifi, 2004) 。因为怯懦或能力不足而逃避讨论，会损害伴侣的满意度，但有礼貌地一起努力维持伴侣关系很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专栏5.3 谨慎的沟通：公开同性恋身份 你可能认识公开身份的男同或女同。与上一代相比，Lgb (即女同、男同或双性恋者) 们更可能把他们的性别身份告诉朋友或家人，而且会在年龄更小的时候就公开其性别身份 (Hunter, 2007) 。正如某位研究者不无揶揄地说道：“公开同性恋身份已经不再是什么重要的事件了，就像稍微大点的呵欠——每个人都在打” (Savin-Williams, 2001, p. 201) 。对大多数 Lgb 来说，公众对他们性身份的承认仍然是很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不过他们公开自己的性身份时常常会小心谨慎，思虑周全 (如果他们会这样做的话) 。 许多男同和女同 (平均) 在12岁时就意识到同性对自己的吸引力，数年后才发生同性性行为。同性恋最典型的事件序列是：在16岁左右认识到自己是男同、女同或双性恋；一年之后有了第一次同性性经验，在快要到18岁时第一次向别人公开其同性身份 (Floyd & Bakeman, 2006) 。因为倾吐心事的对象一般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所以他们的第一次表露通常进展顺利，得到积极的、支持式的反应 (Savin-Williams, 2005) 。平均一年后，刚好在快到19岁时，他们会第一次把自己的同性身份告诉其父母，通常是母亲 (Floyd & Bakeman, 2006) 。这样做通常很困难，需要不少的勇气，对父母有着安全型依恋的Lgb比不安全型的人更可能向父母公开其同性身份 (Elizur & Minzer, 2001) 。接下来父母的反应可能多种多样，最普遍的是震惊、愤怒和拒不承认，少数父母 (4%) 拒绝接纳自己的子女，禁止他们在家庭出现。也有些父母是支持的，不过大多数需要时间来调整 (Savin-Williams, 2001) 。 第二种公开同性身份的时间发展轨迹明显不同。这种模式下个体注意到同性吸引的年龄更晚 (平均16岁) ，在第一次同性性经历 (23岁) 之前会发生异性性体验 (19岁) 。男同、女同或双性恋的自我识别要到25岁左右，先向朋友表露，不久之后告诉父母 (如果会告诉父母的话) (Floyd & Bakeman, 2006) 。 所以，年龄更大的Lgb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同性身份，故而他们公开同性身份时，往往已经是独立的成人了 (平均约26岁) 。相形之下，青少年型的Lgb在告诉任何人自己的性取向之前往往要数年间背负着巨大的秘密，要在3年之后才会向父母公开其同性身份。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这一般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他们的表露将是他们家庭关系的转折点。他们很少想去伤害任何人；相反，他们追求诚实、踏实做人，而不是遮遮掩掩、疏远别人 (Hunter, 2007) 。他们表露实情是为了能和自己爱着的人更亲近，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一般能成功：这当然要花一些时间，但大多数父母都能以镇定或支持的态度来接受子女的同性取向 (Savin-Williams, 2001) 。 专栏5.4 你是高明的“开启者”吗？ 有些人似乎特别擅长引导别人进行自我表露。研究者编制了开启者量表来评价这一能力 (Miller et al., 1983) ,量表得分高的人确实比得分低的人善于诱导他人透露更多的亲密信息。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离不开言语和非言语这两个渠道：开启者量表得分高的人在交谈中似乎更专注 (更多的注视和点头，看起来令人安心、充满兴趣) ，他们还用言语表达出对别人谈话内容的浓厚兴趣 (Purvis et al., 1984) 。他们似乎很享受谈话的过程，对别人的谈话内容也很着迷 (Pegalis et al., 1994) 。因此，他们往往是非常优秀的面谈者 (Shaffer et ai., 1990) 。 女性开启话题的能力一般好于男性 (Miller et al., 1983) 。在开启者量表上，女性的平均得分是31，而男性则为28。如果你的得分比平均分高5 分，那么你就是个非常高明的开启者。如果你的得分低于平均分5分，你的开启能力就非常需要提高。请用下面的评分标准来评定你在每个项目上的态度倾向，然后计算你的得分。 0=非常不同意 1=不同意 2=不确定 3=同意 4=非常同意 开启者量表人们经常告诉我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息。 人们认为我是个很好的倾听者。 我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 人们信任我，会告诉我他们的秘密。 我能轻松地让人“敞开心扉”。 在我身边的人会感觉很放松。 我喜欢倾听别人谈话。 我对别人的困难很同情。 我鼓励人们告诉我他们的感受。 我能让人们不断地谈论他们自己。
最后，应注意到如果亲密关系陷人困境，会发生两种不同模式的社会去渗透现象。对于某些情侣，随着伴侣逐渐从亲密关系中退出，他们谈话的广度和深度都减少，他们的交往退回到表层水平 (Baxter, 1987) 。对于其他一些情侣，随着满意度下降，谈话的广度缩减了，但同时随着痛苦的伴侣彼此表达出的满腹牢骚，自我表露的深度实际上却增加了 (TolStedt & Stokes, 1984) 。在这种情况下，苦恼亲密关系中的自我表露既不像亲密关系早期的薄长形，也不像美满的亲密关系中的楔形，而是由言语构成的细长匕首，给爱侣带来伤害。
自我表露和亲密关系的满足
归根结底，与沟通情境相符合的自我表露能在亲密关系中孕育喜爱和满意。比如恋人彼此的自我表露越多，他们就越感到幸福 (Sprecher & Hendrick, 2004) 。的确，幸福的爱人就连谈话方式也与不太亲密的伴侣不同。他们可能有着双方都能明了的独特暗语和比喻用语，这样他们之间的沟通别人是听不懂的。他们会用到口头禅、特定的词汇或惯用语 (idioms) ,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他们使用的惯用语越多，就越幸福美满 (BmeSs & Pearson, 1993) 。这样的人际交往与众不同，在研究中倾听伴侣谈话的陌生人都能分辨出谈话人是好友还是只是熟人 (Planalp & Benson, 1992) 。与一般伙伴的谈话相比，亲密伴侣之间的谈话显著特点是：清楚地了解对方，表现出更多的自我表露，令人更加放松。
自我表露和喜欢对方产生关联的原因有很多 (Collins & Miller, 1994) 。首先，我们倾向于向自己喜欢的人透露更多的个人信息。如果别人吸引了我们，我们往往会对他们更加开放。不过，我们也可能因为对他人进行了自我表露，从而倾向于喜欢他们。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对他人越开放，我们就越喜欢他们。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别人信任我们而对我们进行自我表露，具有奖赏意义。亲密表露多的人比那些对自己的信息三缄其口的人更招人喜爱 (Sprecher & Hendrick, 2004) 。相互的自我表露还能建立双方的信任。所以，得到和给予自我表露都让人感觉良好，并且这方面的言语沟通是构筑亲密关系必不可少的基础。你可以试着这样做45分钟，可能就会交到一个新朋友 (Axon et al., 1997) 。
言语沟通中的性别差异
将男性和女性描绘成来自不同的星球、说着不同语言的不同物种，这类书大赚其钱。而我们在本书中始终反对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因为两性相像的程度远大于差异程度。不过，男性和女性在相互交往时，的确倾向于使用不同风格的非言语沟通 (正如表5.2所示) ，在言语沟通中两性也存在一些差异。但男性和女性并非说着不同的语言，而往往只不过谈论的事情不一样罢了。
交谈的话题
如果读一下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记录，你能否分辨出他们的性别？很有可能。女性之间的谈话比男性更可能讨论她们亲密关系中的情感问题，以及生活中的其他私人问题 (Clark, 1998) 。在女性的谈话和即时通讯中，经常出现的是情感和人物话题。相形之下，男性倾向于坚持谈论更客观、不带个人色彩的内容，讨论物品和活动，诸如汽车和运动等，找一些乐子，而不是寻找什么支持和忠告 (Clark, 1998) 。因此，与女性之间的谈话不同，男性彼此倾向于不太亲密和不带私人色彩的话题 (Reis, 1998)。
谈话风格
女性往往不如男性说话那般强硬 (Berger, 1994) 。她们的言语风格更为间接和具有试探性。比如女性会使用更多模棱两可的话来缓和她们的主张——“我们还是有点儿感兴趣的”——也会运用更多表达不确定性的动词——“好像是那样的。”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在对话中提问，在句末用升调以提问的语调作出陈述。女性的这种言谈方式——“我缺了课，嗯，在星期四？”——不如男性惯常的言语风格那般把握十足、见多识广、强而有力，具有权威性 (Mulac, 2006) 。女性也较少爆粗口 (Newman et al., 2005) 。
陈腐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健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大学生交往的便携式录音研究表明，女生平均一天要说16 215个单词，而男生则说15 559个单词。这种差异微不足道 (Mehl et al., 2007) 。更醒目的是，男性不如女性那样经常畅所欲言、抒发观点，但一旦男性开谈，就滔滔不绝，容不得别人打断 (Leaper & Ayres, 2007) 。女性虽然说话较多，但很少作长篇独白式讲演。
专栏5.5 在线沟通 如今我们习惯于传送大量的文本和电子邮件信息，这使我们能进行非常便利、全球性的接触，当然也可能给我们的人际沟通带来很多混乱。在单身网站、兴趣小组或者聊天室我们能接触到特别广泛的人群。如果不交换照片，那些在我们曰常交往中起着巨大作用的影响因素如长相吸引力，在线上沟通也许并不太重要 (Baker, 2005) 。网络聊天比其他谈话更具有匿名性，所以人们有时会很快透露自己的亲密信息 (Mckenna, 2008) 。的确，博主们 (写博客的人) 偶尔会为在网络日记中发帖公布的具体个人信息而后悔。 网上短信和电子邮件也与电话交谈很不相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充分考虑要表达的话语，并且由于不存在“泄漏性”的副语言，我们能更好地控制传递出的信息。然而文本沟通比起面对面的谈话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我们有时还会用到表情符号 (试图) 去具体说明如何解读某个陈述。顺便说一下，在文字的世界里：文本信息也可以相当精简，所以为了简便我们会使用各种缩略语 (如Brb,即be right back的略写代表“马上回来”) 。问题在于我们往往以为自己传递出的信息精确无误、清楚明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真实所指，所以一般不能充分意识到别人可能很容易地对我们的文字信息产生误解 (Kruger et al., 2005) 。在线沟通存在大量的人际隔阂。 把这些影响因素加在一起，可以发现在面对面交往中甚至从来就不会开始的人际关系，却可能至少暂时地在网络上迅猛发展，对于这点应没什么疑虑的 (Orr, 2004) 。大多数人在电脑键盘前明显地显得舒适自在；随机配对的年轻人通过在线短信聊天也比面对面交谈更可能喜欢上彼此 (Chan & Cheng, 2004) 。本专栏到此结束，谢谢阅读。Ttfn.Lumtp。 (Ttfn是德语Ta Ta For Now的缩写，意为“现在再见”；Lumtp是英文 Love You More Than Pie 的缩写，意为“爱你赛过爱自己”——译者注) 。自我表露
在已确立的人际关系中，女性比男性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并且与她们在“开启者”量表 (见专栏5. 4) 上的高分相一致，她们也能引导对方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 (Dindia, 2002) 。的确，男性对女性伙伴进行的亲密自我表露一般多于对同性伙伴 (如最要好的朋友) 的表露一一结果是有女人参与的人际交往通常比只有男性参与的交往更加亲密、更有意义 (Reis, 1998) 。男性对女性较为开放，女性彼此之间也较为开放，但男性不怎么对其他男性进行自我表露。
专栏5.6 依恋类型与沟通 依恋类型在沟通行为中表现的很明显。安全依恋型的人与回避型的人不同，他们通常表现出更热情、更富有表达性的非言语行为，包括更多笑声、微笑、注视和身体接触；亲密和亲近所带来的舒心安适在他们的行为中一览无遗 (Tucker & Anders, 1998) 。安全型的人与不安全型的人相比，还会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 (Bradford et al., 2002) ,保 留更少的秘密 (Vrij et al., 2003) ,更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Kafetsios, 2004) 。因而安全型的人比不安全型的人对自己的亲密伴侣更为开放，这就是他们的婚姻随着时间推移往往变得更满意的原因之一 (Feeney, 1999a) 。这一切造成的重要后果是，男性常常依赖于从女性那里得到温情和亲密，反过来女性却较少依赖于男性 (Wheeler etal, 1983) :女性可能与男女两性伙伴都有着亲密的、开放的和支持性的联系，而男性则可能只与女性共享最有意义的亲密情感。因而，男性一生中或许需要与女人交往来避免孤独，但在这方面女性通常并不需要男性。
工具性对表达性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表现出的两性差异是性认同差异，这种差异更多地与性别角色而不是生理性别有关。女性之所以能与信赖的伴侣进行亲密的言语沟通，是因为她们往往有更高的表达性，可以轻松自在地谈论自己的情感。具有高表达性的男性自然也能这样，正如双性化的男性就能像女性一样容易和两性都建立有意义、亲密的交往 (Aub6 et al., 1995) 。所以有必要精确阐述一下上面提到的观点，实际上只有传统型、大男子主义的男性才会与最要好的朋友也只维持着表层肤浅的沟通，故而需要与女性建立亲密关系以避免孤独。大男子主义的男性也常把男性朋友拒之于千里之外 (Shaffer et al., 1983) ，如果没有保持浪漫爱情关系的女性情侣，就往往会感到痛苦和孤独 (Wheeler et al., 1983) 。与此相反，双性化的男性 (既自信果断又热情外向) 能很轻松地向男性和女性进行自我表露，从而体验到与所有朋友交往的乐趣；结果他们不会感到孤独，与表达性低、传统型的男人相比，他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女性交往 (Reis, 1986) 。
基于以上所述，认为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说着不同的语言是很不妥的。当然会有很多男性比一般的女性更沉默寡言，但也有比大多数女性更开放、更多进行自我表露的男性。个体交往的亲密程度一般与他/她的表达性水平有关，而一旦你把这一因素考虑进来，沟通双方是男性还是女性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而且，表达性对于男性和女性都是一种能高低变化的特质，所以关注两性在沟通风格上表现出的个体差异，远比把所有男性归成一类，视为与女性截然不同的群体更有意义。
但是，的确有一半男性符合性别的刻板化，即他们具有高工具性、低表达性的特征，这类具有男子气概的男性比大多数女性的表达性都低。故而他们的情感沟通风格可能与大多数女性都很不一样。女性往往对自己的情感较为开放，而男性相比之下就显得守口如瓶。因而，很多妻子习惯性地以为只要丈夫没有抱怨指责，就万事大吉；妻子认为只要夫妻关系没有不满和对抗，爱情就依旧美满。相形之下，大多数的丈夫似乎认为只要妻子不向自己明确地表达情爱，就一定出了问题；丈夫认为如果妻子没有向自己明确表示情爱，就表明妻子的不满和反抗 (Gaelick et al., 1985) 。这意味着，男女两性对不涉及情爱和憎恨的中性交往的反应并不一样：女性可能认为情况依然很好，而男性开始担心妻子不再爱自己了。
人们交谈时还在伶牙俐齿和溢于言表方面有所不同。有些人把思想和情感组织成文字的速度很快——不管心里想的是什么都能脱口而出，因而交谈得以活跃地、快速地进行——但另一些人用言语表达情感时则比较缓慢、深思熟虑、犹豫不决。且不论谈话的内容，心理专家把这些谈话风格的差异定义为在交谈反应性 (Wirta-tiousness) 上的个体差异 (Swann & Rentfrow, 2001) 。 (blirtatiousness 这个词来自测量谈话者反应能力的量表即 Brief Loquaciousness and Interpersonal Responsiveness (Blirt) ,交谈反应性即指人们对交谈伙伴反应的速度、频次和情感表露程度。—— 译者注) 健谈的、交谈反应性高的女性和沉默寡言的男性在刚相遇的时候相处不错 (Swann et al., 2006) ——男方无需讲太多话语，因为女方一直在很快乐地说话—— 但如果他们想安顿下来在一起生活，这样的配对就存在危险 (Swann et al., 2003) 。出现冲突时，女方很可能会控制整个讨论的进行 (她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详见第 11章) ，这种模式违反了男人是一家之主的传统社会期望。但这种模式并不会给开明的、双性化的男人造成什么麻烦，但却打击了传统型汉子，因为后者如果和果断、健谈的女人配成双的话，从长期来看他们往往会变得很不满意 (Angulo & Swann, 2007) 。在讨论冲突时，丈夫比较沉默而妻子却很健谈，也会给旁观者留下糟糕的印象 (Sellers et al.，2007) ,所以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显然影响到我们关于异性交往的一些想当然的看法。
的确，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工具性的沟通技能，比如给出明确指示和命令的能力。女性比男性更看重表达性的沟通技能，比如表达关爱和情感的能力。不过，男性和女性都认为在亲密关系中，表达性技能比工具性技能更为重要 (Burleson et al., 1996) 。有时候，我们在漫画中看到男性和女性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两性都认为，伴侣要能够充分地表达出对自己的爱意、尊重和呵护，这一能力是亲密关系不可或缺的 (Flolyd,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