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做法人与办手机卡

前面提到一些青年在小超市里做生意，给老板带来商品销售量的提升，他们所做的生意可以获得一“大”笔费用，但是这种生意也使得青年向“大神”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他们所做的生意几经改名，但实质内容没有变，直接说就是“做法人”。

小超市里有五六个青年整日“招工”，他们刚开始直接在纸板上写“做法人，一星期300块”。一些挂逼又不情愿工作或急需资金还款的三和青年虽然知道做法人的风险，但仍会主动去做。因为做法人比较敏感，会遭到政府部门管理者的清理和执法，因此主动选择做法人的青年越来越少，为了招到更多的人，做法人的广告语被改为“代领执照，一个月3500元”。一些不明白其中奥妙的青年在金钱的诱惑、招揽人的哄骗以及生活的压力下选择代领执照。但好景不长，代领执照的路数又不太灵了，聚集在小超市里的青年索性把“日结”贴到纸板上：“日结，一天300，10天工期，住酒店，每天借支100。”日结似乎更能吸引三和青年主动询问，招揽的青年再做出冠冕堂皇的解释。并不明白何为代领执照的青年会误以为找到了赚钱门路，在周边几个业务青年“没有任何风险”的忽悠下，交出了身份证。

并非所有三和青年都能“做法人”。业务青年会登录固定的网站，查询此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和欠款，以及是否在其他地方做过法人等。只有他们所说的“白户”，也就是身份清白的人才可以做法人，而且在一个地方只能做一次法人。当然，即便你在广东或深圳已经做过法人，业务青年也有办法，他们可以联系其他地方有需求的老板，寻求在异地做法人的机会，据说做法人的业务遍及很多地方。表面上看，做法人收益很高，但背后的风险实在大，尤其做法人是一种套路，业务青年借用你的身份信息、照片和指纹等可以开数家公司，而你只知道其中一家，且只能拿到做一次法人的钱。

做法人最大的风险不是拿不到钱，而是拿不回身份证。更有甚者，利用做法人青年的身份信息所注册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触碰法律底线，或注册企业的最初目的就是欺骗政府和其他企业而获得利益，最终的责任和风险都可能由做法人的人承担。因为做法人背后存在一条很长的利益链条，三和青年只是利益链条上用来赚钱的工具。据说，诱骗一个青年做法人就可以获得800～1000元的提成，当然实际上可能还更多，也是为了钱，业务青年们才会冒着道德和法律的风险继续做下去。

为了招到更多的人做法人，业务青年甚至会与曾经做过法人的三和青年合作，让三和青年帮助他们抛头露面去拉人，在此基础上给一定的提成，他们隐藏在三和青年背后，成为小老板。

“老板，你看一下这个可以做吗？刚22岁，是我老乡。”一位三和青年引荐过来一个年轻人。“可以啊，但是深圳的已经做不了了，广州有一个老板，要是愿意现在就带着你去广州。”做法人业务的小老板抬头看看。“广州的就算了，不想去其他地方。”还没做过法人的年轻人一脸的不情愿。“在深圳没有老板了，有转账业务你要做吗，你现在有哪家银行的一类卡？如果想做可以办几张一类卡。”“转账是要怎么做的，给多少钱？”年轻人问。“你需要办银行的一类卡和U盾，只是通过你的账户转账，10000提500。这是最高的了，其他老板都没我给得高。”显然，新来的年轻人很缺钱，而业务青年和已经做过法人的三和青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其实是在利用三和青年之间微弱的信任关系。很快，在几个人的劝说下，新来的年轻人拿出身份证，跟随小老板去其他地方办理业务。三和青年误入圈套的不在少数，在一时利益驱使下走上错误的道路，而且一旦拿不回身份证，后续影响更大。

被骗走身份证之后，如果不选择逃离三和，仍然沉浸在三和亚文化环境中，工作意愿通常会逐渐降低，精神状态更是每况愈下。有这样一位青年，他虽然没有主动做法人，却遭受着同样的境遇。之前为了轻松获得收入，他把自己的银行U盾和手机号捆绑售卖，在一次日结工作时他的身份证被骗，而身份证和银行卡被他人充分利用。有一次，他请人帮忙通过网站查询自己名下公司的数量，居然发现名下有十几家公司，注册资本都为500万元人民币，而这还仅仅是在深圳注册的公司，其他地区的尚且不得而知。得知结果后，他陷入沉思，之后又反复输入身份证号查询，结果都没变，于是自言自语道：“十几家公司，如果出事了，这辈子就完了。真是太倒霉了！”说完仰天祈祷用他的身份证信息注册的公司不要做违法的事。他反复强调这些公司非他所为，而是自己信息被他人利用。当时在场的另外两位三和青年也查询了个人信息，由于之前没有泄露过多信息，因此并未被他人利用。通过观察他们的神态可以发现，信息被利用的青年一脸茫然，精神瞬间被击垮，另外二人却表现出轻松的神态。可想而知，做法人对三和青年是怎样的毁灭性打击。

在三和几乎找不到比做法人更赚钱的事了，因为利益的驱使，业务青年内部成员也会发生冲突。“刚才那个做法人的是我招来的，刚出去一会儿，你为什么抢去了？”“我一直在跟他联系，他是来找我被你截去的！”他们在利益冲突的时候也会相互叫骂和大打出手。这些都在一家小超市里发生，而老板只有在他们打架的时候才会赶他们出去。老板也知道他们所做业务的性质，但业务青年能为小超市带来人气和利润，索性充耳不闻，还提供凳子和桌子，唯一不变的是不允许任何人赊账。

三和青年还有一种依靠身份证赚钱的方法——开手机卡。开手机卡表面上不违法，三个“工作人员”在一家小超市门外，面前放着一块招牌——“免费领卡”。他们所办理的是“流量霸王卡”，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家通信公司的都可以办理，其中除办移动的卡不需要充话费之外，联通和电信的卡都需要自己充话费才可以用。

电话卡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办的，要经过一系列程序。首先，“工作人员”接过青年的身份证，通过系统查询身份证号码，登录验证是否可以办以及可以办几张。然后在征得三和青年同意后，把身份证放到感应器上，通过手机连接感应器身份证信息，再用手机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照核对，之后给办卡的人拍照，匹配身份信息，也可以通过远程操作让后台人员匹配。等系统匹配成功后，还需要三和青年拿着手机操作，包括做眨眼、摇头、张嘴等动作，通过最后的真人验证和视频存档。通过之后，工作人员把协议拿给三和青年签字，三和青年签字后还需要手持协议和身份证，由工作人员录像，在录像的过程中需要按照要求说出相应的数字，这才算完成了协议的签署工作。显然，这比人们日常生活中办理电话卡复杂得多，也是办卡业务的猫腻所在，只有这样办的卡才能在日后用于某些非常规用途，而又无须承担责任。

图3-8　手机开卡者在准备开卡所需物品

办的卡可以立刻转手卖掉。有青年一次性办理了5张卡，刚拿到卡就以50元一张的价格卖给另一个收卡的青年，一次性就赚了几百元。办卡全过程不到5分钟，转手卖掉能得到这么多钱，相比做日结可要轻松多了，很多青年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收卡青年拿到卡后，再转手卖给背后的老板，以进行不为人知的交易，最终还是会伤害办卡青年。这些卡其实很特殊：首先，这些卡并非全部是深圳的电话卡，有青年打电话注销时被提醒要打温州的客服电话，证明手机卡是温州的号码；其次，有时候会遇到注销时被告知无法注销的情况；最后，还有青年使用办好的卡注册支付宝，再通过绑定支付宝在其他软件上贷款，被问及服务密码时打客服询问，也被告知手机卡并没有服务密码，所办理的手机号码只能使用流量和打电话。当然，最诡异的是，办卡人员会利用办卡青年的身份信息开多张卡。据三和青年说，办卡人员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偷偷办理多张卡，而办卡青年只得到一张，其他都成了对方的“利润”。

依靠日结工作和低价住宿，三和具备了作为“城中村”的基本条件。至少从外表上看与李培林老师在广州看到的城中村类似：“在繁闹的市中心区域，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每个‘城中村’就像在方圆几公里人为制造的一个整体的高达20多米的‘水泥巨物’。震撼还不仅仅来源于此：这个‘水泥巨物’并不是由某个公司或某个经济集体建造的，其基本的住宅楼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盖起来的，但在土地和房租收益的刺激下，建筑已完全失去个体差异的美学意义，经济的铁律也碾碎了中国传统村落和谐人居空间的‘文化意义’。” [1] 所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水泥巨物”的所有者都已移居他处，甚至连作为经营者的二房东也不在此地居住了。原有的集体经济、人际关系以及文化传统，都因原住居民的迁移而荡然无存。原来由血缘、亲缘和宗缘等社会关系网络联结的城中村“大家庭”，被三和青年间的趣缘关系所取代。

所谓“趣缘”，是指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所形成的社会群体成员间的关系。在三和，青年人更多地基于价值取向而非买彩票、“打扑克”等兴趣爱好联系在一起：没有规划中的未来，只为当下而工作；不求累进式的成长，只求即刻的满足；维持着近乎底线的生存，安于低欲望的生活状态。如果是社会成员个人持有上述价值取向，那么问题很大程度上出于其自身，同时他或许也会意识到，自身价值取向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是冲突的，从而适度调整自己的认识及行为。但当一群青年人因此而聚集，则构成了某种社会现象，甚至是社会问题：周围持有相同价值取向的人越多，越有可能给青年人造成错觉，即自身的价值取向有着较广的群体基础。他们也由此摆脱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造成的心理压力，在这一群体中获得了归属感。

[1]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