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5日，苏联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当天会议的日程十分紧凑。戈尔巴乔夫和同僚们听取了有关劳动节游行的汇报——包括基辅在内，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游行——但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事情能让领导层们感到精神振奋了。他们认为现在苏联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外患——持续不断的阿富汗战争给苏联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也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这天上午，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同僚们：“显然战争要以失败告终了，尽管我们派兵无数，也不可能赢了。我们没能在阿富汗推进社会革命——从这个意义而言，一开始我们的失败已然注定。我们不但没能使南方的‘脆弱地带’变得强大，反而让那里的局势动荡不安，内部冲突不断。我们刺激了美国扩大在该地区的存在，让伊斯兰世界与我们对立，巴基斯坦则变成了我们公开的敌人。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败仗。”1
内忧——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使苏联财政再次受到冲击，也让苏联及其新任领导人的国际威信大打折扣。更令人不安的是，尽管政府不断释放消息称情况有所好转，但目前还没有人真正了解事故原因，事实上情况也在一天天持续恶化。5月5日，雷日科夫总理得到新的人员伤亡情况汇报：“共有2757人住院接受治疗，其中569名为儿童。有914人出现辐射病症状，18人情况危急。”此前一天，住院人数只有1882名，新的数据显示仅仅一天之内，就医人数就增加了45%。不仅仅是消防员、反应堆操作员和当地民众出现了辐射病症状，就连国家的骨干力量——莫斯科派来负责处理善后工作的领导人和政府委员会成员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回到了莫斯科，不但反应堆的问题愈加严重，他们自身的健康也变得岌岌可危。2
5月4日晚上，政府委员会主席谢尔比纳及其众多副手和助理（包括政府各部门部长和负责人）搭乘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随后，谢尔比纳和同事们乘坐大巴车直接来到了接收切尔诺贝利事故辐射病患者的六号医院。病患们剃光了头发，净身接受了放射测试员的检查，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要等待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两天前，雷日科夫总理来到事故现场视察后就做出决定，出于健康安全的考虑，将谢尔比纳和他的团队召回莫斯科。3
谢尔比纳还没来得及顾及个人健康，便被召至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工作情况。他汇报给上级们的全部是坏消息，形势十分严峻。反应堆释放的放射性颗粒数量在5月2日前曾有所下降，现在又反弹回来，并在不断增长。官方已不知道该如何就此事表态，因此5月3日便没再发布新的声明。向反应堆投放沙子和铅似乎没起到什么效果，执行这项任务的直升机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到5月3日，这项工作被彻底叫停。
许多科学家现在都担心会发生新的爆炸，此外还潜在着另一种危险——中国综合征，即堆芯熔毁。此前有一部电影曾以此为名，这部电影由迈克尔·道格拉斯制作，杰克·莱蒙、简·方达和道格拉斯本人担纲主演。电影于1979年3月在美国上映，1981年登陆苏联院线。影片的名字源自在核科学家之间流传的一则关于核反应堆堆芯熔毁的玩笑，讲的是破损反应堆释放的放射性燃料能烧穿地壳，穿越地心，出现在地球另一面——中国。影片中最忧虑的情景是放射性燃料到达地下蓄水层。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有些科学家担心反应堆释放的辐射会污染第聂伯河流域，并最终污染全世界的海洋。这不仅是一场地域性灾难，甚至不仅是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灾难，而将成为一场全球大浩劫。4
除谢尔比纳外，戈尔巴乔夫还把政府委员会首席科学顾问勒加索夫请来参加政治局会议。勒加索夫5月5日一早飞抵莫斯科，在去克里姆林宫之前，他来到了自己的研究所，洗净了自己所携带的辐射后，他又在家中停留了片刻，尽力安抚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一直很担心他，因为勒加索夫和其他人一样都不能从切尔诺贝利往外打私人电话。克格勃采取的这项安保措施意在防止事故信息外泄，因此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无论是赫赫有名的学者还是普通工人都要遵守这项规定。
勒加索夫于上午10点来到克里姆林宫，随后被带往核桃厅——自斯大林时代起，政治局会议都在这个厅召开。所有参会者都在思考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措施。勒加索夫后来回忆，戈尔巴乔夫“随即说道，他此刻并不想对事故进行追责，也无意于搞清事故原因。他关注的是事故的发展事态，以及该采取什么必要的，或者额外的措施来应对当下的情况”。经过讨论，政治局发布了一则声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规模较大，后果复杂，所采取的应对之策数量有限，力度不足，与实际情况并不匹配。”随后，戈尔巴乔夫命令所有人都回去继续工作，但究竟怎么做才能明显改善情况，无人知晓。5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智囊都十分迷茫。此前采取的措施没有起到效果。事故发生几小时后灌入反应堆的水已使得下层被完全淹没，如果反应堆四分五裂或基座熔毁，将可能引发一场更猛烈的爆炸。许多人现在认为此前将沙子和铅投入反应堆内的方法，不但使反应堆内的温度升高，还增加了爆炸发生的可能性。谢尔比纳试过了诸多方法，但都无济于事。此刻，黔驴技穷的谢尔比纳不能在切尔诺贝利地区过多逗留了，否则他的身体健康将面临更大威胁。于是他被命令留在莫斯科，等待接受治疗。
切尔诺贝利事件善后工作的担子转移到了伊凡·西拉耶夫肩上。时年55岁的西拉耶夫，头发灰白，他是苏联政府的副总理，也是未来俄罗斯政府的领导人——1991年8月他将与鲍里斯·叶利钦一起抗衡俄罗斯议会政变领导者。拉耶夫处事冷静、沉着自信、行事高效，他于5月4日接替谢尔比纳成为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主席。虽然像谢尔比纳这样的高层都被他人取代了，但科学家的角色却是无法替代的。西拉耶夫急需科学建议，便又将勒加索夫召回。于是，勒加索夫仅在首都待了几小时后就又返回了切尔诺贝利。6
西拉耶夫希望通过清除四号反应堆下方的放射性水源来降低爆炸发生的可能性。这使人们想起灾难当日那可怕的场景：操作员向反应堆上浇水以避免其破损，但为时已晚。于是消防员们又被调来前线，这次需要用他们的设备将地下室的水都抽出来。反应堆下方约有20000吨被放射污染的水，并且水温在不断上升。科学家对这个办法表示认同，勒加索夫回忆：“我们担心熔化的燃料会混入水中，产生蒸汽，进而向外释放出更多的辐射。”7
想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要通过被水浸没的地下走廊，打开阀门。勒加索夫记得：“想要接近水池真是难如登天，之前人们试图用水来冷却反应堆，于是这里现在布满了水。水位很高，水里的辐射也很高——有一次，我们在某个地方测得水中的辐射值达到了每升1居里。”这项任务无异于自杀，西拉耶夫心里也很清楚。于是他决定向工作人员提供激励，在获得莫斯科领导层的同意后，他承诺向愿意承担这项危险任务的人提供奖励，奖励包括向本人及其家属提供免费车辆和公寓。8
熟悉核电站布局的操作员率先站了出来。三位身着潜水服的工程师下潜至被淹没的水池阀门前，随后打开阀门，让受污染的水流入了调节箱，之后消防员就能将水从那里抽出来了。勒加索夫回忆起，当此次任务的一位执行人在公共集会上被授予金钱奖励时，他的表情极为复杂。“我注意到那个男人的面庞，一方面，他为自己能在异常险峻的情况下完成这项艰巨任务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揉搓着口袋里的那笔奖金，仿佛那不是奖金而是烫手山芋——他们无法拒绝这笔奖金，但同时物质奖励让他们并不舒心，事实上，当时所有人都在竭尽全力处理事故的善后工作，他们倾心尽力，所图的不是任何奖励，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做出英勇事迹的三位工程师在数周后就因辐射中毒而不幸病逝。9
四号反应堆下部的水被清除后，发生爆炸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幅降低了，但地下水辐射中毒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放射性水可能会流入第聂伯河流域，接着流入黑海、地中海，并最终汇入大西洋及其他海洋。《圣经》里曾预言一颗名为苦艾的星星会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江河将化为苦水，水将有毒。而这次事故就可能会导致类似的后果。科学家们都希望将放射性物质从地下水层中清除出去，但究竟该如何行事，众人各执己见。
勒加索夫认为当下最大的威胁来自反应堆下部抽出来的放射性水，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它们可能会流回地下。因此他建议安装过滤器将水净化，并且这个建议已经付诸实践。5月4日，军方开始抬高普里皮亚季河及其他河流的堤岸，并用化学手段来防止由降雨带来的放射性颗粒渗入河流水系。长路漫漫，此行艰难，而这只是一个开端。
叶甫盖尼·维利霍夫院士是勒加索夫的一位同事，他于5月初来到切尔诺贝利。他有着不同的想法，他认为最大的威胁是过热的反应堆会一直熔穿至地下水层。因此他建议冻结反应堆下部的土壤促使反应堆冷却，并在反应堆基座下方搭建混凝土平台防止地下水受到污染。勒加索夫对此表示怀疑。两种不同的意见让政府委员会的新任负责人西拉耶夫很困惑，他不知道该采纳谁的建议。
新的政府委员会总部驻扎在切尔诺贝利以南50公里处的伊万科夫城里，勒加索夫和维利霍夫同处一室，但并没有更多的交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同事，更是竞争对手。勒加索夫是研究所的首席副所长，一位训练有素的化学家，他的地位比维利霍夫要高。维利霍夫是一位专攻热核反应堆的物理学家，是研究所诸多常务副所长中的一员。但他，虽然只比勒加索夫年长一岁，却比勒加索夫早七年成为苏联科学院的正式成员，并于1978年起担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一颗小行星以维利霍夫的名字命名，1985年他被授予苏联最高荣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虽然勒加索夫没获得过如此殊荣，但他的国家十分需要他。事实上，勒加索夫认为西拉耶夫之所以把他召回就是想让他来制衡维利霍夫。10
据维利霍夫回忆，他是在事故发生后第四天，在偶然的情况下，被派到切尔诺贝利的。在雷日科夫召集的头几次政治局会议中——那几天，政治局每天都要召开会议来协调苏联各部门做好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善后工作——维利霍夫也参加过一次。维利霍夫当时参会是为了替他的美国朋友弗兰克·冯·希佩尔来向政治局提供建议的。冯·希佩尔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也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1945年，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成立了该联合会，意在通过科学力量促进和平与安全。在听说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冯·希佩尔发电报给维利霍夫，建议政府向儿童提供碘化钾药片。维利霍夫把这则电报带到了政治局会议上，他回忆道：“雷日科夫告诉我，曾到过切尔诺贝利的人，包括谢尔比纳和勒加索夫，都服过药片，所以他们就无需再担此重任了。”于是维利霍夫被派往切尔诺贝利帮助控制局势，而其他人准备暂时休息一下。11
到了切尔诺贝利之后，维利霍夫决定谨慎行事，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便不做决定。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他越来越担心反应堆的活性区域会烧穿地基，直至地下水。勒加索夫不认同他的想法，认为维利霍夫的担心毫无依据——或许他看太多美国电影了。勒加索夫认为反应堆不会一直烧到底层，他回忆：“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微乎其微，但维利霍夫坚持要在反应堆基座的厚板下再铺一层混凝土板。”维利霍夫从未公开质疑过勒加索夫的建议，但其他人曾有过。尤里亚·安德烈夫负责降低核电站的活性，他后来认为勒加索夫“一直在积极地安装过滤器来清除水中的放射性核素，但他却没想过要确认有多少核素是可以在水中溶解的。他不了解核工程学，一直在做无用功。维利霍夫对反应堆多少还有点了解，勒加索夫则懂得很少”。12
看到面前的两位科学家各执己见，西拉耶夫最终决定同时采用他们的建议。勒加索夫可以继续安装过滤器，维利霍夫开始研究如何冻结反应堆下的地基，并在那里铺建混凝土平板。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首先要在反应堆边上打钻，再将零下100℃的液氮灌入管道中。据计算，每天需要25吨液氮来冻结反应堆周边土层、冷却反应堆。无人知晓这方法是否真的管用。反应堆的温度还在升高，不断释放出带有放射性灰尘的辐射云。5月4日，有700万居里的辐射灰尘进入大气中，这些辐射云将把污染传播到整个欧洲。13
5月6日晚间，乌克兰卫生部部长罗曼年科终于获准通过电视向基辅及周边地区人民播报强辐射的危险。他向基辅市民担保，城里的辐射值还很低，不会造成伤害，但他同时提到“由于风向和风力的变化，城里会出现本底辐射值升高”。接着他提出应对辐射升高的建议：“为减少辐射物质对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卫生部向基辅城的居民提出如下建议：尽可能减少儿童和孕妇在露天场合的停留时间，因为放射性物质主要以浮质的形式传播；尽可能关闭窗户和通风窗，防止气流进入。”14
苏联人对气流的恐惧司空见惯，不过现在在乌克兰，这种担忧有了新的意义。在爆炸发生十余天、污染物质在城中扩散一周后，卫生部才终于向民众发出建议采取措施应对辐射。但人们无法相信他们的政府，此前一直被认为是谣言的信息得到了官方的认证，这使得人们认为现在的情况又有所恶化。由于此前官方没有提供可靠的信息，民间流言四起，扰得人心惶惶。
维塔利·马索尔是乌克兰规划委员会主席，也是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认为5月初整个基辅城和那个30公里半径的禁区都处在危险当中。马索尔回忆道：“5月2日，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召开的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人们认为将发生新的爆炸，这将影响到爆炸点周围半径500公里以内的地区，而在距爆炸点半径30公里范围内的‘死亡地带’内，将寸草不生。坦白讲，我们已经私下计划疏散基辅城了。”乌克兰政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不仅仅会带来恐慌，基辅也将变为空城：所有的商店会被洗劫一空，公寓、博物馆也都不会幸免……成百上千人会拼了命地赶往火车站和机场。”15
拥有超过250万人口的基辅城位于事故中心以南130公里处——并不在半径30公里的禁区内，但如果再发生新的爆炸，基辅就会处于距爆炸点500公里的范围内。有关爆炸和疏散的消息如燎原之火快速传播，消息来自科学家、工程师、管理人员、官员以及其他了解切尔诺贝利情况的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鲍里斯·卡丘拉记得，“有许多专家坐在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屋子里商量着疏散计划……参与者众多，有科学家、医生，他们了解这些情况，也可能会告诉给其他人”。16
克格勃报告称乌克兰科学院的一名科学家曾预测反应堆完全熔解后会发生新的爆炸，爆炸后放射性物质会渗入地下水。基辅在等待一系列新的灾难发生，一如《圣经》中的预言。人们冲到了机场和火车站的售票室，却发现机票、火车票、汽车票都已售罄，他们便朝售票室大声喊骂。17
5月6日，由利亚什科总理主管的乌克兰政治局下属切尔诺贝利事故善后委员会听取了一则报告，报告称此前一天共有超过55000人离开基辅城——这是日均经由铁路出城人数的两倍。近20000人乘坐大巴车和汽车离开，约9000人坐飞机离开。基辅市民正尽可能地进行自我保护，而儿童的健康是最值得关注的。基辅市有关方面向党委汇报，5月4日有约33000名学生未能正常到校，占基辅学生总数的11%。5月6日，缺席学生总数增加到55000名，占学生总数的17%。到了5月7日，有83000名学生缺席，约为学生总数的28%。同一天，在基辅城列宁区，62%的学生都未能到校。这一地区居住着许多党政精英，他们容易获得各种信息，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早一步离开基辅城。18
看到越来越多人离开基辅，乌共领导谢尔比茨基坐立难安，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将小学生从深陷恐慌的基辅城疏散出去的问题。会议开始，谢尔比茨基向大家介绍了两位来自莫斯科的客人：58岁的生物物理研究所主席、苏联驻联合国核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代表列昂尼德·伊林院士，以及56岁的国家水利和气象委员会的负责人尤里·伊泽雷尔。他们应乌克兰政府邀请，被谢尔比纳派到了基辅。
鲍里斯·卡丘拉参加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谢尔比茨基首先向伊林和伊泽雷尔问了如下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并不完整，因此我希望能从你们那里得到准确的答复——在什么情况下，在具体什么区域，我们需要进行疏散？人们在哪儿会受到危险？”卡丘拉记得，这位乌克兰领导人从莫斯科派来的科学家口中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我们无权做出决定，因此我们也不能多说什么，情况一直在变化中。”谢尔比茨基不愿接受这个回答，他向客人们说道：“我得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许可，如果你们不给出建议的话，我是不会让你们离开这里的。”他把这两位客人当作人质对待。
后来谢尔比茨基向助理承认这不过是在吓唬他们：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会面毫不知情。但伊林和伊泽雷尔却把他的话当了真，问题是他们无法立即给出答案，他们需要时间来思考。据卡丘拉回忆：“这两位科学家待遇很好，有一个房间空出来给他们用，一切都安排妥当，他们将和卫生部部长罗曼年科一起负责起草文件。”最终，他们签署了一份声明，声明表示“半径30公里禁区外的地区没有危险，因此无须疏散基辅市以及乌克兰其他城市的居民。只需密切留意牛奶的来源，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放射性核素”。19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政治局委员舍甫琴科对这个答复并不满意。她回忆道：“当提到是否需要把儿童带出城外时，他们摇了摇头。他们认为完全没必要这么做。我哭着问他们：‘如果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孙子孙女就在基辅，你们会把他们带出城吗？’他们仍默不吱声。我们因此认为有必要将儿童带离基辅。”利亚什科总理认为伊林和伊泽雷尔“不愿为我们提出的激进的应对举措承担责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举措需要投入大量经费”。最终，他们同意将居住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邻近地区的儿童疏散出去，但他们本来就已被疏散了。
莫斯科派来的这两位科学家以及他们逃避责任的官僚作风使乌克兰领导人失去了耐心。谢尔比茨基对利亚什科说：“我们还是要自己做决定，只要不再加剧人们的恐慌就可以了。”对于15岁以下的学生们来说，他们的学年将提前结束，从6月底提前至5月下旬，而这些学生将被送往苏联南部的先锋营。舍甫琴科打电话给其他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希望他们能照顾好这些来自基辅的学生，对方同意了。但当乌克兰政府官员向苏联请求增加火车班次来运送这些学生时，他们遭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负面答复。谢尔比纳怒气冲冲地亲自发电报给基辅，要求基辅当局停止制造恐慌，并取消部分疏散计划。20
在莫斯科方面，由于苏联对事故善后处理不当，戈尔巴乔夫十分担心事故造成的不良国际影响。当勒加索夫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之后，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他：“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很关心现在的情况。只要提到‘戈尔巴乔夫’这个名字，全世界人民都会将它与切尔诺贝利事故联想到一起。一种大规模的精神错乱正在世界蔓延。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勒加索夫对总书记坦言，他认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反应堆已基本上不再向外释放辐射了，情况已得到了控制。总体上看，我们对核电站附近和全球范围内的污染程度有了大致的把握。”的确，5月5日，反应堆突然减少了辐射的释放量，就像前几天辐射量突然增多一样。5月6日，辐射量据估计在15万居里左右，比5月5日的辐射量要低100倍。戈尔巴乔夫对此感到十分满意。21
5月9日，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重获自信的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谢尔比茨基想了解基辅城里的情况。他很关心疏散计划。谢尔比茨基决定不要引火上身，便告诉戈尔巴乔夫：“是瓦伦蒂娜·塞梅尼娜·舍甫琴科引起了大众恐慌，我们只是按她的意见行事罢了。”谢尔比茨基此举有性别歧视的意味，但在苏联领导层大男子主义的文化下，这个方法并无不妥。谢尔比茨基后来把这通对话告诉了舍甫琴科，舍甫琴科眼中噙泪地问接下来该做什么。谢尔比茨基说：“我们会把儿童带离城市，没人会因为这而指责我们。”政府原本决定在5月底前，将基辅及周边地区共98.6万名儿童带出基辅城。现在当局希望能即刻终止混乱的儿童及家长的疏散计划。同一天，谢尔比茨基带着他的孙子来到基辅城区参加卫国战争胜利日的纪念活动。尽管政府也心存疑虑，但还是决定告诉基辅市民，让他们安心：如果共和国最大的领导都能安心将子孙留在基辅城的话，市民也大可放心地将孩子留在城里。22
当天晚上，在政府委员会伊万科夫区总部，勒加索夫心情很好，他正准备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此前一天传来了更多好消息：从反应堆下部抽出了近2万吨水。加上此前得知辐射值已经有所下降的消息，人们有理由相信情况正在变好。勒加索夫和其他人正准备花上数小时，好好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来庆祝节日。当晚，勒加索夫和乌克兰政府驻切尔诺贝利的代表维塔利·马索尔待在一起。根据马索尔的回忆，那晚“一道火焰突然从反应堆上方掠过，接着发出淡红色的光辉。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勒加索夫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也难掩失望之情，他写道：“我们感到很苦闷，这个节日就这么被破坏了。”23
二战胜利的美好回忆需要暂时搁在一边，此刻就庆祝切尔诺贝利事故善后工作的胜利为时尚早，反应堆显然还处在失控的状态中。没人知道为什么释放的辐射量突然减少了。后来人们提出三种可能性：一，5月4日至5日，裂变产物的急剧释放使得反应堆内该物质数量减少，造成反应堆内温度下降；二，同时期内，不稳定的放射性核素被全部释放，使得放射性水平连续数日下降；三，在那几天中，反应堆内的高温造成燃料元件熔化成液体，并渗入反应堆坑室的下层，反应堆下部的液氮造成的低温又将液体凝固。只有第三种情况能证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工人们此前采取的措施是起作用的。24
叶甫盖尼·维利霍夫院士和他的许多同僚还执着于堆芯熔毁并向下穿透这个假设。在他们看来，反应堆可能一直熔烧，直至地下水层。为防止出现上述情况，他们想尽快冻结反应堆下方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