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我与电影

在一片黑暗中藏着无尽的未知。

一道光投射进黑暗中，在光的世界里，有无数影子，它们或近或远，或实或虚，上演着一个又一个故事。有的逼真似现实还原，有的玄幻若天马行空，有的完整如回首一生，有的断章像记忆残存……这，就是人类的梦。人只在沉睡时才有梦吗？不，清醒时亦有梦，人类自己创造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电影。

同样在黑暗中，一道光投射在银幕上，上演着一个又一个虚虚实实、人生百态的故事……

一

我爱电影。

从小就爱，记不得第一次被爸爸妈妈带进电影院是什么时候了，只知道自此有了一种近乎迷恋的喜爱。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观影体验并不舒适，好一点的影院、剧场，椅子也不过是带翻背的硬座，没有可乐、爆米花，只有满地来不及打扫的瓜子皮。看电影的人很多，大概对太多人来说，看电影是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很小的时候，个子还没有座椅高的我，常常要坐在妈妈腿上或者坐在座椅之间硬硬的扶手上，有时为了避免挡住后排的人招致非议，妈妈还会让我把腰再弯一弯，这个总要摆出别扭姿势的小孩，却总能坚持一两个小时地一动不动。

那时候，电影开始之前，总会先在银幕上打出一幅幻灯片，上面是一个大大的“静”字，底下衬着一牙新月、几竿修竹。每至此刻，我都会主动充当义务提示员，冲着前前后后的人比画着“嘘”的手势，其实又有几个人会在意这个煞有介事的小孩？可我总觉着，一个神奇的时刻要来了，怎么能不屏气凝神地迎接？迎接那道神奇美妙的光！直到今天，进入设施完备的放映厅观影已是平常，讲究的人还有独享的家庭影院，我仍然觉得小时候排着队、甚至拥挤着走进电影院，一大群人为一个光影故事欢笑、悲伤，才是看电影的最浪漫方式。

我们这代人，可能是还对露天电影院有记忆的最后一代了吧。说是“电影院”，其实不过是一块空地，有时是操场，有时干脆只是大院里老人们冬日晒太阳、夏夜乘凉的地方，支起一块银幕（有时就是一块大大的白布），就立刻不一样了。露天电影最神奇的地方是银幕的前后都可以看，只是有一面所有的画面、字都是反的，小孩子们最喜欢跑到银幕背面去捣乱，可印象中我从来都是坐在银幕前方，和在真正的电影院里一样，目不转睛地从头盯到尾。心里始终觉着，电影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玩的。露天电影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放映员带来的拷贝可能和之前预告的完全不同，每每引来一片嘘声，可嘘归嘘，很少有人扭头就走，有电影看总比没有强吧。“今儿晚上放电影”，谁随口一句话，都能变成奔走相告的喜讯，但有时候也难辨真假。我永远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早早地搬着小板凳去占地方，当然就会有“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时候。

比起露天电影院的随意，正规影院的排片当然严谨得多。那时候影院总会在月末把下一个月的排片表贴在海报栏上，我这个忠实观众就会按着时间表，把每一部都看过才心满意足。错过了这家电影院，还有另一家，所有放映信息尽在掌握中！《少林寺》大火之时，影院按正常放映时间已完全排不过来，我记得我们一家去看《少林寺》是在后半夜，想来那时候居然已经有午夜场了。我先睡了一觉，迷迷糊糊地被爸爸妈妈叫醒，迷迷糊糊地被带进影院，一进去我就速醒，比谁都精神！影院有时候还会有更别出心裁的排片方式（也许是兴之所至），比如两部片子一起放，中间还间隔20分钟，观众看完第一部出来透口气，接着再进影院。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这样连着看了故事片《战上海》和戏曲片《朝阳沟》，致使我至今只要提到其中一部，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另一部，虽然这两部电影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后来有了电视，也依然挡不住我这个影迷的热情，按着排片表看电影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了中学时代。

要说那时候的电影也非常丰富啊，除了各大电影厂的新片，甚至还有很多1949年之前的影片复映，这些复映的影片大多是千挑万选的精品，其轰动程度有时远超新片。比如曾创下20世纪40年代放映纪录的《一江春水向东流》、20世纪60年代风靡男女老幼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还有更早的印度大片《流浪者》等等，年幼的我与它们初次相遇，半是欣喜半是懵懂，但爸爸妈妈问我好不好看，我一定是频频点头！而且，以我儿时的标准，时间长的电影比时间短的电影要好，这些可都是上下集的巨片啊，能不好吗？也因此，我自小就有了与父辈甚至祖辈共同的一些电影记忆。

还有那些新片，《甜蜜的事业》《瞧这一家子》《小花》《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等等，或清新或沉郁，或喜感或悲情，都在我面前展现着一个丰富的世界。那时候的电影，从里到外透着一股掏心窝子的真诚，即使难免用力过猛；那时候的演员，特别是那些年轻人，没有整容脸，没有炒作，朴素而明丽，即使同样难免用力过猛，但绝不会将“能把台词背下来”当成努力的标志。

谁说那个年代文化匮乏呢？今天，大家惊呼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光彩夺目，岂不知当年上海美影《哪吒闹海》《大闹天宫》早就是无出其右的巅峰？最早为中国电影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上赢得荣誉的是美术片——《三个和尚》，曾惊艳了柏林；今天，在院线看到的国外影片大多出自好莱坞，岂不知当年我们可以在电影院里看到秘鲁、智利等世界各国的电影；今天，大家习惯了各种类型片，岂不知当年我们曾将一种最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发扬光大——戏曲片，不仅京评豫越黄梅戏等大剧种，一些并非全国知名的剧种如潮剧、眉户戏等也在银幕上大放异彩，为戏曲艺术留下了多少珍贵的影像资料，更让从小也是戏迷的我如痴如醉。

犹记得初中二年级，有一天放了学，我晃到学校旁边的电影院，正放映豫剧戏曲片《对花枪》，买票进场，居然加上我不过三四个观众，简直是包场待遇。门口收票的人一脸狐疑地看着这个背着书包的中学生兴致勃勃地来看这么个片子，估计很是怀疑这小孩是不是为逃课来的。可我真的看得有滋有味，马金凤，豫剧五大名旦之一，神采飞扬，不是盖的！今天，大家感慨翻译片的没落，岂不知当年“上译”“长译”曾有多少神作问世，那些幕后的声音，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大明星。看过《尼罗河上的惨案》，不禁感慨也只有那些声音可以与银幕上的一班巨星交相辉映。也许这些仍可被用来当作文化匮乏的佐证，不正是因为文化匮乏，所以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有轰动效应吗？我们是有过对文化艺术饥不择食的时期，可作为那个时代的影迷，最幸福的是，即使我们饥不择食，但供给我们的很少有假劣，绝大多数的创作者都极力赋予作品以更丰富的营养。

到了高中阶段，按着排片表看电影这个习惯我就坚持不下去了，一是课程紧了，二是电影票贵了，三是我对电影也开始挑剔了，还有就是录像厅开始大行其道，抢了电影院的风头。

上了大学，有限的周末时光里，坐着远郊区长途公交进趟城，还是会习惯性地找家电影院，选一部看得过去的片子，给自己两个小时“做梦”的时间。学校里也会放电影，因为沾了艺术院校的光，常有从电影资料馆借来的国外电影的拷贝，每到此时，必定一票难求。今天可以坦白讲，自己画张小礼堂的票偷偷混进去也是常有的，理由就是，“艺术院校的学生看电影的事，怎么能叫混呢？”有时候，同一个晚上，一部影片的拷贝会在几所高校之间辗转，很容易出现接不上片的事故。有一次放映美国影片《白夜》，中间情节的突兀让人一头雾水，我们都没好随便置喙，万一是人家大导演的独特手法呢？半天才弄明白，原来是刚辗转到我们这儿的几本胶片的前后顺序在匆忙中搞乱了。停下重放，情节又莫名起来，显然还没弄对！学校的团委书记无奈之下抄起大喇叭对放映员大喊：“这是你重新剪辑过的电影吧？”从此成了广院的一个段子。四年间，我们相当于上了上百部资料馆电影的观摩课，也把看电影的口味培养得愈发刁钻起来。

从我工作的第二年起，第一部进口分账大片《亡命天涯》开启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一种全新生态。紧张的工作节奏，让我更加将看电影视为最好的调节方式。一边被好莱坞大片的视听轰炸吸引，一边又可惜自己在广院养成的艺术片品位，直叹“堕落了”，必定要翻出几张中国、欧洲或其他地域出品的“大闷片”的碟片来找找感觉，仿佛那些几乎无故事性，只表达那些心理、情绪，那些时空交错、情节跳跃的影片才是艺术。我是有多矫情？！可这又何尝不是对当年电影市场全面“美国化”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中国电影也在这二十几年间左冲右突，寻找着、塑造着新的模样。从曾狂扫欧洲几大电影节的奖项，到贺岁片、中国式大片逐渐占领市场；从优秀中国影人的规划中必定有“进军好莱坞”，到各种国际大制作总要带上点儿“中国元素”；从欢呼资本的进入，到警惕资本的侵蚀。中国在变，世界在变，电影在变，市场在变，可到底中国电影有没有变成期望中的那个样子？电影本身还是不是我们认知中的那个样子？只能说，这种变化还没有完成，这门艺术还等待着一种再确定。今天，电影的产业发展、商业运营、工业生产，其间的门道、规律、趋势，远不是我一个外行能说清楚的，我仍然只是一个观众，一个影迷，一个爱电影的人，我爱那一道如此美妙的光。

二

我始终对华语电影抱有不一样的热忱，那似乎是血脉中的某种东西决定的。百余年来，中国的几代电影人在世界电影中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如果哪部电影史忽略了华语电影，那注定是有残缺的。

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在我心中，有几位重量级的中国导演，他们的作品是华语电影大厦的重要基石，他们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电影模式，但他们又总是充满了争议。

谢晋，无疑是20世纪中国电影传统的最好承接者，他的电影故事丰满、技巧圆熟、人物鲜明，是中国观众最容易接受的那类情节剧，也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但“谢晋模式”一度在文化圈被质疑甚至批判，认为他的美学意识陈旧，道德观念陈腐，是过度迎合的机会主义等等。那个时候的文艺争鸣很多，对创作方式进行探讨也很正常，不过，以今天的眼光衡量，这种对“谢晋模式”的挑战还是有点儿为批而批的感觉，一概的推翻不仅对谢晋本身不公平，对成就谢晋的时代也不公平。我认为，谢晋的电影与其说在迎合什么，不如说在尽力地保留和强化中国人的生活最美好的部分，那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政治传统、道德传统中最美好的部分——忠奸可辨，善恶有报，他相信人性的美好与伟大，他相信良性的制度可以保护人性的美好与伟大。我心中最好的谢晋电影，一部是《舞台姐妹》，那里有属于中国的故事、属于中国的韵律、属于中国的气质，那里有谢晋对故乡和人民的最美情感，那是谢晋精力最旺盛、艺术正成熟时代的作品，尽管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非艺术因素的影响，但依然有着中国电影最美的气韵。另一部，当然是《芙蓉镇》，那是谢晋作品的最高峰，就算只有这一部作品，他也足以名垂影史。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谢晋，自《天云山传奇》始，以勇气、责任、良知为墨，以电影为笔，剖析、刻画、反思着那个年代的中国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到了《芙蓉镇》，如椽的笔力已达极致，艺术与技术都完全不存在所谓“谢晋模式”的那些套路，而是无一处可指摘。“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运动了，又要运动了”，这些经典的台词是人的呐喊，更是历史的警钟。谢晋导演以善用演员著称，刘晓庆、姜文、徐松子、祝士彬等都在这部戏里贡献了他们最好的表演，更加成就了这部巨作。以谢晋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电影人，有着一种强烈到近乎执拗的社会责任感，在他心中，大概是没有什么“作者电影”的概念的，他的电影必定要与人民联系起来。谢晋的电影，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

陈凯歌，我心中的“大”导演，必得是大主题、大视野、大跨度，方显他的凯歌本色。当年一鸣惊人的《黄土地》，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已奠定了陈凯歌的电影特质。他的电影必要极具哲思，必要将人置于时代的极致中，以见人面对命运的无力与抗争，从而提出人的终极哲学命题。这一点令陈凯歌有一种强烈的艺术家气息和哲学家气派。作为观众，我对他和他的电影的期待与对其他导演完全不同，总觉得陈凯歌一旦落了凡尘，反倒失了他的格调，像《和你在一起》《搜索》这类小品文式的作品，有一种怎么也做不像的“接地气”，反倒尴尬起来。艺术家总归是要有些别扭之处的，伟大的艺术家更是如此，陈凯歌的不善于或者不屑于只讲故事便是他的别扭之处。若仅是不善于，只要他那股气派撑住了，总归差不到哪里去。只怕有时候他孩子般赌气似的非要讲，又一定要讲出诸般道理来，那些故事中的人物就像是陈凯歌的化身，是陈凯歌冲到了角色的前面。往往讲着讲着，只剩下更多的道理。很有意思的是，陈导又偏偏是最会讲戏的导演，每每看到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及电影的命题、人物的感觉，都准确至极，让人无限期待这些精彩在银幕上的一一呈现。待看了电影，回过神来，却无比怀念听他讲电影的过程。而当他难得真的讲了回故事，并且讲好了故事，则必定是神品、巅峰，如《霸王别姬》，如《荆轲刺秦王》。好的艺术作品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就像有的作家说：“我的人物不是我写出来的，是他自己在我笔下生长出来的”，《霸王别姬》正是如此。也许是剧作本身力透纸背，使得陈导不需要冲到角色前面去宣示，而是任由着他的角色们说着只属于角色的话，做着只属于角色的事，他只给了电影一个悲悯的视角和情怀，便道尽了“迷恋与背叛”的主题，更何况，他还遇到了神仙级别的张国荣。《荆轲刺秦王》大概是陈凯歌最被低估的电影，当年所谓的“票房滑铁卢”，今天看简直不值一哂。我认为，这部作品更是陈凯歌电影的标志，厚重的历史观，浓重的宿命感，诗剧式的手法，讲道理却不突兀，讲故事却不流俗，每个人物都立得住。整部电影有着华语电影中难得一见的真正的莎士比亚戏剧般的张力，这样的艺术品，是不应该也不必要仅以票房论英雄的。我相信，时间会吹尽黄沙始到金。所以，陈导不必总想证明自己也一样能驾驭商业大片，能驾驭商业大片的导演不少，但陈凯歌只有一个。

张艺谋，一个传奇，他是最早被捧上神坛的，也最早被拉下神坛的。他是一个极有想象力、喜欢尝试所有新鲜手段的导演，与此同时又会不知不觉地固执于某种坚持，所以，尽可以说张艺谋没有模式，也尽可以说张艺谋总是这个模式。唯一没有争议的是，他是最好的影像大师，他把电影的色彩运用到了极致，甚至创造了电影色彩。从《红高粱》那一片浓烈的红横空出世，张艺谋就在世界电影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他最早为世界影坛所瞩目的正是他的电影中迥异于西方的色彩、构图与表现形式，至于当年什么“靠出卖民族丑陋面博取奖项”等等非议，根本就不是正常的文艺评论，只不过是那个年代的“杠精与键盘侠”而已。很难说张艺谋电影只是形式大于内容，但形式又实在是张导太过张扬的特征，以至于淹没了许多其他，除非某一个元素以更强大的力量突围出来，比如巩俐的表演。假设一下，如果《秋菊打官司》没有巩俐，可能被人们记住的只是纪实性拍摄的一个“生活空间”。虽然“谋女郎”大名鼎鼎，但认真说，除了巩俐，还没有哪个演员在张艺谋电影中真正绽放异彩，包括章子怡。所以，我一直认为，张艺谋导演是需要好演员来成就的。同样，他对形式的迷恋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思想的表达，其实他从不吝啬在电影中体现对人、对历史、对时代的思考，只是有些思考在那样的形式下还是显得简单化了。若评选张艺谋最不具形式感的电影，没有争议，《活着》，这恰恰是他最见功力的电影。也许依然是扎实的剧作，让张导不再需要着意于形式（虽然他终究忍不住还是在福贵赌了一宿后让他趴在一个胖大的女佣背上被背回家去，这算是影片中仅有的视觉奇观了吧，哈哈），而这个空前收敛着的张艺谋反而贡献了一部最具直指人心力量的电影。很多人将其与余华的原作相比，认为电影的结尾尚未达到小说那种抵达人心的深度，但我却更喜欢电影给出的那种不灭的希望与生命力，我相信，那也是秦人张艺谋的生命力。那之后，自《英雄》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在电影工业生产流程上不遗余力、屡创纪录的张艺谋，一个在大型国事活动中殚精竭虑、无与伦比的张艺谋，偶有《归来》令人回想起当年的张艺谋，恰是巩俐在成就。也许，我们本不该仅仅将张艺谋看作一个导演，他在中国电影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不一般的印记，对于影人张艺谋，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的尊重。

王家卫，对一个演员来说，大概这句话是真理：“如果你爱他，就送他去见王家卫；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见王家卫”。“墨镜王”是出了名的“慢工出细活”，慢到令人发指，慢到让人怀疑自己在浪费生命；出了名的“爱折磨演员”，对有些演员，他就是片场掠夺成性的“魔鬼”，即使你熬到杀青，也可能被剪得一秒不剩；对有些演员，他又是最终成片中慷慨馈赠的天使，没有王家卫，我们就见不到最好的张曼玉、梁朝伟。有人说王家卫是大师，能探得最幽微深处的人性；有人说王家卫是骗子，只有不知所云的喃喃呓语。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导演，实是华语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宝藏。我是爱“墨镜王”的那种调调的，有些导演一辈子只是在拍同一部电影，王家卫大概就是这样。《阿飞正传》是他电影的真正开篇，从此，一个渴望爱、惧怕爱、拥抱爱、舍弃爱、孤独爱、疏离爱的灵魂游荡在他的一帧帧影像中，可以是不死不落脚的飞鸟，可以是大漠深处的独行客，可以是“不如我们从头再来”的爱人，可以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偷情者，可以是毕生自持的一代宗师。王家卫似乎更不擅讲故事，而我们似乎也从不期待从他这里看到什么故事，只要有那么一瞬间，那个灵魂曾走进你心里，已足够。

三

当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曾有这样豪迈的宣传语：米高梅的明星，灿若天上的星河。现在“明星”这个称谓仿佛变成了有脸蛋无演技的代名词，弄得个个出来都要说一句：“其实我是演员”。我认为，明星首先要是优秀的演员，但优秀的演员并非个个皆是明星，真正的明星，必定要有不同凡响的容颜、气度和魅力，只有他们，能做到在电影中塑造着人生，丰满着人生。

我的影迷记忆中，始终留存着一些明星，他们曾惊艳了我的时光。

很小的时候，第一个迷上的明星是李秀明。她有着极其符合那个时代审美的相貌和气质，浓眉亮眼，纯朴朝气，即使扮演神话片中的孔雀公主，也不是仙气萦绕莫可逼视，仍如邻家姐姐一般令人亲近。再稍长，更是沉静中添了一股凛然气，是银幕上一时无两的绝对的大青衣。王丹凤，这位早在上海滩便成名的大明星，却是靠“文革”后复映的电影才走进了我这样年龄的影迷心中。

她如画的眉目之间有一种迥异于那个时代更为主流的工农兵气质的韵味，小时候不知是什么，后来才发觉那是一种毫无侵略性却丝丝缕缕沁入人心的女性魅力。当年上海的女明星，自有一段风骚，就连我印象中一向悲苦的上官云珠，原来在以前的电影中竟也那般活色生香、气韵生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凤凰”的大批电影在内地上映或复映，那些将上海明星气质承接过去并赋予新气息的香港演员，一下子俘获了我这个小影迷的心。“长城三公主”夏梦、石慧、陈思思和“凤凰当家花旦”朱虹，在我心中足以比肩古时候的四大美人，如真的能由她们分饰四美，大气端庄的夏梦是西施的不二人选，杨贵妃当是雍容华贵的朱虹的角色，娇俏灵动的陈思思最宜貂蝉，清纯干练的石慧自然是出塞的昭君。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地的电影不能也不敢充分地展示人的单纯而毫无功利的美，而这些香港电影里的明星却毫不吝惜地释放着她们的美丽。还有高远、傅奇等一干男演员，也有着不同于内地小生们的风度翩翩，在古装片中印证着什么是面如冠玉、唇若施丹。他们银幕上的风采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担任主持人的陈思思，我一时疑惑，全不顾《三笑》里的秋香已是十数年前的角色，失望地拒绝承认眼前的中年妇人是那个年轻俏丽的丫鬟。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是这般滋味。

儿时对银幕上的美只是自然地心生欢喜，到了知好色则慕少艾、有了少男心绪的时候，胡慧中，这个名字在我心中，代表着永远的第一次。《欢颜》的开始，伴着《橄榄树》的歌声，胡慧中的脸占据了整个银幕，很少有人能经得起如此特写镜头的考验，而她的一颦一笑如闪电般彻底击中了我的全部神经，我第一次知道了明眸皓齿这个成语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一次感受到了美竟可以如此惊心动魄，第一次如失了魂魄一样几次走进电影院，只为了开始的那几分钟。有人说林青霞才是女神，我没在大银幕上看过琼瑶时代的林青霞，看到时她已是雌雄莫辨、亦正亦邪的东方不败，她的美有一股凌厉的味道，令人过目不忘，若论美得独特、美得个性，林青霞自然更胜一筹。但胡慧中的美曾给了一个少年惊天动地般的冲击，在我心中，她是永恒。

在众多的银幕情侣中，有两对是我心头永远的白月光。

一对是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他们在中国以电视剧《血疑》大热，而早在小屏幕之前，他们大银幕上的合作就已经令我着迷，《绝唱》《风雪黄昏》，正式引进翻译上映的大约只有这两部，但已足够。他们东方式的情感表达，东方式的纯洁之美，不仅在银幕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在生活中也成就了传奇的爱情。

初中时有一阵，班级里不知怎么兴起了查找与自己生日相同的名人，我查了半天，只找到了一位名人——山口百惠，从此便总是自认为与她有了某种神秘的联系似的，我总觉得，她的人生选择，真的像极了出生时那样的冬日才有的决绝与凛冽。

另一对是奥黛丽·赫本与格里高利·派克。如果有一天，我只能选一部电影陪伴我，我想会是《罗马假日》，无他，只为了这两个银幕上至美的化身。这部电影让奥黛丽·赫本赢得了唯一的一座奥斯卡金像奖，而她反复强调，这是格里高利·派克送给她的礼物。他们没有如影迷所愿成为生活中的伴侣，但光风霁月、心怀坦荡的友谊持续了一生，终此一生，派克是好莱坞公认的最正派先生，赫本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天使。他们共同写下的不是公主与王子的迷人童话，是美人与君子的隽永诗篇。

通常那些有两男一女或两女一男，三位主角的电影，三个主角同时被观众认可很难，特别是这三个主角在戏里有情感纠葛时，观众难免会选边站队，就总有一位（两男主之一或两女主之一）成了被嫌弃的那位。除非情节、人设都极合理合情，除非三位演员的表演势均力敌、互为辉映而不至堕了哪一个的光彩，除非三位都是明星级的人物，那就不只是三主角都被接受，那简直就是神仙打架，让人大呼过瘾。我们这一代的观影记忆中，香港电影是极重要的部分，这其中，就有两部三主角的影片让我念念不忘。

《纵横四海》出品于香港电影最意气风发的时代，有最踌躇满志的吴宇森执导，有最好时光里的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联袂出演，将这个情节上有不少漏洞、平俗庸常的飞贼故事，拍得行云流水、酣畅淋漓、荡气回肠，通篇洋溢着一种只有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人才有的挥洒自如、纵横四海的神采飞扬。最经典的那场舞会戏，更是完全由三位明星撑住气场，发哥的洒脱不羁，哥哥的风流倜傥，红姑的性感娇憨，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很难说清楚，在那场戏里，他们究竟是在表演角色还是在自然释放着自身的魅力。也许只能说，吴宇森用胶片记录下了三位极富气质的明星最有魅力的时刻。这部电影不是吴宇森最好的电影，也不是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最好的电影，但留下的那份明星魅力，在他们的所有作品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新龙门客栈》是新武侠电影时代的扛鼎之作。徐克、程小东、李惠民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飘逸凌厉的光影效果制造了一个沉雄壮阔、波谲云诡的大漠江湖，梁家辉、林青霞、张曼玉则让所有人笃信那个江湖的存在，因为有这些快意恩仇、爱恨分明的江湖儿女。率先登场的两位女主角，演技、气场已开挂的张曼玉自然玲珑剔透、风情撩人，林青霞虽仍是那些年惯常的男装造型，但眼角眉梢的英气与柔媚混合得天衣无缝的神采，与张曼玉不遑多让。两位女主的光彩照人让观影的我一度担心男主角要如何才能压得住阵脚。而梁家辉甫一登场，就让人放下心来，那举手投足间的渊[插图]岳峙、气度不凡，镇得住大漠的滚滚风尘，也经得起儿女的绵绵情意。还是要说到那个时代香港电影的气韵，连带着那些明星都有一种压不住的自信，流溢在每一寸光影中，这也正是他们超凡的魅力所在。

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有人吐槽巩俐不够美。自然，每个人都有自己评判美的标准，在我的标准中，如若巩俐不够美，那真不知美究竟为何物，是否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巩俐的脸不那么精致，但反而美得疏朗大气，美得莫可逼视。最为难得的是，即使初出茅庐时，她也有一种从容不迫，那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巨星气质。最美的巩俐在《古今大战秦俑情》，焚身以火的那一幕，冬儿临去的回眸，真的是一眼千年。

她是世界影坛公认的最美的亚洲面孔之一，她重新定义了东方之美，而这种美，来自中国。当年米高梅公司的宣传语也许多少有些夸大其词，但电影诞生百余年来，确有万千星辉曾经和正在照耀着那块银幕，那一道光中，他们永远是最耀眼的存在。

四

我不止一次被问到，如果不做现在的工作，会选择什么职业？每次我都不假思索地回答，做一件与电影有关的事儿，比如编辑电影杂志，或者开一间电影主题的咖啡馆，甚至做一名电影图书馆的管理员。都说能把兴趣变成职业，是幸福的，我相信。

这些年，也多少参与过和电影相关的一些事，主持过电影节的开幕式、颁奖礼，客串过电影频道的栏目主持人等等。我的大学同学潘奕霖曾经是《流金岁月》栏目的主持人和制片人，那是一档以老电影为主题的节目，我从一个忠实观众逐渐成为一个最挑剔和讨人嫌的观众，因为我总是没完没了地挑毛病，尤其不能容忍对老电影的介绍中出现一丁点儿硬伤，如果发现了，我会劈头盖脸地指责他和他的团队不够专业、不够敬业，批判通常以一句“这节目真该让我来做结束”（再次向老潘鞠躬致歉，请原谅我曾经如此大言不惭）。其实节目哪有那么不堪，只是对自己心心念念无比神圣的事，容不得一点哪怕只是我以为的轻慢。也曾被老潘拉去做过客串的主持人，采访过王晓棠等我自小心里神一般的人物，也许老潘多少有点儿“看你能有几分能耐”的审视，我哪里顾得上这些，先过了粉丝的瘾再说。

央视的一个系列节目《电影传奇》在筹备阶段，想找几个对老电影有兴趣也有些储备的人到北影、长影、上影、八一厂等老字号电影大厂查找资料，我成了最后去干这活儿的几个人之一。幸好那时候工作还没有如今这么忙，我是业余时间心花怒放地一头埋进那些故纸堆，翻捡着有价值的照片、剧本、修改意见、海报，还有特殊年代的批判材料等等，让工作人员复印、复制下来，存入节目资料库。一坐就是半天，可我乐此不疲，那感觉不亚于得了基督山伯爵和阿里巴巴的宝藏。其中去的最多的是长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电影的诞生地，有如“电影考古界”的西安、洛阳、开封，随手就是可进博物馆的珍存。也曾朝圣般地走进那里的几大摄影棚，小心翼翼，仿佛生怕扰动了那始终萦绕在棚内的电影的气息。《电影传奇》为中国电影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记忆，能参与其中，哪怕只尽了一点点绵薄之力，也是圆了我一个影迷的梦。

《51号兵站》，我的寸头很出戏

也被人问过：“有没有想过做演员？”天地良心，我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太理性，少有共情的本事。曾经八一电影制片厂筹拍反映航天事业的影片《飞天》，需要一个新闻播音员的角色找到我；也有过好莱坞的一部灾难大片辗转联系上我，问是否可以考虑试镜一个新闻主播的角色，剧中有人类面临劫难时，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在报道这一件事的情节，其中要有一张中国面孔。这些当然都婉拒了，一是按照台里规定在职播音员主持人不能接拍影视剧，二来我自知即使只在银幕上演自己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扮演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

但我到底还是有过一点演艺经历，那同样来自《电影传奇》。因为每一集都有再现老电影经典片段和背后创作故事的影像化拍摄，需要很多临时演员，于是节目组拉来了一票台里的主持人客串角色，估计是觉得大家又敬业又不要片酬，值！起初我很踌躇，看了几期节目，倒给我添了些勇气，主持人嘛，也没人会拿专业演员的标准来要求，我估摸着也能试试吧。

我与电影人的一次大交集

我的第一场戏居然就是重头戏，演的是《51号兵站》里的小老大，可我哪里找得到梁波罗先生年轻时的玉树临风？那会儿还偏偏留了个寸头，化妆师嘬着牙花子捣鼓了半天也没能在我脑袋上复制出小老大的三七分，只好爱谁谁了。反复看了几十遍当年电影里的那段戏，人物分析自忖能写出一大篇，可真要用形体、表情去表现那个人物，我着实呆若木鸡。

再加上每个场景都要不同镜头反复拍摄，要一遍遍保持同样的情绪和细微的表情，最后我已经是完全不知该作何反应了。跌跌撞撞地拍下来，我很没底气地问导演怎么样？他说挺好挺好，台词背得挺熟，可他嘴角抽搐的坏笑暴露了真实想法。可也奇怪我这样水平的处女作居然没被退货，还为我迎来了更多片约。后来，我又演过《桃花扇》那一集里大明星冯[插图]的现实故事、《风云儿女》的幕后故事中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三进山城》拍摄花絮里的导演等等，说不上过了戏瘾，因为每次还是倍感折磨。

不过，我收获了不少拍电影的小秘密，比如可以用甘油模拟汗珠展现大汗淋漓；比如片场里有个重要的工种——放烟，能营造出各种不同的场景效果；比如映在脸上的熊熊火光，其实就是有人拿一卷报纸在地灯前面呼扇呼扇……我像一个好奇的小孩子进了玩具店，目不暇接，心动神驰。这段唯一的演艺经历，没有什么成功不成功，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影迷的一段幸福时光。

电影是人类创造的一个梦。灯熄了，一道光投射在银幕上，又一个梦开始；灯一亮，就是梦醒时分。可是，怎么梦中的那一道光还是那样清晰、经久不息、如此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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