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是不对等的，你并不需要去印度，就能感受这一点。5月中旬以后，每天的新增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仍保持在3000到4000不等[1]，新鲜的尸体依然可以让死神搬得喘不过气来，执政党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放松了封锁。收音机里传来“在湖区的长椅上小憩，感染几率有多大”的讨论。与此同时，工会、权益机构、自媒体和各种民间组织，像伤痕累累的罗马斗兽一样，正在为医护人员的防护服、高峰时段公共交通的安全距离、低年级的教师们能否在“更有安全保障的环境下复课”等议题，与决策者们斗得死去活来。
恐慌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在有机肉店门口排队买鹿肉的行列里，在某个大花园的古老砖墙内，在被草坪上的洒水器浇湿后的愉悦尖叫里，悠然的气氛随处可见。只要轮不到自己去上班，只要丰厚的家底仍足以支付园丁和清洁工的开支，就没有必要活得像捕鼠器下的老鼠——这似乎是一种英国中上阶级秘而不宣的共识。若将它印在茶杯上，便是那句“Keep Calm & Carry On”（保持镇静，砥砺前行）的玉律，据说来自强调隐忍的罗马的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哲学，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砌成行为典范，代表着某种紧锁上唇、冷静应对、处变不惊的处世哲学，又被“二战”时的丘吉尔政府制成传单，在伊丽莎白公主演说辞的强大感染力下，携带着落日熔金的帝国风范，从布满弹孔的云朵撒向了人间，且一口气撒了245万份。
有人专门从网上买了“Keep Calm & Carry On”的全套杯盘，有人在如厕时，手握毛巾吊环，假装低头读报，做出“即使在家办公，也要保持通勤感”的励志样子；有人花式晒狗，还有人在花园里升起了“Keep Calm & Carry On”的彩旗。脸书和Instagram成了瘟疫时代的私人影院和家庭T台，其荒诞性与点赞数恰成正比。天气也十分配合，封城之后，几乎每天都是“今天真是个死而无憾的好日子”（Today is a Good Day to Die）的那种好，蓝天白云，没有一处败笔。许多大户人家的花园被担心失业的园丁们打理得更仔细了，每块草坪都像用梳子精心梳过似的，玫瑰也开得恍若1939年的薇拉·林恩（Vera Lynn）。林恩是“二战”期间英国当红的女歌手、作曲家、女演员，她最有名的曲目之一是《我们会再相会》（“We’ll Meet Again”），脸书上亦充斥着《我们会再相会》的各种版本：和外祖父母，和情人，和度假胜地爱琴海，和一只叫獾獾的狗，和唐人街的粤菜，和意大利熏蛋，和法式大餐……
窗台上挂满了儿童绘画作品，那种“骄傲节”才有的彩虹，此刻成了民众与全民医疗服务的定情信物。与此配搭的，是一只只从箱底扒出来的泰迪熊，又或圣诞节才能看到的灯花。一连八周，BBC各台不遗余力地释放着同一个信号，“Stay Home, Save Lives”（居家，保命）。“Keep Calm & Carry On”一族们也非常耐心地配合：遛狗时，眼观八方，绝不抢道；在户外吸取维他命D时，远远避开行人；买菜时，踩准超市门口两米一距的黄线。不开游艇聚会，不去瑞士滑雪，不去南非看珠鸡……皆成了一项项英勇的牺牲。每个礼拜四晚上8点，大街小巷就会爆发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站在各自的花园中央，举起双手，为NHS的全体员工击掌鼓气，眼含热泪，情真意切，就像“二战”时为频频发射“大满贯炸弹”（Grand Slam）的英国皇家空军鼓气一样。
即使如此，放松封锁之后，一些人却终于还是经不起艳阳的挑拨，纷纷带上野餐设备，驾车出行了。于是电台里便出现了那种“在湖区的长椅上小憩，感染几率有多大”的热议。因为景区仍处于感染率的风暴中心，景区居民频频央求游人止步。
游人不觉有碍，决策者也不见得分外上心。3月23日英国封城之前，鲍里斯·约翰逊还在大大咧咧地和新冠病人握手，秀亲民照片，全然无视防疫学家们刚刚颁布的“社交禁令”——彼时是2020年3月3日，离疫情在武汉的爆发已过了整整两月。超市里几乎没人戴口罩，市场上也没有口罩，口罩已被华人买走支援灾区去了。重症病房内亦没有足量的PPE和呼吸机，边境关口畅通无阻，没人检测从疫区到达的蜂拥人潮；大型聚会亦照常不误，酒吧和娱乐场所也咬紧牙关死撑到底——没有官方的禁开令，关门后就拿不到商业保险的赔付。租金像脚镣一样沉重，每张嘴都要吃饭。
与此同时，我们被告知要“勤洗手”。洗手时要洗20秒，要有宗教感、仪式感，要虔诚，有人还恶搞式地配上了“最佳洗手歌谣”，比如A-ha乐队的《接受我》（“Take on Me”），还有《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约翰·凯奇的《4分33秒》（“4’33”）等等。“二战”口号“Keep Calm & Carry On”被再次频繁提起，仿佛只要边洗手，边唱歌，平民草芥也可以像鲍里斯·约翰逊那样万寿无疆。
母亲节，卖花的小贩仍冒着感染风险，站在露天市场里苦苦叫卖。花卖不出去，花种和肥料钱，以及昂贵的地租，便将化作泡影。次日，电视上便出现了鲍里斯·约翰逊指鹿为马，责骂卖花人“不负责任”的评论。
直到封城前的最后一周，我们村里的小酒吧仍照例挂出“今日特价”的小招牌；我因为断然谢绝了一块从朋友手中递过来的蛋糕，而被怀疑因连日关注武汉疫情而染上了躁狂症；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活动策划者，都在一丝不苟地谋划着6月份的假日管弦音乐会，或一年一度的乡村啤酒节……我挨家挨户地敲门，像清教传教士一样，鼓动我的邻居们少去人多的地方，保持社交距离，自制口罩，但听进去的人却少得可怜——因为新闻里每天都在说，英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全民医疗服务完全有能力应付，养老院不会出现群体感染，医院不会出现群体感染，监狱不会出现群体感染……
当“群体免疫”的概念被一些科学家提出来之后，决策者更兴奋了。还有什么比让瘟神做主，拿着花名册自行点名更轻松（廉价）的应对方式吗？自由主义的先驱之一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早就说过，人类不能废止“适者生存”的法则（the law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何况直至今天，依旧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实践能反驳群体免疫的科学性。不仅如此，它还得到了不少心怀抗战情怀的科学家们的支持，比如战后一代的环境科学家、剑桥大学的博士、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一的克里斯·霍普（Chris Hope）就大胆建议：“自愿感染，应作为隔离策略之外的另一种可选途径，当自愿感染者结束隔离并获得一定的抗体之后，他们便可回归正常生活，而不会对其他人带来伤害”。[2]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那种小年轻一窝蜂到海边玩耍的画面。不少青少年还断章取义地将此视为“义举”，与“二战”时的主动出击混为一谈。
恐慌（Panic）是可耻的，许多英国人至今还在为1979年和2012年的“汽油抢购事件”而汗颜。如果你看到穿得像银行家模样的人，在杀完人之后踮脚逃跑，还不忘用地铁出故障时播音员的平稳语气请人让道，“不好意思，刚刚杀了几个人，此刻正在跑路，麻烦借过”——这一定是在英国；如果你看到汽油、面粉和厕纸竟全被抢光，超市空空如也，一个老头拎着一只可怜的空篮子，向货架抛去绝望的凝视，这也是在英国。“Hypocrisy”（虚伪），一直都是英式英语中使用率颇高的一个词。
二 “新冠死”还是“贫穷死”？3月23日，封锁开始了。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包括增加晨跑公里数，适当减少给门把手消毒的次数，每日只刷两次马桶等，却仍旧无法做到“Keep Calm & Carry On”。一夜之间，街道变得荒凉起来。除了超市以外，所有的商铺都关门了，包括穷人们经常光顾的慈善店和旧货市场。四季商人遍布的露天市场，此时成了鸽子的聚集地，我甚至还在某个夜晚看到了野狐。厄运将至，城市无暇顾及它清冷的外表，唯有死神和夏花争夺着呼吸。
电视里不时闪现开着漂亮私家车的美国人，在食物银行门口排成狭长车龙的画面。4月11日的华盛顿，160万人食不果腹，不得不靠食物银行度过饥荒，这个数字是平时的两倍。到了5月28日，在过去10周的封城中失去了工作的美国居民，达到了4000万人；5月最后一周，有210万人填写了失业救济申请……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一场隔岸观火。全球化时代，没有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封城不到两周，因疫情而失业的英国人口就达到了200万。[3]一旦失业，除了一种叫“统一福利”（Universal Credit）的低保，基本别无选择。25岁以上的单身人士，每月411.51英镑，一对夫妻596.58英镑。这笔钱需要用来支付住房之外的所有开支——若有幸能申请到“政府廉租房”或“住房津贴”的话。从填表到入账，是一个望穿秋水的过程，最长可达5周。而很多人等不到第5天，就已经断粮了。[4]
在我工作的英国食物银行，领取食物的人数持续暴涨，我们不得不减少每份配额的分量，甚至狠心送走没有“食物券”的客人。“食物券”是地区委员会、公民服务中心、就业中心或医院等机构发放的，没有它，就不能证明“领取食物的合法性”。这是19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的伎俩，《济贫法》中所谓经济状况调查的一种。我们都很不喜欢它，但我们都没有办法，尤其在瘟疫蔓延的时代。我们每天必须在“有券”和“无券”中做一个选择，就像我们必须在“新冠死”和“贫困死”之间做选择一样。这种选择题让人脊背发凉，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被一根不相识的手指按下删除键，像一个多余的标点。虽然我的工作不过是闷声不响地戴上手套，将捐赠的食品安检、称重、打包，转交到饥饿的人手里。
本能地担心基本的生存问题，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和每个好朋友都通了视频电话。凯特是剑桥某学院古籍处的一位兼职图书管理员，她在三年前的一次分娩之中，染上了严重的膝关节病，必须依靠频繁的注射和物理治疗才能维持行走能力。她的丈夫是一位工地电工，顾客多为小型公司和工厂。他俩当中只要有一人失业，他们一家三口就得搁浅，像礁石丛里一艘满是补丁的船。
“还好，封锁期间，我们有80%的工资拿。”凯特说，手中捏着一只橡皮玩具，他们的儿子，一个3岁的骑士，正骑着塑料木马，在凌乱的地板上冲锋陷阵。我还来不及舒气，凯特又说：“可谁知道这80%能拿多久呢，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意识到她已不是七年前我们刚认识时，那个妙语连珠的单口相声演员。慢性疾病、昂贵的房贷、一场意料之外的难产、对全民医疗服务是否能存活的担忧……已经把她变成了一个愁绪满怀的人。
“80%”，是一种叫“休业工薪”（Furlough）的疫期应急机制，它是英国工人自工业革命伊始，与资本家斗智斗勇的结果——依据《1996年就业权利法》第44条（Section 44 of the Employment Right Act 1996），雇员有权拒绝进入危险的工作环境并获得经济补偿。于是疫情初期，包括工党在内的反对党、工会和各种权益机构，就开始不断地对执政党施压，最终赢得了这项急救措施。受疫情影响，当大部分经济活动被冻结，雇主付不起员工工资，又不想解雇员工时，“国家”便暂时替代雇主的角色，为其员工发放80%的月薪，上限为2500英镑。另20%，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则由雇主自行支付。
“80%”一出台，那些口口声声爱国爱保守党的大老板们，立刻把赡养自己员工的义务推给了“国家”。至少63位顶级富豪，包括25位女性亿万富翁，理所当然地，把工资支付单扔进了“休业工薪”的大口袋。
维珍航空公司的老板之一，身家47亿英镑的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不仅是全球排名312位的富豪，还是一位爱国爱得十分投入的企业家，身穿国旗西装，飞机上印着国旗女郎，据说连最喜欢的食物，也是英国最传统的牧羊人派（Shepherds Pie）和礼拜日的烤肉午餐，最喜爱的乐队则是性手枪（Sex Pistols）——不过避起税来，他可能也会表现得十分爽快。他的避税天堂是内克岛（Necker），一个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买下的加勒比海小岛（如对外出租，它每天的租金可达37000英镑）。十四年前，他就把家搬到了那里（据说纯粹出于健康原因），作为不在英国长住者，他只需交纳他在英国部分的收入所得税即可，至于国境以外赚的钱，则无须交纳任何税收。疫情爆发之后，他声称“难以为继”，乞求执政党拨给他5亿英镑贷款——如果政府想要保住维珍大西洋航空（Virgin Atlantic）近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的话。
与此同时，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也将准备炒掉近12000名员工；瑞安航空（Ryanair）则计划砍掉15%的岗位，劳斯莱斯也宣布了8000个岗位的裁减计划。
迫于失业大潮的高压，保守党最终同意给维珍大西洋航空8000名员工发放80%的工资。巨富菲利普·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的“阿卡迪亚帝国”旗下的时尚产业，亦有14500名员工获得了此项援助；时尚品牌大咖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员工的生计交给了“国家”，尽管她极为富有。
目前，全英有超过840万企业员工，靠“国家”颁发的“80%”的月薪为生。看起来很慷慨，这笔钱却并非真的出自“国家”或任何一位政府议员的口袋，最终还得纳税人慢慢偿还。至于要还多久，有人说是十年，有人说是几代。
三 处境堪虞的前线工人疫情把一个原本就泾渭分明的世界，切割得更彻底了。一部分人过上了在家办公的生活，线上开会，线下遛狗，摄取每日必需的维他命D。另一部分人，被一个稍嫌陌生的单词托出了水面，“Key Workers”（前线工人）。
“全凭这些勤劳勇敢无畏的‘前线工人’，我们的社会才得以在如此特殊的时期，维持着正常的秩序。”——自封城之后，针对“前线工人”的赞美就开始层出不穷，人们称他们为“英雄”，门窗上也前所未有地冒出了“Thank You”（感谢你们）的字样。然而，现实对于“前线工人”来说却一如既往地冷峻骨感。“前线工人”的死亡率远高于在家办公的雇员，在医护、餐饮、服务、食品加工等行业中，仅2020年3月到12月，男性雇员平均每10万人，就有64.1—66.3人死亡；女性死亡数，则为27.3—33.7不等。[5]
在英国人民集会（The People’s Assembly）2020年5月6日剑桥的Zoom会议，我遇到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中年母亲尼基·迈耶斯（Nicki Myers），她仿佛肉身被捆绑在礁石上，看起来焦虑极了，那是一种任何语言都无法慰藉的、近乎永恒的绝望。
“我的儿子是一位看护。”她边说，边揉着湿润的眼睛，“他做看护很久了，直到最近，因为疫情的缘故，才获得了加薪。说是加薪，也只是加到了每小时9.22英镑而已，这点钱，根本就不足以维持他在剑桥市的基本生活。”
“看护”是“前线工人”的工种之一，肯·洛奇的社会写实主义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中的女主人公艾比从事的营生，即每天一起床，整个身体就仿佛被分割成一块块的魔方，必须一刻不停地转动，试图把自己按时按量地转进不同的街区和房间，以期在30分钟内，顺利地完成从洗漱、喂食到清洁到精神抚慰等一连串高强度任务。英国内政部却将其视为“低技能工种”，反映在移民政策上，年薪达不到25600英镑的看护，根本不予引进。
我婆婆的看护费高达每月4000英镑，每天为她洗漱、擦身、换尿片的看护们真正到手的却只有国民最低时薪。设想她们也获得了加薪，按每小时9.22英镑计算，每次实际工作时间为半小时，其实也不过只有4.61英镑，而一趟单程巴士就得花掉至少2.5英镑，就算是自己开车，汽油费也不是个小数字。不仅如此，他们还不能生病，不能打盹。看护公司在他们的腰上拴了一根隐形的绳子，有单不接，咔嚓一声，这根绳子就没有了。在投100份简历也得不到一个回复的时代，这根“绳子”，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救命稻草。
一位新冠重症病人对媒体说，这个病非常恐怖，咳起来就像“喉咙被碎玻璃卡住一样”。然而直到4月25日，“‘前线工人’必须获得检测”的条例才终于被决策者写进议程，照顾婆婆的看护们才总算拿到了检测排期。对此，执政党的解释是，看护毕竟不是NHS的员工，不应什么都由国家负担。
4月中旬，英国疫情进入高峰期。每人每天只能户外锻炼一次，和自家住户以外的人碰头或买菜看病之外的出行，都属违法行为。警察们像秃鹰一样，盯着公路沿线，无人机也不断地盘旋在各个城市上空。一切努力，只为一个目的：“活下去”（Save Lives）。
我的脸书好友、在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工作的泰裔护士纳帕可·莫利纽克斯（Napak Molyneux），在其结婚周年纪念日上写道：“他说只要我每天都能活着回家，就是最好的礼物。”
因决策者没有和武汉或意大利同步采购PPE，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全球化亦把这个曾经举世无双的工业大国打到了“连技术要求较低的PPE也无法生产”的境地，再加上连续十年对全民医疗服务运行经费的削减，2020年3月1日起的整一年间，英格兰至少有77735名NHS的医护人员感染了新冠。[6]
悲歌易水，葬钟萧瑟，鲍里斯·约翰逊的首席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却带着夫人孩子，以“怕夫妻双双生病，孩子没人管，不得不求助父母”为由，驾车260英里，回了一趟爹妈家。次日又以“测试视力是否适合开车”为由，在返回伦敦的路上，绕道一个多小时，带着夫人孩子去逛了一趟城堡。
与此同时，在滨海利（Leigh-on-Sea），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小城，菲律宾裔护士阿依恩（Ayen）正穿着透明垃圾袋做的防护服，戴着太阳眼镜，奋战在阻击新冠的前线。四年前，阿依恩经历了一场持续几天几夜的难产，留下了产后高血压等各种后遗症。作为感染几率极大的高危群体，她本不该被派往前线。当她的丈夫，一个愤怒的波兰移民，通过脸书给我发来她的“工作照”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武汉和意大利医护人员用感染和死亡书写的前车之鉴，对这个“Keep Calm & Carry On”的大英政府来说，竟丝毫没有任何警醒作用。
那么多的眼泪，全化成了干涩的数据和纸灰。
两周以后，阿依恩果然被感染了，NHS没有专门为她准备的隔离病房，作为轻症患者，她被告知“回家休息”。她在家里待了3周，不敢和丈夫孩子接触，只能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她的丈夫，穿着DIY的“防护服”，像给囚犯送饭一样，小心翼翼地把食物放入半掩的门道。3周以后，阿依恩又重新回到了前线。
鲍里斯·约翰逊和大卫·卡梅伦1987年在布灵顿俱乐部门口的那张合影，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不是因为被摄对象的燕尾服剪裁得有多到位，也不是它那贵族气十足的假领，而是人物眼神中的傲慢。那是一种世袭和被授权的傲慢。他们的同窗，今日英国贵族学校的倡议者托比·扬（Toby Young）曾如是说：“当你看到这张照片时，你看到的是一群上流社会的男孩，口含生而为王的资格，对自己在二十五年后，必将成为统治者的宿命心知肚明。”
在独立纪录片《当鲍里斯遇上卡梅伦》（When Boris Met Dave，2009）中，弗朗西丝卡·弗格森（FrancescaFerguson），当年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的一位学姐，还向观众们讲述过一个奇异的伊顿校园生活事实：“如果你家有很多很多的钱，你又正好来自北不列颠，你就可以扮演一个社会主义者，还可以来点口音。当年每个人都假装自己是黑人，听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鲍里斯·约翰逊的妹妹瑞秋·约翰逊（Rachel Johnson）觉得那张合影“就像它所展示的那样，一脸无知，一脸特权，对进不了伊顿学院的穷人及其生活一无所知”。
不管执政党声称自己有多自由主义（liberalism），他们对苦难的想象力却是有限的。别说抵达那个“人们把行李顶在头上，冒着烈日，像象群一样走路回家”的印度，就是抵达他们自己的领土，恐怕都有一定困难。
如果这种想象力的匮乏是天生的，如果这种匮乏又得到了至高权力的喂养，将会饲育出一个怎样的怪物呢？
在感染新冠被救活之后，鲍里斯·约翰逊曾黄发蓬乱、眼含热泪地发表过一番感人至深的演讲，向照顾了他七天七夜的圣托马斯医院的医护工作者们致以最高的敬意。两位拥有移民身份的护士——从新西兰来的詹妮，以及从葡萄牙来的露伊，还分别获得了他的礼赞。讽刺的是，向移民医护大献爱心是他，鼓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带领脱欧派欺瞒拐骗，在悬崖上纵身一跳的也是他，2017年，投票反对给全英护士加薪的还是他。他所代言的保守党，反对护士加薪的票数高达313票，一举压倒了支持方（工党256票，苏格兰国家党35票，自由民主党12票，绿党1票），护士们的薪水因此不得不维持自2012年以来每年低于1%的涨幅[7]，相比承星履草的付出和不断上涨的菜价——这个惨状，直到2018年夏天，保守党为赢回2017年大选中被工党抢走的民心时，才勉强得以改观。
保守党不愿为全民医疗服务付出，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十年前甚至更早，它就已经在打私有化全民医疗服务的主意，其方式和当年的铁路私有化如出一辙：先加大紧缩，让全民医疗服务变得低效，再找机会切割变卖[8]。今天，全民医疗服务因缺少经费，贫血缺钙，行动越来越迟缓，还面临着44000个护士职位的严重空缺。
在如此严峻的医疗资源空缺面前，保守党的回答始终如一：“2008年经济危机后，国库负债累累，哪来的摇钱树啊？”而鲍里斯·约翰逊的个人投票记录却显示，他曾8次反对针对大集团、大公司和银行的增税，4次反对追查“避税港”的避税（另有一次缺席）。不仅对资本家分外慷慨，鲍里斯·约翰逊对自己也很慷慨，以“平衡通胀”（inflation-busting）为名的《2020年议员加薪提案》，他眼不眨就通过了。自2020年4月1日起，议员们的年薪便从79468英镑，升到了81932英镑，[9]是资深护士的3倍。
四 作为新冠并发症的现代奴役制以赛亚·伯林说：“英格兰就像是一个古老的慢性病，每天下午左膝盖和膝盖骨下方的左腿，恼人地疼，但又不至于疼到必须躺倒的地步，很可能无药可治，也足以让人抓狂，但又不至于引发真正严重的危机，除非所有的并发症都搅和在一起。”[10]
一语成谶，新冠把英国所有的并发症都搅在了一起。而最为隐秘的并发症，莫过于被资本主义文明走私进来的现代奴役制了。
打开广播，几乎每天都是前一天的重演。有段时间，我干脆关闭了所有的新闻通道，但“清洁工之死”的消息还是刺破了纸背，像白骨那样伸了出来。那位清洁工叫伊曼纽尔·戈麦斯（Emanuel Gomes），看起来60多岁，黑皮肤，几年前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来到伦敦，成了一名清洁工，其工地包括威斯敏斯特的英国司法部。疫情期间，偌大的司法部一片冷寂，全无打扫必要，他却每天乘坐公交车，准时来到司法部。没有人知道他几时染上的新冠，只知道他在发着高烧、食欲锐减、昏昏沉沉的状态下，继续打扫了5天，后来被一位同事送回住所，当天就去世了。那是4月23日，英国疫情的高峰时段。死亡数字像白色的花粉，在空气里悬浮。
好心人为伊曼纽尔·戈麦斯网筹了10000英镑，心绪难平地把他的骨灰送回了家乡。[11]
清洁工不敢请假就医的原因很简单，他请不起假。因为他的公司，OCS，英国一家大型国际保洁维护服务集团，不愿为其雇员发放病假工资。如果他生病了，只能领到英国统一发放的“法定病假补贴”（Statutory Sick Pay）。疫情期间，这笔补贴比平时稍微提高了一丁点，即每周95.85英镑。卡洛斯·阿尔贝托（Carlos Alberto），一位来自巴西的61岁清洁工，因不敢冒险上班，3月18日到4月19日期间仅仅拿到了420英镑。这点钱，在单间月租金至少700英镑的伦敦，根本无法生存，尽管疫情一开始，政府就宣布了“可缓交租金”的政策。但“缓交”不等于“不用交”。为了9.08英镑的时薪，伊曼纽尔·戈麦斯只能继续工作，孤独地打扫着空荡荡的司法部。生前，他曾两次旷工，参加“世界联合声音”（United Voices of the World）的罢工，要求OCS发放“病假工资”，其间分文无收，却两次都以失败告终，感谢被撒切尔政府制服的工会。
尽管保守党常用“又来挑起阶级斗争”回应左派的批评，但“清洁工之死”却显而易见是一个现代奴隶制的标本。那些每日进出司法部的衣冠楚楚的人，没有一个曾过问“清洁工”的存在。“清洁工”是隐形的，如同和他命运相似的数以百万计的“前线工人”：保育员、看护、厨工、烘焙工、食品检测员、巴士司机、地铁调配工、超市搬运工、环卫工……他们无声劳作，拖着疲惫的影子，像拖着一个几近融化的黄色问号：谁为亚当·斯密烹调晚餐？[12]
5月15日，我参加了由工党主持的在线会议“不成比例的感染者”（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萨拉·欧文（Sarah Owen），中英混血的工会会员和工党议员，再一次以肯定的语气说道：“封城对低薪阶层的影响是巨大的，死亡率在贫困人口中的比例超出在富裕人口中的两倍，这就是不容置疑的阶级问题。”
“清洁工之死”因具备司法部这一戏剧性背景而可见，更大规模、更为普遍性的现代奴役，却往往是隐性的、不易觉察的，像集装箱上的寄生物，被面积庞大的标识和彩漆掩盖着。
马来西亚凭借丰裕的橡胶资源，供应着全球三分之二的医用手套。顶级手套（Top Glove），世上最大的医用手套工厂，是马来西亚橡胶手套之王，拥有每分钟115000只、每天1660万只手套的生产力，因此成了瘟疫时代的最大赢家。
欧洲告急，顶级手套的利润在过去的3个月内猛增了366%，股票价格比2020年1月翻了3倍。而它的19000名工人，包括从周边穷国（比如孟加拉、缅甸和尼泊尔）漂来的移民工，却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了保证工厂24小时不间歇作业，他们每天必须工作12小时，每周上岗6天，每天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工厂门口验体温，还经常被要求加班，且即使迟到一分钟都会被克扣工资。
这些工人本来拿的就是当地最低工资，即每月225英镑，此外还要偿还“招工中介”约5000美金的招工费，以及每月10英镑的住宿费，而他们的居住环境简直就是新冠的温床：24人小通间，没有厨房，铁架床全挤在一起，所有人共用一个厕所。在新加坡，同等恶劣的居住环境，已经导致过一次新冠大爆发，顶级手套却不为所动。我们在英国超市里享受的社交距离，在这些移民工聚集的血汗工厂里，根本就是个笑话。在顶级手套的生产地，吉隆坡或泰国的分工厂里，第四频道都拍到了工人们鱼贯涌入厂区的画面。
英国最大的医疗用品经销商之一Polyco Healthline曾向全民医疗服务出售过无数由顶级手套生产的手套。2020年4月，280万只防护手套从顶级手套的工厂抵达英国，其英国经销商是Polyco Healthline的子公司BM Polyco。在残酷的视频面前，该子公司的发言人称不会把这280万只手套卖给NHS，并表示“卖给全民医疗服务的手套，全部来自一家A级别的顶级手套子工厂”。[13]
20世纪80年代去工业化以前，英国有过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结实精工的劳保鞋、上等皮革制造的安全带、体面的工资、整齐的住宅区和门口的小花园、铜管乐队……皆是彼时的生活写照。一支叫Grimethorpe Colliery的矿工铜管乐队还曾西装革履地上过国家音乐厅的舞台，并摘下了全英铜管乐比赛的桂冠。随着资本向全球廉价劳力地区的转移，这些画面很快就被鬼城般的空气氧化了，不到十年，许多工业胜地就成了锈带。新冠的入侵，以极其不平等的方式，激活着这段屈辱的历史。尽管如此，在工人被批量下岗，工会被斩断了胫骨，几乎所有的日用品，甚至连PPE或呼吸机都有可能来自血汗工厂的当下，谈论工人的社交距离是奢侈的。在英国，42336名前线工人和其家属中，就有4.8%被测为阳性，而20620名医院和实验室受试者中，9.3%为阳性，其实际人数要少于前者。[14]单伦敦一地，就有33名巴士司机死于新冠并发症。愤怒的巴士司机们在新闻讣告上写道，我们像柴油一样被对待。
1863年，古典自由主义者引领了废奴运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全球化后，新自由主义者却将蓄奴主义重新包装，戴上“自由市场”的花冠，巧言令色，又不动声色地运回了历史舞台，且丝毫不觉有任何道德负担。在他们的眼中，现代奴隶制是不存在的，因为雇主和雇工之间，不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那种板上钉钉般的产权关系。
人是自由的，自由市场给予了一个个体所需要的最大的自由度。就像韩国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张夏准（Ha-Joon Chang）借“童工制”讽刺的那样：“工业革命时代，数百万计的儿童，因其矮小的体格优势，成为挖煤工、烟囱清扫工或纺织工。所有的工种中，以棉纺最为危险，因为棉纺中产生的空气污染，令很多儿童活不到成人的那一天。于是有人提出要修改劳动法，将9岁以下的儿童视为非法童工，9到16岁才有上岗资格，且每天不能上岗超过12个小时——这就比成人的工作时间一下子少了4到5个小时。于是那些议员们，那些工厂老板们、那些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便为此吵翻了天，其中最强有力的反驳是：‘这项修改根本性地颠覆了自由市场的原则’，即‘订立合约的自由’（the freedom of contract）。孩子们需要工作，工厂老板们也有意雇佣他们，何罪之有呢？”[15]
换言之，你若嫌做清洁工太苦，手套生产线过于密集，开公交车享受不到社交距离，那么你可以去读书，去拿学位，去考律师执照……自由市场里并不存在那根叫铁链的东西，不是么？
五 反封城运动在右翼主导的“反封城运动”中，亦隐约透露着对现代奴役制的默许。事实上，自疫情初始，右翼中“反对封城”的声音就一直比左翼高亢。4月20日，病毒横扫美国，纽约风声鹤唳，茶党画风的一群中产右翼，却打着“不自由毋宁新冠死”（Give me liberty or Covid-19）和“我们要求理发”（We demand Haircuts）之类的口号，呼吁解除封锁，与此同时，他们也支持特朗普连任。在英国，反封城运动也一点没耽搁地上了街，在与警察的对峙下，还表现得相当勇猛。执政党表面阻拦，内里却是渴望尽快解封的——毕竟，每封一秒，都是在损失真金白银，单“休业工薪”一项支出，就是每月140亿英镑。尽管这笔钱还是远远少于2008年经济危机时，纳税人欠下银行的1370亿英镑巨额债款。[16]
5月4日，英国的每日感染人数仍在四位数以上，保守党要员格雷厄姆·布雷迪爵士（Sir Graham Brady）就已经失去了耐性：“全民医疗服务已经脱险了，它没有被病毒击垮，所以我们应该尽快解封。相信我不是那个唯一听到雇主抱怨的人，许多迹象表明，人们似乎不情愿听从复工指令。让人放弃80%的休业工薪，想必是有难度的，民众显然更情愿赖在家里。”
5月5日，英国死亡人数过32000人，达到了全欧最高[17]，“复工计划”却已公然进入议会议程。为“复工”做铺垫的“复课”首当其冲，执反对立场的工会，提出只有以下5个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才会支持教师复工：
·超低感染数；
·充裕的防护措施：包括设定公共空间以及校园空间的社交距离，为教职员工发放合格的PPE等；
·大批量检测；
·一旦出现感染案例，与之相应的紧急隔离措施；
·有疾病史的教职员工必须留家办公。
工会因此再次成了右翼的众矢之的。“可恶的工会”“一个死亡率只有0.28%的病毒，就把整个世界吓成了这样”“有如此胆小的老师，才有如此怯弱的国民”……保守党支持者的脸书页面上，类似的言论，随处可见。
右翼抵触“封城”的原因，可以用北爱尔兰作家理查德·西摩发表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的评论概括：“鲍里斯·约翰逊不会说我们要为资本主义而死……但他的政府却反复强调，4个礼拜的封城就是3%的GDP降幅。他们历来如此，他们对疫情严重性的否定，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和阶级歧视一脉相承，就像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汉堡的死亡：1830—1910年霍乱时期的社会与政治》（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里呈现的那样，同样的意识形态，导致了10000人死于19世纪一场暴发在汉堡的霍乱。”[18]
历史重复上演，右翼中的反封派们却不为所动。保守党的时评人、私立学校的倡导者托比·扬甚至还为此建了一个网站“封城怀疑论者”（lockdownsceptics.org）。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当我们计算新冠死亡时，封城导致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贫困人口的死亡算不算？”彼得·希钦斯（Peter Hitchens），另一位右翼作家，也几乎从封城的第一天起，就在各种媒体上大声疾呼：“英国必须赶紧解除封锁，恢复商业，否则就太晚了。我们在花那些不存在的钱，我们此刻发给民众的休业工薪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几代纳税人的钱可能都还不清。”
“给人民发钱”无异于“培养懒汉”，这是新自由主义右翼的共识。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里，“劳役是一种天职，工作即苦修”的偏见，甚至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精神推动新教改革的时代。1910年，英格兰西部小镇克拉德利希思（Cradley Heath）的铁链女工，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罢工，3个月分文无收，牵萝补屋，连祖母们都参与了，主动面对镜头，拉下领巾，露出被劳役榨干的瘦小身影，上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才总算争取到了加倍的时薪，即22先令，仍远不及男工。涨薪尚且如此艰难，就不要说“发钱”了——即使这笔钱，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反封派的理由还包括，如果短时间内研制不出疫苗，或未来始终不会有疫苗，那么所有针对病毒的极端措施，包括对个人自由和信息自主权的让渡，本应陪父母度过的临终时光，最适宜儿童大脑发育的早教时光等等，所有这些经济生活以外的巨大牺牲，都将化为泡影。与其如此，不如在温和地采纳一些防护措施的同时，坦然接受病毒的洗礼，就像201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说的那样：“如果封城的经济代价是零，社会代价也是零，那就封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封城的代价太大了，因其他疾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出现的额外死亡，隔离导致的儿童心理创伤，以及‘二战’以来最高的失业率等等，如果无法平衡这一切，封城的弊害便将远远大于依赖封城而获得的防疫成绩……死亡是一个敏感地带。但你若把它交给经济学家，他们则有一个独特的看待死亡的方法。他们不算死亡率，他们是这样计算的：如果你20岁就死了，这是很大的损失；如果你已经85岁了，尽管依然难舍人世，但在某种程度上，在对未来潜力的估算上，20岁的生命，显然就比85岁的生命更有价值，这就是统计学中的‘失能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迈克尔·莱维特的话有道理么？从数据上看，它仿佛是无可挑剔的。截至2020年5月5日，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的32143名死者当中，95%的死亡与过往病史有关，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死亡率最高，占了20.4%。[19]又据4月2日全民医疗服务的统计数据，80岁以上者占了新冠死亡人口的53%，60—79岁者占39%，40—59岁者为7%，20—39岁者则不到0.1%。也就是说，死于新冠并发症的，绝大多数是老人。英国每年平均死亡人数60万，其中大部分也是老人。[20]剑桥大学统计学教授大卫·斯皮格哈尔特（David Spiegelhalter）说，在80岁以上的老人中，每年因其他疾病死亡和感染新冠去世的概率是一样的，都在10%左右。
相比之下，贫穷的杀伤力，确实一点儿都不亚于新冠。在英国，每个冬天就有约9700人因为没钱支付暖气费受寒而死。[21]而封城正以火箭般的速度，加速着本就已经深不可测的贫富分化。
但这是否就注定了“老人”和“穷人”之间，二者必取其一呢？美国左派时评人以斯拉·克莱恩（Ezra Klein）在推特上回应道：“这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想象力的缺乏。”这条推特，眨眼间被转发了16.9万次，大致代表了左派针对疫情的普遍立场：1. 绝不在风险下复工；2. 以类似“休业工薪”的形式，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3. 增加公共卫生投入，等待疫苗的出现。它的道义性，在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论述里，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病毒在地域和经济生活中的扩散，依赖着霸权经济模式中那些早已存在的裂缝与缺陷。”[22]
细想起来，大卫·哈维的理论的确很有见地。如果不是2008年经济危机，政府保银行不保冻死骨，就不会导致长达10年的公共福利紧缩；如果不是紧缩，全民医疗服务就不会大量失血，以至于到处拆东墙补西墙。而正是这万不得已的东拆西补，导致了数万老人的死亡。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是，3月7日，为给新冠病人挪出床位，在无法一一做病毒检测的条件下，全民医疗服务狠心下达了15000份出院通知，其中包括许多老人，他们刚露出一丝好转的征兆，就被迫不及待地送回了养老院。彼时，英国的感染案例已经超过了200起，安迪·琼斯（Andy Jones），我的一位在精神病养老院工作的医护朋友，仍得在没有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像平常一样硬着头皮继续上班。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4月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养老院内有7316人去世，其中死于新冠并发症的就有2050人——这只是短短一周内的数据。耄耋之年，人终有一死，但因传染病而死却是世上最孤独的死亡之一，别说吻别，就是见上最后一面恐怕也十分困难。第四频道拍到了“父亲在养老院中感染去世，女儿站在门外，伤心欲绝地敲打着双层玻璃窗”的画面，此中代价，是“失能调整生命年”无法衡量的。
英国左派自媒体播客诺瓦拉的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疫情开始后，就在书房里支起了一只麦克风，每天准时讨伐执政党的错误决策，每次长达一个多小时，雷打不动。6月初，英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50000，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诺瓦拉悲愤地发表悼词：“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空气里放置一个计时器或节拍器，每一声‘嘀嗒’代表一个生命，要多久才能到达50000？要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30分，要每一秒淌过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与遗留，要如此之久。”[23]
六 最糟糕的人管制着最坏的时代6月19日，感染人数1218，大部分的商店却已经开门了。逐步解封的方案包括：公共场合要戴口罩，恢复足球赛事（在现场观众为零的情况下），两户或多户人家可以在保持人均社交距离两米的前提下聚会，户外锻炼取消“粮票”制，想锻炼多少次都可以等等。
湖区的游人越来越多，三家豪华酒店预定7月4日重新营业。商店重开的第一天，普利马克（Primark）服装超市门口人山人海。人类显然无法控制生而为人的Akrasia[24]。在瘟疫或后瘟疫时代，如此茁壮的消费欲望，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本来就充满分歧和两极化的世界更分裂了，漂浮的大洋板块上，满目都是燧石的硬块。6月，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惨死鸣冤。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到纽约，从纽约到伦敦，从伦敦到柏林……“我不能呼吸”的呐喊瞬间淹没了大城小镇。游行队伍像推倒舍甫琴科大街上的雕像一样，将布里斯托尔奴隶贩子的雕像拖到了几米之外的港口，抛进了大海。也有人在一旁冷峻地说，不，这不是单纯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这是日积月累的阶级矛盾和生存恐慌，在瘟疫助燃下的一场激化。至少齐泽克也所见略同，他的原话是：“健康危机和其他危机混合在一起，成就了这场完美的风暴。”[25]
我最喜欢的英国调查记者之一乔治·蒙比尔特，认为这场灾难的根源是“最糟糕的人管制着最坏的时代”。我忍不住重温了那部叫《大白鲨》的灾难片，里面那位市长，因其下令“不许关闭海滩”的壮举，曾一度成为鲍里斯·约翰逊的英雄偶像。
对，没错，鲍里斯·约翰逊的偶像。首相是这样说的：“我们需要更多像那位市长一样的政客，当纳税人面对巨大的阴谋时，我们通常是谣言的唯一宿敌。”[26]尽管许多证据表明，大白鲨正在附近，笃定地，等待着它的晚餐。尽管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帝国学院的数学生物学教授，事后诸葛亮地说：“假如封城早上一个星期，半数以上的人可能就不会死了。”[27]好吧，即使是半数，也不少于25000人。
当人们咒骂政客们缺少共情、缺乏对苦难的想象力时，似乎忘了一点，这世上恐怕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拥护和赞美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比如在一个回顾撒切尔的演讲中，鲍里斯·约翰逊就曾情不自禁地赞道，她让无数人从政府廉租房里获得了私人产权，她制服了工会，她把水电交通等几乎所有的公共资源归还到私企手中……谁也不该因发家致富而羞耻：“当我们谈到公平，这世上16%的人智商低于85，仅仅不过2%的人智商达到130。这就好比筛玉米粒，筛得越厉害，掉下的碎末就越多，只有极少数优质的玉米粒能留在最上面……冷静想一下，今天富人交的税比撒切尔时代高得多，我们的0.1%，也就不过29000人，贡献了全英14%的税收。换言之，很多学校、医院的开支都是富人们支付的。所以我要问，在所谓的智识界眼中，凭什么富人就被描绘得那么卑劣？难道他们（富人）不应像那些在俄国斯大林时代参与了斯塔赫维奇运动（Stakhanovites）的劳工一样，被致敬吗——那些以人民的名义，超负荷挖矿，因而半数过劳而死的人？富人们应该被宴请，被授勋，我们应该开创一个税金英雄的新阶层，最顶上的那10%，都应该自动获得骑士勋章。”[28]
鲍里斯·约翰逊赞美撒切尔主义并不出奇，早在布灵顿俱乐部时代，约翰逊就是撒切尔的死忠粉，不只他，所有伊顿学霸基本上都是她的死忠粉。他们喜欢她，她也提携他们。她一鼓作气，以鲤鱼跳龙门的蛮力，让大半个英国褪去了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回到了自由市场和大资本家的怀抱。二十多年后，这群男孩从小贵族长成了财团守门人，他们的信念更坚定了。因为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底层阶级的生活跌到了谷底，工薪阶级只迎来了0.4%的工薪涨幅，而“1%”的收入，却涨了31.4%。[29]
吊诡的是，许多被侮辱和损害的人，也把持着同样神圣的道德优越感：自由市场是完美的市场，完美的市场中没有不义，只有不幸。穷人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天生智商低下。富人是自然界优胜劣汰的产物，富人创造财富，缴纳税金，所有人（包括穷人）都因此而受益。
只要一有机会，这些被侮辱和损害的人，就会像为圣诞节投票的火鸡那样，向“那位市长一样的政客们”投出真情实感的一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新冠卷土重来，最糟糕的人依然管制着最坏的时代。
注释：
[1]数据源自Statista官网，“Cumulative number of coronavirus（COVID-19）ca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UK）since January 2020”。
[2]Shivali Best,“ Brits‘ should be allowed to volunteer to be infected with coronavirus’”,Mirror, 29 April 2020.
[3]Tim Wallace,“ Two million people lose their jobs in record plunge”,The Telegraph, 8 April 2020.
[4]数据源自英国政府官网，2020年。
[5]关于英格兰2020年3月9日到2020年12月28日与职业相关的新冠死亡数据，参见英国国家统计局官网。
[6]Anna Bawden & Denis Campbell,“More than 77,000 NHS staff in England have caught Covid, shows research”, The Guardian, 25 May 2021.
[7]Dan Bloom,“All MPs who voted against a full pay rise for nurses in 2017-and why they did”, Mirror, 15 April 2020.
[8]Helen Buckingham & Mark Dayan,“Privatisation in the English NHS:fact or fiction?”Nuffield Trust, 15 November 2019.
[9]Andrew Woodcock,“ MPs handed above-inflation pay rise to £82,000”, The Independent, 5 March 2020.
[10]Isaiah Berlin, “To Angus Malcolm, 20 February 1946”, Letters,1928-1946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Andrew Woodcock,“MPs handed above-inflation pay rise to £82,000”, The Independent, 5 March 2020.
[12]卡特里内·马卡尔（Katrine Marçal）在《谁为亚当·斯密烹调晚餐：女性与经济学的故事》（Who Cooked Adam Smith’s Dinner: A Story About Women and Economics, 2015）一书中对传统经济学使用单一“经济人”假设解释社会经济发展提出质疑，并从亚当·斯密的餐桌开始，讲述“经济人”诞生的故事，追溯“经济人”的神话，回顾了“经济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13]Jonathan Miller, “Revealed: Shocking conditions in PPE factories supplying UK”, Channel 4, 16 June 2020.
[14]Ben Quinn,“ Number of key workers getting Covid-19 overtakes positive tests in hospitals”, The Guardian , 5 May 2020.
[15]“Five Reasons why Economics is Political”, New Economic Thinking ,11 December 2019.
[16]Rachael Krishna,“Some of these figures comparing the cost of the government job retention scheme to other government spending are wrong”, Full Fact, 10 June 2020.
[17]Thomas Colson,“ The UK has now suffer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ronavirus deaths in Europe”, Bussiness Insider , 5 May 2020.
[18]Richard Seymour,“Give them liberty, or give them Covid-19: Why the Hard Right is Fighting Lockdown”, The New Stateman, 3 June 2020.
[19]数据源自英国国家统计署，“Deaths involving COVID-19, England and Wales: deaths occurring in April 2020”。
[20]Harrison Jones,“Coronavirus deaths by age in England”, Metro, 3 April 2020.
[21]Owen Jones,“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UK are dying from the cold,and fuel poverty is to blame”, The Guardian, 27 February 2020.
[22]David Harvey,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an Age of Covid-19”,Tribune, 23 March 2020.
[23]数据源自诺瓦拉官网，2020年6月3日。
[24]Akrasia，希腊语，意为“意志中的薄弱点”，即消费社会中，剁手也抑制不住的欲望。比如，即使身在处处是风景的英格兰，也非得到湖区才能找到度假感。
[25]参见齐泽克演讲“新冠、‘黑人的命也是命’ 与革命”（Coronavirus, Black Lives Matter, and Revolution），2020年6月。
[26]Rachael O’Connor,“Old Boris Johnson quote on how‘Jaws’mayor is a hero’resurfaces amid coronavirus crisis”,The Irish Post, 12 March 2020.
[27]Abigail Gillibrand,“ ‘Professor Neil Ferguson is right’ insists Dr Hilary Jones as he weighs in on lockdown debate: ‘We could have saved lives’”,Metro, 11 June 2020.
[28]参见玛格丽特·撒切尔演讲，政策研究中心，2013年11月28日。
[29]Nin-Hai Tseng,“The rich got a lot richer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Fortune, 12 September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