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工业资本主义起飞
约翰·马斯特森·伯克（John Masterson Burke）是纽约市詹姆斯·阿莱尔（James P. Alair）铸造厂一位23岁的商务经理，1835年，他乘船来到墨西哥南部，目的地是一个名叫巴利亚多利德的殖民地小镇。在那里，曾经的尤卡坦州州长唐·佩德罗·巴兰达（Don Pedro Baranda）和苏格兰人约翰·麦克雷戈（John L. MacGregor）已经开设了墨西哥第一家蒸汽动力棉花生产企业，这是伯克将要去指导的工厂。他们说“巴利亚多利德周围棉花的自发增长”是自己创业的诱因，但从兰开夏郡到洛厄尔的棉花使人致富的故事想必也鼓励了巴兰达和麦克雷戈。1
巴利亚多利德远离航运设施和技术专家，在这里建造工厂绝非易事。尽管在后来的1842年有位纽约访客曾形容这个工厂“整洁、紧凑并且有着商业化的外表”，但在尤卡坦州建立生产之初却是一场斗争。为了让尤卡坦之光（Aurora Yucateca）开始工作，伯克不仅从纽约带来了机器（其中还包括用来将这些机器从港口运到巴利亚多利德的车辆），还带来了四名工程师，其中两人很快就死于疟疾。由于没有建筑师，这些创业家自己设计了工厂，“拱门两度撑不住，整个建筑都倒塌了”。尽管有这些困难，巴兰达、麦克雷戈和伯克最终还是使工厂开工了。从这年到1844年之间的9年里，他们雇用了117名当地工人工作，用玛雅人家庭提供的木柴作蒸汽机的动力来源，在后者的玉米田里种植棉花，他们一共生产了39.5万码布料。尽管以兰开夏郡的标准来看成绩平平，也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2
棉纺织厂在尤卡坦半岛的热带荒野中拔地而起，距离梅里达港口城坐车也有几天的路程，同时还远离资金来源，这样的事迹昭示了棉花对全球创业家的强大吸引力。18世纪80年代水力纺纱机在英国扩散开来之后，机械化棉花生产开始在世界各地蔓延，先是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大陆，再传播到美国、拉丁美洲、非洲北部，最终传播到印度和更远的地方。
我们可以叙述数百甚至数千个这样的故事。以位于今天德国的维瑟河谷为例，这个河谷从巴登公国的黑森林最高峰延伸到瑞士巴塞尔附近的莱茵河，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棉纺织中心。这块地区有着充裕的瑞士资本、廉价的劳工和广泛的中间商网络，富有进取精神的巴塞尔商人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在自己家中纺棉花，这些来自当地农民家庭的工人无法为他们的后代找到土地，也不受行会的限制（行会限制了在巴塞尔这样的城市里的生产扩张）。一些商人开始大量雇佣这类工人，政府强迫儿童和年轻人纺纱的政策也有助于这些从业者。1795年，来自黑森林地区采尔的外包商人梅因拉德·蒙特福特（Meinrad Montfort）付薪水给大约2500户这样的家庭，这些家庭中有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从事纺织工作。蒙特福特和类似的外包商人从巴塞尔获得原棉，并把成品布交给商人，后者又把商品交给位于莱茵河对岸的独立城市米卢斯的新兴的棉花印花厂。瑞士的投资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个地区的经济重组称为“维瑟河谷的殖民化”。3
早在18世纪，这些瑞士企业家和他们的巴登分包商就已经把一些纺纱工和织工组织起来在非机械化生产的作坊工作，以便更好地监督生产工作。早在1774年，蒙特福特就在附近的施陶芬创建了一个漂白作坊。一旦工人开始离开自己的家在作坊里工作，那么新近在英国发明的纺纱机械来到维瑟河谷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事实上，1794年，仅仅在格雷格在斯蒂亚尔创建工厂10年之后，企业家就创立了第一家机械化纺织厂，尽管因为担心机械化会导致失业、苦难和社会动荡，政府官员很快就迫使其停工，但政府对工业的干预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到了1810年，在一个更偏好机械化的政府的邀请之下，水力纺纱机和骡机重返河谷。这些工厂利用黑森林地区从山地奔流而下的充沛的水力资源，很快摧毁了手工纺纱。然而，纱线的充足供应导致了手工织布的繁荣，短时间内使得农民可以留在自己的农场。与其他地方一样，不断增长的需求和资本也最终转移到了工厂。米卢斯企业家彼得·克什兰（Peter Koechlin）在维瑟河谷的城镇施泰嫩（1816年）、舍瑙（1820年）和采尔（1826年）创建了手工织布厂。随着制造业从家庭搬到工厂，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养牛和制作奶酪。到1860年，维瑟河谷共计有16万支机械化纱锭和8000台织机，几乎全部位于工厂里。这个河谷曾经是一个偏远的自给型农业基地，现在成了工业革命地图上的又一个据点。像尤卡坦城镇巴利亚多利德一样，它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旋涡，这一经济体连接着黑森林和尤卡坦半岛的农民、密西西比河畔的奴隶，以及我们将看到的，拉普拉塔河岸边的消费者。4
渴望利润的企业家和渴望权力的统治者结合成完美的团队，机械化的棉花工业借助他们的力量，成功地将维瑟河谷、巴利亚多利德和世界大片地区殖民化了。1771年，珍妮纺纱机在英国发明6年之后来到了法国的鲁昂市。1783年，位于杜塞尔多夫附近拉廷根的外包商人约翰·戈特弗里德·布鲁格尔曼（Johann Gottfried Brügelmann）无法为他的织工提供足够的纱线，这种问题在几年前是不可能解决的。而现在他投资了25,000多帝国塔勒（Reichsthaler），聚集了大约80名工人，并在英国专家的帮助下建立了德语地区第一家纺纱厂。两年后，第一台机械纺纱机抵达巴塞罗那，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棉花纺织传统，直到今天还有一条狭窄的街道叫棉花街（Carrer dels Cotoners）。1789年，普罗维登斯商人摩西·布朗（Moses Brown）雇用了一名熟练的英国棉业工人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并在美国建成了第一家成功的纺纱厂。1792年，比利时企业家利芬·博旺（Lieven Bauwens）随之效仿，建立了特温特第一家机械化纺纱厂。一年后，这种机器首次开始在俄国纺纱，俄国财政部赞助米哈伊尔·奥索夫斯基（Michael Ossovski）开办了一家棉纺厂。1798年，萨克森开姆尼茨的一位市民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莱西格（Christian Friedrich Kreissig）买下了25架珍妮纺纱机，并开办了一家棉纺厂。到1801年，瑞士圣加仑的当地商人赞助马克－安托万·佩利斯（Marc-Antoine Pellis）创建了该国第一家纺纱厂“纺织股份公司”（Spinnerei Aktiengesellschaft）。7年后，伦巴底地区马焦雷湖岸边的因特拉镇里，纱锭开转了起来。1818年，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命令下，第一台机械化棉纺厂开始在埃及经营，19世纪30年代中期，唐·佩德罗·巴兰达在墨西哥建立了第一家蒸汽动力棉纺厂。5
英国工匠生产棉纱的革命性方法迅速传播开来，可能比以前任何一种制造技术更为迅速。这肯定有赖于诸多旅行者、期刊、报纸和学术协会大肆鼓吹这些奇妙的进步。但更有影响力的是，英国贸易商以无与伦比的价格大量贩卖纱线和成品棉布。欧洲和北美的消费者主要是通过印度生产的相对昂贵的棉产品来了解这种奇妙的商品的，他们对此作出了迅速而热烈的回应；而几个世纪或几千年以来一直自给自足棉纺织物的地区的消费者也同样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便宜的棉花，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家相信他们可以生产同样的商品。技术工匠、冒险家、国家官僚和新兴企业家以同样的热情接受新机器和新技术。到1800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英国、法国、德意志地区、美国、俄国、瑞士、荷兰和比利时，第一批机械化纺纱厂已经出现了。20年后，新的工厂在哈布斯堡帝国、丹麦、意大利、埃及和西班牙纺织出纱线和布料。到1860年，棉纺厂遍及欧洲、北美、印度、墨西哥和巴西。虽然那一年英国仍然控制着世界机械纺纱锭的67.4%，但用机器纺纱的棉纺织业已经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有效地取代了旧的生产方式。6
机械化棉花产业显著之处不仅在于其迅速的全球扩散，还在于其蓬勃的发展速度。每个新纺纱厂都是其富有创业精神的邻居的榜样，表明利润在等待着那些能够掌握棉花生产新领域的人。比利时的工业化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欧洲大陆是没有先例的，就是这种增长的一个例子：仅在比利时的中心城市根特，1802年只有227名纺纱工，但6年之后已经有2000名工人，在周围的农村还有1000人的劳动力。7德意志地区的纱锭数量从1800年的22,000支增加到1860年的200万支。加泰罗尼亚的棉花工业也呈指数级增长，到1861年有近80万支纱锭，以至于被称为“西班牙中部的小英格兰”。1828年，俄国有9家纺纱厂开工，到19世纪中叶，俄国在棉纺织品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在墨西哥，到1843年有25,000支纱锭和2600架织机。1857年，瑞士的纺纱锭数达到了135万支。1828年，邻近的阿尔萨斯拥有50多万机械纱锭，1846年为859,300锭。在美国，罗德岛（1790年）、新泽西州（1791年）、特拉华州（1795年）、新罕布什尔州（1803年）、纽约州（1803年）、康涅狄格州（1804年）和马里兰州（1810年）纷纷建立了棉花工厂。根据美国的普查，1810年，美国有269个棉花企业，共有87,000支纱锭。到1860年，纺纱总量将达到500万支纱锭，棉纺织品成为美国在资本投入、就业人员和产品净值方面最重要的制造业。8
机械化棉纱生产在世界许多地区的迅速普及和指数式增长，表明了这一新社会制度不可抗拒的力量。最明显的是，机械化纺纱导致生产力大幅提高。那些有足够的资金来负担这项新技术的人立即就拥有了相对于手工纺纱者的竞争优势。企业家在瑞士安装了用于纺纱的骡机之后，平均每个工人的生产力增加了一百倍。9因此，1780年后棉花的历史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也就不足为奇了：生产率更高的机器取代了人类劳动，从而完全颠覆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
然而，如果这种纺纱的新方法如此引人注目，它是不是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更均匀地传播呢？为什么要花1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几百英里外的欧洲大陆，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跨越大西洋到美国，5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到达墨西哥和埃及，还有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达印度、日本、中国、阿根廷和大部分非洲？棉花产业工业化的传播令人困惑。显然，这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满足人类基本穿衣需求的方式。棉花种植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但正如英国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棉产品制造业并不需要这样的条件。事实上，机械化棉花制造业的普及似乎遵循了普遍的效率规律，却有着令人意外的特殊结果。
如果我们把机械化棉花生产与病毒或外来入侵物种的传播做比较，那么找出潜在的原因需要我们去区分弱势群体和对抗性群体。事实上，即使粗略浏览一下最初采用它们的国家和地区的这些新机器，也可以看出一系列具有特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征。正如我们在英国看到的那样，这种工业资本主义激烈地背离了几个世纪以前的生活。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英国的手工业者和外包商人偶然发现了一种纺纱的新方法，这是一回事；但是把这个模型扩大几个数量级，并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新兴形态国家的力量才是决定性因素。
要了解世界各地机械化棉花制造传播看似奇特的模式，以及其相应的工业化情况，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追随英国的地方有什么共同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早期采纳机械化棉花制造的地方都有纺织制造的历史。因为并无必然成功的保证，这种先前的经验对于棉花工业化来说是必需的。纺纱工厂几乎总是出现在已有充满活力的纺织产业的地区——无论这些纺织产业使用羊毛、亚麻还是棉花，在城市还是农村，基于家庭还是车间。例如，在根特附近地区，亚麻纺织的悠久传统为棉花生产培养了劳动力。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机械棉花纺纱建立在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棉花纺织业的基础上，那里的工人有一个棉花生产者的行会，甚至在机械化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大型作坊。德意志地区的情况也不例外：一位经济学家发现，“现代棉花产业几乎到处都是建立在更古老的家庭工业上”。在俄国，棉花制造业是在18世纪的亚麻和羊毛制造业基础上发展而来；在美国，新英格兰的纺织厂出现在妇女有着悠久的纺织传统的地区；在阿尔萨斯，纺织生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而在瑞士的棉花制造地区，家庭制造棉织物有着悠久而出众的历史，人们积累了丰富的技能和资本。这种小规模的工作往往是工业化生产崛起的第一个受害者，但它为篡位者提供了现代制造所必需的技能和劳动力。10
旧制造业基地不同的侧重点也塑造了各地区工业化的不同途径。在世界上一些地区，棉纺织工业化是从基础纺纱业开始的，而织布业和印染业随后才跟进。例如，美国和英国一样，那里的工业化是从基本的制造业，即纺纱业开始的，接下来才是织布，最后才进入印染业，在从其他地方进口的棉布上印染彩色图案。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比利时、俄国和阿尔萨斯，棉花工业化却是从蓬勃发展的印染业中诞生的。11
无论是以纺纱还是印染为主，所有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都在小屋、农舍、棚户里纺纱织布，并且是在商人的指导下这样做的。在萨克森，纺纱和织布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最初农民生产纱线和布料供自己使用。到了18世纪，商人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外包制度，把原棉预付给农民，然后来取回成品纱和布。最终这些农民中有一些成为全职的纺纱工。到1799年，开姆尼茨及其周边地区有多达1.5万人在家中纺棉花。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磨炼了技能，而商人们积累了资金和营销技能。12
瑞士的故事与之类似。成千上万的人早在机器到达之前就忙于生产棉纺织品。就像在萨克森那样，商人逐渐开始组织这种生产。当廉价的英国纱线开始淹没瑞士市场时，许多纺纱工成了织工，继续在家中工作。然而，一些外包商人却看到了在国内生产纱线的机会，他们把工人带到工厂，让这些人领取工资，在新的英国制造的机器上工作。起初，工业化并没有消除农村和家庭制造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资本的贪得无厌的渴求以及对机械化越来越大的需求，把权力转移到了那些最有能力建造雇佣受薪工人的大型工厂的商人身上。13
在意大利，伦巴底的外包系统也为19世纪初期工厂生产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在几百英里以西的加泰罗尼亚，早期的农村制造业和巴塞罗那城市里的制造业已经铺平了工厂生产的道路，这部分是由于新的资本积累，部分是由于农村出现了大量可以进入工厂工作的受薪工人团体。荷兰的机械化棉花产业也是建立在家庭外包网络之上的，并且嵌入其中，和墨西哥的情况一样。14
这样的家庭纺织系统至少在一开始就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更加机械化生产方式。例如，在18世纪后期，一些纺纱工人开始在家中或小作坊里使用珍妮纺纱机，就像他们几十年前在英国所做的那样。但是，最终几乎所有的商人都会把生产集中在工厂，在那里他们可以更好地监督、规范化，并且通过水力和蒸汽动力来加速生产。15
这种早期的生产经常（虽然并不总是）也提供了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其他成分：资本。如果没有资金，生产棉花的新方法是不可能的：通常需要兴建建筑物、调整溪流、建造机器、雇用工人，长距离跨越国界取得原料和招聘专家。商人最常见的策略是将在组织家庭生产棉纱和布料中积累起来的资本再投资到小工厂。例如，在瑞士，前外包商人为1806年以后兴建的机械化纺纱厂提供了资金。他们从只有几台骡机的小厂开始，慢慢扩大规模。18世纪后期在加泰罗尼亚，手工业者先是在非机械化的家庭纺织工业中积累资金，然后用它来扩大机械化生产。在阿尔萨斯，这个行业从米卢斯旧的商业和手工业精英那里汲取资本和创业技能。在俄国，来自距莫斯科50英里远的小城谢尔吉耶夫镇的棉产品制造商普罗霍罗夫（Prokhorov）家族，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他们原本是被叶卡捷琳娜二世解放的农奴，后来成了小本经营的商人，1843年起，他们又专注于纯色棉布印染。此后不久，他们开办了一家小型纺纱厂，公司迅速成长。作为当时最具活力的行业，棉花生产为人员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充足的机会。瑞士棉产品制造商海因里希·昆茨（Heinrich Kunz）最初是一名雇佣工人，但在1859年去世的时候，他拥有8家纺纱厂，共15万支纱锭，雇用了两千名工人。16
美国的工厂老板也经常出身于小商人和熟练工匠的行列。罗德岛的塞缪尔·斯莱特曾在英国当学徒，负责监督其他工厂，他于1789年移民到美国。到了美国之后，他与普罗维登斯商人摩西·布朗建立了合作关系。布朗从西印度群岛的粮食生产中发家致富，想在他位于波塔基特的工厂中引进机械化纺纱。斯莱特凭借记忆组装起英国设计的机器，在1790年12月，工厂生产了第一条纱线。精力充沛的斯莱特很快扩大了业务，增加了工厂，并最终在1799年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到1806年，罗德岛农村地区有一座村庄以他名字命名：斯莱特斯维尔村。17
这样的成功激励了其他人：1813年，“为自己谋生”的威廉·霍姆斯（William Holmes）写信给他的兄弟约翰说他们应该建一家棉花厂，他评估了附近一家工厂的成本，并根据观察到的结论，估计建一个足够容纳1000支纱锭的工厂大概要花10,000美元。他写道他“准备加入这个行业并投入1000美元。有一位纺纱工是独立工匠，可以争取让他投入500美元，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找到其他人合伙”。一旦开始，这些小额投资者可以用“从200支纱锭的工厂中获得的利润来添置新的机器”。18
正如霍姆斯兄弟的例子所表明的，早期棉花工厂的资本需求可能规模不大，即使在资本有限的地区，如萨克森，棉花工厂仍然可能以某种方式繁荣起来，虽然这些工厂又小又过时，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和廉价水力。同样，唐·巴兰达于1835年在他的巴利亚多利德工厂投入的成本也不多，总共40,000比索，相当于大约200名技术工人的年工资。即使在可以得到较高资本的地区，支出也是保守的。在法国下莱茵省，部分棉纺厂集中在米卢斯。在1801年，平均每家棉纺厂只需花费16,216法郎的资本，那里的37家工厂平均每家雇用81名工人。织布厂需要的更多，要35,714法郎，但与一家马车生产厂所需的15万法郎和一家军火生产企业所需的140万法郎相比，这仍然是一个不大的金额。当然，后来工厂规模会增长：19世纪上半叶，机械化纺纱厂的成本可能在20万到60万法郎之间，而一家综合了纺纱、织造和印染业务的工厂成本可能高达150万法郎。19
从外包制度和小型手工作坊中所积累的资本再投资，会和在有时变幻莫测的贸易世界中积累的大量财富的试探性投资结合起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商业资本会投资到工业生产上，所以在棉花生产上有时会有巨额投资。最戏剧性的举动是由一批波士顿商人做出的，他们的资本在1807年至1812年间因为美国对英法贸易的禁运而突然灾难性地搁置，于是要为这些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1810年，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前往英国，以取得棉纺织厂的蓝图。回来之后，他和一群富有的波士顿商人签署了“波士顿制造公司会员之间的协议条款”（Articles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Associates of the 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在波士顿附近的沃尔瑟姆创建了一个巨大的综合性纺织厂，初始资本金为40万美元，略多于200万法郎。这家纺织厂专注于生产廉价的粗棉纺织品，其中一些用于给奴隶制作衣物，以取代印度制造的布料。（洛厄尔布在奴隶中如此常见，以至于后来“洛厄尔”成为奴隶中用来描述粗棉布的通用词）。这一冒险被证明非常值得，大多数年份的分红在实收资本的10%以上。1817年，工厂的分红达到了17%的峰值。到1823年，波士顿联营公司（Boston Associates）进一步扩张，在波士顿以北约25英里的洛厄尔建立了更多的工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工厂。美国的商业资本进入制造业标志着奴隶制与工业之间又一个紧密的联系。早期的棉花工业家，例如卡博特、布朗和洛厄尔等家族，都与奴隶贸易、西印度群岛的粮食贸易以及奴隶种植的农产品贸易有联系。“鞭子之主”和“织机之主”再次紧密联系在一起。20
波士顿联营公司在投资规模上是不寻常的，但他们并不是唯一把资本投入工业生产的大商人。19世纪初期的瑞士商人也开始投资阿尔萨斯棉产业，以及投资伦巴底新兴的棉花厂。巴塞罗那商人也纷纷效仿。同样，在墨西哥投入棉花生产的大部分资本也并不是来自纺织业本身，而是来自贸易中积累的财富。在1830年至1849年间在普埃布拉开设棉花工厂的41个资本家中，有19人是商人，5人是地主，只有3人此前曾从事纺织业。21
富有的商人，其中许多是外国人，也在俄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中起了核心作用，没有谁比路德维希·克诺普（Ludwig Knoop）更具象征意义的了。克诺普出生于不来梅的一个中等商人家庭，1839年以曼彻斯特商业公司德泽西（de Jersey）助理代表的身份来到俄国，负责进口纱线。他只有18岁，但对棉花生产技术已经相当熟悉，而且对这一行业的前景非常入迷。4年后，英国解除了对纺织机器出口的禁令，这一禁令曾在1786年至1843年禁止出口骡机这样的纺织机器（或其蓝图），克诺普开始将这些机器带到俄国，同时带去的还有英国工程师和机械师；他还进口了美国种植的棉花，并为俄国制造商在国外获得融资。他在1843年至1847年间建立了8家纺纱厂，最终将这些工厂出售给俄国企业家。借助棉花在全球的崛起之势，克诺普成为俄国最杰出的实业家。22
这种资本的流动几乎总是嵌入在亲属关系网络中，例如，波士顿联营公司的资金来源就是亲戚圈；上西里西亚的弗伦克尔（Frӓnkel）家族在罗兹及周边地区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纺织、织布和精致加工的帝国，有效地集中了家族资本和管理技能。然而，体现家族对新兴棉花产业的重要性的最好例子是阿尔萨斯，那里有少数几个家族统治了当地一个巨大的产业长达数代，其中包括多尔富斯（Dollfuse）、克什兰（Koechlin）和施伦贝格尔（Schlumberger）家族。这些家族之间彼此通婚。皮埃尔·施伦贝格尔（Pierre Schlumberger）是米卢斯主要棉花企业家之一，在他死时，他的纺纱厂和印染车间价值高达130万法郎。皮埃尔共有22位儿孙于1830年至1870年间成年，19人结了婚，其中14人与阿尔萨斯的资产阶级结婚，还有3个与棉花港口勒阿弗尔的资产阶级结婚。因此，米卢斯的纺织资产阶级非常有凝聚力，能够组织起来（1826年，他们建立了米卢斯工业协会［Société Industrielle de Mulhouse］），并且有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其中一个后人安德烈·克什兰（André Koechlin）被恰当地称为“米卢斯苏丹”。23
因此，能够获得资本，同时还有纺织品生产的历史，对于开始用机器制造纱线和布料的巨大冒险至关重要，但把这些先决条件转化为全面棉花工业化的催化剂是压力，即来自英国进口商品的竞争压力。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抱机械化棉花生产最主要的动机，就是需要用国内产品来替代外国（通常是英国）进口商品，正如英国也曾为了用自己的国内产品取代对印度进口的依赖而奋力拼搏。到了1800年，英国商品正在淹没世界市场，英国出口了大量的棉纱和比例较小的布料：从1780年到1805年，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增长了20倍以上。24
起初，英国制造商本身就是扩散工业资本主义的重要推动者。例如，一位曼彻斯特棉花生产商赖特·阿米蒂奇（Wright Armitage）派他的兄弟伊诺克（Enoch）前往美国销售工厂产品。以类似的方式，曼彻斯特纺纱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吸引到了远在汉堡、瑞士和法国的代理商，到了1825年，莱比锡、贝尔法斯特、圣加仑、塞萨洛尼基、法兰克福、加尔各答、法国城市、热那亚和日内瓦都有代理人在出售他们的纱线。他们的业务记录表明他们服务的海外市场越来越多样化。在18世纪90年代，公司几乎只与英国的客户通信，到1805年他们开始与德国、葡萄牙和美国的商业伙伴通信，到1825年又与埃及、法国、印度、意大利、波兰和瑞士的商业伙伴通信了。在那一年，公司30%的信件去了英国以外的地方，这见证了其全球销售范围。曼彻斯特的第一个千万富翁，一个“工商业帝国”的建立者约翰·赖兰兹（John Rylands）作为织工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他成为一名制造商，到19世纪20年代，他成了一个大批发贸易商，在曼彻斯特有着庞大的仓库，到1849年，他又在伦敦建立了仓库，供应着世界各地的市场。25
然而，最终工厂所有者只专注于制造业，而把销售权交给了一批迅速发展起来的商人。1815年，曼彻斯特市已经有1500家棉花展厅，为顾客提供全面的货物。外国出生的商人蜂拥而至。例如，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于1798年从德意志抵达，为父亲在法兰克福的商行购买纺织品，他是定居在曼彻斯特的许多德意志犹太人中的第一个。1840年以后，大批希腊人加入他们，以满足奥斯曼帝国及更远的地方的需求。利用英国富商和银行家所提供的信贷，位于外国港口的商人成为进一步销售英国纺织品的渠道。例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迅速增长的英国商人集团从19世纪初就销售英国的纱线和布料，同时出口生皮和其他肉类产品。例如，雨果·达拉斯（Hugo ［Hugh］ Dallas）进口这些纱线和布料并抽取佣金，同时向英国制造商发回“颜色、种类、质量和价格方面的信息”，这样他们可以根据偏远地区市场的需要调整生产，在那里信件可能需要六个月才能到达。26
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不是英国商人在南美洲从事棉花交易的唯一地点。据估计，19世纪20年代中期，在蒙得维的亚有10家英国商行，利马有20家，墨西哥城14家，卡塔赫纳4家，里约60家，巴伊亚20家，伯南布哥16家。27这波出口的浪潮淹没了世界上非机械化的棉花产业。瑞士是欧洲最早的工业化国家之一，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大量进口英国的机织纱线。结果，纺纱工资急剧下降：假设一个瑞士纺纱工在1780年能用一天的工钱买到一个五磅重的面包，在1798年则需要两天到两天半的工钱。早在1802年，英国纺纱厂的代表便前往瑞士销售更多产品，到19世纪20年代初，瑞士农村的手工纺纱工已经绝迹了。在加泰罗尼亚、欧洲西北部以及德意志的土地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侵略行为，迫使新近出现的资本家、统治者和官僚来接受机械化的制造业。实际上，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放弃棉花产业，放弃已经成为重要的财富来源、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的产业。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世界许多地方的统治者和资本家无法做出回应。28
英国的竞争强烈地刺激了制造商去拥抱一个全新的事物，但是没有英国的技术，制造商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尽管英国政府试图坚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但由于私人和政府指导的工业间谍活动的积极进行，也由于那些试图在新土地发财致富的熟练工人和棉花资本家不可阻挡的外流趋势，新技术还是迅速蔓延开来。在英国发明新机器到传播至其他地方之间，通常只有10年的滞后时间。在荷兰和德意志西北部，英国的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在1780年传入，而比利时的纺纱机是从法国引进的，珍妮纺纱机在1771年就引进了法国。水力纺纱机在1769年出现在英国，1782年就抵达了里昂。塞缪尔·克朗普顿的骡机在1788年来到了亚眠，此时距离其发明仅仅过了9年。一位社会学家评论说，阿克莱特的机器是一个“相当大的技术突破”，却可以“轻松地扩散到其他地区”。29
事实上，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统治者、官僚和科学家仔细研究了英国棉花产业的进展情况。他们前往英国获取蓝图、模型和机器。如果机器不能公开拥有的话，那么企业家和间谍就不得不把这个新技术的秘密记在心中，或者说服英国技术人员应聘出国，尽管在1825年之前一直都有限制性的移民法。工业间谍活动在当时普遍存在。例如，在1798年至1799年间，利芬·博旺为了把机械化纺纱引进比利时，曾32次造访英国，去研究纺纱的新方法，有时还会带回熟练工人。托马斯·萨默斯（Thomas Somers）于1785年被一群巴尔的摩制造商派到英国，他带回了一些纺纱机的小型模型。由于早期机器的知识主要集中在工匠的头脑中，他们的活动使这种扩散成为可能。据估计，在欧洲大陆工作的英国工匠有两千多人，他们是英国纺织工业诀窍的中心。30
英国的企业家、英国的专业人士和英国的工匠，在各地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国棉花工业中心之一的诺曼底，托马斯·瓦丁顿（Thomas Waddington）和弗雷德里克·瓦丁顿（Frederic Waddington）兄弟在阿夫尔河畔的圣雷米和鲁昂建立了机械化纺纱工厂。1818年，米卢斯棉花企业家尼古拉斯·施伦贝格尔（Nicholas Schlumberger）从英国雇用了工程师乔布·狄克逊（Job Dixon）为他建造纺纱机。1831年，卡米耶·克什兰（Camille Koechlin）前往英格兰调查当地的棉花纺织技术，并带回了一些“在英国做的笔记”（Cahier des notes faites en Angleterre），详细介绍了各种制造技术，特别是与织物染色相关的技术。31
新机器从法国迁移到邻近的瑞士。随着瑞士棉花工业受到来自英国的机织纱线的严重影响，1800年瑞士驻波尔多的领事马克－安托万·佩利斯建议瑞士联邦政府进口法国制造的英式纺纱骡机。这些机器最终于1801年被置于一个国有化的修道院里，204支纱锭开始纺纱。一年后，一些温特图尔商人把44台阿克莱特纺纱机带到了伍尔大林根的一家工厂。32
远离兰开夏郡的地方也受益于这些思想、机器的传播和人员的流动。墨西哥先是借助英国的，后来又借助美国的专家、技术和机器。美国棉花业本身依靠英国的技术，依赖那些很容易被频繁的贸易和移民所掩盖的工业间谍活动。1787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成为财政部长之前两年）和坦奇·考克斯派英国人安德鲁·米切尔（Andrew Mitchell）去收购阿克莱特机器的模型和图纸，这个计划后来因为米切尔被抓而失败。最著名的是，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于1810年出访英国，据称是出于“健康原因”，回来时带回了他在沃特敦的工厂的蓝图。移民和间谍活动的结合意味着知识传播得很快：阿格莱特的梳棉机在短短的8年中就横穿了大西洋，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花了10年；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花了22年，而克朗普顿的骡机只花了11年。1843年以后，当英国的纺织机械出口终于合法化时，“英国工程公司寻求市场”成为纺织制造技术进一步普及的重要附加因素。33
一旦这些技术传播开来，本土机器制造商就很快掌握了这些技术，并对其改造以适应新的目的和条件。萨克森的企业家早在1801年就开始建造英国机器的简化版本，1806年，瑞士的工匠也随之跟进。法国在发展棉花工业的同时，还发展了一个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而这些技术又出口到了整个欧洲。德意志地区的熟练工匠在俄国棉花工业的早期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巴塞罗那的工匠早在1789年就制造出了珍妮纺纱机，在1793年制造出了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在1806年造出了克朗普顿的骡机。阿尔萨斯制造商开发给布料上色的染料和化学品的时间比他们的英国同行大约要早15年，这些技术使得巴塞尔周边出现巨大的化学和制药产业。而在1831年，美国人约翰·索普（John Thorp）发明了环锭纺纱机，这种纺纱机操作简单，速度也更快，每个工人的纺纱效率提高不少。它很快就传播到墨西哥、英国，以及最重要的是，在19世纪末传播到了日本。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技术不断创新，这个概念已经蔓延到英国的边界之外，这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标志。34
实际上，获得纺织技术的重要性不亚于获得资本、先前拥有外包网络的历史、英国竞争的压力，以及更普遍的纺织品制造史。巴布亚新几内亚、刚果盆地或北美大陆内陆地区缺乏这些条件，因此不太可能跟随英国的道路。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即使满足了这些条件，也没有能实现棉花产业的工业化，位于今天尼日利亚的卡诺、日本的大阪和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就是如此。可以肯定的是，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棉花产业仍然处于英国竞争的领域之外，因此承受新的制造技术的压力要小得多。在亚洲的一些地区，包括印度、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尽管英国纱线进口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实现机械化。当这么多地区进行工业化时，为什么看上去条件一模一样的地区没有实现呢？我们需要在其他地方寻找答案。
对这种发展不平衡有一个简单解释，就是战争资本主义对欧洲经济的有益影响。毕竟，英国的案例揭示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奴隶制以及暴力插入全球网络对于当地棉花产业的激进重塑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之上的话，那么拥抱战争资本主义的能力也许就是棉花工业化的基本前提。不仅英国人如此，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资本家也能够并且确实利用了殖民地的原材料和殖民地市场。不过，这个链接还是太简单了。毕竟，战争资本主义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提供了大量的原棉。但在许多方面，这种收益很容易被普遍化——任何人都可以前往利物浦或新奥尔良（就此而言）购买棉花，从而受益于北美奴隶和土著人民所遭受的巨大压力。那么德意志地区的棉花工业化又是因为什么呢？或者瑞士的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一些商人在奴隶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受益于奴隶种植的棉花，但是这些欧洲工业化的重要地区仍然没有殖民地。
而且，当时盛行的经济模式——战争资本主义——为工业化提供了所需要的资源（尤其是原棉），还有许多重要的制度遗产，但英国的例子表明了，战争资本主义本身不适合下一步：大量生产棉纺织品。必须要打造另一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而改造这种模式比移动机器或动员资金更具挑战性。
英国的例子也显示了国家有能力打造有利于工业化的条件的重要性。没有一个能够在法律、官僚、基础设施、军事上渗透整个领土范围的强大国家，工业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打造市场、保护国内工业、创造工具来增加税收、守卫边界以及促成可以动员受薪工人的变革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各国有无培育国内棉花产业的能力，已成为工业化和非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关键差别。现代国家的地图几乎完全符合早期棉花工业化地区的地图。
在最肤浅的层面上，国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证纺纱厂的建设，明确地承担起了棉花生产工业化的职责。比如，法国革命政府向比利时棉花先驱博旺提供贷款。当约翰·戈特弗里德·布鲁格尔曼在德语地区建立第一家棉纺厂时，他从伯格公国获得了独家特权和垄断权。在萨克森，当卡尔·弗里德里希·伯恩哈德（Karl Friedrich Bernhard）和康拉德·沃勒（Conrad Wöhler）于1799年在英国工程师的帮助下开办第一批棉纺织厂时，他们成功地向当地政府申请到了直接补贴和临时垄断。在俄国，棉花企业家米哈伊尔·奥索夫斯基获得了政府贷款，并在1798年建立俄国第一家机械化纺纱厂时获得了五年的垄断权。在丹麦，政府大力资助新兴纺织工业，并从国外带来技术工人。1779年它甚至创立了被称为“曼彻斯特工厂”的皇家特权棉花制造厂（Royal Privileged Cotton Manufacture）。同样，在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强烈主张政府支持工业发展。而且国家被证明是重要的，例如1786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赞助两名苏格兰人——罗伯特·巴尔（Robert Barr）和亚历山大·巴尔（Alexander Barr）——移民到东布里奇沃特建立一个棉纺厂。同样，1789年，一群波士顿商人在马萨诸塞州获得了500美元的资助，建立了贝弗里棉纺织品厂。在墨西哥，联邦政府于1830年成立了阿维奥国家工业促进银行（Banco de Avío para Fomento de la Industria Nacional），为工厂建设贷款，组织购买外国机器和聘请外国技术专家。1826年，普埃布拉政府支持机械师前往美国和欧洲学习棉花生产技术和购买机器。35
然而，垄断、补贴和专业知识都被证明是相当小规模的干预措施，足以建立一两个工厂，但不足以建立起一个重要的国内棉花工业。事实上，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如果没有位于工业资本主义核心的新式强大的国家，这些努力可能很容易失败。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将其国内制造业的努力与竞争——特别是来自英国的竞争——隔离开来。但是在19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能力监督外部边界。值得一提的是，机械化棉纺来到欧洲大陆的第一波浪潮，是不断扩张的法兰西革命共和国有能力将英国商品排除在欧洲大陆的直接结果。从1806年11月到1814年4月对英国贸易品的封锁，①为欧洲大陆棉花工业化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保护了起初弱小的大陆棉产业，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工业。就在大陆棉花产业挣扎出现之时，拿破仑的政策将其从英国制造商的毁灭性竞争中隔绝开来；法国的纺织业务很快起飞。萨克森也受到类似的影响：1806年，萨克森以开姆尼茨为中心的棉花产业共有13,200个机械纱锭，到了1813年，大陆封锁即将结束之时，这一数字迅猛地增长了17倍。36
封锁的影响也波及欧洲其他地区。虽然瑞士第一家机械化棉纺织厂在1801年就已经开工运转，但瑞士棉花产业的真正扩张是在1806年开始大陆封锁之后，当时其产业得以服务此前由英国商品服务的市场。随着大陆封锁的结束，瑞士工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因为欧洲大陆再次充斥英国的商品。瑞士人不得不到别处寻找市场，而这些市场在美洲和远东越来越多。在比利时，在大陆封锁之前，根特的许多印染作坊仍然使用印度的布匹。一份1806年的报告指出：“在本省中，只有两家制造商生产这种称为纯色棉布的适合印染的布料。如果对来自印度的纺织品进口实施禁运，由于本地区有很多织工，也由于纺纱厂可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本省将立即能生产出足以满足本省及其他省份印染厂需求的布料。”拿破仑无意中实现了这一愿望，为当地制造商提供了巨大的新机遇。仅仅一年之后，费普尔（Faipoult）州长就能够报告“从没有任何工业进展比现在发生得更快”。在荷兰、哈布斯堡帝国和丹麦，到处都有着类似故事。37
美国在与英格兰的冲突中也有类似的动力起到了作用。在那里，19世纪初的战争被证明对棉花生产企业有利。杰弗逊的1807年禁运法案禁止了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货物运输，来自英国的纺织品大部分从市场上消失了，这为美国的纺纱厂和织布厂提供了新的机遇：美国的机械纱锭数量从1807年的8000增加到1815年的13万。美国在1806年有15家棉纺织厂，到了1809年有62家棉纺织厂，还有另外25家在建中。这种惊人的高利润增长促使包括波士顿的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在内的很多商人把更多的资金转移到棉花生产中去。38
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在欧洲和美洲的棉花产业发展的关键时刻给予了其极大的助力。然而，到1815年，欧洲的战争和革命动乱所起到的保护作用已经结束。在拿破仑战败，和平来到欧洲时，英国棉花生产商赖特·阿米蒂奇舒了一口气，他说：“突然从战争变为和平，这对商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我们现在开始感觉到自己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可以把它们赶出制造商市场了。”39
然而，在世界的一些地区，棉花产业在动荡的年代大幅度增长，以至于制造商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迫使其政府保护新兴产业免于被“赶出”，并使得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产业的兴趣和能力。赖特·阿米蒂奇的想法部分是错误的。在美国，一种新式关税早在1816年就为棉花工业提供了一些保护。世界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在法国，在大陆封锁结束之后实行了“禁止性关税”。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18年，俄国在1820年，法国在1822年，意大利在1824年，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在1826年，都对棉产品征收了进口关税。法国走得更远，在1842年甚至禁止所有棉产品进口到其领土。保护主义曾经被视为战争带来的灾难，现在已经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在这方面这些国家效仿的是英国的例子，就像英国曾经保护本国的市场不受印度商品的激烈竞争那样。40
棉产品制造商本身就站在最前沿要求得到这种保护。即使到了1846年，这个行业已经远离襁褓期了，阿尔萨斯的企业家还是创建了保护全国劳工协会米卢斯委员会（Comité Mulhousien de l’Association pour la Défense du Travail National），由棉产品制造商埃米尔·多尔富斯（Emile Dollfus）和 J. A. 施伦贝格尔（J. A. Schlumberger）主导，倡导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1820年以来，莱茵河对岸的巴登的棉纺纱业者一直施加压力要求征税。萨克森的纺纱厂也一直主张采取保护性关税。1834年1月1日，当萨克森成为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的一部分时，这些纺纱厂获得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得到了更多的关税保护。1846年参加符腾堡会议的弗里德里希·利斯特（Friedrich List）与大西洋彼岸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样，在关税同盟成员之间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时，认为“制造业的价值［必须］从政治的视角来考虑”。他认为，工业能力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对于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至关重要。加泰罗尼亚、哈布斯堡、俄国、意大利和法国的统治者通过各种关税和禁令来保护其新兴的棉花工业，而其棉花工业家则大声疾呼，征收更高的进口关税。41
即使在远离英国的地方，国内棉花工业化也依赖政府在和平和战争时期保护本国工业的能力。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精英，特别是沃尔瑟姆工厂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影响了联邦政府的决定，使得联邦政府在1816年对低档棉纺织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同时实际上继续允许进口高质量的英国纺织品，从而垄断了廉价棉产品市场。印度粗制棉产品是洛厄尔和他的同行的竞争对象（而他们此前职业生涯主要就是从印度进口这种商品），实际上直到1846年都需要支付60%到84%的税款。那时这个行业已经发展到能够以较低的关税承受这种竞争的程度。42
墨西哥的工业和美国一样，是保护主义之子。自1821年从西班牙独立后，墨西哥的政治精英一直在追求工业化。墨西哥拥有一个历史悠久、非机械化的纺织业，但是这个产业受到了从英国和美国进口的廉价纱线和布料的压力。新独立的墨西哥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禁止进口棉纺织品和纱线。独立意味着墨西哥逃脱了席卷世界其他地区的去工业化大潮。墨西哥第一座机械化棉纺织厂（和尤卡坦之光不同）于1835年在普埃布拉建立，由埃斯特万·德·安图尼亚诺（Esteban de Antuñano）创立和经营。安图尼亚诺本人也强烈要求国家保护自己免受进口棉花的竞争。和美国的坦奇·考克斯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利斯特一样，安图尼亚诺提倡以替代进口的工业化生产作为通往财富和政治稳定的道路。面对工业家的压力，以及出于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比如1828年普埃布拉纺织制造业的骚乱），墨西哥政府在1829年5月以前通过了新的关税，禁止进口在墨西哥也能制造的粗棉衣物。新的关税证明是成功的，到1831年，新的纺纱车间开始运行。安图尼亚诺继续成为关税的热切支持者，他警告说，降低关税将“一举”破坏已经取得的一切。他真切地认为，自己的工厂只是因为禁止进口低于21号的纱线（相对较粗的纱线）才能存在。保护主义有增无减：1837年的新关税再度禁止廉价棉纱和布的进口。到1843年，禁止进口棉纺织品的条款甚至写入墨西哥宪法。结果，墨西哥的棉纺厂数量从1837年的4家增加到1847年的50多家。43
墨西哥独立的国家机构是其走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因素。它受到根深蒂固、组织有序、自觉且有计划地持工业主义者立场的商人的压力，这些商人不仅使他们的利益成为国家政策的核心，而且常常实际上主宰国家。在墨西哥，与巴西不同，促进国内工业是民族主义政治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正如一位墨西哥历史学家所说：“制造商的繁荣几乎完全取决于国家监管市场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墨西哥的独立非常重要。到1870年，国内纺织品生产者，其中大部分是棉纺织品生产者，仍然供应了60%的国内市场需求，相比之下，印度仅为35%~42%，奥斯曼帝国为11%~38%。墨西哥在政治上异乎寻常地一贯而有力坚持进口替代政策，从而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南方国家的立场。44
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建立既依赖企业家的主动精神，也依赖国家建立一个能让制造业发展的框架的能力。除保护主义以外，国家也通过消除内部关税在建造市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泰罗尼亚工业从西班牙取消内部市场关税壁垒中受益，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之后，德意志地区的工业也得到了很多好处，因为这消除了当时常见的繁杂的边界和各种各样的关税条款。有时国家也会成为重要的客户，例如在俄国，主要是装备自己的军队。但最重要的是道路建设、运河挖掘和铁路建设，这些是19世纪上半叶充满自信的国家常做的事情。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极大地促进了货物、人员和信息的流通，从而允许出现更大、更为整合的市场。45
这些处在竞争地位的国家和棉花资本家是英格兰早期胜利的第一批见证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征服外国（通常是殖民地）市场所能得到的国家利益，并且尽其所能进行效仿。当然，英国本身依靠帝国扩张来占领市场，部分是为了避开欧洲大陆和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加泰罗尼亚的工业也从海外的销售中受益匪浅，以至于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美洲是“18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公国生产者最活跃的市场”。而且双方有着几乎完美的互补性：棉纺织品从加泰罗尼亚的棉花工业流出，而在西班牙国家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原棉从新世界运到巴塞罗那港。46与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了殖民地和工业化整合的新形式。47
因此，加泰罗尼亚工业的增长率与英国工业的增长率大致相同——但这只持续到19世纪10年代，当时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资产大幅缩水。尽管西班牙曾经拥有欧洲发展最快的棉花产业之一，但西班牙生产商日益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没有殖民地市场带来的利益，这些商人无法在前西班牙领土或在美洲其他地方与更便宜的英国商品竞争。随着行业前景下滑，商业资本被剥夺，国家资助创建布料市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48
法国和荷兰的工业同样从殖民地市场中受益，而且时间长得多。法国制造商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法国殖民帝国内找到了重要的市场。荷兰在1816年重新获得了爪哇，到1829年，爪哇进口的棉花的68%来自荷兰。这不仅是威廉国王1824年的“纺织品条例”（Textile Ordinance）——这是一项试图迫使英国制造商退出爪哇的保护主义法令——的结果。威廉还创立了一家半政府式的公司尼德兰贸易公司（Nederlandsche Handel-Maatschappij），以国王为主要投资者，负责收购荷兰的棉产品并在爪哇销售，然后再将爪哇的货物运回荷兰。在这样的支持下，殖民地市场成为荷兰成功的核心。特温特的棉花产业实际上完全依赖爪哇市场。49
当比利时于1815年由于维也纳会议而成为荷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后，得以进入荷兰的亚洲市场，立即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些市场变得非常重要，以至于比利时在1830年获得独立，无法进入荷兰殖民地市场之后，立即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一些比利时公司甚至收拾行李搬到荷兰，以便继续出口到殖民地，比如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和让·巴蒂斯特·西奥多·普雷文纳尔（Jean Baptiste Theodore Prévinaire）的公司都是如此，两者都于1834年搬到了哈勒姆。50
即使那些没有殖民地的国家的制造商也从其他国家的殖民扩张中受益。和英国同行一样，瑞士制造商通过投资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的棉花行业以及寻求更远的市场，来应对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东南亚生产蜡染和为伊斯兰世界生产棉布披肩对瑞士制造商来说非常重要，例如瑞士温特图尔的格布吕德·福尔卡特（Gebrüder Volkart）商行把瑞士棉纺织品出售到印度、地中海东部地区和东亚地区。51
将邻近和遥远地区塑造成市场的能力，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地区，如果有的话，出现时间也要晚得多。虽然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技艺、市场、资本和科技，但一个能够保护国内市场、进入偏远市场以及建设促进制造的基础设施的国家，是早期工业领袖才有的显著特征。而且这些日益强大的国家也打造出了支持工业资本主义的必要制度——从雇佣劳动力市场（通过破坏农村前资本主义依附和获得生存的替代手段）到由法律和行政机构所创造的产权。
因此，工业资本主义是所有发明中最具革命性的，只能以非常特殊的方式传播。那些设法效仿英国榜样的资本家通常在接受工业化项目的国家内工作，把国家制造业看作加强国家力量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打造了经济活动与国家领土之间的新的关系。在这些国家，统治者、官僚和资本家可以从法律、官僚系统、基础设施和军事上渗透整个领土范围，为长期的资本投资、动员劳动力、扩大国内和国外市场、保护民族工业不受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创造条件。对于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家来说，建立一个英国模式的工业社会的理由非常直截了当：工业是财富的来源，也是极其优越的战争工具。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国家体系中生存，繁荣是必不可少的，拥抱工业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手段。反过来，对于一些资本家来说，投资制造业似乎是一条富有希望的通往财富之道——并且他们要求各国政府尽其所能帮助打造工业资本主义，而这往往违背与他们竞争的、通常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倾向。他们的成功是这些国家获得棉花工业化俱乐部成员资格的最终关键，也是全球经济史上“大分流”的中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工业资本主义最终会变得强大起来，在19世纪60年代的大危机中减少对战争资本主义的依赖。52
因此，棉花工业化不仅是资本家的一个项目，也是国家的一个项目。最神奇的是，出现了一系列有决心、有能力保护国内棉花生产的国家并没有破坏依赖出口的英国工业。相反，英国棉花制造业在1815年以后继续快速扩张。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棉花产量每年增长5%，出口量增长6.3%。到1820年，英国企业家共拥有700万支纱锭，到1850年这一数量达到2100万支。到了19世纪30年代，织布也越来越机械化，随着动力织布机的传播，织工也进入了工厂。在1835年，英国大约有1500家棉产品制造商（其中一些拥有多家工厂），而到1860年，在不列颠诸岛已拥有4000家棉纺厂。棉花对于英国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到1856年，曼彻斯特商会准确地描述道，这个行业“在规模和效用上没有任何其他制造业可以比拟”。53
面对其他地方的保护主义，英国成功的秘诀有双重因素。首先，英国制造商把重点放在高质量的纱线和布料上，在这方面他们无须面对其他地方的技术不太先进的制造商的竞争。其次，英国越来越依赖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市场。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生产的全部棉产品中有一半以上用于出口。从1820年到1850年，亚洲和拉丁美洲成了出口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的比重尤其迅速上升。英国的棉花贸易避开了那些能够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强大国家，倾向于无法在政治上抵制英国的猛攻的市场。54
战争资本主义惊人的贪欲和不平衡的后果带来了巨大的多样性：一些国家得到了加强，另一些国家则被削弱，无力投资基础设施，也无力加强行政能力和实施工业保护政策。一些国家获得了大规模生产商品的惊人能力，另一些国家仍然处于前工业化家庭生产的阶段。一方面，奴隶制、土地攫取、军事化的贸易和殖民扩张为棉花种植开辟了广阔的新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极具活力的新市场。它们帮助限制了来自全球市场的竞争，强烈地刺激了国际货物流通，从而使得工业化成为世界少数特权地区才可能有的项目。它们也是国家力量大幅增强的根源，使得一些国家能够建立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欧洲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扩张及其在欧洲内部的加强共同构建了一个短暂的决定性时刻。55另一方面，殖民扩张、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本身也削弱了其他地区的国家能力，而且在这么做的同时，也限制了新式机器和工业资本主义在这里扎根的可能性。
没有一个地方比埃及更能阐释战争资本主义对棉花产业的双重影响了。这个北非国家长久以来在很多方面都很特殊，它似乎要最先抛弃非洲的模式，跟随欧洲的轨迹。埃及本身就有许多成功的棉纺织业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埃及可以获得大量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长的原棉。埃及有着悠久的纺织生产史，而且棉花产业是工业革命前埃及主要城市最重要的工艺产业，在18世纪时，埃及就已经向法国出口纺织品了。56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埃及能够获得英国的技术。埃及人也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本。但到了1850年，埃及却没有成为少数发生了工业革命的国家之一。
这一切开始相当有希望。受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一心想建立生产企业。他希望工业化能够加强埃及的军事实力和独立性。阿里开始了一个进口替代项目，与欧洲大陆的同类项目非常相似。19世纪初期，埃及向欧洲出口了大量粮食，英国商人用纺织品来支付，这伤害了埃及的纺织品工场。作为回应，阿里对这些英国货物实施了禁运，并鼓励历史上曾主宰纺织品贸易的叙利亚基督徒设立工厂。1815年，埃及第一家棉纺织厂开工了，并且有着政府授予的垄断权。3年后，1818年，第一台机械化棉纺厂开始运作，其他人迅速效仿。57
和其他地方一样，埃及的这种工业化技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英国。起初，阿里从那里进口纺纱机，让英国机械师把机器组装起来，但后来他把法国工程师带回国内，开始了国内的机械工业。58到这个阶段为止，埃及的棉花工业化沿着欧洲大陆、美国和墨西哥的道路前进。
埃及进行工业化的努力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了巅峰。到1835年，有1.5万到2万名工人在30家棉纺厂工作，操作着大约40万支纱锭。这些工厂的大部分产品售往国内市场，其他出口到整个中东地区，如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这样的地方，也进入苏丹和印度市场。正如1831年德语报纸《奥斯兰》（Ausland）在回顾埃及棉花产业后评论的那样：“有趣的是，在短短几年之内，一个野蛮国度竟然完成了拿破仑和整个大陆在本世纪初尽一切努力都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在棉花生产领域成功地与英国竞争。”这样的评估只是稍微有些夸张：一位专家估计到19世纪30年代，埃及在人均棉花纱锭上位于世界第五位，他计算出当时埃及每千人口大约有80个机械纱锭，对照之下英国每千人口为588，瑞士为265，美国为97，法国为90，墨西哥为17。59
富有意味的是，英国政府官员已经开始担心在市场上会输给这个“野蛮国度”了。英国议会议员，后来担任香港总督的约翰·鲍林爵士（Sir John Bowring）于1837年在埃及旅行期间观察到，英国的棉纺织品“以前曾广泛使用，自从埃及的工厂也开始纺织细平布之后，现在已经很少被运往埃及去了”。而这种担忧在其他市场也被提出了：孟买的《亚洲杂志》报道，1831年“一艘阿拉伯船……从红海带来250包棉纱，这是在开罗附近的阿里帕夏的纺纱厂制造的。据报道，它已经向苏拉特送出了500包，向加尔各答送出了1000包，而且它打算在下一季送来长布、马德波勒姆布等等。商业界对这个新的竞争对手怎么看？”60
在印度的英国商人开始抱怨。1831年6月，他们这样描述从埃及进口到加尔各答的纱线：“这种纱线捻的品质极佳，甚至超越从英国进口的那种……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理解，埃及的制造商很可能会妨碍从英国到这个国家的类似产品的出口。”对埃及进口棉花商品的进一步检查使他们相信“棉线非常强韧”，他们总结道：“考虑到帕夏拥有的有利条件，以及它所拥有的地理优势，我们认为英国制造商理应获得比上述税款更大的保护，这里的代理商有意在这个问题上提醒政府注意。”61
他们在埃及看到的也给其他观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43年，法国纺织品制造商儒勒·普兰（Jules Poulain）研究了埃及的棉纺织厂，并向阿里提供了他的观察的详细报告，他鼓励在工业化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普兰说：“工业造就国家财富。”普兰和阿里都认为，“生产加工本国农业出产的产品是很自然的”。事实上，埃及自己生产棉花这一事实是它相对法国和英国的比较优势。普兰认为，如果法国人在印度的本地治里成功了（他们在那里刚开了一家小纺纱厂），埃及人也可以在埃及取得成功，这尤其因为埃及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埃及的劳动力要便宜得多。62
在劳动力问题上，埃及的故事开始有了区别。阿里远比欧洲国家做得更过分，他在埃及遵循了战争资本主义模式。工人被迫在工厂工作。1816年至1818年期间，开罗库伦费许的第一批棉纺织作坊开业时，他们的熟练工人和机器来自欧洲，但是1000至2000名普通工人是苏丹奴隶和被迫为最低工资工作的埃及人，由军队严格监督。这些工人经常受到虐待。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制度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政府引诱发生工业化，孤儿被迫在工厂工作——但是在埃及，胁迫更为极端，而且受薪工人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埃及的统治者选择了全球种植园经过试验的机制，作为进入工厂世界的途径。事实上，阿里表明，战争资本主义至少可以在埃及在短时间内催生工业化。63
战争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强有力的决心把棉花工业带入埃及，但其成果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19世纪50年代，埃及的棉花工业基本消失，农村遍布工厂废墟。埃及从来没能建立使其全面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的体制框架；甚至像雇佣劳工这样基本的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埃及棉花种植和棉花工厂对战争资本主义的依赖最终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增长。此外，埃及最终无法保护国内市场。随着当埃及相对于欧洲大国削弱时，英国商人努力地为自己的货物打开埃及市场。英国向埃及出口的棉花货物的价值从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后半期增加了估计有10倍。1838年，“英国奥斯曼关税条约”生效，规定进口关税只有8%的从价税（即产品价值的一个百分比），这实际上迫使埃及进行自由贸易，“摧毁了埃及的第一个机械化纺织工业”。加之国家运营棉纺工厂时碰到的困难，以及获得蒸汽动力生产所需燃料时碰到的问题，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使得埃及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埃及的棉花工业受到了两方面的打击：国内拥抱战争资本主义，以及在国外最终屈从于英帝国主义。埃及的国家机器在国内很强大，但在确定埃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时却很薄弱，无法与英国的利益和计划相抗衡。64
战争资本主义对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可以从另一个例子看出来：巴西。乍一看，巴西和埃及很像。巴西有着悠久的棉产品生产历史，种植了大量的优质棉花。18世纪摇摆不定的殖民地政策会时不时地鼓励巴西的工场制造业，但一份1785年的皇室法令禁止了所有制造业，除了粗棉制品，因为殖民当局担心棉花工厂与采矿业竞争劳动力。但是尽管存在这样的法律，棉花制造业还是出现了。1808年葡萄牙皇室迁至里约时，这些法令被撤销，人们建立了几家棉纺厂。这些工厂仍然很小，处在边缘位置，圣保罗的工厂由于缺乏熟练劳动力，以及无法与英国纺织品竞争而在19世纪20年代被关闭。1844年，阿尔维斯·布兰科关税法（Alves Branco tariff）将大部分外国制成品的关税提高到30%，这鼓励了几家新工厂的发展，但关税以及相应所带来的工业发展都是暂时的。结果，直到1865年，巴西只有9家棉纺厂，共13,977支纱锭，大约是棉花工业化高峰时期的埃及的数量的二十分之一，相当于墨西哥的十分之一。65
因此，巴西与墨西哥不同，也与某段时间的埃及不同，虽然获得了棉花、资本和技术，却没有发展起来自己的机械化棉花产业。实际上，巴西的棉花工业化一直要等到19世纪80年代。66巴西之所以未能实现工业化，是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奴隶主所造成的特殊政治经济条件的直接结果。这些强大的甘蔗和棉花种植者设想的巴西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是奴隶劳工生产的农产品的提供者，这个愿景与国内工业化项目背道而驰。
例如，在重要的甘蔗生产州巴伊亚，从事农产品贸易的商人明确地“反对工业发展，并试图通过反对政府的必要支持来阻挠工业发展”——尽管巴伊亚能够获得煤炭、资本、运输基础设施和原棉，非常适合工业化。相反，巴伊亚的精英则希望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以便更好地将货物运入和运出世界市场，并倾向于将劳动力分配给农业。然而，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奴隶制要求低关税，以促进巴西的糖和咖啡流入全球市场，从而排除了使欧洲、北美和一度使埃及工业化的保护主义。巴伊亚商业协会（Bahia Commercial Association）是一个商人组织，他们和种植者一样强烈地抵制关税，因为他们深深地受种植者的支配，也达到了其目的。67
巴西新兴的棉花企业家也面临其他问题。由于资本都被用于奴隶劳动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以及奴隶贸易本身，工业企业往往缺乏信贷来源。而且，劳动力的招募仍然是一个问题。由于奴隶制普遍存在，人们几乎很难找到从事工业的受薪工人，因为欧洲人不愿意与奴隶劳动竞争，更愿意移居到阿根廷等大陆其他地区。结果，工厂只能混合利用受薪劳工和奴隶劳工。但一般来说，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领域，商人把“工业和运输业看成……竞争劳动力的对手”。68
巴西的情况表明，种植园奴隶制的需要可能不利于工业化。不是说奴隶劳动本身与制造业不相容，相反，奴隶可以在棉花工厂工作。但以奴隶为主的社会不利于棉花产业工业化。早期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依赖战争资本主义，但是在战争资本主义在全球最为暴力的地区，棉花工业化从未成为现实。例如，古巴依赖大量奴隶工人，但在整个19世纪却没有一家棉纺织厂。69位于战争资本主义核心的私人党派之间的战争状态与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需求相矛盾。因此，棉花制造业的扩散过程不仅可以从国家的能力来得到解释，也可以从国内的权力分配来解释。而奴隶制国家在支持国内工业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是出了名的迟钝和软弱。
在美国的蓄奴地区也是如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分属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个独特的现象最终将引发一场破坏性空前的内战。在美国南方，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奴隶经济体之一，19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有棉花工业化可言。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和之后，南方各州出现了一些机械化棉花制造业，在19世纪30年代和之后，一些纺织厂建立了。但直至1850年，南方的棉纺厂才消耗了78,000包棉花，仅占新英格兰地区棉花消费量的六分之一。像巴西一样，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张受到繁荣的奴隶经济的阻碍，奴隶经济把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都集中在了种植园中，限制了市场规模，使该地区对欧洲移民没有吸引力，也没有（例如像新英格兰和黑森林地区那样）迫使白人农民从事受薪劳动。70
战争资本主义还以不同的方式限制了其他地方工业化的机会。印度是前现代时期的棉花大国，不仅没有通过机械化实现跃进，还经历了世界上最迅速和最剧烈的去工业化过程。由于面对来自其殖民统治者的大量廉价棉纱和面料的进口，并且无法得到自己政府的服务，印度的棉花产业也损失惨重——首先是出口生产，然后是国内纺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业革命之后，印度在全球棉花行业中失去了一度占有的核心地位，并且从历史角度来说非常讽刺的是，最终成为英国棉花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市场。
殖民主义破坏了殖民地的国家能力，使其服从殖民者的利益，这个作用是决定性的。印度与欧洲大陆不同，巨大的国内需求并没有导致国家投资或保护，尽管印度可以获得棉花、资金和丰富的技术资源。其在法国殖民统治下早期也的确曾有一些工业化的努力，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印度次大陆上的第一家机械化纺纱厂就是在法国殖民地本地治里建成，为法国西非市场生产几内亚布。这个棉纺织厂是欧洲资本、殖民地贸易和欧洲国家的子嗣，但是没有生育能力。印度棉花工业化直到1856年才重新出现，当时帕西族商人科瓦斯基·纳纳霍伊·达瓦尔（Cowasji Nanabhoy Davar）在孟买开设了第一家现代化棉纺厂。然而，印度棉花制造业的真正起飞必须等到19世纪70年代，当时印度在美国内战期间进行棉花贸易中积累的利润又被重新投入制造业中去。71
在19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许多拥有充满活力的棉花产业的地区并没有发展到机械化生产。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各种各样的因素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使官僚和资本家进入这个工业创造财富的新世界。即使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尤卡坦城，本来很有前途的棉花项目尤卡坦之光也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终结了。尽管唐·佩德罗·巴兰达拥有了不起的创业精神，但他的工厂最终却失败了。他始终面对来自英国纱线的竞争，这些纱线是从英属洪都拉斯守卫薄弱的边境走私进来的，比他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便宜约40%，再加上尤卡坦从墨西哥独立出来，他无法进入受到高度保护的墨西哥市场，这一切终结了他的事业。1847年，玛雅叛乱者在卡斯特斯战争中占领了巴利亚多利德市，摧毁了工厂。地方政府太软弱，无力保护边界、制伏叛乱、建立统一市场，这再一次显示了国家对棉花工业化持久成功的重要性。72
殖民主义、拥抱奴隶制、攫取土地——简而言之，战争资本主义——使得世界某些地区的工业资本主义崛起，同时使得其在其他地方出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业资本主义依赖资本和国家权力的结合，以新颖的方式创造市场和动员资本和劳动力。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的出现又为越来越多的属地化创造了条件——资本也越来越属地化，即对特定民族国家的依附。73
资本主义历史上这个阶段的关键是其形式上的多样性。资本主义依赖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共存。战争资本主义以暴力征用土地和劳动力，有着特殊状态，其主要资本家有着不协调和不受限制的主动性，而工业资本主义则依赖在行政、基础设施、法律和军事上强大的国家去引导私人发起的项目。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但相互依赖的形式的资本主义可能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真正创新。因此，并不是全球整合本身，而是在全球整合之内形式的多样性，解释了几十年来棉花工业化剧烈而又不大相同的速率。
然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战争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创造了强大的新制度和结构。18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工业资本主义，最终使得世界上部分地区出现了新的劳动力、领土、市场和资本的整合形式，而这些地区到19世纪中期仍然受制于战争资本主义曾发明出来的最恶劣的政权。筹集资本的新途径，资本投入生产的新方式，动员劳动力的新形式，打造市场的新方式，以及最终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将土地和人民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将从这种富有潜能而又常常是粗暴甚至野蛮的战争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的交集处崛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由国家力量支持的资本，而不是依靠土地攫取和私人人身限制的奴隶主，将会殖民统治许多地区和人民。
19世纪上半叶棉花工业化向欧洲大陆和其他一些地方蔓延，表明奴隶制和殖民剥削对资本主义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74资本主义不断重塑自己，一时一刻学到的教训和能力可以随时纳入下一刻。全球与地方的联系以及地区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变化。可以肯定的是，战争资本主义的消亡延续了一个世纪——从海地革命一直到美洲奴隶制的缓慢衰落。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促成了战争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矛盾而死亡，因为强大的国家将会扩展到世界更多的地区，能够在奴隶制结束之后在全球农村动员劳动力。事实上，现代世界的形成既由战争资本主义的诞生所塑造，也由其死亡所塑造。
然而，资本家和政治家拥抱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之一就是发明了新形式的劳动力动员体制。资本主义在美洲所需要的广大劳动力是通过奴役非洲人来满足的，制造业巨大的劳动力需求是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新的受薪劳动体系来实现的。虽然受薪劳工并不是不存在法外胁迫，但这是动员大量劳动力的新方法。它把劳动者和劳动力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律、社会和制度基础上，而这样做的能力是使世界上一些地方不同于另一些地方的下一个因素。
①大陆封锁是拿破仑于1806年在柏林启动的针对英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于1814年拿破仑倒台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