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什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外加夹在两派中间的形形色色的其他观点。一些懂俄语并研究过苏联的人，例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并非是对新俄罗斯态度最友善的人。普京的几位顾问曾对我说，赖斯是一位“苏联专家”，而不是“俄罗斯专家”。他们觉得，赖斯仍然透过红色镜片看俄罗斯。她在俄罗斯出兵车臣问题上态度强硬，对俄罗斯干涉四周邻国的举动态度更是强硬。她把这视为后苏联时期故态复萌的一个迹象。尽管如此，赖斯确实认真去了解了俄罗斯政策背后的深层原因。
布什政府内部的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对俄罗斯演变的过程认识不足，不能期待俄罗斯一夜之间（也许永远不会）就被“西化”；争取普京的办法是了解他的担忧（布莱尔的观点），接受俄罗斯有权期待自己的意见得到倾听，本国的利益受到尊重。持这一观点的最高政府官员是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据一位要求不披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与普京建立了真正友谊的布什总统本人倾向于这一派。然而那些压根儿就不信任俄罗斯的人，即所谓的“新保守派”，往往对政策的制定有更大的影响，如副总统理查德·切尼、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联邦安全会议里负责欧洲和亚欧大陆事务的丹·弗里德，以及美国驻北约大使（日后出任副国务卿）尼克·伯恩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和她的副手斯蒂芬·哈德利介乎于两个阵营之间。
这位圈内人接着说：“有些决策者很了解情况，但他们的认识取自某个特殊角度。真正参与制定俄罗斯政策的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欧洲安全的那批人。他们的目标是继续90年代未竟的事业——一个自由的、没有分割的、和平的欧洲。有人认为，如果将俄罗斯的观点考虑在内，等于肯定了它坚持某些利益或特权的权利。”
因此，布什的俄罗斯政策基本上是由最关心中欧和东欧安全的那些人制定的。他们认为，西方“打赢了”冷战，于是决心将苏联的卫星国纳入自由西方阵营，包括北约和欧盟，哪怕这样做有可能得罪俄罗斯。1999年，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已经加入了北约。现在北约即将开始第二轮扩张，吸收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其成员，外加——就俄罗斯而言，争议更大——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曾是苏联的一部分，与今天的俄罗斯比邻。
在伦敦一家旅馆吃早餐时，我问尼克·伯恩斯，俄罗斯是不是对北约一直扩大到他国门前以及美国在该地区部署新型武器有合理的关切。毕竟这里曾是俄罗斯人的“后院”。他的答复相当强硬：“那没办法！他们丧失了这一权力。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1]我感觉，他的回答似乎排除了照顾一个哪怕是改革后的“民主”俄罗斯的利益的可能。俄罗斯丧失了影响自己后院事务的权力，理由显然是它继承了苏联的罪孽，而美国却有权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因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
伯恩斯接着说：“在北约要不要接纳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争执得很凶，无论是与欧洲人，还是在华盛顿内部。举个例子说，连乔治·特尼特（中央情报局局长）都反对接纳。然而我们中的很多人基本上对可以信任俄罗斯人或把他们纳入西方不抱希望。2002年岁末时，人们越来越觉得，普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无法让俄罗斯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友。我们因此得出结论，需要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但冷战后该地区的首要目标是东欧和中欧的自由和解放。在这一点上，来自美国国内的阻力极大，我们不得不同反对派展开激烈争论。但我们认为，确保苏联解体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果实更重要。布什对这一观点笃信不疑。”
新保守派认为，20世纪90年代信任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我早就知道，俄罗斯会想方设法再次称霸欧洲，因此我们必须保护东欧人和中欧人。”伯恩斯说，“普京一门心思要恢复俄罗斯的强盛。到2002年年底时，这一点越来越明晰。”[2]
他上面的一句话很说明问题：使俄罗斯再次走向强盛恰恰是普京的愿望，也恰恰是华盛顿的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事。
布什政府内的“亲俄派”发现，他们的观点在西欧国家引起共鸣，在华盛顿却和者寥寥。其中一人说：“似乎有人认为，如果你设法了解并阐述俄罗斯的观点，就意味着你赞同这些观点并使之合法化。欧洲人就不这么想，所以我们才与德国人，甚至与英国人龃龉不断，原因是大多数欧洲同事都设法照顾到俄罗斯的观点，因为他们不想公开与俄罗斯对抗。”
出于种种原因，法国人和德国人觉得，同美国人比，自己与俄罗斯人的关系更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理解前华沙条约国家对加入西方体制、抵御那个压迫了自己半个世纪的国家的殷切心情。尤其是德国人，自己尚沉浸在柏林墙坍塌后实现了国家统一的喜悦之中。同样，这也不仅仅是因为讲究实际或贸易的需要，虽然后者对德国十分重要。实际上，这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尤其是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觉得俄罗斯“属于”欧洲，他们与俄罗斯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现在是欢迎他们“回家”的时候了，无论俄罗斯的民主还多么不健全。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欢迎俄罗斯回家恰恰是改善该国民主的最佳方式。
法国总统希拉克即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本人对俄罗斯有着浓厚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他的父母曾在家中收留了一位俄国流亡者。希拉克本人学过俄语，甚至还把普希金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法文。据他的外交事务顾问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说，希拉克觉得俄罗斯给人一种“永恒”的感觉，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东方。他同叶利钦相处融洽。后者请他洗桑拿浴，品尝鱼子酱。虽然希拉克最初对普京比较冷淡，但愿意把个人意见搁置一边，即使是车臣问题也不例外。
古尔多–蒙塔涅说：“希拉克在言谈中竭力帮普京说话，而不是批评他，帮助普京以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肩负摆脱苏联时期的落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任。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回到苏联时期。他们一步跨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前面的道路还很长，需要得到我们的支持。再说尽力帮助俄罗斯人也符合西方的利益，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希拉克认为，欧洲大陆的稳定依赖于巴黎、柏林和莫斯科这一轴心，所以2007年前才有那么多的三方会议。三国关系如此热乎很有意思。”[3]
三方关系中的另一人、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他的大多数德国同胞一样，对俄罗斯痛快地从东德撤军感激不尽。为表示友好，他后来取消了俄罗斯拖欠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60亿欧元的债务。
不错，两国关系起初并不太好。1998年德国大选期间，施罗德曾保证不再像他的前任赫尔穆特·科尔那样向俄罗斯提供大笔资金。他想建立一种基于商业利益和保持一定外交矜持的现实关系，而不是科尔和叶利钦当年搂搂抱抱的关系。2000年1月，科尔的外交部长约瑟夫·菲舍尔首次会见普京时，几乎造成一次外交事件。他谴责车臣战争，要求立即停火。2000年6月普京总统首次访问柏林前仅一周，施罗德本人照旧访问了波罗的海三国（科尔不肯这样做，因为担心会触怒俄罗斯人）。
然而普京对德国的这次访问成效巨大。由于普京会讲德语，两人在没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交谈了5个小时。尽管布莱尔极力想“捷足先登”，但普京显然把德国视为俄罗斯在欧洲的最重要盟友。施罗德本人懂得，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是鼓励民主化的最好方式。他写道：“每当俄罗斯对欧洲开放、积极参与交流并把自己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思想发展连在一起时，它总是欣欣向荣。”[4]两人搞了一项欧洲国家中绝无仅有的活动——“圣彼得堡对话”。每年俄罗斯和德国举办一次对话，既有学术讨论，又有政府间机构的会谈和两国商界激烈的贸易谈判。很快，施罗德就被吸收到普京的蒸桑拿——饮伏特加的圈子里。两人成了挚友，常常携带家人互访。施罗德60岁生日那一天，普京甚至亲自飞到这位德国总理的家乡汉诺威市为他祝寿。普京还帮助施罗德收养了圣彼得堡的两个孩子。施罗德去职后，出任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北欧天然气管道财团董事长，该公司把天然气从俄罗斯直接输送到德国（施罗德任总理时支持了这一项目）。同时，施罗德不再对普京的政策提出任何批评（而希拉克却拒绝了普京送上门来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里的一份高薪工作）。
施罗德在一次采访中回顾了他与普京的关系，把普京形容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对人坦诚，而且很有幽默感，虽然外表上看不出。他很重家庭，从不让朋友失望。即使我无须在政治上与他打交道，他也是一个我乐于一起喝杯啤酒或红酒的人。”[5]以上这番话显然出自一个不愿贬损一位仍然在位且与他本人有着密切商业往来和私交的同事之口，但这不意味着这番话无足轻重。恰恰相反，随着俄罗斯设法在世界上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普京与施罗德之间的关系——以及普京与希拉克的关系——成为2000年年初的一大要素。
英国的观点介于欧洲和美国之间。在此情形下，妥协在所难免，其中包括2002年北约做出的两项重大决定。5月，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成立，使俄罗斯距离这一俱乐部近了一步。然而6个月后，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峰会上，北约邀请前苏联的7个卫星国加入俱乐部。普京要求被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时，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1] Interview with Nicholas Burns,15 July 2010.
[2] Interview with Nicholas Burns,21 January 2011.
[3] Interview with Maurice Gourdault-Montagne,20 June 2011.
[4] Die Zeit,5 April 2001.
[5] Interview with Gerhard Schöder,8 Jun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