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日本农商务省农业事务司司长佐古光起与刚从中国沙市调往朝鲜木浦的日本政府官员若松兔三郎一起坐轮船从中国前往朝鲜。当他们穿越黄海时，两人讨论了在东亚扩大棉花种植，以为大阪和其他地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原材料的前景。1893年，日本进口了大约1.25亿磅原棉。到1902年，日本棉花进口增加到4.46亿磅，主要来自印度和美国；到192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10亿磅。农业官员佐古建议，也许可以让朝鲜农村种植者为日本工厂生产更多棉花。若松也表示赞同，他说自己在沙市待了多年，那里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棉花种植业。两人一抵达朝鲜，就决心调查当地的棉花种植情况，并想办法增加产量。1
若松根据自己早期在中国的观察，一开始先是在小型农场试验各种棉花品种。两年后，1904年，日本帝国议会和贵族院的成员以及棉产品制造商“效仿两年前成立的英国棉花种植协会（British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创建了朝鲜棉花种植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tton in Korea）。协会系统化地扩大了若松的努力，特别侧重于引进美国棉花品种、兴建轧花厂，并最终向朝鲜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增加棉花产量的建议。到1906年，日本纺纱业者在大阪成立了朝鲜棉花公司（Korean Cotton Corporation），并在木浦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向朝鲜农村种植者提供贷款，后者将自己的棉花作物抵押给公司。日本纺纱业者迅速扩大活动，“控制了朝鲜半岛南部棉花地带的大部分原棉”。日本棉花商向朝鲜农村派了很多购买棉花的代理商，对这个项目的帮助很大。2
1910年日本开始占领朝鲜时，新殖民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棉花生产。1912年3月，“总督向……南部各道政府发出了……关于鼓励种植陆地棉的指示”。日本棉花资本家和帝国行政人员都担心，日本对进口棉花的依赖可能危及其制造业的成长。他们特别希望摆脱大英帝国的束缚，因为到1909年，62%的日本棉花进口来自印度。3
从朝鲜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和台湾进口棉花是一个潜在的解决办法。传统上，朝鲜农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除了种植豆类和蔬菜，通常在同一块田地上还种植棉花。大部分棉花都用于在国内生产布料。日本殖民者希望改变这种本土棉花产业，就像英国同行在印度所做的那样：开垦新的土地，说服农民把更多的现有土地改为种植棉花，进行农业试验以提高产量和质量，并由国家对作物的销售进行监督。他们借鉴了其他竞争性棉花大国的经验：日本农商务省确实调查了德国人在多哥、法国人在法属苏丹（今马里）和英国人在苏丹的棉花种植经验。1904年成立的朝鲜棉花种植协会和1912年的棉花种植扩展计划（Cotton Cultivation Expansion Plan）都借鉴了这些外国模式的重要内容。4
这些努力取得了成果。朝鲜对日本的棉花出口从1904年至1908年的年均3700万磅增加到1916年至1920年的1.65亿磅。日本控制下的中国旅大地区的棉花出口又提供了410万磅。美国种子生产的棉花种植增长速度特别快。到1915年，263,069名朝鲜农民种植了3700万磅棉花。由于日本殖民主义国家的努力，日本棉花工业已经驯化了一个规模虽小但正在发展的殖民地棉花产业。5
类似的故事可以在世界许多地方讲述。1865年以后，随着各国在建立棉花种植农村的新劳动力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也获得了广阔的可以种植棉花的新领地，并在军事、政治和官僚方面对其进行统治。它们都明白，对劳动力的主权与对领土的控制息息相关。到19世纪末，同时代观察家认为，向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的过渡，其最根本的基础是新近权力大增的帝国国家对领土的统治。棉产品制造商在经历了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大失败，并在改造全球农村方面遇到了往往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特别关注不断获得廉价棉花和进入新市场的问题，他们迫使其政府对越来越广泛的棉花种植土地施加更大的控制。
美国、埃及、奥斯曼帝国和其他地方国家机构力量的巩固，以及帝国对朝鲜、西非和中亚殖民领土的控制，在美国内战后的几十年里大大扩展了棉花帝国的势力范围。然而，征服和控制本身并不能生产棉花。扩张需要战略，国家官僚和资本家系统地运用美国在解放黑奴之后动员棉花种植工人的经验教训。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赶走当地人口，为棉花种植者提供土地，如在东非。但在美国内战之后更典型的情况是，他们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创建新的劳动制度和重塑当地社会结构，将新臣民纳入全球棉花种植联合体。这种情况发生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中亚、西部以及中部非洲。这种蜕变往往依赖胁迫和暴力，但不是奴隶制。其具体速度和程度因这些社会先前的具体组织方式和殖民国家的相对能力而异。事实上，当帝国臣民成功地保留了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时，整合进全球经济的过程有时会失败或陷入困境。6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恰恰证明了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奴隶和新帝国主义的出现是同时进行的。奴隶制变成了自由劳动力，地方主权让位给民族国家和帝国，骡子和骆驼让位给铁路，战争资本主义让位给科学农业改革，由积极的殖民代理人吸取工业资本主义的教训去推动执行。国家带来了军事统治和平定、基础设施和土地产权。这些国家组成了新的影响深远的全球网络，而全球网络反过来又促进加强了各国。
在19世纪为解放奴隶而爆发过大斗争之后，欧洲的棉花消费国、美国和日本果断地采取行动，控制和开发可以种植棉花的地区。这种“棉花潮”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达到了顶峰，当时新的帝国主义列强拥抱它的热情丝毫不逊于美国内战期间的旧殖民国家。原因很简单，在19世纪70年代前，棉花资本家有能力将非裔美国工人送回棉花种植田里去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使世界农村受到的压力减少，但19世纪末，长期以来棉产品制造商和政治家对安全廉价的棉花供应的担忧大大加剧了。
随着棉花价格在25年来首次上涨，在1898年至1913年间上涨了121%，欧洲和日本制造商都担心，美国自己的工厂将消耗更大比例的国内生产的棉花，将会导致棉花短缺，价格更高。一些投机者通过操纵新成立的棉花交易所的期货和现货交易，暂时成功地“垄断”市场，迫使价格上涨，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担忧。一旦这些炒作失败，一波“棉花民粹主义”席卷了美国南部农村，棉花种植者决心共同提高农作物的价格。1892年，美国棉花农场开始出现棉花象鼻虫病害，这是一种农业害虫，它似乎也威胁到棉花生产，而且由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的棉花工厂，对棉花的需求也大增。例如，英国制造商观察到，欧洲大陆现在消耗了美国棉花收成的三分之一，超过了英国工厂。英国作家埃德蒙·莫雷尔（Edmund D. Morel）警告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再次阻止兰开夏郡获得足够的美国棉花，一想到这后果我们就不寒而栗。”德国一家工业家协会称，不断上涨的价格意味着德国棉花厂数十万工人面临着巨大牺牲。19与20世纪之交对世界棉花供应的关注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现代学者称其为“第二次棉荒”。7
与此同时，一般性的“原材料独立”的概念日益成为欧洲和日本决策者和资本家的重要政治目标。人们开始支持在帝国控制的土地上获得棉花的想法。因此，全球棉花“商品边疆”被推向世界更多的地区，加剧了一位历史学家非常生动地描绘的“大土地潮”。8
我们知道，棉花帝国的扩张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然而，考虑到棉花产业在跨越国家和帝国边界的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嵌入程度，以及其依赖商人建立的联系的程度，其更为“国家化”组织的出现是异于以往的。随着工业资本而不是商人资本对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国家对民族资本家变得越来越重要，旧的商人主导的秩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且政治家和制造商越来越认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权力、财富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俄国试图确保“国内”“白色黄金”的供应的努力。自19世纪初以来，一批有远见的政府官员连同一批商人和制造商，一直把外高加索和中亚看作原棉的来源，用制造商亚历山大·希普夫（Aleksandr Shipov）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防止由于工厂长期停工而可能产生的所有负面后果”。高加索地区的俄军总司令罗森男爵（Baron G. V. Rosen）早在1833年就设想那里的棉花种植者“将是我们的黑人奴隶”。然而，直到1857年，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中亚只提供了俄国工业需求棉花的6.5%。9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促进中亚棉花增产的努力爆发了，中亚贸易协会（Central Asia Trading Association）的一小群棉纺厂主聚集在莫斯科，想方设法为俄国工厂种植更多的棉花。在美国内战期间棉花价格上涨两倍的鼓舞下，中亚出口到俄国的棉花在1861年到1864年间增长了近5倍，达到2400万磅。在1865年的关键时刻，俄国占领了塔什干和中亚浩罕汗国，这两个地区将成为未来重要的棉花种植区。制造商开始向俄国政府施压，要求其进一步获得中亚领土。1869年，汇集了众多企业家的俄国工业协会（Russian Industrial Society）发表了无数请愿书，呼吁俄国加大对中亚的干预，以创造俄国商品市场和棉花原材料来源。政府的反应相当积极，部分原因是政府在地缘战略上希望在中亚对抗英国，也是因为棉花进口对贸易平衡造成了很大影响。到1890年，原棉占俄国进口总值的20%。占领中亚领土只会激起俄国企业家的胃口。1904年，包括纺织品制造商安德烈·沃维奇·克诺普男爵（Baron Andrei L’vovich Knoop）在内的俄国实业家成立了俄国棉花种植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to Develop Russian Cotton Growing），以调查在中亚扩大棉花农业的进一步可能性。这位男爵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从不来梅移居到俄国的路德维希·克诺普的儿子。10
因此，中亚的棉花种植项目是在国家支持下的快速扩张的道路上启动的，和印度同时期的情况类似。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俄国巩固对中亚的统治后，帝国政府在俄国棉花资本家的敦促下，有系统地努力提高棉花产量。1871年，俄国殖民官僚什塔巴·科斯坦科（Shtaba L. Kostenko）说：“我们所有努力的目标都是为了将美国棉花从国内市场上清除出去，代之以我们自己的中亚棉花。”为达成这个目标，殖民地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基建工程建设，包括兴建铁路。在偏远地区，用骆驼把棉花运到最近的火车站要花6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同样的旅程只用两天。政府赞助种子培育场，并派遣农学家帮助农民改进农业技术。此外，政府开始计划大规模的灌溉项目，并派遣官员到美国研究棉花种植。他们最终还采购了美国棉籽并分发给当地农民；到19世纪80年代末，中亚一半以上的棉花作物都是用这些种子种植的。与此同时，俄国大棉产品制造商在中亚建立了轧花厂，并派出代理人向当地种植者提供信贷，以保障其未来作物的安全。11
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国家和俄国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过程本身，这是他们以前避免的。尽管致力于整合领土的国家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但这种努力导致棉花播种面积大幅度增加。例如，1870年后的50年中，中亚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大约48倍。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亚的种植者就生产了俄国棉花工厂所用棉花的四分之一，到1909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一半，一位历史学家称中亚为“俄国资本主义的棉花殖民地”。国家通过对原棉进口征收关税来保护其殖民地棉花种植，到1905年，关税已上升到棉花价值的约43%。1902年，一位英国旅行者观察到，“棉花的种植……现在已经成为中亚所有汗国居民的主要职业”。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亚棉花贸易中心浩罕被称为“棉城”。俄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国之一，排名第五，仅次于美国、印度、中国和埃及。12
俄国国家和俄国及中亚资本家能够实现这样的激进变革，让其他人都艳羡他们的成功。1902年，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艾蒂安（August Etienne）钦佩地指出，俄国“以迅速的步伐无情地实现其目标，使俄国棉花产业不再依附美国”。俄国值得赞扬，因为“它通过在亚洲种植棉花，向欧洲其他国家展示了，国家和私人力量可以通过积极意愿和精心合作来解决棉花问题”。新的棉花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形成。13
其他帝国也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冒险。它们与艾蒂安同样得出结论：“在欧洲人民的海外项目中，鼓励棉花种植必须是主导作用，要以脱离美国而自主为明确目标。”14艾蒂安援引美国内战的记忆，提出了国家支持民族资本家的论点，这些资本家像野火一样在欧洲各国首都蔓延。毕竟，国家可以以个别商人和主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加快世界上潜在棉花种植区的商业化进程。15
结果，棉花和殖民扩张齐头并进，不仅对拼命想赶上为国内工业获取原材料的大博弈的俄国和日本来说如此，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等扩张主义中坚分子，以及葡萄牙、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边缘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也是如此。16
在任何地方，欧洲制造商——有时得在纺织工人及其工会的支持下——都是这一改革的推动力，迫使其政府从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中获得更多棉花。在英国，这种帝国棉花项目有着最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想到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开展的大量活动。美国内战结束后，帝国介入棉花项目仍在继续，尽管并不那么积极，因为随着美国棉花重返全球市场，这一项目已不再那么重要。但在19与20世纪之交，随着制造量增加，价格上涨以及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对殖民地棉花的渴望再次升温。1901年，奥尔德姆纺织业雇主协会（Oldham Master Cotton Spinners’ Association）指出：“在帝国范围内棉花产量增长……的重要性……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一年后，英国棉产品制造商在棉花城市曼彻斯特成立了英国棉花种植协会（British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由制造商和纺织工人工会共同出资。该协会认为：“兰开夏郡所需的所有棉花都可以在大英帝国内种植。”奥尔德姆纺织业雇主协会认为：“像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商业国家不应该依赖其他国家来供应棉花，因为棉花可以在帝国内部种植。”到1916年，帝国棉花种植协会（Empire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加入了获得殖民地棉花的斗争，尽管与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不同，它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个政府机构致力于在殖民地种植棉花，因为“为了国家未来的繁荣和殖民地的福祉，必须在帝国内部所有适当的地区尽快发展棉花种植”。晚至1924年，英国及外国反奴隶制和原住民保护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and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的议员秘书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报告说，英国政府的一个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以“看看可以采取什么步骤来鼓励大英帝国的黑人大量种植棉花，使我们逐渐摆脱供应不足的危险”。17
在法国，棉产品制造商也主导了在殖民地种植棉花的项目。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努力始于美国内战时期，并延续到战后几十年。1867年，米卢斯棉产品制造商弗雷德里克·恩格尔－多尔富斯（Frédéric Engel-Dollfus）鼓动在殖民地种植棉花。1889年，在瓜德罗普、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有着丰富经验的法国殖民官员路易斯·费迪尔比（Louis Faidherbe）也发出同样的声音：“棉花种植是殖民地成功的最重要的元素。”进入20世纪，法国殖民棉花项目变得越来越紧迫：1903年，法国纺织企业家成立了殖民地棉花协会（Association Cotonnière Coloniale），以鼓励殖民地棉花生产，促进“我国棉花产业的独立”。18
欧洲其他地区的棉产品制造商也纷纷效仿。1901年比利时制造商成立了比利时棉花协会（Association Cotonnière de Belgique），1903年该协会开始推动在比属刚果进行棉花种植，此后不久还将美国棉花种植者从得克萨斯州带到中部非洲。1904年，葡萄牙官僚和制造商按照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的方针建立了殖民棉花种植协会。在意大利殖民棉花协会（Italian Colonial Cotton Association）的制造商的敦促下，意大利殖民者把重点放在扩大意大利控制的厄立特里亚的棉花生产上。
尽管美国主宰了棉花出口市场，但即使在那里，棉产品制造商也施加压力，要求扩大棉花生产。这种鼓动由来已久，领土扩张与棉花种植之间的联系是美国内战前几十年北方经济精英之间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马萨诸塞州棉产品制造商爱德华·阿特金森是所谓的“自由劳动力棉花”的狂热信徒，他在19世纪60年代指出了得克萨斯州扩大棉花生产的巨大潜力，呼吁政府将原住民从可用于棉花农业的地区驱赶出去，并推动铁路建设将棉花运输到海岸。内战后，这些情绪变得越来越突出。1868年，包括阿特金森在内的新英格兰制造商与南方棉花种植者合作，成立了全国棉产品制造商和种植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tton Manufacturers and Planters），旨在促进棉花农业的扩展，主要是在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这一项目与欧洲帝国精英的项目极为相似。20世纪初，新英格兰棉产品制造商协会（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继续要求扩大棉花农业的领土。19为了使这种扩大可行，他们寻求国家赞助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在密西西比河上修建堤坝以及“向各产棉州引进工作人口”。20
第一波合并着重于世界上已经向全球市场供应白色黄金的地区，寻求在这些地区扩大棉花种植的面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内战之后，英国稳步加强了对印度的殖民控制。很能说明问题的是，1876年海得拉巴的尼扎姆要求贝拉尔回归他的控制之时，英国拒绝了，尽管尼扎姆政府向曼彻斯特利益集团明确表示，它“明确地意识到在这些领地发展棉花种植的重要性，今后我将很乐意把注意力放在促进棉花产量的增长上”。1882年，深深卷入全球棉花经济的埃及变成了英国殖民地，减轻了制造商对“埃及不幸的局面”所导致的“最具破坏性影响”的担忧——即该国拖欠国际债务。对埃及的领土控制伴随着棉花农业的扩张。1861年，埃及棉花种植面积为259,513英亩，50年后种植面积达到1,767,678英亩。这种扩张的土地一部分来自于重新改造小麦田，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灌溉以前的荒地，现在通过修建公路和铁路，这些土地可用于商业化农业生产。到1899年，埃及三角洲铁路公司（Egyptian Delta Railways Company）运输了2.45亿磅棉花，占全年收成的40%。到1902年，阿斯旺和阿苏特的水坝的建设使棉花种植区全年都可以得到灌溉。21
但到了20世纪初，世界上新的棉花种植区的产量也出现了巨大增长。例如，奥斯曼帝国的丘库洛瓦扩展了棉花农业，曾经被游牧部落用来放牧的土地越来越多地变成棉花农场。到1908年，四分之一的可耕地被用作棉花种植。在巴西，19世纪60年代棉花繁荣期间，棉花种植扩大到塞阿腊，自耕小农现在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市场而生产。到1921年至1922年，巴西有140万英亩的土地在种植棉花，到20世纪30年代，巴西已成为世界第四大棉花种植国，这要归功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建设，例如创建了农业研究所（Instituto Agronômico de Campinas）。22
在其他古老的棉花种植区，商业生产也在扩大。在秘鲁，越来越多的土地重新用于棉花农业，因此棉花出口急剧增加，从1861年至1865年的年平均71万磅增加到1916年至1920年的年平均5900万磅。往南几千英里，在阿根廷，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使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原棉方面自给自足，这是更大的进口替代增长方案的一部分。23
然而，就棉花的额外产出而言，最大规模的是美国棉花综合体的进一步扩展。它的扩张在某些方面与俄国类似，即国家人员和军事单位占领了毗连的领土，并赞助建造新的基础设施，使其交通畅通。就像在俄国一样，国家清理荒地，控制水道，并建立灌溉基础设施。然而，当俄国动员中亚耕种者并强迫游牧民族种植棉花（奥斯曼帝国的丘库洛瓦也是如此）时，美国将大部分原住民从种植棉花的土地上赶走，鼓励东岸人民迁入，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韦弗所说，“挑衅性的私人倡议”与“国家支持下的有序的产权确定性”结合在一起。24
因此，占领并吸收新领地作为增加世界市场棉花产量的一项战略，不仅仅在欧洲殖民扩张中意义重大。美国棉花帝国迅速扩张，进入了全新的领域。在内战前的1860年，美国生产了5,386,897包棉花，但1920年产量增加到2.5倍，达到13,429,000包。棉花产地迅速扩大，新增耕地2200万英亩，略高于南卡罗来纳州或葡萄牙的面积。25
在美国，种植棉花的土地扩张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此前就生产棉花的各州如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棉花种植扩展到了偏远腹地，现在可以通过铁路到达这些地区，那里的白人农民也开始大量种植棉花。例如，在南部的沿大西洋各州，1860年至1920年间年产量增加了3.1倍。相比之下，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棉花年产量一直保持在10世纪末的水平，而且由于棉田的地力耗竭和更西部棉花种植区的出现，1920年棉花年产量下降了约25%。然而，尽管土壤耗竭，一些地区的产量仍然急剧上升，如亚祖－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那里有大量的非裔美国人种植棉花），这是在新的铁路、运河和堤坝的帮助下做到的。因此，到1900年，“世界上最为高度专业化的棉花产区之一”出现了。然而，棉花农业最引人注目的扩张发生在更远的西部。在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棉花产量从1860年的1,576,594包激增到1920年的7,283,000包，在美国内战后半个世纪里增长了4.6倍。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扩张发生在得克萨斯州，该州的农民在1860年只生产了431,463包棉花，但在1920年生产了4,345,000包棉花，扩张到了10倍。事实上，1920年仅得克萨斯的棉花产量就相当于1860年整个南方的80%。到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初，联邦政府对灌溉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使棉花种植进一步扩展到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地区。26
因此，领土扩张（“大土地潮”）对美国在棉花帝国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这一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步。这些新的棉花种植区大多是1848年从墨西哥夺取的，如果美国没有获得这些土地，可能到20世纪初，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生产国是墨西哥，而不是美国。
这些领土的整合既依赖抢夺土地，也依赖基础设施的进步。与在印度和非洲的情形一样，棉花沿着铁路一路发展。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俄克拉荷马还没有铁路，但到了1919年，该州共有6534英里的铁路纵横交错。在得克萨斯州，1870年有711英里的铁路，1919年则有16,113英里，其中包括进入黑土草原肥沃土地的铁路，这些铁路在1872年将休斯敦和得克萨斯中部还有达拉斯连接起来。铁路开通后，棉花产量激增：1870年达拉斯县种植者种植了3834包棉花，1880年种植了21,649包，仅在10年内就增加了465%。27
棉花种植者的到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原住民流离失所。在战前的几十年里，居住在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棉花种植区的土著人民被推向了更远的西部。现在他们继续遭受了这种压力。1865年10月，基奥瓦人（Kiowa）和科曼奇人（Comanche）被迫放弃得克萨斯州中部、堪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东部的土地——这些土地被转变成了棉花种植园和用作其他用途。此后不久，许多得克萨斯平原的印第安人被驱赶进俄克拉荷马的保留地，而后在1874年和1875年红河战争期间，最后一批西南印第安人也被驱赶进保留地，从而腾出更多土地种植棉花。28
然而俄克拉荷马最终也没有为这些北美土著提供什么保护。到了19世纪80年代，俄克拉荷马和印第安人的旧领地受到来自白人定居者的压力，这些人希望将土著从最肥沃的土地上赶走。1889年，美国政府让步，向克里克人和塞米诺尔人（Seminoles）支付了款项，让他们放弃对俄克拉荷马中部土地的权利主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俄克拉荷马各地出现的“争抢土地”给原住民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白人定居者开始种植棉花，因为俄克拉荷马有着肥沃的土地，而且由于铁路建设而连接到世界市场，现在这种扩张开始有利可图。到1907年俄克拉荷马成为州时，其棉花种植面积超过200万英亩，产量达到862,000包，而在1890年棉花种植面积仅为1109英亩，产量为425包。仅举一个例子，克利夫兰县在1890年生产了39包棉花，1909年生产了11,554包棉花，而这里曾经是夸帕人（Quapaw）的土地。克里克人和塞米诺尔人后来也曾住在那里，这些部落在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被迫离开美国东南部，因为他们以前的土地都变成了棉花种植园。棉花种植者把美洲原住民赶出了他们自己的土地，尽管最终雇用了其中一些人在棉花种植园工作。在俄克拉荷马州，和其他地方一样，剥夺美国土著人民的权利和扩大棉花种植区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国家胁迫对棉花帝国的进一步扩张至关重要。29
棉花帝国在美国、中亚、埃及和朝鲜等地的领土扩张是巨大的。然而，政治家和资本家把棉花边疆推向更远的地方，而非洲成为欧洲努力的焦点。欧洲各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和美国及俄国在各自棉花帝国的成功扩张直接相关，它们关注于把自己从对美国棉花供应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非洲将成为欧洲的“南方”和“西部”——一个原材料、劳动力和农产品的供应者，这些都被认为是应对全球挑战所必需的，它们要应对来自一个拥有看似无限工业原材料供应、正在崛起中的美国，以及一个其领土范围体现出日益严重“威胁”的俄国的挑战。30帝国国家在非洲种植棉花的努力是棉花帝国新的“国家”建设的前沿。
以德国为例。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这位殖民主义的后来者疯狂地努力从其非洲殖民地获取棉花。这并不奇怪，因为到1900年，德国棉花产业是欧洲大陆最大的，世界第三大的棉花产业。尽管生产力显著提高，但直接从事棉纺织业的工人已增加到近40万人，据估计，到1913年，德国每8名产业工人中就有1名从事棉纺织业，这使“棉纺织业的健康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棉纺织业的产值是国内所有工业中最可观的，棉产品是国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1897年，德国棉花工业生产了价值10亿马克的商品，比第二大工业煤炭业高出36%，比钢铁业高出45%，虽然男性主导的钢铁业象征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往往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想象。德国没有哪一个工业在关键原材料上如此依赖其他国家，所有的原棉都来自国外，它是德国耗费最多的进口货物。1902年德国进口了整整10亿磅棉花。棉产品制造商卡尔·祖普夫（Karl E. Supf）说：“棉花大王已经成为最强大的统治者，他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状况，甚至完全重新安排了社会状况。”31
考虑到德国棉花产业的规模，德国棉花工业家表示希望获得充足、定期和廉价的原棉供应，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德国机械化棉花工业的一开始，供应就主要来自美国。然而，19世纪60年代的棉花短缺已经在棉花工业家和政治家的脑海中刻下了依赖美国生产原棉过于危险的印象。印度和埃及的棉花在危机期间确实供给了部分德国市场，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再一次向德国工业供应了50%至90%的棉花，具体的比例根据具体的年份而有所不同。32这种压倒性的市场支配地位令棉花利益群体担忧。到了19世纪末，随着德国棉花进口商意识到日本、美国南部和墨西哥等地正在出现新的、有竞争力的、成本低廉的制造商，这些担忧变得更加尖锐。
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建立一个殖民帝国之前，德国制造商和政治家几乎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然而，一旦德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获得了殖民地，就出现了解决“棉花问题”的新方法。世纪之交，当棉花工业家谈到全球“种植棉花之争”（Baumwollkulturkampf）时，人们对非洲棉花的兴趣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出于这种关切，1896年这些制造商成立了殖民经济委员会（Kolonial-Wirtschaftliches Komitee），这是一个致力于利用殖民地为本国工业提供原料的组织。超过400名德国棉花工业家为其运作提供了资金。33
四个因素激发了棉花工业家对德国殖民地原棉生产的兴趣。他们对19世纪末棉花价格上涨深感忧虑，1898年至1904年棉花价格上涨了一倍多。德国工业家认为，美国和印度这两个主要产棉国家越来越多地自己消费棉花是棉花价格增长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这种增长是永久性的。引人注目的是，在美国内战前，美国自己的工厂里只使用了20%的国产棉花，但到19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33%左右，1900年后又上升到近50%。此外，与许多美国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一样，德国制造商担心美国缺乏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种植、修剪和收获全球市场现在需要的所有额外棉花。他们认为，劳动力短缺问题最终会限制美国棉花农业的发展。棉花市场仍然动荡不定，这些价格波动使从业者很难规划利润丰厚的生产。相比之下，殖民地则可以承诺提供价格稳定和低廉的棉花，也可以防止再次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棉荒期间经历过的那种市场混乱。34
考虑到这种短缺，制造商担心新兴制造国（尤其是日本）对美国棉花的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德国得到的棉花供应。棉产品制造商主张，繁荣的棉花产业对于抑制工人阶级的动乱至关重要，宣扬这样的观点是一项旨在确保其议程获得广泛政治支持的战略举措。卡尔·祖普夫举美国内战的可怕社会影响为例，得出结论说：“很明显，棉花行业的危机……将导致社会性的危险，其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即使是总体上反对殖民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希望殖民地棉花能够打破美国的“棉花垄断”。这些棉花工业家的绝妙计划是，在德国控制的土地上，在德国的监督下，为德国制造商种植棉花。事实上，要变得更像他们的美国和俄国竞争对手。35
凭借着这些理论，德国棉花工业家大胆地进入了公共领域。他们的利益与强大的政治家和官僚的利益交织在一起，这些政治家和官僚认为，确保殖民地棉花的安全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学者、工程师和非洲专家恩斯特·亨里齐（Ernst K. Henrici）在1899年指出：“在各国人民之间的巨大经济竞争中，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正成为其中心。我们的殖民地，如果要对母国真正有利，就必须提供大量的原料，以便能够反过来购买大量的母国工业产品。”经济学家卡尔·海尔弗里奇（Karl Helfferich）认为，只有殖民地的棉花生产才能打破“美国对欧洲棉花产业的经济统治”。简而言之，殖民地棉花是抵抗“美国强暴”的唯一途径。36
殖民地棉花象征着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强大的民族工业的新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其中心是在彼此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强化各自的国家资本。37
棉花种植从一开始就对欧洲在非洲的扩张至关重要，正如非洲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成棉花产业工业化一样。例如，1888年，在非洲的探索开始仅四年之后，德国开始了其在非洲大陆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的首次系统试验。1890年5月，萨摩亚棉花种植者费迪南德·戈德堡（Ferdinand Goldberg）抵达德国殖民地多哥，调查在那里种植棉花的可能性。虽然他的实验失败了，但1900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德国帝国政府做出了另一项努力，从亚拉巴马州招募棉农前往多哥并扩大其棉花农业。与此同时，殖民官僚和棉产品制造商在德属东非建立了巨大的棉花种植园。1907年，德国纺织工业家海因里希·奥托（Heinrich Otto）和弗里茨·奥托（Fritz Otto）兄弟在基洛萨建立了一个棉花农场；三年后，大约1000名工人在37,065英亩土地上种植棉花。不久，莱比锡纺纱厂（Leipziger Baumwollspinnerei）和来自萨克森的齐陶的制造商赫尔曼·舒伯特（Hermann Schubert）加入了奥托兄弟。38
法国棉产品制造商和殖民官僚也做出了类似的努力。在法属苏丹、科特迪瓦和法属赤道非洲，法国的殖民渗透与确保棉花安全的努力齐头并进——法国殖民地部长详细研究了殖民棉花的前景。非洲对法国的棉花出口起初只占法国棉花产业所用棉花的很小一部分，但比例迅速增加。例如，1912年科特迪瓦几乎没有棉花供应，但到1925年则超过440万磅。在其他殖民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901年，葡萄牙殖民者在莫桑比克开始了首次棉花种植试验，到1928年，这里生产了600万磅。比利时人于1890年开始了在刚果领地上的第一次棉花种植尝试，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棉花生产才激增，而且是以巨大的暴力为代价的。1920年，比属刚果农民生产了340万磅棉花，1931年为9800万磅，1941年为3.12亿磅。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相当于内战前棉花王统治时期美国棉花产量的15%。39
然而，英国在非洲种植棉花最为努力。到1913年，从非洲出口到欧洲的棉花中有74%来自英国殖民地。在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区拥有“比我们西非领地有更大的潜在可能性”，那里有足够的土地和劳动力。由于无法再将非洲人贩卖到美洲做奴隶，欧洲人得出结论，认为鼓励或强迫他们在自己国内为世界市场种植农产品可能会有好处。1930年，非洲总共出口了23.15亿磅棉花，比内战前一年的美国略多一点。40
1860年至1920年间，非洲、亚洲和美洲总共有5500万英亩的土地上种植了棉花，用于出口世界市场——这个面积比马萨诸塞州、佛蒙特州、罗德岛、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纽约州的总和还要大。在所有新种植棉花的土地中，大约80%属于1860年没有种植棉花的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土地只是在这些年才受到殖民国家的有效控制。事实上，据棉花专家估计，到1905年，全球有1500万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从事棉花种植。帝国扩张与为世界市场生产更多棉花的努力密不可分。41
随着棉花帝国的疆域随着强大帝国国家的扩张而扩张，动员劳动力的斗争也随之扩大。光是领土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些国家持续面临的核心问题与1865年美国棉花工人解放时的问题相同：如何激励农村种植者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即如何实现农村的转型。正如法国殖民地棉花协会所说的，获得土地很容易，但土地“需要武器，即劳动力”。42
没有一个殖民统治者效仿美国，通过驱逐在这些土地上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原住民，腾出土地来种植棉花。丘库洛瓦、中亚、埃及和东非等地的原住民当然也被迫放弃使用土地，以为棉花种植腾出空间——这一波土地征用浪潮伴随着棉花农业的扩张，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的扩张。然而，殖民政府和力量增强的民族国家通常试图将这些农村耕种者整合进棉花种植的综合体。殖民者不是取代他们，而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利用他们的劳动。在一些地方，如印度、中亚和西非，棉花继续由当地农民生产并出售给西方商人。在世界其他地方，动员劳动力是通过安置前游牧者来完成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中亚和丘库洛瓦就是这种情况，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些平原上放牧的游牧群体定居下来，以便为安纳托利亚最重要的棉花种植业腾出空间。在另一些地区，来自其他地方的定居者来组织原住民在种植园种植棉花，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和德属东非，但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的部分地区也有这种情况。43
无论殖民官僚和资本家采用哪种策略，最终像我们在棉花农村的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样，向商业性棉花种植的转变永久地改变了社会结构。俄属中亚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例子。在俄国占领之前，中亚人民种植棉花，纺纱织布，有些用于满足自己的需求，其余的出口到遥远的市场。事实上，在整个中亚，棉花和棉产品是最重要的产业。多达五千头骆驼的商队载着棉布和纱线穿越中亚汗国和俄国之间的草原。这一繁荣产业所依赖的原棉是在小型家庭农场和其他作物一起种植的，通常与小麦共用一片田地。家庭劳力种植的棉花大部分用于家庭内的纺织品生产，而当地商人则购买少量棉花，在更遥远的市场上售卖。44
因此，中亚是俄国的棉纺织品的来源地。然而，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在俄国占领这些领土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成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厂的原棉供应者和俄国棉布市场。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俄国企业家和殖民官僚迅速而彻底地改造了棉花种植的农村。起初，像在棉花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大都市商人和俄国纺织公司的代理人来到这里，从小农手中购买棉花，并向他们提供信贷，使他们能够专门种植一种不可食用的作物。棉花出口扩大后，这些公司就越来越专门从事向俄国大都市出口棉花，并且出现了一个本土资产阶级来对付众多农民生产者，这一发展与美国南方和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同。他们向小农提供必要的周转资金，通常每年收取40%至60%的利息，但100%以上的利率也曾出现过。这种过高的利率，加上一两次歉收或价格下跌，通常足以使农民完全依赖这些预支现金的商人，即使没有完全失去对土地的控制。45
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企业家开始创建大型棉花种植园，作为对小农种植的棉花的补充。然而，由于劳动力短缺，这些种植园很快就倒闭了。与其他地方一样，农村耕种者不愿为工资而工作，而是宁愿在自己的或租用的土地上工作。一位德国观察家说：“只有少数没有财产的人，可以考虑从事这种工作。没有土地的当地人宁愿自己耕种小块租来的土地。因此，大型棉花农场上棉花播种总是太迟……拥有大型种植园的企业家发现，他们不得不把这些种植园出租给当地人, 条件是所有种出来的棉花都要交给地主。”46
由于无法为大型棉花种植园调动足够数量的工人以及地主/土地占有者自身的脆弱处境，一种类似美国南方盛行的分享作物的佃农耕作制度日益出现。1909年，德国驻圣彼得堡领事评论了这些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指出“越来越多的长期定居的种植者的土地被资本丰富的商人所吸收；在许多情况下，以前的土地所有人继续以租户的身份为土地购买者工作”。由于地主/土地占有者遭遇的危机，中间人获得了大片土地，而没有土地的农村耕种者拒绝在种植园领工资工作，迫使土地所有者雇用他们为佃农。同其他地方一样，这一部分棉花地区的阶级结构在几十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大批负债农民和无地农业工人。47
然而，分享作物的佃农制往往只是通往受薪劳动道路上的中途站。由于席卷棉花种植农村的大规模征用浪潮，越来越多的耕种者尽管本来有着自己的偏好，最终都成为雇佣劳动者。负债累累的小农失去了获得土地的机会，因此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选择。到1910年，费尔干纳棉花种植区大约有20万无地工人。1914年，25%到30%的费尔干纳人口没有土地，中亚农村由于俄国政府及其棉花资本家的坚定行动，变得与美国南方地区相似。此外，许多中亚游牧民族失去了土地，其牲畜也得不到饲料作物，他们现在被迫定居下来，成为农业劳动者。全球化再次将人们固定在特定的地方，特别是固定在那些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同时使他们丧失对农业资源的控制。48
中亚经济体的这种剧烈转型为俄国棉产品制造商创造了新的市场。1889年，一位英国旅行者观察到：“金钱……被从孟买和曼彻斯特的口袋里拿走，转移到了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的口袋里。”与其他地方一样，日益重视棉花种植对粮食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与世界其他棉花种植区一样，中亚现在依赖粮食进口，同时农民的收入“极易受到棉花市场波动的影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阶级结构的改变，加上当地农业转向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作物严重短缺，造成了可怕的饥荒，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例如在中亚，1914年至1921年间人口减少了130万，达18.5%。49
随着各国通过行政、基础设施建设、法律和军事手段控制领土的努力随着其能力和资源增加而增强了，究竟如何动员棉花种植劳动力的问题仍然突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很大。一小群非洲裔美国人（奴隶的后代）在德国殖民者改造多哥棉花农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令人惊讶，甚至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既说明了国家为了民族工业获取殖民棉花来源是如何努力，也说明了为寻找棉花种植劳动力正在进行的斗争是多么如火如荼。
1900年11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瓦尔德塞伯爵号（Graf Waldersee）驶出纽约港，横渡大西洋到达德国汉堡。在最后一次瞥见正在后退的三一教堂尖塔、高耸的曼哈顿寿险大楼和自由女神像的两千多名游客中，有四名乘客最为突出，他们是詹姆斯·卡洛韦（James N. Calloway）、约翰·鲁滨逊（John Robinson）、艾伦·伯克（Allen Burks）和谢泼德·哈里斯（Shepard Harris）。他们都来自亚拉巴马州，都是奴隶后裔，与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塔斯基吉工业和师范学院（Tuskegee Industrial and Normal Institute）有联系。卡洛韦是一名教师，罗宾逊、伯克和哈里斯是学生或应届毕业生。也许他们的任务更为突出：那天早晨他们登上瓦尔德塞伯爵号，是他们要前往遥远的德国殖民地多哥找到新工作的旅程的一部分。多哥是1884年德国人在西非取得的一小块殖民地。这些非裔美国人要前往埃维人（Ewe）①古老的故乡，去指导德国殖民者及其臣民如何种植棉花用于出口，“确定本地合理地种植棉花的可能性，并……显示这种商品也可以用于德国的棉花工业”。50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这些塔斯基吉专家给德国殖民者提出建议，关于如何从非洲农村种植者那里获得更多棉花用于出口。他们建立了棉花试验农场，引进了新品种的棉花，开办了一所“棉花学校”，扩大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并采取越来越具胁迫性的措施，迫使当地种植者种植棉花进入世界市场。事实上，1900年至1913年间，多哥的棉花出口增加了35倍。51
由于缺乏棉花种植方面的经验，德国殖民官僚和纺织工业家一直到美国去寻找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并立即决定招聘非洲裔美国人到他们的殖民地棉花田，因为他们和大多数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样，认为“自古以来棉花就是黑人最喜爱种植的作物”。为此，1900年夏天，一位德国贵族，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农业专员本诺·冯·赫尔曼·奥夫·韦恩（Beno von Herman auf Wain）前往马萨诸塞州罗斯林代尔，会见了非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塔斯基吉的校长布克·华盛顿，请他帮助招募棉花种植者和一名机械师去“教多哥的黑人如何以合理和科学的方式种植和收获棉花”。到9月下旬，华盛顿已经挑选了四名准备出发的人。40岁的詹姆斯·卡洛韦是塔斯基吉棉花部门的主任，将指导这次任务并监督其他年轻成员。他在塔斯基吉负责800英亩的农场，还会说一些德语。加入他的行列的还有下面这些：1897年塔斯基吉毕业生约翰·温弗瑞·鲁滨逊；艾伦·伯克，1900年的塔斯基吉毕业生；谢泼德·哈里斯，1886年进入塔斯基吉，在那里学习木工手艺。他们都是奴隶的儿子，据华盛顿说，其中两位专家的祖先“来自非洲的这一地区”。华盛顿坚持对冯·赫尔曼说：“我非常希望贵公司不要重蹈美国南方对我们人民所犯的错误，即教他们只种棉花。我发现，在教授他们种植棉花的同时，还要种植一些其他可食用的作物，会使他们在经济上有更大的进步。”52
卡洛韦、鲁滨逊、伯克和哈里斯一到多哥，就浩浩荡荡地开展了他们的工作。在曾属于托弗（Tove）国王的土地上，他们建造了一个棉花农场，很像他们在美国的那种。在200名当地男子的帮助下，他们清理了高高的草地和树木，而当地妇女和儿童则收集了剩下的树根并焚烧了它们。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到5月，他们已经种植了大约25英亩的棉花，到7月，大约100英亩。卡洛韦和他的同事实际上无视了托弗人民积累的经验，他们从系统化的工作开始，在不同的时期种植不同种类的棉花，以调查什么棉花生长最好，并在什么时候播种。到了4月，卡洛韦自豪地向布克·华盛顿汇报说：“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很有希望……我们相信我们会产出棉花。”53
尽管有这些充满活力的开端，塔斯基吉的专家很快就遇到了许多困难。例如，对于这些非裔美国种植者来说，在没有耕畜的情况下成功经营一个棉花农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约翰·鲁滨逊惊讶地报告道，托弗周围的农村种植者“就像普通美国青年害怕疯狗一样害怕一匹马或一头牛”。不仅他们不熟悉如何利用动物效力，而且这些动物本身在当地疾病横行的环境中也活不长。意料之外的降雨模式也造成了问题。当7月份开始下雨时，这些塔斯基吉专家刚到达就种下的棉花腐烂了。他们本可以从当地的耕种者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他们坚信自己的方法是优越的，而且由于他们无法用当地语言交流，也无法学到这些东西。塔斯基吉专家还面临着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问题，与缺乏基础设施有关。他们几个月前抵达时把轧花设备放在了洛美附近的海滩上，为了把设备从那里运到托弗，他们首先不得不拓宽道路，使其可供货车通行，然后需要雇用30人来拉车，但最终仍然用了两个多星期才把设备运回来。而且，对人力的依赖也阻碍了轧花过程。54
尽管有这些挫折，卡洛韦、鲁滨逊、伯克和哈里斯还是在初夏的试验农场收获了1包埃及棉花和4包美国棉花，在11月和12月又收获了5包美国棉花。考虑到劳动力、土地和专门知识的巨大投入，这份收获微不足道，但卡洛韦和殖民经济委员会都认为这是一个成功。委员会的结论是，当地气候确实如预期的那样有利于种植优质棉花，原住民愿意种植这种作物，而且有大量土地可以种植棉花，可能与埃及的情况一样多。卡洛韦同意这一观点，认为通过建立市场，让土著人民可以将棉花出售，并通过教育农村生产者掌握农业技术，特别是使用犁头和耕畜，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卡洛韦预计，如果接受这些改革，“再过几年，我们就能从这个殖民地出口成千上万包棉花。这不会对世界市场产生影响；然而，这对德国，以及对本殖民地的250万土著来说，将是非常有利的”。55
塔斯基吉专家在多哥的第一年种植的棉花数量可能非常少，但殖民经济委员会的目标也不是使卡洛韦及其同事成为主要棉花种植者。德国实业家原本希望的是向这些经验丰富的棉农学习，然后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当地种植者。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使多哥的棉花生产成为“人民耕种”（Volkskultur），而不是像德国殖民帝国其他地方那样成为“种植园耕种”（Plantagenkultur）。56
这种选择部分是因为德国棉花利益集团在德属东非为其种植园动员劳动力时遇到了巨大困难。这些种植园有许多是由德国纺织工业家经营的，很难保证有足够数量的非洲劳工，这些劳工基本上不愿意在那里工作。尽管德国当地种植者试图说服殖民当局提高税收，以迫使农村生产者为工资而工作，但殖民政府一直不愿这样做，担心会发生公开叛乱。57
德国的这种经历与其他殖民国家相似。在英属东非，专家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力短缺是最严重的困难……苦力必须从很远的地方来，因为当地居民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一年有四次收成，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工作”。实际上，受薪劳动很难制度化。在英属乌干达，种植棉花“一直遭到农民种植者的反对，虽然他们是种植棉花的主要受益者”。因此，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相信，“当本地人自己耕种时，效率会比在欧洲人的种植园里为工资而工作时更高”。58
德国的棉花政策同其他殖民列强的棉花政策一样，受到其与该地区居民埃维人及其古老而繁荣的本土棉花工业的接触的经验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当地农村耕种者在田地里穿插种植棉花，当地妇女把棉花纺成纱线，男子把棉花织成布。在整个19世纪，这些棉花中的一些还被卖到了相当远的地方。在美国内战期间，一些棉花甚至进入了世界市场。当地统治者创建了棉花种植园，采用奴隶劳动力，据称每月向利物浦出口20至40包棉花。早在1908年，德国殖民政府就报告说，欧洲制造的纺织品尚未摧毁本土纺织工业。尽管从欧洲进口了很多布料，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这种蓬勃发展的棉纺织业。59
19世纪90年代，德国殖民者在多哥腹地扩大影响力时，正是希望重新塑造这一蓬勃发展的国内产业。他们希望能够像英国在印度和俄国在中亚所做的那样，把它从内部导向转变为外部导向。由于“科学”农业的作用、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当地农民现在能种植更多质量统一的棉花，然后卖给德国商人——就像美国前奴隶所做的那样。这种本地耕种（Eingeborenkultur）是继分享作物的佃农制之后的又一次尝试，目的是解决自35年前美国解放奴隶以来一直困扰世界棉花产业的劳动力问题。60
德国棉花利益集团无法为殖民地棉花种植园调动劳动力，并受到美国采用“自由劳动力”扩大了棉花生产的经历、塔斯基吉专家成功向多哥人传播这些经验的启发，希望建立少数示范农场，为埃维人树立榜样。此外，德国殖民政府与塔斯基吉专家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他们的共同目标：鼓励埃维人棉花种植者生产更多轧花得更好、包装更好的棉花，并将其迅速推向市场。首先，为了提高棉花质量，殖民经济委员会与德意志多哥协会（Deutsche Togogesellschaft）等德国私人投资者一起，在多哥棉花种植区设立了轧花厂。因此，耕种者不需要亲自轧花，也不需要长途运输重得多的原棉。购买者因此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更早地控制了棉花。其次，殖民政府试图通过向耕种者分发种子来使棉花的外观更加均匀。在这里，塔斯基吉专家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们试验了来自埃及、美国、秘鲁和巴西的种子，并对多哥现有的种子进行了整理分类。1911年以后，一种美国品种与多哥品种混合的种子，以“多哥海岛棉”的名义销售，是德国当局分发的唯一品种。第三，为了鼓励农村耕种者种植更多的棉花，殖民政府规定了购买棉花的最低价格，意图降低种植者种植棉花的风险。第四，为了出口这种棉花，塔斯基吉专家、殖民当局和委员会集中精力控制棉花市场，起初主要是派遣包括卡洛韦和鲁滨逊在内的棉花考察队成员到边远地区去购买棉花。事实上，到1902年，塔斯基吉专家已经走遍多哥大片地区，经营着各种试验农场，而且只要有机会就购买棉花。他们还参加许多城镇的棉花收集站的建设和监督。61
价格保证、轧花设施、种子选择和市场控制都是向德国商人提供更多棉花的关键措施，但更重要的是迅速建设将棉花运往海岸地区的基础设施。卡洛韦和他的同事第一次到达多哥时，花了15天的时间，坐着当地工人拉的拖车来到洛美，然后返回。到1907年，当一条铁路把最重要的棉花区与海岸地区连接起来时，运输时间缩短到几个小时。62
在所有这些措施中，殖民国家发挥了中心作用。事实上，价格、市场和基础设施是殖民政府创造的。而且，殖民国家的作用还有更多：通过向农村耕种者征税并规定可以以劳役形式付税款，国家迫使他们从事很多劳动，例如将棉花从托弗运到海岸，修建铁路，甚至为棉花开垦土地。63通过改变农村耕种者作出决定的背景，国家希望改变他们的倾向，使得农民接受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
综合起来，塔斯基吉专家和殖民政府的努力非常有效。多哥的棉花出口从1902年的31,863磅增加到1904年的238,472磅，在1909年增加到1,125,993磅。这只是德国棉花进口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德国从未从其殖民地获得超过一半的棉花供应），但扩张速度（在7年内增长了35倍）表明，殖民地棉花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64
然而，尽管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1909年以后，塔斯基吉专家、殖民经济委员会和德国殖民政府未能进一步增加棉花出口。1913年，也就是德国对多哥进行殖民统治的最后一整年，棉花出口略低于1909年。限制这种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棉花在当地生产者自己的农业计划中的地位。毕竟，埃维人对商品生产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一定与塔斯基吉专家或德国殖民主义者的想法一致。
与全球农村的其他地方一样，耕种者希望自己能够控制工作、生计和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传统上，妇女在玉米地和番薯地里兼种棉花。这为她们提供了一种不需要太多额外劳动力的额外作物，因为土地本来就需要锄地和除草。起初，棉花的生产和最终出口并不一定破坏这些农业模式。然而，棉花在传统的工作模式和长期存在的性别分工中占有如此明确的地位，这一事实严重限制了棉花种植的扩展程度。令德国殖民当局懊恼的是，这意味着多哥农民拒绝从事单一棉花种植，根据德国的一份报告，这种生产很不受欢迎，因为它劳动密集得多，却不一定更有利可图。此外，无论棉花价格如何，玉米和番薯都可以为耕种者提供食物。德国殖民地行政人员和商人提供的原棉价格太低，无法说服农民冒着放弃生计作物的风险，只从事棉花单一种植的艰苦工作。事实上，即使是对殖民地棉花最为热心的奥古斯特·艾蒂安，也不得不干巴巴地承认，仅仅关注棉花的种植“会给农民经济带来一些风险”。65
此外，棉花出口也因为当地纺纱工激烈争夺白色黄金而受到限制。1901年12月，德国行政据点米萨赫尔站（Misahöhe Station）站长汉斯·格鲁纳（Hans Gruner）报告说：“与其他事情一样，当地工匠破坏原材料的价格，因为他们的产品能以异常高的价格卖出去。” 格鲁纳还说，这些纺纱工和织工，虽然数量很少，但愿意为一磅干净的棉花支付50芬尼，远远高于德国殖民者提供的25到30芬尼。66
这种价格差异表明棉花市场从未真正发展起来。事实上，想在多哥购买棉花的德国商人必须正式保证，他们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殖民政府规定的价格。在整个非洲，殖民当局建立了这种高度管制和监督的市场，这种市场变得越来越具有胁迫性，迫使农民放弃向利润更高的繁荣的当地棉花产业出售棉花。67
欧洲殖民主义者与非洲原棉购买者和实力不断增长的国内棉花工业展开竞争。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艾伦·麦克菲（William Allan McPhee）1926年所说：“问题的一部分是将棉花供应从尼日利亚的手摇织布机转移到兰开夏郡的动力织布机上去。”目标是用进口布取代本土布，让农民自由地种植棉花出口到欧洲，这是欧洲棉花国王在印度首先学到的教训。尼日利亚的英国殖民官员弗雷德里克·约翰·卢格（Frederick John D. Lugard）指望非洲古老的纺织城市卡诺（被称为“非洲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衰落，以促成更多的出口，因为“扎里亚的棉花将不再进入卡诺的织机”。为了摧毁这一产业，需要“进口一种比现在更好的英国布，这种布将取代本土布，从而使得原棉能够卖到市场上去”。更棒的是，“纺纱、织造和染色等行业的成千上万人……可能会成为额外的原棉生产者”。在他看来，去工业化是将非洲土地及其人民纳入曼彻斯特轨道的先决条件。68
最后，大多数非洲耕种者仍然远离世界市场，他们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商业生活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在生产经济作物方面没有什么经济压力，这与美国的内陆农民不同。因此，埃维人偏好混合农业，也有能力实现这种偏好。在前殖民时期的多哥，埃维人在市场上买卖一些商品，从事长途贸易。但是，即使在德国人到来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也只是勉强渗透到多哥；农村耕种者抵制长途市场的逻辑，而偏好长期以来建立已久的地方交易，维护自己的生计生产。德国殖民官员哀叹道：“与美国不同，这里的农民并不依赖棉花来维持温饱。他们总是有机会获得其他作物，而且需求非常低，可以在没有任何现金收入的情况下生活很久。”英国废奴主义者曾希望用“饥饿的恐惧”取代“鞭打的恐惧”，作为刺激殖民地人民为世界市场生产作物的动力，但在多哥，由于存在大量的替代性生计办法，这种恐惧并没有起到作用。此外，这种对全球市场的抵制具有惊人的持续力，因为德国人无法建立剥削性的信贷关系制度。69
甚至在多哥棉花种植停滞之前，德国殖民当局就很了解这些力量。他们开始寻找其他地方的经验，以了解如何向农村生产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增加棉花产量。殖民经济委员会成员卡尔·祖普夫意识到维持生计的耕种与为世界市场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建议殖民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使当地人在经济上依赖我们”。他建议，一种办法是增加地方税，让他们用棉花支付。另一方面，多哥总督在1903年12月建议向农民提供少量资金，以保证未来的棉花收成，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种植棉花，因为“政府机构至少在若干年内对当地人施加重大的压力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政府应该明确地寻找方法来“对那些已经自愿接受种子、信贷、预付款或其他棉花种植所需要的支持的当地棉花种植者施加压力”。然而，尽管德国人愿意强迫耕种者，但他们发现很难打破旧习惯，特别是因为德国殖民国家机器的存在相对薄弱，农村生产者的弹性社会结构（以继续获得大量土地为前提）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铁路、市场和价格保证都不足以说服种植者放弃自给农业。70
由于让农村耕种者负上债务的努力步履蹒跚，以及赤裸裸的土地征用超出了殖民当局的力量范围，其他形式的胁迫变得更具吸引力。虽然棉产品制造商卡尔·祖普夫推荐施加“轻微的压力”，当地殖民行政长官格奥尔格·施密特（Georg A. Schmidt）建议施加“强大的压力”，作为增加棉花产量的最佳方式。殖民主义者通过制定完全脱离世界市场价格的固定价格、迫使种植者以殖民政府严格规定的方式将棉花送往市场、消除中间人、强迫种植者接受某些棉花品种，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以武力从农民那里榨取劳动力，有计划地破坏市场。不仅仅道路、铁路和轧花厂是通过强迫劳动建造的，殖民当局还对棉花生产和原棉贸易的方式实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当地政府官员监督棉花种植，努力确保定期除草，并确保及时收获。例如，到1911年，德国政府在整个棉花种植区设立了47个经批准的收购站，以确保棉花的销售仅在政府的监视下进行；有时，士兵承担起购买棉花的任务。一年后，1912年1月，政府进一步命令每家轧花厂或商业公司只能派遣政府许可的购买者到市场去。他们还规定，卖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好的和差的棉花分开出售。到1914年，关于如何处理棉花的规则得到进一步完善，现在包括对违反这些规则的当地耕种者的体罚。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力、暴力和胁迫在德国的棉花政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71
这种对胁迫的强调越来越引发了塔斯基吉教师和德国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最为尖锐的冲突是，鲁滨逊相信同时种植棉花和生计作物的重要性。他主张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共同种植棉花和粮食作物，他的教导反映了华盛顿的担忧，即非裔美国人过于关注棉花的种植，而太少关注自给自足。事实上，鲁滨逊还记得美国自由民的失败斗争。鲁滨逊在一封范围极为广泛的信中认为：“所有政府的来源和生命都是人民，政府的首要责任是维持这种生命和来源。因此，人民是它的首要关切。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希望教授人们如何种植棉花，因为这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将因此获得财富，殖民地将变得更加富有。”“但是，”鲁滨逊继续说，“人们不能光靠棉花生活。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教他们。在他们只种植玉米的地方，我们会教他们种植更多和更好的玉米，还有如何种植棉花。在他们现在种植番薯和棉花的地方，必须教导他们如何种植更大的番薯和更优良的棉花。”鲁滨逊认为，要实现这样一个缓慢的转变，重要的是不要强迫农民，而是让他们“尽可能少地感到惊忧和不便”。然而，鲁滨逊和他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同事的意见却越来越被德国殖民政府忽视。72
事实上，在整个非洲，胁迫已成为获得棉花的越来越有力的手段。在科特迪瓦，农民被迫在当地殖民官员监督下在特别指定的田地种植棉花。在比属刚果，1917年棉花生产成为一种“义务”，农民被迫种植一定数量的棉花，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那些产量不足的人将受到惩罚。如果工作没有按预期进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鞭打。在法属苏丹，农民同样被迫种植棉花。莫桑比克农民面临“那些强迫人们生产棉花的政府代理人的……性虐待和殴打”。暴力压迫非常残酷，直到20世纪70年代，根据两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棉花一词仍然“几乎会让人自动想到受苦”。73
然而，在多哥，所有这些努力收效甚微。1909年棉花产量达到顶峰后，多哥在德国统治下从未生产过更多的棉花。其他殖民列强在非洲许多其他地方的经验也类似。与此同时，德国殖民当局羡慕地注视着中亚和印度西部棉花生产的大规模扩张，在那里，俄国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几乎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使其有利于经济作物生产。在没有明确的经济诱因的情况下，要使经济调整为转向世界市场，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这一过程通常要么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在印度；要么需要严重的暴力，如在美国南部、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的奴隶制社会。可以肯定的是，非洲人很快适应了一系列新的激励措施，正如（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背景下）黄金海岸农民在1890年和1910年之间为世界市场生产可可所做的开拓性努力所表明的那样。但由于缺乏这种激励措施，多哥的德国人无法等待太长的时间，他们也没有行政、经济或军事能力来缩短这一进程。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法国统治多哥大部分地区时，用于世界市场的棉花产量才大幅增长——1913年至1938年间增长了3倍。但是，棉花生产在多哥独立后才真正起飞，今天多哥出口8400万磅棉花，是德国统治时期的75倍。多哥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74
一小群塔斯基吉棉花专家在多哥的冒险经历讲述了一个极富意义的故事。摆脱奴隶制才刚刚一代人的非洲裔美国人、德国殖民当局和多哥农村耕种者之间的遭遇，说明了20世纪初棉花帝国（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重塑。帝国国家在构建全球原棉市场方面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它们获得了大片可以种植棉花的土地，并利用其积累的官僚、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力量动员了棉花种植劳动力。这些行为只是众多政策的一个方面，其他政策还包括进口关税、帝国政策优惠和强有力的国家工业。在棉花帝国内部，全球网络已扩大其地理覆盖面，并得到显著加强。国家塑造了这些网络，表明国家形成和全球化是同一进程的不同方面。各国占领了领土，促进了基础设施的整合，并动员工人在这块新土地上劳动。无论在哪里，在殖民地世界，在俄国，还是在美国，对棉花种植农村的控制都越来越依赖强大的民族国家和帝国。
诚然，帝国主义列强在领土控制问题上相互竞争，但为了寻找使潜在的棉花种植土地为城市工业服务的方法，来自棉花帝国各地的人们也试图相互学习经验。例如，法国、日本和英国的棉花利益集团密切注意德国在多哥的活动，他们还派代表去会见约翰·鲁滨逊。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主席亚瑟·赫顿（J. Arthur Hutton）甚至认为德国在多哥的努力是非洲棉花种植的典范。法国政府现在在全球监视各地棉花收成，其驻圣彼得堡领事馆详细报告了中亚棉花的发展情况，德国领事馆也是如此。尽管所有这些努力从根本上说是要将国家工业与变幻莫测的世界市场隔离开来，但它们本身也构成了全球棉花问题新对话的一部分。棉产品制造商在全球农村转型中的共同利益超越了国界，导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跨国资产阶级，这些来自许多国家的制造商不仅开会讨论如何使埃及、印度或其他地方的农村种植者种植更多的棉花，而且还在尼罗河上坐渡轮游玩，在维也纳音乐厅举行舞会。75
从帝国主义对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改造中吸取的教训最终在20世纪传播到最不可能的地方：苏联、独立的印度，然后传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主要由印度人控制的印度中央棉花委员会（Indian Central Cotton Committee）最终成功地重新塑造了印度棉花农业，以更好地满足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印度棉花工厂的需求。同样引人注目的是，1923年，德国殖民经济委员会的棉花专家在德国一些主要银行和棉花工业家的支持下，介入苏联在中亚的棉花工业。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原先工作的对象德国殖民帝国之后，希望为德国棉花工业找到另一个棉花来源，而他们的苏联伙伴则急切地阅读德国人在战前出版的关于殖民地棉花的出版物，并希望利用德国的专门知识。1923年苏联棉花委员会从莫斯科的劳动国防委员会收到的命令几乎与殖民时期棉花官僚在非洲、亚洲等地提出的很多文件如出一辙。76
力量得到增强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新政治经济的影响之一是，曾经是区域甚至是全球交换和权力网络中心的地区被边缘化。77现在，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核心和相关政治经济上，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满足农业生产者（例如1865年以前的南方种植者）的政治需求。事实上，在美国内战之后，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边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外围势力，数百万农民、佃农、小农和农业劳动者辛勤劳动，以保持工业资本主义令人敬畏的进步，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分享这些进步的成果。区域、国家，甚至整个大陆融入这种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特殊方式极大地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巩固了这些不平等。
然而，尽管民族国家和帝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是战胜战争资本主义的直接结果——棉花帝国仍然一如既往地全球化。例如，到1910年，它包括了向日本出售乌干达棉花的印度商人。前美国奴隶在多哥为德国殖民者提供建议。马德拉斯的一名印度人曾在一家德国纺织厂当学徒，现在指导德属东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得克萨斯州的农民和埃及农业专家并肩走在比属刚果农村，向比利时东道主提出如何扩大棉花生产的建议。俄国农业专家考察了印度、埃及和美国的农村，研究灌溉计划。日本农业官员仔细考察了德属西非的棉花农业。1913年，来自英国棉花制造城市奥尔德姆的议员巴特利·丹尼丝（Bartley Denniss）颇有见地地得出结论，棉花供应问题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世界棉花产业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更使各国相互依赖”。7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由欧洲和北美国家及资本家如此果断地建立起来的全球资本主义新地理格局，也将终结欧洲和北美这双重枢纽在棉花帝国中长达一百多年的统治地位。随着棉花农业的大规模扩张，工厂开始遍布世界各地，散布在全球农村的纱锭数量激增。1865年，全球有5700万锭子转动。到192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55亿。79然而，这些纱锭和织机并不在西欧和美国北部的城市和农村纺纱织布，而是在全球南部纺纱织布。
①埃维人是多哥的土著民族，现在主要分布在加纳和多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