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叫安纳托利·舒马克的年轻克格勃工作人员幸运地控制住了货车方向盘，否则他和其他九位同事可能会掉到沟里，甚至丧命。这时已是5月1日深夜，然而指挥官仍不愿透露他们最终要去哪里，这项任务要求高度保密。货车沿着基辅的道路摸黑前进，指挥官不断告诉司机：右转——左转——直行——再右转。刹那间，姗姗来迟的指令让司机不知所措，慌乱之下，他双手脱离方向盘，紧抱着头。舒马克一跃而起，牢牢把控住了方向盘，这才阻止了一场车祸。
直到此时此刻，指挥官才告诉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基辅的鲍里斯波尔机场。他们的任务是接收一辆特殊防辐射车辆，这辆车是专为苏联领导人应对核攻击而设计的，他们需要将这辆车运到切尔诺贝利。指挥官告诉他的属下，这种防辐射车在苏联仅有一辆，因此他们务必尽职尽责地保护好这辆车，将它送达目的地。他们不辱使命，于5月2日中午将这辆车送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有传言称戈尔巴乔夫要亲自视察这座已损毁的核电站。1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来——直到两年后，1988年2月，他才第一次亲临切尔诺贝利。但在舒马克以及同僚运输车辆的当日，戈尔巴乔夫的两名亲密助手——尼古拉·雷日科夫和中央委员会二号人物叶戈尔·利加乔夫——莅临了切尔诺贝利。他们在5月2日上午从莫斯科搭乘飞机来到基辅。在乌克兰两位领导人物谢尔比茨基和利亚什科的陪同下，他们搭乘直升机来到了核电站。包括政府委员会的首席科学顾问勒加索夫在内，许多参与事故善后工作的人都认为此次视察是由于基辅及乌克兰一些机构提供的报告都显示辐射值一直在升高。2
在通知基辅的游行活动继续进行之后，领导们现在亲自从莫斯科来到现场评定事故状况。他们带来了自用的辐射测量器，但对于受损反应堆所带来的危险仍知之甚少。当直升机逐渐靠近核电站时，雷日科夫命令飞行员降低飞行高度，盘旋于反应堆上空。与雷日科夫、勒加索夫一同搭乘直升机的利亚什科记得：“警报声越来越频繁，渐渐变成令人抓狂的、持续不断的尖鸣声；仪器上的读数一路狂飙。”他回忆直升机没有任何的辐射防护装置，但雷日科夫记得飞机底部有一块铅板，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反应堆后，这些人才第一次清楚爆炸带来的破坏范围有多大，但后果的严重程度究竟几何，他们依旧一知半解。3
在切尔诺贝利，克里姆林宫的全权代表们召开了政府委员会会议，他们慢慢认识到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苏联能源部部长梅奥雷茨是会议的主讲人之一，他对电站未来的乐观展望溢于言表。他的发言是这样结尾的：“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四号反应堆在10月恢复正常工作，五号反应堆在12月投入使用。”他希望以此满足在场高官的预期。核电站负责人布里奇哈诺夫虽已无权做任何决定，但也参与了这次会议。听闻此言，他倍感震惊。事后，他记得当时自己想：“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梅奥雷茨‘你的发言荒谬至极？反应堆已经无法修复了！’在场的原子能专家都不置一词，我也不好再多说一个字，我怕会被赶出这个会场。”乌克兰政府负责人利亚什科，虽没有保持沉默，但他也未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小声地问雷日科夫：“他在说什么呢？反应堆1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都被高辐射污染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恢复正常工作？”雷日科夫没有回应他，会议继续进行。4
当天是5月里一个炽热炎炎的日子，室内的窗户都大开着，谢尔比茨基坐在一扇窗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由于春季过敏，他一直在用手帕擦去眼角的泪水，而在当下严峻的形势面前，就算真的流泪也不是件奇事。并非所有发言人都像梅奥雷茨一样乐观。化学部队指挥官弗拉基米尔·皮卡洛夫将军报告了辐射水平，在场的顶尖科学家也都认为辐射值很高，且每天都在不断升高。苏联气象局的负责人尤里·伊泽雷尔展示了一幅核电站附近受污染地区的地图，污染范围延伸了30公里，爆炸当时及接续几天的风向和风力决定了辐射热点区的具体方位。政府委员会此前曾定下半径10公里的禁区，现在多名委员都认为要扩大禁区范围。5
雷日科夫慢慢才意识到辐射扩散使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他问各位委员该如何重新划定禁区范围。有人建议禁区的半径应为30公里，尽管这样划分，区域内会掺杂一些未受污染的地方。雷日科夫回忆道：“意见纷杂，有来自生态学家、地质学家、气象学家的，还有来自军方和民防部门的。我们比对了各种地图，分析出为何有些数据互相矛盾。我们把地图叠放在一起，找到了重叠的地方，它覆盖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所有受污染的地区……我沉思了许久，必须要做出决定。”迟疑片刻后，雷日科夫同意了划出半径30公里禁区的建议。这个禁区将覆盖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禁区内80个定居点的4万多名民众需要被疏散。6
这与利亚什科的记忆略有不同。在切尔诺贝利的会议结束后，高官们驾车来到附近的村落，视察疏散者情况。利亚什科正和一名从普里皮亚季疏散出来的妇女谈话，这时一位民防部队的指挥官拿着皮卡洛夫将军和下属绘制的污染地区地图找到了他。利亚什科看了看地图，发现他们所在的这个村落也在辐射区内，距离核电站约20公里远。他便让雷日科夫也看了看地图，最终雷日科夫决定将电站周边半径30公里范围内定居点的所有居民撤走。
利亚什科继续向这些被疏散的群众了解情况。刚才那名妇女接着控诉，称她和家人被安置在当地一名体育老师的家中，这名老师将其视为辐射携带者，要求他们搬到避暑小屋去住。一个念头在利亚什科的心中瞬息而过：“这名对疏散群众并不友善的老师，如果第二天也被下令离开自己的家，他会怎么说？”7
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对苏联高层这次到访切尔诺贝利视察情况，以及开会商讨对策的做法甚为满意。勒加索夫认为，“这是一次重要会议，因为他们读懂了我们的意见。作为发言人之一，我感到身负重责。他们对事故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慢慢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地区事故，而是一个将产生长远影响的事故。他们认识到要想将受损反应堆产生的不良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为了将反应堆钝化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此外，还需给四号反应堆设计并搭建一个新的顶盖”。无人再言在年底前使四号反应堆恢复正常工作之类的话。莫斯科的最高领导开始意识到事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8
乌克兰的官员们则对于莫斯科上级的到访五味杂陈。作为高层领导，雷日科夫担负着普里皮亚季撤离工作以及禁区范围扩展工作的政治责任，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地区官员谁才是真正的领导。事故发生后，医疗救助行动既迟缓，又不到位，雷日科夫为此痛斥了当地的官员。乌克兰卫生部副部长抱怨医院里急救车的数量不够，雷日科夫差一点就将他撤职。他告诉那位担惊受怕的乌克兰官员：“你真无能，全苏联一切应有尽有。”这正是苏联式的管理方法，斯大林执政时他就经常通过威吓下属来使他们完成生产目标。电站是由苏联政府亲自管理的，这让这位地方官员觉得他们是在替苏联政府的失误买单，因此愤愤不平。9
党内“空想家”叶戈尔·利加乔夫同样以不合时宜的方式惹怒了许多地方官员。乌克兰规划局负责人、政府委员会成员维塔利·马索尔认为利加乔夫对于事故地区的日常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此前曾有一名工人找到利加乔夫，问他在污染地区工作的人是否可以饮用伏特加，因为据说伏特加能帮助清除体内的放射性颗粒。利加乔夫回应道：“伏特加是绝不允许的，我们要严格遵守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几个月前，全苏联进行了禁酒活动，而利加乔夫正是活动的发起人。马索尔回忆：“当时我便对他失去了耐心，并决定告诉工人‘别担心，在餐厅你们每人可以喝100-200克的伏特加’。”
利加乔夫对于当地人的遭遇毫无同情之心，这一点令辛科深感震惊。他记得利加乔夫曾说过：“事故发生的确是太不幸了，但我们或许能从这次事故中吸取点经验教训。”辛科回忆道：“这句话刺痛了我的心，难道这次灾难的意义就在于让苏联吸取点经验教训？”他认为莫斯科方面把乌克兰人当成了实验的小白鼠，于是多年后他才会写道：“正因如此，撤离的命令才迟迟没有下来！很显然，莫斯科的高官们想看看辐射究竟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10
切尔诺贝利事件正慢慢损害着乌克兰官员与其莫斯科上级之间的关系。前者虽然没有核电站的管理权，却要负责事故的善后处理；而后者只是巡视了现场，然后斥责并解雇一些没有掌控好局面的人。就连克格勃的官员也满腹牢骚。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保护领导不被攻击或暗杀，在污染地区的草丛里埋伏良久，摄入了大量辐射。11
5月3日，克里姆林宫的代表们离开乌克兰后，利亚什科召开了乌克兰政治局切尔诺贝利事故善后特别委员会会议。苏联政府的委员会负责防止反应堆释放更多辐射，利亚什科的委员会主要负责难民安置工作以及保护民众不受辐射伤害。执行这项任务绝非易事，因为乌克兰委员会受制于莫斯科方面信息保密的相关政策，因此他们不能告知民众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还要想办法保护好他们。
对于利亚什科和他的同僚们来说，辐射值不断升高是目前最头疼的事。自事故发生后，乌克兰克格勃和卫生部便每天向基辅党委汇报辐射病患者的数量，每天都有新增的成人和儿童患者。据克格勃汇报，4月28日，有54人因出现辐射中毒症状被送往乌克兰医院。同一天，位于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了解到全苏联共有170例相关病例。5月1日，《真理报》刊登消息有197人被送往医院。到5月3日上午，仅乌克兰就有911名此类患者，到了第二天患者数量又增加到1345名。出现辐射中毒症状的儿童患者数量也在不断增加，5月3日共有142名，到了5月4日，数量增长到330名。基辅各医院内辐射病病房已大部分接近满员，医疗部门决定在基辅市外的医院再接收1680名患者。12
乌克兰卫生部部长安纳托利·罗曼年科希望乌克兰事故委员会中所有曾前往切尔诺贝利地区的官员在政府诊所内做健康检查。他汇报称共有230支医疗小分队已赶赴切尔诺贝利地区负责应对持续上升的辐射。由于人手不足，成员中有不少人是基辅各医科学校的学生。克格勃曾报道一些学生父母抗议，不希望政府将护理学院的年轻女学生派往事故禁区，因此这次动员活动只针对六年制或七年制医学院的男学生们。据一名被派遣的学生马克西姆·德拉克——乌克兰著名诗人伊凡·德拉克的儿子——回忆：“5月4日上午课间，我们收到了前往禁区的通知，坐上大巴车时我们都感到很开心，还不时打趣逗乐。”马克西姆和他的朋友们被派往禁区边界的放射量检测控制站。在那里，他见到的情景令其心痛：“来这里的大多是老人，他们都弓腰驼背，身边跟着幼童。”马克西姆和他的朋友们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他们在禁区巡查了数日后，也被送入了医院。13
乌克兰官员们对于该如何向民众告知事故始终举棋不定。莫斯科方面安排的持续的消息封锁在禁区更为严厉，事故发生后普里皮亚季的当地报纸停止发行，切尔诺贝利地区的《胜利旗帜报》虽还在出版，但上面不得刊登任何与事故有关的消息。尽管该地区的人们都已染上了辐射病，也都依据疏散指令纷纷打包准备启程，但无论是4月29日爆炸发生后发行的第一期报纸，还是5月1日的后一期报纸都对事故只字未提。5月1日当天报纸的头版依旧是一幅列宁照片以及一段口号标语，其中一部分节选自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苏联人民尽可放心，党深知要对国家的未来所肩负的责任。”14
在利亚什科召开的委员会会议上，安纳托利·罗曼年科希望将信息公开。他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告诉民众真相，但我们一直反其道而行之。”利亚什科忌惮于莫斯科方面对信息的管控，不愿公开发表事故声明。有人提议制作电视报道，向民众告知核电站的毁坏情况，利亚什科否决了这项提议，并希望能在第二天，对情况更为了解之后，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乌克兰克格勃负责人斯特潘·穆哈未有异议，但他最在意的是该如何与莫斯科方面协调好相关信息政策。他说道：“莫斯科方面未与我们协商好，便发布了消息。他们报道有17人病重，而我们写的是30人。”委员们决定先不作为。到了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的会议上，利亚什科让罗曼年科起草好文件，告诉民众该如何防范核辐射。“明天，我们要把这份文件上报给乌克兰政治局，如果他们批准的话，当天晚些时候就将其公布。”15
服从莫斯科的管理是乌克兰政要精英的历史基因。尽管乌克兰官员认为官方声明对保护民众健康十分必要，还是将其推迟发布，他们低估了辐射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不想被上级斥责。他们还下决心要使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完成政府规定的农业生产指标。苏联政府在喂饱老百姓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仅1985年就进口了4500万吨粮食和近100万吨的肉。莫斯科需要乌克兰提供稳定的农业产品供给，因为它是全苏联的粮仓。
利亚什科的委员会安排警察和军方在禁区巡逻，尚未决定该如何处置田里的庄稼。从禁区撤离出来的农民不仅舍弃了自己的房屋，同时还抛弃了自己的农田——约10000公顷的冬播作物、13000公顷的春播作物，以及45000公顷的马铃薯。由于政府并不十分了解辐射的影响，便决定尽力抢收受灾农作物。过于乐观的乌克兰农业部部长亚历山大·特卡琴科曾在5月4日向委员会汇报：“目前，放射性污染对作物的生长几乎没造成影响。辐射达到80伦琴时，冬播作物会损失25%—30%，辐射达到330伦琴时，冬播作物才会完全受损。”而目前的辐射数值显然要比这低很多。乌克兰集体农业部门的领导认为，辐射只要不对作物造成即时致命损伤，都可以放心消费。
直到莫斯科官员拒绝产自乌克兰的蔬菜流入市场时，乌克兰政府才开始质疑自己的政策是否正确。莫斯科方面暂时还接收受污染的牛奶为原料的黄油，尽管产奶的牛是以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牧草为食的。由于国内长期短缺食物，他们无法拒绝任何农产品，即便它们产自禁区。16
利亚什科和同僚们还在就采取哪些措施、如何公开事故信息辩论不休时，新划定的半径30公里禁区内外的辐射情况开始急剧恶化。爆炸后辐射水平曾有所回落，现在又开始不断上升。4月27日，反应堆释放了约400万居里的放射性颗粒；到了5月1日，释放量减少了一半；但5月2日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视察这片区域时，数值又回到了400万居里。5月3日，放射量增长到了500万居里；5月4日，又蹿升至700万居里。
是什么造成了辐射值急剧增长？又将产生什么后果？核科学家们对此困惑不已。有一种解释是：此前被投放至反应堆的5000吨土、铅、黏土和硼在阻止堆芯和外界空气进行热传导的同时，却使氧气进入反应堆内部，加速了堆芯中石墨的燃烧。空投虽然停止了，但里面的情况在持续变糟。人们担心这过热的反应堆将在重负载下下沉，熔断混凝土地基，并穿透至四号反应堆的地下室，而地下室布满了事故发生后最初几小时内被水泵抽出来的水。这会引发另一场爆炸，比4月26日的那场爆炸还要剧烈。有人认为反应堆堆芯的10%已被释放到大气当中，确实如此的话，余下的90%会被抛掷至距切尔诺贝利几千公里远的地方，那早前的一次爆炸不过是一场全球性灾难的小小序曲罢了。17
科学家们茫然不知所措，而地方政府更是被可能会再次发生的爆炸给吓住了，因为这会夺去上万民众的性命。管理层密切监控着情况日渐棘手的反应堆。反应堆的温度是一项重要指标。基辅地区农业部门负责人辛科回忆：“人们找不到让反应堆降温的办法，每隔24小时，反应堆的温度就上升100℃。”辛科此前参与了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也完全了解现在情况有多么危急。“事故发生时，反应堆的温度是1200℃。2200℃是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温度，反应堆就可能会引发新的爆炸，爆炸威力较之前剧烈几百倍。预言成真的话，乌克兰以及整个欧洲都会变成一片荒芜。”18
5月2日深夜，辛科参加了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了解到反应堆正不断释放危险信号。他回忆道：“3日凌晨3点左右，在会议结束后，我一路朝办公室走去。路上我看到装满人的大巴疾驰而过，卡车也塞满了家畜，它们嘶吼着，尖叫着，哞哞地哼着……我算了一下，从4月26日到5月3日，仅仅8天反应堆的温度就升高了800℃，温度计显示达到了2000℃。之前设想的可怕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当然理论上讲，距离临界点还有两天时间。”19
那一晚，辛科成功地解救了上千名群众，使他们远离了辐射。数日前，军方在德斯纳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用于疏散河北岸的居民和家畜，但同时也影响了船只的正常航行。到了5月3日，已有十几艘无法将货物运至白俄罗斯港口的船停靠在桥的附近。政府委员会负责人谢尔比纳于是下令暂时拆除浮桥好让船只通过。辛科对此感到十分恐慌，因为这意味着载满居民和家畜的车辆无法过河，无法到达尚且安全的南岸。辛科回忆道：“如果人们无法过河，他们就要在大巴车上过夜，继续吸收着辐射。那些饥肠辘辘的牲畜会做些什么呢？想想都让人害怕。”最终，辛科和地区党委书记说服了谢尔比纳，让居民和家畜先过河，然后再拆除浮桥让船只通过。辛科长舒了一口气。20
在5月的头几天撤离切尔诺贝利地区的群众中也包括周边克拉斯诺村里的一座东正教教堂里的教区居民。对于列昂尼德神父来说，疏散的命令来得很突然，他一直信奉上帝，也相信苏联的科技实力。爆炸发生后他告诉自己的妻子：“我们国家科技实力雄厚，他们会解决所有问题的。”5月2日，正好也是耶稣受难日，列昂尼德神父对国家科技实力的信心受到了打击。下午2点左右，他正在教堂里进行礼拜仪式，教区居民前来告诉他，党委的人来切尔诺贝利视察情况，要求召集村里所有的成年人开会，于是仪式不得不被叫停了。
官员告诉村民们只有四个小时来收拾行李准备撤离，因为核电站距离他们太近了，他们不宜在这里久留。的确，从山上的教堂里，列昂尼德神父和教区居民们都能看到反应堆上空的直升机在投掷东西。和普里皮亚季的居民一样，克拉斯诺村的村民们得知他们只会短暂地离开三天，并且只能携带些生活必需品。但村里的撤离和城市不同：村民们坚持要求带上他们的家畜——牛、猪、鹅、兔子。5月3日凌晨2点，派来运送家畜的卡车终于开到了村里。列昂尼德神父回忆道：“你真应该看看这一言难尽的场面！工作人员记录下来每人带了多少只家畜、每只家畜的重量，然后把家畜装到卡车上，运往指定的地方。”
到了太阳升起时，家畜们终于都被运走了，大巴车抵达村子来接被疏散的村民。列昂尼德神父说道：“我和其他人一起帮助身体不太好的人，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圣餐。村里有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有患病多年的人。”有些人不想离开这里，他们告诉牧师：“我们要留在这里，神父，我们哪儿也不去，无论怎样我们都会死的。”列昂尼德神父极力说服长者们和家人一起离开这里，最终他们勉强同意了。牧师关上了教堂大门，想着很快就能回来，他便留下了自己的衣服和圣像，把钥匙交给了教区的负责人，随后登上了大巴车。大巴车开动了，列昂尼德神父回忆说：“我们要离开克拉斯诺村了，每个人都伤心地哭了。大家互相祝福，划着十字祈祷很快就能回到这里。”
形势愈加紧张，前途未卜，此刻连村委会的党员也开始关注起牧师和教堂。其中一位官员向列昂尼德神父提议当他们再回到村里时，要一起喝杯酒。神父说他不喝酒，官员回复他：“没关系。你是神父，我们是党员，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了，我们每人喝上二两酒，好好庆祝一番。只要我们能回来。”可惜此言成空。由于此前的仪式被打断了，列昂尼德神父便在切尔诺贝利举行了复活节礼拜仪式。守夜活动在5月4日凌晨3点结束，早上9点列昂尼德神父和他的儿子，以及其他还留在切尔诺贝利地区的居民登上了大巴车，离开了这里。复活节大逃亡就此拉开了帷幕。21
农业部门负责人辛科暂时抛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以一种传统的东正教方式庆祝复活节。5月3日晚间，政府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回到自己同事那里的辛科既沮丧，又不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近在眼前，辛科决定不再遵从上级那些可笑的指令。他让属下不要再为民防部门编辑资料了——民防部门试图记录从禁区运出的家畜数量——还叫管事的上校从他的眼前消失。上校威胁辛科要将其不服从领导的表现向上级汇报，但辛科毫不在意。他相信自己在为更高的权力工作。东正教的复活节就要来了。
辛科回忆起他和同事们的复活节聚餐：“我们从地下贮藏室拿来了马铃薯和腌蘑菇，在桌上放了瓶酒，吃了顿欢乐的晚餐，确切地说其实是顿早餐，因为那是复活节当天的早晨。尽管那时我们都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事故发生后，我们想起了睿智的祖辈们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便仰望天空，虔诚祈祷。我们相信那儿是有人的，他比苏共更强大，更有影响力。他掌控着一切。”在灾难面前，无神论者都变成了信徒，共产主义思想的力量随着辐射的扩散正慢慢被削弱。22
复活节这一天反应堆释放的辐射量达到了最高值，从前一天的500万居里增长到了700万居里。据克格勃的报告，到5月4日，反应堆附近的辐射水平从5月1日的每小时60-80伦琴增长到每小时210伦琴。此外，科学家们发现反应堆里钌-103的辐射值也在上升。当温度达到1250℃时，钌就会熔化，这意味着反应堆内的温度已经高得出奇了。到了星期一，5月5日，辐射值又再次急剧增长，据估算达到了800万—1200万居里。23
乌克兰政府无法参与核电站的善后处理，只好尽量加快禁区的疏散行动。克格勃当日的报告显示：“5月3日从半径为10公里范围的禁区内共疏散了9864名居民，他们被安置在波罗的斯克郡，还运走了12180头大型带角家畜。预计5月4日至5月5日完成半径为30公里的禁区内的疏散工作。”还要撤走三万余人，说易行难。辛科回忆道：“疏散困难重重。人们以为要发生战争，都感到恐慌、困惑，许多决定也都欠缺考虑。即便如此，工作人员都展示出了强韧的毅力、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帮助民众撤离。大家都知道，每在禁区里多待一个小时、一天，都会对人身体机能产生致命影响。”24
许多对二战还记忆犹新的当地人，无论是官员、普通工人还是农民，都在将这次大撤离与他们战时的经历作比较。那时人们为躲避德军的报复行动，要么是被苏联政府送到东边去，要么就自己躲到森林里，但这次情形不同。那时人们知道敌人是谁，也知道森林可以供他们躲避兵灾。现在危险无处不在，森林——曾在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及德军报复行动时帮人们渡过难关的福地——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树上和草丛里的树叶都集聚了大量的辐射。普里皮亚季附近的一处森林很快就变成了赤色森林：由于高剂量辐射污染，苏格兰松树都变成了红色。附近的村落斯特拉霍利西亚，又被称为可怕的森林，这个名字现在有了新的可怕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