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为何发轫于欧洲？何以新大陆发现者并非同期派遣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下西洋的大中华帝国？虽然船舰炮利，但远离故土、战力有限，欧洲人又凭什么以少胜多，攻下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帝国乃至最终征服全球？
葡萄牙一马当先圣维森特角被认为是欧洲的尽头，它是欧洲大陆最西端向大西洋突出的一处海岬。据希罗多德记载，古希腊人按照天神阿特拉斯的名字，将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水域命名为“阿特兰蒂克”，也就是现在的大西洋。这片水域是阿特拉斯的王国，它浩瀚无垠、威力强大而又神秘莫测。如果你站在圣维森特角，你就会明白这个名称可谓恰如其分。据说当地有一位神灵，这位神灵暗示，这个世界既丑陋无比，又令人心醉神迷。
古罗马人将其称为“神圣海岬”，并且禁止人们夜间前往。他们认为，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而来自大西洋的魔鬼会在夜间上岸，夺去人们的灵魂。在一片漆黑中，人们很容易幻想，在渺无人迹的大西洋上，会有魔鬼前来捉走人类。到了白天，这里一片荒凉。只有一座葡萄牙海军通信中心，还有几个货摊向前来天涯海角的屈指可数的游客出售寥寥无几的纪念品。这里看似平淡无奇，但实际上是一个战略要地。
在距离此地以东不到一英里处，小镇萨格里什正南方，还有一处海岬。15世纪，一个史称“航海家亨利”的人在当地兴建了一座宫殿，但如今只剩下地面上一个巨大的圆环和一座教堂。教堂很可能是后来修建的，但没有人知道圆环有何用处。显然，这里曾经盛极一时。亨利就是从这里开始了欧洲伟大的探险活动，即探索和统治世界。如果说圣维森特角是旧世界的尽头，那么萨格里什就是新世界的肇端。
在萨格里什，欧洲人终于赶走了罗马帝国昔日的恶魔，但新恶魔再次出现。时至今日，这个恶魔仍是欧洲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随着每一个帝国的产生，魔鬼也会应运而生。欧洲帝国从此滥觞，既灿烂辉煌，又令人恐惧；既发展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又犯下了不容置疑的罪行。我们仍然生活在欧洲盛衰荣辱的阴影之中，而这一切都要从萨格里什和大西洋开始讲起。
葡萄牙王子亨利，即名闻遐迩的航海家亨利，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之子。他创建了一所航海学校，数十年来，这所学校的航海家们一直对大西洋进行不懈探索。据说开辟通往印度航线的瓦斯科·达·伽马和环游地球的费迪南德·麦哲伦都是他的学生。就连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船只失事获救后，也曾在亨利的航海学校待过一段时间。人们很难弄清这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都有哪些人上过这所学校、这里发生过哪些奇闻逸事、到这里学习意味着什么，以及亨利本人在那里待了多久。虽然保存下来的史料凤毛麟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随着葡萄牙动用国库资金探索大西洋，以寻找未知的宝藏，欧洲从此踏上了征服世界之旅。
葡萄牙的探险活动是由国家开展的大规模行动。他们不惜斥巨资寻找未知的宝藏，此举既有国内政治、国际竞争、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纯粹的荣誉感。不知出于何故，亨利一丝不苟地记录了每一次失败和成功的航行历程。每一艘船都比上一艘更加坚固，行驶得更加遥远。其间没有任何突飞猛进，有的是数十年日积月累的知识。这是一次由工程师、航海家和官僚机构齐心协力，在雄厚财力支持下共同完成的壮举，也是葡萄牙莫大的荣耀。
萨格里什不禁让我联想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辉煌的岁月。就像萨格里什一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建立同样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同样存在政治、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也同样出于纯粹的荣誉感。美国开展了“墨丘利计划”、“双子座计划”、“阿波罗计划”等以希腊诸神命名的航天计划，而这些壮举背后同样隐藏着枯燥乏味的工程学、航空技术和官僚政治。其英勇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修养，在未知的领域抗击魔鬼。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训练有素、周密谨慎。每一艘飞船都比上一艘更先进，飞行得更遥远。无论是在萨格里什生活还是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他们的生命甚至比骚人墨客更富有诗意。欧洲帝国的兴起并非肇始于神话，而是发轫于破除神话的意愿。到了20世纪，随着神话的复兴，欧洲帝国也寿终正寝。
除非是贵为皇胄，否则很难具备开展此类冒险活动的身份和资源。亨利不乏接近基督骑士团的机会，而它是圣殿骑士团在葡萄牙的继承人，富可敌国。由于造船代价高昂，一旦失事，损失将极为惨重。亨利不仅小心谨慎、思维缜密，而且笃信宗教、极有耐心，因此他虽然掌握着巨额财富，但不会急不可耐地挥霍一空。他将航海计划付诸实施，以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对世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认识。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被欧洲列强占领过，并且受到了欧洲文化的严重影响。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开疆辟土以外，欧洲人还让这个世界从对自身一无所知变为了如指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清楚地意识到，除了自身以外还存在着其他文明，那就不可能产生与人类社会休戚相关的概念。在此之前，印加人从未听说过哥萨克人，泰米尔人不知道有苏格兰人，日本人也不熟悉易洛魁族人。在一个文明相互隔绝的世界里，没有人可能了解一切，但欧洲的进攻摧毁了这些障碍。在欧洲的征服或影响下，即使是最弱小的文明国度，也开始成为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再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或孤立存在的。对欧洲人来说，这一发现成了一种革命性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残忍血腥的力量。
欧洲征服世界和发现人类社会的活动让世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谁也不能确定，在欧洲帝国主义的直接冲击下，有多少人死于军事行动、饥荒、疾病以及其他原因。 有专家估计，欧洲雄霸天下的400年间，约有1亿人丧生，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更何况，当时的世界人口要远远少于现在，所以这一数字不能不令人瞠目。与此同时，欧洲巧取豪夺、日积月累并将其用于自身发展的财富数量同样令人震惊。当我漫步在伦敦或巴黎街头，我发现，欧洲对其从世界各地攫取的财富进行了巧夺天工的应用，它们存在于每一栋楼房和每一盏街灯之中。为此，整个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创造了无数种可能。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说过：“每一笔巨额财富背后，都隐藏着一桩深重的罪行。”对于这一点，昔日的所有帝国都概莫能外。欧洲人的罪行不仅在于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而且在于他们所到之处，所有人的命运都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欧洲人的足迹几乎无处不在，而凡是他们接触过的事情，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选择和可能。无论是对某个文明还是所有个体来说，莫不如此。世人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控诉罄竹难书，但后者带来的机遇同样数不胜数。正如最终我们要从整体上对某个人的一生进行评价一样，看待欧洲时也同样如此。然而，要想对欧洲作出公正的评价，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发轫于欧洲最西端萨格里什的航海学校？其他文明为什么未能承担这一重任？在亨利成立航海学校的同时，中国人也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并且漂洋过海，令沿途国家对其俯首称臣。罗马人和诺斯曼人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并非只有葡萄牙人或者说欧洲人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然而，除了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外，其他文明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是什么让葡萄牙人一马当先，而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濒临大西洋的欧洲国家紧随其后，开启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探险活动。
圣战or香料贸易战？许多故事都与伊斯兰教有关。欧洲是一个信仰基督教、崇拜耶稣的地方。与基督教一起发展的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主要分布在欧洲，而伊斯兰教支配着从摩洛哥到棉兰老岛、从中亚到桑给巴尔的大片地区，势力范围远超前者。这两种宗教息息相关，不只是因为《旧约全书》，还掺杂着贸易、政治、战争乃至结盟等诸多因素。 但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看到，当伊斯兰世界和基督徒世界剑拔弩张时，二者既势不两立，又相互协作、相互影响。
伊斯兰教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广为传播的文明之一。它没有形成一个单一民族、自成一体的帝国。即便如此，如果说历史上有哪个实体曾经有可能征服全球，那么一定非伊斯兰教莫属。许多穆斯林国家都建立了商船队和战舰，而不需要建立深海舰队。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沿海船只，即从沿岸可以看见航行范围或距离沿岸较近的船只，从某个伊斯兰沿海国家的一端抵达另一端。因此，他们不必承担发展以及建造远洋轮船的开支，而只需在穆斯林国家兴建港口，就可以开展贸易、储备物资。此外，与葡萄牙人不同的是，穆斯林从不需要迫于经济压力而从事探险活动。他们只要更加高效地利用小型船只，开拓有效的陆上通道，就可以控制大片区域。
葡萄牙的问题部分源于伊斯兰教的战略地位对其造成的挑战。自伊斯兰教兴起之日，基督教便与其冲突不断。基督教主宰着地中海北岸，而伊斯兰教控制着地中海南岸。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向北进入西班牙，最终占领了这个国家，并跨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732年，查理·马特（法兰克王宫首相）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大败穆斯林军队，将其逼退到比利牛斯山后，围困在伊比利亚半岛。假如当时马特打了败仗，今天的欧洲将会是另一番天地。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战争中，双方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共存。著于12世纪中叶的法国史诗《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 ）是法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它讲述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在西班牙进行的战争。故事发生在萨拉戈萨。查理·马特的孙子查理大帝出兵征讨穆斯林将军马尔西勒。马尔西勒提出，如果查理曼退出西班牙，他们将皈依基督教。早已对战争感到厌倦的查理曼答应了他的条件，但基督教伟大的勇士罗兰拒绝与敌人媾和。其间的故事既跌宕起伏又扑朔迷离。罗兰设法破坏这一协议，从而引发了一场大战。在这次战斗中，基督教徒取得了胜利，但罗兰英勇战死。这首史诗最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它体现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勇士之间的相似性。他们遵循着同样的封建社会秩序，对于忠诚和勇敢有着相近的观念。他们一面谋取政治利益，一面努力侍奉着心中的主。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都是彼此的写照。它们就像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双方既有阴谋和背叛，也有协作与结盟。它们互相讨伐，互相诱惑，又互相转变。如果不考虑基督教国家与穆斯林国家之间无休无止的征战和不计其数的合作，你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两者。因此，如果不了解穆斯林的历史，你就无法真正理解欧洲的历史。而现在，正是因为欧洲东西两端发生的事促使萨格里什作出了出海探险的决定。
1453年，穆斯林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39年后，即1492年，西班牙人夺取了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穆斯林城市格拉纳达。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对基督教主宰的欧洲形成了致命威胁。但占领格拉纳达让伊比利亚人重获信心和资源，他们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发起还击。
欧洲需要香料，而这种中世纪末的高级奢侈品主要来自印度。香料既可以用于保存食物、增加风味，又可以用于制作药物和壮阳剂。胡椒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进口香料，主要用于食物保鲜。当时黑死病在欧洲蔓延，人们相信，胡椒还可以预防瘟疫。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胡椒的价格一再飙涨，甚至与黄金持平。
亚欧两洲之间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洋沟通。有船只从海上运来印度的香料，也有人从丝绸之路送来中国的丝绸。丝绸之路在过去和现在都十分活跃，只不过现在铺满了输油管道，而不只是运送丝绸。在阿塞拜疆的古城巴库，至今仍有商队旅馆的遗址，即沿途旅客用餐和住宿的地方。如果无人光顾，这些建筑就不可能大批存在，因此可推断出这条道路在当时一定熙来攘往，是不少人发家致富的途径。
这些海路和陆路都终结于君士坦丁堡，商人们在此经另一条海上通道抵达意大利各港口，再向其余欧洲国家运送货物。每途经一站，他们就会提高一次售价。那些最初价格低廉的货物，在到达终点时变得极其昂贵。随着财富的增加，沿线城市的政治实力也日益强大，包括索马里摩加迪沙在内的主要贸易港口盛极一时。一位哈里发 (1)想要控制欧洲的香料贸易，并在10世纪时兴建了开罗港。
经由红海运来的香料必须从这里进入地中海。欧洲人用白银和羊毛交换香料，因为欧洲盛产这两种东西，但其在印度和中国却价格高昂。香料不仅影响了贸易的发展，人们甚至为此兴建了多座城市，而这些城市在一千多年以后仍然存在。
当然，这位哈里发是一个穆斯林，而君士坦丁堡处于基督教的控制之下，因此双方贸易产生的财富要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在开罗港建成、双方通商400年后，一股新势力开始在该地区兴起。在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不仅征服了基督教徒，而且成为东地中海地区最大的海上强国。在战争胜利前，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开始染指香料贸易。拿下君士坦丁堡后，他们立即封锁丝绸之路并对沿途的货物课以重税，从而对欧洲人进行压榨。
其中固然不乏宗教因素，但奥斯曼帝国的动机不只跟宗教有关。为了控制地中海，他们需要结交盟友。虽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与不少地中海国家结盟，但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发现，自己最重要的盟友是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随后，在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的共同驱动下，香料价格一再飞涨。由于丝绸之路无法通行，欧洲与亚洲的陆上贸易渠道被切断。随着地中海的大门被奥斯曼人关闭，海上通道也被切断。假如欧洲人能找到一条道路绕开奥斯曼人，他们不仅能够重启通往印度之路，而且能够夺回奥斯曼人和威尼斯正在牟取的暴利。
穆斯林日渐增长的实力和一路飙升的香料价格，成为驱使亨利海外探险的两大动力。他资助了大批船长和航海家进行训练，以积累实践经验，并组建了一系列由这些人率领的远征队。但其中许多人和船只在向南进发后失去了踪影。
传说没有人能行驶过博哈多尔角，因为那里水温极高，甚至会沸腾。1434年以前，所有远征队都有去无回。实际上，该地区的确十分危险，但不是因为海水会沸腾，而是因为穆斯林控制着那里的海岸，所以沿途几乎没有获得补给的机会。年复一年，葡萄牙人不断向南推进。直到1445年，他们终于绕过西非西海岸，从而提高了航海技术，增强了在大西洋的实力。
当时，葡萄牙人还没有开始寻找通向印度的航线，而是希望发现黄金，以便购买香料。据说马里富甲天下、遍地黄金，所以葡萄牙人希望找到一条道路或河流，方便他们进入非洲内陆寻找宝藏。葡萄牙人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我在前文说过，当时人们对自己所处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虽然非洲大陆距离葡萄牙以南仅150英里，但就连精明老练的葡萄牙人对其内部情况也不甚了了，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称奇。随着葡萄牙人一步步跨越西非沿岸，这种无知蒙昧的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
除香料以外，打败穆斯林是亨利和葡萄牙的另一个动机。穆斯林控制着西非，虽然他们没有深海舰队，但完全有能力并且的确捕获了许多过于靠近岸边的基督徒的船只。因此，为了继续向南探索，葡萄牙人不得不绕开沿海地区，以免受到穆斯林的攻击。随着不断远离海岸，他们发现了大西洋中的亚速尔群岛，并将其据为己有，但亨利并未满足。如果继续向海洋深入并向南部挺进，葡萄牙人就可以从侧翼包围穆斯林。亨利是一名十字军战士，他曾亲率大军征服了摩洛哥的休达。此外，在他生活的年代，伊比利亚半岛正逐渐摆脱穆斯林的统治。对亨利来说，追逐财富和打败穆斯林的目标并行不悖。
相传，非洲有一个名为“祭司王约翰”的基督教君主，他富甲一方、威名远播，但遭到了异教徒的围攻，急需基督教军队赶去增援。也有人传说，他已经征服了异教徒，能够救欧洲于水火。有关祭司王约翰的传说流传了几个世纪，不能不让人匪夷所思。尽管如此，一旦绕过西非西海岸找到通往马里的道路，葡萄牙人就能与祭司王约翰取得联系，然后挥师北上，从非洲内陆向北非发动圣战。
除了穆斯林的因素，我们还应当考虑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位置。该半岛向大西洋凸出，比利牛斯山将葡萄牙与其他欧洲国家一分为二。西班牙的海上实力虽然逊于葡萄牙，但一旦取得统一，并将穆斯林从格拉纳达驱逐出去，其陆上实力就会远超葡萄牙。由于双方互相对峙，海上通道显得极其重要。因此，面积较大的西班牙希望成为一个海洋大国，而面积较小的葡萄牙因为无法与西班牙在陆上抗衡，更希望在海上与其一决雌雄。
也就是说，葡萄牙的动机不一而足，包括遏制西班牙、前往印度、到马里寻找黄金、与祭司王约翰取得联系、传播基督教教义和争夺大西洋岛屿。这种复杂的动机是当时欧洲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他们的目标多种多样，其中有些不切实际，有些相互矛盾，但无论这些目标是否合理，葡萄牙正是在它们的共同驱策下，不断向前开拓。
大赢家西班牙——发现新大陆在这场角逐中，西班牙人着手较晚。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与国内的穆斯林进行殊死斗争，企图将后者从格拉纳达驱逐出境，进而统一国家。当西班牙忙于内战时，葡萄牙已经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但结束战乱、江山一统的西班牙不仅比葡萄牙面积庞大，而且实力雄厚。葡萄牙仅仅稍微领先，而西班牙则竭力追赶。双方的竞争让探险活动变得更加艰难。
葡萄牙人控制着非洲沿岸向南的航线，当时西班牙还不足以对其发起挑战。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为西班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认为，如果一直向西，也可以抵达中国和印度。问题是，即使向西可以到达目的地，但没有欧洲人敢保证这趟航程需要多久。当哥伦布向葡萄牙提议向西航行时，遭到了拒绝。葡萄牙人认为，向南航行抵达印度的可能性更大，况且这条航线已经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根本不需要冒险尝试。西班牙人也想前往印度，但不希望在向南的航线上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于是接受了哥伦布的提议。他们准备在这场角逐中孤注一掷，因此对哥伦布予以支持。
南部的航线为葡萄牙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1498年5月，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并宣布奉命进驻该市。慑于坚船利炮的威力，当地人很快同意与葡萄牙通商。在抵达印度之前，达·伽马发现并击沉了一艘名为“麦加”号的商船，船上全都是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他下令将船上的乘客全部杀害。在这起事件中，对伊斯兰教的仇视和对财富的觊觎仍然交织在一起。在印度，达·伽马发现当地人就像自己一样对穆斯林充满敌意。他无疑完成了亨利的目标，即绕开奥斯曼人，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道。与此同时，他也为欧洲今后对印度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从表面上看，伊比利亚人似乎达到了鼎盛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证明，哥伦布的航行尽管在当时难以想象，但显然更加重要。
虽然哥伦布首次出师不利，但西班牙王室仍然继续对他进行资助。最终，哥伦布完成了一件更有价值的事情，即抵达地球的另一边，而不仅仅是开辟一条购买香料的航道。西班牙人没有与当地人开展香料贸易，而是发现那里遍地金银。他们误以为那里就是印度，并将当地人命名为“印第安人”。
葡萄牙人发现的地方在此之前就已经为世人所知，而哥伦布误打误撞发现了一片新大陆，这里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未知之地。这就意味着，世间还存在着大量未知事物，这一发现让欧洲人的思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最先抵达印度的葡萄牙人以为自己赢得了这场竞赛，但实际上，西班牙人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他们的发现前所未见。
据《荷马史诗》记载，奥德修斯启程后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其中到处都是奇妙的生物：有独眼巨人、食莲者和一个个比他更像神灵的生物。按照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的说法，他来到了一个被施以魔法的世界。但奥德修斯在发现这个世界后开始逐渐了解它，并最终成为那里的主宰。他撕破了这个世界的面纱及其产生的魔法。随着他对那里越来越熟悉，它渐渐丧失了魔力。这就是奥德修斯的悲剧，在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后，便摧毁了它的魔力，令其变得平淡无奇，从而丧失了原有的吸引力。这也是欧洲的悲剧之一，即他们最初发现的极乐世界最终必然沦为缺乏魅力的平庸之地。
对人类社会来说，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是一个奇异的未知之境。这一发现让《荷马史诗》中人们对魔法世界的看法再次兴起。他的发现激起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但更激发人们对漂洋过海、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让欧洲人心醉神迷，让那些身陷日常琐屑事务的平庸之辈有了种种幻想。人们一度认为，大海里隐藏着种种可怕的未知事物。然而，哥伦布轻轻揭开了海洋另一端世界的面纱，人们发现，那里充满神秘和财富，海上的航程也因此变得不再那样艰苦卓绝。自哥伦布之后，不计其数的欧洲人横渡大西洋，寻找极乐世界。但是，在撕下那里的面纱后，他们创造了一个崭新但又平淡无奇的世界。哥伦布虽然发现了新大陆，但他并不清楚要如何在不摧毁其摄人魅力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深入了解。
归根结底，欧洲科学是不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相信这个世界之内和之外，都巧妙隐藏着一些令人心驰神往的事物？而所谓科学，不过是一种对发现未知事物的渴望？这种渴望紧紧抓住了欧洲，这一点从《浮士德》的神话中可以得到最佳印证。为了换取知识，而非权力和金钱，浮士德不惜与魔鬼进行交易。他成为欧洲的象征，和哥伦布一样，都进入了一个未知之境，看到了自己无法理解或难以想象的事物。
然而，我们还是要把这些探险家们先放在一边，来谈谈下一波欧洲人，即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西班牙硬汉。
埃斯特雷马杜拉气候干燥，是西班牙最贫瘠的地方之一。但正是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人探索和征服了新大陆。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征服秘鲁印加帝国的皮萨罗，前往巴拿马后第一个从新大陆看到太平洋的巴尔博亚，还有从中美洲北上发现密西西比河的迪索托。但其中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也许是征服墨西哥的埃尔南·科尔特斯。
在许多方面，科尔特斯与航海家亨利截然相反：亨利养尊处优，科尔特斯缺吃少穿；亨利温文尔雅，科尔特斯任性妄为；亨利希望维护家族统治，科尔特斯渴望得到自己不曾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亨利身为天潢贵胄，科尔特斯来自社会底层；亨利极有耐心，科尔特斯残酷无情、急于求成；亨利教养良好，科尔特斯粗野蛮横。两人就像随后500年里欧洲的两副面孔。他们身上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二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都善于激发部下的忠诚、责任感和敬畏之情。在对抗伊斯兰教的战争中，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
亨利希望了解世界，处事极富耐心、有条不紊。因此，他虽然循序渐进、永不言弃，但进展十分缓慢。他所做的一切为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奠定了基础。科尔特斯为人狡狯、残暴，擅长调兵遣将，在击败敌人后冷酷无情地对他们进行奴役。亨利从容不迫，科尔特斯急不可耐。当时，前者富埒王侯，后者一贫如洗。面对新世界，欧洲既小心翼翼，又机关算尽，一面担心那里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另一面却如同脱缰野马般登上海岸，抢夺自己想要的一切，如饥似渴地希望取得胜利。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它们互相配合，再加上坚船利炮，让欧洲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正是科尔特斯之类的人物让欧洲对世界的冲击从一种隐喻变成了千真万确的现实。这是欧洲人第一次遭遇一个陌生的大洲和一种未知的文明。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四周是阿兹特克帝国的核心，约有20万人口，其中包括统治阶级及其臣属的部落。阿兹特克的战士英勇无畏、训练有素，这支军队绝不可小觑。阿兹特克不仅经济实力雄厚，其首都也比大多数欧洲城市更为精致、复杂。
科尔特斯在尤卡坦沿岸的科苏梅尔岛登陆，其位置接近现在宾馆林立、大型游轮遍布的坎昆。这里是玛雅人的领土。如果你离开坎昆，在乡间小路上行驶18个小时，进入恰帕斯山区，就会发现玛雅人后裔仍然住在那里，继续抵抗墨西哥政府。
科尔特斯率领500名部下和一些奴隶弃船登岸。传说，他们还烧掉了来时的船只。科尔特斯告诉部下，他决定背水一战，要么大获全胜，要么战死沙场，因为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烧毁了船只，但以区区500人攻打一个帝国，结果不是全军覆没，就是以少胜多。科尔特斯想必清楚，其间绝无妥协的可能，而后一种结果无疑极其不合常理。
据说，当阿兹特克人看到西班牙人及其战马时，认为是羽蛇神显灵。假如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不明飞行物降落，我们一定与阿兹特克人一样惊诧。这些奇怪的生物穿着不知是由什么东西和奇异的金属制成的衣服，操着一种他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从他们从未见过的战船上走下来。可以想象，在初次遇见西班牙人时，当地土著有多么惊恐，而这一场面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早已屡见不鲜。
科尔特斯的手中拿着阿兹特克人闻所未闻的武器，而他出现的方向也从未产生过任何危险。虽然西班牙征服者们拥有长枪大炮，但阿兹特克人却兵多将广、骁勇善战。更何况从心理上，他们无法与这个看似光怪陆离的帝国对抗。然而，这种感觉是相互的。阿兹特克人从未见过这些武器发出的声音、火光及其造成的死亡。西班牙征服者仿佛拥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阿兹特克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注定要失败。因为只有神灵才会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阿兹特克人一定是触怒了神灵，才导致他们降临凡间。
尽管这次战斗让阿兹特克人大伤元气，但他们很快重整旗鼓、继续抵抗。最初的冲击消退之后，他们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就是一群身经百战的伟大勇士，而对方只不过区区500人。即使这些西班牙征服者的手中拿着枪炮，也会被淹没在成千上万的战士组成的人潮之中。但最终阿兹特克人一败涂地，原因在于，科尔特斯手下凭空多出了数以万计的精兵强将，这些战士既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阿兹特克人。
阿兹特克人崛起还不到一个世纪。他们的统治异常残暴，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有迹象显示，他们曾经使用活人祭祀，而祭品则来自臣属的部落。因此，人们对阿兹特克的统治者既充满畏惧，又恨之入骨。对许多人来说，西班牙人的到来无异于某种解脱。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位于墨西哥盆地中部，也就是今天墨西哥城的所在地。他们既没有占领尤卡坦，也没有征服玛雅人。但玛雅人仍然担心，随着阿兹特克不断发展壮大，两国必将发生冲突，于是他们站在了西班牙人一边。此外，还有成千上万来自其他部落的人，包括已经臣服于阿兹特克统治者蒙特苏马二世的部落，也加入了这支西班牙队伍中。
蒙特苏马二世不希望发动战争，因为他不敢确定，手下的军队是否会尽忠竭力。于是他诉诸外交手段，但这一次不是因为他对突如其来的西班牙人感到瞠目结舌，而是因为他的权力早已四分五裂，有些臣属甚至可能反戈相向。就这样，阿兹特克帝国南部的火药桶被科尔特斯亲手点燃，阿兹特克人望风披靡。
科尔特斯的胜利不是因为军事或心理上的原因，而是取决于外交因素。蒙特苏马二世的政权建于流沙之上，科尔特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当时，皮萨罗正在秘鲁攻打印加人，两人的处境大同小异。印加帝国同样建立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但其中许多部落自认为是印加人的牺牲品，而不是受益者。皮萨罗利用印加帝国的暴虐统治，迅速招募起一支军队，最终击败了对手。
要想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能够征服全球，这一点至关重要。让当地人民遭受不公待遇的不只是欧洲人，因为早在他们到来之前，不公正的待遇就已经存在。当地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欧洲人没有区别。他们都是凭借权力和恐惧威慑邻国，并将其置于控制之下。欧洲人到来之后，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并向他们提供资助，从而导致当地政治体系分崩离析。之后，欧洲人乘虚而入，对其进行统治。因此，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不只是500名西班牙人，还有千千万万阿兹特克的敌人。西班牙人正是利用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弱点，最终得以取而代之，继续实施残暴统治。但是，对墨西哥或秘鲁的人民来说，其处境并没有任何变化。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即征服者们顽强的意志与近乎疯狂的勇气。我曾在其他书中谈到，人类文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野蛮状态。在这个阶段，正如乔治·萧伯纳所言，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群落的法律才是自然法则。第二阶段是文明阶段。尽管人们仍然相信，自己的做法才是公正合理的，但同时愿意承认，自己也有可能犯错。第三阶段是衰落阶段，即人们开始认为，世间不存在任何真理，或者所有谎言同样真实。
西班牙征服者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才变成了野蛮人，而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尚未开化，才有可能做出上述行径。他们对自己的宗教有着根深蒂固、不容置疑的信念，这并非因为他们是高深莫测的神学家，而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看法十分简单。在他们眼里，上帝既令人畏惧，又十分熟悉。对科尔特斯来说，上帝不是某种象征，而是某种切实的存在。这种观点并非天主教独有。无论是穆斯林、新教徒和犹太人，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曾在某个阶段有过同样的看法，并利用这种看法获得那些看似超出他们能力的事物。对于野蛮人来说，正是这种蒙昧无知的意志成了他们力量的源泉。
“双剑”统治世界天主教的教义以“双剑论”为核心。这一概念由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提出。他认为，其中一把剑在物质世界行使权力，由国家掌控；而另一把剑由教会掌握，在精神世界行使权力。这并不意味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就要分开统治。这两把剑应当互相依存。其中一把到哪里，另一把也要亦步亦趋，即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力不能分开行使。正是这一理论促使基督教开始热衷于传播福音。基督教徒虽然乐于利用手中的利剑让异教徒皈依，但同时也认为，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要由传教士率领。基督教利用自身丰富的思想、战士严明的纪律和虔诚的信念吸引异教徒。就像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不需要你降志辱身，而是值得你钦慕效仿。
我们很难相信，西班牙征服者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纯粹是出于一片利己之心。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贪婪所驱使，他们战胜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希望都微乎其微。因为任何理智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无法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但西班牙的征服者是一群天主教徒，认为自己正高举教会的尚方宝剑替天行道。有人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掠夺财富，但这一点很容易反驳，因为这种看法无疑是对他们的误解和低估。他们对待自己的双重使命极为郑重，所以并不觉得利用刀剑逼迫人们皈依是一种讽刺。在与伊斯兰教的交锋中，双方的做法可谓大同小异。更何况，除非发生奇迹，他们生还的几率十分渺茫。而相信上帝会制造奇迹，是他们不避艰险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
基督教与欧洲对全球的征服密不可分，因为它既可以鞭策征服者，又可以驯服被征服者。当西班牙人身穿铠甲、跃马扬鞭、扛着火枪出现时，阿兹特克人目瞪口呆。这一点固然重要。但西班牙人还对阿兹特克人造成了另一层心理打击，即宣称自己是在代天行令，而且他们信奉的神灵比对手的神衹更加强大。正是因为上帝显灵，西班牙人才能所向披靡，从而进一步摧毁了阿兹特克人的自信，迫使他们投降归顺。但不可否认，阿兹特克的被压迫者揭竿而起，才是导致阿兹特克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
人们很容易因此对西班牙人或基督教徒进行谴责。但是，就在几代人以前，他们的手下败将阿兹特克人在夺取政权时，也曾战胜了当时的统治者和神灵，并取而代之。伊兹科阿图攻克了墨西哥谷地的主要城镇，从而建立起阿兹特克帝国。1440年，伊兹科阿图去世后，蒙特苏马执掌大权，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他生擒了500名俘虏，并用他们进行活祭。在道德方面，西班牙人并不比受害者更加低劣。因为就在几十年前，这些受害者便是残民以逞的加害者。只不过西班牙人的行动规模要远大于阿兹特克人。最后，西班牙人发现，“双剑论”不仅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有效动力，也是进行统治的重要法宝。
西班牙人利用了墨西哥、秘鲁和其他地区土著之间的政治分歧，但欧洲人之间也存在龃龉。葡萄牙人宣称，对南美洲部分国家拥有主权，两国为此兵戎相见。在教皇的调停下，双方签订条约，将拉丁美洲分为西班牙区和葡萄牙区。巴西至今仍使用葡萄牙语，而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都讲西班牙语。葡西之间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最后耗尽了双方的精力。西班牙人从新大陆获得了大量财富，这笔财富让他们有实力统一欧洲。但最终，他们帑藏空虚，未能控制并一统欧洲。于是，法国、英国与荷兰乘虚而入，开始谋求帝国霸业。
西班牙人的失策之处在于，他们将过多财富带回国内，而仅把极少一部分留在新大陆，用于当地的社会建设。英国人反其道而行之，在北美洲建立了多处微缩的新英格兰。但英国同样缺乏控制和统一欧洲的实力。欧洲人虽然有能力征服世界，却无法统一自身。事实证明，这将成为他们的致命缺陷之一，而这也正是萨格里什带给欧洲的教训。
一系列原因促使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征服世界，其中之一是技术因素。他们能够建造大型船只驶向外海，并携带足够维持数月之久的补给和足以让敌人魂飞魄散的枪炮弹药。然而，促使他们踏上冒险之旅的真正原因，源于他们的自身需求。在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线被切断后，无论是谁来开辟新航道，都会变得极其富有和强大。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葡萄牙人最终开始从事探险活动。
诚然，航海家亨利、达·伽马、哥伦布和科尔特斯的故事，只是欧洲列强征服世界的一个缩影。从1492年欧洲出现了第一个影响全球的壮举，到1992年欧洲最后一个全球大国土崩瓦解，这50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伊比利亚人发现新大陆，第二阶段是西欧和北欧人向外扩张，而第三阶段始于美国人赶走英国人，南美洲人驱逐伊比利亚人，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的征服。 但本书的重点不在于讲述欧洲人如何攻城掠池，而在于探讨它们为什么全部以失败告终。这个故事的序幕足以让我们理解欧洲人当时的真正面目，以及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如此穷凶极恶又骇人听闻的事。
然而，本书讲述的不只是欧洲对全球大部分国家在物质上的征服，还有欧洲对整个世界的痴迷以及对占有这个世界的渴望。这不仅包括对拉丁美洲或印度的统治，还有对小到细菌、大到星系的所有事物的控制。我最关心的是欧洲对占有一切事物的痴迷，以及这种痴迷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找浮士德与魔鬼达成协议的原因。我们不要忘记科尔特斯，因为当今有许多此类人物。我们也不要忘记亨利，虽然像他一样的人比前者鲜见，但他们同样在欧洲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以加强对殖民地的剥削，而这个机构的崛起就离不开像亨利那样一丝不苟的人。在欧洲的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和军人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浮士德情结，即对一切事物的渴求、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对知识的向往。正是这种情结让世界变成了一个平淡无奇、索然寡味的地方，也让欧洲人变得虚有其表，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强大。
(1) 哈里发是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意为“代治者”、“代理人”或“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