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全球重建
1865年秋，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威廉·希金斯（William Hickens）上尉考察了战败的邦联各州。希金斯受英国外交部委派去评估南方棉花种植的前景，他与种植园主、经纪人以及“其他棉花产业相关人士”会面。在他写给英国国务大臣克拉伦登伯爵（Earl of Clarendon）的报告中，他对美国南方再次以可比于战前的价格大规模生产棉花的可能性表示极大的悲观。1866年，他预期南方的种植园和农场最多生产100万包棉花。这是战前产量的四分之一。使他做出悲观评估的原因很简单：南方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犁地、播种、剪枝和收获棉花。他遗憾地说，“解放奴隶时彻底地破坏了原有的劳动力体制”，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之内棉花产量将大幅度下降。路易斯安那的种植园主告诉他，由于自由民“完全不知道契约的神圣性，因此他们会……逃避履行他们的职责”，所以“最大的困难是让黑人认真工作”。希金斯得出结论，解决方案是让白人拓殖者种植棉花，这些人最终将能够“像战前一样大规模”种植棉花，但是价格将永远没有“过去那样”便宜。1
1865年4月，棉花产业资本家和政治家头脑中首要的问题就是美国南方种植园主能否以及何时恢复其在棉花帝国中的地位。最终，所有观察家都同意希金斯的结论，这个问题归结于一件事：劳动力。曼彻斯特棉产品制造商埃德蒙·阿什沃思（Edmund Ashworth）几乎可以确定地表示，“曾经在皮鞭下劳作的黑人在为工资工作时动作会较慢”。利物浦棉花经纪人莫里斯·威廉姆斯（Maurice Williams）简洁地表达了这个问题：“迫使奴隶生产棉花的权力现在被永久地剥夺了，过去南方各州主要凭借着这种权力才能生产出占全世界棉花消费量五分之四的棉花，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自由劳动力种植棉花的方式要通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在产量上赶上奴隶劳动。”2
正如奴隶彻底改变了棉花帝国一样，奴隶解放迫使棉产业资本家走向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疯狂地寻找组织世界棉花种植劳动力的新途径。调和解放美国棉花种植者和更多原棉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不容易。而且棉产品制造商对于廉价棉花的无尽需求又使“棉花问题”仍然处于高位。原棉进口量很大，一般来说它们是欧洲工业化国家贸易中花费最多的一项，而且棉花产品在欧洲出口到海外市场的货物清单中也高居榜首。由于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棉织工厂中谋生，这些供应和出口对确保欧洲和北美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要保持一个如此重要的行业，需对要棉花帝国进行一次全球性的重构，需要寻找一种创新组合，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国家权力整合在一起。3
在此后半个世纪里，该行业的持续快速增长放大了这一需要：1860年至1890年，全球棉花消费量翻了一番，随后到1920年又翻了一番。1903年，经济学家伊利亚·赫尔姆（Elijah Helm）报告道：“在过去30年，就重要性和带来的利益而言，很少有工业变迁能够超过机械化棉花生产的非凡增长。”英国的纺纱商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棉消费者，尽管他们的需求增长的速度慢于1860年之前。在19世纪40年代，他们的棉花消费量每年增长4.8%，但是到了19世纪70和80年代，增长速度率已下降到1.4%。不过，英国的纺纱业增长速度缓慢，更多的是由于西欧、东欧、美国棉织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20世纪初巴西、墨西哥、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快速发展造成的，这些地方纺纱业的需求大增。1860年至1920年间，世界棉织产业中机械纱锭的数量增长了两倍。企业家和工人使得1亿支纱锭投入使用，其中一半在1900年前的40年内投入使用，另一半在20世纪的头20年投入使用。动力织布机的运用也急剧扩展。1860年有65万台动力织布机，1929年时这一数字达到了320万。1860年至1900年间，欧洲大陆的棉纱锭数量占全球比例缓慢增长，从1860年的四分之一增长到世纪之交的30%。美国的纱锭数在世界的占比也增长了，从1860年的10%增加到1900年的约20%，挤压了英国的占比。4这种转变的主要影响是使得更多的国家和资本家对廉价棉花产生兴趣，因此对全球农村转型产生兴趣，将世界腹地更广阔的一片地区拉入大都市资本积累的循环之中。5
正当棉花生产的传统组织方式奴隶制崩溃时，世界对原棉的需求爆炸式增长，迫使资本家和政府官僚努力动员棉花种植工人。如前所述，绝大多数耕种者强烈偏好为自己的家庭和社区生产，而不是为了世界市场生产。尽管从印度到亚拉巴马再到西非的小农并不反对进入市场，甚至是长途市场，并从中利用机会获利，但是他们种植的策略几乎总是嵌入在家庭生计、相互义务、政治安排、权利和惯例的世界里，这使得为市场种植处于次要地位。他们不愿放弃以家庭为中心的种植活动，而且，在某些地区，他们团结起来也足够强大，可以抵制欧洲和北美资本家和帝国管理者的侵犯。此外，农业工资太低，太不可靠，难以吸引农村种植者放弃自给生产，因为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性不足以平衡更大的风险。6
棉花帝国的重组，就其根本，要求棉花工业家、商人、土地所有者和国家官僚努力破坏农民的这种偏好，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借助新近巩固的民族国家的权力，颁布合法（也经常不合法）的强制措施，来使农民变成耕种者，并最终成为商品的消费者。他们试图通过传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例如信贷、土地的私有产权以及合同法，来改革农村地区。他们寻求——而且最终找到了——法国殖民地官员形容得很恰当的“新剥削模式”。7他们所推进的农村转型与工业生产的全球化性质密切相关。此前的全球贸易形式是基于各种明显非资本主义的方式，例如农奴或者家庭内部生产，所制造出来的商品交换。现在，全球化企业家和帝国政治家的财富和强制力量正在通过将劳动力和土地商品化，来改变全球人民的生产制度——就像他们此前几个世纪在美洲所做的那样，只不过形式各异。在亚洲和非洲，“大转型”首次进入远离港口城市的内陆地区。实际上，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带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式。制造商正在崛起的力量以及他们控制的特定形式的资本创造了资本与土地以及居住在其上的人们之间的新关系，并允许采用新的方式来动员劳动力。
新形式的劳动力——包括新形式的强制、暴力和压榨——传播到全球更广大的棉花种植地区。现在，支配不再仅仅依靠奴隶主的权威，而是基于非个人的（但远非公正和不偏不倚）市场、法律、国家等社会机制。在工业家、商人、农业生产者、工人、统治者和官僚之间的这些有时充满暴力但几乎总是不对称的斗争中出现的新劳动体系，成为棉花生产的主要动力，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出现商业上可行的机械化收割，以及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情况才发生变化。8
即使同时代人不确定美国种植者是否以及何时会回归世界棉花市场的主导地位，但没有人怀疑，如果美国棉花出口要复苏，世界棉花业要复兴和继续扩张，先前受到奴役的种植棉花的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1865年，许多来自欧洲的商人、记者和外交官认真研读了地图和图表，并向南方农村派出考察人员以发现能够取代奴隶制的劳动力体制。9他们很快了解到，问题的核心在于获得自由的奴隶是否会回到棉花地中。许多人想知道，原来的奴隶是否能留在他们耕种了半个多世纪的土地上继续耕作，而且现在完全的身体胁迫已经非法了，他们是否能继续耕种棉花。当然可以听到一些乐观的声音：波士顿棉产品制造商爱德华·阿特金森坚持他对包括棉花生产在内的自由劳动力的卓越生产力的热切信念。其他人则认为，“匮乏”将“纠正”“有色人种普遍的懒惰”，并迫使他们回到棉田。10
然而，大多数看法更为悲观。《南方种植者》（Southern Cultivator）预测：“南方此前大量种植的这种作物将必须被放弃。”威廉·拉斯伯恩在美国的代理人，棉花商人 J·R·巴斯克（J. R. Busk）希望，“南方的平定不会因激进措施而被无限期推迟”，也建议“明年不能依赖黑人劳工力”。来自伦敦的乔治·麦克亨利（George McHenry）在他所著的《美国的棉花供应》（The Cotton Suppl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一书中甚至主张，只有恢复奴隶制才能出产棉花：“棉花只能在南方各州由黑奴广泛种植，而黑奴劳动力只能由所谓奴隶制的半家长制度予以控制。”印度的棉花专家基于一些自己的利益，也同意这一观点。孟买的棉花专员 G·F·福布斯（G. F. Forbes）预测，这些从前的奴隶打发时间的方法只会是“在最近的一棵树下睡觉”。11
在整个欧洲和美国，经济和政治精英一致认为，昔日的奴隶必须继续种植棉花。他们还同意棉花问题归根到底是劳动力问题。律师、联邦将军弗朗西斯·巴罗（Francis C. Barlow）的朋友亨利·李·希金森（Henry Lee Higginson）是一位富有的波士顿人，在1865年希望购买南方棉花种植园，巴罗给他的建议是：“只需要能让黑人工作，在那里挣钱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黑人劳工”问题困扰着全球各地的地主、官僚、前奴隶和自命的专家。正像《南方种植者》对这场讨论的总结：“最值得一辩的问题就是，什么类型的劳工最适合我们。”而且，实际上，如何“成功地管理黑人劳工”这个问题占满了该刊物的版面。许多“专家”担心，就像早先在西印度群岛那样，获得自由的人们会去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了防止这种“恶果”，一些人提倡支付货币工资，另一些人主张实施分享收成的佃农制，当然还有一些人倾向于保持帮派劳动。一位南卡罗来纳的订阅者评论道：“黑人是南方恰当的、合法的、由神注定的劳动者……但是在过度自由之下变得难以驾驭……要把他们训练得像一个自由人一样工作。不允许他们像他们在圣多明各的同类那样。”《佐治亚梅肯电讯报》（The Macon Telegraph of Georgia）在1865年春更加简洁地说：“现在我们的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妥当运用全国所有非洲劳动力。”12
关于“如何妥当运用全国所有非洲劳动力”这个问题，在战争期间已经找到部分回答。当时联邦将军和北方的投资家试图在联邦军队占领的南方地区恢复棉花生产。最突出的就是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沿海的海岛上的努力，那里几十年来是重要的棉花种植地区。爱德华·阿特金森等北方人在那里购买棉花种植园，并试图用他们的“自由劳动力”来种植。他们预期在未来世界里，自由民将为了工资而继续种植出口作物，他们十分热情地投入了这一项目中。由于自由民对于自由所蕴含的意义有着不同的想法，例如是否拥有土地所有权和是否对自己的劳动力有控制权，联邦军队于是强迫自由民为挣得工资在种植园工作。这些措施对于自由民的希望和愿望而言不是好兆头。13
最终人们在种植园、当地法院、州政府以及华盛顿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以确定美国棉花种植地区的新劳动体制的轮廓。这一斗争从战斗停止之时就开始了，当时尽管种植园主因为战败，在政治和经济上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他们仍然试图恢复接近奴隶制的种植园世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必须订立合同而且要支付工资，《佐治亚梅肯电讯报》1865年5月告诉读者，有些遗憾，“将来劳工必须支付报酬”。但是除此之外，生活还会像以前一样继续。前奴隶还生活在获得解放前居住的小屋里，还需要在监工的管理下进行锄地、种植、除草和收获。金钱，或者更典型的是部分作物收成，将是他们努力的补偿。14
1866年初北卡罗来纳韦克县的棉花种植园主阿伦佐·迈尔（Alonzo T. Mial）的一份早期合约中，规定27名被释黑人要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日落后还有一些活动，而且还要承诺必须“在周日来到种植园”。生病或休假时都没有薪水。工人每月收到10美元，还有15磅的培根和1蒲式耳的粮食。同样，在佐治亚州的西南角，一个主要的棉花种植区，解放后的种植者雇用他们的前奴隶当受薪工人，单方面施加限制性条件和最低工资，所付报酬非常低，仅只够买“生活必需品”，此外加上谷类作物的十分之一（而不是棉花）。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也许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区，那里的情形类似，地主支付工资，但也试图限制自由民迁移，而且依然强迫他们在种植园种植棉花。由于绝大部分被释的男女几乎一无所有，地主单方面对他们强加了这些条件，迫使他们签订长达一年的合同，将他们禁锢于种植园中，直到下一个收获季。15
按照他们自己的设计，种植者想象以某种形式的雇佣劳动为基础重建棉花帝国，使土地所有权结构、工作节奏以及种植园生活模式基本保持不变。他们在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中拥有强大的盟友，后者一心一意专注于从美国获得更多棉花。
然而，种植园主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排。他们遭遇了自由民的反抗，后者决心创造一个与奴隶制截然不同的世界，实际上，一个为国际市场生产商品的世界不再是自由民的首要关切。出于充分理由，自由民相信保有土地才能保证他们获得新的自由，他们认为自己支持联邦的战争努力和自己在奴隶制下的无偿劳动使他们有权获得这些土地。许多人相信，一旦联邦胜利，40英亩土地和1头驴就会等着他们。例如在弗吉尼亚一群自由民就对为什么“我们对这片土地有神圣的权利”有一个非常明确和完全准确的想法。他们回忆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一次又一次地被卖掉了，以购买我们现在居住的土地……要没有我们清理土地，种植棉花、烟草、大米、甘蔗和其他一切东西，北方的大城市还能获得我们种植的棉花、甘蔗和大米这些他们赖以为继的物资吗？”奴隶制窃取了他们劳动的正当回报，这种窃取要由土地的再分配来补偿。16
然而，自由民成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的希望是短暂的。早在1865年秋，大量战争时期没收的土地就已物归原主。没有土地，自由民就很难掌控自己的劳动力。此外，由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宽大的重建政策，原来的奴隶主也恢复了大部分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利用自己恢复的地方和区域政治力量来运用国家机器，以限制自由民对经济资源和权力的主张。这些“重建”州的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化劳动纪律，并让工人留在种植园中。早在1865年11月，密西西比就通过了一系列所谓黑人法典（black codes），要求自由民签署劳工合同，并将自由行动定义为“流浪”。尽管联邦政府通过自由民局（Freedmen’s Bureau）纠正了一些公然违反“自由劳工”的行为，但是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也认为，需要国家的强制力量将自由民转变为受薪工人。例如，路易斯安那的自由民局的一位助理专员在1865年7月指出，有必要“让每个地方的自由民被迫去工作，而且这样做时，他们都应当自由和自愿地签订合同”。这位助理专员和其他许多人完全没有想到自由地被迫是多么荒谬。事实上，没有受雇的自由民受到了强制劳动的威胁。17正如历史学家艾米·德鲁·斯坦利（Amy Dru Stanley）所称，北方人将这些“强制劳动合同”合法化，作为帮助引导自由民走向自由的一种措施。同时，获得生计的其他途径，例如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狩猎、捕鱼及采集水果和坚果的方法日益受到限制。18
棉花资本家普遍欢迎这些措施。《商业和金融纪事》（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替纽约商业团体发声，表示希望自由民的流动性“只能被当作临时状态，必须通过流浪法和给予流浪者生活必需品这种双重措施而加以纠正”。面对着如此强大的反对，许多自由民感觉他们“将会永远充当伐木工和汲水工”——我们这里还可以补充一句，棉花种植者。由于被剥夺了其他的谋生方式（这一点与印度和非洲的农村种植者截然不同），这些自由民似乎相对容易被转化为农业无产者。19
但是，自由民愿望的落空还不是故事的终结。毫无疑问，南方的白人精英试图再造一个类似于奴隶制的劳动力制度，而且他们的努力明目张胆地无视他们的战败事实，北方人开始动员起来反对约翰逊总统的重建政策。得益于曾经的奴隶和他们的北方盟友的努力，1866年，自由民获得了公民权，1867年，男性自由民获得了投票权，这使得他们能够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力量来改善自己在种植园里的处境。到1867年，国会对南方各州重新建立了军事管辖。北方的支持和自由民的政治动员反过来使黑人工人更能够清楚地表达他们对种植园的要求。到1867年，“自由民走出田野，放下工作”。他们还得益于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这是由于男性的工作时间比在奴隶制下时要少，而许多妇女和儿童完全退出野外劳动。由此，昔日的奴隶设法谈判到了一些条件更好的合同。比如，三角洲的合同比前几年支付了更高的工资，并提供更好的条件。此外，那些原来难以在偏好身体强壮的男人的种植园世界中为自己和孩子找到一席之地的黑人女性，现在艰难地动员起来，被纳入了劳工合同的世界。这就是“弱者的武器”。20
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民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独立工作，并获得糊口的粮食。现在，种植园主无法单方面支配工作安排。不过，自由民仍然不能拥有土地。到1867年，双方都无法完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因此，产生了一项社会妥协，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庭在没有日常监督的情况下种植特定土地，从地主那里得到补给，然后用他们所种植的作物的一部分来支付给地主。这样的分配方式像野火一样在美国的棉花种植区扩散开来。而奴隶制时期流行的帮派劳动制度几乎消失了。就如1867年11月《南方种植者》观察到的：“首先必然要发生的变化是……地产的细分。”到1868年，即使是在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也流行分享作物的佃农制，到了1900年，在阿肯色州、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有超过四分之三的黑人农民或者是分成佃农，保留有一部分作物，或者是租户，向地产主缴纳固定数量，但保有作物。21
阿伦佐·迈尔现在放弃了与他被解放的前奴隶签订工资合同，并将他的种植园分成了小块地块以采用分成制。同南方的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安排的确切性质各不相同——有时迈尔同意对作物分成，有时他租出土地以获得固定数量的某种作物，或者甚至直接用钱来支付。在一个典型的分成合同中，迈尔给予承租人30到35英亩土地以及农具。作为回报，他获得收成的一半。迈尔的承租人则按合同规定有义务建筑篱笆、维修桥梁、清扫马厩、开沟修渠——这所有的一切“必须使我满意，否则必须重做，直到我挑不出毛病为止”。总之，他总结说：“所有人都必须在我的指导下工作。”对于迈尔而言，分成制减少了监督成本，同时还给予了他指导租户和决定种植何种作物的权力。22
作为美国棉花种植区的主要劳动体系，分成制的扩散证明了自由民的集体力量，分成制使得他们能够摆脱远更糟糕的种植园帮派劳动体系，并能获得种植园的工资。分成制给予这些被解放的男女对自己劳动力的部分控制权，使得他们可以逃避足以让人回想起奴隶制的日常监督，并允许以家庭而非个人来与土地所有者签订合同，以及决定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劳动力分配。
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只是一种空洞的胜利。新兴的土地所有制、劳动力制度和信贷供给机制使得美国南部的农民不得不种植棉花，而种植棉花会导致贫困。种植者和商人向农民提供后者需要的物资时，他们就会收取过高的利息。因此，在收获季节结束时，作物几乎不足以支付债务。例如，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利福勒县兰尼米德种植园，耕作者购买食物要支付25%的利息，购买衣服要支付35%的利息。反过来，商人和地主的高额债务迫使佃农种植越来越多的棉花，这是唯一可以随时赚钱的作物，尽管每包的收益在减少。信贷昂贵，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加之棉花价格下跌，在这样环境里经营农业，这些种植者眼见着自己的收入状况恶化。他们的命运和当时全球绝大多数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农民一样。23
由于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1873年后，他们失败的程度尤为明显。这一年标志着迄19世纪为止最大的国际经济危机的爆发。正当许多新的种植者产出了更多的棉花时，棉花需求增长速度暴跌至美国内战前平均水平之下。随着世界市场棉花价格下跌，种植者的利润减少了。尽管——或者恰恰因为——价格下跌，战后南方的棉花租佃、债务和市场体系继续对农民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出产更多的棉花。尽管对于每个农民来说种植棉花是完全合理的，但这样的集中种植对整个地区来说是一种自我挫败。24
随着棉花种植者的经济形势恶化，北方为自由民利益进行干涉的意愿削弱，种植者的政治力量也减弱了。地产主暴力地镇压黑人集体行动，越来越重申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们掌握了州立法机关，而且这些新组成的“救赎者”立法机关继续剥夺黑人种植者的公民权，还要确保他们的子女被劣质学校教育所损害，并拒绝让他们受到法律保护。土地所有者通过空前的暴力运动来巩固其对南方政府机构的政治支配，这些暴力运动旨在阻碍棉农的政治活动：1888年至1930年，仅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一地，私刑就有100起。对于欧洲的棉花商来说，种植者恢复政治权力是值得欢迎的消息，伦敦巴林兄弟公司在1874年9月16日收到了一份来自新奥尔良福斯托尔父子公司（Forstall and Sons）的电报：“州政府被人民推翻保守派官员当权。”
随着土地所有者获得更多政治权力，他们迅速采取行动控制非洲裔美国人的劳动力。当重建后的“救赎者”立法机构修改了留置权法，赋予地主对于棉花作物的首要拥有权（primary claim）时，负债的自由民沦入了一种依赖状态，连分享作物的佃农制曾经得到的少量讨价还价的能力也丧失了。另一重打击来自立法者对刑法的修改，新的“刑事法使得种植园工人易被逮捕、定罪和监禁［因为负债］，还剥夺了佃农种植庄稼的权利，从而将他们削减到与受薪工人同等的法定地位，限制了传统上获得自然的恩赐的权利”。1872年，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甚至“否定了佃农决定种植作物的权利和对所种植作物的法律权利”。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法院把佃农界定为受薪工人而不是租户。土地所有者还使用国家机器来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例如，1904年，密西西比州立法机关制定了一项新的流民法，旨在将“黑人懒汉赶到田间”。地主和农村耕种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与奴隶制下的有着根本不同，但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棉花种植者仍然生活在贫困中，没有什么权利，也没有政治声音。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地主巩固自己在区域内的权力的同时，他们自己经历了历史学家斯蒂芬·哈恩（Steven Hahn）所说的在国家经济中“权力的急剧不可逆转的衰落”。由于棉花价格下跌，他们消费的商品面临保护主义关税，再加上资本稀缺和成本过高，他们在内战期间出现的国内工业化政治经济中沦为次要角色。从全球范围内，这批棉农从未像商人那样强大，但在内战之前，他们还能享有地区政治控制权和非常显著的国家政治影响力。但是现在权力决定性地从原材料供应商那里转移出去。虽然他们当时不知道，但南北战争剥夺了世界上最后一个政治上强大的棉花种植者群体的权力。从棉产品制造商的角度来看，这种边缘化稳定了棉花的帝国，使得为保护奴隶制而出现的那种动荡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很小。26
如果说奴隶转型的佃农为世界市场生产更多的棉花，那么南方内地的白人自耕农也是如此。在奴隶制期间，白人自耕农仅出产少量的棉花，他们一般种植自给作物。然而，战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那些棉花生产一度处于边缘地位，并且家庭依赖自给作物和家庭手工业为生的地区，种植棉花成为了首要工作。比如，从1860年到1880年，在佐治亚州内陆的大部分白人农场中，相对于每千蒲式耳玉米，棉花生产量增长了两倍。27
白人自耕农生产的棉花产量的增长又如何解释呢？在美国内战之后，交通运输、通信和销售设施在原先孤立的南方区域迅速扩展。例如，佐治亚州铁路里程在19世纪70年代增长了两倍。新的棉花种植地区基础建设的进入改变了农村。随着铁路而来的是商店和商人，还有轧花机和压平设备。受到战争摧残的自耕农现在种植棉花以赚取现金。随着最小的内地市镇都有商人进入，自耕农能轻易地售卖棉花，同时享受更多的制成品、肥料以及重要的信贷渠道。1906年一位德国社会科学家观察到：“这些信贷对于从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至关重要，但是一旦陷入信贷体系，农民就被迫种植更多的棉花，这是因为商人只肯接受容易卖掉的作物为抵押。”由此许多白人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到1880年，有三分之一的人租用自己工作的土地。实际上，白人自耕农的资本主义转型使得他们与黑人分成作物的佃农更相似，越来越多的白人失去了他们曾经仅有的东西——土地和口粮作物。然而他们在作物方面转型对全球棉花经济而言特别重要。在美国内战之前，自耕农所出产的棉花占美国全部棉花的17%，到188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44%。28
虽然白人自耕农和前奴隶种植了绝大多数的南方棉花，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种植者。一些种植者呼吁“开放德意志和中国移民”到南方，并在20世纪初，努力将意大利移民带入密西西比三角洲。少量的移民工人在路易斯安那的棉花种植园中为工资而工作，但他们从来不是劳动力的主要部分，因为在美国的其他地区还有更具吸引力的机会吸引着移民。劳动力中更重要的一个来源是租赁囚犯。例如，佐治亚州奥格尔索普县詹姆士·门罗·史密斯（James Monroe Smith）的2万英亩种植园，到1904年每年生产3000包棉花，其1000余名工人中有许多是囚犯。史密斯一直头痛的问题是劳动力的招募，1879年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他投资了第三监狱公司（Penitentiary Company Three），这个公司在佐治亚州全州租借犯人。史密斯拥有公司四分之一，也就获得了公司四分之一的犯人。另外，史密斯还雇用地方监狱的罪犯。这些工人受到暴力对待，如果逃跑就会被射杀。史密斯对待犯人非常严厉，最终受到了国家调查。1886年一名读者写信给《卡特斯维尔日报》（Cartersville Courant）控诉他严厉鞭笞犯人，指出有些囚犯遭到鞭打225下，史密斯否认了这一指控。29
正如史密斯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动员棉花种植的劳动力与强制手段是携手并进的。考虑到自由民转变为农业无产阶级劳动力要比印度或非洲农村耕种者容易得多——后者对土地和劳动享有更大程度的控制权，所以暴力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惊讶的。然而，美国南部农村地区的暴力事件间接证明了自由民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强烈渴望，这也是地主力量虚弱的标志。土地所有者只有坚定地与国家结盟，才能保证破坏农村耕作者建立自给型经济的努力，让其劳动力用于世界市场的农产品生产。在1865年，很少有观察家期待这样一个从奴隶制向新的劳动制度的转变能获得巨大成功，这一转变让全世界的帝国政治家和大都市棉产品制造商的心中充满了希望。30
当种植园、州政府以及华盛顿特区的权力走廊中发生斗争，决定南方棉花种植区的劳工制度时，重建导致美国迅速、大量、永久地增加了供应给世界市场的棉花。尽管所有预测都与之相反，美国农村耕种者还是恢复了他们作为全球主要原棉生产者的地位。到1870年，他们的总产量已经超过了此前于1860年达到的最高纪录。到1877年，他们恢复了战前在英国的市场份额。到1880年，他们出口的棉花数量超过了1860年。到1891年，美国的佃农、家庭农民和种植园主生产的棉花是1861年的两倍，供应了81%的英国棉花市场，66%的法国市场，61%的德国市场。美国棉花种植的重建如此成功，世界各地的帝国官僚和资本家都将其视为模范。从英国到德国再到日本，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者都在研究美国，从中为自己的棉花种植项目吸取教训，而美国棉花种植者成为受欢迎的专家，指导殖民政府如何向商业棉花生产过渡。31
在全球最重要的棉花种植者解放之后，美国新型棉花种植劳动力的出现是棉花帝国内最重要的变化。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部分受到美国棉花生产危机的鼓舞，制造商、商人和官僚机构加速了内战期间已经开始的农村转型，尽管采用了各种方法，有着不同的结果。由于他们的活动，在1865年至1920年间，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数百万佃农、受薪工人和农民经营者开始为欧洲和北美的纺纱厂生产“白色黄金”，到20世纪之后，也开始为日本、印度、巴西和中国的工厂供应棉花。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印度经历了世界市场上棉花生产最为显著的扩张。事实上，在美国内战结束时，孟买商会已经发现，“美国奴隶的解放对印度棉业的未来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印度大部分农村社会结构和印度贸易会出现永久性的变化。尽管战后（特别是1876年以后）印度农村生产者无法在世界棉花市场保持其主导地位，但其出口量仍迅速上升，从1858年的2.6亿磅增加到1914年的近12亿磅。然而，出口商不再将产量大增后的大部分棉花卖给印度的两个传统市场（英国和中国）的制造商，而是卖往欧洲大陆，以及20世纪后，卖给日本的纺纱厂。到1910年，印度棉花出口中只有6%运往英国，而日本消耗了38%，欧洲大陆则为50%。与英国的同行相比，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制造商已经调整了他们的机器来加工印度较短纤维的棉花，成功地将印度和美国的棉花混合在一起，生产出较粗的布料。因此，1860年后的30年间，欧洲大陆对印度棉花的消费量增加了62倍，不来梅商会在1913年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帮助”。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印度的棉花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如贝拉尔），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都用于种植棉花。这种出口扩张与印度本身的机械化纱锭数量的爆炸同时发生。事实上，到1894年，印度收获的棉花不到50%用于出口，印度棉纺织厂消费了大约5.18亿磅棉花，另外还有2.24~3.36亿磅棉花用于手工纺纱。32
尽管印度棉花在粗棉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巴西棉花在质量上更能与美国作物匹敌。因此，在巴西，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棉花出口量有所增加。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平均每年出口3240万磅。在接下来的30年中，巴西每年平均出口6670万磅棉花——尽管国内棉花生产同时期也增长了53倍。1920年，巴西生产了2.2亿磅棉花，其中有四分之一用于出口。33
与此同时，埃及农民生产的棉花产量在1860年至1865年间从5010万磅增加到2.507亿磅。可以肯定的是，埃及棉花的质量远高于美国的大部分品种，正如法国棉产品制造商罗歇·塞里格（Roger Seyrig）所言，它是“一种奢侈品”。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它的棉花产量大幅下降到大约1.25亿磅，但到1872年，商人再次从亚历山大港运送了2亿多磅棉花到欧洲各目的地。即使在美国内战后的棉花生产低谷期间，埃及的产量仍然是内战前的两倍半。到1920年，它生产了5.98亿磅棉花，是1860年的12倍。下埃及所有土地的40%都用于种植棉花。对一些人来说，埃及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棉花种植园。34
到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埃及、巴西和印度的棉花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上重要的新生力量。1883年，这些地区的棉花已经占据了欧洲大陆市场（现在大得多）的31%，是1860年所占比例的两倍多。35
棉花在多个大陆的扩张十分惊人，尤其是那里都没有采用奴隶制。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困扰棉花资本家的一大问题是如何让非奴隶的农村种植者成为棉花种植者，进入世界市场，现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似乎符合了欧洲和北美棉产品制造商和政治家的利益。然而，正如美国南方表明了实现这种转变可以有很多种模式，农村种植者成为棉花种植者进入世界市场的具体方式也是千差万别，是劳动力、地主、资本提供者和帝国官僚各方冲突的结果。
所有这些重塑全球农村的斗争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国家现在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制定和实施了新形式的强制手段，取代了奴隶主的直接肉体暴力。这并不意味着人身暴力不存在，但与合同、法律和税收带来的压力相比，这是次要的。随着各国对领土建立新的主权，他们还把主权扩展到了劳工身上，这见证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的制度力量。
贝拉尔是印度西部地区的中心，长久以来以其优质棉花闻名于世，卡姆加奥恩是贝拉尔的一个小城市，或者说其实只是一个小镇。在英国人到达之前的几十年里，这里的棉花中的一些用牛车出口到恒河的米尔扎布尔，然后运到加尔各答，但农民从来没有专门种植棉花，他们还种植许多其他东西，另外也从事纺纱和织布。事实上，在当地纺纱的“生纱”贸易远远超过原棉贸易。随着原棉出口市场的兴起，1825年，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帕西商人佩斯坦吉公司（Messrs. Pestanji）将第一批用牛车运送的棉花带到孟买。英国不满生棉贸易扩张缓慢，在1853年取得了对贝拉尔的政治控制，这一立场正中兰开夏郡制造商下怀，在美国内战期间，贝拉尔成为“印度最优秀的棉花产区之一”。36
由于英国殖民政府和兰开夏郡制造商认为贝拉尔作为主要棉花种植区有着巨大潜力，还由于英国制造商的迫切要求，殖民政府在1870年完成了一条通往卡姆加奥恩的铁路（由贝拉尔的“剩余收入”支付），当时那里估计有9000名居民。海得拉巴的英国居民桑德斯先生（C. B. Saunders）欣喜地说道：“最后一个障碍已被移除了，在这个西印度最大的棉花商场和欧洲港口之间的直接的船运交通已经出现，这将使每一捆棉花都能够运到欧洲市场去。”当铁路到达卡姆加奥恩时，印度副王亲自在庆祝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这一天“法院、工厂、棉花市场以及每个重要的地点都要张灯结彩”。他提醒他的听众（其中许多是棉花商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棉荒在刺激该国棉花的开发和生产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新产品不仅有利于印度本身的发展，而且也让“在最近苦难交加的时期中，表现出近乎英雄气质的一个阶层，获得了巨大利益”——他指的是兰开夏郡棉花生产区的纺织业者。为了彰显棉花在贝拉尔殖民地的中心地位，副王最终还“坐车来到了棉花市场，在这个棉花市场中，商人用棉包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凯旋门”，为了欢迎总督并且纪念铁路通车。37
随着铁路而来的是电报。现在，利物浦商人可以将棉花订单发送到贝拉尔，并在6周后在默西河的码头收货，由于新开设的苏伊士运河，从孟买到利物浦的轮船在21天内完成了这趟旅程。38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令人咋舌，贝拉尔棉花专员哈利·里韦特－卡纳克（Harry Rivett-Carnac）预测：
在卡姆加奥恩附近种植的棉花，在当地市场购买的棉花，以及在相邻工厂压制的棉花，从压平厂打包进入车厢后，直到抵达孟买的码头前，可能都不必离开铁轨。在连接卡姆加奥恩和利物浦的电报的协助下，凭借着市场和船运港口之间的完整铁路交通，以及可能还有苏伊士运河的协助，要计算执行利物浦的订单，并把所需数量的卡姆加奥恩棉花运抵兰开夏郡所必需的时间，就不困难了。39
英属印度可能确实被认为是灵活的实用主义的原型，即国家帮助资本家获得棉花种植劳动力，资本家再寻找如何调动劳动力的方式。在兰开夏郡制造商和利物浦棉商的推动下，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继续推行促进棉花种植农村转型的项目，该项目在美国内战期间大幅加速。项目的影响非常迅速：最晚在1853年，贝拉尔基本上还脱离世界市场，有着以农村为导向的经济，拥有大量的家庭制造业。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贝拉尔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围绕在为全球市场生产原棉。一位英国殖民官员在70年代中期观察到，在贝拉尔，“棉花的种植几乎完全是为了出口。国内的家用布的制造受到英国商品进口的冲击，许多织工阶层的人已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地经济的这种重新定位也迫使人们从事农业劳动，例如班贾拉人（传统上运送棉花的牛车主人）以及纺纱工和织工都发现自己失业了，并越来越依赖从事农业以维持生计。事实上，40年后，一位记者报道，“自从铁路通车以来”，贝拉尔曾经欣欣向荣的棉花制造业几乎全部消失了。40正如里韦特－卡纳克在1869年解释的那样：
现在并没有太多可抱希望的了，因为自从这条铁路支线通到本地，欧洲的成品得以进口，本地棉布的市场已经被抢走了。其结果是，不仅会获得更多的原材料供应（因为现在已经加工成纱线的产品将被出口），而且现在大量原本从事纺纱和织布的人口可以转变为农业劳动力，因此丛林土地可能被开发出来，种植面积会扩大。
对于印度事务大臣查尔斯·伍德来说，印度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棉花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总体上令人满意。当地织工和我早年在西赖丁沼泽边缘时所记得的那类人很像。每个小农都有20至50英亩的土地，家里有两三台织机。工厂和工场破坏了这种纺织家庭，现在他们完全是农业工人。印度的复合型生产者（即将农业与家庭制造相结合的人）将以同样的方式终结。”像伍德这样的同时代人都明白，他们在将世界农村改造为原材料生产者和制成品消费者（以及最终的工厂劳动力提供者）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41
总而言之，贝拉尔成为世界上重建棉花帝国最重要的实验室之一。其多样化的农业经济转变为日益专业化的棉花种植。《亚洲杂志》在1872年提道：“一股以前不为人知的压力推动着人们去种植棉花。”1861年，在贝拉尔有629,000英亩土地上种植了棉花，到1865年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近一倍，然后到19世纪80年代再增加一倍。到20世纪初，贝拉尔独自生产了四分之一的印度棉花收获量，这一产量比埃及的收成还要多。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的，贝拉尔“已经成为完美的棉花花园”。42
与印度和美国一样，在埃及，棉花农业的扩张是国家强有力干预的直接结果。在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埃及对产权进行重新定义，使大量的土地从村庄和游牧民族那重新分配给关系良好的大地产所有者成为可能。在这一转变之前，埃及的财产权存在分享土地收益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某块特定土地的所有权通常由不同的个人、社区、宗教当局和国家所共享。43这种多重产权主张实际上阻碍了土地的购买和销售，到19世纪后期几十年，这种产权结构阻碍了农业进一步商业化。
因此，埃及政府希望提取更多税款，以支付国家基础设施的扩张，偿还庞大债务，以及更好地控制其人民，转而将这些大地产的财产权赋予那些社会地位良好的个人。起初这些庄园只是其所有者的“纳税责任”，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些地产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其中大部分通常是强行从村庄夺取的土地。由于棉花种植庄园越来越被认为是大地主的完全私人财产，曾经拥有部分土地收入和一些定居权利的村民现在完全任凭这些地主的处置。这些新的地产所有者可能会迫使农民住在特殊“私人村庄”中，控制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没有做到他们要求的种植者遭到驱逐，加入了农业无产者日益庞大的队伍中。44
新所有者的权利非常广泛，包括可以“监禁、驱逐、饥饿、剥削和行使许多其他形式的专制、不寻常以及必要时可以诉诸暴力的权利”。因此，这是一种“第一次成功地将耕作者固定在土地上的监督和威慑制度”。要让土地由单一个人独占，需要政治科学家蒂莫西·米切尔所说的“用来制造财产的暴力”。这些新式财产权迅速蔓延：1863年，地产所有者控制了埃及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到1875年几乎增加了一倍，到1901年更增加到了50%。451895年，仅仅11,788人拥有埃及所有土地的近一半，而另一半是由727,047名财产所有者所拥有。其中一些庄园非常巨大，例如，易卜拉欣·穆拉德（Ibrahim Mourad）控制了塔卡13,000英亩的土地，由两万名耕种者耕种，只有埃及统治者伊斯玛仪帕夏（Isma’il Pasha）自己控制的那些庞大的庄园才比他的要大。46
与其他地方一样，埃及棉花种植农村的转型依赖巨大的信贷金字塔。在底层，棉花田的工人几乎总是对高利贷者和土地所有者负债，并不断受到债务束缚的威胁。反过来，土地所有者从当地商人那里得到信贷，后者许多是外国人。所有人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伊斯玛仪累积了很多这样的债务，1878年，由于棉花价格下跌，他将地产签字转让给他的债权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此同时，埃及政府大量贷款资助挖掘灌溉渠道（主要通过强迫劳动）、建设铁路和进口蒸汽泵。国家借款数量之大令人咋舌，尽管埃及人民面临的为出口市场生产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国家还是破产了。这种债务使整个埃及陷入了英国的怀抱中：随着棉花收益递减，埃及无法偿还债务，失去了主权控制权，并于1882年最终被英国政府接管。47
正如埃及和印度的例子所显示的，在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统治者和官僚在促进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依靠对资源的获取，也由于工厂运转会给社会带来的相对和平，使得他们的地位更加稳固。但是他们也是在强大的资本家的要求下行事的，要么是因为统治者和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群精英团体，就像埃及的例子那样；要么是因为政治家受到了协同一致的游说和政治压力，比如英国、法国和我们将会看到的德国那样。
随着各国越来越多地制定和执行市场规则，各国调动棉花种植劳动力的愿望导致了国家对其臣民前所未有的索求。从贝拉尔到尼罗河三角洲到米纳斯吉拉斯州①，政府和法院破坏了过去对放牧权和狩猎权等资源的集体权利，迫使农民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棉花生产。例如，贝拉尔的自然地貌被英国的大规模土地调查彻底改变了，随后英国鼓励将所谓的“荒地”转变为棉花农场。这些“荒地”曾经开放给农民，供他们集体使用，但现在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私人财产。在这个过程中，大量传统上是木柴和野味来源的森林被砍伐，早期被用于公共牧场的草地被开垦。采伐进一步减少了森林，以满足贝拉尔棉花大城镇的西方商人对蒸汽棉花打包机的需求。在世界某些地区，这种森林砍伐导致了降雨模式的显著改变，从而破坏了首先引发森林砍伐的殖民地棉花热潮。48
此外，法院对留置权法的执行给了债权人另一种破坏农民对土地的主张的手段，并进一步将农民置于债务泥潭之中，迫使他们种植更多的棉花。美国内战之前的贝拉尔、美国南方以及其他地方的农村存在的相互依存和个人主导的体系，让位于这样一个世界——国家支持的债权人将农村耕作者变为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正如一位不知名的英国印度棉花作者所解释的那样，“在没有聪明才智人士领导的地方，政府必须担负起在更为文明的国家可以安全地留给私营企业的责任”。49
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创建土地私人产权是另一个国家主导的项目。英国的棉产品制造商要求殖民地政府“管好殖民地事务”，要求建立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因为他们认为旧的公有制度阻碍了“个人所有者的权利，让他们无法实施有效的耕种”。他们将土地私有产权视为增加棉花产量的先决条件。个人需要获得明确的土地所有权，然后才可以购买、出售、出租或抵押。这些新的财产权利是对传统的偏离：例如，在前殖民地时代的贝拉尔，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特点是“种姓阶层中基于主仆关系的社会地位”，其中“土地的出产……是根据社会等级来进行分割的”。个人并不控制特定的土地，而是享有分享收获的权利。一位英国殖民官员敏锐地将这种“制度，如果它可能被称为制度的话”与“中世纪欧洲”进行比较。然而，在英国人到了这里之后，土地被调查，各地主之间的界线明确划分，制定了每块土地的赋税。它创建了一个“卡特达”（khatedars）阶层，他们控制着土地，并负责纳税。1870年，一位英国殖民官员报告说，革命正在成功。在贝拉尔，“土地的占有者是它的绝对所有者”。由于卡特达阶层拥有土地，但没有资本，他们只有依赖放债人才可以抵押自己控制的土地。为了耕种土地，这些卡特达人引入了佃农制度，佃农又从放债人那里获得了运营资金。在印度和其他地方，正是大地主和放债人从棉花出口种植的推广中获得了大量利润，而绝大多数小土地所有者或无地农民则陷入债务和贫困的泥沼。50
由于土地上的私有财产遍布全球农村，土地所有者现在也可以承担缴纳税款的责任，并以现金支付，这反过来又鼓励了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正如在贝拉尔一样，英国努力增加税收，并鼓励农民为遥远的市场生产，结果削弱了村庄的集体性质。现在是个体农民而不是整个村庄负责纳税。因此，放债人取得了对于农民的土地和劳动力新的权力，因为农村耕种者依赖预付款来缴税。同样，在丘库洛瓦，奥斯曼帝国对当地居民征税越来越多，因此，人们不得不从事受薪劳动，或被迫从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棉花生产得益于他们对现金的需求（就像在美国一样），因为正如1877年孟买的棉花部观察到的，“棉花一向是最容易变现、价格也最好的商品”。51
虽然印度棉花种植者通常持有土地，但与美国的自由民不同的是，他们不仅不得不用预付款支付税款，还要购买农具、棉花种子，甚至谷物，以维持到收获季节。新的合同法允许放债人在向农民贷款时享有适度的担保。事实上，新的产权有利于农业的商业化，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使土地交易更容易，而且还因为它们允许资本的注入，而土地本身现在可以作为资本的抵押品。耕种者对这些贷款支付过高的利率（每年30%并不罕见)，然后他们又通常是在收获前的几个月，把棉花签字转让给放债人——这造成了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债役”。52
放债人（sowkars）深深根植于农村之中，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向农民提供贷款。然而，他们深深植入在一种道德经济中，被迫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去帮助农民，而这一生命线在英国殖民主义正在建立的商业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中日益消失了。虽然放债人可以获得一些财富，大地主也可以从资本的供应中受益（使他们能够专注于雇佣劳动力的经济作物），但小土地所有者、佃农，特别是无地农业受薪工人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美国内战后，棉花价格持续下跌近30年，大批“现代化”农民陷入越来越绝望的境地；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死于19世纪90年代席卷印度棉花种植区的饥荒。53
新的基础设施、新的法律和新的财产权紧跟着不断加强和扩张的国家，侵入了全球农村，使得这种变革成为可能，而这种变革在几十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国家在许多其他方面进一步涉足棉花事务，也许最全面的努力是系统地收集和传播有关棉花农业各个方面的信息。关于气候和土壤条件、生产趋势、土地所有权模式、种子质量和劳动系统的大量汇编越来越多地充斥于政府办公文件中，与前几十年商人通过信函或通知辛苦地收集和传递的信息非常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将当地知识系统化并加以利用的直接努力。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印度农民种植棉花的过程来获得一些有用信息，以了解特定环境条件下的最佳做法，然后可以将其转移到非洲或其他地方。同样，可以收集特定的棉花品种，然后运往世界其他地区——事实上，各国政府能够大大加快生物物资在全世界的流通。但比这两项工作都更重要的是一项非常简单的工作，即评估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情况，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数字，汇编成表格，然后将其发送到棉花帝国的各个角落。这些数字阐明了某些地方的“潜力”，并提出了一些实现这一潜力的政策。54
在整个棉花种植世界，各国政府开始了这种努力。1866年，印度殖民政府设立了“中部各省及贝拉尔棉花专员”的职位，由一位殖民地官僚担任，负责认真收集有关棉花种植地区的详细资料。哈利·里韦特－卡纳克是一位无畏的棉花帝国扩张先锋，他担任了这一职位，在贝拉尔上下奔波，生活在火车车厢，还配备了“运马的车厢，如有必要，就亲自骑马到一些重要的地方，如果我必须在场的话”，这都是为了“扩大和改善棉花种植，以增加供应；然后还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助贸易商把这些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海岸”。世界农村的革命性转型这样的重大责任就是落在了这些政府官僚的肩上。到1873年，印度政府扩大了这些活动，并通过建立了一个“棉花与丝绸部门”（Fibres and Silk Branch）将其集中起来，详细研究印度各地棉花和其他织造物的生产情况。55
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1862年，美国成立了农业部，很快就开始研究棉花。农业部首先收集统计资料，但很快扩大了活动范围，研究了影响棉花植株的疾病，试图确定特别适合特定环境条件的棉花品种，并培育改良的棉花品种。该部还致力于解决如何在亚利桑那州等西部各州种植棉花的紧迫问题。1897年，俄国在其新近获得的中亚领地上建立了一个农业和国有土地管理局（Administ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State Domains），工作内容就是关注棉花生产。在埃及，政府向棉农提供了关于农业最佳做法的详细信息，并在1919年成立了农业部，以扩大这些努力，比利时殖民当局后来在刚果研究并借用了这一模式。56
收集信息与政府直接改变棉花农业的努力齐头并进。英国殖民官员向印度农民分发美国棉花种子，致力于改变印度棉花品种，鼓励农民使用新的农业方法。埃及皇家农业协会（Société Royale d’Agriculture）试验了示范农场。当地农民常常抵制这种项目，因为种植新的棉花品种不仅劳动强度更大，而且风险更大，因为这些品种在当地气候能否成功还未得到验证。很少有项目提供额外的补偿来抵消这些负担，因此，要使这些项目取得成功需要强大的压力。57
尽管他们齐心协力，但强大的政府、资本丰富的商人和地主并不总能完成他们的宏伟计划。政府记录中充满了农村耕种者推迟甚至停止经济重组的努力。例如，在印度西部的达沃，尽管英国殖民官员不断努力引进美国棉花品种，农民仍然强烈偏好种植本地棉花品种，也偏好种植粮食作物。当地品种更能适应当地气候，拥有现成的当地市场，更好地融入了家庭经济，因为可以在当地进行轧花。58正如奥地利总领事1877年在喀土穆报告的那样，苏丹农民拒绝种植更多的棉花，因为“与艰难和相对无利可图的耕作相比，当地居民其他谋求生计的方式要容易得多，所从事的工作也不那么繁重”。1919年，在伊拉克，一位德国观察家评论道，“由于伊拉克的文化，劳动者不用费力地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一切食物和所有其他必需品，这阻止了人们积极工作的意愿”——这是世界各地殖民官员都赞同的一个观点。在缅甸，一位英国官僚遗憾地观察到，“缅甸农民自己对棉花种植这个产业显然漠不关心，他们认为棉花是次要的，当他们可以用更少的麻烦在水稻作物上获得可观的利润时，他们不太可能对棉花感兴趣”。59
在一个尽管做出了重大努力但依然未能成功种植棉花的地区（澳大利亚），这些斗争的意义也许最能体现出来。从20世纪初开始，英国殖民政府努力在一个土地供应几乎无限的大陆上种植棉花，而且当地土地完全适合种植棉花。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棉花生产增长缓慢。《阿德莱德广告人报》（Adelaide Advertiser）很好地理解了原因：虽然有着丰富的适合种植棉花的土地，但缺少种植、锄地和收获作物的廉价劳动力。科学和工业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f Science and Industry）报告说，棉花种植扩张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手工采摘的高昂成本”。由于廉价劳动力的短缺，以及白人定居者有远比种植棉花更好的选择，委员会在1918年观察到“澳大利亚的棉花种植现在实际上已经灭绝”。纽约普莱斯－康贝尔采棉公司（Price-Campbell Cotton Picker Corporation）总裁西奥·普莱斯（Theo Price）1917年就此事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建议，非常理解其中的关键：“棉花种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劳动力问题。除非你能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否则就很难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我不知道你在澳大利亚的移民法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引进华人的话……我认为发展棉花快速种植是可行的。”“劳动力条件，”1920年《悉尼晚报》（Sydney Evening）总结说，“不利于在经济基础上建立棉花产业。”没有大量廉价劳动力，棉花市场就得不到满足。60
然而，尽管遇到了这样的挫折，棉花资本家仍在寻找劳动力，甚至还在寻求更多的劳动力。在印度、巴西和埃及的棉花种植地区，就像在美国一样，随着地主、殖民官僚、商人和地方政治精英（如美国南方的地主）将农村耕种者变成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棉花帝国也得以扩张。61动员劳动力的确切方式因地而异，因为它们依赖相对的地方、区域或殖民社会权力分配。62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恰恰来自它持续地将不同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能力，特别是利用农村耕种者世界的不完全转变所带来的极其廉价的生产条件，在这个世界中，家庭内部劳动往往得不到薪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口粮仍然在家庭内部生产。覆盖在传统之下的地方与区域环境以及社会权力的分配决定了新兴的劳动安排。例如，美国的棉花种植者在20多年的时间里享有特许经营权（这限制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权力）非常重要，正如非洲基本上独立于欧洲资本对于其保持经济活力也很重要。结果，一些农村耕种者变成了佃农，另一些变成了租户，还有一些变成了受薪工人。即使他们的权力和传统生活方式不断被剥夺，他们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事实上，他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仍然大于在纺织厂工作的数百万非熟练工人。63
农村耕作者、地主、商人和官僚不停为新兴棉花帝国的形态及其内部的劳动力形式而斗争，这种斗争受到特定地区惊人的权力不平衡和世界各地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制约。到19世纪末，佃农制和租户制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动员模式，其原因与它们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原因相似：农村耕种者更喜欢在没有日常监督的情况下自主工作，而且他们一般都拒绝成为受薪工人。在贝拉尔，佃农在卡特达阶层地主的土地上工作，从放债人那里获得周转资金。在埃及，大部分作物不是靠“雇佣劳动力”种植，而是靠“小土地占有者自己”种植的，这些人有些是佃农，有些是地主，而所有这些人都能够利用自己家庭的劳动力；事实上，埃及的大多数棉花都是由儿童采摘的。在巴西，分享作物的佃农制以及小型家庭农场相当流行。在大地产上，租户家庭通过将一部分作物分给业主来“支付”地租。在秘鲁，由于1874年不再允许华人卖身工入境，地主又无法吸引农民为工资而工作，他们开始将土地租给耕种者。直到19世纪末棉花农业出现，丘库洛瓦的大部分土地都未耕种，在那里，大规模的土地持有需要劳动力，其中大部分劳动力都是通过分享作物的佃农制与雇佣一些移民受薪劳动力而招募到的。64
只要是分享作物的佃农制盛行的地方，佃农和小业主都依赖外部资本。例如，在印度的辛德，农民一播种就把作物卖给放债人，以偿还为了集中精力种植棉花而借的贷款，这些贷款“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是谷物，还有棉花种子、布、御谷、面粉等，供家庭和工人使用”。各地的放债商人常常决定农民耕作什么，因为他们是预付种子和农具的人。年利率通常在12%至24%之间，但也有可能飙升至150%。在丘库洛瓦，佃农从土地所有者和商人那里获得信贷，后者收取15%至20%的利率，因此，“尽管有着劳动力稀缺的限制，商人资本还是获得了对土地和生产过程的控制”。65
因此，到19世纪末，世界上大部分棉花将由耕种者种植，他们用家庭劳力耕种自己的或租用的土地，但这些耕种者不是自给自足或为当地生产，而是由于新的都市资本的注入被吸纳进全球棉花市场的。佃农、作物留置权和控制着资本的强大当地商人将很快成为新常态，导致农村的劳动者不受奴役，但也不完全自由。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者将深陷债务泥潭，容易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他们一般都很贫穷，受制于旨在让他们留在土地上的新的流浪法规和劳动合同。他们将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他们往往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胁迫。这种制度并非史无前例，但是现在，随着私人资本和国家在法律、行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进步，它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去打造全球棉花种植农村。66
然而，有一群为数不多但数量不断增加的农村耕种者变成了世界棉花市场工资微薄的工人。他们是最没有权力的。他们沦落到从事受薪工作，往往是因为他们身为负债累累的收益分成的佃农、租户或小农场主，处境日益恶化。成为受薪工人是他们失败的标志。在埃及，到1907年，将近40%的农民成为无地劳工。在印度，工作在棉花田的受薪劳动者人数在整个19世纪都有增加的趋势：在坎德什，由于越来越转向棉花农业，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律和社会变革，投入棉花的土地比例不断上升，掀起了一波无产者化浪潮，到1872年，四分之一的成年男子为工资而工作。67
在墨西哥北部，无产者化也席卷了棉田。1884年后，拉拉古纳的土地所有者利用新的铁路和基础灌溉设施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棉花种植区，“使之成为墨西哥最重要的商业农业区”。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入这一地区，有些在种植园里工作，另一些人按周或月打工；许多人从墨西哥其他地区迁入，在1880年至1910年期间，当地农村人口从2万增加到20万，此外还有40万移民工人在收获季节抵达。结果，棉花农场以极快的速度扩张，在1890年前的10年里产量增加到了5倍，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翻了一番。有些庄园非常大。例如，卢汉家族（Luján）拥有4.5万公顷土地。这些工业据点通常高度机械化，拥有压平机、轧花机和棉籽油加工厂。68
拉拉古纳棉花工人和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工人一样，完全无产阶级化。一些种植园保留了一支半熟练工人队伍，组成8至12人的小组，由一名工头领导，负责耕种特定地段的棉花田。一些大型庄园雇用了数千名这样的工人，他们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小时。这些工人加入农业无产者的行列，是因为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他们失去了使用此前的公用土地资源的机会。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最终乘坐私人铁路来到拉拉古纳，像牛一样挤在车厢里。由于没有可供这些移民使用的土地，因此这些人无法从事自给农业。69
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地主的统治就是法律”，大庄园配备了穿制服的私人警察力量，借助监狱和对工人的“体罚”来执行劳动纪律。一些种植园甚至建造了cepo de campaña——一个特制的“笼子……来惩罚惹麻烦的工人”。移民工人经常由驻扎在田野的武装警卫监督。国家协助执行劳动纪律，城镇颁布了“严格的流浪法，让那些工人在不工作的时候不能在市中心待着”。这种诉诸身体强迫手段的做法在世界棉花种植区十分普遍，在美国、秘鲁、埃及和其他地方都很重要。资本主义令人敬畏的进步不仅依赖各种各样的劳动制度，而且也依赖令人咋舌的暴力手段。70
在重建后的棉花帝国中，欧洲和北美新获得权力的国家无处不在。毕竟，资本家通过获取劳动力来积累资本的计划和官僚通过控制人口来建构国家的计划是相辅相成的。71在国内和工业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斗争中，棉花资本家明白，要改造农村，改造社会，就必须使用国家的力量来巩固财富。各国由于从事战争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官僚、法律、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这种能力的支持下，制造商和商人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纳入全球经济之中，特别是纳入为世界市场而从事棉花生产的体系之中。
到19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已经加速到一个地步，使得资本家和政治家共同努力加快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崩溃，或者至少把它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为了迫使人们勉强接受这些新的革命性的工作安排和社会关系，他们不时要诉诸身体胁迫。就像棉产品制造商亨利·阿什沃思1863年在曼彻斯特商会面前说的那样，他们不愿等待，“以让价格做到一切”。要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就必须从历史上维系他们的相互义务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土地也必须从非经济联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可自由销售的商品。这种“解放”在意识形态上依赖引入历史上某些特定的组织生产方式，因此是由它帮助产生的经济、社会、文化甚至种族等级制度所促成的。资本家是这个时代真正的革命者。72
统治者和官僚支持这个项目，因为获得原材料（包括棉花）越来越成为国家政策的试金石。当他们巩固国家时，重新安排全球经济联系实际上成为他们有意开始的计划——事实上，19世纪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与民族国家本身的加强和巩固是齐头并进的。强大的国家、统治者和官僚依赖强大的民族工业，而民族工业又依赖原材料和市场；这些工业产生了可以征税的财富，并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所有这些反过来又加强了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强了国家。73
因此，包括全球市场在内的市场建设是一个政治进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竞争获得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这一政治进程越来越受到民族国家的制约。国民经济、帝国和民族资本家日益成为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基石。随着殖民世界成为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国和一些行业的重要市场（例如，英国棉产品出口的60%流向印度和远东），工业资本主义开始采取新的面貌，各国对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领土实行政治控制。1876年至1915年间，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分配或重新分配为殖民地”，这证明有固定疆域的领土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政治家和资本家实际上融合了各自对权力和积累的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形式。工业资本主义的方法是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工厂生产世界中发展起来的，现在已走向全球，日益取代了战争资本主义的经过试炼的方法。7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强新巩固的民族国家和“民族”经济的项目也日益成为一个国际项目，1905年后开始定期举行的国际棉花大会就是最好的象征，这些大会聚集了曼彻斯特、维也纳、巴黎、布鲁塞尔、米兰、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亚历山大港等地的商人、制造商、种植者和官僚。到1927年，有17个国家参加。他们讨论了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条件，并试图确定最佳做法。他们还审查了增加棉花产量的模范性努力，例如详细讨论了德国在多哥殖民地从事棉花农业方面的经验。这些大会是全球资本家和官僚之间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如何协调大都市经济对周边廉价而丰富农产品的需求与新的劳动力形式。在巴黎，殖民事务部的专家成立了一个“殖民地劳动制度委员会”（Commission du Régime du Travail aux Colonies）；在柏林和芝加哥，新兴的社会科学家探讨了采用“自由劳动力”制度获得农产品方面的可能性；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请法国殖民事务部长报告法国在解放劳动力方面的经验及其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孟买的英国殖民当局研究了俄国在中亚的劳工动员情况。20世纪10年代，日本农商务省着手扩大朝鲜殖民地的棉花种植，调查欧洲国家利用“自由劳动力”在殖民地种植棉花的努力。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后殖民主义和后资本主义政权同样渴望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并且常常以一种急切的激进主义来实施这些教训，甚至超越了其老师的革命性设计。世界上少数地区有竞争力的民族国家得到加强，有着重建全球农村的强烈愿望，并将它们的政策嵌入在超越任何特定民族国家的战略之中。国家的形成和全球化再次携手并进。75
虽然“自由劳动力”的困境仍将是全球对话的核心议题，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从棉花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因解放棉花种植工人而给棉花帝国带来的危机已经得到解决。资本家和各国利用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具改造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新能力，使更多的棉花在利物浦、不来梅、勒阿弗尔、大阪和波士顿等港口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国家力量的重组如此成功，以至于利物浦的棉花价格不仅恢复到美国内战前的水平，而且进一步下跌。1870年，美国一磅棉花售价24美分；1894年，价格降到了7美分，低于内战前的价格（当时大约11美分）。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一直促使世界各地农民种植棉花用于出口，因此，该协会也于1872年解散。美国南方自由民的经济和政治愿望的破灭，以及世界各地新的劳动制度的发明，激发了人们对资本的革命活动将会继续成功重塑全球农村的信心。76
①巴西的一个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