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一场震荡世界的战争
危机最能说明全球棉花帝国的基础。美国内战就是这样的一场危机。1861年4月，当萨姆特堡炮击①发生时，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的核心成分。根据英国棉花商约翰·本杰明·史密斯（John Benjamin Smith）的自吹自擂但基本上准确的说法，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任何年代或任何国家曾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最大的产业”。从许多标准——包括雇佣人数、产出价值、盈利能力——来看，棉花帝国都是无与伦比的。一位作者大胆估计，1862年，全世界有2000万人（每65人中就有1人）参与了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生产。英国的工厂仍拥有全球机械化纱绽数的三分之二，英国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以棉花业为基础的。全部英国资本的十分之一投入其中，接近全部出口的一半由棉纱和布料组成。欧洲和美国大片地区都依赖可预测的廉价棉花供应。所以伦敦《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宣称，除了小麦，没有其他“初级产品像棉花这样对人类需求有如此大的掌控力”。1
棉花产业为欧洲制造商和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为成千上万工人带来了工作（虽然境况悲惨），也使美国跃入世界经济的中心舞台，建立了“美国各州曾经设想过或实现过的最成功的农业产业”。仅仅棉花出口就使得美国在世界经济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内战前夕，原棉占美国所有产品出口总值的61%。在18世纪80年代棉花繁荣开始之前，北美一直是全球经济中一个有前途但处于边缘位置的角色。现在，1861年，全球资本主义的旗舰大不列颠发现自己危险地依赖从纽约、新奥尔良、查尔斯顿和其他美国港口运出的白色黄金。到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棉花产量占英国8亿磅棉花消费量的77%。它也占法国1.92亿磅棉花消费量中的90%，德意志关税同盟1.15亿磅中的60%，以及俄国1.02亿磅中的92%。2
美国迅速上升到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灵活地提供进入原棉生产的三大关键要素：劳动力、土地和信贷。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s）在1861年所说，美国在世界棉花市场上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是因为种植者的“土壤肥沃无比，不必花费任何成本；其劳动力一直非常充沛，而且不断地持续增加中；用来清理和运输棉花的安排和商业组织都很到位”。3到了19世纪中叶，棉花已成为大西洋世界经济繁荣的中心。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将其称之为“西方的哈希什”（Haschish）②，这种药物正在制造强大的幻梦，让人们认为可以进行领土扩张，认为自己就是法官，可以颠倒是非，认为天堂就是有着“舒适的农场”，还有一些“黑人天使作为监工”。4
奴隶制位于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影响深远的生产综合体的中心。英国殖民地官员赫尔曼·梅里沃尔（Herman Merivale）指出，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富裕实际上是建立在黑人的辛劳和受苦之上的，可以说他们用手挖掘了那里的码头，制造了那里的蒸汽机”。周边商品生产中的资本积累，根据梅里沃尔的说法，是大都市经济扩张的必要条件，而（必要时通过强制手段）获得劳动力是将丰富的土地变成生产性原材料供应商的先决条件。5
无论是庆祝奴隶制带来的物质进步，还是要求废除奴隶制，在19世纪50年代，许多同时代人都认为，全球经济发展需要身体上的强迫。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很尖锐地表示，“资产阶级文明”和“野蛮行径”勾结在一起。但是这种说法在精英圈子里只是常识。例如，法国地理学家埃里斯·雷克斯（Élisée Reclus）在《两个世界的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中写道：“英国的工业繁荣似乎与奴隶制的进步密切相关。”南方种植者热烈地同意这一点：棉花和棉花所依赖的奴隶制是现代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美国和欧洲惊人物质进步的根基。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和棉花种植者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有一次在参议院论坛上著名地说道，如果奴隶供应的棉花生长系统受到威胁，“英格兰将蹒跚地倒下，并带着整个文明世界一起”。“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向棉花宣战。棉花为王”。6
奴隶制使得工业有着惊人的进步，同时享受着巨大的利润。然而，同时代人担心，这个庞大而醒目的机器只不过是一个表面，放大了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政治稳定的担忧。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莱昂内·利瓦伊指出，作为“对外国的一个产业支流”，欧洲的棉花工业可能是脆弱的，尽管一位法国观察家认为它的繁荣“已经成为数以千计的工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也关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繁荣和苦难”。7
最重要的是，奴隶制本身似乎对稳定具有潜在的危害——用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的话来说，是一个“有隐患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美国产生了局部的紧张局势，也因为奴隶可以抵抗甚至反叛。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在1861年宣布：“奴隶劳工是不可靠的。”《棉花供应报道》抱怨道，“奴隶起义与社会不和的恐惧”是永远存在的。就连伦敦货币市场也反映了这些担忧，南部铁路的债券比北部路线的利率更高。《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在1850年报道：“这种不信任起源于从道德和物质意义上对危险的精确计量，因为这个社会是建立在非正义和暴力的基础上的。”8
美国奴隶制已经开始威胁到它一手创造的繁荣，因为南方棉花独特的政治经济与刚刚出现的自由劳动和北方国内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相冲突。此外，这两个经济体同时向西部地区的暴力扩张给新生的国家机构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9充足的肥沃土地和奴役劳动力使得南方成为兰开夏郡的种植园，但到了1860年，大量美国人，尤其是北方各州的美国人，抗议这种半殖民地式的依赖。他们及时引发了第二次美国革命。由于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南方奴隶主独立出去，把赌注押在他们的欧洲贸易伙伴将介入并维护世界经济，以维护自身格外有利可图的利益。南方的种植者明白，他们的棉花王国不仅依赖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而且也依赖他们保持奴隶制，并将其扩展到美国西部的新棉花产地的政治能力。奴隶制领土的持续扩张，对于确保其经济可行性，甚至是其政治可行性至关重要，而这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一个让人担忧地持分裂态度的共和党的威胁。奴隶主明白，对他们拥有人类资产的权力的挑战，来自新政党加强民族国家对其公民的权力主张的项目——这对于其自由劳动和自由土地的意识形态也是同等必要的前提条件。
然而，从全球角度来看，1861年4月北方联邦与南方邦联之间爆发的战争，不仅是为了美国的领土完整和其“特殊制度”的未来而战，也是为了全球资本主义对全世界奴隶劳动的依赖而战。美国内战是对整个工业秩序的一次严峻考验，它能否适应（哪怕只是暂时）失去其提供原料的合作伙伴——扩张的、奴隶驱动的战前美国——而不至于让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毁灭他们的帝国？正如浸信会传教报纸《印度之友》（Friend of India）的编辑约翰·马什曼（John Marshman）在1863年3月所说的：“可以说，南方的繁荣一直是以三四百万人处于奴役状态为基础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犯罪行为，我们很难摆脱这样的念头：来自上帝永恒王座的清算日已经到了。”10
清算日于1861年4月12日到来。在那个春日，南方邦联军队向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堡的联邦驻军开火。这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事件，是世界核心生产和贸易体系的一个小小的裂缝，但是由此产生的危机，恰恰彰显了全球棉花产业和资本主义的基础。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预测：“在这场战争之后，棉花和奴隶制都不会保持其原来的形态。”美国的这场战争以其惊人的持续时间和破坏力，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原料危机，并催生了新的全球劳工、资本和国家权力网络的出现。因此，全球资本和劳动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就是在偏远的北美战场上展开的。11
内战的爆发一举中断了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就存在的全球棉花生产网络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迫使英国在外交上承认自己，邦联政府禁止所有的棉花出口。等到邦联意识到这个政策注定失败了时，北方的封锁已经有效地阻止了大部分棉花离开南方。尽管走私活动依然存在，而且大部分走私者也都能成功，封锁的威慑作用却使得大部分运载棉花的船只不再从事南方贸易。因此，对欧洲的出口从1860年的380万包减少到1862年的几乎没有。由此产生的“棉荒”的影响迅速向外扩散，重塑了整个行业，并波及更大范围内的社会，从曼彻斯特到亚历山大港这样的地方都是如此。萨克森棉花制造业城市开姆尼茨的商会在1865年略带夸张地报道说：“贸易史上从来不曾出现如过去四年那样的重大且意义深远的运动。”12
疯狂的争夺随之而来。因为没有人能预测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以及美国南方的棉花生产什么时候能够复苏，这种争夺的努力更是不顾一切。1861年1月，《利物浦水星报》（Liverpool Mercury）的编辑们问：“如果这个岌岌可危的供应来源突然中断了，我们该怎么做？”一旦确实中断了，这个问题是全球决策者、贸易商、制造商、工人和农民首先要考虑的。13
起初，欧洲棉花生产企业的恐慌情绪稍微有所缓解，原因是前几年棉花进口量非常高，主要港口和工厂在未来几个月甚至一年内库存充足。此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加尔各答的纱线和布料市场也已经过剩。由于最初预期战争会很短，美国南方棉花出口量的减少意味着棉花价格上涨，棉花和棉产品所有者甚至欢迎这条信息。回顾当时，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莫斯科工业家的喉舌《莫斯科》（Moskva）还报道说，冲突起初帮助“我们摆脱了由于生产过剩而迫在眉睫的棉花行业的自身危机”。14
然而到了后来，供应减少和价格上涨开始使生产瘫痪。1861年夏末，美国驻英国大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给他的儿子亨利写信说：“这个棉花问题已经开始让人困扰了。”到1862年初，与上年相比，英国棉花进口总量下降了50%多，从美国进口下降了96%，工厂开始每周关闭几天，最后甚至完全关闭。棉花价格比战前水平翻了4倍，因此制造商关闭了商店，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早在1861年11月，兰开夏郡的制造商就已经关闭了6%的工厂，并且三分之二的工厂缩短了工时。到1863年初，兰开夏郡有四分之一的居民（超过50万人）失业，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或私人援助。住在兰开夏郡低荒地纺纱厂（Low Moor Mill）的织工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困境：“伤心和疲倦……难以保住自己的生活。”为了应对这种困境，“失业者”向内政部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得到救济。15
到1863年，失业工人在英国几个棉花城镇的街道上暴动，凸显了棉荒的爆炸性社会后果。内政部长接到城镇当局的要求，要求提供有关“未来紧急情况下如何获得军事力量”的消息。就连棉花商威廉·拉斯伯恩也在1862年春天向他的儿子报告说：“这里和制造业地区的穷人的处境非常悲惨，而且恐怕还会加剧。”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距离欧洲数千英里孟买商会的商人为了“帮助兰开夏郡困境中的工厂主”而筹集资金。“焦虑”和“忧虑”开始蔓延。16
类似的危机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在法国，制造商关闭了棉纺厂，因为他们承受不起高昂的棉花价格，美国棉花的进口量从1860年的60多万包减少到1863年的4169包。这对诺曼底这样地方的粗棉制造商打击尤为严重，因为棉花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最终价格。到1863年，诺曼底织机的五分之三处于闲置状态，而在生产高质量棉产品的科尔马和贝尔福地区，所有纱锭中的35%和全部织机中的41%处于闲置状态。同一年，法国国家救援委员会估计有25万纺织工人失业。在阿尔萨斯的纺织城镇，已经有人张贴海报，宣称“面包或死亡”（Du pain ou la mort）。17
较小的棉花中心也遭受了严重的困扰：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土地上，从1861年到1864年，原棉进口下降了大约50%，数百名工厂主把工人打发回家。仅在萨克森，从事棉花产业的约30万人中，三分之一的人在1863年秋天已经失业了，剩下的工作时间很短。美国北部虽然远离战场本身，但是仍受到战争的影响，成千上万的棉花工人失业，但社会影响不那么严重，因为许多人在繁荣的毛纺厂工作，为联邦军队生产衣服，或直接入伍。然而，在莫斯科，棉花纺纱业中有75%在1863年已经关门了。工人和制造商想必会同意美国驻德意志地区斯蒂廷市的领事的话：“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是摆在整个文明世界前的一场横祸，没有国家可以完全免受影响，不管它与战场的关联是多么微不足道。”18
虽然制造商关闭了纺织厂，纺纱工和织工遭受了磨难，棉花商人却在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棉花价格上涨导致了一阵狂热，“医生、牧师、律师、妻子和寡妇以及贸易商都开始投机”。棉花运输在交付工厂之前多次在投机者之间易手，每次转手都可以赚取少量利润。巴林兄弟公司在1863年夏天承认：“在这桩商品中所赚的钱和仍在赚取的金额几乎是惊人的；三年多来没有一包棉花从印度运抵，但已经支付了利润，而且利润相当可观。”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因为市场上存在着许多投机者（导致许多交易）和价格上涨（他们的佣金是价值的一个百分比）而大为获益。1861年，棉花进口总值为3970万英镑，1864年达到8400万英镑，尽管数量大大减少。19
随着价格波动和投机行为的蔓延，贸易商也在努力将投机性市场交易，特别是远期交易制度化。到1863年，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创建了一个标准格式，供商家就将来交付棉花的合同使用，利物浦报纸也开始报告印度棉花的远期价格。那一年，在孟买开始出现“远期合约”（time bargains），为“赌博爱好者”提供了新的机遇。实际上，战争导致了“革命性的贸易现代化”，而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期货市场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20
当商人和投机者受益于全球对棉花的争夺时，制造商大声地迫切地要求开放新的棉花来源。在法国，来自不同棉花生产地区的工厂老板不断向帝国政府施压。“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的生产领域”，鲁昂市商会写道。1862年，一批来自孚日瑟诺讷的棉产品制造商呼吁拿破仑三世将中国工人带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种植棉花。那年，棉产品制造商雅克·西格弗里德在米卢斯商会的支持下，向米卢斯工业协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主张在阿尔及利亚种植棉花：“殖民不是为了棉花，棉花是为了殖民。”当富有的阿尔萨斯棉产品制造商安托万·埃尔佐格（Antoine Herzog）于1864年坐下来写一本名为《阿尔及利亚与棉花危机》（L’Algérie et la crise cotonnière）的书时，他希望法国意识到自己正在“任由一个民族的政治变迁的摆布”，因此需要“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在能够生产棉花的国家开展棉花种植，并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我们的殖民地开展棉花种植。”埃尔佐格恳求拿破仑三世接见自己，支持自己在殖民地种植棉花的努力，甚至还前往阿尔及利亚调查了那里的棉花生产机会。21
在制造商的压力下，以及出于对棉花工人的苦难和动员的关切，政府官员也表示担忧。棉花毕竟是国民经济的中心，而且对于维护社会和平至关重要。一些欧洲官员主张承认美国南方邦联，打破联邦的封锁，以获得迫切需要的棉花。另一些则希望从美国以外的地方获得新的棉花来源，拥有庞大棉花产业和大量殖民地的两个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在这方面尤为迫切。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已经赶紧向曼彻斯特的棉产品制造商保证，他的政府将尽全力从美国以外的地方取得棉花。然而，1862年7月，美国驻埃及亚历山大港的领事威廉·塞耶（William Thayer）报告说：“政治家几乎全部陷于无力解决眼前困境的绝望之中。”普鲁士驻华盛顿公使弗雷厄尔·冯·杰罗特（Freiherr von Gerolt）和他的英法两国同行一起，在与美国国务卿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会晤时多次重复说明棉花对本国经济福祉的重要性。英国下议院、上议院和法国参议院多次就“棉花问题”展开辩论。22
公众对于确保获得国内工业所需的廉价原材料的强烈关注与过去明显不同。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原棉市场一直决定性地由商人主宰，但现在棉花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问题，而国家在这几十年来的商人政治动员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工业生产的大量投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奇事物，这要求土地、劳动力和金钱的不断供应。政治领导人正在为棉荒而战，他们看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他们自己只能和制造商一样，依靠可预见的廉价原材料供应。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在1861年10月警告说，英国必须得到棉花，因为“我们不能让数百万人民灭亡”。法国殖民部委托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在圭亚那、暹罗、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塞内加尔等地种植棉花的前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的轮廓开始出现。23
回应对棉花的迫切需求，在位于利物浦以东4600英里和安提塔姆③以东9200英里的地方，印度商人和耕种者、英国殖民官僚和曼彻斯特制造商开始了一场为国际市场种植棉花的疯狂竞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一直试图培育印度作为可靠的棉花来源，然而根据孟买商会的说法，这一努力“显著地失败了”。事实上，正如《经济学人》在美国内战爆发前所指出的那样，“只要南部各州还有黑人，只要这些黑人还在继续工作”，那么在印度种植棉花供应世界市场就“只是一场冒险，而不是一项事业”。24
然而，炮击萨姆特堡事件宣布印度的时代来临了。对于棉花商、制造商和政治家来说，没有哪个地方看起来比印度更有希望成为棉花的来源。事实上，曼彻斯特商会的埃德蒙·波特认为，这“似乎是笼罩在我们身上的苦难的唯一补救措施”。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的棉花资本家和殖民地官员狂热地工作，以增加印度棉花产量，并将其推向市场。一位观察家在1861年7月从纳格波尔写信说：“在我看来，棉花似乎是当今最主要的话题。”印度的英文报刊充斥着成千上万的有关棉花的故事。曼彻斯特制造商向孟买运送棉籽以分发给耕种者；他们把轧花机和压平机运到了农村地区；他们还谈论投资铁路，以把棉花运送到海岸。然而，他们却陷入了印度众所周知的障碍之中。1862年，当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向印度运送轧花机和打包机时，他们计划将它们卸到靠近棉花种植区的新建的塞达舍尔港。然而，当船到达时，他们发现港口还没有完工。最后他们将轧花机和压平机搬到另一个有卸载设施的港口，但是这个港口连接到棉花种植区的道路还没有完工，机器也不能移动。25
面对这样的重重困难，英国的棉花生产商加倍努力改造印度的农村，特别是通过他们主导的两个组织，曼彻斯特商会和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毕竟，曼彻斯特商会会员亨利·阿什沃斯问道：“如果我们不使用它们，我们的财产又有什么价值？”阿什沃思等人向一个新近愿意回应商人呼声的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更改刑法使棉花掺假成为犯罪行为，制定新的财产法，以创造清楚界定、易于销售的土地财产。26
面对来自制造商和商人的这种压力，国家并没有置若罔闻。早在1861年9月，印度财政部长塞缪尔·莱恩（Samuel Laing）就在曼彻斯特与棉花利益团体的代表会晤，讨论如何改善印度棉花生产，在整个战争期间还在曼彻斯特、伦敦和孟买举行了会议。英国印度外交大臣查尔斯·伍德（Charles Wood）也看到了这种紧迫性，并建议“尽可能地从印度获取棉花”。英国殖民官员还撰写了数十份报告，调查印度各个地区的棉花种植潜力。27
英国政府和制造商一致认为，帝国的行政、法律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需要渗透进印度农村。也许最重要的是，制造商施压要创造一种新的法律环境，以促进欧洲对棉花生产的投资，加强欧洲的支配。棉花资本家希望改变印度的合同法，以“对已经收取定金的违约行为进行处罚”，给予“预付定金者对他预付的农作物完全的留置权”，允许实施包括苦役在内的各种处罚。如果对在他们的资本支持下种植的棉花，商人能够获得绝对处置权，就会被鼓励进行投资，而这将有助于克服“在印度农业人口中执行合同法面临的困难”。这还允许耕种者全力投入经济作物，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棉花作物成熟之前用预付款购买粮食。最终制造商施加的压力成功了，新的合同法颁布实施了。而且，1863年又颁布了刑法，将棉花掺假定为犯罪行为，可以处以苦役的刑罚。28
这样的开创市场的努力和实体基础设施的建设齐头并进，兼顾了“曼彻斯特人士”和殖民地国家利益，特别是铁路建设，正如查尔斯·伍德所说，铁路不仅可以将棉花运到港口，还允许部队迅速行动来制伏叛乱。仅在美国内战的第一年，印度政府在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几乎翻了一番。1864年，英国政府为印度拨款700万英镑用于“公共工程”，《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评论道：“这个预算……可被视为用于一个明确目标，即开放从农村到市场的更便捷的通道。”伍德本人担心曼彻斯特的压力，于1863年3月写信给印度财政部长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敦促他更积极地改善基础设施，因为不这样做是“自杀行为”。伍德警告说：“我们必须建设这些道路。”而且，殖民地政府把棉花产品进口关税从10%降低到了5%，这得到英国制造商强烈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关税给“机械化生产的制造……虚假的鼓励”，从而“把印度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农业种植之外，而印度土壤可以大量生产各种产品”。他们同意，印度的未来不在制造业，而在于向欧洲棉花工业提供原棉。29
然而，尽管有这些影响深远的干预措施，制造商仍然对英国政府感到不满。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呼吁国家进行更多干预，现在语气已经接近歇斯底里了，这促使商人、制造商和帝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这种关系成为棉花帝国19世纪最后30年的标志性特征。
曼彻斯特商会一直抱怨政府对棉花缺乏热忱。受挫的制造商试图通过在议会采取行动来增加压力。1862年6月，来自棉花消费地区的议员要求政府加大对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促进棉花向世界市场的转移。在这次辩论上，斯托克波特议员约翰·本杰明·史密斯说：“棉花的供应不仅仅是兰开夏郡的问题——这是一个对整个国家都很重要的问题。”这些情绪变得如此强烈，最终兰开夏郡制造商公开抱怨查尔斯·伍德，棉花供应协会成员要求“弹劾无能的部长”。英国政府的回应也同样不客气，伍德经常表示对“曼彻斯特人士”的厌烦。这些制造商的利益和英国政府的利益从来没有完全一致，因为查尔斯·伍德和其他英国政府官员敏锐地意识到，在1857年印度大起义严重挑战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后，危害印度脆弱的社会秩序有着巨大的危险。与许多制造商不同的是，他们理解在印度农村实施转型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的项目。30
然而就在此之前，棉荒为殖民地原料生产开辟了新的前景。即使是鼓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最为热情的《经济学人》也最终赞同国家介入，以获得棉花，特别是来自印度的棉花。很难用“供求定律”这样的词汇来替这种做法做辩护，但最终《经济学人》和其他许多人都找到了一个办法：“答案，至少是答案的一大部分是，似乎在印度社会的许多重要部分都存在着非常特殊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抵制了主要动机的作用，而政治经济必须依赖其效用。”他们还说，在印度，“一个共同政治经济的原始先决条件……无法得到满足。英国人需求很高，但简单来说，印度人不是一个很好的供货方”。因此，“在这样的事实状况下，政府干预行为并不是在放宽政治经济的规则。政府干预并没有妨碍‘供求关系’的效果和运作，而是为了确保达到这种效果……对于一个缺乏普通经济能力的国家，建议采取一种不寻常的政策，并不比为失明和失聪儿童推荐一种不寻常的教育方法要更不寻常”。31
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也加入了鼓吹国家干预全球种植棉花的农村的阵营中。例如，棉产品制造商、议会议员和自由贸易倡导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同意，亚当·斯密的想法不适用于印度。同样地，曼彻斯特商会于1862年7月召开了一次关于印度棉花供应问题的特别会议，要求“必须对这一目标提供公共支持，推进有助于棉花生产并将其运输到港口的公共工程，如灌溉、公路或铁路建设，以及修改和完善合同法和土地权属法”。制造商和殖民官员面对棉荒，对市场运作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正如1862年5月达瓦尔地区棉花轧花厂的总监所报道的那样：“我们有强烈的信念，相信一般来说，在与贸易有关的事务上通过立法进行干涉是不明智的，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当前这些问题极为重要，不仅影响当地，而且影响国家的利益，而且现行法律明显效率低下，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更为严格的立法是必要的。”尽管伍德和棉花业呼声较高的人士关系不谐，他也开始相信，“供求法则”的运作不足以将更多的印度棉花带到英国。他认为印度的农民喜欢闲暇而不是积累，导致价格上涨时产量不足。如果期望印度在棉花经济中取代美国南方，印度就需要国家的改革和强制措施。奴隶制的危机迫使帝国以新的方式进入全球棉花种植的农村。32
政府干预的效用还得到了迅速提高的价格的推动，世界市场生产的过渡往往非常缓慢，高昂的价格现在让这一进程大大加快。在战争的头两年，印度棉花的价格翻了两番。结果，印度耕种者开始在刚刚清理的土地上种植棉花，并在曾经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上种植棉花。据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所说，这种前所未有的对出口农业的投入，造就了“意料之外的大规模供应”。这种农业在战时获利极高，还使得欧洲的棉产品制造商能够获得一些保持工厂运行所需的原料。印度在1860年只贡献了英国原棉进口量的16%，贡献了1857年法国原棉进口量的1.1%，而到了1862年，则贡献了英国原棉进口量的75%，法国的70%。这些棉花部分是从国内市场和竞争性的国外市场（特别是中国）转移过来的，其余的则是因为总产量增加了50%。33
印度西部——特别是英国人在1853年才获得的贝拉尔省——的农村生产者，是这种产量增长的最大功臣。孟买的爆炸性增长的确可以追溯到美国内战时期，因为印度棉花放弃了先前供应的孟加拉渠道，转而供给孟买这个欧洲转口港。到1863年，甚至有装满棉花的船只从孟买驶向纽约。欧洲商人和制造商抱怨印度棉花质量差——不够干净，纤维更短，需要调整机器——但印度棉花防止了欧洲棉花工业的彻底崩溃。《棉花供应报道》注意到：“在借由英国资本促进印度原材料生产方面，美国奴隶主要远比英国资本家在单干的情况下做得更多。”美国奴隶制的危机实际上已经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棉花种植的农村进行重新配置。34
改造印度部分地区的这一波活动浪潮也波及了埃及下游的尼罗河三角洲。为了应对棉产品制造商对新的原棉来源的迫切需求，奥斯曼帝国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Muhammad Sa’id Pasha）很快就决定把自己的大片土地转变为棉花农场。根据马萨诸塞州棉产品制造商爱德华·阿特金森的说法，穆罕默德·赛义德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出色的棉花种植者”，但阿特金森并不知道的是，他是在以强迫和暴力加诸埃及农村的前提下做到这点的，其中包括从苏丹进口奴隶作为额外的劳动力。35
从总督的有利位置来看，他通过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棉花来实现埃及的现代化的长期项目的时机，现在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项目是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于大约40年前开始的。新的铁路、新的运河、新的轧花机和压平机都已经出现。到1864年，下埃及40%的肥沃土地已经转化为棉花农场。从1860年到1865年，埃及的农民耕作者把棉花产量从5010万磅增加到了2.507亿磅，是原来产量的5倍，这是意义重大的永久性的经济变化，因此埃及历史学家将美国内战列为该国19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棉花出口价值增长了14倍，算得上“一场经济革命”。因此，1862年美国内战期间，当埃及总督到达曼彻斯特时，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36
内战的影响也波及了巴西东北部的海岸。数十年前，自给自足的农民占领了伯南布哥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大片属于大地产所有者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农民开始种植少量的棉花，以获得购买生活必需品和缴纳税收所需的现金。当美国内战期间棉花价格飙升、英国信贷淹没农村时，农民放弃了生计作物，转而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种植者的棉花出口总量翻了一番多。37
世界其他地区的农民也对棉荒做出了回应。例如，西安纳托利亚在1863年的时候出口量增长到了战前3倍以上，达到了3150万磅，这既要归功于英国的私人棉花资本家，也要归功于伊斯坦布尔的帝国司令部，后者为棉花种植者提供特权，发放美国棉花种子，还把铁路扩展到腹地地区，以帮助将棉花运输到海岸。在制造商和米卢斯工业协会的压力下，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官员在美国内战期间努力增加棉花生产，并得到一些在那里筹集资金并开展业务的私营公司的支持。在阿根廷，“传播棉花种植的试验开始了几次，特别是在1862年到1865年期间……当时美国的棉花出口由于内战而下降”。在未来的棉花大国墨西哥，棉花种植大增，服务北方联邦市场，1861年至1865年期间棉花出口价值猛增8倍。秘鲁棉花产业的出口量翻了两番。同样，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地国之一中国，打破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的限制，涌入世界市场。外高加索和中亚棉花开始出现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西非棉花在非洲商人和法国殖民者的共同努力下，在阿尔萨斯和诺曼底找到了热切的买家。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在未来的德国殖民地多哥，非洲商人雇佣奴隶生产棉花，将其运往利物浦。38
棉花潮的确在政治经济学家、制造商和商人中引发了更多的幻想，他们希望世界这个或那个地区能够填补战争导致的空缺，这表明对美国内战的这种反应的性质是多么混乱和实验性。《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多次大肆鼓吹非洲、印度、澳大利亚和中东各地的棉花前景。1864年，一位法国观察家乐观地宣称：“非洲是棉花真正的家。”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卫报》（Queensland Guardian）在1861年认为：“昆士兰必须棉花化。”然而让棉产品制造商和轻信的投资者懊恼的是，美国内战期间，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计划都奏效了。在世界市场上销售的非洲、阿根廷和中亚棉花的数量仍然很少，在这些地区的障碍仍然太大，是私人资本——即使在迫切的欧洲政府的配合下——难以克服的。39
然而，在美国内战期间，商人、制造商和政治家瞥见了棉花帝国的未来形态。正如塞缪尔·鲁格莱斯（Samuel B. Ruggles）向纽约商会解释的那样，他们“为了地球上文明国家的商业解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40由于他们，印度、埃及和巴西的棉花才能大量进入西方市场。此外，他们在棉荒期间的经历，也开启了殖民冒险和国家介入商品市场的大胆新景象。虽然在战前，棉商和制造商的活动也是以私人投资和国家游说为主，但棉荒大大提高了这些棉花资本家对国家和自身的政治成熟度的依赖。殖民主义已成为关乎自身利益的紧迫问题，因为资本家明白了，他们的全球网络和庞大的资本投资在当地的动乱面前是多么脆弱，而奴隶制又变得多么不稳定。
然而，美国棉花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依然存在疑问。它会回到全球市场中吗？如果是的话，棉花仍然由奴隶来种植吗？
欧洲一些棉产品制造商和商人甚至希望南方邦联和北方联邦永久分裂，以便在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邦联中继续由奴隶种植棉花。他们认为棉花帝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依赖奴隶制。在法国，检察总长报告，阿尔萨斯纺织业地区的纺织厂主普遍认为“从商业角度来看，由于南方愿意同欧洲进行贸易，这种分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1862年，科尔马总检察官发现，舆论越来越支持“立刻承认南方邦联”。勒阿弗尔商人几乎一如既往地支持南方邦联的事业，《勒阿弗尔信使报》（Courier du Havre）在表达这种情绪上最为激烈。在英国，许多有产者同样反对北方的事业，既是出于他们自己反民主的态度，也出于他们对一个分裂且虚弱的北美力量的偏好，不过对棉花问题的担忧也在他们考虑之内。当约翰·亚瑟·罗巴克（John Arthur Roebuck）在众议院鼓吹承认南方邦联时，他不厌其烦地提到兰开夏郡纺织工人的命运和他们对棉花的需求。利物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港口，是邦联之外世界上最亲邦联的地方。利物浦商人协助棉花运出遭联邦海军封锁的港口，为邦联建造军舰，向南方提供了军用装备和信贷。利物浦南方俱乐部（Liverpool Southern Club）以及认可邦联中央协会（Central Associa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nfederate States）一再鼓吹南北永久分离。即使是利物浦商会也乐于接受一个独立的邦联带来的好处。利物浦的商业界认为，正如布朗兄弟在利物浦的合作伙伴弗朗西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Francis Alexander Hamilton）于1861年8月所写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力量可以使南北两部分统一起来”，北方联邦的胜利“完全不可能”。41
利物浦并不孤单。在曼彻斯特，南方俱乐部（Southern Club）和曼彻斯特南方独立协会（Manchester Southern Independence Association）也在为南方鼓吹。1862年，数千人在英国棉花城镇举行集会，要求政府承认南方邦联，其中有很多是工人。虽然还有许多工人支持联邦，因为北方的斗争日益被认为是在争取自由劳动，但精英的情绪倾向于支持邦联，曼彻斯特商会主席预计：“南方诸州永远脱离是不可避免的。”42
这种情绪虽然在棉产品制造商和商人中并不普遍，却有可能影响到政府（特别是英法两国）对美国内战的态度。北方联邦的利益在于要让欧洲政府保持中立态度，他们认真对待这一威胁。而南方邦联认为它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就是获得国际认可。欧洲国家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去介入：英国不得不考虑加拿大省份的命运，以及对从美国北方进口的小麦和玉米的日益依赖，而法国、俄国和普鲁士等大陆国家则有兴趣维持一个强大的美国来制衡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欧洲调解冲突甚至承认邦联始终是可能的，其倡导者几乎总是吹嘘一个独立的南方邦联作为棉花来源的好处。43
棉花生产地区的社会动荡，包括示威、骚乱和罢工（仅在法国就有50多场），加剧了国家官僚和资本家的焦虑。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对兰开夏郡社会动荡的恐惧可以成为英国干涉美国冲突的原因。1862年，格莱斯顿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对棉荒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进行了可怕的描述，他赞美了英国工人的耐心，将棉荒的重要性与大英帝国遭受的另外两次灾难——爱尔兰饥荒和印度大起义——相提并论。44
棉花利益集团一直在向林肯政府施压，以保持欧洲棉花消费者的需求。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外交信函表明，英国外交大臣罗素伯爵和法国政府一起对联邦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里昂勋爵（Lord Lyons）向伦敦报告说：“我于1863年7月25日去了国务院，跟苏厄德先生谈了棉花问题。我告诉他说，在密西西比州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们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但现在这条河已经打通了，现在是时候兑现此前向我们做出的承诺，充分供应棉花了。他准备做什么来兑现他的承诺？”林肯很清楚棉花在冲突中的重要性。他在1861年12月3日的第一个年度咨文报道中指出：“叛乱分子用来鼓动外国敌视我们的主要工具是……商业上的困难。”到了1862年年中，当内阁讨论林肯要宣布解放叛乱各州的奴隶的计划时，苏厄德成功地反对“立即颁布”计划，他还“强烈支持棉花和外国政府”。苏厄德担心宣布解放奴隶将导致欧洲对邦联的承认。他注意了最近的发展动态，认识到美国内战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潜在的革命性影响，并呼吁谨慎行事。45
美国外交官也经常被人提醒，欧洲迫切需要棉花。当埃及亚历山大港的美国领事威廉·塞耶1862年夏天前往伦敦时，他向苏厄德汇报说，英国政策精英一直在考虑承认邦联的问题。同一年，美国驻布鲁塞尔公使亨利·桑福德（Henry Sanford）遇到了法国国务秘书，后者警告道：“我们已经差不多用光棉花了，我们必须拥有棉花。”1862年拿破仑三世与美国驻巴黎公使威廉·代顿（William L. Dayton）谈话时，他希望“你们的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减轻这里因为缺少棉花而遇到的困难”。法国受到来自棉花工业家的巨大压力，积极从事外交努力，以试图结束美国的冲突，因此，米卢斯棉产品制造商古斯塔夫·伊贝尔特－克什兰（Gustave Imbert-Koechlin）宣布：“美国内战双方有望实现和平”。南方邦联在欧洲的外交官受到这种抱怨情绪的鼓舞，知道欧洲对南方棉花的需求是他们外交武库中最强大的箭头，随着内战越来越不利于南方，他们也越来越绝望地使用了它。46
北方联邦的外交官也试图反制这种情绪，通过协调努力与欧洲公众直接沟通。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于1861年告诉他的儿子，如果他能写一本关于棉花问题的小册子，将会非常有用。他写道：“生产棉花需要两件东西，劳动力和适宜种植棉花的土壤。”他建议“首先研究土壤问题”，他认为，全球各地有很多种植棉花所必需的环境条件。他补充说，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比如在印度和埃及，劳动力也很丰富，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劳动力，这样就会面临苦力问题”。亚当斯认为美国内战是其他地区棉花生产者崛起的机会，可以永久瓦解南方几乎垄断的地位。“这场（为了封锁和棉花新来源的）斗争不能更重要了”。“美国奴隶制的毁灭取决于随之而来的全世界范围内要求棉花的压力”。47
事实上，让欧洲强大的棉花利益集团能够理解反对邦联的战争的最佳途径，就是证明廉价的棉花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美国政府确实尽力鼓励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例如将大量的棉籽移到国外。苏厄德在1862年4月写道，华盛顿“显然有责任……检查其他国家种植棉花的能力，并尽可能地鼓励棉花种植，从而反制国内棉花垄断者的破坏性计划”。埃及因为有着长纤维棉花作物，在这个评估中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用高质量的替代品代替美国的出口品，这是印度棉花做不到的。在整个战争年代，塞耶经常与总督会面讨论棉花生产问题，并最终聘请了总督的亲信阿尤布·贝·特拉布尔希（Ayoub Bey Trabulsi）来检查“埃及的棉花”。由于这些关系，塞耶能够在1862年11月说：“总督已经发挥了他的影响力，以帮助增加种植……他已经……建议所有的大地产主今后要用四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棉花。由于总督阁下的建议实际上相当于命令，业主已经……开始加速正在进行中的农业革命。”48
苏厄德深信这种努力会取得成功，他特别强调全球棉花生产对南方争取独立的不可预见的影响。“如果暴动的各棉花州发现埃及、小亚细亚和印度向全世界提供棉花，而加利福尼亚则为其提供购买的资金，他们还是看不到自己的繁荣和希望正在消失，就是瞎了眼，看不到自身的前途。”49
事实上，美国决策者的这些尝试确实有助于缓解华盛顿和欧洲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1862年春，利物浦巴林兄弟公司认为，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太可能的，“只要我们从印度大量进口棉花”。1862年8月，查尔斯·伍德说：“我们国内唯一的麻烦……兰开夏郡的困境……可能会大大减轻，只要一些数量合理的棉花可以从印度运来，比去年的数量要多。”到1863年，从印度进口的大量棉花已经缓解了法国的棉花危机。事实上，到1864年初，各棉花制造区的检察官可以报告说，从印度和埃及进口的棉花已经减轻了制造商的压力，工厂开始慢慢地再次生产，结果，“斗争……已经在我们的省里失去了很大的兴趣”。50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的1871年，当苏厄德来到印度阿格拉——也是阿克巴大帝的坟墓——参观那里的一个轧花厂时，他说，“我们从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皇帝阿克巴的陵墓，前往了美国的伪君主——棉花之王——的坟墓”。51
一旦有大量来自美国以外的棉花，欧洲政府所受到的来自棉花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下降了。波士顿棉花生产商爱德华·阿特金森松了口气，认为“欧洲对棉花州的依赖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并认为不久之后“欧洲将完全不依赖这个国家的棉花供应”。到了1863年，即使是那些生计要依赖棉花、曾经拥护南方各州独立的人，也开始设想一个不依赖奴隶制、多样化的原棉供应网络了。52
有些人甚至开始认为，南方顽固地要求独立和保持奴隶制是导致世界经济混乱的真正原因。毕竟，与南方种植者及其政府不同的是，棉花商人和制造商并没有专注于某种特定的棉花来源——美国的南方，也没有专注于特定的劳动制度——奴隶制——来制造这种棉花。他们要求的只是一种安全、可预测的、达到品质要求的廉价棉花供应。
然而，对封锁造成的短期供应中断做出反应是一回事，而想象没有奴隶制的棉花帝国则是另一回事。根据他们对此前80年里棉花帝国的历史的理解，许多商人和制造商担心事情会像《不来梅商报》所说的那样发展，“奴隶制与棉花生产之间的深层关系”可能被破坏，“大批量生产棉纺织品的基本条件”会被摧毁。53
早在1861年，当联邦将军弗雷蒙（John C. Frémont）在密苏里解放奴隶的时候，《经济学人》就担心这种“可怕的举动”可能会蔓延到其他蓄奴州，“在这些肥沃的土地上造成彻底的破坏和普遍的荒芜”。《棉花供应报道》甚至还宣称，如果战争成为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的话，可能会出现“第二次圣多明各暴动的恐怖”，并预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庞大的棉花生产行业必然突然崩溃”。持有这种信仰的人把里士满的陷落看作这种后果，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不来梅商报》的说法，即使是“最夸张的想象力也不足以预见其影响”。54
考虑到这些担忧，美国的400万奴隶（其中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耕作者）在战争期间或战后立即获得了自由，这一点更为了不起了。奴隶认为他们的主人在镇压叛乱分子的国家政府面前处于劣势地位，在这种想法的鼓舞下，奴隶开始了农业起义。美国奴隶抛弃种植园，撤出劳动力，向联邦部队提供情报，最终还拿起武器充当联邦士兵，使得一场分裂战争变成一场解放战争。他们成功了。此前和此后都不曾有棉花种植者的叛乱如此成功过，他们的力量偶然由国家精英内部的深刻而不可调和的分裂而被放大了。55
面对前所未有的反抗，奴隶制不可能复活，棉花资本家需要寻求动员棉花种植劳动力的新途径。他们在世界其他地区过去的棉花种植经验中找不到太多的安慰。按照战前世界的棉花市场价格，尽管一些制造商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还是很少有印度、巴西或非洲的种植者为欧洲市场生产大量棉花。农民顽强地坚持自给农业，即使是为市场种植的少部分棉花，他们也把它卖给了附近的纺纱厂，而不是卖给利物浦或勒阿弗尔的商人。甚至在美国本身，作为奴隶在战争中获得自由的时候，许多人很快就放弃了种植园的工业节奏，而试图把精力集中在自给农业上。56
此外，早些时候在加勒比地区解放奴隶的经验，尤其是圣多明各的经验，使商人和制造商对前奴隶生产经济作物的前景不抱太大希望。早在1841年，赫尔曼·梅里沃尔就曾指出，“在黑人拥有自己的小块耕作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情况下，迫使他们去当雇工”是很困难的。（英国）特别委员会在调查西印度群岛的“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在1842年同样指出，解放之后，农产品的产量减少了，因为“劳动者只需在种植园中一星期工作三四天，就能过得很好，还能积累财富”。《经济学人》指出：“在热带地区，大自然赋予了人类永久性贫穷的益处，也可以说是诅咒，那里丰盛的食物本身即确定了最低工资。”57
对英国殖民地官员霍姆斯（W. H. Holmes）来说，两难处境非常清楚：“当奴隶成为自由人时……他的第一个愿望也是独立自主，完全做自己的主人。”在他仔细研究过的圭亚那，“即使是那些非常肥沃的土地原先无法提供的少量奢侈品，只需要少量的劳动就可以获得”，这使得农民不可能为了工资去种植出口作物。法国的殖民官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旦“黑人……获得了自由……他们就返回到了野蛮人的小屋”。获得了自由的奴隶回归自给自足的农业，这被许多前奴隶预想为新自由的真正基础，却是全世界棉花商人和制造商最糟糕的噩梦。58欧洲观察家关于自由奴隶的担忧被加勒比地区的事态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例如牙买加1865年的“摩兰湾叛乱”，当时一群牙买加黑人反抗殖民地政府对一群非法占地者施加的严厉惩罚，被英国军队血腥镇压了下去。
土地所有者、制造商、商人和政治家从对过去经验的解读中得出的结论是，解放可能对世界机械化棉花工业的福祉构成威胁。因此，他们积极努力寻找方法来持久地重建全球棉花生产网络，试图去改造全球农村而不是诉诸奴隶制。在战争期间，他们通过文章、书籍、演讲和信件热切讨论是否可以在非奴役劳动力的基础上种植棉花。例如，爱德华·阿特金森早在1861年就写了一本《自由劳动力种植的廉价棉花》（Cheap Cotton by Free Labor），参加到辩论中来，一年之后，威廉·霍姆斯的《自由棉花：怎样和在哪里发展》（Free Cotton: How and Where to Grow It）扩展了讨论范围。一位法国匿名作者在同一年写了一本《美洲白人与黑人以及两个世界的棉花》（Les blancs et les noirs en Amérique et le coton dans les deux mondes），声援了霍姆斯。59
很快，这些论著又从美国内战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在内战期间，在埃及、巴西和印度以及美国南方的联邦控制区，突然转向尝试由非奴隶的劳动力来种植棉花，毕竟代表了一个全球性的实验：一个有着棉花但没有奴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这些预演是为了在战后能存在一个不再依附奴隶制的棉花帝国，孕育了两个有些矛盾的信仰。有少部分观察家认为，即使没有奴隶制，也可以获得足够的棉花，使棉花生产能够继续迅速扩张。例如，英国女子自由种植棉花（English Ladies’ Free Grown Cotton），一个松散的妇女协会，就持这样的看法，他们承诺只购买用自由劳动力生产的棉花制成的布料。也许最乐观的是，它被诸如爱德华·阿特金森这样的美国共和党人所接受，他相信美国南方的棉花生产可以通过使用“自由劳动力”而大幅度扩张——也就是说，前提是获得自由的奴隶不要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业。阿特金森因为自己在棉纺织厂配备受薪工人取得了成功，因而坚信美国及世界棉花供应的未来取决于南方地产主和南方各州激励获释奴隶自行生产棉花的能力。60
然而，内战的经验也表明，只有在不可持续的高价下，非奴隶劳动力生产的棉花才能进入世界市场。毕竟，印度棉花的价格翻了两番，而此前以较低的价格把印度棉花推向世界市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败。而且，从1864年和1865年的视角来看，伴随解放黑人奴隶而来的还有美国南方的相当大的社会动荡。棉花资本家普遍认为，自由会使原棉供应量永久性减少，这是相当合理的推论，并且最直接地表现在战后棉花价格远高于战前水平上。利物浦收到了一些惊人的消息，如拉斯伯恩家族收到的报告预测“无法在明年依靠黑人的劳动力”。巴林家族反过来又声称，“很少有人认为，人们可以在南方充分地重新组织劳动力，使得在下个季节种植和采摘超过150万包生棉”（1860年棉花产量为540万包）。61
由于在棉花产业圈内，人们普遍担心棉花收成会永久性减少，邦联政府失败后，要求重建美国南方种植园农业的压力大为上升，特别是要求棉花种植者有序地返回田地。《不来梅商报》呼吁宽恕战败的种植精英。1865年春，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弗雷德里克·威廉·阿道夫·布鲁斯爵士（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向伦敦报告了重建的现状，严厉批评“极端共和党人”，他还提醒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总统考虑振兴棉花生产的迫切需要。他非常关切自由民是否工作以及如何工作的问题；他担心“黑人的解放将是对种植棉花和甘蔗各州的物质繁荣的巨大打击”。他关注南方的动乱，也批评赋予被释黑人奴隶选举权的做法，他于1865年5月相当赞许地报道“各地正在采取措施强迫黑人工作，并教导他们自由意味着为工资而工作，而不是为主人而工作”。62
但棉花资本家和政府官员在战争中也学到了更广泛的教训。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限制了棉花的生产。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的成员是世界上这方面问题最重要的专家，他们知道在全球许多不同的地区，土地和气候条件“和美国的质量相当，甚至优于美国”。但是这些全球棉花专家发现，“最迫切的必需品——劳动力”更难以找到。就像印度财政部长塞缪尔·莱恩所说的那样：“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很可能取决于印度的自由劳动力生产的棉花，是否可以卖得过在美国奴隶生产的棉花。”63
但这样的劳动力从哪里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内战期间，棉花利益集团的努力正好集中于在不曾为欧洲市场大量种植棉花的地区获得劳动力。棉花供应协会主席简要地总结了这一战略：“我们现在正在打开内地。”这个战略历史悠久，然而美国内战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资本家和政治家投入其中。64
全球棉花生产网络在地域上的迅速扩张，与寻找新的方式来激励农村耕种者种植棉花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努力深深纠葛在一起。正如政治学家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所说的那样，统治者如何才能让农民种植这些“不能吃，也不能满足当地的需要”的作物呢？又或者，用1861年法国观察家马蒂厄（M. J. Mathieu）更直白的话来说，要如何“去管教和激励黑人工人”呢？65
在整个棉花帝国，官僚和资本家都在就“黑人是否从现在开始是勤劳的工人”这个问题而伤透了脑筋。66在一篇异常长的文章中，《经济学人》借内战结束之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认为：
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问题像白人和深肤色种族之间的关系这样，涉及的经济结果如此广泛，如此之久……可能就是命运，现在则甚至是职责，而且肯定是欧洲人——特别是英语族群——的利益，去要求他们来引导和督促全亚洲、非洲，以及由非洲、亚洲或混合种族所居住的美国部分地区的工业企业。那些企业确实很大……发展这些新的繁荣之源所必需的一个条件是安排某种工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量的黑人劳工自愿在极少数的欧洲监工的帮助下工作。不仅要有个体劳动者，而且要有组织的劳动力，在科学安排下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果，这样巨大的作业，例如开掘隧道、采摘棉花等其他工作，才可能在没有罢工和争吵的情况下完成，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应该对劳动力价格有不自然的增加，例如施惠收买工人服从那些天然与他们的偏见相排斥的命令。
《经济学人》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所有这些目标都是靠奴隶制得到的。因为仅仅以廉价完成重大工程而论，任何其他组织都不可能和那些把技术高超的欧洲人置于顶端，使他成为低技术的黑人或深肤色劳动者的专制主人的组织相提并论……”但是奴隶制也有“道德上和社会上不利的后果”，因此，“必须要开创一个新的组织，而我们所知唯一可以有效运作的组织是……基于完全自由和相互利己的基础上……但是，如果我们要采纳完全自由的原则，那么很明显深肤色种族必须以某种方式自愿服从白人”。67
但是，如何让“深肤色种族自愿地服从白人”呢？内战已经无意中改变了棉花种植的地点和方式的可能性，一举推翻了全球棉花生产网络中被迫劳动力和自由劳动力之间的平衡。奴隶自己的坚决努力以及在新近获得自由的男女支持下的联邦军队的推进，摧毁了250年来推动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奴隶财产制度。但是世界棉田新出现的秩序依然有待确立。68
在美国内战期间只能隐约地一瞥到重建的轮廓。然而，到了19世纪末，棉花世界将会大不相同。商人、制造商和农业生产者对危机的反应速度和灵活性，显示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尤其显示了他们有能力调集新的、间接的但影响深远的国家权力，来保证劳动力供给，而不是直接拥有人类财产。《两个世界的评论》敏锐地评论道，“解放奴役的种族和重振东方民族有着密切的关联”。69
1865年4月，当北美大陆的枪炮声沉寂下来时，欧洲棉纺织业85年来最大的动荡结束了。劳动力的新体系——从苦力工人到受薪劳动力——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测试，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棉花生产是否会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人们几乎普遍相信“自由劳动力”种植的棉花是可能的。美国前奴隶庆祝他们获得了自由，制造商和工人期待工厂能够再次满额运转，而新的棉花供应充足。
然而，商人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利物浦巴林兄弟公司在1865年2月向伦敦的同行汇报说：“和平的传言几乎引起了恐慌。”《印度每日新闻》（Indian Daily News）在3月初发行了“号外”刊，报道了联邦部队占领查尔斯顿时，“利物浦一片恐慌。棉花价格跌到一先令”，这种恐慌迅速蔓延到孟买本身。波士顿冰商卡尔文·史密斯（Calvin W. Smith）从孟买报道说：“我很遗憾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像本地的英国人和帕西人这样拉长了面孔。我们在国内的成功是他们的毁灭。如果这场战争在一年内结束，这个城镇将有更多的人破产，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在过去的四年里，这种疯狂的投机行为此前闻所未闻。”在利物浦也到处都是恐慌。利物浦棉商萨缪尔·史密斯记得：“看到那些购买了精美豪宅和昂贵画廊的男人，现在不得不在‘旗帜下’闲逛，以寻找能从一位老朋友那里寻找借来几尼的机会，真是可怜。”70
这次全球性的恐慌向农民、工人、制造商和商人显示了，世界各地的发展现在是多么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弗吉尼亚农村地区的一场战斗的余波震及贝拉尔和下埃及的小村庄，巴西农民对农作物的选择取决于他对利物浦市场的判断，而联邦攻陷里士满的消息传到印度海岸，孟买的房地产价格立刻崩溃。一位英国观察家对美国内战带来的这些新的全球联系感到惊讶。他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全球最偏远的地方，‘价格’的影响是多么有力和迅速。”71
世界确实变小了，棉花把世界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内战是棉花帝国的危机时刻，那么这也是对其重建的一次排演。棉花资本家因为成功地在国内重新开启工业生产而充满信心。当他们在南方的灰烬中调查时，他们看到颇有希望让棉花种植采用自由劳动力方式，有着新的土地、新的劳动关系和新的关系。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棉花资本家已经知道，他们所编织的利润丰厚的全球贸易网络只能由前所未有的国家机构来保护和维持。与此同时，政治家也明白，这些网络已经成为他们国家社会秩序的根本，因此也成为政治合法性、资源和力量的关键壁垒。因此，法国观察家在1863年预言时是正确的：“棉花帝国被保住了；棉花王并没有卸权退位。”72
①萨姆特堡是美国联邦位于南方邦联的少数要塞之一，1861年4月12日，邦联政府的皮埃尔·博雷加德的部队炮击要塞，迫使要塞投降，标志着美国内战的爆发。
②一种药品，通常由印度大麻所榨出的汁液制成。
③美国内战期间战役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