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衙役 第一节 组织

衙役通常被编为四班：皂班、快班、民壮和捕班。[1]第一班由“皂隶”，即穿黑衣的差役组成。第二班即所谓“快手”，他们又被分为“马快”和“步快”。[2]第三班“民壮”（民兵），是被征调来在地方官府中服役的健壮百姓。第四班是“捕役”或“捕快”。[3]每一班都有一个“头役”作领班。[4]

在这四班之外，还有一些衙役，分别充任“门子”（门卫）、“禁卒”或“牢役”（狱卒和看守）、“仵作”（法医）[5]、“库卒”或“库丁”（金库看守）、“仓夫”（谷仓看守）、“斗级”（收粮掌斗人）、“轿夫”（抬轿人）、“伞扇夫”（撑伞持扇人）、“鸣锣夫”（打锣人）[6]、“吹鼓手”（吹号击鼓人）、“灯夫”（持灯笼人）、“更夫”（巡夜人）、“伙夫”（炊事员）、“马夫”（养马人）及“铺兵”（驿邮兵丁）等职役。

一州一县衙门可雇用各种衙役的名额，在各省《赋役全书》中有明确规定。直隶、河南、江西、湖南及江苏等省州县的衙役定额如表七所示。

《赋役全书》中并没有规定充任捕役的衙役名额。[7]在江西是每县八人。[8]通常，在县城和乡下都驻有捕役。例如，在浙江平湖，设一个“押捕总头役”（大头领）、三个“捕班头役”（小头领）、十二坊捕役[9]及许多看守“翼房”（即关押盗贼之所）的捕役。[10]按曾在陕西任知县的何耿绳（1822年进士）所述，在州县城郊乡村也有许多捕役。在斥退了数十名年老、无能或贪渎的捕役后，他手下仍有八十名捕役。[11]

表七　十州县衙役名额

a.《畿辅赋役全书》，顺天府大兴县，第103—106页b。

b.同上书，保定府清苑县，第111页b—116页。

c.《河南赋役全书》，开封府祥符县，第70—72页。

d.同上书，常德府安阳县，第48—90页。

e.《江西赋役全书》，南康府建昌县，第19页a—b。

f.同上书，饶州府鄱阳县，第25—26页。

g.《湖南赋役全书》，衡州府衡阳县，第13—14页。

h.同上书，长沙府茶陵州，第5—6页。

i.《太仓州赋役全书》，嘉定县，第44—45页b。

j.同上书，宝山县，第64—66页。

然而，正如王植和方大湜所言，衙役的名额太少，实际上需要更多的衙役供驱使。[12]事实上，额外多雇衙役在各省是一个普遍现象。1736年的一道上谕对此加以认可，该上谕说：如果规定名额不能满足需要时，地方官可以增雇额外衙役。[13]这种额外衙役称为“白役”或“帮役”，即姓名未列入政府档案的衙役。[14]据王植讲，一名常年衙役手下通常有三四名白役。[15]胡林翼（1812—1861年）曾记述，仅在贵州石阡府，就有数千名白役。[16]当正式衙役被派遣下乡时，总是有几十名白役跟随，参加对百姓敲诈勒索钱财的活动。[17]也有许多“白捕”，即额外捕役。人们曾抱怨他们引起了江南百姓的痛苦，因为他们经常借口缉捕盗贼拘捕无辜百姓、掠夺百姓财产。[18]

还有挂名衙役。他们虽列在官府名单中，但不实际服役。[19]其动机亦与挂名书吏的动机相同：当一个挂名衙役，就能逃避徭役[20]和保护身家财产。[21]某省巡抚曾说，在该省，为了当挂名衙役，得向州县官纳一笔钱，为白银二至四两。[22]另一方面，许多穷人也愿意顶替挂名衙役的职位，因为这是个捞钱的机会。[23]

因此，在一州县衙门中的实际衙役人数，包括常年的、额外的、挂名的，远远超过政府规定的数额。例如在湖南，一县衙中的衙役一般是数百人。[24]据一位御史奏报，在浙江仁和县和钱塘县，衙役总数达一千五六百人，包括常年衙役和额外衙役。[25]另一位御史在1827年上呈的一份奏章也表明，山东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份奏章提到，大县有衙役千人以上，小县甚至也有数百人。[26]四川的衙役甚至更多。巴县知县刘衡曾言，在他的县衙里曾有七千名衙役。他到任一年后，有六千七八百人因为在此位置上无法捞到足够的钱财养家而辞职；仅有大约一百人留了下来。[27]

为裁减衙役人数，朝廷曾做过多次努力。朝廷曾颁布过这样的则例：纵容挂名衙役存在的官员，降三级调用；即使不知情，也要降一级留任。[28]朝廷也颁布过禁止雇用额外衙役的法令。州县官超过规定名额雇用增额衙役（称为“额增帮役”）者，将受降一级留任之处罚。[29]州县官将传票交给增额帮役，或者委派增额帮役办理其他公务者，将降三级调用。[30]对常年衙役与增额帮役结伙办差之事未能觉察的州县官，将罚常俸半年。对增额帮役以冒名窃据衙役差职情形，监临之官若明知故纵，则降三级调用；若疏忽不察，则降二级调用。[31]法律要求州县官向其上司呈交一份盖印信的文书，具结保证自己的衙门里没有虚假登记之事。他也须在每年年终向吏部呈交一份报表，开列常年衙役姓名、进衙日期及其任职时限届满日期等。[32]

然而，这些规定及处罚，显然很少真正兑现。刘衡曾主张，州县官只应按定额雇用衙役；即使在交通要冲、公务繁多之州县，其雇役也不应超过定额“几十”人；所有冗余的衙役应一律斥退。但是，刘也承认，这并非易事。因为即使被正式斥退后，有些衙役仍能留职。此种情形，他称之为“瞒上不瞒下”。[33]

注释：

[1]衙役习惯上被分为三班：皂班、快班和民壮（《福惠全书》卷三，第6页；《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一，第10页b）。然而，浙江省按察使制定的《缉捕章程》明确指出：州县衙门中的衙役通常分为四班：除了上面的三班以外，还有捕班（《治浙成规》卷八，第66页）。

[2]《清通考》卷二十一，第5045页。根据《赋役全书》的记载，在知府衙门中既有马快，也有步快；但在州县衙门中就只有马快（参见《畿辅赋役全书》多处，《河南赋役全书》多处，《江西赋役全书》多处，《湖南赋役全书》多处，《太仓州赋役全书》多处）。不过在直隶学政呈给礼部的咨文中提到，在各省的州县衙门也使用步快，以作为马快的补充（《学政全书》卷四十三，第10页b）。两种资料来源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或许可以在《湘阴县图记》（卷二十一，第23页b）的记载中找到解释，内容是：“民壮也称步快。”

[3]《清通考》卷二十一，第5045页；卷二十三，第5053页；卷二十四，第5060页。

[4]《福惠全书》卷三，第7页；《牧令书》卷四，第29页；《学治一得编》，第40页。

[5]1728年确定的仵作定额为：大州县三个，中州县两个，小州县一个。此外还有两个仵作学徒。然而1740年的一道上谕指出，仵作的雇用并无定规；有的州县根本没有仵作，常常在需要勘验时从别的州县借调。该上谕警告说，每个州县都必须按照定额雇用仵作，州县官未能遵守这一规定的，将受到降二级的处罚（《清通考》卷二十三，第5055页；《清律例》卷三十七，第86—87页b）。

[6]鸣锣夫和伞扇夫通常被称为“执事夫”。州县官外出时，他们就走在州县官轿子的前面（《六部成语注解》，第71页）。

[7]有一份奏折提到，尽管州县常常要雇用捕役抓捕盗贼，但他们却未被列入《经制全书》（《赋役全书》也叫《赋役经制全书》），因此也就没有为他们划拨经费（参见《清通考》卷二十三，第5053页；卷二十四，第5060页）。故而当泾州知州新雇了八个捕役后，就从其他两班衙役——快班和民壮——的经费中分拨出来一笔充作捕役的薪金（《泾州志》卷下，第11页b）。

[8]《培远堂偶存稿》卷十，第14页a—b；《西江政要》卷二，第19页b。直隶的《永清县志》（卷十三，第8页b）和山东的《蒲台县志》（卷二，第20页b）也都记载有八名捕役。按照《治浙成规》卷八（第65页b）记载，在浙江省，大的县有六个捕役，小的县仅有两个或四个捕役。袁枚（1716—1798年）报告说江宁县（属南京）雇用的捕役有三十个之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五，第28页）。

[9]“坊”是城市的城区单元。正如《西江政要》卷三十六（第6页）所云，每一个捕役指定了一个以上的“坊”作为其负责的治安区。虽然政府禁止这一做法，但是在江西省仍发现许多州县有坊捕。

[10]《学治一得编》，第40页。关于“翼房”，见《学治体行录》卷下，第4页b。

[11]同上书，第53页。

[12]《牧令书》卷四，第35页；《平平言》卷二，第29页。

[13]《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一，第4页b；《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四十六。

[14]《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一，第4页；《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四十六；《清通考》卷二十一，第5045页；《福惠全书》卷三，第1页；《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第六册，第114页。

[15]《牧令书》卷四，第35页。

[16]《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一，第6页。

[17]《六部处分则例》卷十六，第16页a—b。

[18]《仕学大乘》卷八，第78页a—b。

[19]田文镜指出，“挂名衙役”一般会挂名于门子、马夫、狱卒、斗级、城门守卫和其他一些类型的衙役职位上（《经世文编》卷二十四，第4页；《牧令书》卷三，第23页）。

[20]《吏部则例》卷十四，第10页；《六部处分则例》卷十六，第14页；《牧令书》卷十，第6页。

[21]《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第六册，第114页a—b。

[22]《牧令书》卷八，第22页。

[23]同上书，卷十，第6页。

[24]《培远堂偶存稿》卷四十八，第45页。

[25]《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第3页b—4页b。这一奏折是在1806年上呈的。

[26]《清会典事例》卷九十八。

[27]《蜀僚问答》，第10页。

[28]《六部处分则例》卷十六，第14页。

[29]同上书，卷十六，第17页。

[30]同上书，卷十六，第15页。

[31]同上书，卷十六，第17页。

[32]《吏部则例》卷十四，第6页a—b。

[33]《庸吏庸言》，第4页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