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迈达巴德位于萨巴玛蒂河边,靠近印度西海岸,是一座拥有600万人口的繁华都市。它是古吉拉特邦最重要的城市。但就在一个半世纪前,它基本上还是一个中世纪城镇,其“古老的制度……依然繁荣昌盛;汇兑者和放贷者……支配着贸易和工业;古老的手工业……是其繁荣基础;进出口商品由役畜载着,穿行在两边是高高的未上漆的房子的狭窄车道上,通过有人守卫的城门进出”。然而,随着印度棉花制造业新一波空前的利润和生产力的到来,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1861年5月30日,兰彻拉尔·奇霍塔拉尔(Ranchhodlal Chhotalal)启动了蒸汽纺纱机,这是该市历史上的第一次。几年前,年轻的奇霍塔拉尔在担任政府办公室职员时提出了创建纺纱厂的想法。受孟买棉纺厂开业的启发,他明白这项新技术可能会彻底改变印度的棉花产业。虽然艾哈迈达巴德的商业阶层普遍缺乏热情,他也并不因此而气馁,最终找到了一些商人和银行家来支持他的冒险。这台新机器是从英国订购的,配有一个英国机械队;几个月后,奇霍塔拉尔的纺纱机由牛车拉着颠簸进城。1
1861年5月,沙普尔纺纱厂的65名工人开动了2500个纱锭。虽然即使以当时孟买的标准,这也只是一家小工厂,但有一个事实使它成为未来投资的灯塔:这家工厂从一开始就赢利。到1865年初,奇霍塔拉尔又雇用了235名工人,把工厂规模扩大到1万支纱锭,还添置了100台动力织布机。2
艾哈迈达巴德惊人地崛起为世界棉花制造业重镇之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先进的英国机器。这些新企业也得益于艾哈迈达巴德在棉花产业方面的悠久历史。许多世纪以来,当地商人以行会的方式组织起来,从事棉花长途贸易。一些商人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在1818年英国人从马拉塔人手中接管这座城市后,这些商人继续在当地和长途贸易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即使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棉纱开始大量抵达,取代了当地手工制造业者之后,许多商人仍将外国纱线纳入其业务范围,继续为国内纺织部门提供资金。3
尽管奇霍塔拉尔取得了早期的成功,而且该地区有着历史悠久的棉花产业,但艾哈迈达巴德的大多数商人和传统商业阶层仍然不愿投资兴建更多的工厂,而只满足于当下贷款的高回报率。直到19世纪70年代,棉纺厂建设的变革浪潮才冲击到这些海岸地区。到那时,依赖出口的农村地区危机加深,使得放贷变得不那么确定,资本丰富的艾哈迈达巴德人开始转向棉花制造业。耆那教商人玛苏哈拜·巴古拜(Mansukhbhai Bhagubhai)和贾姆纳拜·巴古拜(Jamnabhai Bhagubhai)是艾哈迈达巴德商人阶层中最早冒险的人。1877年,他们创建了古吉拉特纺织公司,拥有11,561个纱锭和209台织布机。很快,其他商人因为在跨洋贸易中日益失利,也纷纷效仿。就像几十年前在欧洲一样,旧的商业资本现在被重新投资于纺织制造业,很快就占投资的绝大多数。就像在阿尔萨斯的米卢斯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投资者彼此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毗湿奴派商人和耆那教徒主宰了这个行业。这些种姓的成员通过耆那教大会(Jain Conference)和古吉拉特吠舍会议(Gujarat Vaishya Sabha)等组织将其社会联系制度化,其中的领导人是该市的工厂主。4由于艾哈迈达巴德商人的创业资本,到1918年,有51家棉纺厂散布在萨巴玛蒂河两岸,每天早晨有3.5万名工人涌入它们的大门,辛勤工作,将这些投资转化为利润。
不久,随着棉花帝国的不断发展,全世界到处都是曼彻斯特。全球棉花产业的空间安排——以及资本主义——一直在变化。棉花不仅在世界的新地方种植,而且也越来越在世界的新地方被纺织和加工。北大西洋国家独霸棉花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最急剧的是英国棉花制造业重要性的下降。1860年,世界上61%的机械纱锭都位于英国,但到19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3%,到1930年下降到34%。由于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而奋斗,英国机器的运作时间也比其他地方的机器少。一般来说,这些机器也比较老旧,因此它们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甚至更小,到1932年仅为11%。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几年,英国工业遭受了“一场几乎无法减轻的灾难”。英国曾是世界工厂,棉花纺织品是其主要出口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亚洲最重要的市场的出口暴跌,对印度的出口比战前下降了46%,对荷属东印度群岛下降了55%,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59%。结果,英国工业开始痛苦地解体,不仅仅是在相对增长的世界经济中,最终也在实际损失中:1919年至1939年间,43%的英国织布机消失了,1926年至1938年间,41%的纱锭消失了,1920年至1939年间,棉花工人人数下降了45%。5
在英国的棉花产业开始失去其全球优势时,欧洲大陆和美国直到1930年还能分别保持其棉花锭子的全球份额,分别为30%和20%。然而,这些北大西洋国家在棉花帝国的统治地位最终将被广阔的全球南方机械化棉花产业缓慢但不可阻挡的崛起所侵蚀。事实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英格兰的棉花工厂“经历了崩溃……甚至比旧英格兰的工厂更彻底”。在篡位者中,日本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1880年,这个国家只有8000个纱锭在纺织棉花。到1930年,日本共有700万个纱锭在运作,在全球纱锭中所占份额为4.3%,仅随德国(6.7%)、法国(6.2%)和俄国(4.6%)之后。到1920年,日本的纱锭数只有英国的6.7%,但到1937年,这个数字飙升至32%。它还是中国棉花产业的最大投资者,中国棉花产业从1908年的不到100万锭迅速发展到1930年的近400万锭。印度处于类似的地位,尽管它的基础稍强,印度从1877年的160万锭上升到1930年的近900万锭。到了20世纪,亚洲棉花工业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产业,世界棉花工业回到了它主要起源的地方。6
在一个大型钢铁厂、化工厂和电力机械业的时代,棉花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重要性明显降低,但它经历了重大的地理变化,就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预示着全球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虽然许多19世纪中叶的欧洲人已经说服自己相信,现代工业的奇迹之所以只属于他们,是由于欧洲的地方气候和地理、他们优越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甚至是由于他们的“种族”特征等不可改变的因素,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业的地理上的变迁向任何不愿自欺欺人的人表明,把资本主义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的特定全球地理状况当成本质的,只不过是在为全球不平等所做的自圆其说的辩护罢了。事实上,棉花帝国的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全球南方棉产品制造商的崛起是由于工业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及其周边地区社会力量平衡的转变。工业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了欧洲和北美的阶级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全球南方的阶级结构,这些国家的实力和财富出现了新的不平等。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有两个集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欧洲和美国东北部的工人以及全球南方雄心勃勃的棉花资本家。他们彼此独立地对一对相辅相成的进程——社会冲突国家化和加强国家——作出了贡献。随着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组织起来,他们的集体行动增加了劳动力成本。这使得其他地方的低工资生产者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尽管这些作业往往效率较低。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资本家支持有利于本国工业化项目的国家政策。他们还有一大批低工资工人可供利用,其中许多人因农村地区的快速转型而流离失所。这种巨大的工资差异和积极采取行动的国家的建立相结合,使全球棉花制造业的地理改变比大多数观察家想象得更快。简而言之,固执的北方工人和政治上老练的南方资本家改变了棉花帝国的形态,预示着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新的全球分工。7
随着欧洲和新英格兰棉花工人的集体行动开始影响全球棉花生产地理,他们的努力与19世纪另一个同样深刻的变化非常相似:奴隶和自由民的个人和集体行动,他们的斗争改变了棉花种植地理。当然,棉花生产工人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就集体行动了。但在19世纪末及此后,罢工、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在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日益有利的条件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成功地大为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条件。
美国最重要的棉花制造业中心之一,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市只是众多例子之一。19世纪初,该地区由于容易获得水力吸引了企业家的注意。1813年,德克斯特·惠勒(Dexter Wheeler)和他的表亲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创办了福尔里弗制造公司(Fall River Manufatory),许多类似的企业也纷纷建立。1837年,这个城市有10家棉纺厂,工人是来自当地农村的农民儿女。得益于有着方便的航运可以进入纽约市场,福尔里弗很快就崛起成为美国领先的印花棉布生产者。1865—1880年,福尔里弗的工厂数量增为五倍;1920年左右,该市纺织行业达到顶峰,全市有111家纺织厂,占美国纺纱总产能的八分之一,纺织工人约3万人,几乎相当于艾哈迈达巴德的人数。8
福尔里弗的工人不断组织起来改善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1848年至1904年间发生了13次大罢工。有些罢工只涉及一个行业为了提高工资的斗争,如1865年的骡机纺纱工人罢工;其他的,如1904年的罢工,几乎导致城市的所有工厂都关门长达数月。事实上,福尔里弗工人越来越激进,最终促使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对1881年马萨诸塞州一位州代表的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展开了正式调查:“为什么福尔里弗的劳动人民一直不停地骚动?”9
工人的战斗精神部分是由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所导致的。棉纺工厂就像一个世纪前埃伦·胡顿时代一样,仍然是嘈杂、充满污染和危险的地方。现在,工厂往往由蒸汽机而不是水力提供动力,工厂的规模有所扩大,往往将纺纱和织布业务结合起来。线轴、梭子、传动皮带和金属部件运动的噪音冲击着男女工人及童工的耳朵,棉花尘土充满了空气和他们的肺,衣服、头发或四肢常常卡在机器里,使工人受到严重的伤害。工作日是严格规定的,似乎没有尽头,这些纺织工人只有很少的休息时间。这种工作制度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例如,在德国亚琛市的纺织工人中,估计有一半的儿童在一岁之前死亡,这是一个异常高的儿童死亡率。即使在相对繁荣的时期,工人也只能接受勉强维持生计的工资和糟糕、拥挤的住房条件。例如,1875年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福尔里弗,一名非技术工人一家七口,年薪395.2美元,低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只能依靠他12岁女儿的工资补贴家用,她在工厂里与他并肩工作。他的家人住在“这座城市最糟糕的地区”一个“失修”的五室公寓里。他们负债累累,唯一的希望是明年夏天能有另一个孩子和爸爸姐姐一起进入工厂。10
作为回应,福尔里弗的棉花工人组织起来了。在大西洋彼岸带来的工人阶级团结和抗争文化的鼓舞下,他们常常非常激进的罢工使他们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胜利。1866年,纺纱工工会在全市范围内成功地领导了罢工,争取到了每天工作10小时的条件。1886年,同一工会争取到了一项范围广泛的协议,让新贝德福德、福尔里弗和劳伦斯的纺纱工工资根据棉花价格与成品印花布销售价格的比率,有一个“浮动比例”。1904年全市罢工的余波中,福尔里弗的纺纱厂也接受了纺织工会提出的关于签订一份浮动工资协议的要求。早在19世纪90年代,福尔里弗的熟练纺织工人就开始对全国性工会组织产生兴趣,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福尔里弗工人加入或创建了各种地区性劳动组织。11
此外,福尔里弗的棉花工人和其新英格兰同行一起,能够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作为美国公民享有的政治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的投票权转化为工作场所条件的改善。在福尔里弗和其他地方,工会和罢工成为政治中的因素,因为政府几乎不可能无视拥有选举权而且动员起来的工人的要求。
福尔里弗的故事不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初,法国大约16.5万名棉花工人举行罢工的次数迅速增加。例如,1909年是罢工频繁的一年,有198次这样的罢工,参加者超过3万人。工会也成为法国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力量。12
德国棉纺织业的工人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集体组织起来了。到20世纪初,大约25%的人加入了工会,在萨克森等地区,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这些工人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性,例如,在萨克森的棉花行业,“社会主义者的统治几乎没有受到挑战”。德国社会民主运动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他在格劳豪-梅拉讷区的织工的投票中当选为国会议员,而1869年成立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纺织区获得了有力的支持。13
在俄国,近50万棉纺织工人也开始发挥关键的政治作用,特别是在1905年和1918—1919年的革命动荡期间,他们借助几十年工会活动和罢工的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70年5月,俄国棉花业发生了第一次大罢工,当时圣彼得堡的涅夫斯基有800名工人离开了他们的机器。两年后,5000名工人走出科林霍姆棉纺厂。1870年至1894年期间,棉纺织业共发生85次罢工,有53,341名工人参加;1895年至1900年,139,154名工人参加了188次此类罢工。1905年的大罢工浪潮中,工人参加了1008次罢工,成功地改善了工作条件,缩短了工作日,提高了工资。一系列棉花工人罢工浪潮打击了俄国工业,1912年有13.5万名棉花工人参加罢工,1913年有18万名工人参加,1914年有23.3万名工人参加,其中一些罢工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1917年,棉花工人的罢工再次爆发,成为当年革命动乱的中心。14
19世纪末,在瑞士,棉花工人动员起来,尽管不如俄国那么引人注目。1908年,他们创立了全国性的瑞士纺织工人联合会(Schweizerische Textilarbeiterverband),为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而奋斗,并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控制了许多棉纺厂,棉花产业由于棉厂主与组织严密的工人之间的频繁对抗而受到冲击,在1890年为了要求更短工时的大规模罢工中,工厂主的房屋遭到爆炸,1909年悲剧周(Setmana Tràgica)期间,巴塞罗那发生暴力起义。在荷兰棉纺织业,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生了很多罢工。在荷兰纺织业中心特温特,到1929年,60%的棉花工人加入了工会。15
兰开夏郡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地带,它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早地见证了全国性工会的影响,也是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福尔里弗)棉花工人的灵感来源,也提供了很多组织者。工会在1870年成立了纺纱工的全国性组织,纺纱工人工会联合会(Amalgamated Spinners Association),在1884年成立了织工全国性组织:织布工人工会联合会(Amalgamated Weavers Association)。工会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是此前两年成立的,它将英国所有经济部门的工会结合在一起。纺纱工人工会组织了纺纱厂中最熟练的工人,到19世纪80年代,它组织了几乎90%的工人,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会”。他们成功地提高了工资,改善了工作条件,管理了技术发展。纺纱工人工会是“英国组织最完善、资金最充足的工人组织”之一,他们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为自己争取到了高额工资,并掌握了行业生产力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梳棉工和纺织工工会(Cardroom Workers and Weaver)要更大也更分散,不那么集中于单一行业,但也为工人赢得了巨大的收益。根据1890年的一项数据研究,棉纺织品工会为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争取到了约12%的工资溢价,这是一个很大的差额,为棉花生产地区加入工会的工人提供了相当大的物质改善。尽管工作条件仍然湿热,工作时间又长,工作又艰苦,但棉花工人采取激进、大规模和有纪律的集体行动,迫使雇主让出部分产业生产力提高时所获得的利润。16
动员棉花工人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成功地改善了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总体而言,这些北大西洋国家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改善了工作条件,提高了工资,并赢得了政治影响力——通常是在日益强大的国家的默许下,这些国家首先关心社会稳定,并受到在政治上动员起来、有时还获得了选举权的工人的压力。工资在国民经济中大致趋同的倾向使这一趋势更为严重,这使得组织较差的棉花工人能够受益于其他工人群体的集体动员行动。17
因此,西欧、北欧和美国东北部的工人工作时间越来越少。1903年,萨克森克里米茨肖镇的棉花工人要求:“再给我们一个小时!再给我们家庭一小时!再给我们生活一小时!”即使他们的要求往往并不成功,多年来,他们还是设法把工作时间从1865年的平均每年3190小时减少到1913年的2475小时。在法国,1892年的劳动立法将妇女每天工作时间限制在11小时以内,随后几年将进一步减少。1919年1月,西班牙政府规定棉花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18
工作时间减少的同时,工资也增加了。在德国,1865年纺纱工人每年平均得到390马克的报酬。1913年,他们每年赚860马克,按实际价值计算的话,增加了53%。在阿尔萨斯,1870年至1913年间工资也有“显著”的增长。1870年,米卢斯的纺纱工每两周赚40到48法郎,1910年赚65到75法郎,按实际价值算,相当于他们工资增长了一倍。在罗德岛,男性织工每小时的工资从1890年的13.5美分上升到1920年的59.8美分;织机调整工人的工资从1890年的每小时18.4美分上升到1920年的79.1美分。即使是一般被排除在正规劳动组织之外,属于非熟练工种的落纱工,他们的工资也有所提高。1890年,男性落纱工的平均日工资为135美分;到1920年,他们的日工资已经飙升到484美分,计算通货膨胀率后则上升了50%,而更需要技术的织机调整员的实际工资几乎翻了一番。19
工人不仅通过在工作场所组织的集体行动改善了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且还成功地使新得到加强的民族国家通过了改善其福利的立法。德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的立法:1871年以后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再在工厂工作,而14岁以下儿童的有效工作时间受到限制。1910年的法律规定,妇女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8小时,而13岁以下的儿童现在根本不允许工作。马萨诸塞州于1836年通过了第一部劳动法,1877年通过了工厂安全条例,1898年禁止妇女和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可以说实际上禁止工厂夜间开工。瑞士和其他地方一样,劳动法增加了劳动力成本,而早在1877年纺织工人的最长工作时间限制为11小时,禁止妇女上夜班,并宣布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为非法。2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雇主征收的税收也激增,这表明对工业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国家行政、司法和军事能力的成本在不断上升。事实上,导致战争的紧张局势首先是国家资本、民族国家和国家领土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造成的。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取决于国家动员其公民组成大规模军队并筹集税收为这些军队提供资金和生产战争物资的能力。国家由于面临获得金钱的压力和来自人民的压力,被迫以民主方式使自己合法化。
对欧洲和北美资本家来说,这种对强大的国家——其实力的主要来源——的依赖现在也是他们最大的弱点,因为国家实际上赋予了工人阶级在工厂车间和政治中的权力。事实上,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国家既是友也是敌。它促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全球农村动员了劳动力,但也“困住”了资本家,因为工人可以利用进入国家政治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因此,曾经主要是全球性的社会冲突(如在圣多明各动员奴隶影响到英国棉产品制造商的利益)或地方性的社会冲突(如印度农民拒绝在英国棉花种植园劳动)现在越来越成为国家性的冲突。
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区,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加之残酷的价格竞争,反过来又削弱了棉花制造业一度惊人的赢利能力。从1890年起,美国北方制造商抱怨利润下降。一位作者报告说,1900年至1911年间,德国棉纺公司的分红仅在4%至6%之间徘徊,与英国企业家一个世纪前所获得的利润相差甚远。位于兰开夏郡中心的奥尔德姆和罗奇代尔的纺织工业,资本平均回报率很低:1886年至1892年为3.85%,1893年至1903年为3.92%,1904年至1910年上升至7.89%。英国棉花资本家被此前数十年的巨额利润宠坏了,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纺纱业利润率的迅速下降”。21
在世界一些地区,制造商通过投资改进生产技术来应对工资上涨。新的纺纱机和织布机提高了每名工人的产量,例如在德国,1865年至1913年间纺纱的生产率增加了两倍多,织布的生产率提高了六倍。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工资在总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在德国,纺纱业工资占总成本的比例从1800年的78%下降到1913年的39%,而在织布业,工资所占的比例下降没那么惊人,从77%下降到57%。
但是,面对制造商无法控制其他投入,特别是原棉的价格,工资成本仍然很重要,因此对赢利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毕竟,到1910年,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国工人的10.8%,美国工人的6.1%,而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几乎是新英格兰工人的两倍——两者分别为5302小时和3000小时。更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低工资竞争,而且这影响深远。例如,到了20世纪20年代,来自捷克和俄国生产商的竞争被证明是对德国棉花产业的威胁。从长远来看,棉花制造业成了一场“竞相探底”的竞赛。22
制造商试图对这种压力作出反应,求助于他们越来越强大的政府,使本国工业与全球竞争隔绝开来。德国的棉花工业依赖一个复杂的关税制度,以满足其棉花工业具体部门的具体需要。制造商也组织起来,例如1870年,他们建立了南德棉花工业家俱乐部(Verein Süddeutscher Baumwollindustrieller),他们还成功地游说国家支持自己的利益要求,《德意志经济通讯》(Deutsche Volkswirthschaftliche Correspondenz)便认为关税保护是让德国工业能够承受进口压力的唯一手段,而印度、中国或埃及制造商就无法获得这种好处。这种关税保护在其他地方也很重要。意大利通过1878年和1888年的棉花关税有效地保护了本国市场。在法国,应其棉产品制造商的要求,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保护主义的关税提高了棉花产业的利润,尤其是自1892年通过了《梅利纳关税法》(Méline Tariff)以来。23 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保护主义制度也在加强。1861年的《莫里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提高了对进口棉花的关税,1883年的关税法降低了对廉价棉产品(美国制造商容易生产的种类)的关税,却提高了对更高品质棉花的关税,这一趋势延续到1890年的关税法。
从19世纪“第二次奴隶制”的灰烬中产生的新帝国主义现在给一些人带来了红利,帝国主义市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一段时间内,它给加泰罗尼亚制造商带来了利润,19世纪80年代,加泰罗尼亚制造商获得了在西班牙剩余的殖民地中的保护性经营权,包括垄断了古巴市场。它也让进入中亚地区的俄国棉花工业家获利甚多。它保护英国制造商免受印度竞争。即使在美国,在爱德华·阿特金森等棉产品制造商的要求下,政府也积极帮助制造商进入国外市场,特别是拉丁美洲,因为拉丁美洲是美国一半棉花出口的目的地。24
尽管欧洲和新英格兰的棉产品制造商拼命地努力保住他们在全球棉花帝国中的崇高地位,但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是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量。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国家化带来的机会和限制,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为世界上劳动力成本较低、受国家管制较少的地区的制造业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因此,20世纪全球南方欢迎世界棉花工业回归,扭转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背离的势头。起初,这一回归的态势几乎是不可见的,直到1900年,它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闪烁,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已成为广泛辩论的对象,尤其是在英国和新英格兰,这些言论往往带有危言耸听的意味。25举一个例子,伦敦《泰晤士报》1927年报道:
自从60年代美国内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棉荒以来,[兰开夏郡的从业者]遭遇了最糟糕的境况。造成这种惊人下降的主要因素是远东各大市场——印度、中国等——的衰落。1913年远东地区吸收了我国出口总额的61.6%,192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1.8%。在印度和中国,国内生产都有很大的增长。在这两个国家,迅速扩张的日本棉花产业正在逐步取代英国进口产品。迄今为止,日本工业实行两班制,每周工作120小时,而兰开夏郡的最高工作时间为48小时。26
大约在同一时间,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James Michael Curley)准确预测到,如果没有联邦大规模干预,新英格兰棉花将面临产业的彻底毁灭。1935年,当地工业代表策划了一场“购买美国产品”的运动,以削弱日本进口的威胁。柯利会见了棉产品制造商,他们提出了削减马萨诸塞州工资的计划,以缩小美国南方和北方之间巨大的工资差距。尽管有这些抗议,北大西洋棉花的时代也已经结束,它自诩的生产力和国家赞助都无法与巨大的工资差距和全球南方新兴民族国家相提并论。27
棉花制造业向全球南方转移的过程和许多产业的中断一样,都是始于美国。与欧洲不同,它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样地国家化。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高度隔离,在本国领土上工资差别很大。由于内战后失去奴隶的奴隶主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特殊和解方案,美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创造了一个全球南方。美国也有自己的全球南方资本家阶层,他们和印度资本家一样,在原棉贸易中积累了财富,准备将其中一些投资到制造业企业。美国有着广阔的领土,同时南北之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合非常有限,这两者不寻常的结合是欧洲资本家羡慕的对象,也是欧洲棉产品制造商全球命运的第一个预兆。28
到1910年,美国南方的棉花制造业已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北方各州。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内战结束时,前邦联各州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棉花制造业,直到1879年,北方的纱锭数量还是南方的17倍。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南方的经济增长率飙升至每年17.6%,19世纪90年代达到19.1%,20世纪前十年达到14.3%。可以肯定的是,北方各州的棉花产业也在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每年增长4%左右。到20世纪20年代,北方工业首次出现萎缩,1925年,美国南方的纱锭比北方多。到1965年,南方与北方的纱绽量比率为24比1,彻底扭转了命运。29
棉花工业大规模迁往美国南方始于数十年前,以1881年亚特兰大国际棉花博览会(International Cotton Exposition)为起点。在那里,棉花机械被卖给了“博览会棉纺厂”(Exposition Cotton Mills),而这些博览会棉纺厂后来实际上成了运转正常的棉纺厂。由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地方及地区政府的支持,新兴的地方制造商在短期内又开设了更多的工厂。根据一份行业出版物的说法,宽松的劳动法、低税收、低工资以及没有工会,使得美国南方对棉产品制造商来说很有吸引力,“在那里,劳动鼓动者没有这样的权力,制造商也不会被新的烦人的限制措施所骚扰”。因此,1922年至1933年期间,马萨诸塞州有大约93家棉纺厂关门;仅1922年之后的六年里,马萨诸塞州的棉纺织业从业者就减少了40%。在福尔里弗,1920年后的十年里,该市一半的棉纺厂消失了。30
美国南方棉花生产的突然扩张并不能完全由那里邻近棉花种植地来解释。事实上,获得棉花的成本略有降低,但因为制成品要运往北方市场,这些成本差别会被抵消掉。美国南方成功的秘诀是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奴隶制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农村转型为棉花厂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顺从的低工资工人群体,最初主要是白人农村工人,他们曾经是佃农,后来是非裔美国工人,其中大多数以前是收益分成的佃农。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所观察到的,南方棉花种植者离开农场就像“就像老鼠逃离下沉的船一样”。因此,1922年马萨诸塞州劳动和工业部的一项研究显示,马萨诸塞州棉纺厂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为41美分,而北卡罗来纳州为29美分,佐治亚州为24美分,南卡罗来纳州为23美分,亚拉巴马州仅为21美分。31
支付给这些工人的低工资甚至还可以更低,因为棉纺厂可以吸引大量非常年轻和非常廉价的工人,这是美国工人阶级全国整合程度较低的直接结果。1905年,南方棉纺厂23%的工人年龄在16岁以下,而北方各州只有6%。由于没有国家标准,人们在南方的工作时间也更长,每周工作64小时,甚至75小时都不少见。事实上,棉花实业家对南方各州政府的影响力,以及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当地大部分工人阶级投票权的剥夺,使得劳动法比联邦其他州要宽松得多,而这也正是全球南方新兴棉花产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外,棉花工业化得到各州政府的有力支持,各州的议员和州长都易于向组织起来的工业家的巨大影响力和权力屈服。32
由于意识到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欧洲的棉花资本家也寻求转移到工资成本较低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效仿美国的模式,因为其他工业国家的内部都没有这种不均衡的地区状况,也没有奴隶制的遗留问题。不过,英国也有一些试探性的投资,比如在印度。其他英国公司则在奥斯曼帝国投资制造业,特别是在伊兹密尔和伊斯坦布尔周围,以及葡萄牙和俄国。在中国,外资企业变得很重要,尤其是日资企业,但也有少数企业由英国和德国投资者经营。在埃及,英国企业家于1894年创建了埃及棉花制造公司(Egyptian Cot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1899年又建立了亚历山大港英埃纺织公司(Alexandria Anglo-Egyptian Spinning and Weaving Company),一年之后接着创建了开罗埃及棉纺有限公司(Cairo Egyptian Cotton Mills Limited)。法国投资在墨西哥棉花业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前几十年,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企业家在巴西开办了工厂。德国纺织品制造商也在工资较低的地区投资。德国棉花资本的主要出口地之一是波兰,尤其是罗兹周边地区,萨克森莱比锡市商会称之为“我们德国,特别是萨克森纺织工业的分支”。这个“东方曼彻斯特”在1870年到1914年间经历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出现了大型工厂,如卡尔·沙伊布勒工厂(Carl Scheibler’s),有7500名工人在那里工作。33
欧洲和北美前核心制造业地区的棉花工业家在动员起来的工人和民主国家的双重压力下,先是摇摇欲坠,最终完全倒下。作为资本家,他们也感受到了新兴产业中新的投资机会的吸引力。反之,全球南方的资本所有者意识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利润潜力,并在自己的后院发现了机会,即低成本劳动力。这些企业家往往周围有很多纺织生产经验丰富的工人,能够获得现代纺织技术,并且是本国市场的主要操纵者,几十年来常常出售进口棉花制品。与艾哈迈达巴德的企业家一样,他们明白,工业资本主义要想赢利,就需要强大的国家来建设基础设施、保护市场、实施产权法和维持有利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在建设国家机构的过程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活动家,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这些活动家也意识到了充满活力的工业经济中蕴藏的力量。19世纪头几十年在欧洲和北美如此成功地建立起来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现在在全球南方生根发芽,激发了资本家和国家建设者的想象力,并重塑了全球经济的地理格局。34
在英国的榜样的启发下,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思想早在19世纪初就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德国、埃及、美国和墨西哥的棉花革命期间,每个国家的政治家和资本家,例如弗里德里希·利斯特、穆罕默德·阿里、坦奇·考克斯和埃斯特万·德·安图尼亚诺,都曾参与这些讨论并从中得出一些政治结论。到了19世纪末,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面对进口棉纺织品对国内手工业的压力,并且有着建立工业经济的愿望,巴西、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寻求用国内生产取代进口的办法,他们这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国家建设和资本积累的努力结合起来。
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关于如何抵御欧洲帝国主义,以及如何通过建立制造业来获取利润的辩论。早在1862年,中国商人郑观应就出版了《盛世危言》,提倡工业化。35年后,企业家张謇追随了他的脚步。张謇对大量棉纱和棉布进口表示关切,特别在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建立外商独资棉纺厂的规定之后,他主张国内工业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在自己的故乡南通建立了纺纱厂。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故尤宜专意为之……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35
张謇是全球南方诸多思想家的一员,其他的还有中国的陈炽和薛福成,他们都试图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他们专注于恢复国内市场,抵消去工业化进程,引进西方技术,以及像利斯特、阿里、考克斯和安图尼亚诺一样,诱使国家支持工业化。他们认为工业进步等于国家进步,因此希望保护地方工业不受进口的影响。1881年巴西工业协会(Brazilian Associação Industrial)观察到:“本地生产的粗棉受到外国竞争者的挑战,如果不能通过立法措施帮助该行业,迄今为止投入的所有努力和资本都将付诸流水。”他们明确提到德国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呼吁国家支持这块“年轻土地”上的制造业。他们认为,建立棉纺厂不折不扣地就是“一项爱国事业”。36同样,日本内务省劝业寮的井上省三在1870年考察德国时得出的结论是:
我想让我国和欧美国家平等……在研究今天西方各国之所以国富兵强、文明昌盛的缘由,研究世界历史和地理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财富的来源必然是技术、工业、商业和外贸。要运用这些认识使国家富强,我们必须首先教导人民从事工业。然后我们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用以出口,然后进口我们缺少的商品,从国外积累财富。37
从日本到印度,从西非到东南亚,这种思想成了反帝国主义言论的支柱。这些思想家希望,强大的民族国家有朝一日能保护国内制造商,建设基础设施,动员劳动力,帮助制造商占领出口市场。有点讽刺的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常常要从殖民主义吸取教训。38
然而,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仍然困难重重。首先,初露头角的实业家必须牢牢控制国家权力的杠杆,战胜与之竞争的精英阶层。例如,在美国南方,棉产品制造商只是因为蓄奴精英失去权力才能支配州政府。在巴西、日本和其他地方,与对立的农业精英阶级的斗争要旷日持久得多。
例如,与该地区的明星产业墨西哥的棉产业不同,尽管有着庞大的棉产品市场,当地资本积累丰富,而且外国进口量很大,巴西的棉花产业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很虚弱。1866年,巴西只有9家纺纱厂,15,000个纱锭,大多数纺织品要么是进口的,要么是在种植园生产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工厂的数量增长非常缓慢,但随后可以说是爆炸式发展。到1921年,该行业有242家棉纺厂,1,521,300支纱锭,57,208台织布机,雇用工人108,960人。棉花业继续发展,到1927年大萧条前夕,它有354家工厂。39
1892年后的30年被称作巴西棉花制造业的黄金时代。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之后,制造业精英对政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并设法制定了有利于他们的政策,特别是关税政策。1860年,棉花的关税一直处于进口价值的30%以下,1880年关税增加了一倍,达到60%左右,经过长期的斗争,1885年又增加到100%。1886年、1889年和1900年,关税进一步上升。1900年的保护主义关税维持了近30年,为制造商创造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受保护市场。因此,到1920年,巴西使用的所有棉产品中有75%至85%是在国内纺制和织造的。正如一个英国人在1921年遗憾地说的那样:“25年前,巴西是曼彻斯特的一个极好的市场。先是走私货退出了,现在所有这些商品都是在这个国家内生产的,只有最好品质的产品才需要进口。”40
到19世纪90年代,巴西制造商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帮助塑造了国家。与此同时,与欧洲和新英格兰的竞争对手不同,他们依然能够获得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绝大多数工人来自“当地孤儿院、育婴室和救济院,以及城市中失业的城市阶层”。工厂中充满了低至10岁的儿童以及妇女。直到1920年,当工厂的最低法定就业年龄提高到14岁时,工厂里依然还有年龄小得多的儿童在工作,有时妇女和儿童每天工作14小时甚至17小时。一位讽刺的同时代观察家是这样评论的,巴西儿童“在形成性格的关键时期,去从事几年的辛苦工作,甚至还能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勤奋习惯”。41
廉价的劳动力和关税还和更具活力的市场结合起来。早先的奴隶制抑制了国内市场,因为许多种植园本身会生产粗制纺织品,而自由劳工移民则由于来自奴隶劳工的竞争而停滞不前。现在,大量移民涌入巴西,他们与刚刚获得解放的农业工人一起,开始在国内市场上购买纺织品。因此,巴西最终和该区域领先的棉花生产国墨西哥一起,走向了棉花产业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国家保护主义政策,墨西哥的工业继续扩大。)这种模式从巴西传到了邻国阿根廷,1906年阿根廷开设了第一家棉纺织厂。在那里,促进棉花工业化也成了一个国家努力的项目。42
日本棉花制造业经历了更大的繁荣。事实上,日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棉产品生产国之一。43日本与巴西的历史在19世纪后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受到直接殖民统治,但都受到外国的重大影响。它们面临着巨大的棉花纺织品进口的压力。它们的经济精英原来所根植的政治经济条件与国内工业化经济完全不同,但这些精英能够看到新的因素正在出现,这改变了他们的收入来源和他们阶级的政策偏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他们准备好对国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由于结果的巨大差异而同样具有革命性。
日本从事机械化棉花生产的历史比巴西晚,但是开端同样不利。1867年,九州鹿儿岛的萨摩藩领主从英国进口了6000个纱锭。另外两个小工厂同时开业,一个在堺市,另一个在东京附近。由于1858年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强行开放日本市场,面对大量进口纱线,这些开拓性项目均未取得商业成功。44
面对这些失败,以及进口棉花产品日益高涨的浪潮占据了日本三分之一市场的现实,日本政府开始在促进棉花工业化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1868年明治维新使日本政权更加集中和现代化,将德川幕府一度分散在各封建领主的权力集中;德川幕府在日本已经有270年的历史。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开始推行一项更为积极的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而棉花在新统治者的心目中占据首要地位。日本国会议员解释说:“因为日本人聪明,而且肯为低廉的工资工作,他们必须从国外购买简单的物品,进行加工之后,然后把它们运到国外。”而棉花非常适合这个项目。同其他地方一样,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促使制造业成为一个民族主义项目。45
1879年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内务省大臣伊藤博文组织了10家纺纱厂,每家配有2000个纱锭,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并且还给予当地企业家以优惠条件,从而扩大了国内纺纱能力。这些工厂作为商业企业都很失败,因为它们生产规模太小,无法赢利。但与其前辈不同的是,这些工厂采取了新政策,这些政策成为日本工业化成功的关键因素:转而采用更便宜的中国棉花(取代国产棉花);试验性劳动制度,这将长期影响日本纺织工业的未来的结构(如昼夜轮班制,这使成本优于印度等竞争对手);鼓励政府管理人员自己成为企业家。此外,这些工厂创造了低工资、苛刻劳动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吸收工资还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妇女,口头上承诺非常诱人的家长式的照顾,以及将权力从武士和商人转移到管理人员和工厂主身上。46
日本有着悠久的棉纺织业的历史,可以缓解这样的迅速工业化所带来的冲击。几个世纪以来,日本农民在家庭中种植棉花,纺纱织布,用于国内消费和当地市场。到19世纪,农村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外包制产业,在日本被迫开放通商之后,这一产业最初因廉价的进口纱线而得到巨大的推动。47
到1880年,政府组建的棉纺厂证明了机械化纺织是可行的,在致力国内工业化的国家的支持下,商人创建了更多更为实质性的工厂。那一年,私有的第一国立银行的负责人涩泽荣一支持大阪纺纱会社(Osaka Spinning Co.)成立,该公司将于1883年开始运营,配备有10,500个纱锭。它从一开始就赢利。受到鼓舞,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开设了几个规模相近的工厂。这些工厂聘用的都是英国培训的日本工程师,都是以公司制设立,并从贵族和富有的商人那里获得资本。这些新工厂的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上都超过了英国的进口货。事实上,早在1890年,日本的纺织厂主就能够主宰本国市场,到1895年,手工纺纱几乎完全消失。这种成功的纺纱工业化反过来又允许农村的织布业进一步扩张。48
然而,在日本形成的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民族主义政治家的产物:新兴工业利益集团对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并很早就组织起来协调政治助力。1882年,日本纺纱工会(Spinners’ Association)成为一个主要游说团体,向政府施压,要求其采取有利于棉花工业化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停止对原棉征收进口税(这是为了保护日本棉农),并停止对纱线征收出口费。1888年,大日本棉纺工会(Greater Japan Cotton Spinners’ Association)也宣告成立。事实上,工业家帮助建立了支持他们利益的国家。资本家和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实施这些教训,是因为他们战胜了敌对的精英,同时没有任何重大的民主群众运动来挑战他们对国家的控制。49
一个致力于国内政治经济中实现工业化的强大国家对日本至关重要,但重要的方式与巴西截然不同。关税起初在日本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西方列强强加给日本的国际条约排除了保护主义,1911年以前确实没有关税保护。然而,国家在引进新技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或许更重要的是,帮助日本资本家进入外国市场,因为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极低,他们在这些市场非常有竞争力。各县政府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调查外国市场的特殊需求,并向纺织公司提供蓝图,说明哪种布料将在哪里销售——就像法国和英国政府在18世纪所做的那样。日本政府还收集了市场信息,包括领事官提供商业报告、参加工业展览、派遣贸易代表团、“派遣特定学生到外国研究特定行业,观摩国外商品展览中心……1906年起派出出口同业联盟,1910年起设置贸易专员,并且鼓励出口商出国考察”。此外,政府还充当对工业成功至关重要的各种债务的最终担保人。50
日本政府获得了支持当地棉花工业家的能力,部分原因是它从战争中获得了战利品。事实上,日本的故事再次证明了殖民扩张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日本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获得的赔偿(主要是土地掠夺)被用来补贴国家的航运业,从而帮助棉花出口,增强了政府向国家贸易公司提供信贷的能力,并使得国家可以放弃原棉进口关税的收入,原棉进口关税在1896年被取消,使行业的基本原材料价格下降。51
中日甲午战争最具决定性的影响之一是它还使得日本获得了新市场,这些市场不久将对日本的工业化至关重要。在1929年中国获得征收关税的能力之前,中国一直都是日本最重要的纱线和布料买家。到1894年,中国消费了日本全部出口产品的92%,到1897—1898年,棉纱出口,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纺纱总产量的2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制造商被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日本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加深。当纱线出口下降时,棉布出口扩大。事实上,1903年至1929年间,日本棉布出口的一半以上流向了中国。52
20世纪20年代,日本出口到印度的棉布所占比例也从1926年的约12%增加到1932年的约50%。同样,一个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至关重要:日本政府对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以便利他们进入印度市场。随着印度棉花种植者开始依赖日本出口市场,尽管兰开夏郡制造商反对,但日本政府还是能够谈判成功,使得印度降低进口制成品的关税壁垒。1930年,由于兰开夏郡的压力,印度政府开始对从日本进口的棉产品实施差别待遇,日本棉产品制造商决定抵制从印度进口的原棉。这给印度带来了麻烦,因为上交伦敦的款项是由这些出口所得支付的。在1933年的印日贸易谈判中,这些分歧得到了调和,允许货物从日本更自由地流入印度,反之亦然。1913—1914年间,日本向印度出口了700万码棉布;1933年,日本出口了5.79亿码。53
对于日本的成功来说,低成本劳动力与国家的支持同样重要。日本棉产品制造商和其他地方的制造商一样,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劳动力问题”。日本工厂的劳动力成本甚至低于印度,大约是兰开夏郡工厂的八分之一。最初,工厂从附近招聘工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越来越依赖从更远的地方招聘工人的招聘人员,这些人实际上是在农村到处寻找贫苦的农村家庭。54
妇女尤其被赶出农村,进入工厂工作。1897年,日本棉花厂中79%的工人是女性。这些妇女大多年龄很小,在15至25岁之间,还有15%不到14岁。她们通常从13岁开始工作,工作到20岁,因为结婚而退出。对这些女工本身而言,在工厂就业是她们生命中的一个特殊时刻,这既与她们在前工业时代在家庭内部纺纱织布的角色有关,也往往是为了积累嫁妆储蓄。日本制造商早期采用环锭纺纱技术,这种技术主要需要非熟练劳动力,这也大大促成了大批年轻妇女进入工厂。55
这些年轻妇女受到极端的剥削。除了她们的家人可能提供的保护,大多数人都住在工厂旁边的宿舍里,公司宿舍是监视和纪律处分的地方。(这种情况与近一个世纪前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情况十分相似。)19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工人经常共用床铺,每人的面积只有27平方英尺。为了遏制高劳动力流失率,企业采用了家长式的花言巧语,有时还采取了更为实质性的家长式政策。对公司来说,上下班时间短与对劳动力的全面控制可以使自己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它们实行两班制,每班工作12小时,通过让机器连续运行来充分利用资本开支。56
国家通过不给棉花行业工人任何保护性立法,使这种来自低工资的竞争力成为可能。1911年的《工厂法》在1920年才扩大到纺织工业中的妇女和儿童。日本工厂主的集体行动将保护性劳动立法推迟了40年——毫无疑问,这也是由于投票权仅限于有资产者。57
妇女抵抗这种状况的主要策略是潜逃,这与埃伦·胡顿一个世纪前在兰开夏郡埃克尔斯纺纱厂采用的策略一样。实际上,离职率非常之高,1897年,40%的工人在就业后6个月内离开工厂。1900年,关西地区只有不到一半的纺纱工人为雇主工作了一年多。雇主的反应是在夜间关闭寄宿处,禁止妇女在空闲时间离开寄宿处,并扣留部分工资,直到合同期满才清算工资。58
由于这种极其廉价且无投票权的劳动力的供应,日本棉花工业继续迅速扩张。59到1902年,国内生产基本上取代了进口。到1909年,日本纺纱厂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原棉消费者。纺纱集中在大型工厂,而包括手摇织布机织造在内的织布则继续在农村蓬勃发展。有多个小企业家开始组织劳动力,到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他们通常非常小的工厂里开始引进动力织布机。此后,棉花产业的产值继续增加,从1903年的1900万日元增加到1919年的4.05亿日元。1920年至1937年是日本棉花产业的黄金时期。1933年,日本的棉布出口首次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棉花强国。到1937年,日本已经占领了37%的全球棉布交易市场,而英国只有27%。由于日本棉花生产的激增,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中断约一个半世纪后,再次成为棉花净出口方。60
美国南部、巴西和日本初露头角的制造商在面临相当大困难的情况下,战胜了竞争的精英阶层,赢得了国家对国内工业化的支持。然而,与全球南方遭遇强大殖民统治者的国家相比,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只能是相形见绌。那里的资本家不仅需要与国内的竞争精英或其他社会团体作战,而且还需要与强大的帝国及其经济精英作战,这些帝国及其经济精英决心维持其对殖民市场的控制,反对替代性工业化项目。为了维持这场斗争,全球南方的资本家被迫比其他棉花新贵走得更远,培养民族主义的大众意识形态,并与其他社会团体合作。对他们来说,殖民主义对全球舞台的依赖往往转化为国内毁灭性的弱点。
以埃及为例。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棉花种植国之一,也是最早推动棉花工业化的国家之一,埃及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一直没能建立起繁荣的家庭手工业。失败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1895年,一些资本家在开罗成立了埃及纺织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 Egyptienne pour la Filature et le Tissage du Cotton),4年后又有两家工厂开业。这些纺织厂的利润从来都不是很高,它们生产的纱线和布料都被征收了8%的税,而且还需要与进口纺织品竞争,特别是在埃及基本上成为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附庸之后。1880年至1914年间,埃及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进口商品是棉纺织品,都是在英国纺织而成,英国人获利丰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殖民国家将地方工业化项目放在次要地位,一心只想为欧洲制造商争取出口市场。6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开始缓慢变化,新成立的埃及国家纺纱厂(Filature Nationale d’Egypte)短暂繁荣了一段时间。由于预期1930年会有关税改革,工厂进一步扩张,这一改革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关税改革大大增加了进口税,很快使国内工业化成为可能,特别是在棉花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热切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塔尔亚特·哈布(Tal’at Harb)先是在1920年利用富有地主的资本创建了埃及银行(Bank Misr),又在30年代初创建了埃及纺织公司(Misr Spinning and Weaving Company),公司资本充足,发展迅速。到1945年,117,272名埃及纺织工人中有25,000人在这家纺织厂纺织棉花。实质上,关税是国家送给“新兴资产阶级”的礼物。62
埃及的故事向全球南方的资本所有者表明,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支持其国内工业化项目的国家,在殖民主义条件下,这种国家是无法建立的。印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说明这点。表面上看来,印度享有棉花工业化成功的所有先决条件——市场、技术获得、熟练劳动力、低工资和资本丰富的商人。甚至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统治着印度。战胜相互竞争的精英也证明并不十分困难。尽管如此,在外国殖民势力的主导下,印度实业家在塑造他们如此迫切需要的国家时,面临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障碍最终将使他们陷入反殖民斗争,尽管斗争取得了成功,但也将削弱他们对工人和农民的主宰优势。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印度的棉花产业是在美国内战后出现的,主要集中在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事实上,孟买纺织公司(Bombay Spinning and Weaving Company)早在1854年就开始生产,而且到1861年,印度有12家纺织厂。然而,真正的扩张发生在1865年之后,其利用了印度商人在棉花原料价格高涨的年代积累的利润。越来越多的印度资本家被福尔卡特兄弟公司等欧洲经销商挤出了原棉贸易市场,他们转而将资本投向棉纺厂。到1875年,他们已经开了27家工厂。1897年,仅孟买一地就有102家工厂。纱锭的数量也激增,从1879年的150万支增至1929年的近900万支。棉花制造业将主宰印度制造业经济。63
印度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阶层尽其所能利用了英国殖民政府。例如,殖民帝国内部的出口市场受到高度重视,棉花工业的大部分市场位于英国势力范围内——到19世纪90年代,从孟买出口的纱线中有80%流向了中国。64殖民政府还建立了基础设施、法律、规章和经济生活日益融入其中的规则。随着殖民政府推动农村大规模商业化,更具活力的制成品市场出现了,使印度棉产品制造商受益。
印度棉花工业家最初也利用殖民政府来动员劳动力——毕竟,农村内部的变化驱使大量工人进入城市和棉纺厂。1896年间,估计有14.6万名工人在印度棉纺厂工作,1940年则有62.5万名工人在印度棉纺厂工作,对于一个几乎没有其他工厂生产部门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相当大。和其他地方一样,第一代工厂工人仍然与他们所居住的村庄保持联系。对许多家庭来说,派一名家庭成员进城到工厂工作,是保留土地使用权的一项策略。但与棉花帝国的其他地方不同,这些工人大多是男性。印度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样,其根源都位于棉花工业。事实上,一般认为“廉价劳动力”是印度最独特的竞争优势,而印度无产阶级是由一个强大的殖民政府的决定性行动创造的。65
但是,尽管印度殖民政府毫无疑问对棉花工业化的许多方面至关重要,但殖民政府非常特别,它常常破坏当地的工业梦想——毕竟,它受到的是来自英国政治家和资本家的压力,而不是来自印度的压力。这一特点表现在劳动力方面。和其他地方一样,印度棉纺织厂的工作条件也很糟糕。夏天的工作日持续13到14个小时,冬天持续10到12个小时。工厂的温度通常超过32摄氏度。工厂主为这样的工作条件辩护,用1910年孟买棉纺纱厂主协会(Bombay Millowners’ Association)的话来说,他们的工人只是“盲目的工业机器,没有自己的主动性,对未来也没有太大的考虑”,这番话和一个世纪前欧洲制造商的辩护词出奇地相似。然而,与日本不同的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工作条件最终得到改善,劳动力成本上升,这表明印度资本家对国家的影响力明显不如日本资本家。1891年的《印度工厂法》(Indian Factory Act)是应兰开夏郡棉产品制造商的要求通过的,该法关注印度的竞争,限制了儿童在工厂工作的时间。1891年和1911年的劳动立法进一步规范了童工和妇女的工作和工时。虽然工作条件和工资仍然糟糕透顶,但印度工厂主仍然反对这些行为,抱怨工人生产力低下,并声称“任何在兰开夏郡朋友的坚持下试图强加给我们的限制性立法都必须受到严厉抵制”。然而,面对英国纺织业者基于自身利益对“孟买工厂工作时间过长和雇用儿童”的抗议,以及兰开夏郡工厂主对出口市场的担忧,他们失败了。在殖民主义条件下驾驭劳动力证明是困难的。66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殖民政府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的特殊性质。以许多方面来看,印度殖民政府取得的最大成功是促进了英国棉花商品的大量涌入,使印度成为兰开夏郡最重要的市场,并严重损害了印度的手工业。67因此,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在印度次大陆相交——正是印度国家的两面性,强有力但受制于外国利益,延误和阻碍了印度棉花工业化。印度资本家不得不与一群强大的外国资本家和政治家分享英国发起的次大陆改革的成果。68
从艾哈迈达巴德到北卡罗来纳州罗文县,从彼得罗波利斯到大阪,从大迈哈莱到韦拉克鲁斯,全球南方资本丰富的精英都在试图赶上棉花工业化的潮流,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了强大的国家对工业化的重要性。如果他们异常敏锐的话,他们会意识到欧洲和北美棉花资本正在呈现的弱点,这些弱点同样植根于后者与民族国家的紧密联系。这些全球南方的资本家的经历完全不同。在巴西、美国南部和日本,他们成功地战胜了竞争的精英,然后建立了一个对他们的需要作出反应的国家,而在埃及和印度,国内工业化项目遇到了一个强大的障碍——殖民政府本身。但是,无论全球南方的资本家在全球棉花工业中成功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怎样的生态位,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两个进程同时出现:第一次工业革命核心国家中的社会冲突的国家化,这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在全球南方建设有利于国内工业化项目并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在中国,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
棉花工业化进入中国的时间比美国、日本、印度或巴西晚。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缺乏棉花制造经验、难以获得原棉、缺乏市场或资本,或无法获得现代制造技术。我们知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棉花生产复合体之一,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农民才是全球最重要的棉花种植者,而且几乎所有棉花都在国内制成纱线和布料。相应地,棉花纺织是中国最重要的生产活动。69
尽管棉花工业化有这样理想的先决条件,机械化只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充满活力的传统棉花制造业使工业化变得更加困难。就像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棉花地带一样,中国农村的数百万农民生产棉花供自己或附近的市场使用,没有什么压力去做别的事情。直到19世纪中叶,有45%的农户生产棉布。此外,西方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的条约口岸施加压力,在19世纪下半叶用棉纱和棉布淹没了中国。欧洲商人和欧洲政府(以及美国的)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其进入市场。例如,1877年的《芝罘条约》规定了进一步开放沿海和沿江港口城市,并废除了厘金。1877年,一位西方商人说:“外国商人已经耐心地等待着达成这些目标好久了。”“在他看来,这对他与中国贸易的成功发展至关重要。”事实上,市场渗透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明确表达的政治目标。结果,中国的棉花进口量大幅度增加,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期间,纱线进口量增加了24倍,布料进口量翻了一番。1916年,美国商务部称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棉纱市场”,包括对美国制造商而言。起初,中国进口的棉纱和棉布绝大多数来自英国和美国。1900年以后,进口主要来自日本制造商。70
中国市场开放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即北大西洋列强致力于为本国工业家打开市场而施加的压力。例如1882年,美国向上海派遣了一艘炮舰来支持其棉花利益。4年前,彭汝琮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并于1882年获得了10年的垄断地位。当美国商人,弗雷泽公司(Frazer and Co.)的负责人威廉·韦特莫尔(William S. Wetmore)打算找中国投资者另外开一家竞争工厂时,上海机器织布局立即请求中国政府捍卫自己的利益。有人对这家美国公司的两名主要中国投资者发出了伪造的逮捕令,两人都吓得躲藏了起来。新上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决定,现在是时候“向中国人表明,我们是一个有力量维护我们的条约权利的政府”。根据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总统本人批准的命令,美国炮艇“阿舒洛特号”迅速进驻上海过冬。71
中国国家官僚机构和资本家面临大量进口,面临从机械化棉花生产中获利的诱人前景,有着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之前加强国家实力的愿望,这些现代化的精英开始支持国内工业化项目。作为这个项目中不太可能的盟友,他们与外国企业家合作,特别是日本的企业家合作,后者在寻找越来越便宜的劳动力的过程中,对中国棉花产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共同创造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棉花产业之一。
正如我们所见,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运营。起初,这个行业发展缓慢。到1896年,全国只有12家工厂,拥有41.2万支纱锭。20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31家工厂,纱锭略多于100万支。接下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对中国棉花产业化起到了类似于拿破仑战争125年前对欧洲大陆所产生的那样的作用,对整个亚洲棉花业也是如此。它所造成的保护主义影响创造了一个工厂建设热潮,到1925年,全国有118家工厂,配备有300多万支纱锭,雇用了252,031名工人,其中一半集中在上海。1914年以后中国棉花生产的增长确实是世界上最快的。从全球来看,1913年到1931年间,锭子数量增长了14%,但在中国,锭子数量激增了297%,是同期全球增速的20倍。以1913年为基准年,到1931年,中国的锭子数增加到397%,日本增加到313%,印度增加到150%,美国增加到106%,而俄国下降为99%,英国下降到99%,德国下降到97%。机械化织机的情况也是如此,1913年至1925年间,中国的机械织机数量增加到了3倍多,日本增加到了近3倍,但英国略有下降。72
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棉纱制造业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到1925年,中国棉花出口量超过了进口量。1937年,中国在棉纱和棉纺织品上再一次自给自足:1875年,中国98.1%的纱线仍然是手工纺纱的,但到1931年,只有16.3%的纱线是手工纺纱的,而几乎所有的纱线都来自国内工厂。棉花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作家施宗树说:“上海正在迅速成为远东的曼彻斯特。”73
中国的棉花工业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是利用了廉价劳动力;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便宜。1916年,当美国商务部报告中国棉纺厂的情况时,发现成千上万的工人昼夜轮班工作,周日只有12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的工资约为每天10美分。中国的工作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长”,而且没有童工法,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棉花生产国。甚至孟买的棉纺厂主也害怕中国的竞争,这主要是因为,与他们不同的是,中国的棉花工业“完全不受工厂限制性法规的约束”。74
即使是在低成本劳动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棉产品制造商也明显偏好最便宜的工人,即妇女和儿童。到1897年,这些纺纱厂79%的工人是女性,15%的工人是14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如前所述,虽然在19世纪初妇女还不能进入工厂,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加上廉价进口棉纱的变化,妇女开始成为劳动力。无论是女是男,农村移民都是劳动力的核心,他们往往是直接从农村雇来的,还往往面临着重大胁迫。工厂里大权在握的男性工人,也就是所谓的“拿摩温”,收取“礼物”才肯雇佣他们。工人,特别是妇女,往往是卖身的,因为非常贫穷的家庭会把女儿卖到工厂做工,她们的工资至少部分由他人控制,其地位与卖身劳动非常相似,而且很难逃脱。75
中国棉花产业崛起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政府的支持。政府认为,中国需要棉纺厂来抵抗外国压力,他们利用有限的国家能力为这些企业提供战略支持。就像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政府这样做是因为受到来自越来越有组织、已经动员起来的城市经济精英的压力。中国政府通过在棉纺厂派驻强有力的警察部队甚至军队来镇压工人的集体行动,帮助降低了劳动力成本。20世纪20年代,上海棉纺工厂主在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支持下,谋杀了数以千计的左翼劳工领袖。但国家在其他方面也很重要。它有时授予某些企业垄断权以吸引资本,有时国家也会提供一位作者所说的“官僚资本”,使工厂得以开办。省政府承诺低税收和其他支持,还会提供贷款,有时甚至还提供机器。但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还有力量都相当有限,尤其是因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背负了赔偿的重担。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呼吁抵制日货,然后在1929年后,中国恢复了1842年即失去的关税自主权,中国的工业家才开始有效地竞争。76
与日本或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同,中国对棉纺厂的投资很快就与国际投资结合,最终被国际投资所取代。外国资本如此不寻常地深入渗透的原因是中国国家的弱点:如前所述,甲午战争之后的1895年《马关条约》明确允许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条约签订两年后,第一家外资工厂开业,到1898年,上海已经有4家这样的工厂。许多人纷纷相仿。其中一些工厂利用了英国和德国的资本和专业知识,但绝大多数属于日资企业。
最终,日本棉花产业跨越了东海,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低工资生产基地,就像德国人在波兰和新英格兰的制造商在美国南方所做的一样。1902年,第一家日资工厂在上海开业,其劳动力成本仅为日本的一半。中国工人缺乏日本工人逐渐开始拥有的家长式福利。这种投资使日资棉纺厂成为中国棉花行业增长最快的部分,到1925年,中国纺纱业的近一半生产能力来自外资工厂,其中绝大多数是日资工厂。77
考虑到国家对工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德国等越来越多的帝国主义强国带来的冲击,毫不奇怪的是,全球南方的经济精英也渴望建立这样的国家。然而,欧洲和北美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在这一项目中抵制这些南方经济精英,反过来又变得更加依赖他们各自的国家,这些国家得到殖民项目的加强,其任务现在包括遏制日益活跃的反殖民运动。随后的斗争激烈且暴力,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制造商创造了与西欧和美国100年前的竞争对手截然不同的条件。因为他们的对手——与富有的资本家有着密切联系的强大的北大西洋国家——是如此强大,这些新企业家被迫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与日益动员起来且国家化的工人和农民群体建立联盟。由于他们无法同时在与外国与民众的两条战线上作战,他们在国家制定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依赖从属社会群体,这使他们的工业化道路与欧洲或北美的截然不同。即使去殖民化可能成为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殖民主义的遗产在殖民地独立很久之后仍将保持强大的影响。
随着资本丰富的商人和银行家及其全球南方统治者努力创造有利于棉花工业化(以及更广泛的工业化)的条件,他们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最严峻的批评。上海、大迈哈莱、艾哈迈达巴德等地的企业家迫切需要一个能对他们的利益作出反应的国家,而这一目标使他们公开反对外国势力。78印度棉花资本家在其中声音最为激烈,他们直言不讳地指责殖民政府服从兰开夏郡的利益。他们认为,英国殖民主义使得印度资本家无法享受一个受保护的市场带来的好处,因为殖民政府的关税政策是以允许大量进口英国纱线和布为前提的。
针对这种歧视,印度资本家进行了政治动员。在孟买,他们成立了棉纺纱厂主协会来阐明他们的要求。古吉拉特邦的资本家在艾哈迈达巴德也效仿,组织了古吉拉特邦工业协会(Gujarat Industrial Association),鼓吹保护主义。他们的第一次斗争始于19世纪90年代,当时他们被迫为自己的产品缴纳消费税,以弥补适度的进口税,他们认为这种税“在任何原则上都不公平”——这是“对兰开夏郡的一种完全不必要的,也完全站不住脚的贿赂”。这场斗争进入了新世纪,棉纺纱厂主和活动家安巴拉·萨卡尔·德赛(Ambalal Sakarlal Desai)在1902年艾哈迈达巴德举行的印度全国代表大会上抱怨“艾哈迈达巴德的每一位住户都在不公正地承担着对纺织业征收的重税”。79
在这场冲突中,棉纺纱厂主遇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后者的煽动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棉花工业化的不良影响上。由激进民族主义者巴尔·甘加达尔·蒂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在蒲那出版的《马赫拉塔报》(The Mahratta)一贯表示反对殖民关税政策。它支持反对棉花关税法案的大规模抗议,并指责殖民政府通过“棉花税的罪行”为兰开夏郡“牺牲”印度。一年后,殖民政府以煽动叛乱罪将蒂拉克送进监狱。甚至印度服务社(Servants of India Society)的创始人、印度国民议会领袖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莱(Gopal Krishna Gokhale),尽管和蒂拉克意见不一,也反对英国的棉花关税政策。1911年帝国立法委员会(Imperial Legislative Council)在印度扩大时,棉纺厂主拉坦吉·达达博伊·塔塔(Ratanji Dadabhoy Tata)要求取消消费税,得到了16名印度议员中15名议员的支持。对于自由战士圣雄甘地来说,这些税收是“财政不公的一个例子……在现代任何文明国家都没有的”。事实上,反对棉产品消费税的斗争是反殖民斗争的第一次大爆发,棉产品制造商的政治利益成为印度更广泛的反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80
棉花资本家不仅寻求减免消费税和要求保护,他们还希望国家在他们占领出口市场的过程中给予更多支持。印度棉纺纱厂主和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认识到遥远市场——例如非洲——的前景,甚至生产专门为东非人设计的布料。但他们哀叹“没有一个官方机构可以向印度商人和制造商提供企业所不可缺少的贸易情报,而伦敦外交部和贸易局向英国商人提供这种情报”。政府收集的这种市场信息对制造商越来越重要。要进入外国市场,他们需要国家的支持,而殖民政府不可能像当时的日本政府那样提供这种支持。81
印度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他们越来越多地提倡的一种战略是鼓励消费国内制造的纺织品。1905年召开的第一次印度工业会议(Indian Industrial Conference)聚集了来自印度各地的工业家,会议决定“鼓励和扩大使用印度产品,而不是外国产品”。这一要求与新兴的斯瓦德什运动(Swadeshi movement)相交叉,斯瓦德什运动主张印度自给自足,特别是棉花自给自足,象征着棉花企业家和新兴的民族主义政治精英的合流。蒂拉克“很高兴地发现,各个地方都成立了协会和联盟,倡导使用土布的必要性,从而将兰开夏郡和曼彻斯特从印度市场上赶出去”。1885年成立的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也支持斯瓦德什运动。印度企业家也对此表示了同意:艾哈迈达巴德纺织先驱兰彻拉尔·奇霍塔拉尔与其他人一起创建了本土工业促进组织(Swadeshi Udhyam Vardhak Mandli);贾姆舍吉·努瑟万吉·塔塔(Jamsetji Nusserwanji Tata)将他的一家工厂命名为斯瓦德什工厂;艾哈迈达巴德商人纺纱公司(Ahmedabad Merchants Spinning Company)的安巴拉·萨卡尔·德赛强烈支持斯瓦德什运动。孟买棉纺纱厂主协会主席维达达斯·达莫达尔·萨克尔西(Vithaldas Damodar Thackersey)在1907年年会上说,他“高兴地看到……在斯瓦德什运动的推动下,公众对本土工业的兴趣越来越大”。人们对国内工业化寄予厚望,认为这将恢复印度以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几年后,甘地不仅写了一部印度棉花史,而且还在纺车上公开纺纱,象征着棉花对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重大意义。1930年,印度国民大会党选择了纺车作为其党旗中心图案。82
甘地本人怀念土布棉花,但印度实业家对去殖民化有着现实的政治认识。他们同意甘地的看法,即19世纪全球棉花工业的彻底空间重组是殖民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之一,但他们也对推进将农村纺织者转变为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殖民项目非常有兴趣,棉纺纱厂主、东印度棉花协会(East India Cotton Association)主席普尔肖坦达斯·撒克达斯爵士(Sir Purshotamdas Thakurdas)在1919年敦促“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印度棉花的质量”。印度的棉纺纱厂主和英国的棉纺纱厂主一样,为改造印度农村而奋力拼搏。塔塔本人建议在印度种植长绒棉,以帮助国内制造商。1919年4月,苏拉特的一批棉花商人集会,讨论了保持当地棉花质量的措施。普尔肖坦达斯·撒克达斯认为迫切需要改进印度棉花,否则它将“对印度纺织业造成相当大的不利影响”。印度资本家现在极为关注棉花供应的问题:孟买棉纺纱厂主协会的维达达斯·达莫达尔·萨克尔西要求政府支持种植长绒棉,以“彻底改革整个行业”。到1910年,协会甚至称赞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为改善印度棉花种植所做的努力:“我们不能不为印度没有禁止棉花掺假的行为的法律感到遗憾。”83最终,棉花民族主义并没有导致回归以甘地的纺车为标志的前工业化棉花世界,而是导致了国家发起的大规模工业化浪潮,这一浪潮再次从根本上重塑了棉花帝国,将数百万流离失所的农村耕种者吸引到棉花工厂,而他们的工资仅为兰开夏郡、洛厄尔或黑森林河谷地区工资的一小部分。84
在印度,棉花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交织得更深。纺织工业家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者,而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又把国内棉花工业化作为首要目标。正如与艾哈迈达巴德棉纺纱厂主关系密切的甘地在1930年所说:“棉纺织业是一项宝贵的国家资产,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影响印度人民的繁荣,其安全和进步必须继续得到其资本家、劳工领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1934年,学者和工程师莫克夏贡达姆·维斯瓦拉亚(Mokshaguandam Visvesvaraya)在一本书中写道,对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独立的作用之一是将使国内市场的发展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成为可能,即“重建印度的整个政治和经济生活”。印度棉花工业家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利于国内工业化的国家,这使得他们像埃及、中国,最终还有非洲和东南亚的工业家一样,与殖民政府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全球社会冲突越来越集中在对国家的控制上。85
尽管财富和国家实力有着前所未有的差异,尽管种族主义的壁垒使许多人处于从属地位,但在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范围内打破帝国主义体制的斗争取得了成功。有时甚至在去殖民化大潮之前就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例如在印度,关税开始保护印度工业免受来自日本的竞争,1926年废除了人们痛恨的消费税。86这种胜利——更确切地说,去殖民化本身——并不仅仅是由于全球南方资本家的政治力量,而是因为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利用大量新动员起来的农民和工人的力量。事实上,去殖民化几乎总是依赖大规模动员,因此,前殖民世界的民族国家的建设与一个半世纪前欧洲和北美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大为不同。
但是,资本家在创造有利于民族资本利益的国家的斗争中一直依赖工人和农民,这从长远来看削弱了这些资本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全球南方棉花资本家对民众反殖民动员的态度仍然相当矛盾。事实上,有时恐惧甚至驱使他们投入殖民国家的怀抱。在朝鲜,1919年日本殖民主义者观察到:“富有的朝鲜人最近极其害怕民众情绪的激化。”印度工业家一般也采取温和的立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工人的好斗性;孟买棉纺纱厂主协会在1909年的一轮骚乱后报告说:“工厂工人的好斗性需要及时得到遏制。”工业家拉坦吉·塔塔出于同样的原因支持印度服务社,支持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国家工业发展”计划,但也希望印度服务社保持温和立场。制造商普尔肖坦达斯·撒克达斯坦强烈反对甘地和不合作运动,并试图争取印度资本家支持他的立场。在印度这样的殖民环境中,建立一个致力于民族资本利益的国家的需求实际上使民族资本家与政治上动员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结成了不稳定的联盟。1929年大萧条之后,印度工业家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的政治命运捆绑在国民大会党身上,而国民大会党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倾向于印度农民。当他们开始规划印度独立后的经济时,他们在1944年孟买计划(Bombay Plan)中承认了政府计划的中心地位,一个“最高经济委员会”协调了大多数经济部门,为印度1950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一个世纪前的兰开夏郡、阿尔萨斯或新英格兰的制造商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从俄国到中国再到印度的五年计划。87
事实上,在整个全球南方,除了加入工会和参加大规模罢工运动之外,棉花工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社会斗争和国家斗争往往合并在一起。例如,埃及大迈哈莱巨大的埃及纺织公司的2.5万名工人中的一些在争取埃及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46年和1947年,成千上万的棉花工人在各地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就业条件,并要求英国军队撤出埃及。88
中国纺织工人也同样积极动员了起来,最终将在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以及1949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1918年至1929年间,他们频繁罢工了209次。1925年5月,上海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Naigai Wata Kaisha)工厂的工人罢工,13名中国抗议者被巡捕杀害,酿成了著名的“五卅惨案”。这一事件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浪潮和中国工会运动的发展。棉花工人有时也加入共产党,在1946年至1949年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9
在印度,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也与反殖民斗争相结合。19世纪末以来,印度棉花工人集体动员起来;第一次罢工发生在1874年,19世纪80年代又发生了很多次罢工。1895年,工人为了改善工作条件而暴动;1918年甘地本人在艾哈迈达巴德纺织工人罢工中发挥了主导的作用,但是最终采取了和解姿态。纳拉扬·马尔哈·乔希(Narayan Malhar Joshi)的孟买纺织工会(Bombay Textile Labor Union)成立于1925年,当时正值反对工厂主削减10%工资的大罢工。到1927年,工会成员约有10万人,1938年有40万人,成了一个与雇主作斗争的强大工人团体,也是争取国家独立斗争的重要支柱。90
随着棉花工人在反殖民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最终将把自己的作用转化为进一步的社会和经济收益。在中国,革命仅仅几年之后,棉花产业就被国有化了,并走上了一条高速扩张的轨道(尽管这没给中国农村群众带来好处)。在印度,保护主义和五年计划所带来的国家投资促进了棉花产业的增长,而独立后的劳工运动则导致了工资的大幅上涨。1950年至1963年间,印度棉花工人的工资增长了65%,尽管产出价格仅上涨了18%。在埃及,独立最初带来了重要的新的保护性劳动立法,特别让国家在调解劳动冲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终,独立给埃及经济带来了重大变化,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棉花用于国内制造业,原棉出口停滞不前,而原棉曾是埃及一百多年来的主要出口商品。“阿拉伯社会主义”给工人带来了进步,也压制了独立工会的活动。20世纪60年代,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领导下,棉花产业被国有化。当地棉花资本家的产业被征用,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因为人们相信工业化对于维护国家本身是必要的。资本家在反对殖民国家的斗争中曾经依赖工人(和农民),现在已导致他们自己权力的削弱。91
在这些后殖民社会中,现在不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权力平衡不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不同。由于这些棉花工业化的后来者所面临的世界与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在第一波工业化浪潮时所面临的世界不同,他们认为自己需要更快地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包括动员劳动力、领土、市场和原材料。由于工业资本主义依赖国家,这种“大跃进”往往导致后殖民世界的极端国家主义结果——后殖民甚至后资本主义政权现在使用殖民主义的工具来整合领土、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而且要激进得多。92工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关乎国家本身生存的重中之重,而国家现在往往优先考虑工业资本主义中工业的一面。事实上,资本主义有时似乎阻碍了工业化。
然而,尽管苏联、共产主义中国、独立的印度和埃及代表了国家和资本、工业化和政治最激进的合并形式,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资本才被更广泛的民族国家限制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工业家才开始摆脱对特定国家的长期依赖。资本家长期依赖强大的国家来推行自己的工业资本主义计划,现在开始克服他们最大的弱点——资本的属地化。正是在这个时候,棉花帝国形成了今天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