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大破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865年后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改变了全球更多的农村地区。棉花帝国工业中心地带的制造商需要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居住在远离欧洲和北美城市中心的大多数人类能感受到他们的贪婪。随着美国奴隶制的废除，印度、埃及、美国南部、巴西以及（几十年后的）西非和中亚的耕种者被吸引到新的劳动系统中，生产数量众多而且越来越多的棉花。多亏了他们的辛苦且报酬很低的劳动，直到20世纪，棉花和棉花商品贸易在大西洋世界和亚洲“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单一贸易”。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棉花贸易商东洋棉花会社还认为：“棉花无疑是世界国际贸易中的首要商品。”1
总的来说，新的劳动制度的出现和原棉产量的惊人增长表明，工业资本主义最具革命性的一个项目是在制造业中心和农村之间建立新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到了19世纪70年代，资本家已经做到了几十年前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即在不依赖奴隶制的情况下，将越来越多的全球农村完全融入到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中。这种成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主要由于商人和制造商的持续鼓动才能出现——现在可以深入到原本十分偏远的世界各地。工业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乘坐火车穿越贝拉尔，通过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传播棉花价格，并跟随在“平定”塔什干和坦噶尼喀的军事行动之后。
这些棉花大王紧紧跟随一个强化的国家的脚步，进一步推动了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双重过程。他们将都市资本推向世界奴隶地区之外的棉花生产者，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摧毁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棉花从农场运送到工厂的旧商业网络。而且他们破坏了手工纺纱和手摇织布，造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去工业化浪潮。数以百万计的人，特别是妇女，放弃了他们的纺纱和编织工作，这些工作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在他们的社会里一直都很重要。
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都市资本和制成品转移到世界农村更广泛的地区。欧洲商人在他们传统上最薄弱的一个巨大领域——亚洲最为成功。正是在亚洲，他们设法更为接近棉花的实际生产者和消费者。例如，到了19世纪70年代，贝拉尔的中心市场城市卡姆加奥恩有着来自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商人，他们都专注于收购原棉。这些商人派印度代理商到附近的种植区购买原料，然后在将其运往孟买港之前对原料进行清洗和压平。他们现在真正获得了对棉花贸易的控制，不再像他们从前几代人继承下来的那个世界里那样，“贸易完全掌握在当地商人手中”。2
正是奴隶劳动力的终极危机，把欧洲商人（后来也包括日本商人）推向内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印度、埃及、西非和其他地区的港口城市。1861年奴隶制解体的第一个迹象出现时，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的制造商就希望欧洲人能“诱导……在印度内地占据一席之地，并监督当地人之间的贸易”。一年后，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向孟买驻地总督表示支持“在这些地区设立代理机构，直接从种植者阶级而不是通过中间人购买棉花”。然而，在印度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印度棉花经销商深深扎根于当地棉花贸易和棉花生产村庄的社会结构中——事实上，如果不彻底改变印度的社会结构，很难想象欧洲资本家能够取代他们的印度同行。但他们做到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帝国的支持，到1878年，一位英国殖民管理人员观察到，“［贝拉尔的棉花］贸易……几乎完全落入欧洲商人手中”。3
在诸如贝拉尔的卡姆加奥恩这样的欧洲资本主义偏远腹地控制棉花生产的资本家中，有福尔卡特兄弟公司。这家瑞士商行的总部设在康斯坦茨湖畔的温特图尔镇，自1851年以来一直活跃在印度棉花贸易中，依靠印度经纪商的服务为欧洲市场购买棉花。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他们把资本转移到更接近棉花实际种植者的地方，在包括卡姆加奥恩在内的印度棉花种植区建立了采购机构，并设立了轧花厂和压平厂。福尔卡特的代理商从当地经销商那里购买棉花，用公司自己的轧花机进行加工，然后在“福尔卡特压平厂”把棉花压平，然后用铁路将棉花运到孟买，在孟买，福尔卡特代理商给棉花贴上商标，然后运到利物浦、勒阿弗尔或不来梅，再卖给工厂主，那些工厂主信任印有“VB”字样的棉包品质。旧制度依赖许多中间商人，而现在福尔卡特兄弟公司独自提供服务，直接将棉花种植者与棉产品制造商联系起来。4
到1883年，有16家福尔卡特压平厂分布在贝拉尔农村，到1920年，福尔卡特公司将成为印度棉花的最大发货商，销售超过18万包棉花，占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福尔卡特并不是唯一的一家。其他欧洲商人，例如拉利、克诺普和西格弗里德的代理商、轧花厂和压平厂也都很活跃。20世纪初，日本的棉花贸易公司加入了这一行列。到1926年，仅东洋棉花会社一家在印度就有156个分支机构，而公司的大部分利润来自这种内陆贸易活动。5
随着欧洲和日本出口商迁往一度偏远的棉花生产城镇，农村种植者得以将其产品销往全球市场。可以肯定的是，将种植者与欧洲和日本商人联系起来的小型交易商和放债人持续存在，这些人继续向印度农民提供资金以让后者获取种子、缴纳税款和挨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同时收取高得惊人的利率。这些放债人深深扎根于农村，欧洲商人依赖他们，正如当地人需要欧洲商人以进入市场和获得资本一样。6
然而，尽管放债人持续存在，但此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50年代还在棉花出口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印度棉花商，此时却已被推到了贸易的边缘位置。尽管他们在美国内战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许多人在战后棉花价格迅速下跌时就破产了。此外，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变和连接利物浦的电报的出现，以及印度棉花期货交易，都挤压了通过托运单销售的商人的投机利润。作为回应，欧洲各大商家将他们的业务纵向整合，将种植者和制造商联系起来，就像福尔卡特兄弟公司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一样。而印度商人没有能力在欧洲制造商附近建立业务，因此无法复制这一举措。因此，印度商人日益受到压力，特别是在海外贸易方面。1861年，他们仍然出口了孟买67%的棉花，但到1875年，他们的份额下降到只有28%，而且一直在下降。由于无法在海外棉花贸易中竞争，这些商人中的一些将把资本投资于印度还在发展中的棉纺厂上。7
在世界其他地方，资本注入棉花生产的过程也是类似的。例如，在埃及，“商人派代理人到村庄购买小份棉花”，要么从当地商人那里购买，要么直接从耕种者那里购买，这样做打破了埃及总督曾经的完全垄断地位。这些商人中有许多是在美国内战期间的棉花繁荣之后来到埃及的希腊人，而且几乎都是家族或同乡网络的一部分，这种网络不仅延伸到希腊，而且还延伸到的里雅斯特、马赛、伦敦和曼彻斯特。8
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丘库洛瓦，情况类似，希腊人和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商人担任这一角色，他们首先是与亚美尼亚商人取得联系，亚美尼亚商人把他们的跨地中海网络与农村耕种者联系起来。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外国银行和贸易公司已经介入，开始排挤本地资本家。1906年，德国黎凡特棉花协会（German Cotton Society of the Levant）开始运作，1909年德意志东方银行（Deutsche Orient Bank）在梅尔辛开设分行，一年后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开始大量投资灌溉计划。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农村的资本化甚至更进一步，外国投资者开始拥有整个棉花种植园。在墨西哥的拉拉古纳，英国投资者经营着巨大的棉花种植庄园特拉华利洛农工垦殖公司（Compañía Agricola, Industrial y Colonizadora del Tlahualilo）；在密西西比州，英国棉纺有限公司（British Spinners Ltd.）拥有三角洲和松地公司（Delta and Pine Land Company）及其名下的3.7万英亩的棉花田。9
即使在长期受大量注入的欧洲资本影响的北美产棉各州，商人和棉花种植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趋向于采用印度和埃及开创的帝国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使棉花种植者边缘化。在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依赖和接受欧洲资本的主要棉花种植区。但在美国与印度不同的是，商人在强大的棉花种植者种植园主面前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19世纪末，随着商人获得新的权力和资本以新的方式进入南方农村，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0
承购商的缓慢消失是重新塑造美国棉花贸易的核心。这些承购商通常会给种植者预付资金，替他们贩卖作物，并向他们提供物资，现在这些承购商被定居在内陆城镇的商人所取代。内战结束后，随着通往南部腹地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显著改善，棉花帝国进一步向西移动，种植者开始将棉花直接卖给商人或工厂的代理人，甚至卖给外国买家，而不是委托一个遥远港口的承购商销售。结果，达拉斯这样远离海洋的得克萨斯内陆城市成为重要的棉花交易场所。早在1880年，达拉斯就有33个这样的棉花采购商，其中许多是欧洲和美国大型公司的代理商，如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的亚历山大·斯普朗特（Alexander Sprunt），还有弗兰克·安德森（Frank Anderson）和门罗·安德森（Monroe Anderson）。安德森兄弟与威尔·克莱顿（Will Clayton）共同建立了安德森－克莱顿公司（Anderson, Clayton & Co.），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经销商。11
随着棉花采购转移到美国内陆城镇，那里也设立了棉花压平厂和轧花厂，棉花分级员等专家也随之进入，这与印度、埃及和其他地方的情况非常类似。随着电报将利物浦和纽约的价格迅速传达给最偏远的南方城镇，当地商人开始购买这种作物，就像卡姆加奥恩的情况一样。与此同时，铁路越来越多地为农村小商店带来各种各样的商品，进一步削弱了承购商作为种植园供应商的作用。这些商人越来越多地向种植者提供信贷，篡夺了承购商在战前的另一项功能。旧承购商适应新情况，自己也成为内陆的购买商，这是对旧的承购商制度的又一次打击。结果，“棉花销售向内陆转移”，到19世纪70年代初，曼彻斯特纺织厂的代表直接在孟菲斯等城镇购买棉花。例如，亚历山大·斯普朗特父子公司在南部各州设立采购机构，在不来梅、利物浦、新英格兰和日本经营销售机构，这在许多方面与福尔卡特兄弟公司在印度的业务相类似。12
在印度、埃及、美国和其他地方，都市资本获得了对棉花种植者的新权力，使当地对棉花贸易的控制边缘化，也使美国南部以前强大而现在战败了的棉花种植园主边缘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制造商要求提供尽可能便宜的棉花的压力下，进口商、经纪商和承购商这样的佣金密集型行业也越来越受到挤压，最终被一个简单得多而且成本低得多的贸易体系所取代。事实上，商人非常成功地把遥远的种植者和制造商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在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制造商的压力下，19世纪60年代之前将棉花从种植园送到工厂的无数中间人开始整合，最终被少数几个纵向一体化的棉花交易商取代。现在，新角色迈上了棉花帝国的舞台，这些人将种植者与制造商直接联系起来。旧式的进口商和经纪人都衰落了。一些人，诸如布朗家族，在内战前就已经未雨绸缪，退出了棉花行业。其他人，诸如拉斯伯恩家族，在战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然后退出了贸易。较低的交易成本意味着投资棉花贸易得到的利润较低，从而让那些能够获得大批量的商品的人优势很大。19世纪全球棉花贸易的权威之一托马斯·埃利森估计，1870年至1886年间，交易成本占棉花交易价值的比重下降了2.5个百分点。13
商人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由于国家推动的农村转型，现在连接原棉种植者和棉产品生产者变得更加简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家利用合同法、新的土地财产权、铁路和帝国对领土的控制，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世界农村，使制造商能够无须中介而更直接地进入世界农村，接触到被日益边缘化的棉花种植者。
随着全球棉花贸易越来越多地由少数棉花交易所主导，棉花帝国内部的旧式进口商、经纪商、承购商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这些交易所的交易不再依赖宗教、亲属或同乡情谊所建立的信任网络。相反，交易所是一个非个人化的市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交易任何数量和质量的棉花，现货或期货交割都可以，还可以对尚未发货，甚至可能尚未种植的棉花的未来价格进行投机买卖。这种棉花交易所迅速遍布全球：1869年，纽约棉花交易所开业，1871年新奥尔良棉花交易所开业，勒阿弗尔、不来梅、大阪、上海、圣保罗、孟买和亚历山大港的棉花交易所也相继开业。这些交易所专门从事棉花期货合约交易。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即将抵达”交易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已经零星出现，但现在“期货”开始成为全球棉花贸易的主导模式，因为信息在全球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特别是由于1866年第一条跨大西洋电报电缆的铺设。14
这些新兴商品市场是成熟的体制。对于霍尔特家族（Holts）和德林克沃特家族（Drinkwaters）这样早在19世纪10年代就曾在利物浦港附近忙着检查从美洲运来的一袋袋棉花的人还有他们的诸多同行来说，这种新兴棉花市场是难以想象的。现在，贸易高度抽象化和标准化，不再涉及具体实际的棉花，各种各样的棉花自然品种通过约定准则和合同被分门别类，与抽象资本相对应，使其通用化。
最重要的是棉花本身的标准化。棉花本身有着许多自然品种，期货交易难以处理它，因此棉花被虚拟成只有一个品种——“中级陆地棉”，合同也被标准化为明确指定这一品质的规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标准是在美国内战前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确定的。19世纪70年代，其后继组织利物浦棉花协会接手了这一质量定义和标准的执行工作，这是因为利物浦在全球棉花帝国中处于中心地位。棉花分类的详细规则以及买卖双方争端的仲裁机制，使得前好几代商人的知识和信任网络不再那么重要。正如历史学家肯尼思·利帕蒂托（Kenneth Lipartito）所指出的：“期货投机有助于将全球供求条件强加于地方市场，从而使整个棉花贸易朝着一个单一市场的理想方向发展，即每一等级的棉花都有一个国际确定的单一价格。”15
由于全球棉花市场的重组，棉花业务迅速增长。1871—1872年纽约棉花交易所交易了500万包未来交货的棉花（略高于实际棉花收获量），10年后它交易了3200万包棉花——是实际棉花收获量的7.5倍。全球棉花贸易现在不是为了取得实际的棉花，而是为了投机棉花未来的价格走势。这种投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棉花交易所有能力为棉花创造一个“世界价格”，这一价格在所有棉花种植地区和制造中心每天任何时候都被承认。16棉花贸易不再由进口商、承购商和经纪商在整个棉花帝国港口城镇的街道上悠闲散步中所决定了——现在，工业资本的节奏和金融的节奏日益主宰棉花贸易。
商人的作用减弱，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许多核心职能被国家篡夺了。我们已经看到，合同越来越依赖的至关重要的分级标准，原本是建立在商人的私人合同的基础上，并由利物浦棉花协会执行的，而在进入20世纪之后，越来越多地由美国的国家分级员来定义和执行。这种非常重要的进行定义的权力从利物浦棉花协会等私人协会转移到国家，并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这是美国对全球经济影响日益扩大的结果，也是美国棉花生产者的政治压力的结果，他们觉得自己在利物浦制定的规则面前处于不利地位。1914年，“美国官方棉花标准”被制定，所有期货交易都需要使用这些标准。1923年，《棉花标准法》（Cotton Standards Act）规定，在州与州之间和国外贸易中使用任何其他标准对美国棉花进行分类的做法都是非法的，因此，这些标准也指导了欧洲棉花交易所的交易。现在政府分级员进驻棉花交易所的政府分级室中，国家在全球棉花贸易的中心位置牢牢站稳了脚跟。17
此外，国家还成为统计数据的重要提供者，这些数据使市场信息更为清晰，同时使商人花费大量时间和财力建立的复杂的信息收集和交流网络的地位大大降低。从1863年7月开始，美国农业部每月发布棉花生产报告。1894年，它发行了一份《农业年鉴》（Agricultural Yearbook），这是一份庞大的统计资料汇编。1900年，它发布了由“41名全职领薪的统计学专家及其7500名助手、2400名县级志愿通讯员及其6800名助理，还有4万名镇级或区级志愿通讯员”收集的作物报告。两年后，国会责成人口普查局每年收集“轧花商申报的全国棉花生产统计数据”。到1905年，甚至还有一个国际农业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拥有自己的统计局，是意大利国王亲自创建的。国家集中关注确保廉价原材料可靠而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制造业企业，现在可以说一手创造了市场。18
帝国政治家、制造商和新型商品交易商不满足于仅仅将棉花种植者和旧的商人网络边缘化，他们也在孜孜不倦地开展长期项目，摧毁仍在许多地区持续存在的旧棉花世界。他们在现在的全球农村地区推动了一个复杂的去工业化动态。每一个放弃手工业的纺纱工和织工都为欧洲和北美制造商创造了一个潜在的新市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制造商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把印度纺织品从世界市场上赶了出去。但现在，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政治家、制造商和经销商在此前棉花世界的心脏地带，突破了当地对外国棉花产品的壁垒。世界许多地方的农村庄稼人和前纺织工人开始首次购买欧洲、北美乃至日本的纱线和布料。
没有一个市场的重要性会超过世界棉花产业的古老故乡。亚洲棉花市场广阔，赢得这些市场的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美国帝国国家不仅给兰开夏郡制造商，也给欧洲大陆、北美和日本制造商授予了一份大奖。19其中印度是一个尤其巨大的市场，早在1843年，印度就已成为英国制造商最重要的客户，此后大约一个世纪，它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到1900年，英国棉花工业总产量的78%用于出口，而其中大部分出口到印度。20
鉴于欧洲制造商早先的失败，他们的成功更为显著。19世纪初期，高昂的运输成本使他们基本上无法进入亚洲和非洲的内陆市场，甚至在对欧洲商人开放的市场上，销售欧洲棉花也很困难。19世纪初的一个典型故事说明了原因：英国商人理查德·凯（Richard Kay）与印度和中国进行棉花交易，他前往加尔各答销售纱线。在那里，他遇到了无穷的困难，被“一群本地商人”所烦恼。他饱受酷热之苦，在去边远村庄的旅途中又生病了。当他去阿拉哈巴德时，他抱怨被“各种各样的布商所骚扰”。据《亚洲杂志》报道，在广阔的印度次大陆，“欧洲货物在内陆的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当地商人手中，他们目前提供了主要的媒介功能，使我们的布匹、棉花、铜、铁等广为流通”。因此，“英国制成品迄今为止只是非常有限地取代了印度西部的本地棉布制造品，因此，除非改进运输和通信手段，使得这些制造商能够以更平等的条件进行竞争，他们才有可能取代当地商人”。21
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模式之一发生了大逆转，大量英国制造的棉花开始流入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手工纺织蓬勃发展的地方，随后法国、瑞士和其他地区的产品也相继涌入。1838年奥斯曼帝国实行“自由贸易”，英国布匹开始“涌入伊兹密尔的市场”，当地棉花工人无力维持旧的生产制度。在非洲东南部沿海，棉纱和布的进口也开始摧毁当地的棉纺织业。在墨西哥，欧洲棉花进口对当地制造业产生了严重影响——一位历史学家发现，在实行关税推动墨西哥工业化之前，瓜达拉哈拉的工业“几乎被铲除”。在瓦哈卡，500台织机中有450台停止运作。在中国，1842年的《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开放市场，随后欧洲和北美纱线和织物的涌入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手工纺纱业者而言。22
印度是其中最大的市场。1832年，从来不会错过赚钱机会的巴林家族与加尔各答的一家当地商行吉斯伯恩公司（Gisborne and Company）合作出口英国纱线。它还资助了对中国和埃及的纱线和布料贸易。1853年孟买商会称，由于吉斯伯恩等商人的努力，越来越多的英国棉花流入印度市场，“以前人们认为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世纪初，曼彻斯特制造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的大部分纱线客户都位于欧洲大陆，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们的客户大多来自加尔各答、亚历山大港以及世界上类似的遥远地区，而菲尔德兄弟公司（Fielden Brothers）则迅速扩大了生产，以至于他们开始考虑向加尔各答输送“大批穷人”所需的布料。机器生产需要更多的市场才能保持盈利。23然而，尽管有所有的这些努力，19世纪上半叶，这个古老的世界棉花中心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据估计，到1850年，英国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仅为11.5%。24
占领这些古老的市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最终的突破只能依靠帝国国家。事实上，为这些大都市制造商创造市场是殖民政府有意识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全球南方将要成为大都市工业的市场以及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商，而不是竞争对手，这需要摧毁本土制造业。殖民政府建立了区别对待本地生产者的关税和货物税制度。它们还优先考虑建设一系列新的不适合当地需要，但适合全球市场准入的基础设施。它们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研究国外的布市场，以帮助它们的制造商在遥远的地方参加竞争。孟买商会在1853年曾敦促“如果可能的话，确定每种特定商品的主要消费地，以及这些商品到达各自最终目的地的路线……孟买商人和国内制造商都有极大的兴趣，想确切地知道西印度群岛的进口贸易正在扩大到什么程度，以及向什么方向扩展”。20年后的1873年，福布斯·沃森（J. Forbes Watson）出版了《印度纺织品制造商的样品图鉴（第二辑）》（Collection of Specimens and Illustrations of the Textile Manufacturers of India），这是一本漂亮的四卷本著作，其中有数百个印度布料样品，有着详细描述，包括长度、宽度、重量和产地。一些样品甚至列出了它们的每码价格——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欧洲制造商能够通过复制这些织物，在印度市场上有竞争力。1906年，“内阁大臣委派一名印度事务部官员检查印度的手摇织布机的产品，以确定是否有任何印度制造的产品不能由英国机械织布业制造，并且获得利润”。25
中国的市场同样诱人。1887年，一位驻扎在宁波的英国官僚向曼彻斯特商会发布了一份“有关宁波地区本地棉产品制造商的报告”（Report on the Native Cotton Manufacturers of the District of Ning-Po），他在报告中附上了“一些在这里常见的……棉布样品”。英国驻中国领事早些年已将两箱“中国几个地区劳动人口穿的普通服装送交曼彻斯特商会，包括这些服装的成本价格”。这些服装在曼彻斯特商会展览了两天，“吸引了很多人参观”。制造商和帝国政府的努力非常成功。1880年，英国在印度的市场份额增加到60%左右。孟加拉商人抗议英国的进口浪潮，但毫无结果。26
来自世界棉花产业中心地带的棉纱和棉布流入新近成为落后地区的世界棉花种植区，带来了去工业化的海啸。1869年，贝拉尔棉花专员哈利·里韦特－卡纳克观察到：“廉价的进口机器制成品在许多方面把本地的纺纱工和织工完全赶出了市场，许多人不得不出门找活儿干，或者从事农业劳动。”
在19世纪中叶，仍有数百万人从事手工纺织，就像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工业生产纱线和布料的竞争开始在19世纪上半叶破坏生产，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它实际上破坏了印度用于出口的布料生产。然而，在旧棉花世界的中心，那里人们仍然还在家庭内部生产纱线和布料供当地消费，这样的变化似乎仍然遥远。但现在，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这种情况即将改变。通常情况下，这些变化展开得很慢，起初几乎看不到——例如，一条新的铁路线从遥远的工厂运来纱线——但有时它们也可能发生得很突然。在印度，美国内战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在那场战争中，许多纺纱厂发现自己无法以市场价格竞争得到其关键原料。马德拉斯商会（The Madras Chamber of Commerce）在1863年的报告中指出，“棉花价格的上涨使本辖区棉纺织工人的处境十分艰难”。结果，在美国内战期间，织工的数量减少了50%，前织工转而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和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同步发生的是广泛的“农民化”（peasantization），而不是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无产者化。27
随着前手工艺工人被吸引到棉花种植中，去工业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席卷了其世界。1874年，在贝拉尔，印度政府主管棉花事务的助理专员说：“家庭布料的生产因英国布匹进口而受到损害，许多织布工人已成为普通劳动者。”据贝拉尔棉花专员报道，由于国内生产的布料较少，“家庭布料生产根本不会影响原材料的供应，英国可以自信地期待从贝拉尔进口这些原材料”。28
对于欧洲棉产品制造商来说，这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埃德蒙·波特在曼彻斯特商会发表演讲时，本来一本正经的听众不停地对他发出“对！对！”的欢呼：
我们军事行动的巨大开支；公共工程的巨额支出……以及我国对……印度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消费；所有这些都使得现金在那个国家的耕种者（ryot）中流通，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增加了他们对制成品的消费。一封信告诉我，在一些地区，织工正在放弃手工业这种低薪工作，去从事我们希望他们从事的工作，即农业工作（“对！对！”），因为毫无疑问，在印度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农产品将最有利于促进印度的真正利益。（“对！”）29
对于英国的棉花商和制造商来说，印度去工业化的消息是太受欢迎了，稍稍放松礼仪要求也是可以的。
到19世纪末，这种衰落带来了社会灾难。在孟加拉，“各个地区都在报告，由于广泛使用更便宜也更精良，虽然并不总是更耐用的来自欧洲的制成品，印度的制成品正在逐渐消失”。在帕加纳斯区，“织工基本上被迫离开他们的传统职业，转而投入农业”。1896—1897年孟买管辖区遭遇饥荒时，税务部（Revenue Department）最后报告说，织工“不仅深受庄稼歉收和价格高昂之苦，而且也深受他们的产品无人问津之苦”。这样的故事在世界许多地区一直在反复发生。30
然而，尽管有这些悲观的报告，国内生产并没有消失。在奥斯曼帝国，织工利用得到廉价的（进口）纱线的机会，成功地迎合了高度分化的当地市场，在整个19世纪表现相当出色。中国历史学家观察到，虽然手工纺纱迅速减少（1913年，中国使用的所有纱线中只有25%是在家纺的），但纺织业仍然存在，在20世纪30年代，70%的布仍然由家庭生产，而且直到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如此。在拉丁美洲，棉花的家庭生产也持续存在，特别是在原住民社区。研究非洲制造业的历史学家还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关于进口棉花处于完全支配地位的说法，除了相当有限的地区，这种说法完全不成立”。这些相当有限的地区基本上是在欧洲定居点附近。即使在印度，正如英国殖民地工商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1906年报告的那样，“手工织布无论如何也不会绝迹，它仍然是印度本地人最重要的职业，仅次于农业。在某些地方，它是一种独立的谋生手段或补充农业收入的手段，而在另一些地方，它被当作纯粹的家庭职业”。31
随着世界发生变化，而且这些棉花生产者无力在政治上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他们也还是尽其所能地进行了调整。起初，面对出口市场的损失，他们生产粗纱粗布来供应国内消费者。他们还往往成功地将重点放在欧洲制造商没有供应的市场领域，即生产更耐用的布料。工商部不无遗憾地报告说：“难以深入更多的内地市场，风俗习惯、种姓制度、宗教信仰、易货制度等等的效应，妨碍了这一进程的速度，使其无法像其他地方一样快。”直到1920年，印度仍有大约250万手织工。甚至把殖民主义对国内工业的破坏性影响作为其政治运动的一个关键方面的圣雄甘地，在1930年也承认“手工纺织仍是整个印度仅次于农业的规模最大和最广泛的行业”——这是因为尽管取得了很多快速进步，资本主义对农村的重组在20世纪初仍然远远没有完成。32
如果这些调整还不够的话，织工还试图通过将生产转移到更远的农村地区，让女性家庭成员在生产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来降低产品成本。在奥斯曼帝国，棉纺织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地从以行会为基础的男性劳动，转向常常是位于农村的女性劳动和童工劳动。去工业化在破坏了家庭经济的同时，往往还造成两性不平等。事实上，当地制造业的生存能力往往根植于农村的性别社会结构，农村工人（往往是妇女）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里无所事事，家庭认为继续生产供家庭消费甚至销售的纺织品的“成本”极低。工商部报道：“在阿萨姆和缅甸，纺织是女孩教育和妇女日常家务的一部分。家庭……是以这种方式供给，而很少有产品会用来出售；而当剩余产品在当地市场销售时，在计算价格时不考虑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事实上，向资本主义的不完全过渡使家庭成员能够以低于维持生计的成本劳动。33
从黑森林到中国再到印度，纺纱工和织工也共同努力抵制其古老工业所面临的破坏，但他们的运动面临着与制造商紧密结盟的帝国日益集中的力量。19世纪初，黑森林的纺纱工烧毁了机器。1860年，广州的纺纱工骚乱，抗议欧洲商品进口浪潮。34但国家对这种骚乱毫不宽容。一群印度织工报告说，收税员使用酷刑强迫他们交税：
把弦和特制的木头刑具绑住私处，把石头放在他们的头上和背上。让他们站在太阳下，拧大腿和耳朵，拉胡须，把两个人锁在一起，封上住户的大门，把暴力抢来的财物在拍卖会上拍卖，限制人身自由，不准人吃喝拉撒；虐待和殴打一些人，使用暴力和胁迫手段虐待另一些人。35
肆无忌惮的暴力不仅是奴隶制种植园世界才有的特征。织工很清楚这种新政治经济的逻辑，但他们缺乏改变这种逻辑的能力：“那些从欧洲来到印度的人……在积聚了大量财富之后，把这些财富带到欧洲，所有这些财富都是通过我们的劳动获得的，但我们自己却连维持生计都做不到。”36
尽管有这些来自个人的抵制和集体的抗议，但总的趋势是坚定不移的，最终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全球数百万家庭棉纺织工人失去了纺纱和织布的能力。仅在印度，历史学家提尔坦卡·罗伊（Tirthankar Roy）总结道：“无可否认的经验证据表明，手工纺纱者群体大规模放弃了纺纱，仅这一因素就可能造成400万至500万人的失业。”其他历史学家认为，1830年至1860年间制造业受到的打击仅在印度就造成200万至600万人失去全职工作。欧洲棉花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以及全球大部分农村地区越来越转向出口棉花种植，破坏了古代棉花制造业的稳定，并最终摧毁了古代棉花制造业，这给纺纱工、织工和农村种植者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37
世界上大部分棉花种植农村的生活总是很艰难。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讲，把重点放在出口棉花种植上可能有利于农村种植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农民因为美国内战期间的棉花价格上涨而获益。然而，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进行彻底的改造也带来了不那么有利的后果。最关键的是，它破坏了粮食安全。美国内战期间，艾哈迈达巴德、海拉和苏拉特的英国官员报告说：“用于种植棉花等出口物品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已导致粮食作物的耕种比例下降。”因此，1861年至1865年间，食品价格上涨了325%以上，甚至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也不得不承认：“在目前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印度几个地区的人民很难维持生存。”埃及的情况相当相似。埃及曾经是一个粮食出口国，由于在美国内战期间对棉花的投入越来越大，开始依赖进口粮食作物。1863年夏天，埃及几乎所有的牛都死于疾病，一场粮食危机爆发，成千上万的埃及农民丧生。38
棉花种植者越来越倾向于世界市场，这也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英国为增加收入和鼓励农民参与遥远的市场所做的努力，破坏了村庄的集体性质，使农民个人而不是整个村庄负责纳税，并将司法权移交给遥远的法院，而不是以村庄为基础且以农民为主导的法庭。市场现在越来越包含了社会的所有层面，不仅在兰开夏郡或阿尔萨斯如此，在贝拉尔和下埃及也是如此。在安纳托利亚，对棉花潮的反应是“大规模转向经济作物”，棉花取代了粮食作物，废除了农村的封建社会关系，当地商人资助作物种植，向农民收取33%至50%的利息。历史学家艾伦·理查兹（Alan Richards）认为，在埃及，蓬勃发展的棉花出口业“摧毁了旧的准社群形式的土地保有权，打破了村庄社会关系的保护网，代之以土地私有财产和个人纳税责任，并创造了四个阶层：大地主……富农……小农和无地阶级”。早在19世纪40年代，政府就开始强迫农民种植棉花等特定作物，并把“它们运到政府仓库”。农民对这种压力的回应是成群结队地离开土地，而政府以此为理由拒绝承认那些“遗弃”土地的人对土地的权利。1862年，任何离开某块土地两个月以上的人都失去了对土地所有权。1863年埃及新统治者伊斯玛仪掌权时，他集中精力建立大型庄园，把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和政府官员，并且强迫农民在基础设施项目和自己的种植园工作。任何抵制这些措施的行为都会遭到暴力镇压。39
然而，对棉农最严重的影响出现在美国内战之后。187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爆发后，世界市场价格一度下跌，印度、埃及、巴西和美国的农村耕种者很难弥补损失，因为价格下跌使偿还贷款和纳税变得越来越困难。1873年至1876年间，苏拉特棉花在利物浦交货的价格下降了38%。巴西、埃及、印度、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棉花种植者常常负债累累，现在他们的经济作物收益直线下降。在印度和巴西，严重干旱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导致粮食价格迅速上涨。尽管历史学家对世界市场价格下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棉花种植者有着不同意见，但世界市场一体化至少增加了世界偏远地区人民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他们的收入，以及他们的生存问题，现在与他们无法控制的全球价格波动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对那些几乎没有土地控制权的农民来说，他们唯一的应对措施是种植更多棉花，以弥补价格下跌造成的收入损失，而这导致棉花过剩，进一步压低了价格。
受薪工人、租户和佃农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失去了维持自给自足的农业的机会，现在他们的基本生产和消费取决于全球市场。“棉花曾经是一种从属产品”，而且“不管棉花的价格可能有多高，农民并未因为棉花而忽视种植粮食，因为这样做他有挨饿的危险”，但到了19世纪末，数百万农村耕种者开始主要依赖棉花。此外，由于世界市场一体化通常伴随着社会分化，越来越多的无地租户和农业劳动者在获取粮食作物方面，周期性地面临可能会饿死的危险。在非洲，一位作者发现“棉花和粮食不安全一般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墨西哥的拉拉古纳，营养不良的儿童比例前所未有地高。在阿根廷，小型棉花种植农场普遍面临着生活悲惨的境况。40
1864年至1873年间，佃户或农民购买一定量的贝拉尔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高粱——所需要的棉花数量翻了一番，到1878年又翻了一番。也许更重要的是，谷物对棉花的相对价格每年都发生巨大变化（20%甚至40%的变化都并不罕见），给棉花种植者不稳定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正如印度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成功地参与市场需要经济自主权以及承担风险和承受损失的能力。而贫穷且负债的农民两者都没有”。同时代人认为，这场危机至少部分是土地和劳动力从粮食作物转向棉花的结果。1874年印度殖民政府观察到：“该地区的粮食储备越是减少，越是偏向种植棉花，一旦碰上季风带来灾难，危险也就越大，因此有必要采取某种安全措施来防止这种灾难的后果”。实际上，直到20世纪，从事棉花出口生产通常会导致深陷贫穷、债务和欠发达的泥潭。正如开罗的佳必耶土地公司（Gharbieh Land Company）董事长内盖布·沙库尔帕夏阁下（H. E. Neguib Shakour Pasha）在国际棉纺厂和制造商协会联合会大会（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aster Cotton Spinners’ an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s）上发言时提醒他的听众的那样：“你只需去村庄看看我们的人民住的房子，看看他们少许的家当，看看他们从早到晚辛勤而专注地工作，你就知道埃及农民是过着如何阴郁和无趣的生活的。” 41
造成这些不确定性的原因往往是这些农村耕种者自己所不了解的。贝拉尔棉花专员哈利·里韦特－卡纳克在1868年报告说：“棉花价格大幅度上涨，然后突然下跌，市场不断波动，甚至在最偏远的棉花种植村，其耕作者也受到影响，这导致一些知识不足的人不仅对棉花不信任，而且还怀有某种程度的敬畏。”他在“各省最为偏远的棉花种植区”旅行时，发现人们对棉花价格为什么会迅速变化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们“没法理解目前的贸易状况，为什么通过电报，本地市场脉搏的跳动立即与辛根哈特和全国其他贸易中心联系起来”。这些棉花种植者告诉里韦特－卡纳克说，他们把这种波动归因于“运气”“战争”“母国政府的仁慈”，要么就是因为“女王在王储的婚礼上给了每个英国人新衣服”。42这些耕种者非常清楚，他们无法控制的遥远事件现在决定了他们生存的最基本条件。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大规模威胁到生命。1877年和19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棉花价格下跌，粮食价格上涨，许多棉花生产者无法获得粮食，贝拉尔和巴西东北部数百万农民遭遇了饥荒。专门种植棉花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就像19世纪70年代的饥荒那样，这不是因为粮食短缺（事实上，贝拉尔继续出口粮食），而是因为最贫穷的农业劳动者无力购买急需的粮食。仅在印度，就有600万到1000万人死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饥荒。一位记者指出，“如果贝拉尔是一个独立的地区，依靠自己的资源，有可能这里根本就不会出现饥荒”。高价使许多农民和农业劳动者无法获得食物，在1900年饥荒期间，贝拉尔又有8.5%的人口死亡，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从事棉花生产最专业的地区。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和前织工受灾尤为严重，“因为他们不仅要为粮食支付更多的费用，而且他们的工资也因其他地区工人的竞争而减少”。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估计，19世纪90年代的饥荒死亡人数总计为1900万人，在印度一些新近被改造成生产出口棉花的地区，死亡人数尤为集中。在里索德镇，一位同时代人观察到人们“死得像苍蝇”。43
由于世界市场一体化，印度、巴西、墨西哥和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者经历了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在放债人的压迫下，他们采取了一个绝望而危险的步骤：起来反叛。在埃及，早在1865年，农业工人就在艾哈迈德·阿夏奇（Ahmed al-Shaqi）的领导下起义了。在印度，1875年5月和6月的德干暴乱是针对放债人和商人的——这些人象征着对农村的改造。1873—1874年反对实行公制叛乱（Quebra Quilos）期间，巴西农民（其中许多人几年前才转而从事棉花生产）破坏了土地记录，并拒绝缴纳税款，在全球棉花价格下跌后他们再也负担不起这些税款了。1899年，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粮食骚乱，甚至在小村庄也有数百人参加。与此同时，美国南部的棉农也组织起来了。他们成立了农民联盟（Farmers Alliance），并发起了一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要求国家解除对他们生活造成严重破坏的一些经济压力，这一运动在20世纪头十年再次抬头，当时有数十万农民加入南方棉花协会（Southern Cotton Association）和全国农民联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棉花民粹主义也传播到了埃及，1900年，瓦迪·梅达瓦尔（Wady E. Medawar）提出了一项土地改革方案，与美国棉花农民提出的方案非常相似，例如包括合作社、农业改良协会、向农民提供廉价信贷的机制，以及一个将私人和公共倡议交织在一起的农村耕作者组织。与此同时，拉拉古纳的墨西哥棉花工人采取了“不服从命令、偷窃、抢劫”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粮食短缺导致粮食骚乱，并被在联邦军队支持下的私人军队残酷镇压。这些抵抗战略因政治制度而异，从在得克萨斯州的创建合作社和竞选政治职位到在印度的谋杀放债人不等。44
棉花种植者的叛乱有时对国家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在美国，民粹主义者影响了1896年至关重要的总统选举，迫使国家更多地参与棉花贸易。在墨西哥，他们在20世纪10年代的墨西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把世界许多地区整合入全球棉花帝国也使“棉花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反殖民斗争的一个主要主题。最突出的是，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自己国家在全球棉花经济中的角色被重新塑造，并认为这是殖民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之一，他们设想建立一个后殖民经济，使印度再次成为棉花大国。45
未来几十年，这些运动将再次彻底改变棉花帝国。但在此之前，美国内战后出现了强大的制造商和帝国政治家的新组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棉花生产农村在世界更多地区，包括朝鲜、中亚和非洲的一体化。棉花帝国的触角越伸越远。帝国扩张，往往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将影响后殖民甚至后资本主义的棉花产业，以及随之而来的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