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勒加索夫、维利霍夫与能源部部长梅奥雷茨在政府委员会伊万科夫区总部进行了会谈，参与这次会谈的还有一位刚从莫斯科远道而来的客人——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是一位核专家，也是政府官员，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曾担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副总工程师，在爆炸发生前几周，他还曾到核电站进行视察。
现在他被请来帮助控制这已破损的反应堆，诸事烦扰，梅德韦杰夫心神不安。首先就是谈话的主题：科学家们正尽全力说服梅奥雷茨来负责核电站的善后工作，这个核电站本就归他的部门管理。爆炸发生两周后，整个事故善后工作混乱无章。事实上毫无组织：政府委员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处理一处又一处的险情。梅奥雷茨告诉梅德韦杰夫：“目前有十多个部门都参与了进来，能源部无法协调好所有人。”维利霍夫认为梅奥雷茨有责任并且有能力协调好各部门的工作，他力争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归你管，所以你必须组织好一切……现在，安纳托利·伊万诺维奇，你要清点好人数。”
后来梅德韦杰夫才懂得在当时的语境下，“清点好人数”究竟指的是什么。他回忆道：“在政府委员会的晨会和夜会上，一谈到某项任务的执行部署，比如像收集爆炸喷射出的燃料和石墨、进入高辐射区、打开或关闭阀门及其他工作，政府委员会的新主席西拉耶夫就会开口：‘做这项工作，我们需要安排两到三人，那项工作需要一人。’”爆炸发生的两周后，大家都已坦然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执行任务时，不仅要算好工作人员在高辐射区停留的时长，还要考虑到会有人在工作中殉职。勒加索夫现在本应接受辐射中毒治疗，但他又来到了切尔诺贝利。梅德韦杰夫觉得维利霍夫看起来疲惫不堪，面色苍白——维利霍夫比勒加索夫晚几天来到切尔诺贝利，他已吸收了50伦琴的辐射，是容许剂量的2倍。他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因为牺牲自己和他人是控制核电站的唯一方法，任务至高无上，人员的安危都是其次。1
在当时的苏联词汇里，他们这一群人被称为“事故清理人”。这些人有几十万，大多数是男人，都是爆炸发生后应政府征召，负责清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后果。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也被叫做“仿生机器人”，他们负责清除现场的放射性碎片。约60万男男女女被党组织、政府部门和机构——大部分由苏联预备役部队——派遣到切尔诺贝利进行清理工作。尽管苏联政府没能保障好核电产业的安全，但在派遣人力进行事故善后工作上倒是做得相当出色。
维利霍夫告诉《真理报》记者：“一切工作都井然有序地展开：只需打一通电话，就能做好一个决定。”勒加索夫也在苏联电视上赞扬新的工作流程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免去了繁琐的手续，他们无需为获得复杂的政府批准而劳心劳力。“此前，需要花费数月才能让各方达成一致，现在只要一个晚上就能真真切切地把问题搞定。谁也不会拒绝干活，大家都在无私地工作着。”现在，做出决定、执行决定都要雷厉风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更大浩劫的发生。大家心知肚明。负责切尔诺贝利事故善后工作的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鲍里斯·卡丘拉回忆：“那时的工作作风从未这般严谨。”2
全苏联的人力和物资都被调集了起来，尽管善后工作的后勤中心在乌克兰，但莫斯科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使其可以从全国调集资源。报纸上刊登了消防员的英勇事迹以及成功消灭辐射源的好消息，还夸赞了英勇无畏的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真理报》上引用了一位“事故清理人”德米特里·齐乌列夫的话，他曾协助在普里皮亚季河上搭浮桥：“我们秉承着一条神圣的原则，那就是兄弟情谊至高无上。来自白俄罗斯的专家们和我们并肩工作，我还看到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来自祖国其他城市的人们，事故发生后，他们都愿意帮助乌克兰尽快渡过难关。”3
尽管科学家们有时也会不知所措，但好在人手充足，总有人被派到最危险的前线去。苏联最不缺的就是人力。事故发生后，最先派往核事故中心的就是军人。履职尽责，竭力扑灭核火的消防员们隶属于内务部队，直升机飞行员们属于苏联空军，而化学部队的官兵则属于苏联陆军。陆军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应召入伍的，他们多为18-20岁的大男孩。
自苏联核计划启动伊始，政府就开始征用军人——多数为应召入伍者——来执行计划中最危险的工作。在科学家、工程师和专业技工们吸收了所容许的最大剂量的辐射之后，军人们就会被派遣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来自中亚的应召入伍者既不怎么懂俄语，也对核工业潜在的危险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号召。电站工作人员准许吸入的最大辐射剂量为25雷姆，而士兵们则要在吸收45雷姆的辐射后才能从前线回来，这几乎是正常容许剂量的2倍了。4
1957年秋天，一个满载放射性废料的储罐在封闭的乌拉尔奥焦尔斯克市的迈亚克大楼附近爆炸，使得驻扎在储料罐附近的士兵们深陷放射云的笼罩之中。这些士兵是苏联第一次大规模核事故的受害者。军人们被派遣过来清扫放射性碎片，不少人拒绝服从命令，但大多数还是按照指令行事。从这次事件中，苏联人获得了处理核事故的经验，也学会了让军人来做清污工作。5
切尔诺贝利事故比苏联此前经历的所有核事故的规模都大，远超乎人们的预期。化学部队的士兵迅速出动执行污染净化的任务。政府史无前例地决定召集预备役军人——只有这种办法能召集足够数量的男性劳动力以及有能力的干部来参与工作。5月末，苏联政府发布命令：“由于污染净化任务艰巨，涉及范围广，因此将加快调拨现役和预备役部队，并征用适量应服役人员执行时长不超过半年的特殊指令任务。”没人知道“适量”到底是指多少。总计约有34万名军人——其中大部分是预备役军人——在1986年至1989年间参与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清理工作。每2名“事故清理人”中就有1人为军人或预备役军人。
1986年5月，第一批预备役军人抵达了切尔诺贝利，此时，没有任何现存法律允许征用预备役军人参与技术性灾难的善后工作。而第二年通过的法律也只允许此类征用的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许多人收到军委的命令后，便从预备军中被派往切尔诺贝利，军委还向这些应征者保证他们将得到比正常补贴高出五倍的工资，他们本人及家属还将享受各种特权——以上种种均未经政府官方授权。军委需要完成自己的指标，有一些被征用者在上班时被叫走，都没来得及和亲人们告别。就像战时一样，有些人想尽办法逃避征用，而有些人则出于公民义务而成为“事故清理人”。6
切尔诺贝利电站的清污工作成了军人的任务和职责，他们尽全力去完成这项工作。勒加索夫回忆道：“在核电站以及30公里范围的禁区内，军人承担起了各类清污工作，他们净化了村落、房屋和道路，任务繁重。”直升机飞行员往下投放一种叫做“水汤”的净化物质，能使放射性灰尘附着在物体表面上，之后地面上的化学部队用一种特殊的除污方法来清除建筑物、地面和植被上的灰尘。工程部队负责摧毁和掩埋建筑物、各类构件以及那些无法做净化处理的机器。在所有的填埋物中，最有名的当属红森林。这是一片占地10平方公里的松树林，在受到辐射影响之后，树体都变成了红色。对于年轻的士兵来说，将核电站周围半径30公里禁区内的所有村庄都完全推平，这不仅仅是个体力活，也让他们心里倍感煎熬。
在整个清理工作中，核电站三号反应堆屋顶的清扫工作是世人最熟悉的。在尼古拉·塔拉卡诺夫将军的指挥下，共有3000名士兵、预备役军人以及军校学员完成了一些机器无法完成的工作——捡拾四号反应堆邻近的其他反应堆屋顶上的放射性石墨碎片。这些人穿着自制的铅制防护服，包括有铅制围裙和“泳衣”，生殖器上也罩着铅制物，他们只能在屋顶上待上几分钟，有时不过是几十秒。他们的任务是爬上屋顶，用铲子铲起一块碎片，然后跑到屋顶的边缘，将碎片扔下来，再跑回反应堆建筑内相对安全的地方。这样做是为了降低三号反应堆屋顶处的辐射值，使它能再次正常运转。7
塔拉卡诺夫将军和他的士兵们都依令行事，但一些专家认为清扫屋顶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辐射值还是保持在极高的水平。另一些人则为执行任务对士兵的生命安全造成的威胁感到担忧。乌克兰能源部部长维塔利·斯克里亚洛夫后来曾写道：“我被这些年轻的士兵们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赤手去捡拾屋顶上的放射性碎片和燃料。那上面的辐射值高得令人不可想象！是谁派他们去做这项工作？是谁下的命令？这种疯狂的犯罪行为怎么能被称为英勇事迹呢？而整个过程还在电视上转播，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这么可怕的画面。”类似塔拉卡诺夫将军这种“仿生机器人”的行动——牺牲士兵的性命来执行一项不太可能成功完成的任务，这在当时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那时人们并不知道何种方法会奏效、何种无效。8
军队可以调集大量人力、专家和技术，但并非无所不能。核能产业有自己的动员措施，也把更多人派到了事故现场，同样，建筑业、煤炭、石油产业和水资源管理部门的领导者也纷纷动员了自己人。政府委员会忙于尝试采用不同办法来稳定住反应堆，这也就意味着需要调动更多的专家、人力以及机械设备。
5月9日晚，反应堆意想不到地“苏醒”了，这不仅中止了勒加索夫和同事们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庆祝活动，也让人们意识到，尽管在5月5日辐射强度有所下降，但反应堆仍然处于危险的活跃状态。5月10日，勒加索夫坐上直升机从空中检查反应堆状况。他回忆道：“无法确定那些燃烧物是不是用来空投铅和其他物质的降落伞，但在我看来绝不是降落伞，最有可能的是一团红色发热物质。许久之后，事实正如我所想的那样，这团火红色的混合物，包含了沙子、黏土以及其他被投放进去的物质。”这一天，乌克兰总理利亚什科告诉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委员会的成员们：由于此前几天投入反应堆里的物质堆聚，造成反应堆顶部的外壳坍塌，从而引发爆炸，而外壳因高温已熔化受损。但好消息是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激增之后，反应堆的辐射释放量持续下降。9
尽管如此，依然没人能预测接下来反应堆会发生什么变化。堆芯熔毁的忧虑尚未消散，如今人们又开始担心燃烧着的反应堆和放射性燃料迟早会影响到地下水层。一开始政府委员会决定向反应堆下方输送液态氮来冷却反应堆，但当工人和钻井队带齐设备来到核电站时便发现这个方法不可行。由于四号反应堆辐射值过高，工人们无法靠近现场，而从三号反应堆后方相对安全的地带进行水平钻孔又十分困难。以现有的钻孔装备，工人们只能在反应堆下方冻结一小块区域，而不是整个平台，这样不足以将反应堆冷却。
尽管勒加索夫对这项工程持怀疑态度，新任政府委员会主席西拉耶夫还是准许维利霍夫去搭建一个混凝土平台，之后再用水合铵导管将其冷却。要搭建这样一个平台，需要在反应堆下方挖出一条隧道和一个储藏冷冻装置的房间。这样才能引入管子，在反应堆下方浇灌混凝土。支持这一想法的人们认为，无论用何种方法，一定要在反应堆下方搭建一个混凝土平台，他们向在维也纳总部关注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状况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员解释称，这个平台还可作为地基，在此基础上建造包围反应堆的围栏，以保障其安全。10
于是，钻孔装备从现场撤出，矿工开始工作。第一批到达现场的矿工来自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矿区，接着来自俄罗斯和苏联其他矿区的工人们也陆续到达。共有约230名来自顿巴斯的矿工和150名来自图拉地区——位于莫斯科以南240公里——的工人参与这次工作。苏维埃各矿区党委会都收到了选派最好的工人的任务。弗拉基米尔·瑙莫夫，30岁，是俄罗斯图拉区的一名矿工，他于5月14日来到普里皮亚季。据他回忆，每名被派到切尔诺贝利工作的工人都是经过党委会认可的。
科学家们担心重型机械会造成反应堆的地基移位甚至坍塌，从而将堆芯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土壤中，进而对地下水造成影响。因此矿工们不得使用任何重型设备。他们要徒手挖地，再徒手把装满泥土的手推车推出隧道。他们一直重复着这样的劳动。瑙莫夫回忆道：“当我们终于挖出一个小房间后，便用在隧道当场组装的四轮车运走挖出的泥土。我们用的是一种载重半吨的四轮车。想象一下吧，每个班组要运90次，最多的一班运了96次！现在让我做点数学计算——每班三个小时就是180分钟，这就意味着每两分钟就要运一次。要将车装满，推着走150米远，倒空后再原路返回。每两个人推一辆车，装满一车沙子需要五六个人一起上，他们用手或铲子来装沙。”
矿工们每三个小时轮一班，据瑙莫夫说工人们都很愿意做这份工。虽然后来按照苏联标准，他们都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但在当时他们对政府在5月7日颁布的“事故清理人”奖励规定一无所知。他回忆道：“为了多干活，人们从对方的手里抢过铲子！接班的工人们赶到现场，但上一班的工人认为他们来得太早了。接班工人便会说：‘早在两分钟前我们就应该接班了。’工人们的热情高涨，毕竟他们接受的都是苏联式的教育。那时人们都展现着‘舍我其谁’的精神。”11
凯姆·萨尔哈尼克是一名二战老兵，也是乌克兰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他在事故发生后带领团队来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后来他十分怀念待在禁区里的那段日子：“总而言之，那段时间很美好，尽管这么说是种罪过。在那里我想起了战争，还有我全副武装着的同志们。我不想离开那里——那是我们之间的纽带。每个人都专注于工作，别无其他。”不难理解，禁区内的人将他们与辐射的对抗比作一场战争，唯一的不同是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看不到敌人。在战争时期，会有人擅自离开前线，自然也就有人挺身而出，甘于牺牲奉献。12
那些危险面前毫不退缩的人往往会先牺牲。爆炸发生两周来，事故中遇难的人数一直停留在两人，但到了5月7日，这一数字开始增加。这一天，奥莱克桑德·莱利琴科，47岁的电气部门副主管在基辅病逝。此前他在普里皮亚季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但未经允许便离开医院来到电站和同事汇合，最终摄入大量辐射而病逝。
莱利琴科的去世只不过是接下来的悲剧的开端。沃罗基米尔·普拉维克和维克多·科比诺克，两名中尉均为23岁，他们负责切尔诺贝利消防部队的指挥工作，于5月11日相继离世。瓦西尔·伊瓦坦科中士的妻子柳德米拉·伊瓦坦科与普拉维克在同一病房，她记得在普拉维克去世前，他的母亲曾向上帝祈祷，希望能用自己的命换儿子的命。虽有孕在身，柳德米拉还是愿意牺牲自己和未出生孩子的健康来病房陪伴丈夫，她的丈夫身上携带大量辐射。虽然柳德米拉也病倒了，但她还是活了下来，得以叙述那些甘愿牺牲生命去扑火救援的消防战士们生命最后时刻的故事。
4月26日晚间，在瓦西尔刚被转院到莫斯科之后，柳德米拉也赶到了此地。她在莫斯科火车站向警察打听医院的地址，她给了一名值班老妇人几卢布，才得以混入了医院的辐射病房区。她恳求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她自己丈夫的病房号，不想却找到了放射科主治医师安吉丽娜·古斯科娃的办公室。这位医生看起来并不太友好。古斯科娃问她是否已生育。柳德米拉一心希望古斯科娃允许她去见自己的丈夫，她认为如果说自己已经有孩子的话更容易得到医生的理解，便谎称自己育有一儿一女。而实际上，她还没有孩子，也决定不告诉医生自己怀有六个月身孕。古斯科娃听到后舒了口气，因为她认为，以瓦西尔的身体状况，这对夫妇以后很难再有孩子了。柳德米拉心里默想，如果瓦西尔的身体健康因这次事故而受到影响也没关系，当下最重要的是要见到自己的丈夫。最终，医生允许柳德米拉去探望。13
瓦西尔看起来好多了。在普里皮亚季时，他的脸都是肿的，现在则正常多了。他和其他几位消防员住在同一间病房，包括普拉维克和科比诺克，这几位在爆炸发生后就被送入了医院。见到柳德米拉后，瓦西尔开玩笑地说妻子总是能找到他。其他几位病友见到柳德米拉也都很高兴，向她询问普里皮亚季的情况。他们还是对事故的起因捉摸不透，大部分人认为这次事故是一次恐怖袭击或是有人蓄意破坏：有人故意引爆了反应堆。
柳德米拉不仅负责照顾丈夫的起居，还悉心照料其他几位病友，这些人的家属还都没抵达莫斯科。她住在朋友的公寓里，为这些消防员们做饭，后来他们无法咀嚼了，她就把食物磨碎了给他们吃。后来为了更方便照顾自己的丈夫和病友们，她搬到了医院里住。她穿着医院的制服，经常有人把她错认为医院的护士。她也在自学放射医学的基本知识。古斯科娃告诉她，急性放射病是分阶段发展的。4月末的这几天，这些转到莫斯科接受治疗的消防员和反应堆操作员们身体感觉还不错。14
阿尔卡迪·乌斯科夫是其中一位反应堆操作员。他在爆炸发生几小时后来到四号反应堆，从亚历山大·阿西莫夫和同伴的手中接过接力棒，负责操作反应堆。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自己感觉还不错。后来在4月26日晚上，他作为第一批患者之一，也从普里皮亚季转移到了莫斯科第六医院。那天他总是感觉口渴，并因抽血而感到身体不适，这位32岁的反应堆操作员在日记中写道：“抽指血并不算什么，但采静脉血实在是太痛苦了。”5月2日，他又写道：“我感觉很好，胃口好到能吃下一匹马。”
在那时，比起自己的身体健康，大多数病友更关心核电站爆炸的起因以及事故的后续进展。许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回到电站参与善后工作。乌斯科夫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经常想起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的伙计们，在这里结束多么糟糕，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在电站。”两天前，他曾与4月26日事故的关键人物迪亚特洛夫有过交流。乌斯科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一直在谈论，事故的起因究竟是什么。”
直到5月6日，乌斯科夫才注意到身边几位病友的病情有了变化——医生告诉他们辐射病的“隐形期”已经结束。迪亚特洛夫的脸上和腿上出现了可见的烧伤痕迹，右手上也有一大片灼痕。维克多·博斯克利亚克夫是在爆炸发生后不久被迪亚特洛夫派去反应堆大厅调查情况的两名实习生中的一位，他的身体情况尤其糟糕。一些人开始支撑不住，陆续死去。乌斯科夫在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那天记录道：“人在壮年时期就英年早逝，这实在太让人惋惜了。这天晚上我们看了节日的庆祝仪式，但怎么都高兴不起来。”5月11日，乌斯科夫发现他的身上也出现了放射性灼伤的痕迹，是从手指上开始的。幸运的是，乌斯科夫渡过了这次难关，最终得以出院回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他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大多数病友都没能挺过来。15
5月9日，瓦西尔·伊瓦坦科最后一次为他的妻子柳德米拉送花。他睁开双眼看到他的妻子也在病房里，他问她：“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妻子告诉他是晚上9点左右。他让妻子把窗户打开，空中有美丽的烟火。瓦西尔说：“我答应过你，要带你来莫斯科的。”此前他在苏军服役时驻扎在莫斯科，他向妻子承诺日后一定要带她来苏联首都逛一逛。瓦西尔从枕头底下掏出三束康乃馨，他对妻子说：“我也答应过你，在每个节日都为你送上鲜花。”柳德米拉奔向自己的丈夫，抱住他深情拥吻。瓦西尔想要拒绝，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体吸收了大量辐射，他不想传染给怀有身孕的妻子。这一晚，柳德米拉一直陪在丈夫身旁。按照计划，瓦西尔在几天后要做骨髓手术。他的骨髓受到辐射影响无法再产生白细胞了，而这严重危及他的生命安全。他28岁的姐姐将她的骨髓贡献出来，想要挽救弟弟的生命。姐姐在手术中接受了麻醉，她的一部分骨髓会被提取出来移植到弟弟的体内。柳德米拉期待奇迹能够发生。
5月13日，瓦西尔·伊瓦坦科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同一天，普拉维克中尉和科比诺克中尉的遗体被安葬在莫斯科米季诺公墓。他们的尸体在裹上一层塑料袋之后才被放入棺材中。棺材外面也套了一层塑料，之后又被放入一个更大的镀锌棺材中。这双层棺材最终被放入铺满水泥的坟墓里。工作人员告知逝者的家属们，因为尸体携带大量辐射，因此不能交给家属们处理，也不得以其他方式安置。家属们签署了协议，以表示同意这项安排。他们的亲人成为了英雄，意味着他们现在属于整个国家，而不再只属于各自的小家。国家有权决定如何安置和纪念他们。
伊瓦坦科的葬礼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人们担心的不再是辐射的扩散问题，而是要封锁住人们陆续因辐射病而去世的消息。一位苏联的陆军上校负责这次葬礼的安排，他开车载着伊瓦坦科的尸体以及伊瓦坦科的亲属们在莫斯科走了好几个小时才最终抵达墓地。他告诉家属们：“现在还不能进入墓地，墓地周围有很多外国记者在蹲守，我们还要再多等会儿。”柳德米拉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大声质问：“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下葬我的丈夫？他算什么？杀人犯还是罪犯？你们是在为谁下葬？”这位上校扛不住这番质问，他告诉属下：“我们还是进入墓地吧，这位妻子已经歇斯底里了。”进到墓地后，这些人很快被士兵们包围住。柳德米拉回忆说：“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只有我们几个人在场。他们把我丈夫的棺材放入土里，动作很快，军官还喊着：‘再快些！再快些！’他们都不允许我再抱抱那个棺材。很快我们就又回到了车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隐蔽。”16
许多消防员因这次事故而遇难，但政府不允许将这样的消息扩散给外国媒体以及苏联的民众。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几个月内，就有28人死于急性放射病。而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还有更多人因高辐射的并发症而去世。在禁区工作的约60万名“事故清理人”平均摄入了12雷姆的辐射，这是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认可的全年安全摄入量的120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事故清理人”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均比一般民众要高得多。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