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替罪羊之旅：英国猎巫运动一瞥
英国家庭史一瞥：惩罚与反叛
寻找替罪羊之旅：英国猎巫运动一瞥 一午后一阵疾风，烈阳涂在圣抹大拉的马利亚（St.Mary Magdalene）教堂上的亮块突然消失了，教堂沉入浩荡的阴影，连同它那13世纪的、尖峭得能捅伤鸽子的钟楼。我把自己藏在一块墓碑后面，对准紧挨着教堂的一栋红砖宅邸，嚓嚓按下快门。镜头里，原本幽暗的一切更幽暗了。
这是一栋有私家树林和马场的庄园大宅，建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三面高墙，尽头一条浅河，几株苍老的须柳，踉踉跄跄地映在水中。水光也是暗昧的，蒙着一层芦苇的断枝。连接教堂和庄园的，是一条花园小径，很短，像被削掉半截的小蛇。入口一扇矮门，从矮门到大宅仅一步之遥，教堂的钟声，犹如爬山虎的多足，牢牢地贴着大宅的墙缝，绕着白色的门窗，围剿着简·思罗克莫顿（Jane Throckmorton）的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搬进这座庄园不到6周，不到10岁的简，就染上了一种怪病。据随后的法庭笔录记载，她不停地打着震耳的喷嚏，有时持续半小时；躺下时肚子高高顶起，没人可将它压平；左右腿轮番哆嗦，小脑袋也晃得像雨打的水涡一样，还伴随手臂抽筋。那是1589年深秋，圣抹大拉的马利亚教堂恐怕和此时一模一样，只是它所在的小村庄沃博伊斯（Warboys），还披着中世纪式的灰袍子，没有路灯，满目泥泞。
英格兰东安格利亚湿地上，散落着许多这样的小村庄，青铜时代就有人迹出没，圈地运动前以农耕为主，一座占地至少1000英亩以上的瑰丽庄园，是小村庄的大动脉，佃农和雇农们世代为庄园主劳作，此外还有几块谁都可以垦荒或放牧的公共用地，外加一间教堂，饲养着不同阶级的灵魂。16世纪后，航海技术发展迅猛，庄园主们发现羊毛比农作物有利可图，之前断断续续的圈地运动，便开始进入集中阶段。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赶出农庄，公共地也多被圈入羊毛出口业，永久失去土地的人，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劳工或赤贫阶层，怨声载道，暴乱此起彼伏，乞丐在晨雾中出没，而14世纪那场夺去欧洲近半数人口的黑死病，仍不肯罢休地拖着尚未结痂的血尾，四处晃荡。单1557年，沃博伊斯村就被它卷走了118条人命……在那样一个灾难汹涌的年代，即使没生这场怪病，简在沃博伊斯村的生活，也未必就一定岁月静好，鸡犬桑麻。
简的父亲罗伯特·思罗克莫顿（Robert Throckmorton），是一位富裕的乡绅和虔诚的清教徒，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这座紧挨教堂的庄园。1589年夏末，他带着妻儿，从外地迁入沃博伊斯村，打算从此以它为家。为了向邻居们显示他的友善，自抵达之日，他家的大门就是敞开的。英国历史学家莫伊拉·泰特姆（Moira Tatem）曾描述过那车马盈门的场景：阔大的厅堂、旺盛的炉火、有礼有节的女主人、一行女仆、简和她那正值豆蔻年华的四个姐妹。思罗克莫顿一家人脉很广，罗伯特和英国顶级巨富亨利·克伦威尔（Henry Cromwell，即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祖父）是好朋友；剑桥大学里，那些有名望的学者和医生们，也和他家过从甚密。
简的怪病，让村民们十分迷惑。在忠于上帝这件事上，思罗克莫顿家自认为已经做得很好了。早上晚间，餐前餐后，必做祷告，孩子们的日常读物以《圣经》为主，出生后也全都在圣抹大拉的马利亚教堂受过洗，洗礼仪式还是罗伯特的姐夫——沃博伊斯村的牧师，亲自操持的。当时的人坚信孩童来自魔鬼的污水坑，只有受过了洗，才堪比打过了疫苗。
在圣抹大拉的马利亚教堂，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了洗礼台，它看起来像一座深长的石井，井盖是金字塔形的，榉木和工艺都堪称上乘。揭开来，下面是一只厚重古朴的陶盘，三条青花釉鱼，游戏着那一盘“点石成金”的圣水。
简染上怪病后，某村民为教堂捐了3先令4便士，修复了一只之前受损的钟铃。钟声又亮丽起来，却依然于事无补。这时候，爱丽丝·塞缪尔（Alice Samuel）出现了。她家在那栋红砖大宅的北面，虽是邻居，却属于全然不同的阶级，房子是租的，家徒四壁，还极有可能是外地人（在沃博伊斯村教区人口档案里，既查不到爱丽丝和丈夫约翰的结婚证词，也没有他们唯一的女儿艾格尼斯的受洗记录）；在做礼拜上，这家人也显得不够热情，当然也不敢缺席。那年头，少参加一次礼拜，就得罚上20英镑的款（相当于今天的17163.73英镑）。
也许只想问候一下病中的简，爱丽丝也敲响了思罗克莫顿家的房门。简的母亲伊丽莎白让门房把爱丽丝请了进来。虽然贫富差异悬殊，作为基督徒，拒人门外，怎么说都是不够地道的。然而随着爱丽丝的脚步逐渐向壁炉靠拢，侧卧火旁、养神调息的简，却突然变得情绪激动起来，当爱丽丝终于在壁炉边上落座时，简转头尖叫道：“看那老女巫，谁见过比她更像女巫的吗？把她的黑帽子掀掉！我可受不了她那副模样！”
今天，没人知道爱丽丝长什么样，英国宗教学家菲利普·C. 阿尔蒙德（Philip C. Almond）说，她可能长得正好符合孩童们对女巫的想象：干瘪消瘦，黑裙子，黑色的松饼帽。16到17世纪，长得像女巫是危险的，因为那是一个火烧女巫的时节。
伊丽莎白并没把那场会面当一回事，可不久之后，简的尿检结果出来了。来自剑桥大学名医巴罗的报告，上面写着：小儿蛔虫病，不碍事。然而吃药之后的简却不见好，于是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名医巴特勒（据说此人是当时英国最顶尖的医生）发话了，看来这孩子被女巫给缠住了！巴特勒的诊断书下来不到一个月，简的妹妹们也接二连三地生病了，然后是她们的姐姐，思罗克莫顿家15岁的长女，琼（Joan），病征如出一辙。也许是年长力大的缘故，琼的症状最为猛烈：双眼翻白，四肢扭曲，仿佛正在和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飓风搏斗，持续时间有时一两小时，有时半天或全天。
怪病犹如狂犬，四处撕咬着思罗克莫顿家的每一位少女，五姐妹悉数染病，连年轻女仆也未幸免，共有12人都得上了怪病，全家哭天抢地，一致声称爱丽丝是女巫。
身为父母的罗伯特和伊丽莎白再也坐不住了，孩子们的叔叔也闻讯赶来助阵。这位叔叔，脾气暴虐，坚信只要像杀鸡一样，一刀下去，给爱丽丝放血，就能解除女巫的咒语；另一位赶来支援的是亨利·克伦威尔之妻，尊贵的克伦威尔夫人。克伦威尔夫人一下马车，便立刻传唤爱丽丝，逼问无果，狂暴中，她剪下了爱丽丝的头发和发带，交与伊丽莎白和她的女儿们，并令其立刻烧毁。爱丽丝终于忍无可忍，哭叫起来：“夫人，您为什么这么对我啊！我可从未伤害过您，至少目前为止”——这句话，随后便成了针对爱丽丝最有力的呈堂证供。
克伦威尔夫人当晚驱车回家，梦见自己被爱丽丝的猫（虽然爱丽丝根本没有猫）抓挠虐待，要活剥她的人皮，次年就病死了。
1593年春，爱丽丝和丈夫被关入亨廷顿监狱。他俩的独女，25岁的艾格尼斯，与思罗克莫顿家15岁的长女琼，作为正反方证人，则住进了监狱旁边的一家旅馆。近五百群众跑来围观，怀着恐惧和兴奋，目睹了琼发病的全过程。最终，爱丽丝的丈夫招供了，接着是爱丽丝。
尽管夫妻俩竭尽全力为女儿的清白辩护，但法官和陪审团却一致认为，只有判艾格尼斯同谋罪，才能彻底歼灭咒语。定罪果然生效了，艾格尼斯被判为女巫之后，琼和其余11个病得手舞足蹈的女孩们，便从此恢复了正常。
爱丽丝的丈夫在被吊死前最后一刻，一边推翻供词，一边破口大骂给全家人带来灭顶之灾的妻子，然而不管他怎样拼着老命和妻子划清界限，还是被吊死了。爱丽丝则在一旁声嘶力竭地哭喊，求众人放过她的女儿。有人劝处女之身的艾格尼斯想办法怀孕，按当时法律，孕妇可获缓刑，但艾格尼斯说，我才不愿背负女巫和荡妇的双重罪名呢！从始至终，她坚持和母亲站在一起，拒绝认罪，一直坚持到断气为止。
二思罗克莫顿家的闺女们，最大的不过15岁，要说她们集体装疯，陷害一个素不相识的邻家老女人，说不过去。况且她们的病情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三年半，直到爱丽丝一家被吊死才平息。生理上的病理学无法解释成因，所以后世的诸多学者，在此加入了精神病学的考量。
“前现代时期，孩童被魔鬼上身，是一种独特的英国现象。孩子们从小就读《新约》，对邪灵附体的故事耳熟能详，它们像食尸魔一样，浸淫着每一个人的童年。当大人们讨论思罗克莫顿家的闺女们是否被上身，并不断提供‘上身症状’、为自己的结论编织论据时，在一旁的孩童耳听心受，便愈发深陷其中。”[1]
诚然，这类怪病，在当时被视为魔鬼上身，在今天的学者们看来，却很可能只是一起“巫术恐慌”引起的集体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而那栋每天人进人出、呼吸着流言蜚语的红砖大宅，仿如一个幽灵丛生的微型社会，即此症的完美舞台。[2]
果真如此的话，是什么，在可怜的孩童身后，用看不见的钢丝，操纵人偶般地，操纵着这“巫术恐慌”呢？用“医学落后，民众愚蒙”——正如把一切人为灾难笼统地归结于“愚蠢”一样，似乎只粗浅地解释了其表象。
巫术自古有之，巫师中，既有萨满巫医似的灵媒，又有占卜师、魔术师和炼金术士等等，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游医。游医们有过一个好听的名字“白巫医”（White Witches），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他们又被称为“民间高手”（Cunning Folk）。对白巫医来说，巫术，不过是些祖传草药方、流传久远的咒语、神秘学，以及对未知事物的敬仰。白巫医们用它治病救人、占卜、驱邪、寻找丢失的牲畜和物件。从事巫术行业是不讨好的，因为人们既迷信它的超能力，又惧怕它的危害。一场治疗失误，或一次接生失败，便很容易让人把“白巫术”与邪恶的“黑巫术”混淆起来。
不管人们对巫术如何若即若离，但视巫师为全民公敌，大规模猎杀女巫，在15世纪以前的欧洲是不存在的。比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只有动机不纯的巫师才会受到惩罚。[3]当欧洲落到天主教廷手里时，巫术罪也仅仅是用来对付确凿无疑的异教徒，绝不会在平民中滥用。1258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四世还颁布了《禁猎巫法》。苏格兰的某些天主教神职人员，亦曾视巫术为骗子的把戏，根本不相信它的“法力”，所以不会以巫术罪起诉某位巫师。
15世纪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渐渐现出雏形，欧洲进入了早期城市化和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新兴资产阶级自觉在认知上超过了“狂征宗教税，贩卖赎罪券”（马丁·路德语）的神职人员，许多人在马丁·路德的召唤下，开始推行新教改革。奉行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的新教徒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不需要一个穿红衣的权威中介机构。在经济生活中，新教的不少观点也和罗马天主教相左。比如天主教认为“放贷”是一种罪，为此迫害了许多放债收息的犹太人；但对新兴资产阶级来说，“债务”是资本主义的润滑剂，封锁债务，就等于杀死了牟利来源。
16到17世纪，天主教和新教为了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上站稳脚跟，成了对方眼中的异教徒，口诛笔伐，甚至陷入了火拼。比如写作《浮士德医生的悲剧》（Doctor Faust）的英国剧作家克里斯多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被游走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双重间谍理查德·贝恩斯（Richard Baines）盯梢，怀疑其“具有同情天主教的倾向”，便成了新教迫害的对象。
“人们被两种敌对势力同时绑架，一个城市，或一整片地区，一夜之间，便可堕入另一教派的手中，有时还不止堕入一次。这种大面积的不确定性，为集体性的歇斯底里铺好了病床。”[4]
苏格兰就曾是这场社会大变动的一只台风眼。16世纪以前，绝大部分苏格兰人都是天主教的忠诚信徒。天主教渗入苏格兰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没受过天主教的洗礼，活着不能结婚，死后也不能入葬。教区不但提供信仰的归属，还提供医院、养老院、麻风病院、劳改工厂和各种慈善机构。
苏格兰岛屿丛生，峡湾将陆地切分成无数碎块，陆上踽行，仿佛用渺小之躯，重复画着“之”字，无穷无尽，教区因此开发出渡轮生意。就连啤酒厂、食品厂、学校和大学也属教区所有。将生意转到新教名下，将《圣经》等著作从拉丁文译成人人都读得懂的英语，不但将令财路受阻，上层精英的特权也将受到威胁。所以，当路德教会的书秘密登陆苏格兰时，天主教徒们内心的抵触和愤怒，是不难想象的。
英格兰也一样，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1534年从罗马大公教独立）初建时，推出了八项重大的宗教改革，四项教义反转，不从者死。
旧有的精神支柱突然被折断，头脑中频繁地上演怀疑和两难，世界突然变得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撒旦，也就开始显形了。
除了时刻担心自己被异教徒迫害，或被当成异教徒迫害，彼时的人们还不得不与小冰期（1300—1850）的冰雹、洪水和霜冻做斗争，还有老鼠和毛虫捎来的瘟疫、黑死病、粮食减产、饥荒、牲畜暴毙，高发的难产、死婴和小儿身亡……在如此纤毫毕现的信仰和生存压力之下，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掌权者，想必都嗅到了民众中那股蓄势待发的“被迫害妄想症”的气息。当务之急，得找到一枚灵丹，或一只替罪羊。
“撒旦”永远是最佳人选，可惜来去无形，于是传说中撒旦的密使（Emissaries）——巫师，便成了人间的替罪羊。替罪羊不单能疏导祸水的流向，还能有效地打击异教徒。12世纪，天主教对瓦勒度教派（Waldensians）的打击，12到14世纪，天主教对清洁派（Catharism）的打击等，都是以巫术罪打击异教徒的成功案例。掌权者们还相信，酷刑之下，必能成招。当囚犯们再也招架不住，神志不清地吐出“施展巫术的经过”时，那些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描绘，便成了“黑巫术”存在的合法声明。
为了在猎巫运动和屠杀异教徒之间找到关联，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利森（Peter Leeson）和雅各布·拉斯（Jacob Russ）通过大数据，做了一番统计：三分之二的猎巫暴行，爆发于1550到1650年之间，即90%的宗教战争爆发期；在位于新教改革中心的德意志地区，猎巫运动最为如火如荼。根据最保守的统计（大部分死刑档案早已被销毁），从1450到1750年，欧洲约有60万人死于猎杀，其中德意志就包揽了40%的“巫尸”。在天主教越显式微，新教改革越迅疾的地区（德意志、法国、瑞士等），猎巫运动就越猖獗。两位经济学家还嘲讽道，猎巫这种手段，今天的政客们也在广泛使用，比如共和党和民主党之类。没什么比“利用某种所谓的外来威胁，引爆民众恐慌”更有效的拉票手段了。先找出外来威胁，然后为民除害，最后再收保护费。
猎巫，于是成了铲除“外来威胁”的重要手段，还成了一个争夺人心的秀场。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曾把它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半卖半送，呈递给自己的信徒，仿佛哪家教派猎杀的女巫越多，就越有可能买到人心。可见，爱丽丝一家的悲剧，首先不在于医学落后，民众愚蒙，而在于掌权者热烈拥抱民众的愚蒙。
三巫师中也有男性，为什么猎巫运动中，85%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呢？（在英国，这个比例是90%。）[5]因此，猎巫运动又被称为某种意义上的Gendercide，即性别屠杀。[6]有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绝大多数女性不会读写，已婚女性没有财产权、经营权和上诉权，所以女人们招兵买马、聚众起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等；再往下深挖，便不难发现，原来，它还有一个强大的厌女文化作为基础。
1487年，德国神职人员和审判官海因里希·克拉默（Heinrich Kramer）出版了一本彼时销量仅次于《圣经》的书《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书中列出了辨识女巫的各种方法论。他写道：女人除了是男人之间友谊的祸害，还能是什么？她是惩罚，是至恶，是蛊惑，是欲壑的祸水，是家藏的危险品，是美味的弊端……而这邪物，竟涂着鲜亮的外表！又，女人比男人更淫荡，且永不知足；如果魔鬼是上帝的对立面，那么女人就是男人的对立面……类似的论调，在书中不一而足。
其实，这番言论也算不上标新立异，亚里士多德就曾认为，女人的体液是湿冷的，不像干热的男性；女人是不完美的孵化品，比起正常值，她们总是存在偏差。
古希腊人还认为，经期阻滞，会令经血倒流，渗入心脏，造成发烧、呕吐、情绪起伏、抑郁并触发自杀倾向。19世纪，该症状被冠以一个术语“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个词源于古希腊语uterus（子宫），意在暗示，只有女性才会歇斯底里。19世纪之前，由男性主宰的医学界，一直找不到月经和排卵的关系，以为女人必须通过流血，才能缓解其天性中的“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即“魔鬼钻入子宫后，在女体内漫游，释放邪气”的明证。除了歇斯底里，癫痫、亵渎神明、忧郁症、自杀倾向等，彼时都是一种“魔鬼上身”（Demonic Possession）。
经血流通，之所以被认为如此重要，与其说它“保全了女人的神志”，不如说它标榜了女人的生育价值。失去生育价值的女人，在当时一文不值。因此，比起年轻女人，老女人更容易被当成女巫送审。英国议员雷金纳德·斯科特（Reginald Scot）在他1548年出版的《巫术的发现》（The Discoverie of Witchcraft）中得出结论：停经让女人饱受幻象折磨，变得疯疯癫癫，因此更易被撒旦诱拐，变成女巫。在英格兰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的一起女巫审判中，某项证词亦写道：“女人之中，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张皱脸，斜眼秃眉，嘴上一圈绒毛，嗓音尖锐，语气中含责备，戴黑帽子，手持纺锤，有一只猫或一只狗作为共谋者（familiars）紧随其后，就定是女巫无疑。”法律上，也只有怀孕的女巫才能求来死缓。
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认为，将邪恶定位在老女人中，除了她们不再具有生育价值之外，还有其经济原因。比如在英格兰，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庄园有一套救济机制，寡妇可继承亡夫的部分财产，从四分之一到全部，因地而异；还可在收割后拾遗，并允许在教堂寄宿等。圈地运动展开之后，物价飞涨，贫困人口飙升，大量佃农失去土地，上面那些女性的习俗性权利（Customary Rights）也全都被剥夺了。许多年老妇女，尤其是寡妇，沦为乞丐和统治阶级力图甩掉的经济负担。与圈地运动同时展开的新教改革，却不提倡慈善，乞讨必须在权威机构拿到执照，否则将被视为非法乞讨处理。那些没有乞讨证、潜伏在树林或深巷里、冷不防伸出一只枯手的老女人，因此就变得“甚为可疑”，欲求不满时，她们还会发出低声的诅咒。而诅咒，在人人相信撒旦的年代，通常被认为是灵验的。
当然，身为女性，不婚或守寡，衰老或贫穷，仍无法构成判处一个女人死刑的全部理由，她肯定还得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传说魔鬼舔过女巫的身体之后，会留下印记，这枚印记藏匿在身体的某处，看起来像一颗痣，或一枚胎记，或一粒小疣，或一片肤斑。于是，把“女巫印记”作为物证的历史便开始了。
史上沉迷于“女巫印记”的人里面，身份最显赫的，是一个国王。我在苏格兰国家美术馆仔细端详过他的一幅画像。那是荷兰画家阿诺尔德·布朗克霍斯特（Arnold Bronckorst）的作品，画中的国王约八九岁，嘴唇窄扁，目光冷漠，戴一顶镶钻的黑贝雷帽，小脸扎入高耸的花边竖领，肤色是药沫的白，且处处呈现出干裂迹象；一根金色权杖在黑衣里凸显出来，上面立着一只褐色的鸟，目光也和主人一样阴冷。
这位国王的母亲，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女儿玛丽，像当时诸多苏格兰人一样，玛丽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彼时新教改革已席卷苏格兰，天主教的弥撒是非法的，但她不愿皈依新教，还和一位天主教徒结了婚，因此成了一个危险的女人。新教主义者怕她把苏格兰扭回天主教，天主教徒们则觉得她是个叛徒，没为天主教的复兴尽全力。她在两面夹壁间，偻步潜行，百死一生。
在英格兰，她的堂姊妹、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也不喜欢她。伊丽莎白一世终身不嫁，因此玛丽的子嗣必将继承英格兰王室，若这位继承人也是天主教徒，对英格兰的新教改革将十分不利。1566年，玛丽生下一个男孩，第二年，孩子的父亲就被暗杀了。男孩13个月大时，玛丽被迫交出王位，并被囚禁起来，当她好不容易逃出生天，向英格兰求救时，伊丽莎白一世却担心她会篡位，以叛国罪名砍了她的头。
这位13个月大的男孩，就是日后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史上最著名的女巫猎手。在爱丁堡城堡，我走进这个男孩出生的房间。它小得像一只橱柜，阴暗至极，除了一座冰凉的壁炉、一把硬椅、三面高墙、两扇长窗，再无它物。詹姆斯六世在他的老师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的严厉教诲下长大，这位老师不仅是苏格兰新教改革的领袖人物，还仇恨全天下的女巫，整天向小国王灌输其母玛丽如何邪恶，女人全都经不起魔鬼诱惑之类的厌女思想。
1589年的一天，詹姆斯六世站在苏格兰海边，迎接他的准王后、丹麦公主安娜，然而公主却没有如期出现。过了很多天，信使捎来坏消息，丹麦舰队遇上了暴风雨，几百水手和船只丧身海底，安娜也差点死掉。詹姆斯六世闻言后，也许是想显示一下男子气概，立刻亲自动身，上了去丹麦迎亲的大船。同样，他也遇上了暴风雨，几乎死掉。九死一生漂到丹麦的他，亲自目睹了焚烧女巫的盛况，深受震动，觉得自己肯定是被下咒了。
回到苏格兰之后，他马不停蹄，囚禁了70个嫌疑犯，吉莉·邓肯（Gilly Duncan）便是其中一位。邓肯本来住在距爱丁堡东边9英里的一个叫特拉嫩特（Tranent）的小镇上，白天是副镇长家的年轻女仆，夜晚是小有名气的游医，据说还治了不少疑难杂症。那个年代，几乎每个村镇都有一两位女游医，帮忙接生，治些妇女病之类。她们没有正规的医学背景，却有不少祖传的草药和妇女知识。
猎巫运动中，继老女人之后，女游医首当其冲，成为被猎杀的对象。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ich）和戴德丽·英格利希（Deidre English）曾发表专著，论证这与男医生们对她们的嫉恨有关。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则认为，与其说那是一种职业嫉妒，不如说是男性本位主义畏惧女性力量（Power of Women）的一种表现。
女游医们不是甜美柔顺的邻家女孩，她们通常有一定社会阅历，掌握着祖传秘方，能炼制出让男人堕入情网的神药（春药），熟稔咒语，还私下传授避孕技巧和发放堕胎药等……这些都与资本主义萌芽期对女性行为的期待格格不入。资本主义萌芽期需要“无性无脑、对男人绝对顺从，并不断创造生产力（婴儿）”的女人，女游医式的、精通世事的女性群体，必然对它的权力结构形成挑战。[7]
所以当有人举报女游医吉莉·邓肯“夜间外出行医”时，这姑娘立刻就被抓了起来。她被施以一系列酷刑，检查官还在她的喉咙上找到了“女巫印记”。物证面前，逃无可逃，她被迫供出了一串“同谋”的名字，包括另一位女游医、民间助产士阿格尼丝·桑普森（Agnes Sampson）。
阿格尼丝·桑普森是一位年长寡妇，受过良好教育，在爱丁堡城颇有声望。彼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巫不多，詹姆斯六世带着浓厚的窥视欲和虐待狂的执着，亲自刑讯了她。
最初阶段，阿格尼丝·桑普森否认了一切指控。为了找到女巫印记，她被剃光了毛发，继而被一种像马辔头般的铁制笼具（witch’s bridle）固定在石墙上，这个笼具附带的一个扩张装置撬开了她的双唇，两根尖利的铁叉刺伤她的口舌，另外两根铁叉刺穿了她的面颊。她一刻不能瞌睡，否则捆住颈脖的绳索就会绞成一团，绳索再放开时，会导致笼具里的脑袋像皮球一样弹来弹去，被铁叉刺入的部位即捣成肉泥。在经历了这番酷刑之后，她仍不肯认罪，直到一枚“女巫印记”从她的私处中被挑了出来。也许是出于女性本能的不堪受辱之心，她终于招供了。
因此针对她的54项指控全部成立，包括“蛊惑了一只叫埃尔瓦的狗，让它住在一口深井里，每天捣鼓邪恶的汤药”之类。她还“溜到‘老教堂的草地’那里（即今天苏格兰的北贝里克海港），参加了一个信魔者的夜半集会（Sabbat）”，其情景，像观众们在1922年的瑞典/丹麦纪录片《女巫：历代的巫术》（Heksen）里看到的那样：一群长角魔兽聚集在一轮猎人月下，群魔乱舞，火光冲天；女巫们前来接受魔鬼的洗礼，迫不及待地和魔鬼交媾；不知从哪里偷来的婴儿，被倒吊起来，沥干血，扔进煮沸的浓汤。
“总共有6个男人和90个女人，参加了魔鬼的集会，年轻的女游医吉莉·邓肯也去了，她还奏响了犹太竖琴……”阿格尼丝·桑普森招供道，“我们一起点燃了黑色蜡烛，以亲吻魔鬼屁股的举动，完成了献忠仪式。此外我们还商讨了如何弑君，以及如何在国王去往丹麦的海上制造风暴等……”
不少后世英国历史学家，比如特蕾西·博尔曼（Tracy Borman）等，都认为这些“供词”是受害者的精神和肉体被摧残至临界点的情况下，跟着指控书复读的结果，而詹姆斯六世却对它们如获至宝，痴迷不已，他甚至让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吉莉·邓肯为他弹起了犹太竖琴——尽管在人前，这位23岁的国王看起来并不残暴。他创建了英国最早的邮递系统，组织翻译了至今仍在使用的钦定本《圣经》，酷爱狩猎，据说还有过男宠。
从此，詹姆斯六世像爱上猎牡鹿一样，爱上了猎巫。他宣称：“法官们认为单凭女巫的供词不足以治罪，但常理告诉我们，这些臭名昭著的女巫们是不可能有正常的证人的，与她们狼狈为奸的，都是异教徒和弑君者”[8]；当时的媒体《苏格兰新闻》（News From Scotland），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阿格尼丝·桑普森的刑讯奇观：“……她甚至能一字不漏地说出国王和丹麦公主圆房初夜的枕边对话！”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驾崩，詹姆斯六世成为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旋即便在伦敦再版了他著名的“学术著作”《魔鬼学》（Demonology）。书中，他强调道，没有其他证据不要紧，重要的是在嫌疑人身上找到女巫印记，只要有印记，便足以定罪；此外，他还极力推荐“水淹法”，他相信，真正的女巫即使被浸入水中，也不会下沉，因为女巫诞生时，内心抗拒教廷洗礼，因此必将被水排斥。该书措辞严整，形式生动，引经据典，最重要的是，它出自一位国王的手笔，因此一跃成为当年英格兰甚至整个欧洲的畅销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了最权威的“猎巫指南”。它几乎把英国变成了巫术传染病院，单苏格兰，1590到1662年，就有约4000名“女巫”成了它的实验品。还有很多人靠猎巫生意发了横财：20车泥炭燃料，40先令；4桶猪油，26先令；杉木和铁桶，16先令；24英尺长的吊颈绳，4先令……这还是1596年的标价，到了1636年，10车木炭升至3英镑。此外，女巫们还得自行支付烧巫费，比如一件浸过猪油的麻料衣服的钱，不然就会被烧得很慢。[9]
那是一个真正的悲惨世界，一如汉娜·阿伦特在《我们这些难民》（“We Refugees”）里的描述：“地狱，不再是某种宗教沉迷或臆想，而是一种实相，就像房子，石头和树。”
詹姆斯六世还试图在全英推行猎巫法。迫于无奈，英国议会同意了，但却拒绝在女巫审判中动用酷刑及火刑。苏格兰某些著名的酷刑，比如“让女巫们穿上特制的醋浸毛衣，脱掉时连皮一起揭下”之类，英格兰大法官们觉得无法接受。这尚存的仁慈，对此刻正徘徊在沃博伊斯村“寻访女巫”的我来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安慰，至少它为爱丽丝一家免去了极刑之苦。
躲过极刑，却不一定躲得过身体羞辱。为了向众人展示女巫的印记，爱丽丝一家被吊死后，监狱长和其夫人扯掉了爱丽丝的衣服，在她的某个隐蔽处，掀出一颗小瘤，半英寸长。他们向40多名围观者公开展示了这颗小瘤，监狱长的夫人还亲自刺破了它。黄色的乳液溢了出来，接着是一股透明液体，最后是血。[10]
四可见，猎巫运动虽多发生于沃博伊斯那样的小乡村，却不只是斗筲之人的乡野陋习，而是一种从上至下的暴行：顶端有教廷和国王的推崇，中端有从贵族到资本家、从法官到医生等精英阶层的簇拥，底端有专制主义滋养的父权和厌女文化作为其民粹基础。以巫术罪展开的审判，虽貌似理论精细，程序合法（酷刑在当时具有合法性），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其实是一种“形式整饬的非理性”（formally irrational）审判，因为它的判决基础，是建立在“作为次品的女性”及“作为迷信的巫术、诅咒和预言”之上的，其动机是寻找替罪羊，根基则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沃博伊斯村的大街小巷里，至今没有爱丽丝的纪念碑，我只看到街心的一座钟楼，1887年，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五十年的庆典而建。钟楼顶上，避雷针似的，插着一枚铁铸的“骑扫把的女巫像”，颇具讽刺意味。十多年后，弗吉尼亚·伍尔芙到沃博伊斯村度假，住在圣抹大拉的马利亚教堂对面的一栋房子里。她觉得整座村庄“忧郁极了”。她写道：“到处都是阴沉的墓碑，刻着奇怪的图案和天使的头颅，很多墓碑没有名字。我仿佛走在苍老无名的，山丘掉落的尘埃之上。”
爱丽丝的冤死，固然毫无悬念，但那一纸死刑判决书，便是她留给后人的唯一念想么？带着疑问，我敲开了沃博伊斯村当地史学家琼·科尔斯（Joan Coles）的房门。
科尔斯虽然上了年纪，看起来却仍像骏马一样健壮，穿着一件蓝T恤，领子下方还绣着一枚“骑扫把的女巫”。未到不惑，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独自养大孩子，打理农场，学习历史，收集史料旧物，并四处演讲，此外她还是一名钓鱼高手。她的厨房阔大、斑斓，橱架上摆满了古老的药瓶、彩色的玻璃容器、动物头骨、日本步枪、石器时代的燧石刀具……
“我若出生在爱丽丝的时代，肯定早就给当成女巫吊死了！”她露出讥讽的微笑，一边拿出一沓讲稿，缓缓翻开，露出工整漂亮的手写体。她用洪亮、高昂的声音，为我朗读了她撰写的《沃博伊斯村女巫事件》的其中一章。
在整个事件中，最令琼·科尔斯动容的一个细节是，爱丽丝被正式逮捕之前， 一群拥有神学背景的剑桥学者涌进沃博伊斯村，围堵了她，并逼问其信仰。爱丽丝脱口而出的，不是“God”，而是“My God”。她斩钉截铁地说，我的上帝会拯救我，我的上帝会保护我，为我破敌雪耻。（My God will deliver me, my God will defend me and revenge me of my enemy.）“你看，My God，多么遗世独立的表述！在那样一个年代，面对一群那么显赫的人！”琼·科尔斯激动地说：“她的‘My God’，不是别人的上帝，而是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上帝。”
读到这一段文献，我也非常震惊。单凭这个表述，爱丽丝就把自己从父权社会的一神论中释放了出来，尽管，单凭这个表述，她就够得上“异端罪”了。异端罪和巫术罪一样，都是死罪，但人毕竟是人，怎会像草芥一样，轻易屈服于强权？如果“女巫的印记”对应的是某种“对抗基因”，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爱丽丝已经成了一具尸体，行刑者仍要将它掀出来，刺破，并当众凌辱了。猎巫运动的目的之一，无疑是要通过一切暴力手段，消除女性主体意识（Women’s Consciousness）中的所有潜在的对抗。
这种试图依赖暴力铲除对抗基因的暴力模式，是不可能永远取得成功的。詹姆斯六世的儿子查尔斯一世，也想像其父那样将专制进行到底，却最终在1649年，被共和派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砍了头。四十年后，英国成功地建立了议会民主制，与此同时，猎巫运动也逐渐走向式微。对此，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贝弗（Edward Bever）评价道：“与其说统治精英们几乎同时感到了一种自信的危机，不如说他们正在经历一种权威的危机。”[11]可见，只有在一个连国王也有可能被砍头，君权神授（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遭到质疑、专制主义不再被民众青睐的时代，像猎巫运动那样的人为灾难，才有可能走向末路。
更大的转机来自随后到来的启蒙主义。18世纪，自然科学、自然神论、宗教宽容、取缔酷刑、让女子也受教育等主张，开始渗入人类思想的荒芜之地。英国第一位女性主义者玛丽·阿斯特尔[12]以及后来的女权主义斗士们，亦开始不遗余力地挑战起男性中心论的壁垒。针对“女人无脑论”，阿斯特尔反对拿某个聪明女人作典范的经验主义实证论。她说，女性能思考，作为一项事实，是无须证明的，一个女人，只需转向自己的内在，感受自己的思考过程，就是极佳的明证——这一革命性的观点，彻底地否定了“女性毫无思考能力，易被魔鬼诱惑，因此最易成为女巫”的谬论。随后的女性主义作家，比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3]等，亦迅速地接过了接力棒。沃斯通克拉夫特写道，我们要将女性的思想伸展开来，放大，大到足以遮住所有的服从观为止。
随着对抗的持续，18世纪上半叶，英国议会颁布了禁止猎巫的法案，席卷整个西方的猎巫运动也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建立在寻找替罪羊和偏见之上的暴行，比如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极端右翼分子对基督城平民的屠杀……却未见彻底离席。因此，对女巫的祛魅，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范例性事件，仍显得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当代女性的处境，在不同的时刻和地区，仍处在微妙的反弹之中，悲剧重现的可能性，并未完全降至为零。温习和反思女性的受难史，也许仍是避免悲剧最有力的途径之一。
最后，我想把一节叫作《齐颂》（All Sing）的短诗，献给声称“拥有自己的上帝”的爱丽丝，它来自英国当代诗人杰拉尔丁·蒙克（Geraldine Monk）的诗集《彭德尔女巫的心声》（Pendle Witch Words）：
……
不可刺透的直到被刺透
才能彻底刺透：
思绪抓不住这一刻
但鲜明的哀叹可以
刺穿的痛力可以
痛苦的绝对性也可以：
记忆变成现实成为记忆
张开大口，吐出一道惊雷
一个真相/黎明/和一番醒悟
筑起广岙
和无限
外面和外面世界的存在性
……
注：和沃博伊斯一样，“彭德尔”（Pendle）是英格兰的另一个小乡村，1612年，当地9名“女巫”被逐一吊死。为了纪念这些无辜的生命，杰拉尔丁·蒙克创作了这本诗集。
注释：
[1]Phlip C. Almond, The Witches of Warboys, I B Tauris & Co Ltd., 24 October 2007, p36.
[2]Barbara Rosen, ed.“ Possession”,Witchcraft in England 1558-1618,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1, p231.
[3]Nigel Cawthorne,Witch Hunt: History of a Persecution, Castle, 2004, p33.
[4]Nigel Cawthorne, Witch Hunt: History of a Persecution , Castle,2004, p53.
[5]Nachman Ben-Yehuda,“The European Witch Graze of the 14th to 17th Centu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July 1980.
[6] Steven T. Katz, 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Contex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Vol, 1, p433.
[7]Silvia Federici, Witches, Witch-Hunting & Women, PM Press, 2018,pp32-33.
[8]James VI, King of Scotland,“ The Tollbooth Speech of 1591”.
[9]Nigel Cawthorne,Witch Hunt: History of a Persecution, Castle,2004, p206.
[10]参见根据当时的法庭证词编写的The Story of the Throckmorton Children，Widow Orwin付印，1593年出版。
[11]Edward Bever,“Witchcraft Prosecutions & the Decline of Magic”,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09, p263-293.
[12]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1666—1731），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哲学家，代表作有《反思婚姻》（Some Reflections upon Marriage）等。
[1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英国哲学家、作家、女权主义者，代表作有《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