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凭什么征服自然？人类终结神迹时代，到成为自然的征服者，期间付出多少血汗？广受赞誉的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为什么被指为欧洲分裂的元凶？科学与神学纠葛不断，一场场扣人心弦的变革随之展开。
《九十五条论纲》撬动神权假如将亨利与科尔特斯的精神合二为一，两者的共同体既是一个知识精英，也是一个草莽强徒。此人不仅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且还会打破常规，将这种生活方式带到他选择的地方，突破习俗并揭示事物的真相。作为一个强者，除了自己的良知、理智和意志，他们不承认世上存在任何界限。对伟人来说，这种做法使他们得以发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未知、瑰丽而又危险的真相。但出类拔萃的人理解其中的危险，因此在公布真相时极为审慎。才智稍逊的人粉碎了高贵而又必要的谎言，仿佛他们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最危险的是那些庸庸碌碌之辈，他们利用伟大思想家的见解，宣称他们有权相信自己选择的任何事情，并且认为，任何令人不快的事情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可信的。这些庸人夺走了天才的权利，只是因为他们从不尊敬任何事情。
在伟人和庸才的控制下，欧洲断裂成无数个碎片，其中有些绚丽夺目，但大多数乏味而平庸。 欧洲思维的分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四分五裂的地形。最终，这种分裂将导致欧洲及其精神轰然崩塌。
1500年，基督教控制着欧洲大陆东部边缘，而天主教主宰着欧洲大陆。天主教通俗易懂、神秘莫测。大体而言，它是一套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仪式和一种迷信观念，为人们提供了适度的畏惧和安慰。从智力层面来看，它更加微妙、复杂，甚至自相矛盾。天主教同时谋求政治上的职权和精神上的威信。它不得不参与政治生活，其间充满斗争与妥协。从精神层面来看，在理解基督人生意义的同时，它又不得不调停基督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政治需要把妥协和腐败区分开来，而前天主教需要从基督的献身精神去理解一切事情的意义。天主教是一个宏大的知识体系，如同中世纪的大教堂一样，它错综复杂而又绚丽多彩，在构建时历尽了重重困难，在维护时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1494年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中，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划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在此，我们不妨稍事停顿，考虑一下其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大心态。梵蒂冈不仅对天主教国家视而不见，而且罔顾当地土著的要求，尽管他们已经皈依了天主教。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学说之所以曲尽其妙，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天主教钩深极奥的感悟力，而它赏心悦目、引人入胜的宗教仪式很容易在所谓的普通修道者中引起共鸣。但在斯时斯地，天主教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宣称自己对全人类拥有普遍的政治权威。
无论是从精神和教化的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都是天主教的鼎盛时期。它控制了欧洲大陆，致力于促使异教徒皈依门下，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然而，有一件事让天主教感到十分困扰。《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虽然阻止了两个天主教强国走向战争，但他们发现，这个世界浩瀚无垠，其中大多数人都对耶稣之名闻所未闻。这一发现让人们开始对天主教宣扬的对全人类的普适性产生了种种怀疑。于是，细微的政治分歧和思想裂痕相继出现，但当时尚未引人注目。实际上，随着亨利和科尔特斯的精神互相融合，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联合体，他们既聪明睿智，又胆大妄为。他们确立了自己的术语和规则，从而扰乱了欧洲的思想秩序。
在1492～1543年的51年中，有3件欧洲人曾经认为确凿无疑的事受到了冲击。在欧洲大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有3件事情不容置疑：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天主教是欧洲的中心。然而，在这51年间，欧洲产生了一系列激进的、不可抗拒的思想，从而使欧洲的思维框架受到了冲击，导致其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变得愈加分化。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切并非循序渐进地出现，而是像迅雷烈风般突然发生。
1492年，哥伦布环球航行促使后人了解到一个事实，即地球是圆的。当然，在此之前并非无人宣称，地球的形状是圆的，但他更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而开启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这个世界里，存在许多高度发达的文明，但这些国家对欧洲和基督教闻所未闻。与穆斯林不同，他们并没有摒弃基督教，只是从未听说而已。如果地球是圆的，这不仅意味着地球表面没有任何中心，而且意味着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世界的中心。欧洲人只能宣称，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明。除此以外，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诸多文明，这些国家对欧洲既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这一点肯定不会令欧洲人欢欣鼓舞。假如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从未听说过基督教，那耶稣怎么可能成为救世主？世界之幅员辽阔，文明之多种多样，而且不存在任何中心，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欧洲人此前的想象。借用卢梭的说法，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文明一直自认为比“高贵的野蛮人” (1)卓异。但这种观点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因为现在看来，所有文明似乎都具有同等价值。
25年后，即1517年，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一座教堂的大门上，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是欧洲中心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最主要的观点是：罗马主教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与上帝相通，无须神父从中引导。而作为个体，每个人都可以在良知和上帝恩典的指引下阅读《圣经》，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直以来，罗马自诩为基督教的中心，但东正教始终对此表示质疑。如今，罗马的这一地位岌岌可危，并在欧洲大陆遭到了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丧失了其作为世界精神中心的地位，而天主教在其曾经统治过的欧洲大陆部分地区，也丧失了昔日至高无上的地位。
26年后，即1543年，哥白尼清晰而详尽地阐明，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非地球，而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这绝不仅仅是一条有关宇宙的学说。虽然此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但哥白尼的论证更为有力，并且引发了这样一个疑问：假如上帝创造了世界，并按照自己的外形塑造了人类，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杰作，也就是整个宇宙赖以存在的意义，放在世界的中心？数百年后，有人指出，地球只不过是一颗微不足道的行星，位于一个普通星系的边缘地带，而类似的星系不计其数。哥白尼的学说让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并非举足轻重，但这种看法与许多宗教的教义相抵触。更何况，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曾将自己唯一的圣子派往凡间，这与哥白尼的学说显然更加格格不入。
天主教宣称，人们只能通过教会的教义了解上帝，而教义由各个等级的神职人员负责阐释。马丁·路德在沃姆斯国会上表示：“我的良知受到上帝之言的约束。而违背良知行事，既不正当，也不安全。”在这一宣言中，路德引入了个人责任、道德良知和怀疑精神，从而重塑了整个基督教体系，为下一场欧洲革命做好了铺垫，而这场变革也将带来无穷无尽、出人意料的后果。
对天主教来说，其教义代表着上帝的圣言，教会以外的个人不能对基督教教义进行解释。但路德在天主教中引入了良知和个人信念的概念。他认为，个人有权研究神的话语和《圣经》，并按照良知的指引对其进行阐释。尽管路德竭力避免绝对主观主义，但他所倡导的理念还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基督教的教义虽然没有变化，但他将作为个体的基督徒提升到了基督教的中心位置，使罗马教廷的地位一落千丈，并改变了欧洲精神世界的面貌。
与此同时，欧洲科学革命也蓬勃兴起。印刷机发明于公元1440年之前。截至1500年，欧洲大约有1 000台印刷机。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书面的东西十分罕见。当时文盲众多，不仅因为人们没有学过如何读写，也是由于没有可供阅读的书籍。现在，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圣经》，而且可以使用当地通行的语言，即母语进行阅读。这一举动看似简单，但进一步削弱了神父的权威。人们每天都可以在家中自行阅读《圣经》，而不需要等待礼拜日，由神父宣读并解释上帝的圣言。他们不仅可以阅读《圣经》，还可以对其意义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与罗马教廷或者其他人决裂。因此，欧洲大陆的基督教开始分立教派，并逐渐分裂。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欧洲的国界线日益增多，这种状况进一步加深了教派的分裂。语言不仅是一种听说读写的能力，而且是人们相互沟通的纽带。当时，各个地区的人们虽然拥有某种共同语言，但这种语言尚未衍生任何政治意义。
印刷机使路德得以将《圣经》译成德语，并广为散发。也正是印刷机让基督徒可以依照良知，直接面对神的话语。此外，印刷机还可以把人们的讨论和争辩印刷成册，并将其公诸于众，使普罗大众得以首次直接参与到精神生活中来。
路德宗教改革的其中一个后果是促进了欧洲普通语言的合法化。在此之前，拉丁语是通向上帝之路的唯一语言，而现在许多语言不只是俚俗之语，在写作和思考时也具备同等的效力。通过德语表达的思想毫不逊色。由于共同使用一种语言，比如德语、英语或其他任何语言，各个群落的人们被联结在了一起。人们可以用母语阅读，或者听别人阅读那些与他们素昧平生的其他人的想法。语言成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成了国家形成的基础，也成为欧洲冲突频发的另一个因素。
对德国人演讲时，路德使用德语。德国民众不再是历代王朝需要应对的次要问题，而变成了一台追求自身权利的政治发动机。德国掀起了一场挖掘历史记忆的运动，而路德教是这场运动的根本依据，并与德国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融为一体。新教引起民族主义的广泛兴起，而民族主义也将导致欧洲多国林立。每一个国家都以语言基础，而每一种语言在上帝眼中都一视同仁。欧洲人的思维正在日益分化。
宗教改革的核心区域是德国，之后迅速传遍了欧洲北部的边缘地带、英伦三岛和斯堪的纳维亚。但不可否认，其根源仍在德国。值得注意的是，哥白尼是德国和波兰的混血儿，马丁·路德是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也是德国人。这不禁让我回忆起，当初日耳曼部落是如何抵抗罗马人并维护其独立地位的。现在，德国人开始反抗罗马教廷，以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
此外，宗教改革还催生了另一种形式的分裂。良知和信仰都是私人的事情，仅与个人看法相关。宗教改革把良知作为信仰的基础，在提升个人地位的同时，也产生了如下问题：谁对《圣经》的解读才是正确的？人们的疑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如何判断一个人良知和信仰的真挚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圣经》的诸多解读中，如何才能作出正确选择？路德刺激了宗教改革的发展，但并未使其达到顶峰。改革者之间开始相互质疑。宗教改革的形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宗派之间存在差异。不计其数的小派系分离出去，成立了自己的教会。如果说信仰和良知是理解《圣经》的准则，那么任何人的解读都不是不刊之论。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的信仰和良知，去衡量所有观点的是非。这不仅因为每一个人皆有如此行事的自由，而且良知也要求他们不得不如此。
天主教将信徒限定于一种单一的信仰和行动之中，而新教与其说开启了怀疑之门，不如说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与其说产生了怀疑精神，不如说警惕所有自诩为权威的说法。这无疑在与过去的认知决裂，而当时许多事情都处在风云变幻之中。它为另一场初露端倪的思想运动，即科技革命，提供了神学基础。
路德认为，圣迹时代在教会成立之初就已经终结。这就意味着，神灵的干涉不会再破坏上帝创立的自然规律。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下，世界是恒定、可以预知的。既然自然规律支配着这个世界，那么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知晓这些自然规律？其中一个办法是研读《圣经》，但《圣经》涉及的更多是超自然现象，即上帝及其旨意，而非自然现象。按照路德教的思维方式，要想了解自然规律，还有另外一个领域需要探索，而不能仅仅通过《圣经》进行研究。这个领域即自然界，即意味着要对科学展开研究。
培根设计：欧洲征服自然的肇始科技革命包含许多思想家和学说。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科技革命都不只是一场由新教教徒发起的运动，就其对自然的观点以及将良知和个人提升到道德和精神世界的核心位置而言，它是一场部分发源于新教的运动。此外，在科技革命初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一名新教教徒、政治人物以及一名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的支持者。正因为如此，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宗教改革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弗朗西斯·培根生于1561年，即路德逝世15年后。在《伟大的复兴》（The Great Instauration ）一书当中，培根提出了一种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在承认上帝和精神至高无上的前提下，他提出，要根据人类感官能够感知到的一切去审视这个世界，即首先从物质角度进行评判。圣迹时代的终结意味着，从某些方面来看，物质世界及其规律应当被视作上帝最后的话语。中世纪经院哲学奉行的演绎推论不得不让位于归纳推论。现在人们有必要对这个世界及其隐藏的规律进行研究，而不只是阅读那些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文章。
培根设计了一种揭示大自然秘密的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基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原则以及根据观察得出的论断。人们首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观察和实验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
这种科学方法的原则是：人们对过去将信将疑的事情提出质疑，然后对其进行理性分析，从而掌握更多知识。这种科学方法的核心在于强调有关物质世界的任何命题都必须通过证据和推理来证明，从而明确地奠定了科学的哲学基础。此外，这种方法还指出，在物质世界中，所有观念都要经得起挑战和质疑。奇怪的是，虽然培根似乎从未对基督教发起挑战，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无神论把人类付诸理性、哲学、先天的怜悯、法律、名誉。所有这些，即使没有宗教，也足以引导人类获得某种外在的美德。但迷信破除了上述一切，并在人们心中建立起绝对的专制。因此，无神论从未使任何国家陷入混乱，因为无神论使人谨慎自省，仿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顾虑。我们看到，那些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例如奥古斯都、恺撒的时代）都是治世。迷信成为许多国家混乱的根源，并引入一个新的原动天 (2)，从而夺走政府的所有影响。
科学并不必然就是无神论。虽然它无法为精神世界提供指引，但并不需要否认这个世界的存在。科学界往往存在这样一种诱惑，即把物质世界置于精神世界之上。因为对于物质世界，人们可以开展精确的研究，而对于精神世界，人们很难进行中规中矩的分析。我们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而科学最看重的是自然。路德运用良知和个人观点对权威发起挑战，并进一步将思想（即理性）转变为某种机制，以探索自然的所有奥秘。迷信是科学的敌人，因为它是基于权威而非证据建立起来的信仰。培根反对迷信，为无神论进行辩护。因此，我们必须清楚，他是否认为与精神世界有关的一切都是迷信。
培根的做法十分伟大。尽管路德表示，圣迹时代已经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精神领域是虚幻且无关紧要的。此外，当路德宣布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良知自行阅读《圣经》时，他也没有打算将人们从《圣经》教义的限制中解脱出来。虽然从表面上看，路德曾倡导我们对自然规律进行研究，或者使人们摆脱束缚进行独立思考，但他并没有将其付诸实践。他只是让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通过《圣经》虔诚地思考上帝的旨意。
但培根作出了关键性突破。首先，他将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自然界。其次，他以理性为基础，创造了一种理解自然的方法。最后，他开启了通往思想的大门，在无需诉诸上帝的前提下，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索。培根设法破除人们对自然界的幻想，将其置于人类理性的控制和意志之下。无论他外在的宗教或政治主张如何，培根都将人类理性上升到了天地万物的中心，从而开启了知识的大门，并彻底摧毁了欧洲人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
托马斯·霍布斯与培根是泛泛之交。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Leviathan ）一书中写道：“人脑中的任何观念，没有不是一开始就由感官而产生，或者全部皆是，或者部分如此。”换句话说，所有观念均来自感官。既然我们无法感知上帝，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认识上帝。
霍布斯称，人类的自然生活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并因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如果自然界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危险，那么人类应当征服自然。而征服自然的手段，培根曾经教诲他说，只有通过科技来实现。霍布斯的观点为人类利用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奠定了基础，从而为现代科技文明做好了铺垫。
科技革命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其实用性。培根从不认为科学应该成为某种玄妙莫测的东西，而应该为人类带来益处。 如果萨格里什是欧洲征服世界的开端，那么培根就是欧洲征服自然的肇始。
人类迁徙、沟通、弥合创伤和学习新知的方式之所以会发生转变，莫不是基于将培根的科学研究方法推广到技术中。就像欧洲的探险活动和帝国主义改变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一样，这种方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奉理性为至宝启蒙运动 (3)产生于上述三次冲击。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这场运动席卷了整个西欧，仿佛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变革。启蒙运动试图揭开迷信掩盖的奥秘，让世界清晰可见。它希望首先从理智上，其次从政治上，对人类、社会和人性进行重新定义。人们对自然的认知以及对思想复杂性和精密性的了解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这种势头有增无减。
启蒙运动中涌现了不可胜数的名人和思想流派。无论涉及任何话题，几乎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例如，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宗教的，但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勒内·笛卡尔始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这一信仰与他的许多说法都互相抵触。正如让-雅克·卢梭曾经写道：“虽然我发现了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但它们并没有对我形成阻碍。”卢梭认为，现实错综复杂，其间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观点和针锋相对的真理碎片。启蒙运动不仅向宗教发起了挑战，而且也向自身发起了挑战，从而使欧洲思想变得日趋分化。
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即认为人类的理智能够了解天地万物和人类自身。虽然还有许多事情尚不为人知，但是从原则上讲，世间不存在任何无法被理性认知的事物。如果把理性比作划开万物的刀刃，那么最富于理智的人就是其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传统社会寄希望于贵族阶层，而欧洲的贵族是由出身决定的。赞同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遗传因素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具有美德，因此国家应该由出身高尚的贵族统治。但启蒙运动认为，一个人的出身是偶然的，因此最大的不公就是让这种偶然的出身决定人们的命运。对启蒙运动来说，唯一的贵族是那些才能出众的人，而才能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能力。这种才能也许与出身不无联系，但人们的命运不应当在出生之前就被决定。正是这样，启蒙运动将对理性的颂扬转变成了一场反抗旧政体的革命。
欧洲发展了美德的概念。如果理性是判断人类的唯一标准，那么国家应当由富于理性的人来统治。理性统治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明的君主专制，即由集高贵血统和卓异才智于一身的国王进行统治。第二阶段是共和制，即由具备特定资格的选民选举出最佳人选，在政府系统中作为他们最适合的代表，而政府部门必须受到种种限制，即便他们充满热情。这就是欧洲自由主义的基础。但它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带领欧洲继续向前，产生了一种更加激进的思想。
假如伽利略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思考，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如法炮制。只要不伤害他人，他们为什么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那么，最终将由谁来确定天才和庸人之间的区别？其中一条道路是民主革命，另一条道路是精英政治，即由最富于理性的人进行统治。每一条道路都举步维艰。启蒙运动将理性视作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但并没有提供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的可靠方法。由于缺乏尊重优秀思想体系的能力，思想和言论自由让欧洲人的思维越来越分化。因此，占据上风的往往是最令人信服的观点，而非最具理性的观点。
启蒙运动衰落后，产生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但个人的智慧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即使人们可以独自生活，人生仍将是肮脏、贫穷、野蛮和短暂的。个人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必须融入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完善。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合适的呢？显然，其领导人必须与追随者休戚与共。这种社会要么是通过代表建立的共和政体，要么是通过选举建立的民主政体。但上述社会组织并不能确定哪些决定才是公正、适当的。王朝和帝国不再具有合法地位。任何由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都不得再对个人进行控制。自治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同样令人困惑的是，如何才能界定国家管理的地理范围？哪些人可以成为国民，哪些不能？哪些人可以参与投票，哪些人负责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源于路德的观点，即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国家就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体。但问题是，国家在某些方面与启蒙运动水火不容，因为它建立在个人出身而非品性之上。德国人就是德国人，法国人就是法国人，不需要甄别他们的理性或才能，他本来是哪国人就是哪国人。国家为个人提供了属于人类特有的事物，即语言和个人诞生前的历史。启蒙运动和国家主义不仅判若水火，两者之间的矛盾往往难以沟通。虽然民族自决权或民主主义可以弥合两者的分歧，但民主主义也可以像专制主义那样残酷无情、缺乏限制。在民族自决权的驱使下，国家在20世纪已经初具雏形。
无论两者的矛盾如何尖锐，人们都需要有一个出生、长大和保护自己的地方，因为这些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要想理解这一点，有种观点十分关键，即人们都喜爱自己特有的一切。人们最初喜爱的父母、语言、宗教和家乡都是与生俱来的。从呱呱坠地起，这些就属于他们，是无法选择的事情。而爱情不一样，因为爱情出自选择，而这种喜爱之情却是人类最原始、最简单和最强烈的感情，因为它可以不假思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选择。启蒙运动试图破除这种与出身有关的联系，将人们从种种与生俱来的身份限制中解脱出来。但是，在打破这些联系的同时，启蒙运动使人们迷失在自己的想法中。人们摆脱迷信的束缚，就意味着摆脱了宗教最低级、最缺乏理性的一面。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需要某种归属感，将自己与社会、责任及历史联系起来，以免个人想法造成巨大破坏。
但问题在于，科学和启蒙运动让人们只剩下生理属性和欲望。如果这就是他们的一切，那么他们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责任何在？哪些行为合乎道德规范，而他们又何以得知这一点？如果不能回答上述问题，人类将变得十分危险，甚至与禽兽无异。社会原子化 (4)状态下，人们总要以某种方式重新融入社会，只不过他们需要一个理由。尽管他们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但这一点仍然必不可少。为把他们从自我和呆板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必须有事物诱使他们重返社会和历史，必须有人向他们讲述令人心驰神往的神话传说。他们仍然需要神话故事，以便向自己的灵魂交代，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
德国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父母讲给孩子们的童话既令人毛骨悚然，又令人激动不已。《韩塞尔和葛雷特》 (5)（Hansel and Gretel ）讲述的是一对可怜的兄妹遭继母抛弃的故事。韩塞尔和葛蕾特的父亲是一位穷苦的樵夫，在他们的母亲去世后，不得不续弦。继母唆使樵夫把韩赛尔和葛雷特带到森林里遗弃，以便自己能享用更多食物。哥哥韩赛尔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决定在口袋里装满石子，好让自己在被父亲遗弃后找到回家的路。当孩子们返回家中，继母再次怂恿父亲抛弃他们。这一次，他们无法到外面捡石子，于是哥哥用面包屑在沿途留下了记号。在森林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巫婆。她想把他们放进火炉里煮来吃，并准备首先把韩赛尔放进去，但葛雷特很快识破了巫婆的诡计，她灵机一动把巫婆推进了火炉。巫婆在尖叫声中死去。在小鸟的指引下，两个孩子带着巫婆的珠宝返回了家中。他们发现继母已经死去，父亲高高兴兴地把两个孩子和他们携带的珠宝迎入家中。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些关于加害他人和巧妙脱险的德国童话传达了一则同样的政治信息。故事的开头讲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和难以置信的贫穷，迫使德国人对他们最应爱护的人作出可怕的举动。接着，人们对造成这种不公正待遇的根源发起了对抗，并将其摧毁。在讲述坏人为非作歹的同时，这些故事还歌颂了德国人的勇敢、聪慧和最后的胜利。孩子们显然比他们道德败坏的父母更加聪明，因为前者象征着未来，而后者代表着过去。此外，这些故事也可以视作欧洲历史的传说。故事中，德国人试图从其他人手中夺回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曾经偷走了自己的财富。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孩子们一直在读这些童话。其中的故事虽然令人胆战心惊，但是在家庭与更为广阔的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格林童话》中的人物很少信仰基督教，大多都是异教徒。这本书继承了基督教以前的文化遗产，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它与启蒙运动的联系在于，两者涉及的都是异教徒，而非基督教徒。启蒙运动以进步的名义逐渐摒弃了宗教，但正如彼得·盖伊所言，它最终发展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异教。格林兄弟描绘的是基督教出现之前的时代，彼时德国森林里危机四伏、战事不断。那是一个险象环生、神秘莫测之地，而这些历史传奇也成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基石。
启蒙运动试图让世界摆脱神话的束缚，但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国家就无法为自己正名。浪漫爱国主义设法应对这个问题，并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它。但一个新问题随之出现：如果人们对国家负有责任，那么这一责任的限度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一个国家权利的限度是什么？这一观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人相信，他们的祖国比其他国家更加美好，或者他们曾经遭到了劣等民族的迫害。
浪漫爱国主义关注的是美感而非理性，因此放大了崇高感和受迫害感。肖邦通过奏鸣曲而非论文抒发了自己对波兰的热爱。奏鸣曲触动的是人们的灵魂，但每个人的灵魂对此将作何反应却往往不可预测。艺术的冷酷无情与理性不同。无论艺术看起来多么荒谬，最终都会产生合理的结果，而理性无论存在多少缺陷，都需要被人热爱。理性引导你自己得出结论，而艺术的目的在于产生美感，因此它本身就是结论。
最终，就像法西斯主义抬头时那样，国家本身变成了一件艺术品，而党的领导人变成了艺术家。法西斯分子杜撰了关于国家的神话，与理性的启蒙思想家如出一辙。尽管两者的根源和结果大相径庭，但它们都创造了某种思想体系。更加重要的是，两者都异常危险，因为理性会驱使人们走向逻辑的极端，而艺术一旦鞭策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美，就会产生可怕的事物。我们不妨想想斯大林和希特勒。然而说到底，人们还是需要社会，这个社会即国家，而这个国家就像一位善于嫉妒的主人。
哥白尼、哥伦布和路德分别对欧洲文明造成了冲击。这三次冲击最终粉碎了欧洲的秩序，使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摆脱了束缚，从而创造了单一的全球文明。其中最伟大的变化，就是把人置于宇宙万物的中心。通过将理性提升到人性的中心，整个人类也得到了提升，因为人是理性的化身，而科学和技术则是理性的产品。然而，这种做法也制造了某种幻觉。人类虽然可以处于宇宙万物的中心，但每个人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最终，个体的胜利与个人对社会的需要产生了矛盾，如此一来，必须有人重塑社会，并说服人们参与其中。欧洲人一反常态，变得日益分化，从而打碎了道德指针。当他们从思想上接受了建立在艺术和神话基础上的国家时，他们不再完美无缺，因为其道德指针被弃置不顾。艺术不分善恶，而虚构的爱国主义取代了形单影只的个体，如此美好诱人，但两者皆不能明辨是非。哥伦布、路德和培根所破除的东西不得不以某种方式重新结合起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其中一种途径是通过培根所赞美的科技及其带来的和谐的经济生活，另一种途径是通过国家及其带来的融洽的道德生活。遗憾的是，两者格格不入，以致世界充满了矛盾。
尽管矛盾重重，欧洲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征服了全球，还征服了人们的思想，让一切都发生了彻底变革。20世纪初，世界岿然屹立，似乎国家和自然都处于其绝对控制之中。1913年，人们似乎难以想象，这一切会改变。但事实却截然相反，因为世界不得不发生变化。一大批国家跃跃欲试。毋庸置疑，它们清楚什么是美好的事物，但误以为这就是合乎道义的行为，从而为接踵而至的恐怖铺平了道路。这一切都是上述三次冲击造成的意想不到而又顺理成章的结果。 虽然每一次冲击都值得赞扬嘉许，每一次冲击也都把理性奉为至宝，但是它们共同动摇了欧洲人的思想，并将其变得支离破碎。
(1) 启蒙运动中，卢梭关于“天赋人权”的理论，将最美好的道德寄托于原始部落，而高更等人也受到这种思想的极大影响。因此，当高更来到塔希提岛，发现这里的人们没有工业社会的精神压力，没有被金钱欲望玷污的观念，每天的日常生活除了依靠简单的食物，就是唱歌跳舞、追逐异性，或者无所事事，这种局面令文明的欧洲人产生了极为矛盾的心理。首先，他们还是认为自己的文明有自信和自满，因为那些海岛上的人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用品和工具；其次，他们也感到自卑，因为虽然没有现代文明的用品和思想，但海岛上的居民比欧洲人更加快乐。欧洲当时出现了一个词汇——“高贵的野蛮人”，用来专门描述这种现象，意思是他们虽然物质贫乏，但是精神高贵。
(2) 在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动说中，原动天位于所有天体的最外层，能推动所有天体运动。
(3) 启蒙运动，通常是指在17～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了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
(4) 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即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及道德解组、人际疏离和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一般而言，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
(5) 《韩塞尔和葛雷特》又名《糖果屋历险记》或《糖果屋》，出自《格林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