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缔造了全球帝国，刷新了人类的辉煌成就，欧洲为何在31年间迅速坠落？而作为种族屠杀之典型，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的逻辑何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骇人听闻的战争屠杀，最大的罪魁祸首竟非希特勒们的野心，而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
俄法夹击，肢解德国？1912年，当我父亲出生于匈牙利与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小镇尼尔巴托尔时，这里粮食丰盈，上一次兵革之祸还发生在很久以前，且彼时暴力活动尚未泛滥成灾，人们的生活还很美好。这里不是巴黎，而是欧洲大陆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启蒙运动的足迹还是出现在这片土地。据说当地的医生读过巴鲁赫·斯宾诺莎 (1)的著作。这里还有一座火车站，乘坐火车可以前往布达佩斯。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们可以衣食无忧、制定规划，甚至憧憬未来。如果当时你出生在此地，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对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西部来说，1912年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年份。自1815年以来，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国泰民安，虽非太平盛世，但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兵荒马乱。这一年，民主共和思想开始广为传播，即使是德国这种皇帝仍然在位的国家，也出现了强大的议会、自由的媒体、著名的大学和繁荣的景象。此时，欧洲的经济增长令人惊叹，技术进步日新月异。
欧洲统治着整个世界。
欧洲的殖民地共有4 000万平方公里，其中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掌管着其中2 500万平方公里，弹丸小国比利时控制着刚果，荷兰统治着今天印度尼西亚一带数千万人口，法国在非洲和中南半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字还不包括欧洲非正式控制或影响的地区，例如埃及和中国，也不包括重获自由的殖民地。欧洲就像一个横跨全球的巨人，富有、强大、充满创造力。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祸不旋踵。1914年8月，欧洲突然变成了一座屠宰场。截至1945年，这里共有1亿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受伤，整个欧洲大陆陷入极度惊恐之中。这场灾难的发生速度和破坏程度前所未有。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欧洲亲眼见证了类思想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里竟然会发生如此惨祸。大约400年前，欧洲开始改变整个世界和人类，从而令举世震惊。这一次，欧洲堕入了地狱的深渊，同样令人触目惊心。20世纪这场持续了31年之久的暴行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使欧洲之前取得的一切成果都丧失殆尽。
1945年，欧洲大陆被占领，暂时失去主权。战争、结盟和抵抗让欧洲变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欧洲人对自己所变成的恶魔以及表现出来的怯懦和缺点大惊失色。然而，更令人惊愕的是，他们终于意识到，在“一战”爆发前，欧洲的阴暗面只是被其取得的卓越成就所掩盖，这一点对曾经的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欧洲对全球的统治日渐衰落。最终，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统治权。400多年来，欧洲人亲手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付出了令人咋舌的代价，但现在这一切似乎变得毫无意义。经过一番挣扎后，欧洲不仅丧失了对殖民地的控制权，甚至丧失了关注此事的能力。
与所有伟大的悲剧一样，那些让欧洲变得卓绝不凡的美德也是令其毁于一旦的重要原因。启蒙运动所推崇的国家独立原则和民族自决权，逐渐演变为对陌生人的愤怒。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正是源于挑战一切道德限制的怀疑精神。技术不仅让世界面目一新，也制造出此前无法想象的种种惨剧。为了争夺全球霸权，欧洲内部冲突不断、烽烟四起。每一项伟大创举竟都为灾难埋下了伏笔。
即便灾难迫在眉睫，人们仍对此视而不见。英国著名作家诺曼·安吉尔曾在20世纪30年代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09年，他在其名著《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 ）中提出，由于欧洲国家之间在投资和贸易上相互高度依存，所以欧洲内部不可能爆发战争。此外，他还假定，一旦欧洲内部爆发战争，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会将欧洲彻底摧毁。正因如此，欧洲不会有战争之虞。
这一“高明”的论断也引起了金融界精英的强烈共鸣。这不仅因为他们对经济关系推崇备至，而且这一论断让他们变成了世界的主宰，他们的利益将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这些金融大亨不仅掌控着全球的命运，而且为了防止其卑劣好战的本能造成破坏，他们还保卫着世界的安全。为此，他们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以免作法自毙。由于当时和现在一样，金融界考虑的只是如何赚钱，因此人们相信，只要有发财致富的机会，欧洲就不会爆发战争。安吉尔虽然聪明过人，但却大错特错。
毋庸置疑，安吉尔忽略了一点：如果两个国家间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那么总会有人担心，其中一方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谋利，或者退出这种关系，转而与其他国家合作，最终打破原有的协定。双方互相依存的程度越高，他们就越希望确保对方信守承诺，并且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对方也不会对自己进行敲诈勒索。随着双方的互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它们就会寻找更为有效的制衡措施，有时甚至会诉诸战争。由此可见，相互依存既能带来和平，也能导致冲突和战争。
1900年，尽管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事实是：德国已经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仅有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能与其相提并论。尤其是在出口方面，英德两国的出口总量甚至远超其他欧洲国家。然而，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德国却没有一块殖民地。
随着德国的经济实力迅猛增长、日益强大，并能将其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军事力量，欧洲平原的其他国家开始胆战心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对其邻国同样感到提心吊胆。德国东邻俄国，西邻法国，并且其间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统一仅40年的德国担心，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跨国贸易和投资，但这两个敌国有可能同时从两面夹击。
德国的统一和崛起打破了欧洲的稳定状态，其东西边境成为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带。此外，德国还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秩序，引发了某种无法通过外交手段和新闻媒体平息的战略恐慌。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并且这种忧虑感随着互相依存的脆弱感变得愈发严重。安吉尔的论断大谬不然，欧洲并非没有战争之虞。由于各国的需求相互矛盾，摩擦随之产生，战争逐渐成为解决矛盾的必要手段。欧洲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削弱德国，要么调整现存体系，以增加德国的安全感。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在应对此类冲突，这一次依然如故。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即将面临什么样的战争。
德国认为，如果在敌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腹背受敌，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尽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法俄联盟准备对德国进行两面夹击，但德国仍然认为，形势不会一成不变，尤其是随着其经济继续迅猛发展，对手可能感到危险将至，从而斥之战争以解除潜在威胁。德国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即按照德国选定的时间率先开战，迅速歼灭其中一个敌国，然后再抽身对付另一个。德国之所以会挑起战争，是因为担心其他国家会率先发难。为此，德国陆军元帅冯·施里芬制定了一项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作战计划，即“施里芬计划”。这虽然听起来荒谬无稽，但实际上不足为奇。
按照“施里芬计划”，德国将首先进攻法国，并迅速迫使其投降。随后，德国可以通过中立国比利时发动攻击，将主力部队放在右翼，横扫英吉利海峡沿岸地区，并直捣巴黎后方，从而彻底孤立法军，占领这座都城。这一切都要在英国出面干预前完成。德国人预计，届时俄国人会从东侧发起袭击，对此他们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即便这意味着要暂时失去东普鲁士。一旦法国沦陷，该国境内的德军就可以通过德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直奔东侧，并与俄国人决一雌雄。
就像其他所有人对这场战争的预期一样，德国人希望速战速决。然而，战争并没有按照德国人的设想发展。他们不仅没能速战速决，而且陷入了自蒙古人入侵以来欧洲闻所未闻的僵局和屠杀。从1914年9月6日到9月14日，仅在西线，德军就有50万人伤亡。
截至目前，欧洲有三个重大变化：其一，科技使人们具备了设计和制造新式武器的能力；其二，工业化使人们可以大规模生产这些武器；其三，民族国家的心理力量使欧洲的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三个大国得以控制并动员军队在血雨腥风的疆场上赴汤蹈火，即使他们的生命会因此变得肮脏、野蛮和短暂也在所不惜。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为了弥补步枪的不足，人们发明了机关枪。除非使用者训练有素，否则步枪的精确度差得惊人。正因如此，为了提高杀伤力，人们只得接连不断地急速发射大量子弹，导致到处血流成河。美国内战中使用的格林机关枪是早期机关枪的雏形，而海勒姆·马克沁则发明了现代机关枪。1882年，一位美国人告诉马克沁，如果他想大发横财，他就要发明某种“具有更大杀伤力、能够让欧洲人互相残杀的武器”。一挺机关枪便可以在冲锋的敌人靠近之前，造成数十人伤亡。但是，要想阻止对手的进攻，人们必须拥有这种大量的新型机关枪。
尽管机关枪的设想已经提出了一段时间，但当时尚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如果不能批量生产，这一设想就毫无意义，因为罐装食物、枪炮弹药、卡车和铁锹的批量生产让现代战争成为可能。在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战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器的杀伤力呈数量级增长。
此外，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巨大变革，还是因为人们愿意为了国家出生入死，而这一行为也被国家视作正义之举。假如没有士兵愿意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并将其视作道德的化身，即便世界上的技术再先进，也不会导致大屠杀。国家不仅意味着民众要使用同一种语言，而且成了某种道德上的纽带和共同的行政系统。这种纽带来源于从启蒙运动、社会契约论到同宗同源的语言所产生的种种观念。最终，个人的概念被国家的概念所淹没，而军队成为了国家的最佳象征。
过去，军队主要由一些极不情愿的臣民和雇佣兵组成。但是现在，士兵来自奉行道德准则的公民，而道德准则乃是国家精神的化身，背叛自己的职责无异于背叛自己的灵魂。此外，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即政治制度的理性体现，在军队中也得以完善。国家即军队，军队即国家。因此人们应当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因为国家被提升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军队与职责、尊严与荣誉也随之产生。将士们宁可以身殉国，也不愿背弃、辜负上述责任。这一点在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些成熟民族国家的身上，要比在多民族、多语种的帝国民众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但即使是在奥匈帝国，其核心奥地利人也能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吸引力。然而，这种吸引力在俄国十分微弱，所以其政权土崩瓦解。
在战争中，死亡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一战”却改变了死亡的规模、速度和概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运用如此高效的手段，造成如此众多人口的死亡，这一事实不仅加剧了战争的惨烈程度，而且让人、国家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变。死亡的数量改变了死亡的性质，让它不再显得那么悲惨。假如每天都有数万人丧生，人们就会习以为常。而现实也的确如此，欧洲人麻木的神经已经不会再为之震动。死亡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大规模屠杀的禁忌随之打破。
欧洲人心甘情愿赴汤蹈火，甚至与敌人同归于尽，因此战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使许多情况永远地发生了改变。但他们早已疲惫不堪，随着上百万生龙活虎的美军士兵的到来，胜负立即得见分晓。在东线，战争很快结束。由于苏军士兵尚未经历现代化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所以他们先是顽强抵抗，然后群起哗变，并丝毫没有为此感到羞愧。对他们来说，重返故土远比捍卫国家荣誉更加重要。但在西线，战争一直持续到1918年才结束。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此时只有一个共同点：起初，士兵们如释重负，但随后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在这场战争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如愿以偿。德国未能消除两面作战的威胁，法国也未能肢解德国。战争的后果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先后分崩离析，而此前臣服于这些帝国中的一系列国家，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大清洗”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象征着民族自决权的胜利。那些曾经埋没于多民族、多语言帝国之中的国家，无论是否已经做好准备，都纷纷迎来了独立。但是，在长达几代人的时间里，这些国家没有自行统治的历史，甚至连专制君主也没有出现过，因此要想决定自己的命运，对它们来说殊非易事。波兰在经过数百年的奴役后再次赢得独立，波兰人自始至终拥有同一种语言和宗教，将他们联结在一起。19世纪初，肖邦和其他浪漫主义者重新唤起了波兰人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包括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虽然取得了独立地位，但始终没有弄清其意义何在。更令人费解的是，形形色色的条约制造出了一些奇怪的产物：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为一个国家，而西巴尔干的所有斯拉夫人一起加入了南斯拉夫。后一种决定尤其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其中的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互相憎恨。随着更多国家的出现，欧洲比过去更加拥挤，而这些国家之间充满了糟糕的记忆和宿怨。毫无疑问，西欧的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无论人们曾经如何幻想以这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就像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一样，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观察家们都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束只不过是一份为期20年的停火协议。
欧洲陷入了迷茫。这里的自由民主国家民生凋敝，民众对领导人丧失信心。德国人对战争结果耿耿于怀，对导致他们失败的政权以及他们认为暗地反戈的军队恨之入骨。苏联刚刚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并控制了欧洲大陆。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几乎不亚于战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欧洲群情激愤、筋疲力尽、满腹怨恨又怅然若失。
所有欧洲国家中，只有刚刚诞生的苏联有着明确的目标：通过工业征服自然，并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会。苏联人认为，如果能够克服物资匮乏的情况，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平等。但实际上，苏联远未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征服了自然。如果不考虑这一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科学与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处境，开辟了通往平等的道路，消除了人们之间的人为差别以及由于出身造成的悬殊状况。
启蒙运动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说，即通过对人类进行理性分析建立起对正义的世俗信仰，从而对世界的运行规则和人们应当如何应对作出前后一致、环环相扣的解释。其世俗性质尤为关键，因为启蒙运动与宗教格格不入，它通过否认上帝让思想家们摆脱了束缚，并按照理性的指引界定正义的概念、分析人类的处境。
此外，意识形态还要做到前后一致。这就是说，它能够解释人类思维的所有方面，从婚姻的本质到艺术的美感，乃至冶炼钢铁的方式。如果你能够制定一套基本原则，并将其毫无例外地运用到所有事物当中，那么一切事物和行动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你的目标越宏伟，逻辑就要越连贯，对原则的应用就要越坚决、越彻底。卡尔·马克思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从未有过任何暴力行为，但他却考虑使用暴力迫使他人接受自己毫不感情用事的思维方式。然而，如果你了解他的生平，你就很难断定，他的内心是否真正理解自己的学说。不过对于他的继承者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对广义和狭义的意识形态都知之甚深，并毫不留情地将其付诸实践，而这在1914年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意识形态导致了另一件大事的发生：革命。启蒙运动热衷条理分明的思想，从而热衷整齐划一的政治，并渴望将其加诸世界各国。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将革命视作道义上的当务之急。但上述两场革命，即使是法国大革命，也相对温和。为了建立和完善新政权，革命者不惜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两场革命爆发时，人们感觉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但他们只是未能预见到接下来即将发生更可怕的事情。
“一战”用革命重新界定了“合理”一词的意义。它消除了革命的界限，使其成为一种无限的运动，并泯灭人们可以想象的伤亡人数的极限。此外，它还削弱了那些有可能遏制大屠杀的机构和习俗，例如教堂和家庭，颠覆了简单的常识。根据传统制度，人们无权支配国界以外的任何事情。然而，战争解开了刚从战地返回的士兵以及知识分子身上的束缚，使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这个世界，而他们的想象无论是从范围还是目标上来看，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在“民众”这一概念上，法西斯主义构建了系统的思想，即把人视作整体而非个体。个体在职责上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有着同样的渴望、幻想和恐惧。人们之所以要建立党和国家，其作用就是带领乌合之众走向人类的未来。莫斯科或纽伦堡群众集会的片段显示出当权者利用民众谋求权力的渴望，彼时人们为幻想所控制，而恐惧似乎就潜藏在咫尺之遥的地方。纳粹党是“一战”中的非常规力量，这支由群众组成的部队可以按照国家意志投入使用、进行布置。他们最渴望的是生存。由于害怕上级、畏惧敌人，他们不得不遵从上级的命令。这个群体能让个人变得更加强大，但首先他们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苏联共产党最初主要来自两个社会阶层，而这两个阶层都是卡尔·马克思未曾料想到的，即暴动后发动革命的士兵和控制革命党的知识分子。战争结束后，苏联士兵返回国内，在工厂和农庄谋生，但戎马生涯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学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面对逆境时训练有素，二是对死亡甚至大量人员伤亡习以为常。一旦发生革命，这些人随时可以投入战场，在这个准军事化社会中承担自己的职责，甚至坦然面对祖国带来的死亡。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过这一切。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诸如列宁等知识分子的手中。他写过一本名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o-Criticism ）的著作，这本书内容艰深，无疑能够使他跻身知识分子之列。启蒙运动将知识分子提升到精神世界的中心，取代了此前神父的位置。既然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核心，那么那些将实践理性视为己任的人们就是启蒙运动的典范，而位于该阶层中心的知识分子则需要面对成为神父的诱惑。如果他的事业位于万事万物的中心，那么由他来统治岂不更好？柏拉图虽然提出过哲学王 (2)的观点，但他本意并非如此。启蒙运动认为，这种极为激进的观点是可能的，因此知识分子也有可能进行统治，并用理性推导出来的意识形态取代神赐的经文。
列宁等知识分子希望填补战争留下的真空，寻求改造世界的力量，与那些形同散沙、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截然相反。列宁不是漫不经心的大学教授，而是通过逻辑的棱镜不动感情地观察这个世界。他的革命同志托洛茨基写了一本有关波德莱尔的书，而且相当不错。托洛茨基也是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并且发起了苏俄内战。
他们作为一类新型的知识分子，既是思想者，又是行动者。对他们来说，世界仿佛一张帆布，而他们将在上面创造崭新的、更优秀的人类。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此前存在于帆布之上的一切都要被完全抹去。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等思想家来说，由于要恪守逻辑，所以才会毫不留情；感情用事只会使其受到束缚，因此绝对禁止。对全人类的爱要求他们更关注全人类，而非个体。正如列宁所言，如果不打破几个鸡蛋，你就无法做出煎蛋卷来。
启蒙运动的威力强大，而“一战”则让欧洲人为了更伟大的事业对死亡和苦难变得麻木不仁，从而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估计，约有900万人死于苏俄内战。在1914年之前，这个数字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在1914～1918年欧洲发生大屠杀后，这个数字不再令人难以置信，甚司空见惯。“一战”让毫无节制的大屠杀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人们不再只是坐而论道，而是为所欲为。他们所做的只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这一切都那样合乎理性，又那么冷漠无情。
革命结束后，就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那些缔造并控制苏共的知识分子经过辩论和争执，谁也无法独揽大权。其中唯一的强势人物当属格鲁吉亚人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后来更名为斯大林。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开始有组织地铲除知识分子，并下令将他们杀害。俄国士兵自1914年起就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因此对斯大林的响应要远比对沙皇热情。他们相信了斯大林的诺言，认为他们开展屠杀甚至牺牲生命，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壮丽的未来。
斯大林延续并强化了俄国滥杀无辜的传统。除了屠杀知识分子，为了抢夺粮食，他还不惜杀害农民，随意迁徙那些可能怀有敌意的民族，并对工人阶级和军人危言恫吓。斯大林清楚，假如苏联政权不复存在，共产主义就会消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也许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为了捍卫政权，他发动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大清洗运动，令无数人死于这场运动。
20世纪30年代，苏联面临着另一场战争。如果不能完成工业化，它将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地。粮食既可以让工人填饱肚子，也可以出售谋利，再从西方购买技术，因此极其重要。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兼顾上述目标并养活农民，所以斯大林下令征用粮食，导致大量农民饥饿至死。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既缺乏团结，又不够冷酷，因此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之一，绝非怯懦之辈，但仍然为斯大林对农民的做法感到极为惊骇。按照斯大林的意见，为了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布哈林和其他政见分歧者都遭到处决。
欧洲其他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竟然宽恕了斯大林开展的屠杀，其中有的人否认发生过类似事件，有的人认为此种恶行不可能出现，还有的人赞同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假如他们亲眼目睹当时的惨状，或者奉命亲手执行杀人任务，他们是否仍作此想，不得而知。逻辑常常只有在置身其外、不殃及自身时才最为有效。然而，尽管斯大林杀人如麻，其中自有其理由。
希特勒上台的理论支撑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欧洲并非只有苏联血流漂杵。事情的确如此，其原因也许十分简单，因为俄罗斯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它生性凶残。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在精神、社会还是经济发展上，在欧洲内陆都堪称首屈一指的德国，也同样陷入了噩梦。德国人与苏联人同时失控，但直到后来德国才挥起屠刀。
在苏联，革命是从士兵的手中夺权的。然而在德国，革命却是由在战壕里出生入死的无名小卒发动的，他们绝非昔日的军界显贵。在“一战”战前，他们本一文不名，而战后，他们仍然一无所获。关于希特勒是如何对德国人的思想产生强大影响的，一直存在颇多争论。最初，希特勒只不过是前线的一名下士，从战场载誉归来，并荣获铁十字勋章。战前的他还一无所有，战后他甚至险些因毒气双目失明。就像不同时代的许多军人一样，他感到自己所作出的牺牲毫无意义，因为有人夺走了他们应得的奖赏。希特勒无法接受，在自己付出一切之后，德国仍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不能容忍牺牲和失败的想法，更何况愚蠢的《凡尔赛和约》不仅从经济上摧毁了德国，还将国家交到由自由派组成的政府手中，而这些人根本毫无执政能力。因此，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战友虽然幸免于难，但他们既震惊又怨恨，甚至从许多方面开始怀念过去的军旅生涯。
早在19世纪初，德国出生的犹太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就曾对德国将要发生的事作出了预言：
事实将证明，德国革命不会比其他国家的革命更加温和、平缓，因为在此之前产生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这些学说致力于发展革命力量，一旦时机成熟，这股力量会破土而出。基督教虽然压制了德国人野蛮的战争热情，但并未将其彻底扑灭。当控制这种热情的法宝十字架被摔成碎片，狂暴斗士将再次横空出世。昔日石雕的神像也将从被人们遗忘的废墟中崛起，抹去数百年来蒙在双眼上的尘土。雷神托尔会带着巨大的铁锤再次出现，将哥特式的教堂砸成碎片。
不要嘲笑那些告诫你当心康德主义者、费希特主义者和其他哲学家的空想家们。不要嘲笑那些预言现实世界也会像思想领域那样爆发革命的人们在白日做梦。思想先于行动，正如闪电先于雷声。德国的雷声必将合乎德国的真正特征。它不会疾如旋踵，而是较为缓慢地轰隆作响。然而它终将来临，当你听到史无前例的一声巨响，你就会知道，德国的雷电终于落下。
德国的雷电也许是摧毁欧洲的最后一击。正如海涅所言，这最后一击来自一个遍布哲学家和教堂的国度，但是却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响。
对那些经历过战火的人来说，战争让他们饱受精神创伤，但他们仍然经常怀念过去战火纷飞的岁月。在他们的记忆里，战争和军队是一个充满了友谊、归属感、纪律和秩序的地方。战争失败后，他们退伍回国，却发现大家认为正是他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们不属于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甚至开始怀念往日的战友之情。
在与希特勒同时代的人之中，凡是干练之才无不出身行伍。其中大多数人都对《凡尔赛和约》与魏玛政府感到愤怒和轻蔑，因为该条约让德国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由于德国经济一蹶不振，那些希望通过参军来寻求慰藉和荣誉的人们变得穷困潦倒。然而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双亲也变得一贫如洗。对于穷人来说，即使失去一切，他们的人生也没有太大改变。但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失去一切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发生巨大转折。为德国战败付出代价的绝不是达官显贵和黑市骗子，而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出生于奥地利的德国人。他曾在“一战”中赴汤蹈火，但负伤回国后却发现，当时的德国对军人不以为然，而其政治中枢也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虽然德国贵族和实业家仍然存在，但就像欧洲其他各国的统治阶层一样，他们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民众的信任。魏玛共和国自由派既没有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也未能迫使当权者确保德国民众达到最低生活标准，从而同样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在希特勒生活的时代，文化正处于裂变之中，理性化的享乐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军队的准则被弃置不顾。
希特勒不属于学究式的知识分子，而是自学成才，内心对世界有着乖僻的见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但被科班出身的学者斥作怪人。希特勒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具有骇人的力量，就连20世纪登峰造极的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也对其臣服。许多人认为，海德格尔只是投机取巧而已。也许的确如此，但他并非只有这样才能生存。我猜想，海德格尔之所以支持希特勒，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感到信服，即使此人的观点缺乏高深的学术分析，甚至很不成熟，但无疑是强有力的。
随着旧体制逐渐丧失权威，德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左派对这一体制嗤之以鼻，因为正是它们让德国陷入战争；中间派为了生存早已精疲力竭，心灰意冷；右派认为，如果能够复辟君主制和贵族统治，一切就将重回正轨。然而，希特勒重新界定了这个问题。他独辟蹊径，不再谈论体制，而是谈论国家本身。浪漫民族主义依赖于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在这一点上德国与其他国家毫无二致，所以德国并不比任何国家优越。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德国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对这样一个悲观失望、疲惫不堪的国家来说，浪漫民族主义很难再次触动其神经。
希特勒认为，为了复兴德国，他必须重新激发人们的自豪感。因此，他利用文化和血统、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神话，重新界定了德国的统治基础。希特勒辩称，民族存在血统之分，并且这一模糊的概念与遗传有关。同时，他强调血统及其产生的种族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他进一步提出，血统也有高下之分：日耳曼人，尤其是德国人，天生具有独特的才能，因此有权统治世界。此外，希特勒还杜撰了德国历史，不过他并非臆造了神圣罗马帝国或路德宗的历史，而是复活了条顿骑士、德国森林以及传说中的英雄，以便构建起血统和种族的观念。如此一来，历史成为一件人为创造的艺术品，虽然在许多方面纯属虚构，但其中真实的成分引起了德国人的共鸣。格林兄弟将神话视作国家的要素之一，而希特勒将神话和血统视作国家的本质。
血统、种族和神话填补了旧体制瓦解后所产生的真空。纳粹党对筋疲力尽的中间派和孱弱无能的魏玛共和国不屑一顾。他们在巷战中与共产党针锋相对，并将其彻底击垮，正是这些巷战激发了士兵的热情。他们在训练中毁掉了过去的自我形象，然后一点一滴地用德军昔日光荣的传说和对军队、国家的自豪感将其重新建立。其中有一点十分重要，希特勒是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向同时代的战友发出号召，呼吁他们拿起武器纠正过去的错误，并向他们保证德国人能够征服其他任何种族。德国士兵经历过血与火的锻炼，加之德国将自身与军队视为一体，希特勒的观点和说教引起了广泛共鸣。
同样，希特勒对冷酷无情的号召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军人在战场厮杀时必须毫无同情心，这是他们出生入死换来的教训，而现在希特勒使其成为一条历史准则。尼采和希特勒都认为，基督教通过向人们灌输仁慈之情，削弱了他们的意志力。希特勒企图消除德国人的这一弱点，用雅利安人的冷酷无情取代基督教的悲悯之心。发动战争不只是一项可供选择的国策，还可以作为考验军队及其强大国力的一种方式。由于憎恨基督教，希特勒反对宗教信仰，并投身于启蒙运动，但其目标与启蒙思想家截然不同，而是为了制造种族歧视。
屠杀600万犹太人的逻辑在“一战”中，德军向士兵分发了尼采著作的复印件，其中包含有关“超人”的学说和对基督教的攻击思想。此外，尼采还提出了“视界”的观念：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视界”，即视觉上的某种幻象，从而将世界缩小到一个易于控制的范围里。启蒙运动创立了人类的概念，但这一概念过于广博，个体很难在其中发现自己。因此，德国士兵需要一种相对较小的概念。希特勒肯定读过尼采的著作，虽然我并不认为尼采会欣赏希特勒，但希特勒无疑对尼采十分钦佩。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就创造了一个“视界”，但正如一切有效的“视界”一样，希特勒忘记它本身便是一种幻觉。这是一种纯粹的虚无主义，因为希特勒毫无信仰，所以他可以不受约束地信奉任何学说。他认为，德国人需要相信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人们不禁要问，席勒和贝多芬的故乡怎么会信仰这类学说？这仅仅因为席勒和贝多芬乃至整个启蒙运动，都无法带领德国走出地缘政治、战争和失败的深渊。
魏玛共和国是启蒙运动的化身。希特勒痛恨魏玛共和国，认为它是失败和无能的象征。法西斯主义正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抗。启蒙运动反对出身论和社会不平等，从而提升个人地位，但希特勒信奉血统、不平等和群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反对科学与技术，尽管他并不反对对其加以利用。因此，他用模糊而未知的神秘主义取代了科学与技术。希特勒清楚，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赋予了他征服世界的武器，但同时也腐蚀了德国人的灵魂，在潜移默化中令其失去深度，并用物质主义取而代之，而这与有关血统和种族的国家神话格格不入。
对希特勒来说，启蒙运动就像基督教一样，削弱了德国人民的意志，而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向德国军队放暗箭。希特勒试图让德国人相信“种族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但他必须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于是，犹太人不幸首当其冲。犹太人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这不仅因为他们没有祖国，还因为他们在保持自己种族身份的同时混迹于其他国家。希特勒辩解道，犹太人四海为家，他们所到之处，当地人无不为之蒙受苦难，因为犹太人的策略是利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谋取私利，他们带来灾难的同时聚敛财富。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启蒙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在启蒙运动之前，犹太人一直四处流浪，但这场运动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约翰·洛克等人更是撰写了《论宗教宽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等著作，以致犹太人在启蒙运动期间盛极一时：斯宾诺莎完成了最杰出的著作；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最殷实的银行；马克思对享乐主义者的革命进行了最激进的反证。为此，希特勒指责犹太人要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负责，因为他认为两者的源头同为启蒙运动。
希特勒指责犹太人为了一己之私建立起现代世界，但这无疑是强词夺理。事实上，犹太人的确受益于培根、哥白尼和路德等人建立的现代世界。这些人为他们创造了空间，并让他们获益良多。然而，在希特勒炮制的神话中，犹太人绝不仅仅像其他人那样从中受益，他们还是现代世界的缔造者。希特勒指出，正是在这个世界里，德国人遭到犹太人控制的银行、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背地中伤。按照希特勒的逻辑，犹太人成为首席替罪羊：1914年为什么会爆发战争？因为犹太人蓄谋已久；德国为什么会输掉这场战争？因为犹太人削弱了德国人的力量；犹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想要从中谋取私利。
其中许多问题有待回答，但对希特勒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犹太血统中，哪些因素促使他们作出上述举动？但这不是一篇科技论文，而是一件蛊惑人心的艺术品，因此无法根据逻辑或道理判断是非，而需根据其引人共鸣的方式进行评价。由于这种说法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证明或逻辑上的一致性。它只需要成为一件引人入胜、卓有成效的艺术品。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德国人受教育程度极高且精明世故，但仍然对这种说法表示信服。虽然现在看来这荒唐至极，但与当时的德国极为契合。不可否认，希特勒激励了德国人，使其重振旗鼓，同时也为无穷无尽的恐怖打开了大门。就像其他激进的思想一样，这件艺术品无法忍受任何限制。希特勒为下述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即德国人天生优越、虽败犹荣，而犹太人即便获胜也仍是次等人种。希特勒企图矫正以往的不公，并根据自己的幻想重建欧洲。因此，席卷欧洲的德国国防军不仅仅是一支军队，而成为了这件艺术品的化身。
这虽然听起来荒谬绝伦，但“二战”既是一起地缘政治事件，也是一件艺术品。跟随德国国防军进入苏联境内、围剿“次等人种”的别动队，正是根据希特勒的构想重新划分欧洲的边界，而希特勒也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设计师。德国国防军穷兵黩武，正是为了让希特勒这位艺术家开展创作。
欧洲的问题在于，文明的德国人何以堕落至此，沦为一头丑恶的怪兽。其答案是，这头怪兽是欧洲卓越成就、庞大帝国和启蒙运动顺理成章的结果。欧洲霸权建立在欧洲内战之上，而这场内战在“一战”期间达到顶峰。启蒙运动创造了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的科学与技术。此外，启蒙运动的无限性不仅最终削弱了人类对理性的信仰，而且打开了怀疑之门，让人们认为理性本身也不过是一种幻觉。
虽然这头怪兽具有独特的德国形式，但我认为，尽管欧洲的历史取决于“一战”后哪个国家伤亡惨重、实力弱小，但不可避免的是，欧洲必然出现这样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也必然要为自己的“视界”创造一件艺术品，从而恢复元气。我还认为，假如这件艺术品是为了复兴国家而炮制出来的伪历史，那么它就如同一头残酷无情、桀骜不驯的野兽。尽管我的家人在大屠杀中命途多舛，但我始终认为，如果换作其他国家处在德国的位置上，也许就不会出现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的惨剧，但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其受害者也许会改变，也许不会。
苏联对历史作出了论断，并有志于对人类进行救赎。为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完善自己的国家，德国人不仅驱逐了外国人，甚至还对那些没有祖国和家园、损害了寄居国利益的人进行屠杀。毋庸置疑，德国人为此也不惜一切代价。骇人听闻的是，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的目标，造成的伤亡甚至与“一战”相当，但战争只是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而对于大屠杀，至少在纳粹主义者看来，无论如何都有所收获。
意识形态是冷酷无情的，为了满足其逻辑的要求，它不仅不择手段，而且对此引以为荣。所有意识形态和宗教都概莫能外。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种自以为肩负至高无上使命的宗教都无所不用其极。在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渡过约旦河的希伯来人、基督教徒的十字军东征和穆斯林的圣战。虽然在美国等国家意识形态可能受到常识的约束，但在德国、苏联等国家，某些意识形态却可以肆无忌惮。
“二战”只不过是“一战”的延续、扩大和强化，其模式大同小异。由于地处法国和苏联之间，德国极度缺乏安全感，并首先对法国发动袭击，只不过这一次它是通过阿登森林进入法国。但与“一战”不同的是，法国在6个星期内迅速沦陷。由于英国拒绝与德国媾和，以致德军无法渡过英吉利海峡，所以德国决定先消灭苏联。不曾料想，欧洲大陆广阔的地形吞没了希特勒的军队，而苏联更是以排山倒海的兵力将其碾作齑粉，德军功亏一篑。随后，德国对美国宣战。美国在参战两年多后，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欧洲内陆。而在此之前，美国还入侵过北非和意大利，但其重要程度显然稍逊一筹。最终，德国被美苏两国击溃并占领。总而言之，这两场大战的起因如出一辙，结果也大同小异，但不可否认，“二战”的伤亡人数远超“一战”。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欧洲来说，“二战”更加惨绝人寰。
“一战”基本上限于欧洲，但“二战”无疑是一场全球战争，因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国家都被卷了进来。然而最重要的是，“二战”更加惨烈。谁也无法准确估算，在“二战”中欧洲究竟出现多少亡魂，但较为合理的估计是，约有5 100万人死于种族灭绝、轰炸和常规战斗，其中包括士兵和平民。1939年，包括中立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总人口约为5.5亿。由此，我们可以推算，从1939～1945年的6年间，有近10%的欧洲人殒命，这一数字不能不令人瞠目。
然而，这还不是最骇人听闻的数据。据统计，在“二战”中，波兰丧失了16%的人口，德国牺牲了10%的国民，而苏联的死亡率则为14%。不仅如此，在欧洲各大半岛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边缘地带，也就是双方交战的主要场所，伤亡最为惨重，而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尤甚。此外，甚至西欧国家也损失了大量人口：法国约为50万，意大利和英国为近50万。
战争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而欧洲强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制造武器的工厂要比任何一种武器都更为致命，而制造武器的工人也要比任何训练有素的士兵更加危险。工业化在变得日趋重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取灭亡的方式。尤为重要的是，载人轰炸机的问世抹杀了欧洲曾经制定的平民与军人的区别：首先，那些在工厂工作的平民间接参与了战争；其次，轰炸机的精确度极低。英国最初对德国发动空袭时，因是空地遇袭，所以德国人甚至不清楚英国人的轰炸目标究竟是什么。由于轰炸机的投弹精度极低，为了摧毁德国的工厂，盟军必须派遣大批轰炸机投掷大量炸弹，以致许多与战争工业无关的平民也惨遭横祸。战争结束后，德国的城市几乎片瓦无存，仿佛是被蓄意摧毁一般。
然而，最可怕的伤亡还是出自德国人之手。柏拉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大意是发动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天性。但毫无疑问，虽然发动战争的方式多种多样，德国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极其残忍的手段。假如血统决定德国人是优等民族，那么他们对劣等民族的所作所为就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波兰战败后遭到了残暴的镇压。与苏联交战时，德国的做法不仅极其残酷，而且毫无必要，这一点不能不令人震惊。乌克兰十分痛恨沙俄的统治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苏联时代，斯大林为了出口粮食以筹集资金，使乌克兰人蒙受了极大的苦难。如此说来，乌克兰人本可成为德国的盟友，但希特勒并不想与劣等的斯拉夫人厮混，并坚信自己打败苏联易如反掌。因此，他对乌克兰人进行了残暴的欺凌。相比之下，他对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占领则较为温和，这种做法显然符合他的思想主张。
纳粹大屠杀的罪恶罄竹难书。总体而言，它没有任何军事目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希特勒的其他行为都存在一定的军事理由，但他有组织地屠杀600万犹太人以及数百万其他种族的人口，则不具有任何军事理由。兴建诸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之类的地方对战争毫无裨益，反而耗费了大量资源，因为即使德国为集中营囚犯分配的粮食微乎其微，也需要占用大量人力、车辆和其他资源。
不难发现，希特勒的观点中存在某种奇怪的逻辑。他认为，犹太人与欧洲各国的关系盘根错节，并且犹太人出于血统和天性而压榨并破坏收容他们的国家，因此他必须将他们从欧洲清除出去。希特勒表示，犹太人不仅引发了“一战”，还发动“二战”以完成前者未竟的目标。此外，他还认为，正是犹太人迫使英法两国因波兰问题而参战，并阻止英国与德国媾和。
希特勒亲手打造了一件艺术品，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件艺术品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真实无虚，而在于它能够震撼人心。希特勒笃信，自己所说即为真理。他警告世人，假使犹太人在欧洲挑起另一场战争，欧洲人将面临灭顶之灾。他提出，犹太人已经发动了一场战争，为了终止他们的邪恶举动，他必须彻底消除犹太人这一心腹大患。
如果将启蒙运动崇尚的技术和无神论的神话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看似荒谬的结果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正是这些神话让德国人大开杀戒，而工业化让集体屠杀成为可能。在希特勒编造的神话中，所有犹太人都具有相同的种族缺陷，而且对德国和欧洲来说，呱呱坠地的犹太婴儿与正值盛年的犹太成人同样危险。因此，希特勒派出大批爪牙搜捕犹太儿童，并将其送到集中营进行集体屠杀。
战争达到了恐怖的顶峰：在广岛和长崎，逾10万人在顷刻间殒命；在东京，3天的常规轰炸也导致超过10万人丧生。毫无疑问，原子弹让战争走向了极限。由于工业奠定了战争的基础，而工厂位于城市中，那么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有必要摧毁这些城市。原子弹能够更加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因此成了一种合理且必要的做法。有人曾经把广岛的惨祸与大屠杀相提并论，但两者截然不同。不管我们是否认同轰炸广岛的军事理由，但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入侵日本，“二战”就不可能结束，而参战方也将有不计其数的人员死亡。我认可这种观点，但也有一些理性的人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指出，袭击广岛仅具备看似合理的军事意图。
纳粹大屠杀之所以绝无仅有，因为除了匪夷所思的荒谬借口外，它不具备任何合理的军事意图。然而，对于希特勒的血统与种族神话，大多数德国人竟然都表示接受，只有少数人提出了反对。当德国的年轻人追忆历史时，他们为祖父祖母曾经的信仰感到惊骇万分，但老一辈人在当时的确相信了希特勒的说法。其实，在其他时代，也有人相信某个种族、宗教或政治团体会带来危险。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就处死了成百上千的异端，区别只在于，当时尚不具备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技术。归根结底，让大屠杀成为可能的不是希特勒炮制的神话，而是先进的杀人技术。
1913年曾令人闻之色变的事，如今变得不再可怕。1914～1945年的31年间，约有7 100万人在常规战争中死亡，其中，“一战”约为1 600万人，“二战”为5 500万人。如果加上斯大林统治下遇害及饿死的约2 000万人，这一数字将飙升至9 100万，其中还不包括俄国和西班牙内战以及各种各样其他冲突造成的伤亡，例如土耳其独立战争。否则，即使保守估计，这一数字也将高达1亿之多。即使实际死亡人数比这一数字多出或少出100万，也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纳粹大屠杀让欧洲一蹶不振，但这些死亡数字也预示着欧洲曙光在望。“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军队仍然盘踞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其中包括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和散布在欧洲大陆的英军。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元气大伤，不仅沦落为被占领土，而且无法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欧洲各国的命运竟然取决于美苏两国军队的驻扎位置，很显然，欧洲霸权已经岌岌可危、大厦将倾。
在这31年间，欧洲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战无不胜的全球中心没落为穷困潦倒、颓唐侘傺之地。1945年，当欧洲从肆虐的暴力中惊醒，并惊异于过去的所作所为时，他们猛然发现，就像昔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整个世界的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
(1) 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