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动员劳动力
1935年，年轻的德国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丹麦流亡时，坐下来思考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他通过一个想象中的“读书的工人”的声音传达了他的想法。这位工人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
谁建了七门的忒拜？
在书中你会读到国王的名字。
国王是否拉动了巨岩？
巴比伦多次被拆毁。
又是谁把它多次重建起来？建筑工
又住在利马哪间金光闪闪的屋子里？1
布莱希特也可能在谈论一个非常不同的帝国，那就是棉花帝国。到他那个时候，棉花的传奇已经有很多记载了。历史书籍充斥着那些驯化这种植物所赐予的独特礼物的人的故事，例如理查德·阿克莱特和约翰·赖兰兹，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和伊莱·惠特尼。但是与任何一个产业一样，帝国本身是由数百万不知名的工人维持的，他们在棉花种植园和农场中工作，在世界各地的纺纱厂和织布厂中工作，包括布莱希特的家乡奥格斯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正是在奥格斯堡，500多年前汉斯·富格从非机械化棉花生产中积累了他的财富。
和布莱希特的搬运工和建筑工一样，也很少有棉花工人进入我们的历史书籍。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留下痕迹。他们往往是文盲，在醒着的时间几乎一直为生活奔波，没有多少时间像社交精英那样写信或日记，因此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生活拼凑出来。最令人伤心的一件事就是曼彻斯特的“圣迈克尔旗帜”（St. Michael’s Flags），在这个小公园里据称有4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棉花工人，重重相叠，埋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埋葬死者几乎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埃伦·胡顿（Ellen Hooton）是少数罕见的例外之一。与其他数百万人不同的是，她于1833年6月进入历史记录，被召到国王工厂调查委员会（His Majesty’s Factory Inquiry Commission）面前作证，这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英国纺织厂的童工问题。当她出现在委员会面前时，虽然她只有十岁而且十分害怕，但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人，一个在棉纺厂工作了两年的老员工。埃伦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因为曼彻斯特城里以及邻近地区出现了很多工厂，一些中产阶级活动家关心这些工厂中的劳动条件，试图用她的案例来强调对儿童的虐待。他们声称埃伦是一个童奴，不仅被迫在锁链一般的环境里工作，还被一个残酷的监工所惩罚，在真的锁链下工作。2
委员会决心表明这个女孩是一个不可信任的“臭名昭著的骗子”，委员会质询了她的母亲玛丽和她的监工威廉·斯旺顿（William Swanton）以及工厂经理约翰·芬奇（John Finch）。然而，尽管他们努力洗白这个案子，但指控却被证明是真实的。埃伦是玛丽·胡顿的唯一的孩子，玛丽自己是一个单亲母亲，是一个手工纺织工，几乎只是勉强谋生。埃伦七岁之前，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一些孩童抚养费，她父亲也是一个织工。但是一旦抚养费期限满了后，母亲就把她带到了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以期增加家庭微薄的收入。在经历了多达5个月的无薪劳动（据说她必须先在这个行业当学徒）之后，她成了在埃克尔斯纺纱厂工作的许多童工之一。当问到她的工作时间时，埃伦说，早上五点半开始，晚上八点结束，期间有两次休息，一顿早餐，一顿午餐。监工斯旺顿先生解释说，埃伦在一个房间与25人一起工作，其中有3名成人，其余都是孩子。用埃伦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一个“在喉咙打结的人”——这是一项烦琐的工作，需要修理和重新缠绕被拉到骡机框架上的断线。由于断线经常发生，每分钟都会有几次，她每次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完成任务。
当机器来回移动时，跟上机器的速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她有时会“断端”——也就是说，她来不及把线头的松散和断端快速连接上。这样的错误代价高昂。埃伦报告说，她被斯旺顿“一周两次”殴打，直到她“头和双手酸痛”。斯旺顿否认殴打的频率，但承认使用“皮带”来惩罚女孩。她的母亲叫女儿“一个调皮捣蛋的女孩”，作证说自己赞成这样的体罚，甚至要求斯旺顿更严厉地管教，以终止她的逃跑习惯。玛丽·胡顿生活艰难，迫切需要这个女孩的工资，因此尽管遇到了麻烦，她一再请求斯旺顿继续保住这个女孩的工作。玛丽说，“我哭了很多次”。
然而，殴打并不是埃伦在斯旺顿手中经历的最糟糕的待遇。有一天，她工作迟到了，斯旺顿更严厉地惩罚了她：他在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铁圈（关于重量是16磅还是20磅，没有达成一致），让她在工厂里上下走动。其他的孩子戏弄她，结果，“她与其他人打架的时候，摔倒了多次。她还用棍子打他们”。即使在时隔近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很难想象女孩的生活的困苦、她的工作的单调乏味，以及遭受暴力虐待的痛苦。
今天曼彻斯特有一座约翰·赖兰兹图书馆，哈佛大学有一个以洛厄尔命名的学生宿舍，每个小学生都会学习理查德·阿克莱特和伊莱·惠特尼的故事，当然，没有任何图书馆或学校会以埃伦·胡顿的名字命名。除了一小撮历史学家，没有人知道她的一生。然而当我们想到棉花制造业的世界时，我们应该想到埃伦·胡顿。没有她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妇女和男人的劳动，棉花帝国将永远不会建立起来，赖兰兹和洛厄尔也无法积累他们的财富，而阿克莱特和伊莱的发明也会在谷仓的角落里吃灰。埃伦的故事凸显了肉体惩罚的暴力，但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困境中所遭遇的更为平庸的暴力，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工厂，他们为了服务于这个棉花帝国而耗尽了生命。
像埃伦·胡顿一样，数以千计——到19世纪50年代，则是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流入了新建的工厂，操作生产棉线和布料的机器。3动员这么多的妇女、儿童和男人到工厂工作的能力让人心生敬畏。好多同时代人都被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人走进和离开工作岗位的景象震惊了。每天早晨日出前，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孚日山脉的狭窄小路上前往位于山谷的工厂，从阔里班克纺纱厂的山坡上的宿舍床上爬出来，离开他们在略布雷加特河①上面勉强维持生活的农场，穿过拥挤的曼彻斯特街道，走向遍布在散发着臭味的运河边上的几十个工厂之一。到了晚上，他们又回到了破败的宿舍，在那里他们好几个人共同睡一张床，或者到了寒冷而漏风的小屋，或者回到巴塞罗那、开姆尼茨或者洛厄尔的人口稠密且建设糟糕的工人阶级社区。
多个世纪以来，世界曾经见过极度的贫困和劳动剥削，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量的人类围绕着机器生产的节奏组织生活的每个方面。一周6天，每天至少12个小时，妇女、儿童和男人填满机器、操作机器、修理机器和监督机器。他们打开包装结实的生棉包，把成堆的棉花喂入梳理机中，来回移动巨大的骡机，把断头的纱线捆扎在一起（像埃伦·胡顿一样），他们从纱锭中取出纱线，提供必要的粗纱给纺纱机，或者扛着棉花在工厂里移动。纪律是通过小额罚款和强制解除合同来维持的：19世纪初的一家工厂的解雇案例有各式各样的官方理由，从诸如“使用不适当的语言”之类的乏味的纪律问题，到“用她的丑脸恐吓 S·皮尔森先生”这样奇特的指控。维持一支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将会一直困难重重。1786年后的20年，一家英国工厂招募的780名学徒中，有119人逃跑，65人死亡，还有96人不得不遣还至原来同意他们前来的监护人或家长。毕竟，这是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②所谓“黑暗的撒旦工厂”时代的开始。4
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工人都要走进这些几层高的、通常是由砖块砌成的建筑物中，在巨大的屋子里工作，这里的环境常常很热，几乎一直潮湿、多尘而且震耳欲聋。他们努力工作，生活贫困，死得很早。正如政治经济学家莱昂内·利瓦伊（Leone Levi）在1863年所说的那样：“请短暂进入那些众多工厂之一；看那数以千计的工人队伍稳步工作；看，每一分钟的时间、每一码的空间、每一只老练的眼睛、每一根灵巧的手指、每一个创造性的思想，都在专注于高度压力的工作。”5
很难夸大这个新的人类劳动组织的重要性和革命性。今天，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大多数人靠出卖劳动力谋生，每天工作数小时，报酬是我们的薪水，用以购买我们日常所需。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机器确定了人类活动的步伐。但是在18世纪或19世纪，这并非如此：如果从整个世界来看，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以劳动力换取工资，特别是制造业工资。工作的节奏是由气候、风俗、大自然的循环决定的，而不是机器。人们工作，或者因为他们是奴隶，不得不这么做，或者因为他们是世俗或宗教当局的封建附属，或者是因为他们在自己拥有权利的土地上使用自己拥有的工具来生产生活必需品。作为棉花帝国中无数的齿轮之一，制造纱线和布料的新世界从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棉花制造依赖有能力或说服、或吸引、或迫使人们放弃几个世纪以来组织人类生活的活动方式，加入新兴的工厂无产阶级。尽管这些机器本身也令人震惊，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这种工作节奏的转变要更为重要。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点，但当埃伦·胡顿和无数其他人流入工厂时，他们看到的是未来，他们的劳动正在建设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未来。
将工人迁入工厂的能力成为棉花帝国胜利的关键。结果，一道鸿沟横跨在世界上那些能够动员劳动力的政治家和资本家与那些做不到的人之间。要想说服成千上万的人放弃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生活方式，其复杂程度不亚于安装新的机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者都需要一定的法律、社会和政治条件。棉花生产过渡到工厂制最初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但是甚至在那里，人们也遇到了巨大的反对声。要想获得成功，需要权力的不均衡分配，使得政治家和资本家以大部分亚洲和非洲精英阶层还不知晓的方式，去主宰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国家的权力不仅需要像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广泛，而且要密集、集中，可以渗透到所有的生活领域。因此，在统治者不能轻易地压制其他替代性谋生手段的地区，过渡到工厂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厂生产本身会慢慢破坏这些替代性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
可以肯定的是，工业革命主要是关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例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纺纱的生产力增加了一百倍。但是，这些节省劳动力的机器需要劳动力才能操作。由于棉花产品市场因价格下跌而急剧扩张，棉花产业也迅速增长，最初需要数千工人，然后需要数万，最后在世界上一些地区，需要数十万名工人。在英国，到1861年，有44.6万人从事棉花产业。据估计，1800年德意志地区的棉业工人约有59,700人，到1860年增加到250,300人。法国棉花产业雇用了大约20万工人，1827年瑞士棉花产业雇用了62,400名工人。1810年，美国棉花工业仅有1万名领取薪水的工人，186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2万人。1814年，俄国雇用了4万名棉花工人，到1860年则为约15万人。1867年，西班牙的棉花工人约为10.5万人。全球棉花工业依靠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同时它本身也是最大的促进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机构之一。6
在工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前，资本所有者只知道一种大量动员劳动力的模式：美洲的种植园经济，建立在对数百万非洲人的奴役之上。许多棉花企业家对这个系统非常熟悉，正如我们所见，阔里班克纺纱厂的塞缪尔·格雷格在多米尼克拥有奴隶种植园，而且远非只有他如此。但是，由于受到启蒙运动对“经济人”（economic man）产生的新敏感，以及由此导致的欧洲法律对奴隶制的禁令，欧洲已经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把非洲奴隶带到曼彻斯特、巴塞罗那或米卢斯是不可能的；奴役当地人口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此外，奴隶劳动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不利之处——很难在奴役的条件下激励工人，而且监督成本很高。而且，奴隶劳动整年都需要花费（有时候还需要养工人一辈子），并且很难根据工业资本主义起伏的繁荣与萧条周期来作调整。换句话说，种植园的模式无法满足工厂的需求。
然而，获得劳动力对世界各地的制造商来说至关重要。毕竟，一个企业家在机器上的重大投资，只有在有可预测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操作这些机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带来回报。女人和男人、女孩和男孩的劳动力就这样变成了商品。7把人们变成工厂工人意味着把他们变成受薪工人。然而，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工资并不是他们生活的核心。毫不奇怪的是，许多依靠土地为生或制作手工艺品的人没有兴趣成为工厂工人。一个农民种植自己温饱所需的粮食，一个工匠制造用于出售或者交换的物品。相比之下，工厂工人只有自己的劳动力。
因此，新出现的资本家和政治家不得不发明新的方式来大规模地调动劳动力——一位兰开夏郡的农村治安官在1808年将其称为“新兴的人种”。如果他们预见到了最终需要雇用数百万工人，那么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解决的——而且实际上，有时他们确实会担心劳动力供应不足。例如，一个什鲁斯伯里的工厂老板在他位于西米德兰兹的家中抱怨说，1803年，启动工厂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吸引足够数量的工人。8
然而，特别是从农村地区长达几十年（有些地方是数个世纪）的转型过程中，这些充满希望的雇主受益良多。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义务关系已经开始瓦解。在欧洲，地主把大片的土地圈了起来，使农民难以独立从事农业，而且原始工业的浪潮也已经使制造业，甚至是工资支付成为许多农民日常生计的一部分。9
而且，新近得到巩固了的国家在官僚、军事、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对固定领土的渗透，同样也帮助了这些工厂主。“强迫”几乎一直是让人们为他人劳动的一个核心要素，对于封建领主和殖民地奴隶主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行强迫的越来越多地是国家及其官僚和法官，而不是领主和奴隶主。全世界许多需要工人的资本家都担心农奴制、奴隶制、学徒制等个人依附制度的衰落，担心这会导致闲散乃至无政府状态。但是在一些地区，国家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创造条件，确保妇女、儿童和男人可以持续流入工厂。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地主和资本家把劳动力作为私人依附者进行控制的权力受到严重削弱，但与此同时，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从法律上强制人员（比如乞讨者、所谓的流浪者和孩子）去工作的职责。而且，由于公用地被圈了起来，国家已经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其他谋生的方案，实际上增加了对无财产者的经济压力。正如法律史学家罗伯特·斯坦菲尔德（Robert Steinfeld）所说的那样，甚至“经济强制也是法律造成的”，也就是说，是国家造成的。10
因此，国家建立了受薪劳动的法律框架，使其对上升中的制造业者来说更可理解。他们非常欣赏的是，即使在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受薪劳动也保留着重要的非金钱强制要素——身体胁迫。事实上，英国、美国、法国、普鲁士和比利时的雇主“要求签署受薪劳动协议并严格执行”，还“使用各种法律强制的方式将工人和工作捆绑在一起”。例如，1823年的《仆役法》（Master and Servant Act）明确允许“英国雇主可以将违反劳动协议的工人送到矫正所去从事苦力，最多可长达三个月”。在1857年到1875年间，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就有大约1万名工人因“违约”被起诉，其中许多人被判入狱；棉花工人经常在其中。在普鲁士，整个19世纪，工人都可能会因为离职而被处以罚款和监禁，1845年普鲁士的《工业法》（Gewerbeordnung）规定：“未经许可也无合法理由离职，或是逃避责任，或严重不服从的培训工、助手和工厂工人，将被处以20塔勒的罚款或最高达14天的监禁。”11
尽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招聘工人仍然是新兴的制造业者面临的巨大挑战，这表明只要工人还有其他谋生手段，他们就会试图逃离工厂世界。例如，药剂师霍安·巴普蒂斯塔·西雷斯（Joan Baptista Sires）于1770年在巴塞罗那的拉瓦尔居民区开设了一家拥有24台织布机和19个印花台（给棉织物染色的地方）的棉纺织厂，他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是招聘60到150名男女以维持生产。人员更替非常频繁，因为大部分员工只待几个月。西雷斯试图通过在工厂中复制手工作坊的某些元素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为熟练男性工人提供最好的工作岗位，还允许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工厂工作，从而增加了工人的家庭工资，同时利用他们的打折劳动力以节省经费。为了吸引工人进入他的工厂，西雷斯允许一些家庭住在这些建筑中，这也是在仿效整个欧洲手工作坊的典型模式。12
50年后的美国，劳动力招聘的状况依然没有改观。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多佛的多佛制造公司（The Dover Manufacturing Company）在1823年8月至1824年10月期间，必须雇用342名工人以维持平均约140人的劳动力。13工人的来来去去非常频繁，他们拼命地保留在工厂外的生计。进入工厂几个星期后，他们一旦拿到足够的钱可以撑到卖掉作物的时间，或者在农场上需要劳动力时，就会离开。
这些劳动力招聘模式在正在进行棉花工业化的地区非常典型。在每个案例里，原始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都是交织发生的。机器制造的纱线（以及后来的布料）的扩散，破坏了农场的手工纺纱和手工织布业，给纺织工人造成压力，迫使他们在别处寻找收入来源。对许多人来说，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前往工厂，尽管也正是工厂破坏了他们此前的收入来源。实际上，巴塞罗那企业家西雷斯通常雇佣加泰罗尼亚首府周围的农业工人。在萨克森，当第一批棉纺织厂生产的廉价纱线涌现到市场，战胜了手工纺纱者之后，先前的招工困难得以克服，因为后者被迫在扩张的工厂里工作。在瑞士，远在黑森林广大农村的成千上万的工人提供了潜在巨大的劳动力储备，此前这些人忙于为外包商人服务，事实上，最终许多工人都转向工厂生产。随着阿尔萨斯棉业迅速扩张，劳动力需求巨大，企业家到孚日山区和黑森林地区去寻找劳动力。在那里，家庭的生存依然依赖农业生产，甚至在工厂开始生产之后仍然继续这样。例如，在坐落于米卢斯市以北的小镇韦塞林，直到1858年，几乎所有纺织厂的工人仍然拥有自己的土地，并通过从事农业补充收入。为了寻找纺纱工和织工，资本更加深入地进入农村，使得制造商可以支付极低的工资，因为工人仍然可以依赖其他家庭成员的无偿劳动——其中包括抚养子女和种植食物。在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资本主义的展开依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劳动力。14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工人失去了土地，面对家庭制造业的衰退，他们往往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事实上，棉花工业化导致了巨大的移民浪潮，而且往往跨越国界。1815年，盖布维莱的齐格勒与格勒特公司（Ziegler, Greuter et Cie）的1500名工人中，有750人是阿尔萨斯人，其余的则是来自瑞士和德国的移民。美国的纺织厂也吸引了这样的移民。成千上万的工人从新英格兰边缘的农业地区迁移到新兴的纺织城镇，还有许多工人越过了大西洋，如来自爱尔兰因马铃薯饥荒③而逃难的男男女女们。荷兰、比利时、加泰罗尼亚和法国的棉花产业也吸引了来自周边农村的移民。15
这些农民工放弃了自己的农业活动和家庭制造业，从山区走出来，有时甚至横跨海洋，进入黑森林、瑞士、孚日、加泰罗尼亚、萨克森和新英格兰的纺织工厂。那里的人口基本上都是手工工匠。这些工人大部分是男性，他们的工作技能最高，往往有在旧式手工作坊工作的经验，而没有做农活的经验。诺伊豪斯和胡贝尔（Neuhaus & Huber）于1830年在瑞士的比尔他们原先的纺纱厂旁边创建了一家织布厂，吸引了新近失业但技术高超的手摇织工，这些工人此前几十年来一直在城镇附近生意兴隆。熟练的工匠还会迁徙到很远的地方：俄国纳尔瓦镇的施瓦茨（Schwarz）棉布厂1822年雇用了35名德国人、1名法国染色师和1个来自荷兰的人。路德维希·克诺普的科林霍姆（Kreenholm）工厂在1857年雇用了许多英国技术工人。事实上，法国、墨西哥、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制造商经常从国外招聘高技能的工人。16
然而绝大多数工人并不熟练，也不是被招募的；相反，他们是由于农村条件的改变，特别是由于家庭制造产品无力与工厂产品竞争而衰落，而被赶入工厂的。也许最戏剧性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动力织布机取代手工织布机的时刻。由于欧洲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失业的家庭织工准备好搬进工厂。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保住家庭拥有的土地，前往工厂工作往往成为一种战略，要么派一名家庭成员去从事全职工作，要么派出好几个家庭成员去短期打工。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工人就是这种情况，（未婚）女性在工厂里赚得工资经常使她们的家庭保住土地。迁移到工厂劳动可能会给处在边缘地位的农业活动带来一线生机。17
保留至今的详细薪酬记录使我们可以详细检查这样一家早期棉纺厂，即上面提到的多佛制造公司。在1823年8月9日以后的63个星期内，共有305名妇女，其中大多数年轻未婚，在工厂的某个阶段劳动，构成了89%的劳动力。她们平均工作25.93周，占总时间的41%。事实上，许多妇女季节性地进入工厂工作，工作了几个月后回到其他的工作上。仅举一个例子，10月中旬，有43名女性（占劳动力的32%）从工厂离开一周，在下一周返回。
因此，这种农业工作的节奏一直延续到工厂之中，工厂工作可以帮助家庭保住土地。在新罕布什尔州，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家庭成员基本上在工厂里全职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作，例如巴杰（Badge）一家：玛丽做全职工作，而阿比盖尔和莎莉只是短期打工。
但是，即使在19世纪20年代的多佛制造公司，也已经有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家庭，许多成员长期留在工厂里。珀金斯一家就是这种模式的例证。包括两名男子在内的家庭成员基本上都从事全职工作，因此他们不大可能种植任何农作物或饲养动物。不管具体的模式如何，并不是工厂劳动本身的吸引力吸引了数百万人进入棉纺织厂的旋涡中的。18
制造商试图规避吸引大量人员到工厂工作的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优先招募社会上最弱的成员，那些最没有资源抗拒的人。为此，他们利用了家庭内部长期以来的既成权力关系，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家长制，这使得男性户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妻子和孩子的劳动力。事实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较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并将这些制度和关系作为一种工具来更广泛地革新社会。雇主明白，他们劳动力的“廉价”依赖非资本主义的谋生方式持续存在——这个教训最终也让印度和其他地区种植棉花的农村，得以过渡到为世界市场生产。资本主义革命成功了，因为它还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
因此，孩子经常是第一个进入工厂工作的人，埃伦·胡顿就是其中之一。多达一半的棉花工人是孩子，被父母所逼迫，而这些父母又被新的经济现实所逼迫。儿童劳动力非常便宜，工资相当于成人工资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且相对听话，不太可能反对极其重复和枯燥的任务，而且即使他们这样做，也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惩罚。对于资源很少的父母来说，孩子往往是额外收入的唯一来源。例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曼彻斯特制造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他们生产精细海岛棉棉纱，雇用了大量的儿童。1816年，在他们的568名工人中，有257名16岁以下的，占总数的45%。19
在塞缪尔·格雷格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开创性的阔里班克纺纱厂里，许多贫穷的孩子都以所谓的学徒名义做工。在1784年到1840年间，格雷格招募的工人中一半以上都是儿童，他把他们安置在宿舍里，让这些孩子为他工作了7年。格雷格称自己是一位体贴的家长式雇主，他把一名童工埃斯特·普赖斯（Esther Price）锁在一个特别建造的用于管教“不服从行为”的牢房里，并让其他孩子加班工作，以惩罚他们吃了一个苹果的“罪行”。同样，格雷格也绝非独一无二。例如，塞缪尔·奥尔德诺也利用了一个繁荣的“学徒”市场；1796年，克勒肯维尔教区展示了35名男孩和35名女孩，邀请奥尔德诺随意挑选多少。《爱丁堡评论》在1835年宣称，工厂“一直是［儿童们］最好最重要的学校”。他们断言，把这些儿童放在街上情况会更糟，因为纺纱厂使得“孩子远离了危险的道路”。20
由于社会接受童工，并且有大量迫切的需求，大量童工工作在棉花生产的各个方面。1833年，兰开夏郡棉花工厂中36%的工人年龄小于16岁。1846年，比利时全部棉业工人中有27%的人不到16岁。在1800年，齐格兰（Siegerland）一家纺纱厂的300名工人中，有一半是8至14岁的孩子。1798年俄国财政部允许米哈伊尔·奥索夫斯基建造第一家机械棉纺厂，他从圣彼得堡一家孤儿院“接收”了三百名儿童。从萨克森到普埃布拉，再到哈布斯堡帝国，情况到处都很相似。加泰罗尼亚的制造商将他们的工厂安置在比利牛斯山脚下，这里有着许多苦苦挣扎的农民，可以从中获得童工。在普埃布拉，大多数棉花工人此前都是农民、欠债的雇农和纺织工匠，不过儿童也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从10岁就开始工作，有时甚至更早。早在1837年，米卢斯工业协会的一个委员会就报告说，儿童从事“强迫劳动”，并且“非志愿地做贡献”。为了改善条件，委员会建议将8到10岁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间限制在10个小时；10到14岁的孩子为12个小时；14到16岁的孩子每天13小时，同时只允许14岁以上的儿童上夜班。他们希望这种半心半意的措施一旦实施，能改善儿童的生活。然而，阿尔萨斯棉业依然严重依赖童工，企业家强烈反对1841年通过的一项限制这种做法的法律。事实上，在米卢斯资产阶级家庭中的童年的发明（Invention of Childhood），就像欧美其他国家一样，是建立在极力剥削周围的工厂里童工的基础上的。来自英国、丹麦、瑞典和俄国济贫院的孩子们的童年都在纺织工厂结束了。21
除了儿童，女性，尤其是年轻未婚女性构成了棉花产业劳动力。事实上，棉花制造业成为18世纪和19世纪最由女性主导的产业。如前所述，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新罕布什尔州多佛制造公司中，所有工人中有89%是女性。在加泰罗尼亚的棉花产业中，多达70%的工人是女性。尽管男性在墨西哥和埃及占主导地位，但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女性主导着棉纺织业。女工的这种优势往往导致了棉花业长期被人忽视，被男性主导的采煤业、炼铁业和铁路业所掩盖了。22
毫不奇怪，这些女性大部分来自农村。这部分原因是家庭的策略，即通过工资来补贴正在减少的农业收入，从而有机会保住土地。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的女性曾经负责纺纱和编织长达几个世纪，这种趋势仍在继续，虽然工作本身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从手工变为机器生产。1841年，当年轻的威廉·拉斯伯恩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对女工的无处不在感到震惊：在新泽西州帕特森的一家工厂，他发现了“世界上最浪漫的工厂”，他还发现“这些工作的女性看起来面带病容，但非常漂亮”。几天后，当他参观洛厄尔工厂时，他观察到，“工厂里的女孩很整齐，很漂亮。我相信她们一般都受过良好教育，她们是农民的女儿，有时甚至是神职人员的女儿，离开家庭去那里工作几年，以做好结婚的准备”。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一样，拉斯伯恩对女性从事棉花业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看法。23
由于长期以来的偏见，女性的劳动力便宜得多。历史学家发现，“在固定的工资结构下，女性通常只能挣到男性工资的45%到50%”。然而，女性不仅工资更为廉价，她们也更少根植于较老的常常规范男性手工匠人的工作文化，这种工作文化可能也确实成为抵制工厂主的基础。女性的工作模式，以及她们的孩子的工作模式，更容易被塑造，以适应机器生产无休止的节奏。24
获得女性劳动力对于早期的棉产品制造商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后来还有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别。并不是说其他地方的女性并没有从事纺织品生产——她们从事了——但是与非洲和亚洲不同，欧洲和北美的女性最终可能离开家庭进入工厂，这是纺织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在中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历史学家肯尼思·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指出：“中国的家庭制度不允许单身女性迁移到城市或周边地区，直到20世纪有严密监督的宿舍的工厂，才能在体面的范围内成为可能。”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甚至认为，女性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发生了工业化而中国没有。在欧洲和美国，女性结婚时间比较晚，因此可以在婚前加入工厂无产阶级的行列当中去。25
父权制的有利遗产和农村转型，几乎总是需要以更加公开的胁迫形式作为补充。虽然“织机之主”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与“鞭子之主”采取的大不相同，但是用武力来动员劳动力，在工厂内部对劳动力进行管理，而且使工人一旦进入工厂就业就不能离开，几乎是普遍的现象。由于制造商把投资押注在工厂上，他们会采取强制手段甚至使用人身暴力，有时这是私人的，但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家的许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孤儿经常别无选择，只能在棉纺织厂的压迫下工作。比利时企业家利芬·博旺使用“他看管的监狱中的囚犯”作织工。在俄国，纺织工厂使用受薪工人的努力一开始就失败了，相反，企业家利用“妓女、罪犯、乞丐等，其中一些人被判处终身在工厂里做工”。在美国，马里兰、路易斯安那和罗德岛的囚犯在白天纺织棉花。即使是那些同意签订劳动合同的棉花工人，也经常被“某种形式的奴役”束缚在工厂里。克诺普位于科林霍姆的巨大工厂的管理方式被爱沙尼亚一家当地报纸描述为，“对员工态度并没有比奴隶主对黑奴更为关切”。工厂不仅有自己的警察力量，还经常残酷地体罚工人。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工人同样受到严格的监督：他们住在工厂的大院里，不允许有朋友或亲戚探望，有时甚至连读报都是非法的。而在哈布斯堡帝国，棉纺织厂如同军营，工人被锁在工厂里，只能在星期天离开。26
在世界上奴隶制盛行的地区，身体胁迫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美洲，世界种植园奴隶制的中心，强制劳动也进入了棉花生产。在巴西，土著人民和奴隶被迫在纺织工厂工作。在美国南部，奴隶也从事棉纺织生产——一个历史学家恰当地将这个系统称为“强迫式原始工业化”。因此，在奴隶制地区，奴隶制也同样推动了工业生产。27
然而，与棉花种植相比，整体而言全球棉花制造业在动员劳动力上使用身体强制的程度要小得多。即使在俄国，虽然1861年解放农奴之前，农奴有时被迫在纺织工厂做工，这些被迫劳动者在棉花劳动力中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3.3%。相反，出现了新的但更复杂的劳动力控制方法，这种方法并不依靠奴役工人。
然而，大型奴隶种植园的经验教训还是给企业家提供了很多灵感。例如，棉花生产商塞缪尔·奥尔德诺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试图对工人建立更大权威。与奥尔德诺非常熟悉的外包系统不同，工厂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他十分努力地设法控制他的工人。第一步，他创建了一个考勤簿，系统地记录工人的出勤状况。他的考勤簿以工厂房间为基础，把每一个房间的工人都列出来。他把这一天划分为四个时段，列出了工人实际上在哪些时段出勤了。例如，1796年3月，册子上列出了“玛丽·刘易斯，1，2，3，4；托马斯·刘易斯，1，2，3，4；佩姬·伍戴尔，1；玛莎·伍戴尔，1；萨缪尔·阿登，3，4”等等。在我们这个时时受到监控的世界里，这样的记录看起来很古老过时，但就像从季节性工作转向机械工作一样，这种记录时间的想法也是新的，虽然它在奴隶种植园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但也慢慢地迁移到工厂的世界中了。动员大批工人、支付其工资、监督其工作、确保他们运用自己的技能和精力，这是一项在进行中的工作，而且还不断出现新的困境。在工厂之外，例如在工人家庭中和街区里，雇主的权威很难用得上。灌输纪律的概念非常困难，在考勤簿上记录出勤往往是不够的，所以雇主也经常用殴打、罚款和解雇来对付工人。工作的节奏和严密的监督让许多同时代观察家联想到他们唯一知道的其他大型工作环境——奴隶种植园——尽管这使他们无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物真正革命性的本质。28
纪律难以执行，工人难以招聘，同时也因为工作条件常常糟糕得惊人，以至于世界各地的奴隶主把奴隶劳动的条件与工业劳动者的条件相比较，认为前者更好。例如，在德意志地区的棉花行业，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都算是常态。1841年在普埃布拉，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达14.8小时，包括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平均工作时间为12小时，不过雇主可以随意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直到1873年，巴塞罗那纺织工厂的工作时间仍然这么长。生产环境到处都很危险，机器声音震耳欲聋。29
这种情况对工人的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世纪50年代，当萨克森政府试图招募士兵时，只有16%的纺纱工和18%的织工达到健康标准。几十年来，对很多同时代人来说，这些新兴棉花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平象征着工业化的一切错误。1826年，J·诺里斯（J. Norris）向英国内阁大臣罗伯特·皮尔④说：“我得很遗憾地补充道，劳工阶层的穷人，特别是织工的悲惨现状无法用言辞来形容。”事实上，最近一份对预期寿命以及工人身高的分析表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中，“没有增加食物消耗，没有增加人均寿命，没有改善营养状况，也没有改善住房条件”。作者总结道：“这里给出的是工业革命中心地区样本教区的婴儿死亡率，它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缺乏明显证据表明英国工人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在19世纪中叶之前有明显的改善。”实际上可能等到19世纪70年代也没有明显的改善。正如美国劳工活动家塞思·路德（Seth Luther）在1833年所报道的那样：“我计算出，把闲暇时间的变化考虑进去之后，人均消费量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基本保持不变。这种过度劳累的结果是，身体成长受到了压制，四肢变得虚弱，有时甚至可怕地扭曲。”30
考虑到这种情况，农民和手工业者往往不愿意成为工厂工人就不足为奇了。随着生活水平和寿命的下降，对工厂的恐惧是完全合理的。抵抗既来自个人，也来自集体，这使得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常常更为持久，也往往更为暴力。在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工人摧毁了使棉花生产现代化的机器，还威胁了与生产现代化相关的工厂主。例如，1789年，数百名工人袭击了法国棉花产业中心诺曼底的棉花工厂，摧毁了700台珍妮纺纱机和其他机器。诺曼底及其他地方的军队和民兵与这样的动乱作斗争，但成效不一。这种抵抗运动在19世纪20年代还在持续，当时法国工人反对引进动力织布机。这波抵抗非常有效，而且国家经验不足，保护其现代化企业家的能力和意愿也相对有限，一些资本家认为，最不容易引起抵抗的方法是限制新机器的使用，而不是专注于高品质商品的生产，不管其有多么劳动密集。对民众起义的恐惧成为法国企业家的引导性原则。31
英格兰工业化过程中也经常有这样的抵抗运动。早在18世纪40年代，就曾发生过反对凯伊的飞梭的骚乱，1753年曾发生过针对“棉卷机”的袭击；1768年至1769年，兰开夏郡的工人反对引进珍妮纺纱机，1779年兰开夏郡的工人又捣毁了各种机器。但是，直到19世纪10年代，捣毁机器活动才真正流行起来，这时国家能够并且愿意用大规模的力量来镇压它。1811年和1812年，“斯托克波特和其他地方的蒸汽织布机遭到袭击”，1826年又发生了一次机器攻击。32
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也发动了反抗。在普埃布拉，纺织工会“极为反对”机器生产棉纱。坚持介绍新机器的工厂老板将发明者及其机器藏在“秘密地点”，以免引起行会的敌意。这种恐惧在韦拉克鲁斯也很普遍。在瑞士，织工在19世纪20年代暴动，要求禁用动力织布机，并于1832年在奥伯斯特烧毁一家工厂。1827年在荷兰的蒂尔堡，反对引进蒸汽机的工人砸毁了工厂主彼得·范·多伦（Pieter van Dooren）的窗户。33
因此，世界机械化棉花产业的扩张，不仅要依赖配置新技术和取得资本和市场，还要依赖资本家把成千上万的人变成无产者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突破阻力强加一种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能力。正如一个同时代人1795年在英格兰所见到的那样：“每次当引进不同的机器，劳动阶级总是强烈地抵制几种加速劳动的模式。”34这是一种——用一位历史学家评价黑森林的维瑟河谷的话说——“内部殖民地化”过程：资本对越来越多的领地和社会关系的殖民地化和支配。然而，在封建精英遭到削弱的情况下，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而正在巩固实力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则起到了关键作用。
事实上，国家在压制工人阶级集体行动方面变得极为重要，再一次表明了国家能力对工业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各国通过了法律，把从工会到罢工、再到公众集会以及劳工导向的政党的所有一切都定位为非法的。各国还将工人改善工作条件的努力定为犯罪行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机器在整个棉花帝国传播时，国家做出了回应。1811—1812年，英国（还有法国）的卢德主义者（Luddites）摧毁了数百台纺纱机，1812年2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破坏机器可判处死刑。1812 —1813年间有30人被吊死，1830年又吊死了19人。其他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或被监禁。而英国政府也以其他方式打击工人的集体行动：小皮特⑤在1795年通过的《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Seditious Meetings Act）暂停了人身保护令，并禁止未经事先授权的超过50人的集会。1799年和1800年的《禁止结社法》（Combination Act）将工会定为非法，这使约翰·多尔蒂（John Doherty）于1818年被判处了10年苦役，其罪行是参加了（非法的）曼彻斯特棉纺协会。英国政府不太相信它为保证社会和平而设计的机制，也准备与工人作战——仅在1792年至1815年间，在工业区就建立了155个军营。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总结的那样：“政府镇压的尺度令人震惊。”当工人暴动时，工厂主常常依靠国家来镇压这种动乱，使得工厂所有者积累资本的能力日益依赖民族国家化的国家力量，而国家自己的力量也越来越依赖工业化的成功。35
把工人变成无产者的斗争使得工业家更加依赖国家，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权力有限。然而，资本的属地化，其日益依附和依赖国家，也使工人能够集体组织起来改善工作条件和提升工资；最终，资本家对国家的依赖成了劳动者的最大力量。虽然面临多次压制，但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在整个19世纪对资本施加了新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几十年后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棉花工业。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不仅反抗机械生产，而且还努力试图在机械化生产体系内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些努力起初微不足道，但最终却获得了力量，确实为他们赢得了更高的工资、更短的时间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在19世纪上半叶，成功的例子还很少，但是斗争依然不断。早在1800年之前，英国织工之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工人阶级的协会。1792年，斯托克波特和曼彻斯特的骡机纺纱工组成工会。1807年，手摇织工收集了13万个签名来倡导他们所谓的“合法工资”。1826年，由于织工集结并威胁要损坏织机工厂，棉纺织工人的暴乱从曼彻斯特蔓延开来。来自曼彻斯特的弗雷德·福斯特（Fred Foster）1826年4月28日向内阁大臣罗伯特·皮尔“非常高兴”地说，一旦工人在街头集合，“镇压命令就会下达，主要街道被部队清空”。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叛乱非常有名。在新英格兰，1824年，罗德岛波塔基特的女性棉纺织厂的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成为美国工人的第一次罢工。英国的骡机纺纱工将他们的集体行动策略带到了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1858年他们成立了福尔里弗骡机纺纱工联盟（Mule Spinners’ Union of Fall River）。西班牙的棉花工人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之间发起了一场劳工运动，1854年，纺纱工人进行了第一次总罢工。在法国，纺织工人参加了1830年到1847年之间35%的罢工。妇女有时在这种集体行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例如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女性劳动者于1844年组织了洛厄尔女劳工改革协会（Lowell Female Labor Reform Association），为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短的工作日而奋斗。早在19世纪中叶，作为对工人对抗倾向的回应，棉产品制造商开始将资本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加泰罗尼亚的企业家在这方面也许算是先锋，他们越来越多地将生产转移到巴塞罗那郊外略布雷加特河和特尔河边上的彼此隔绝的工厂村庄去，以逃离麻烦的工人。正如在棉花种植的例子里一样，工人的集体行动和世界棉花产业的空间布局交织在一起。36
然而，这些工会化、罢工以及其他形式的旨在改善棉花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集体行动的初期努力表明，一旦控制和动员劳动力的问题在强大的国家内部被“民族国家化”（nationalized），而且事实上成为国家问题，工人就同样可以通过诉诸国家并且在国内政治的空间内进行动员，获得了改善自己境况的新机遇。例如，由于工人的集体行动，对于违反雇佣合同的非金钱性惩罚行为越来越难以成立。1867年，英国大部分工人阶级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工会向国家施加压力，限制工人违约时的补偿，并于1875年获得成功。德国直到1918年革命之后，才终结对违反合同行为的刑事惩罚。37事实上，“随意就业”——即工人可以自行决定何时离职——也是几十年来工人斗争的结果，而不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自然”产物，更不是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先决条件。从工厂到种植园，自由的扩张都依赖工人的组织和集体行动。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理想化了的劳动力市场往往是罢工、工会和骚乱的结果。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61年的棉花帝国实际上依靠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力形式、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大西洋西岸是充满活力、不断扩张和利润丰厚的奴隶种植园，这是欧洲人自16世纪以来一直在建立的非常活跃的战争资本主义的最新产物。在欧洲本身以及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个更加新颖和更有活力的生产组织：工业资本主义，有着以受薪劳动力为基础的纺纱和织造工厂，生产力十分强劲。通过一群商人的中介作用，这两个系统并肩成长，互相靠拢。资本以商人为代表，促进了奴隶棉花种植园和受薪劳动力棉花工厂的迅速扩张，将两个看似相对立的遗产连接起来——直到其中一个倒塌的那一天。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一旦棉花帝国中的奴隶制像遥远的超新星那样黯灭掉，它对建设工业资本主义的重要贡献就可以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被清除掉。
①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境内第二大河。
②威廉·布莱克，英国诗人，画家。此语出自布莱克最有名的诗《耶路撒冷》。
③爱尔兰大饥荒，又称马铃薯饥荒，指发生于1845—1852年的一场饥荒。因为爱尔兰的主要作物马铃薯遭到疫病的打击大量死亡，爱尔兰人口锐减，同时造成了大量的移民人口。
④即前文所说的工业家罗伯特·皮尔之子。
⑤小威廉·皮特（1759—1806年），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政治家，24岁即出任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