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突出的现象无疑是这个巨大的商业部门的每年的进步扩张，它对两个半球的物质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如此显著。……
远在大洋的另一边，直到最近才得到开发的土地被改造成肥沃的平原，使得人口不断增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为我们的祖国提供了国家福利、工资和就业的不竭源泉，而且利用大笔资金，成为一个庞大行业的推动者，这个行业将把原料转化为成品的各种活动结合了起来，其产品供应了各个区域的市场。
——《新不来梅报》，1850年1月6日1
对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来说，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①然而，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棉花之主来说，世界真正的中心是利物浦。这座城市坐落在英格兰多雨的西北部，位于默西河流入爱尔兰海的入海口处。在那里，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十字路口之一，利物浦的商人通过把一个新兴的欧洲制造业复合体和一个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棉花腹地连接起来，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影响力。正是在利物浦，工业资本主义和战争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利物浦商人将前者的逻辑运用于后者，并在此过程中同时改造了两者。利物浦商人的天才在于他们能够结合通常被认为是对立的成分：受薪劳动力和奴隶制、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自由贸易和帝国、暴力和合同。
利物浦可能是世界奇迹之一，但绝不是游客喜爱的那种。事实上，“丑陋”是20世纪初的一位编年史家对利物浦的总结。“利物浦的主要吸引物当然是宽敞的码头”，一个观察者这样干巴巴地评论道。早在1832年，码头和港口护堤就绵延了两英里半，密布着埠头、仓库，“桅杆林立犹如森林”。默西河之外是爱尔兰海，再之外则是大西洋，正是在大西洋的对岸，人们种植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棉花。每年都有数千艘船抵达，运来紧压的生棉包。成千上万的工人（其中许多是爱尔兰移民）负责卸货，然后将这些生棉包运到仓库。从那里，大部分生棉包通过运河船只（1830年以后则通过火车），运送到附近距此20到50英里的兰开夏郡的纺纱厂，一些生棉包回到船上，运到了欧洲的各个港口，在这些港口，先是由货车，后来由火车将这些棉包运送到越来越多地充斥欧洲农村的纺纱厂。这里没有什么技术奇迹，利物浦的港口只是一个充满危险、非常辛苦的劳动地点。每天早晨，数千名工人在黎明前的雨天街头聚集，希望能被雇用一天，能够去处理巨大的棉花包，这是一个工时很长、工资很低的危险工作。2
利物浦的港口是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的中心。它的商人向世界各地派出船只，最初主要是帆船，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蒸汽动力船只越来越多。这些船长要应对危险的海洋、可能叛乱的船员、危险的疾病，还有经济波动。19世纪40年代初，利物浦运棉船的船长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每次抵达新奥尔良港时，都得浪费数周的时间来寻找足够的棉花来装载他的船只。运费不断变化，因为港口里闲置的船只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来自利物浦的市场消息往往导致棉花价格突然变化，使得他的出发被推迟。布朗写道：“部分船员已经跑路了。”“飓风”和“关于海盗的新闻”进一步让他神经紧张。3
虽然利物浦港口有着一幅充满体力劳动的宏大景象，但这个城市的神经系统是棉花交易所，其管理员彼此生活和工作都靠得很近。每天早晨，这个城市的商人都会在市中心的一块空地“旗帜下”（on the flags）交易。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记得：“不管什么天气，寒冷还是湿润，冬天还是夏天，我们都站在外面，有时雨天和冷天没法忍受，我们就会躲在拱门下面。”1809年后，一座漂亮的交易所建筑在城市中心建了起来，棉花商人搬到里面去了。买家和卖家见面的交易厅里吵吵嚷嚷，看上去非常混乱，但是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就公开交易而言，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提供如此优雅而宽松的条件”，“销售量非常可观……几分钟内就完成了”。4
由于具有非常全面的配置，这个城市的商人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棉花种植、制造和销售网络的主导者。在孟买的阿波罗码头上，商人紧张地等待着“来自利物浦”的消息。在整个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里，“利物浦价格”是一条最有意义的消息，是许多奴隶主最为关心的事情。5南方的农业杂志《狄波评论》不断报道利物浦价格，以及美国的棉农如何能由此赚得最大利润。纽约的商家杂志和商业评论对利物浦价格也感到同样的焦躁不安。对于埃伦·胡顿和数十万像她这样的棉纺织厂工人，利物浦价格将决定她是否会被雇用。全球对利物浦的关注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商人对世界大片地区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在利物浦价格上涨的时候，种植者在路易斯安那州可能会决定购买新的棉花土地，奴隶贩子可能会发现，将成千上万的年轻奴隶贩卖到这些新的领土非常有利可图。来自利物浦的消息可能有一天会使得美洲原住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被驱逐，有一天会鼓励人们在印度投资铁路，另一天会使瑞士、古吉拉特邦或米却肯州的家庭完全放弃纺纱和织布。6
利物浦和其他任何城市都不一样，同时集中了全球棉花贸易的所有核心功能。它的商人买卖原棉，运输棉花产品，并为棉花种植和棉花制造提供资金。其他棉花城市则更加专业化。例如，新奥尔良、亚历山大港和孟买的商人掌握了原棉出口，而不来梅和勒阿弗尔的商人则接受前者的货物。纽约和伦敦的商人专注于为贸易融资。而广泛分布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累西腓、汉堡到加尔各答这样的城市里的商人，他们收到纱线和布料，再把它们分销到内陆腹地。
然而，这些城市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与利物浦匹敌。棉花流动的渠道并不是均匀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些渠道在某些点上变窄和扩大，流量和速度是影响力分布的直接表现。网络越深，速度越快，其权力也就越大。利物浦享有连接许多地方的贸易和信息的洪流，而密西西比的腹地城镇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却只有慵懒、温和的流量，只和极少数地方交流。因此，位于一个“商品链”的最开始的地方或者最末端的地方，通常都意味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棉花网络集中于利物浦这一个城市导致了新的权力等级，这个创新的发展取代了艾哈迈达巴德或苏拉特或瓦哈卡等城市中的旧棉花网络和旧商人集团。利物浦商人在19世纪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棉花多极世界向单极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利物浦的棉花交易所来说，其高窗之外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棉花生产和消费综合体。贪婪的赢利欲望要求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棉花的商业化种植，要求越来越多的棉纺织厂以及开放更多的棉布市场。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度杠杆化的产业扩张的生存依赖全球农村的永久转型，需要后者动员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和提供市场。然而，尽管利物浦的资本及其商人无所不在，但在黑森林、孟买或密西西比，这些地区彼此相联系转型的性质却截然不同。
虽然利物浦的商人位于这个新的棉花帝国的核心地带，实际上也构成了这个棉花帝国，但他们只是全球从事棉花贸易的许多贸易集团之一。这些贸易商共同协调了数十万奴隶、农民和在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经营着大小农场的棉花种植者的努力。这些贸易商共同把这些原材料运送给成千上万为工厂购买棉花的制造商，这些制造商则把纱线和布料送到市场和商店，再把这些棉花商品卖给数百万消费者。商人将纤维和布料从密西西比种植者或古吉拉特的农民运交给奥尔德姆或茨维考的纺纱厂，从曼彻斯特制造商运交给伊斯坦布尔的市场，从米卢斯的工厂运交给纽约的店家。商人把资金预付给巴巴多斯种植者，让后者去种植棉花。他们从众多的种植者那里收得棉花，并准备捆成生棉包以备运输。他们派遣船只穿越世界各大洋。他们向制造商提供棉花，并将市场信息从市场传达到工厂，从工厂到港口，再从港口到种植园。他们把从越来越高效的工厂出来的纱线和织物卖给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虽然商人有时候也是种植园业主和工厂业主，但他们更经常是独立的中介。他们不专注于种植或制作，而是专注于转运。在诸如利物浦这样伟大的发源地，商人构成了市场。他们是看得见的手。
锻造这些关联所面临的挑战与潜在的利润一样巨大。以这个链接中的一个环节为例。如果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种植者要向曼彻斯特制造商提供棉花，当地密西西比商人（所谓承购商）必须首先向种植者提供信贷以让后者获得奴隶、土地和器具。这名承购商可能会从伦敦或纽约的银行家那里获取这些资源。一旦棉花成熟了，承购商就会把棉花卖给新奥尔良港口的商人，后者再卖给在利物浦的进口商，这些进口商还会为这些棉包提供保险，并把它们运往欧洲。一旦进入利物浦，进口商会要求销售经纪人（另一种商人）来处理棉花。一旦采购经纪人找到了他想要的棉花，就会把它转交给制造商。制造商加工处理棉花，然后将其提供给另一个商人，后者负责组织装运，将其运送给另一个遥远的港口的代表，例如加尔各答。一旦到了那里，纱线就会卖给印度商人，印度商人将把它分发到农村，最后由印度织工购买，然后再卖给其他贸易商，分发给村庄和城镇的零售商。因此，密西西比奴隶种植的棉花在兰开夏郡制成棉纱，然后可能会在印度农村的某个地方织成衬衫。棉花帝国就是由数以万计的这种关联组成的。
世界各地的商人组成了这些网络，这种网络建立在信用、贸易、信息、信任、社会关系和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上。这些新的棉花网络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此前从来没有任何行业在如此广阔的距离上，将这么多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活动连接起来。因此，商人从未如此迫切地被需要过。这些网络的规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协调问题。无论是农民还是种植业主，甚至是富裕的制造商，都无法保证他们的生计所依赖的渠道畅通无阻。商人在空间上组织世界最重要制造业的激进重组的能力，和那些更为具体的机器，以及19世纪50年代散布全球的新型劳动组织一起，都是极为重要的发明。7他们的资本以及他们所建立的贸易体制结构，使得世界上的大片地区——从欧洲新兴工业化的村庄到密西西比和古吉拉特的种植园和农场——都伴随着工业生产的新节奏而运动。通过跨越奴隶种植园和受薪工人的工厂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8
这些商人将棉花和棉产品贸易打造成了19世纪最重要的贸易之一。1800年至1860年间，最为重要的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原棉贸易渠道增长了38倍；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量（小得多）在同期增长了138倍。1860年，埃及的出口量是1822年的14倍。法国最重要的棉花港口勒阿弗尔的棉花进口量，在1815年到1860年间增长了近13倍。随着原棉贸易的增长，棉花制成品贸易也爆炸性增长：1794年英国出口了350,448磅纱线；到1860年这个数字增加了563倍。其他商品贸易也在这些年间蓬勃发展，但并不是都这样增长的；举一个例子，巴西的咖啡出口在1820年到1860年之间增加了7倍。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依赖棉花贸易：法国最为重要的出口产品是纺织品，大部分是棉纺织品。1800年至1860年间，棉产品占英国出口总值的40%至50%。原棉也是迄今为止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820年，美国棉花出口额约为2200万美元，烟草叶800万美元，小麦不到50万美元。棉花占美国商品出口额的31%左右。到1860年，烟草出口的价值翻了一番，小麦出口增加了8倍，但棉花几乎疯涨了8倍，达到1.92亿美元。它现在占所有商品出口价值的近60%。商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体，棉花位于其中心位置。9
商人——其中一些是经销商或经纪商，其他是代理商、进口商或承购商——准确地判断出，在这个庞大的新行业中有充足的获利机会。在将种植园棉花带给消费者的每一笔交易中，都有不同的商人群体从中获得利润。10佣金、利息和服务费提供了他们的收入来源。有些人变得非常富有，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利物浦的拉斯伯恩家族、伦敦的巴林家族、伦敦及孟买和其他地方的拉利（Ralli）家族、温特图尔的福尔卡特家族、勒阿弗尔的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家族、不来梅的维特因（Wätjen）家族、新奥尔良的福斯托尔（Forstall）家族、纽约的布朗家族、亚历山大港的卡萨维蒂（Cassavetti）家族、孟买的杰吉伯伊（Jejeebhoy）家族。棉花巩固了这些家族的巨大财富和权力，使他们能够兴建仆从如云的豪宅，收集珍贵的艺术品，投资其他事业，在世界各地游历。但是这个行业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不太富有、名字已经被遗忘了的棉花商人。他们共同构筑了新的资本空间。
然而，为了让奴隶制与工业之间的联姻取得成功，商人首先要把机器生产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模式传播到全球农村去。19世纪以前，世界上并不缺少大梦想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意识到这样大范围内的生产腹地和脆弱的消费市场的潜力。这些商人这样做的过程非常复杂，事实上，它依赖一个行动者的网络，这些行动者的眼界往往，虽然并不总是非常地方性，他们有时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多推进一步，使其更接近农村棉花生产者而已。然而，仅仅通过把棉花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地方和各个阶段联系起来，这些商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些相当新的东西。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利用了非常多样化的各种劳动制度，这是新兴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奴隶种植棉花，受薪工人制造纱线，奴隶及受薪工人轧花、压平、装载和移动生棉包。通过这样做，他们帮助欧洲克服了资源的限制。这些商人的活动非常琐碎，看似无关紧要，但观察这些商人的行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工业和战争资本主义如何联系起来的问题。
考虑到这些商人在塑造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重要性，他们的实际工作看上去常常近乎乏味。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信、与供应商和顾客交谈、旅行和做出推断。由于他们创造的棉花帝国如此广阔，商人很快就专门从事贸易的特定方面。一些专注于将棉花从种植园运到港口，另一些则从事跨洋贸易；有的集中向制造商销售原棉，有的则是出口棉花，而另一些则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分销进口棉花。通常，商人把他们的贸易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成为将世界某些特定地区相互连接起来的专家。因此，他们从事的业务看起来非常不同。实际上，全球体系不是建立在一个中央的、帝国的指示之上，而是由众多有着地方性及多样化联系的行动者所建立，这些人通常只是在解决当地的问题。
商人帮助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为制造商提供原棉。随着行业规模和效率的提高，也由于棉花产地都不靠近工厂，制造商需要确保更大量的来自世界偏远地区的棉花供应。从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大多数制造商都自己从纺纱地区的经销商那里购买所需的棉花，而经销商用自己的资金做生意，并向制造商提供信贷，使他们能够购买生棉。11例如，1788年，曼彻斯特市共有22位这样的经销商。反过来，经销商从利物浦商人那里购买棉花，后者在18世纪甚至19世纪初仍然大多是一般商人，棉花只是他们提供的诸多商品中的一种。
然而，随着19世纪前几十年里棉花交易数量急剧增加，以及制造商对棉花质量和价格的要求发生了变化，他们舍弃了这个略显得陈旧的世界。他们不再从经销商处购买棉花，而是开始使用经纪人。与经销商相比，经纪人并不拥有棉花；相反，他们收取进口商家和制造商之间的经纪佣金。因此，工厂所有者不仅可以购买经销商所拥有的棉花，还可以购买利物浦港口的任何棉花——以最便宜的价格获得他们想要的数量和质量。经纪商提供了制造商与棉花进口商之间更为直接的联系，并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分发信息、提供详尽的仲裁服务来组织市场。“他们给利物浦带来了关于工业的技术知识，”一位学者这样说，“他们还带来了一种新的行政技能和效率，来处理一种几乎全新的贸易所面对的问题。”因此，经纪人“成为市场中的核心人物”。他们既是纺纱新技术的专家，也对利物浦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了如指掌，他们帮助制造商浏览利物浦的各种棉花品种，并帮他们获得特定制造过程所需的棉花品种。12
到了1790年，在利物浦出现了4位这样的专业棉花经纪商。其他许多人也纷纷效仿，到1860年，利物浦的街道上共有322名经纪人。他们一般以小型家族企业的方式来运作，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些是前经销商，有些是纺织工人，还有一些人是进口商。最终，经纪人进一步专门化。一些人成为采购经纪人，为制造商购买棉花；其他人则成为销售经纪人，为进口商贩销售棉花。13
由于这些变化，制造商无须再在市场上检验棉花了。尽管19世纪初，制造商还亲自触碰出售的棉花，但现在他们改将需求传达给经纪人，然后后者替他们找到想要的棉花。制造商越来越多地专门生产特定品质的纱线和商品，并要求更多的棉花品种，他们发现进入市场购买所有这些棉花是不可能的。他们现在依赖于关键的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需要由经纪人来保证供应。
随着经纪人取代经销商，他们也改变了棉花销售的方式。此外，机器生产的需求决定了这些变化。整个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棉花都是作为实物商品销售的。商人买卖特定的棉花，处理令人眼花缭乱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棉花，它们有着不同纤维长度、颜色、弹性和清洁度。由于商人出售特定批次的特定棉花，他们提供方法使买方能追溯每个特定的棉花包裹到特定的生产者。1814年棉花经纪人乔治·霍尔特（George Holt）的记录显示他销售“13袋劣质吉南［棉花］”“6袋巴巴多斯”“10袋帕拉斯、15袋巴希斯、25袋戴拿拉拉斯、10袋南岛”，还有一系列数量不明的“孟加拉”“苏拉特”“波旁”“德马拉拉”和“佩南”棉花。利物浦棉花经纪人托马斯·埃利森于1886年观察到：“到本世纪初，通常的做法是卖方向买方提供可能要出售的任何一批或多批棉花的标记、船名和存储地点，以便买方可以到仓库检查包裹。”棉花极大的天然多样性被保存了下来，所有参与棉花交易的人都在买卖看得见摸得着的棉花。14
当19世纪最初几十年棉花贸易爆炸式发展时，这个体系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经纪人匆匆忙忙地在利物浦港口检查数百个棉袋和棉包，试图提供特定批次的棉花以满足特定制造商（需要特殊品质的棉花以生产特定种类纱线）的需求。很快这就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制造商的需求的推动下，经纪人寻求新的制度化解决方案。首先，他们从实际检查每袋棉花转为按样品采购。15他们从每包生棉中抽取一小批纤维，并根据该样本确定价格并进行销售。这些样本不像生棉包，它们很容易被运送甚至还可以邮寄。第二步，经纪商为棉花品质制定了明确的标准和精确的词汇表。最终，制造商甚至不需检查样品就能购买棉花。实际上，他们不再从特定的地方订购特定的棉花，而是要求特定质量的棉花。这是对行业的彻底重塑。
棉花在等级、纤维长度和特性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到1790年，尽管其他商品如糖和咖啡已经有了等级区分，开始广泛使用“中等”和“上等普通”等级别，但是还没有人尝试对棉花进行分级。1796年，在查尔斯顿，“佐治亚棉花”和陆地棉首次作为棉花类别被人提到，1799年在费城，有人提到“佐治亚田纳西棉花”——这种分类方式仍然反映的是原产地。同年，《商业地理通用词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la géographie commerçante）仍然只按产地列出不同种类的棉花。然而，1804年，查尔斯顿商人列出了“普通棉”，到1805年，这一分类已经成为“普通陆地棉”。到1805年，海岛棉被分为顶级、优质、良、中等和劣等等级。《贸易商》（The Tradesman）1809年谈到“上等中等棉”；1815年在新奥尔良市场使用了“顶级”这个分类，两年后，“一等品”棉花上市，又一年后，在查尔斯顿出现了“中等棉花”的分类，随后1822年在新奥尔良又出现了“精选顶级棉花”，在1823年出现了“精选良品”。《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azine）在1820年之前提到了这些类别，在这十年间它们得到了广泛使用。这些标准仍然只是近似的划分，既不能被精确定义也不能被强制执行，但它们为后来可供执行的标准提供了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这样大宗商品的大批量长途贸易几乎是不可能的——大自然的巨大的多样性必须被提纯并分类，以使其符合机器生产的要求。16
为了使标准能够长期实行下去，购买者必须能够验证他们购买的棉花的质量。起初这些规章制度是非正式的，公约没有形成书面文字，而是在个人之间达成谅解。随着通过样本的交易数量的增加，在远洋港口和制造商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要求具有“某种永久性”的规则，需要一种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标准。作为回应，这些经纪人在1841年创建了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协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一项决议，保证所有按样品出售的棉花都能保证质量符合样本。到1844年，他们确定了“良”和“中等”棉花的标准。1846年，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由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利物浦商人于1801年在利物浦成立）建议经纪人“取走几个美国棉花的样品，交给美国商会处置，以便在所有涉及棉花质量的问题上形成一个参考标准”。棉花市场不再是一群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自发地相互作用的场所，而是日益成了一套在市场之外形成的制度运转的场所。17
一旦有了正式化的标准，人们就开始努力将其应用于国际上。1848年，新奥尔良商会写信给利物浦的美国商会，谈到“迄今为止，由于缺乏与利物浦一致且为双方都认同的固定、统一的质量标准，新奥尔良的棉花买家在进行购买操作时经常会遇到极大的不便”。它建议为“新奥尔良和亚拉巴马州的良中等以及普通棉花”制定相互认证的标准。然后这些相同的标准应该由新奥尔良和利物浦共同维系，以便仲裁纠纷。利物浦美国商会同意并投票制定这样的标准。作为一系列集体表达的公约的结果，一个现代棉花市场正在形成，以利物浦商人的私人协会为核心。资本正在改变着我们看待棉花的方式——它很快就会改变植物本身。资本密集型工厂生产的无休止的压力更移向了棉花种植本身那一端，把资本的逻辑强加于自然的逻辑之上。18
棉花标准与另一项发明一起出现，而且事实上带来了这项发明：销售尚未到埠的棉花。对于期货市场来说，信息和样本必须比散装棉本身走得更快，这种情形似乎是18世纪10年代在利物浦出现的。到1812年，棉花经纪人开始交易仍然位于公海上的棉花，交换所谓的“海运提单”——证明某些生棉包所有权的文件。两年之后，1814年8月13日，乔治·霍尔特向乔治·约翰斯顿公司（George Johnston ＆ Co.）出售了100袋来自阿米利亚岛的十天内“即将抵达”的棉花。在19世纪上半叶，这种销售在未来交割的棉花的贸易行为增加了。1858年，利物浦美国商会明确规定了这种“即将抵达”合同。根据利物浦巴林商行的说法，这时候“货运文件抵押品”开始出现。这不仅仅发生在利物浦：1860年以前纽约商人在美国南部也使用了这种“即将抵达”的合同，而在勒阿弗尔，早在1848年，商人们就创造出了这种“销售交付”（ventes à livrer）的合同。但不管在哪里，这些合同仍是例外，直到19世纪50年代，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仍观察到：“几乎所有的生意都是仓库里进行实货交易的，销售还在海上漂浮着的货物是例外。”19
而且，在19世纪上半叶，销售未来交割的棉花依然建立在最终要交付某一特定棉花包裹之上。乔治·霍尔特在1814年承诺交付他的顾客约翰斯顿的是特定的棉花包裹，而不仅仅是特定质量的棉花。然而，特定的合同和特定批次的棉花之间的联系逐渐地开始减弱。人们开始销售尚未发货的棉花——在好几个月后才能进入市场——甚至可能是那些没有种植的棉花。20这种贸易的日益抽象化在美国内战期间开始繁荣起来，真正的期货交易开始出现。可量化的、稳定和持续的机械化生产的需求鼓励其基本原料的投入越来越抽象，保护厂家免于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以使他们在全球市场制定成品价格。
然而，从工厂到种植园的这一长链还有更多的环节。利物浦的经纪人把制造商的需求传达给另一个强大的棉花商人群体：进口商。与经纪人相反，这些商人从事跨洋棉花贸易，运输着规模庞大的货物，相应地，他们的获利机会也更大。在利物浦和其法国竞争对手勒阿弗尔，专门从事进口的棉商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19世纪在不来梅也出现了这样的商人。他们专注在国外采购棉花，或者更典型的是，接受委托（而不是直接获得棉花的所有权）将棉花从遥远的港口运到欧洲。21他们比任何其他人更直接地与农村生产者及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制造业相连。起初，他们帮助奴隶制在路易斯安那和巴西繁荣兴盛，后来他们又使得印度的农民生产者为跨洋市场生产棉花，并促使穆罕默德·阿里控制埃及农民以从中获利。
利物浦的商人是世界最重要的棉花进口商，遥遥领先于其他人。在18世纪中叶，他们已经把第一批棉花运到了利物浦；到1799年，英国进口的棉花中有整整50%运到那里（其余大部分去了伦敦），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增长到89%。利物浦的商人垄断了全球棉花市场，这是此前其他商人未能做到的。他们的成功有几个原因。首先，利物浦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心位置使得其适合开展棉花贸易。棉花一开始是与糖、烟草和其他商品一起，作为从西印度群岛而来的返程商品来到利物浦的，这趟贸易正是三角贸易的一边。利物浦可能已经控制了高达85%的英国奴隶贸易，而至1807年废除奴隶制时，利物浦运输的货物中至少四分之一是奴隶；因此，在利物浦港口工作的人都有着长途贸易的丰富经验，也都熟知美洲的棉花种植地区。而且，随着大西洋越来越取代地中海成了棉花贸易的主要渠道，利物浦也处于非常有利的投资地位。而且利物浦还受益于其地理位置，它邻近曼彻斯特及其周围的棉纺纱地区，而且由于运河的建设、默西河基础设施的改良以及后来1830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的建设，这层联系进一步加强了。有了这样的联系，利物浦可以从贸易商人所建立的制度创新中受益。22
利物浦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商人都是从事棉花贸易的。对利物浦棉花进口贸易的仔细研究表明，在1820年足足有607位商人从事棉花贸易。然而，该研究还证实，经常进口棉花（每年6次以上）的商人不多，1820年是120位，1839年是87位。因此，进口贸易是由大量偶尔进口少量棉花的商人，以及少量定期进口大量棉花的商人从事的。然而，随着利润率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下降，商人团体的地位更加巩固了。1820年，前十大棉花商人进口了所有到达利物浦的棉花的24%，而前三十大棉花商人进口了总额的37%。19年后，前十大棉花商人进口了所有棉花的36%，前三十大的棉花商人进口了60%。这一年，即1839年，利物浦的最大棉花进口商销售了超过5万包生棉。23
虽然多数贸易商继续在进口其他商品的同时进口少量棉花，利物浦的主要棉商从他们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的棉花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拉斯伯恩家族是利物浦的最重要的棉花贸易商之一，于18世纪开始从事棉花贸易（塞缪尔·格雷格的阔里班克纺纱厂开业时，他们就为其供应棉花了），一开始棉花贸易只是他们以前从事的木材、盐和烟草贸易的补充，后来就超越了这些项目。事实上，他们可能是利物浦第一家进口美国棉花的公司。拉斯伯恩家族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里一直运输棉花，并且在19世纪30年代专门从事棉花贸易。像许多其他商家一样，他们通过美国的南方港口的代理商购买棉花，这些代理商要么替拉斯伯恩家族出面采购，要么以抽取佣金的方式代购。利润空间十分可观：在1849年至1853年，拉斯伯恩家族从棉花贸易中赚取的收入高达18,185英镑；在1854年至1858年间，他们整整赚了34,983英镑——而当时一名医师的年薪可能只有200英镑。仅仅5年的棉花贸易的利润就可以用来建造一个庞大而设备齐全的英国农村庄园；随着19世纪的推移，越来越多这样的豪宅点缀在利物浦的农村。24
拉斯伯恩家族早期从事其他商品贸易，后来转型从事棉花贸易，这种轨迹在19世纪主要的跨大洲棉商中比较典型。但棉花贸易还有另外一条路。那些财富或技能不是来源于贸易行业的人把棉花行业看作很有前途的投资多元化的方式。棉花交易非常有利可图，所以这个时代的主要资本家除了少数几个，几乎所有人都试图插足棉花贸易，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大量的资本。这里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巴林家族。巴林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是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之一，而且就像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在19世纪上半叶，巴林家族也与棉花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他们与美国有着长期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促成了正在扩张的奴隶制力量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
早在1812年，巴林家族就已经开始投资棉花生意，当时他们向新奥尔良商人文森特·诺尔特（Vincent Nolte）预付了6000英镑，让他去开创一家棉花商行。由于这笔资金的涌入，诺尔特“在棉花市场上的地位现在逐渐变得更加有影响力”，到19世纪20年代，他每个季度交易1.6万到1.8万个生棉包。19世纪20年代初，当弗朗西斯·巴林拜访诺尔特来检查自己的投资时，据诺尔特说：“当他第一次走在所谓的堤坝路……看到从上到下堆着许多生棉包，全部印有我公司的标记时，他显然很高兴。”但1826年诺尔特失败了，然后巴林家族又找了一位美国代理商托马斯·沃德（Thomas Ward）常驻波士顿，以更严格地控制他们的美国投资。25
在沃德的监督下，巴林家族的以伦敦为根基的棉花业务迅速发展，1832年，他们在利物浦开设了一间办公室。他们一步一步地建立了一个信息采集和交易的全球系统，中心位于利物浦。在那里，他们收集了有关全球原棉供应、棉花生产和棉花消费的信息，然后将其转化为托马斯·沃德的订单，后者随后与纽约、费城、查尔斯顿、萨凡纳、莫比尔和新奥尔良的代理商行做安排。巴林家族也承接股份，也就是说，他们购买了其他代理商行转交的特定批次棉花。预付和购买的款项都由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 ＆ Company）开立汇票提供。正是由巴林家族这样的商人操纵的信贷，使战争资本主义的残酷越来越有效率，从而使工业资本主义越来越有利可图。26
利用这一波的活动，1833年巴林家族成为第五大棉花进口商，从1839年到1842年，他们上升为最大的一家，其竞争对手“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例如，仅在1839—1840财年，他们就进口了104,270包棉花——这是至少7万奴隶一年劳动的生产量。27
巴林家族的业务就像拉斯伯恩家族的一样，是其他大多数同行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不仅在利物浦，而且在欧洲其他新兴的棉花港口更是如此。尽管如此，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在重要的棉花商，以满足其他国家棉花产业的需求。在德国北部海岸，不来梅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棉花交易中心。第一袋棉花在1788年抵达不来梅；到1829年，不来梅的港口共有6位从事棉花贸易的商人，到1845年，贝克特尔（Bechtel）、维特（Vietor）、德利厄斯（Delius）、迈耶（Meier）、哈根多恩（Hagendorn）、吉尔德迈斯特（Gildemeister）和弗里策（Fritze）等家族集体进口了18,498包棉花。28
与利物浦不同的是，不来梅自己的腹地没有兴旺的棉花产业，大部分棉花要运送到数百英里外的萨克森和德意志南部等地的制造商那里去。不来梅所拥有的是通过人员往来与美国产生联系。事实上，不来梅的棉花贸易之所以出现，主要原因是把欧洲移民带到美国的船只在返程时运回了棉花。1852年1月，不来梅的棉商维特因公司（D. H. Wätjen ＆ Co.）满载棉花的船只“阿尔贝斯号”从新奥尔良开往不来梅，4月又将移民带到新奥尔良，然后在6月再将棉花运回不来梅。9月，他们再次带着移民前往新奥尔良，11月将烟草运往伦敦。不来梅的棉花贸易显示了欧洲大陆剩余劳动力出口与农产品进口之间的共生关系。全球化越来越能自己推动自己了。29
比不来梅商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勒阿弗尔的同行。勒阿弗尔位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海岸，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最重要的棉花港口，也是法国、瑞士和德意志西部地区棉花工业的供应者。1830年，港口工人卸载了15.3万包棉花，这些工人和他们利物浦的同行一样，工资过低，劳动量过大，1860年，他们共卸载了60万包棉花，占所有进口法国棉花的89%。和利物浦一样，勒阿弗尔的中心也是棉花。同样和利物浦一样，勒阿弗尔在欧洲棉花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主要是由于它早期在东印度和奴隶贸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且和不来梅一样的是，它也是欧洲移民前往美国的主要出发港口。30
和利物浦一样，越来越多的商人在勒阿弗尔交易棉花。1835年共有279位商人在竞争业务。和他们的利物浦同行一样，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举例来说，勒阿弗尔的主要贸易商之一儒勒·西格弗里德（Jules Siegfried）出生在米卢斯的一家棉布印染家族，他不仅在他父亲位于勒阿弗尔的公司学习生意，还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当学徒。1859年，他的兄弟雅克（Jacques）在新奥尔良开了一家棉花商行，最终它成长为跨大西洋的西格弗里德兄弟（Siegfried Frères）公司，其合伙人经常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往来。就和利物浦商人一样，勒阿弗尔的棉商也把机械生产的节奏注入了原棉贸易。31
另一位法国商人儒勒·勒塞纳（Jules Lecesne）更是足迹遍布全球。他在英格兰、纽约和波士顿接受培训，于1840年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创建了他的第一家棉花出口公司（一些不来梅的商人也这么做，他们暂时在南部城镇定居，以获得棉花和专业知识）。十年后，他在新奥尔良创立了一家名为儒勒·勒塞纳兄弟（Jules Lecesne Frères et Cie）的公司，1851年在加尔维斯敦建立了代理公司，后来又在1854年于纽约、1857年于巴黎、1858年于曼彻斯特建立了分公司，所有这些都指向勒阿弗尔的一家商行。最终，他的代理人遍布很多城市，其中包括加尔维斯敦、新奥尔良、莫比尔、纽约、哈瓦那、科克、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物浦、巴黎，当然还有勒阿弗尔。他成为勒阿弗尔的主要棉花进口商和阿尔萨斯棉花产业的主要供应商，1860年他的棉花进口量占该市棉花进口量的22%。32
随着19世纪的发展，欧洲进口商人——跨越海洋运送棉花的人——面临着更多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竞争，而这在19世纪初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纽约、波士顿和其他地方出现了很多棉花贸易商，他们将在跨大西洋棉花贸易和供应美国棉纺织厂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的布朗兄弟（Brown Brothers）公司最终将跻身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商行之列。布朗家族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于1800年在巴尔的摩创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亚麻生意行，后来业务扩展到了棉花贸易。作为这种多样化的一部分，亚历山大派他的儿子威廉于1810年到利物浦去建立一个商行，以负责进口美国棉花和出口棉纺织品。他把其他儿子也送到其他港口城市。其中最重要的是，1825年，他把儿子詹姆斯送去了纽约，目标是促进“利物浦的威廉和詹姆斯·布朗公司（Messrs. William & James Brown & Co.）的利益，并向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提供更多的设施和市场选择，他们把自己的生意交给了我们”。到19世纪20年代，布朗兄弟公司是美国和利物浦之间最大的棉花交易商之一。33
从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布朗兄弟公司参与了南方棉花贸易的各个方面。该公司向南方棉花种植者和承购商预付资金，以换取未来作物。它安排航运把货运到利物浦；实际上，布朗家族自己就拥有许多船只。它为在途的棉花提供保险。它通过抽佣方式销售大量棉花（通常，布朗兄弟会预付这些货物棉花市场价值的三分之二），这些承购商包括他们自己在新奥尔良、莫比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港口的代理商。尽管布朗家族赞成风险较小的佣金业务，有时他们也会直接购买棉花，并将其运到利物浦出售。此外，更重要的是，布朗家族向南方人提供信贷和汇兑设施（兑换各种货币），使他们能够销售奴隶种植的棉花。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向新奥尔良棉花贸易商马丁·普莱斯特公司（Martin Pleasants ＆ Co.）提供了10万美元，并向新奥尔良的耶特曼·伍兹银行公司（Yeatman Woods ＆ Co.）提供了2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他们还将资本转移到南部的银行，例如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种植者与商人银行（Planters’ and Merchants’ Bank），以及密西西比的商人和贸易商银行（Merchants’ and Traders’ Bank）。布朗家族在全球棉花经济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因此得以发家致富。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繁荣时期，据估计，布朗兄弟每年的利润超过40万美元——足够购买13艘一百英尺长的游艇，或者1300辆马车。34
这些活动使得布朗家族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预示着美国商人在19世纪末在棉花帝国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威廉·布朗在1820年利物浦棉花进口中所占份额为2.8%，1839年为7.3%，使他成为全球最大棉花进口国中的十大棉花进口商之一。1838年，他的兄弟詹姆斯在纽约处理了17.8万包棉花，相当于美国对英国棉花出口总额的15.8%。后来，布朗家族将他们的惊人财富转而投资到铁路、银行、工业企业和包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内的文化机构。通过这种多样化的投资，人们从种植园奴隶制和土地攫取中获得的收益被刻进经济和文化机构，这些机构在1865年废除奴隶制之后依然继续存活。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勒阿弗尔，不来梅或利物浦，这些商人购买和运输的绝大多数棉花来自武力征服和使用奴隶劳动力的领土——首先是西印度群岛和巴西，最终是美国南部。事实上，商人与世界上这些看上去遥远、质朴、发展薄弱的地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引人注目的是，与南亚和非洲很多建立已久的棉花产地相比，这些以奴隶劳动为主的地区格外容易被欧洲资本和资本家改造，以适应机器生产的模式。35
商人建立这些关系的最重要工具是以信贷形式存在的资本。信贷这根魔杖使得商人可以重塑自然、清理土地、移除本地居民、购买劳动力、生产一定品质和数量的作物、满足制造商及其现代化棉花机器的贪婪胃口。就目前而言，在没有奴隶制的情况下，这些重要的步骤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这些商人最终能够成功，不仅在于他们有能力组织复杂的交易，运输大宗商品，而且还在于他们有能力把工业生产的节奏注入农村。我们仔细阅读任何种植园账簿就会发现，欧洲信贷使得种植者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和奴隶，并且是他们从一个收获季节撑到下一个收获季节的重要支柱。不太明显，但更重要的是，伦敦货币市场把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潜移默化地转移给种植者的能力。这就是新奥尔良棉商 W·诺特（W. Nott）描述的联系：1829年，托马斯·巴林给新奥尔良的 W·诺特公司（W. Nott ＆ Co.）提供了1万美元的信贷额度，相应地，诺特又能够预付资金给“田纳西州的种植者，期待他们以出售的作物所得，偿付承购商所开立的汇票——而这些汇票之所以被广为接受，是因为人们相信种植者会允诺交运他们的收成，这是在收成交给接受方前8、10甚至是12个月就交付了的定金”。他继续说，这样的交易相对安全，因为“J·W 公司对每一个种植者的地位和性格非常了解，而且至少有一个种植者长期住在纳什维尔……在预付大约相当于一个季度2.5万至3万包棉花的资金时，他们所依赖的并不是承购商的签字——这位承购商可能无法提供这个数字的十五分之一——而是在于种植者可以准时地向这些承购商递交其作物，以符合汇票的要求”。36
除了直接向种植者提供信贷，欧洲和纽约的商家还投资南方的国家债券和银行，为棉花种植的进一步扩大提供资金。1829年，巴林承销了路易斯安那发行的用以资助路易斯安那种植者联合会银行的国债。虽然银行是1828年由种植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巴林的朋友爱德蒙·福斯托尔（Edmond Forstall）——建立的，但当它证明不可能筹集足够的资本时，路易斯安那州最终担保了这些债券。债券发行后，巴林便买下了价值166.6万美元的债券。两年后，到1830年4月，该银行已经给种植者提供了160万美元的贷款，担保财产价值500万美元。实际上，巴林资助了路易斯安那州种植园的大规模扩张，使得土地清理和奴隶购买成为可能，所有这些都最终有利于他自己庞大的棉花进口业务。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像美国的种植园那样吸引集中的资本投资，也很少有地方能提供这样大量的利润。37
大部分来自欧洲的资本，以及越来越多的来自纽约和波士顿的资本，都是通过一些中间商来扩大棉花生产的，这些被称为承购商的中间商把棉花商人和美国棉花种植者联系在一起。他们完成了工厂和种植园之间的贸易商链。出口棉花的商人与联系种植者的承购商之间的互动，是欧洲资本推动南方农村走向机器节奏的支点。
这些美国中间商以抽佣的方式接受了种植者的棉花，将其运送到港口，然后卖给了诸如巴林和布朗这样的商人。这种服务对种植者来说有着巨大的好处，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在大型沿海市场甚至在欧洲销售他们的产品，实际上甚至可以让他们中位置最偏僻的也得以进入遥远的市场。承购商也为种植者提供制成品和食品供应。他们是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区最重要的资本提供者，向那些种植者提供信贷，使后者可以获得需要的物资来渡过难关，直到下一次棉花收获，再购买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奴隶扩大棉花生产。38
承购商另一个收入来源是这些贷款的利息，相当于未来棉花收获的8%或更多。他们吸引了欧洲商人的资金，因此“正如世界商品市场一样，世界货币市场也通过承购商，向棉花种植者敞开了大门”。从奴隶主种植者和农民那里收集棉花并把它卖给出口商，并没有使这些承购商成为棉花帝国最富有的贸易商，但他们确实人数最为众多。只要有棉花种植的地方，就会有承购商。他们代表了沿海地区的资本，将资本积累的全球规范及制造商对更便宜、可预见的品质的棉花的需求带到了奴隶种植园的门口。39
新奥尔良、查尔斯顿和孟菲斯等城市都有数十家承购商，这些人为这些港口吸引了大量的棉花。事实上，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从新奥尔良报道说：“宽阔的密西西比河的堤坝或河岸……铺满了两排或三排长达数英里的轮船。”这么多“棉包在他们的甲板上堆积如山”，“它们看起来像浮动的城堡”。但是其他的小城市也吸引了一些承购商，因而也吸引到了棉花。例如，丹尼尔·拉德（Daniel Ladd）就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圣马克河上的小镇纽波特开始了他的生意。1817年，他出生于缅因州奥古斯塔市，他的家族中有很多成员是商人、货主和纺织厂主。16岁时，拉德加入他的一位亲戚家，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代理商行做职员，不久后自行开业。对于这样一个行业而言，纽波特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因为19世纪20年代，这个小镇已经成为佛罗里达州北部和佐治亚州南部地区种植的棉花出口的重要港口。在后来的1850年，纽波特和邻近的圣马克镇每年将运送4.5万包棉花，根据拉德的传记作者，这使“他充满想象力的头脑”看到其中的机会，“他不断设法将这些机会转化为有利可图的生意”。拉德向种植者提供预付款，靠抽佣为他们销售棉花、购买棉花、提供补给，并提供运输设施。拉德本身也身处奴隶经济中，他在1860年拥有27名奴隶，还贩卖奴隶。他在1847年打出广告，出售帽子、马鞍还有“一个农场帮手和一个厨师助手”。他也接受奴隶作为抵押品，放出很多贷款，例如，“为了得到1845年2月15日支付的100美元，克罗韦尔（R. H. Crowell）以一名叫卡罗林（Carolyn）的16岁黑人女孩和三百蒲式耳玉米作为抵押”。拉德的生意虽然本地化，但与更广泛的制造业和信贷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拉德出售的棉花托运给波士顿、萨凡纳，尤其是纽约市的商行，大部分的资本来自那里。拉德的代理人每年去纽约采购补给，1860年其花费超过5万美元。40
在底层，像拉德这样的承购商利用欧洲商人预付的资金，把这笔资金提供给种植者，使他们能够购买土地、奴隶和补给品。同样，这些欧洲商人也提高了信贷，使制造商能够购买棉花，又向全球的布商提供资金，使他们能够获得棉花产品，以便向顾客出售。如果没有信贷，棉花帝国就会崩溃——事实上，任何抵押品被没收的种植者都非常清楚，棉花帝国的核心就是信贷帝国。
反过来，商人则从各种渠道获得资金。他们一部分人的资金来自棉花贸易本身；许多棉商一开始是另一个商人的店员或合伙人，然后利用积累的利润来自行创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商人将他们的资产从其他行业转移到棉花生意中来。巴林家族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将资本从政府的贷款业务和东印度公司的业务转移到棉花贸易来。布朗家族也是这样，他们利用亚麻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资本进入棉花市场。拉斯伯恩家族则利用多元化贸易的利润专门从事棉花生产；内森·罗斯柴尔德利用父亲在银行和一般贸易方面的利润，大量投资纺织业；孟买商人詹姆塞特吉·杰吉伯伊（Jamsetjee Jejeebhoy）利用鸦片贸易的利润进入棉花出口行业。其他商人在奴隶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在英国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之后，利物浦商人有时会转移到棉花贸易中。然后，在利物浦、勒阿弗尔和纽约等地汇集了商人资源的银行愿意向贸易商提供信贷，而贸易商又可以用它来润滑全球的棉花生产机械。41
大部分这种信贷是通过未来交付的奴隶生产的商品乃至奴隶本身做担保的。当事情出错时，这种联系就变得最为明显——例如，当种植者无法偿还承购商预付给他们的资金，承购商就无法偿还出口商的信贷。向南方种植者提供大笔资金的纽约布朗家族，就以这种方式拥有了南方至少十三个棉花种植园，以及数百名奴隶。1842年，威廉·布朗和詹姆斯·布朗估计，在他们南方总计155万美元的投资中，这些种植园的价值达到了34.8万美元。实际上，詹姆斯·布朗坐在他的纽约办公室，雇用驻地经理管理奴隶种植园。42利物浦美国商会理解这层关系，他们在1843年的会议上报告：
在这种交易过程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奴隶制国家的种植者或其他人员对英国商人负债，这些英国商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会以他们极具价值的种植园和奴隶作为抵押品，因为奴隶是种植园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美两国之间的商业交易中，由于这个国家数年来债务如此沉重，英国商人不得不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人接受了大量此类担保品，其中许多尚未兑现。而债务人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偿付。43
不仅仅个体商人可以成为奴隶主，而且更广泛地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信贷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奴隶财产上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843年利物浦美国商会游说反对《奴隶法案》（Slave Act），他们担心这会使“所有（由奴隶担保）的抵押和其他……为了履行合同所订的担保品”失去法律效力。这些奴隶不仅仅是劳动者，也作为抵押品使得全球各地的资金更快地流动，从而也加快了棉花的流动。44
这个扩大信贷的体系因为非常全球化，所以很容易受到干扰。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在棉花帝国的一部分中有人失败了，危机可能迅速蔓延到其他地方。兰开夏郡的制造商依赖国外市场，而如果这些市场上的商人没有汇款，可能会在国内造成严重的问题。纽约商人哈姆林（Hamlin）和范维克滕（Van Vechten）非常焦虑地催促道：“大约11个月前，你从我们这里购买了最后一批货物，我们的负担很重，今年春天无疑也会有很大压力，我们要求你提早汇款，无论是以现金还是产品的方式。”如果原棉价格迅速下跌——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商人的棉花价值会低于他们的预付款，使他们很难或不可能偿还债务。结果导致了1825年、1837年和1857年的全球经济恐慌。45
尽管有着周期性的经济崩溃，大部分资金还是非常容易地转移到世界上最偏远的采用奴隶劳动的棉花生产区。尽管资本迅速增长，欧洲采购经纪人、销售经纪人、进口商和承购商仍然难以渗透到以农民劳动为主的棉花生产农村地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农民生产的节奏非常固执，很难被改变，这让棉商和制造商感到非常受挫。事实上，欧洲战争资本主义这件工具在北美如此有效，却并不能把亚洲和非洲的土地和劳动力全部纳入全球棉花网络。必要的物质、行政、军事和法律上的基础设施在那里根本不存在。
并不是说欧洲商人资本和农民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联系，例如在印度就存在着关联。但是，棉花交易量仍然有限，而质量从未让欧洲制造商满意。印度生产棉花的方式从未满足现代欧洲纺纱厂的特殊需求。事实上，在农民种植棉花的地区，欧洲的资本没有到达生产者。相反，当地耕种者保留了对其土地和劳动力的充分控制，没有实行全球市场所需要的棉花的单一种植，而本土商人保持着对内部棉花贸易乃至出口贸易的控制。直到1851年，印度商人如柯赛特吉·弗恩多恩吉（Cursetjee Furndoonjee）、科瓦斯基·纳纳霍伊·达瓦尔和孟瓦吉·弗兰吉·般岱（Merwanji Framju Panday）从印度出口的棉花包仍比欧洲商人多。欧洲公司即使存在，也往往是印度棉商的下属代理人，并向印度商人借款。当然印度商人也主宰了印度本国的棉花生产，当地资本主要为出口棉花提供资金。46
印度商人在原棉贸易中的中心作用建立在他们早期在布料交易中的作用上。1788年，印度贸易局向东印度公司的总督报告说，棉花贸易“仍然还是以原住民非常简单的方式进行，生意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进行”。首先，印度商人如孟买交易商佩斯东吉·杰姆沙特吉、詹姆塞特吉·杰吉伯伊和索拉布杰·杰万吉等能够将布料方面的专业知识用到原棉贸易上去。结果，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西方商人在印度的影响通常只限于沿海城市，甚至在那里他们也会遇到来自印度商人的激烈竞争。成立于1836年的孟买商会中还有数量众多的印度商人，反映了他们一直以来的重要性。正如商会在1847年所观察到的那样，“委员会认为，考虑到欧洲人在这个国家的代理和作业状况，不能希望商人采取任何涉及在内陆维持据点的立场；英国商人唯一可以恰当地考虑提供的支持，必须限于购买那些带到本地市场的棉花，据说这也正是他们所准备做的。”47
在种植棉花的农村地区，印度商人向耕种者预付资金，往往利率很高，然后把原棉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再把棉花预付给沿海商人，这是一种被英国人认为是“邪恶”的制度，主要是因为它无法被控制。正如孟买的商人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于1832年向伦敦巴林家族所报告的那样，“本地商人只接受来自内地、沿海、波斯湾、红海、中国的农产品，他们中很多人是印度教徒和帕西人，非常富有，有的甚至拥有大量的资本。由于生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任何与沿海人签订棉花合同的企图最终都失败了”。由于非欧洲资本占主导地位，加上当地农民一直控制着土地和劳动力，所以当地棉花生产主要满足包括制造商在内的当地生产者的需求，而不是满足遥远的欧洲的棉纺厂的需求。48
印度商人和生产者的这种独立性在19世纪上半叶并不罕见，欧洲商业渗透到棉花种植地区的腹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棉花从未经过欧洲或北美商人的账簿而进行交易。在中国，进口的印度棉花受到香港商人的控制，这些商人把它卖给内地的经销商。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印度一样，港口城市伊兹密尔与棉花生产地区之间的贸易掌控在当地商人的手中。在奥斯曼帝国的另一部分，埃及，西方商人对生产者与亚历山大港之间贸易的影响仍然有限。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穆罕默德·阿里部分通过强迫农民以棉花缴纳税款，实际上强制垄断了从生产者那里获得原棉的权力，他将这些棉花出售给沿海商人。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地区则避免了对进口棉花的依赖。例如在墨西哥，普埃布拉的工业家要么直接从生产者手中购买棉花，要么从韦拉克鲁斯商人那里购买。49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对全球棉花种植的农村的渗透，主要局限于采用奴隶劳动力生产棉花的地区——奴隶制而非农民生产是工业革命诞生之初受薪劳动力的婢女。只有在奴隶制无法作为一种劳动力动员的模式维持下去之后，而且欧洲国家由于能够攫取一部分机械化制造所产生的财富，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行政、司法、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之后，欧洲资本和国家强权才能开始改革全球农村，显示在印度、埃及，最终及于中亚和非洲。
尽管没有能将农民生产者纳入棉花帝国，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制造业的代表性特征是其全球性。这种全球化需要全球化的推动者，这些人能看到新秩序所带来的机遇，并鼓励他们的企业界和他们的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来抓住机遇。主要的全球化推动者既不是种植者，也不是制造商，这些人的思维定势非常强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专门创造连接耕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的网络的贸易商才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打造这样的全球网络需要勇气和想象力。当约翰·尼德雷尔（Johannes Niederer）于1854年效力于瑞士福尔卡特商行时，他提出在巴达维亚、澳大利亚、望加锡、棉兰老岛、日本、中国、仰光、锡兰和开普敦勘察商机。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结论来说，这些环游世界的商人“统治了这个产业”。事实上，制造商和耕种者经常抱怨贸易商的力量，而许多商人则看不起制造商，认为他们只是乡巴佬和赌徒：罗伯特·克赖顿（Robert Creighton）是一个宾夕法尼亚棉花贸易商，甚至在遗嘱里告诫他的儿子们不要从事制造业。亚历山大·布朗也是如此，他在1819年提醒他的儿子威廉说，公司的所有成员“一致反对投资棉纺织厂”。50
为了能在棉花帝国中成为强大的主角并且从中获利，拉斯伯恩、巴林、勒塞纳、维特因、拉利等家族构建密集的网络，让信息、信贷和货物能够可靠地流通。51建立这样的网络非常困难。例如，拉斯伯恩家族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培养他们与纽约、波士顿和南方各港口，特别是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的商人的联系。他们不断与商业伙伴通信，试图获得市场最新信息以获得商机。他们也经常到美国旅行，长期居住在北美成为家族年轻成员必经的过程。52
其他商人也努力创造这些网络。1828年，托马斯·巴林沿着美国东海岸从新奥尔良前往波士顿，研究当地商业条件，与南方城镇的商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招揽更多的生意，并向南方的许多企业发放贷款，使得后者可以给棉花运输行业预付资金。儒勒·勒塞纳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在整个大西洋世界的各个棉花港口建立分支商行，并让他的亲戚们充当员工，他们不断交换价格和收成的信息，最终甚至在新奥尔良发布了一份法文棉花货运快讯。他们尤为需要的是从气候状况到经纪人性格等方面的可靠信息。53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棉花贸易依靠信贷。信贷依赖信任。而在范围远超任何家庭或部落等亲族关系的全球市场上，信任则以信息为基础。因此，可以说信息是大多数商人活动的核心。大量的信息与任何商人都有潜在的关联，但是最有价值的是两类信息：谁会偿还债务，未来几个月棉花价格会怎样。结果是，商人之间数百万封的信件（现在藏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黑暗角落里）讨论了这些话题。对未来价格走势的预期显然非常重要，因此关于任何可能影响价格的因素——棉花种植区的天气，战争的影响和区域经济状况——的信息都非常宝贵。虽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也开始收集这些信息，但其中大部分仍是私人收集（和囤积）的，并且为私人使用。54
在可靠的信息稀缺的地方，谣言和八卦填补了空白。公司成也信誉，败也信誉，而传播经过操纵了的信息可能会改变市场。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能够提供信息是威信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个体商人和企业提高信誉的主要方式。当汉堡商人门格及尼曼（Menge & Niemann）在1841年向纽约商行菲尔普斯－道奇（Phelps, Dodge）提供服务时，他们先是介绍了自己和自己的业务，然后立即提供了有关汉堡贸易发展的信息，包括公司印刷的市场行情表，其中列出了棉花等一系列商品的当地价格。55他们表示，菲尔普斯－道奇和他们做生意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有用的信息。
既要拥有信息，也要让别人知道你拥有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塞缪尔·史密斯在作为利物浦棉花经纪人的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立即发布了自己的棉花通讯，回想起来，他认为这一步“对我的生意的帮助不是一点点”。巴林家族在新奥尔良的代理文森特·诺尔特在关于自己棉业生涯的回忆录中宣称，自1818年起，他是第一个印刷棉花市场通告的人：“气象图让我有了一个想法，想做出一个类似的东西，要在连续三年的航运周期内，表现出每周的价格走势和波动，并且用黑色、红色和蓝色线条来表示出汇率的差异。”他接着指出，这样的信息共享给他带来了许多新的业务。56
由于生产如此分散，如此全球化，要想整合信息相当困难。1845年，米卢斯最古老的棉花生产家族之一的成员弗里德里克·多尔富斯（Frédéric C. Dollfus）抵达新加坡港口。他此行目的是了解那里需要什么样的棉花产品，并告知棉花生产商什么样的价格比较恰当。在详细研究新加坡当地市场后，多尔富斯前往澳门、广东、香港、马尼拉、巴达维亚和三宝垄。考察了亚洲一些最重要的棉纺市场之后，他把自己好不容易才搜集到的情报与家乡感兴趣的观众分享。一年后，多尔富斯回到了米卢斯。57
此行只是米卢斯制造商获取市场信息的众多努力之一。他们从事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信息收集事业之一，在18世纪和19世纪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布样，仔细记录了它们的出处和本地市场价格，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本地制造商能够为远程市场生产。加泰罗尼亚的制造商开展了一个非常相似但规模较小的项目。58
便于获取信息使得棉花帝国内部的某些地区脱颖而出，正如威廉·拉斯伯恩六世在1849年所认识到的那样，他预测纽约将会“越来越成为美国贸易的中心（当然是在欧洲市场的引导下）……帆船从英国出发10天内即可抵达，从新奥尔良、圣路易斯、辛辛那提、查尔斯顿等城市信息［通过新发明的电报］一个小时内即可抵达，它比其他任何地点都拥有更多的重要信息”。59对于拉斯伯恩家族和其他人来说，更重要的并非靠近棉花种植区或棉花生产区，而是获取信息。而纽约这个城市既不是棉花生长腹地，也没有纺纱厂，但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尽管在作为信息、信贷和贸易中心的作用上，它还是无法与利物浦竞争。
由于知识变得非常必要，商人发明或采用了越来越正式的信息收集和传播方式。他们创造了专门用于这一任务的出版物：1826年8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英国定期船班及阿根廷新闻》（The British Packet and Argentine News）报道了拉丁美洲和全球市场行情，包括棉纱和布料行情。温特图尔出版的杂志《兰伯特周报》（Landbote）在1840年之后开始定期发布关于勒阿弗尔棉花市场的消息。《不来梅商报》则定期报告棉花收成、棉花市场和本市价格变动情况。60
更快的船舶意味着更快的信息移动。《亚洲杂志》早在1843年就宣布：“英国的期刊和报纸几乎刚刚从印刷机上下来就到达了孟买。”孟买毕竟“现在离我们很近——距离伦敦桥只有35天的航程”。到19世纪40年代，当电报开始将棉花种植、交易和消费中心（虽然还没有跨越大洋和大陆）连接起来时，商人可以更直接地获得关键信息。61
最终，将这些获取信息的渠道正式化的愿望成为商人集体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利物浦经纪人首先独立汇集了有关棉花交易状况的信息，并通过私人通告将这些信息分发给客户。1811年，经纪人同意开始合作收集信息，但继续在私下分发给客户。1832年，人们开始努力创建棉花集体价格通告，1841年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Liverpool Cotton Brokers’ Association）诞生，其90名成员主要致力于收集和传播市场信息，尤其是关于市场上棉花“可见供应”的信息。在棉花种植、交易或制成纱线和布料的地方，这些信息收集机构纷纷出现。商会常常走在前列：1794年曼彻斯特商人成立了“商人协会”（Society of Merchants），勒阿弗尔商人在1802年成立了一个商会，到1825年，在英国已经有12个这样的机构，孟买商人在1836年成立了孟买商会，19世纪30年代，巴西商人开始组织商业协会，到1858年在美国有30个这样的商会。所有这些机构都收集市场信息，但他们也是政治游说团体，吁请这个蓬勃发展的帝国特别关注他们的要求。62
这种经济秩序依赖可靠的信息、信任和信贷，导致商人依赖市场以外的网络。全球贸易的塑造和受薪劳工的出现一样，依赖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关系。使商人与众不同的不仅是他们积累和调动资本的能力，甚至也不仅是他们获得信息的特权，而是他们建立和利用这些网络的能力，这种基于信任的网络建立在大家庭关系、地理上的邻近度，还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族裔身份和起源上。在一个贸易风险极大的世界里，一个公司的生存可能取决于一个通信人是否可信，因而可靠性是至关重要的。当那些有办法在社会关系中赢得信任的人实际上创造了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关系资本主义”的东西时，可靠性更容易获得。这些网络非常重要，法国研究商人群体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奥利维尔·佩特雷－格勒努约（Olivier Pétré-Grenouilleau）认为：“大西洋贸易的典型特点并不仅仅取决于市场规则。”棉花市场远更依赖这些市场之外的社会关系。63
地理上的邻近是一种建立信任网络的方式。全球棉花交易集中在相对较少的贸易中心，这尤其因为地理位置上邻近允许这种网络和支持机构蓬勃发展。利物浦首批棉花经纪商之一的尼古拉斯·沃特豪斯（Nicholas Waterhouse）与家人和当地“朋友”网络一起投入了生意。爱德华·贝恩斯在1835年观察到，利物浦商人更广泛地培育了一种“严格的正直和荣誉”准则，用于规范他们之间的关系。64
但是这些网络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在远距离建立信任相当困难，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1841年威廉·拉斯伯恩访问纽约市，以振兴棉花业务，他写信给他的父亲，迫切需要确认“一些有价值的友谊”。事实上，拉斯伯恩家族的通信往来中随处可见建立信任和友谊的努力。19世纪20年代初，当拉斯伯恩的合伙人亚当·霍奇森（Adam Hodgson）对美国棉花市场进行调查时，他从纽约向拉斯伯恩报告说：“我非常清楚，我们一致的商业义务感和个人友谊，会使你们抓住每个机会回报朋友们对我们表现出的善良和信心，我不需要提醒你，自从我登陆这个国家以来，我在两个方面都感受深切。”他下面的语言让我们想到联姻请求，他说，一家商户“相当友好，我认为他们对我们相当真诚，偶尔下一个棉花订单，也可能使得他们定下货运托单”。其他商户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当福尔卡特家族希望在欧洲棉花贸易上面建立地位时，他们列举了许多印度、德国、英国和瑞士商家作为“参考”来源，可以证明自己诚实可靠。他们吁请其他人“信任”他们，并提到他们的“亲密朋友”。当巴林公司想要扩大与印度的贸易时，他们的孟买经纪人列举了一些本地贸易商名单，认为这些人“周到、聪明，都是一些可敬的人，你可以完全信任他们”。65
家庭成员不需要寻找，也不需要专门培养，因此他们对这些网络尤为重要。当威廉·拉斯伯恩在1805年售卖他所购买的棉花遇到了问题，并迫切需要现金时，他的父亲和兄弟每人都给了他3000英镑，帮助威廉克服了“相当的焦虑”。当布朗家族试图扩大他们在南部港口的代理人和通信人网络时，他们则去寻找能保持联系的纽带。他们在查尔斯顿的代理人詹姆斯·阿杰（James Adger）和布朗家族一样，原本来自北爱尔兰，也是亚历山大的老朋友。在萨凡纳，他们的代理人约翰·卡明（John Cumming）跟他们有姻亲关系，其他港口的代表也都如此。对于福尔卡特家族来说，家庭关系同样重要。福尔卡特的岳父爱德华·福雷尔（Eduard Forrer）在圣路易斯建立了一个代理人办事处。西奥多·莱因哈特（Theodor Reinhart）1876年在父亲的商行学习棉花生意后，与福尔卡特兄弟商行（Volkart Brothers）老板的女儿丽莉·福尔卡特（Lily Volkart）结婚，从而联合了两家商人公司，这是棉花世界中名副其实的王朝婚姻。66
我们再以19世纪最重要的棉花贸易商行之一拉利家族为例。67他们覆盖世界的帝国源于安纳托利亚沿岸的一个小希腊岛屿，拉利家族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头面人物都来自希俄斯，而且大部分都是拉利家的成员。两兄弟约翰·拉利（John Ralli）和斯特拉蒂·拉利（Strati Ralli）前往伦敦开始在那里从事棉花贸易。1822年，他们带第三个弟弟潘迪亚·拉利（Pandia S. Ralli）到了伦敦。1825年，斯特拉蒂在曼彻斯特开办了纺织品贸易公司，1827年约翰·拉利去了敖德萨。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第四个兄弟于1837年在波斯开办了一个办事处，第五个兄弟奥古斯特·拉利（Augustus S. Ralli）在马赛开了一家棉花公司。19世纪60年代，拉利家族的代表遍布世界各地，例如伦敦（1818年）、利物浦、曼彻斯特（1825年）、“东方”（敖德萨与君士坦丁堡），以及印度数个地方，包括加尔各答（1851年）、卡拉奇（1861年）和孟买（1861）等，还有美国的城市。68拉利因此能够在美国购买棉花，运到利物浦，把它卖给曼彻斯特的制造商，然后在加尔各答出售成品——所有这一切都通过家族内部完成。
拉利家族的例子表明，希腊侨民和其他人——亚美尼亚人、帕西人和犹太人——一样在全球棉花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到18世纪最后25年，希腊人对连接奥斯曼帝国与外界的网络变得尤为重要，在埃及的棉花贸易中尤其突出。在穆罕默德·阿里的第一波工业化努力中，希腊人在19世纪上半叶抵达埃及，成为最大的外商集团。到1839年，包括拉利在内的12家希腊商行占据了亚历山大港棉花出口市场的33%，其中最大的希腊商行托西萨兄弟公司（Tossizza Frères et Cie）出口了埃及11%的棉花。69
其他这种流散社区也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犹太人在纱线和棉布的全球贸易中占据了中心地位，部分原因是此前的歧视迫使他们成为流动的贸易商，主要从事纺织品贸易。这一角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在进入曼彻斯特的纺织品贸易后，把货物出口到欧洲大陆，顾客主要是同宗信仰的犹太人。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的故事很有典型性：他于1777年出生在法兰克福一个著名的银行和商人家庭，在1798年前往伦敦学习做生意，一年后搬到曼彻斯特开办自己的纺织代理公司，带去了大量的资本。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离英国的距离越近，货物越便宜。我一到曼彻斯特，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东西相当便宜；于是我赚取了可观的利润。”他购买了曼彻斯特货物，在法兰克福和欧洲大陆市场销售，同时还向制造商提供信贷。罗斯柴尔德在曼彻斯特的成功鼓励其他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家庭在曼彻斯特创业。结果，到19世纪初，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家庭在把英国棉花销售到大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0
虽然还是例外，侨民网络有时也被纳入公司内部，逐渐减少了信任网络的重要性。拉利家族就是这样的情况，布朗家族在更有限的意义上也是这样。然而，也许最遥遥领先于时代的是一家瑞士商行，它把遥远的网络并入老公司本身，这就是福尔卡特兄弟公司。公司于1851年由萨洛蒙·福尔卡特（Salomon Volkart）同时在瑞士的温特图尔镇（棉纺业的一个重要中心）和孟买成立，开始在印度采购原棉，并向印度出口制成品。随着他们开设更多的分支机构，福尔卡特兄弟公司不仅在印度，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组织棉花采购，将棉花运送到欧洲各个港口，然后出售给纺纱厂。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福尔卡特兄弟公司已经整合了一系列的销售和购买活动。71
然而在19世纪中叶，福尔卡特兄弟公司是非常特殊的。大部分棉花仍然在独立的商行之间进行交易，这些商行以信任的网络为中介。在大量的信件往来、面对面交谈和旅行中，这些商人与世界许多不同地方的人们彼此熟悉，建立联系，他们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社区。与种植者或制造商不同的是，商人往往跟远方的人们，而不是和本城或邻近腹地的人们，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拉斯伯恩（E. Rathbone）在一封典型的19世纪中期的信件中提到开罗、亚丁、巴勒斯坦、亚历山大港和法国等不同地方的商业伙伴或亲戚。在勒阿弗尔，正如在亚历山大港、利物浦和孟买一样，商人来自世界各地——事实上，只有少数大商人是勒阿弗尔古老世家的成员。拉斯伯恩和其他商人居住在一个跨国社区，他们在这里旅行得很轻松。在相隔遥远的城镇里，人们从事着类似的行业，穿着类似的衣服，住着类似的房子，阅读类似的书籍，对人性和政治经济学有着类似的意见，甚至可能也属于同一个家庭。72
这些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凝聚在一起，并由他们所建立的机构所强化，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发展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很早就明白，他们的贸易深深植根于地方、国家和全球的政治之中。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似乎本能地认识到，国家不干预市场，而是构成市场。他们的日常经验告诉他们，全球贸易不是从自然状态下产生的，而是通过谨慎的、有意识的管理才能发展起来的。因此，根据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的说法，政治无处不在：“由于我们的业务涉及很多和国外的往来，而且受到外交事务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战争和对战争的恐惧的影响，我们自然就成了敏锐的政治家。”73
随着商人成为“敏锐的政治家”，意识到国家对于他们整合棉农、棉花制造者和棉花消费者的宏大工程的重要性，他们遇到了许多与自己有着共同倾向的统治者和官僚。欧洲各国越来越依赖包括棉花资本在内资本快速积累所产生的财富。因此，这些政治家往往有求于资本家，而且当这些资本家集体组织起来的时候，政治家往往顺从他们的意志。欧洲各国不同于同时代的日本、中国等国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国家能力，而且还在于它们会回应产业资本的需求。74
尽管商人们会就各种大小事务向其政府进行游说，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贸易基础设施。码头、仓储设施、铁路和水路运输的建设在商人的议程上优先级很高，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货物和信息在新兴的全球经济中的流动速度，而流通速度决定了积累的速度。75
虽然贸易看起来可能相当随便，不受规范，只因少数人的一时兴起而变，但是贸易最终也依赖各国设计和执行的法律框架。不出所料，商人花费了大量的政治能量来加强这一法律秩序，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意无意地增加了国家的能力。公约虽然被商人自己约定，但需要强制性的规则，商人们明白，没有一个行为者能像国家一样有效地执行这些规则。正如纽约律师丹尼尔·洛德（Daniel Lord）在其1835年的文章《代理人法》（Law of Agency）中详细解释的那样，法律规则允许商人在遥远的地方拥有代理人和承购商，代表他们行事：“正是通过它，通过引进援助和从属关系……现代商业曾经触及经度的极致，并把赤道和两极点都同样征服；她穿越海洋，走过非洲沙漠，征服亚洲平原。”76
在把全球农村实际转变成工业原材料供应者和制成品市场的实际过程中，“法律”变得尤为重要。棉花供应者越多，消费者越多，贸易也就越多。为了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商人们渴望更强大的国家的存在，特别是在世界上的非奴隶制地区。他们最迫切的关注点之一就是把这个“法律”注入全球种植棉花的农村，虽然他们要做到这一点的努力，往往在农民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受挫。
法律的重要性在英属印度这样的殖民地环境里最为明显。在孟买，商人不断地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就印度棉花贸易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一位印度棉花贸易编年史家观察到：“对棉花立法不仅是英国统治时期最早的经济立法，也可能是当代经济世界最先进的立法。”市场规则和市场本身出现在商人集体行动与国家的交会之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人越是成功地扩大了国家的权力，贸易就越少取决于他们在此前几代人中建立的信任网络。77
随着法律日益融入全球农村，由国家发起的基础设施项目加速了货物的流动，商人集体动员起来，以其他方式利用国家权力塑造符合自己利益的全球市场。他们的工业政策实际上是全球性的。而其中英国商人和制造商的政策最为全球性。这些人位于棉花帝国的中心，他们相信，保证他们自由开放地进入国外市场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例如，1821年，曼彻斯特商会要求政府向丹麦施压，以减少纱线的进口关税；1822年，他们要求在东印度群岛实行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后来他们鼓动取消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税，并且就“巴西海关的关税”“巴达维亚进口英国货物的关税”“蒙得维的亚的关税”、与摩洛哥的贸易以及“上海的关税”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勒阿弗尔商人也同样争取最不受限制的贸易。78
虽然大多数商人在意识形态上都明确地认同自由贸易，因为这完全符合他们在市场准入和廉价劳动力问题上的利益，但他们也可以以同样的力度提倡创造新的贸易壁垒。实际上，他们对自由贸易的坚持是非常不一致的。早在1794年，一些棉商就抗议“反对从英国出口棉纱”。据他们说，棉纱的出口威胁了英国的繁荣，因为它们会在低工资的德意志地区纺织成布，从而在英国造成失业问题。他们的论调异乎寻常地超前，说：“德意志便宜的食物使他们的手工制造成本比我们的便宜，他们先是剥夺了我们手工织布者的就业机会，现在正在包括纺纱在内的其他部门迅速取得进展。”曼彻斯特商会也同样反对“英国工匠”移居海外和“我们自己的制造商所使用的这类机器的出口”。79
商人呼吁国家政府同时使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保护自己进入国外市场。1794年，曼彻斯特商人协会谈到了皇家海军保护装有珍贵制成品的船只进入地中海的重要性。1795年，他们呼吁政府通过军事力量保护他们与德意志的贸易，以及更广泛地，保护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在曼彻斯特，商人要求政府保护大西洋上的船只免受海盗袭击，并呼吁建立一支“大型海军部队”。80
商人的政治愿景和他们的贸易一样，都是真正全球性的，从“出口到波罗的海的棉纱所需缴纳的过路税”，到专注于开放印度市场的殖民地债务法律。在英国，印度很快就成了“首要问题”。对于棉纺织厂主亨利·阿什沃思来说，如果由适当的政府干预开启的话，印度市场将提供无限的机会：“现在，虽然我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坚持完全自由的贸易原则，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和那些不是像我们这样先进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打交道时，我们应该推迟我们的行动，直到他们改变。”作为一名业余经济学家，阿什沃思直觉地理解，经济思想有助于“形成经济格局”——使此前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这正是几十年后它在印度所做到的情况。81
呼吁国家把印度农民变成供应国际市场的棉花种植者，这是商人把国家带入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更大的项目的一部分。他们知道，与世界上奴隶主宰的棉花种植地区不同的是，在印度和其他地方，他们需要帝国国家的能力来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变革。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越是进一步推进国家建设项目，就越是降低自身在棉花帝国中的重要性。
亨利·阿什沃思比其他许多人更清楚地理解到，贸易世界依赖建立全球市场的强大国家，他毫不掩饰地庆祝英国政府干涉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工业化国家依靠繁荣的制造业经济，以提升实力和达到社会稳定。即使是没有远大目标的政治家，也能理解为国内工业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和为产品创造市场的重要性。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飞快，竞争非常激烈，它们试图将全球农村同时转变成为工业企业的原材料供应者和制成品的消费者。它们改造了自己的农村以寻求劳动力，同时试图把这种经验运用到世界其他地方，使这种特殊的融合形式如同“自然法则”一样天经地义。
这个新的、方便的而又被赋予了神圣意味的使命虽然无心，但同样肯定地减少了工业资本主义对战争资本主义的一些早期机制的依赖，特别是对大规模地攫取土著人民土地和通过奴隶制动员劳动力的依赖。随着市场导向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增强，以及致力于将欧洲资本注入全球农村和动员劳动力的法律框架的存在，商人们加倍努力以调整小农农业，使其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随着国家越来越强大，商人能够将史无前例的资本流和工业生产的逻辑注入迄今为止独立的内陆地区。19世纪40年代，英国巴林商行通过从孟买进口棉花，来保证棉花供应来源的多样化。欧洲资本家也介入和埃及生产棉花的农民的生意。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随着埃及政府对内部棉花贸易的垄断力度减弱，商人——特别是希腊裔的商人——深入内地，开始向农民直接采购棉花。但也许最具前瞻性的是福尔卡特兄弟开发的模式。他们的印度棉花贸易商依靠不断扩张的帝国政府，越来越接近当地的生产者，因此，到1875年，福尔卡特兄弟和他们的欧洲同行出口的棉花数量，是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同行的两倍多。82
然而，在欧洲资本在19世纪最初10年末的帝国国家中找到合作伙伴之前，棉花帝国深为美国所震撼，在那里，奴隶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结合看起来最有力，也最有利可图。在其他地方，奴隶制和工业资本主义似乎可以很好地共存。但正如我们所知，在其他地方，这两个获利引擎是由国界隔开了的，而在北美并不是这样。对美国而言，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不同的是，同一个国家的领土内同时引入了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任何政治联盟都不能永远遏制这两种相反的政治力量。
随着美国经济基础的发展，奴隶主和工业资本家对国家的要求越来越不同。美国制造商和商人，像其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相信工业资本主义的机制可以转移到全球棉花种植的农村，因此能够保证原料的充足供应。波士顿棉产品制造商爱德华·阿特金森成为受薪劳动制度的狂热信徒，他注意到他的工厂有能力动员和管理大量工人。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阿特金森这样的美国工业家把他们的政治利益交给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政府。83另一方面，从事棉花种植的奴隶主则倾向于大西洋贸易的政治经济，并且依赖国家有意愿去获得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园农业，同时执行和支持奴隶制。他们担心加强联邦政府可能会干扰他们对劳动力的掌握。毕竟，奴隶制需要不断的暴力以对待可能反叛的奴隶，而这种暴力的存在依赖国家愿意纵容它。因此，奴隶主感到极为需要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或者至少把奴隶制的反对者排除在国家权力大厅之外。
然而，这种控制越来越难以取得。在工业经济活跃的北方各州，此时开始出现了一小群，但是人数不断增长的试图建设一个国内工业化的政治经济体的人。和种植者一样，他们的政治需求也需要控制国家机构。但与南方人不同的是，北方工业资本家从与商业化的农民甚至是部分快速扩张的工人阶级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联盟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这些资本家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了鼓舞：一小群但人数不断增长的商人虽然在犹豫要不要直接挑战南方的奴隶制度，但这些商人——一直以来是种植者最重要的北方盟友——越来越接受国内工业化项目。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最重要的棉花交易商布朗家族，慢慢开始专注于外汇业务，投资工业企业，例如铁路，还有纽约的新奇铁厂（Novelty Iron Works）。84
这样的举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以前的初级商品贸易进入成本低，总是会面临那些愿意承担更大风险并接受更少利润率的新竞争对手。低进入壁垒创造了一个其中有大量小本经营者的棉花市场，最终这使富裕的交易者进入新兴的、更有利可图的业务，这些业务的资本要求更高。巴林家族等外国资本家和布朗家族一样，投资也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投资到铁路、煤矿和制造业。他们比别人更明白，随着国家能力的不断扩大，商业资本的作用正在减弱，工业家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将能够更为深入到全球农村，可以寻找更多土地和劳动力来生产和消费棉花。最具前瞻性的制造商和商人认为，这种新的支配形式将会决定性地削弱商品生产者的力量，从而消除棉花帝国中最具威胁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削弱全球资本主义。85
不同的商业集团之间的社会权力的平衡发生变迁，这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经济精英之间的分裂如此之大，以至于在面临重大危机之时，甚至连奴隶主的商人盟友们都放弃了他们。这与巴西等其他奴隶制社会完全不同，在那里种植者和出口商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集团，一致同意国内工业化是其经济利益的威胁，而奴隶劳动是必不可少的。86
美国经济精英的重新组合，以及像福尔卡特在印度所做的开辟无须奴隶制的棉花腹地的前景，使得奴隶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结合成本上升，收益减少。1861年，这一结合发生了爆炸，随之而来的美国内战不仅成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转折点，而且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历史的转折点。
①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年），德国哲学家、思想家、批评家，著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单行道》《巴黎，19世纪的首都》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