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奴隶制盛行
随着英国棉纺织制造业在18世纪80年代爆炸式增长，全球的农村供给关键性的棉花的压力迅速增加。在1785年的冬天，一艘美国船只驶入利物浦港。这一旅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此前就有成千上万的船只满载来自北美的收获来到英国，这些船装满了烟草、靛蓝、大米、皮毛、木材等商品。而这艘船却与众不同，其货舱中除了其他货物，还有若干包棉花。这艘船看起来有些可疑，因此利物浦的海关官员迅速扣留了棉花，并声称这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走私品。几天之后，利物浦商人皮尔－耶茨合伙公司（Peel, Yates & Co.），也就是进口这批棉花的商人向伦敦的贸易委员会申诉，要求允许进口时，他们被告知，这些棉花“不可能是从美国进口的，因为美国不出产棉花”。1
事实上，18世纪80年代，对于欧洲人来说，棉花出产自西印度群岛、巴西、奥斯曼帝国和印度，但不会产自北美。对于利物浦海关的官员来说，从美国进口棉花几乎难以想象。美国能产出数量可观的原棉看起来更加荒谬。虽然棉花是这个新生国家的南部地区的原生作物，尽管许多拓殖者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种植少量的棉花以供国内使用，但美国从来不曾专门种植供商业用途的棉花，也没有大量出口棉花。海关官员无疑知道，美国种植园主利用自己大量的土地和充足的奴隶种植烟草、稻米、靛蓝和一些甘蔗——但是没有种植棉花。2
当然，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判，美国的环境非常适合棉花种植。美国南部大片区域的气候和土壤满足了棉花种植的条件，那里有适宜的降雨量、适宜的降水方式，以及适宜的无霜期。一些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了这一潜力：早在1786年，即美国棉花不期而至进入利物浦港口的第二年，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就以乐观的情绪预测美国将变为主要的棉花种植国，同时乔治·华盛顿相信“这种新原料［棉花］的增长……必然为美国的繁荣带来几乎无限大的影响”。费城人坦奇·考克斯本人就是南方的大地产主，他对美国棉花种植潜力做出了含蓄但很有力的评论。1794年，他观察到英国棉纺织商人数量迅速增长，以及在圣多明各革命之后西印度群岛棉花价格大涨，他宣称“这一作物一定值得南方种植园主的注意”。他受到了英国工业家的鼓励，比如斯托克波特棉花商人约翰·米尔恩（John Milne），此人在18世纪80年代末曾长途旅行穿越大西洋劝说美国人种植棉花。3
正如这些追逐个人利益的观察家所预测的，棉花种植很快主导了美国大片地区。事实上，棉花将会成为美国商业的内在组成部分，以至于更早的事实——棉花曾主要来自奥斯曼帝国、西印度群岛和巴西——已经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了。事实证明，皮尔－耶茨合伙公司预见到了19世纪影响最深远的趋势之一。4
棉花种植能在美国迅速扩张，部分原因是种植园主利用了他们的殖民地先辈在种植“白色黄金”方面积累的经验。早在1607年，詹姆士敦的拓殖者就种植棉花了。到17世纪末，旅行者已经将来自塞浦路斯、伊兹密尔的棉花种子引种到美国的土地上。整个18世纪，农场主们持续积累来自西印度群岛、地中海地区的棉花种植的知识，也种植来自这些地区的棉花种子，产品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在美国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期间，因为无法从英国获得棉布，种植园主种植更多的棉花作为替代，同时让奴隶有事干，因为奴隶过去习惯种植的烟草和大米已经缺乏市场。例如，1775年，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拉尔夫·伊泽德（Ralph Izard）发出指令要求“种植数量可观的棉花，来为我的黑人奴隶制作衣服”。5
棉花种植的迅速扩张更容易实现，这是因为烟草和棉花存在着大量相似性；此前积累的前者的耕种知识可以用于后者。此外，一些原来用于将烟草运送到世界市场上的基础设施可以转而用于运送棉花。而且在18世纪的革命期间，种植园主和奴隶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之间反复往来，带来关于棉花种植的更深入的知识。例如，1788年，圣克罗伊岛的奴隶主在美国售卖一名奴隶时，夸奖他“熟悉棉花种植”。西印度群岛发明的奴隶－棉花种植模式此时已经传播到北美大陆。6
1786年，美国的种植园主开始注意到，英国机械化棉纺织业迅速扩大导致棉花价格不断上涨。就在那一年，种植园主开始种植第一批长纤维的海岛棉（Sea Island cotton），这个名字来源于其种植园所在的佐治亚州外海的岛屿名，棉花的种子是他们从巴哈马群岛买来的。与本地棉花不同，这种棉花有着长而多絮的纤维，非常适合制造优质棉纱和棉布，曼彻斯特制造商对此有很大的需求。尽管说法不一，但很可能是一个叫弗兰克·列维特（Frank Levett）的人最早走出了这重要的一步。列维特出生在棉花城镇伊兹密尔，因为北美殖民地革命而去了巴哈马群岛，但是最终又回到佐治亚，重新获得了他的土地，此后将精力集中于棉花种植。其他种植园主效仿了他的模式，于是海岛棉沿着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海岸向南向北扩散开来。例如，南卡罗来纳的棉花出口数量激增，从1790年的不到1万磅增加到1800年的640万磅。7
当1791年的革命使得圣多明各不再成为棉花市场的竞争者之后，美国的棉花种植迎来了决定性的突破。圣多明各是欧洲最重要的棉花来源，革命使棉花价格上涨，也使得整个法国种植园主阶层四散奔逃，他们中的一些逃到了古巴和其他岛屿，有很多来到了美国。例如，约翰·蒙塔莱特（Jean Montalet）曾经是圣多明各重要的棉花种植园主之一，他逃到北美大陆来避难，到达南卡罗来纳后将一座稻米种植园改造成棉花种植园。因此，革命既为美国带来了急需的棉花种植的专门技术，又使得美国种植园主更有经济上的动力去种植棉花。但是圣多明各种植园的奴隶起义也给这些棉产品制造商、种植园主和政治家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即将要在北美扩展的奴隶制与土地攫取制度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8
尽管海岛棉种植迅速地扩展，但它很快到达了其种植极限，这是因为一旦远离海岸，海岛棉的种植就失败了。在内陆地区，一种不同种类的棉花繁荣起来，被称为陆地棉（upland cotton）。与海岛棉相比，这种棉花的纤维长度稍短，且纤维与棉籽包裹得更为紧密。用已有的轧花机很难清除那些棉籽，但是在高价格和需求增长的刺激下，种植园主们要他们的奴隶用一种模仿印度丘卡式轧花机（churkas）的辊式轧花机从事缓慢和烦琐的轧花工作。9
即使是奴隶劳动，也不足以应付这些棉花的加工。种植园主们渴求一种机器能够更快地将棉籽从纤维中分离出来。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刚从耶鲁大学回到萨凡纳，建造了一种新轧花机的第一代工作模型，这个模型能迅速将陆地棉的棉籽分离出来。一夜之间，他的机器将轧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倍。这一新发明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各地的农场主纷纷复制这种轧花机。就像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一样，伊莱的轧花机突破了另一个限制棉纺织品产量的瓶颈。因此这种轧花机发明之后，在一场只能被形容为“棉花潮”的潮流中，据说可以种植棉花的土地的价格增长了两倍，而且“种植棉花的人年收入比引种棉花前增长了一倍”。10
在新技术的武装下，1793年后棉花种植迅速扩展到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内陆地区。由此，1795年，数量可观的美国棉花第一次抵达利物浦，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一件被海关扣留。随着拓殖者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美国南部偏北的地区）涌入该区域，当的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里此前只有一些不多的原住民和农民，种植烟草和一些满足生计的作物，现在变成了到处都是棉花的王国。11
为了大规模扩大棉花生产，种植园主引入了成千上万的奴隶。18世纪90年代，佐治亚州的奴隶数量几近翻倍，达到了6万人。在南卡罗来纳，内陆棉花种植区的奴隶数量在1790年时是2.1万人，20年后增长到7万人，其中有15,000名新近从非洲引进的奴隶。随着棉花种植园的扩展，在四个典型的南卡罗来纳内陆县，黑人所占人口比例从1790年的18.4%上升到1820年的39.5%，而到1860年更上升到了61.1%。一直到美国内战发生，棉花产业和奴隶制携手并进、同步发展，英国和美国成了新兴的棉花帝国的两大轴心。12
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如果不种植豆科植物来休耕或施用价格昂贵的鸟粪作为肥料，同一块土地没几年就不能使用了。一位佐治亚州帕特南县的种植园主哀叹道：“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尽可能多地出产棉花，耗尽大片土地的地力……原来一英亩出产1000磅的土地现在出产不超过400磅。”但是，即使是地力耗尽也不能使棉花巨头扩张的脚步有所减慢，他们只是向更加西部和更加南部的地方迁移。新开垦的土地、跟随迁徙的奴隶劳工，以及新的轧花技术使得棉花种植很容易扩展到新的土地上。1815年后，棉花种植园主向西进入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肥沃内陆地区。伴随着棉花价格的起伏，他们向亚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迁移，最终到达密西西比、阿肯色和得克萨斯。虽然棉花价格在19世纪上半叶逐步下滑，但是在1810年至1815年间、1832年至1837年间以及19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棉花价格都出现了急速上涨，致使棉花种植的扩张主义者爆炸性增长。1811年，美国出产的棉花中有十六分之一来自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1820年，这一比例达到为三分之一，而到1860年这一比例达到四分之三。新的棉花田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富含腐殖土的土地、亚拉巴马的内地以及阿肯色的黑色草原繁荣兴盛起来。棉花种植的西进运动非常迅速，到了18世纪30年代末，密西西比的棉花产量已经超过所有其他南方州。13
美国进入棉花帝国的势头非常迅猛，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迅速开始重塑全球棉花市场。1790年，就是惠特尼的发明出现三年前，美国出产150万磅棉花，到180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650万磅，到1820年则达到16,750万磅。1791年至1800年间，美国向英国出口的棉花增长了93倍，而仅仅1820年这一出口数字又增长了6倍。1802年时，美国已经是英国棉花市场的重要供应者，到了1857年，美国出产的棉花数量与中国一样多。惠特尼轧花机可以非常有效地处理美国的陆地棉，其质量极好地满足了英国棉产品制造商的需求。虽然轧花机破坏了纤维，但是这种棉花仍然适宜制作成廉价的更为粗糙的纱线和织物，这些织物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下层百姓中需求量巨大。如果没有美国的棉花供给，大规模生产棉纱和棉布的奇迹以及新的消费者购买这些廉价商品的能力，早就在传统棉花市场的旧现实基础上碰壁了。纺织品所谓的“消费者革命”就是源于种植园奴隶制结构上的剧烈变化。14
美国崛起并主宰全球棉花市场是一场彻底的命运逆转。但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正如坦奇·考克斯在1817年指出的，只从气候和土壤的角度很难解释美国棉花出产潜力，因为，如他所说，这种白色黄金“能够在地球上广大的农业高产地区种植”。15但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棉花种植地区不同的是，美国的种植园主不仅有着不受限制的土地、劳工和资本供应，还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力。正如我们所知，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印度，强大的地方的统治者控制着土地，而彼此之间关系交织的各个社会集团争夺着土地的使用权。在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甘蔗种植园主与棉花种植园主争夺着土地、劳动力和权力。而拥有大量土地的美国不必面对这些限制。
从第一批欧洲拓殖者离船登岸之时起，他们就开始向内陆推进。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不得不面对这些船只所带来的一切——起初是病菌，随后是钢铁。在18世纪末，美洲印第安人还控制着距离海岸省份只有几百英里之遥的大片土地，但是他们无力阻止白人拓殖者的持续蚕食。拓殖者最终赢得了一场血腥的绵延几个世纪之久的战争，成功地将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变成了一片法律上的“空地”。这片土地的社会关系被灾难性地弱化或抹除，大部分居民都消失了，因此也就没有历史的羁绊。以拥有一大片不受阻碍的土地而论，美国南方在棉花种植的世界里可谓独一无二。
在南方政客的支持下，联邦政府侵略性地获得了许多新领土，有些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有些则通过武力逼迫美洲印第安人获得。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得美国的领土几乎增长了一倍，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佛罗里达，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所有这些获得的土地都有非常适宜棉花农业的土地。事实上，到1850年，美国有67%的棉花产自半个世纪前还不属于美国的土地。羽翼渐丰的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军事－棉花综合体。
这一时期的领土扩张被地理学家约翰·韦弗（John C. Weaver）称为“大土地潮”（great land rush），它与种植、制造和金融资本家的领土野心紧密联系。棉花种植园主们不断向前推进边界线，以寻找种植棉花的新土地，他们的行动往往先于联邦政府。他们缔造的边疆区的特征就是几乎没有政府监管：国家垄断暴力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16但这些位于棉花帝国边像地带的种植园主们却拥有着衣冠楚楚、言辞锐利的伙伴。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家族在棉花帝国的扩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资助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协商并售卖了用以与法国政府达成交易的债券。在发行用以资助收购案的债券之前，弗朗西斯·巴林还通过当时的英国首相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请求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如此大的领土扩张。对于巴林来说，这次与首相的会面非常重要，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道：
6月19日，星期日：在里士满公园见阿丁顿先生，与他交流事情的详情，并回答了每一个问题。我明确地问他是否同意该条约和我们的行动。他说他认为由这个国家支付一百万英镑将路易斯安那从法国转到美国手里是明智的，而且他认为对我们的行动没什么好说的，只能同意。除了其他我们没有讨论的一些显然出于政治的动机，他看起来认为路易斯安那在美国的手中比在法国手里，能让我们的制造业者和公司有更好的出口。17
向南部和西部的推进不仅仅是因为种植园主们在寻求新土地。领土扩张服务于很多不同的利益方：迅速吞并领土的国家、渴求出海港口的西部农民、需求原材料的制造业者，以及英国的经济和政治诉求。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战争资本主义的区域持续向外推进。
但是只有几个国际条约本身是不够的，为了使这些土地能够为种植园主所用，需要将控制那里的原住民赶走。19世纪最初几年，克里克人（Creeks）已经被迫放弃对佐治亚的土地的权利主张，这些土地随后变为棉花田。10年后，克里克人又战败，被迫签署《杰克逊堡条约》（Treaty of Fort Jackson），割让了2300万英亩的土地，相当于今天的亚拉巴马和佐治亚。1814年后的几年中，联邦政府与克里克人、奇克索人（Chickasaw）、乔克托人（Choctaw）签订了进一步的协议，在南方攫取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这些协议中，1818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与奇克索人签订的条约，打开了田纳西西部的土地以种植棉花，1819年杰克逊与乔克托人订立的条约将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500万英亩土地交给美国政府，换给对方俄克拉荷马和阿肯色的大片贫瘠土地。1835年，亚拉巴马众议员大卫·哈伯德（David Hubbard）邀请纽约和密西西比土地公司，购买那些奇克索人已经被驱逐出去的土地，这些土地随后变为棉花田。大卫·哈伯德说：“如果在我回来时能够得到你们任何形式的明确提案来获得奇克索人的土地，我将会根据你们的计划的大小迅速采取行动，制订我未来的行程规划，以满足你们资本家的意图。”该公司购买了约25,000英亩土地。1838年，联邦军队开始将切罗基人（Cherokee）从他们在佐治亚的祖居地赶走，把这些地方变为棉花田。再向南，佛罗里达异常肥沃的棉花种植地是1835年至1842年从塞米诺尔人（Seminole）手中攫取的，这是美国在越战之前经历的时间最长的战争。一位史学家宣称，难怪密西西比的种植园主“着迷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民兵、充足的武器以及有求必应的联邦军队”。18
美洲印第安人很清楚这一军事－棉花复合体扩张的基础：切罗基人在1836年遭到驱逐时，他们的酋长约翰·罗斯（John Ross）在一封写给国会的信中说：“我们的财产就在眼前遭到掠夺，我们的族人可能遭受暴力，甚至我们的生命也可能被夺走，而你们对我们的投诉置之不理。我们失去了国籍；我们被剥夺了公民权；我们还被剥夺了人类大家庭成员的身份！”只有针对原住民的残暴扩张战争，可以与动员奴隶劳动所需要的胁迫与暴力相提并论。这种事情在安纳托利亚或古吉拉特都是难以想象的。19
如果说在大陆上的领土吞并为美国提供了新的种植棉花的土地，那么这一过程也获得了运输棉花所需要的许多大河。美国显著的低运输成本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领土扩张的直接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密西西比河，大量涌入的棉花货船使得河口的新奥尔良变成了美国主要的棉花转运港口。而其他河流——路易斯安那的红河、亚拉巴马的汤比格比河和莫比尔河——也同样重要。1817年密西西比河上出现了第一艘蒸汽船，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到19世纪30年代，铁路线将新的内陆地区与河流和海港联系在一起。因此，最现代的科技使得对人类劳动力最残暴的剥削成为可能。20
棉花种植园主们难以满足的需求主导了新国家的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仰赖国家获得并清空新的土地，还因为他们需要强制劳动力。与其他地区不同，美国的种植园主可以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这就是《美国棉花种植者》（American Cotton Planter）所声称的“全世界最廉价且最容易获得的劳工”。直到20世纪40年代机械化收割出现之前，棉花种植一直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收获棉花所需要的工时甚至比纺纱和织布还要长，收获时劳动力不足是棉花种植中受到的最大限制。美国南方杂志《狄波评论》（De Bow’s Review）评论道：“真正限制棉花出产的因素是劳动力。”在莫卧儿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复杂的农业结构中，农业耕种者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口粮作物的种植，因而限制了他们能够向市场提供的收成。事实上，如我们所见，缺乏劳动力是限制西安纳托利亚棉花出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也让在印度建立棉花种植园的努力受挫。在巴西可以使用奴隶劳动，但棉花又竞争大过需要更多劳动力的甘蔗。而随着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很难招募到劳工了。21
然而，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短缺都可以用足够的金钱来解决。新奥尔良和其他地方的奴隶市场与棉花市场一起蓬勃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可以用来种植棉花，因为美国独立后南方各州的烟草生产变得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促使那里的奴隶主出卖他们的奴隶。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在1811年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种植烟草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黑奴被送到了南方各州，使那里的美洲棉花种植者得到了更多的人手，能够更加活跃地开展业务。”事实上，到1830年，全美国足有100万人种植棉花，即每13人中就有1人，其中大多数是奴隶。22
因此，棉花生产的扩大使奴隶制重新活跃起来，导致奴隶劳动力从美国南方的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转移。仅仅在轧花机发明后的30年（1790年至1820年）内，就有25万名奴隶被强制转移，而在1783年至1808年禁止国际奴隶贸易期间，贸易商大约进口了17万名奴隶到美国，这是1619年以来进口到北美的所有奴隶的三分之一。总而言之，美国国内的奴隶贸易将约100万奴隶强制迁徙到了美国深南部（Deep South），大部分都去种植棉花。23
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棉花都是由大型种植园的奴隶种植的。南方农村的小农户也生产棉花，因为它能很快赚到现金，而且种植棉花不像种植甘蔗或大米那样需要大量资本。然而，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总的来说，他们的产出也只占总产量的一小部分。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那样，小农户在种植适销对路的商品之前，往往会把重点放在维持生计的作物上。事实上，1860年在南方采摘的所有棉花中有85%是在大于一百英亩的农场上种植的；拥有这些农场的种植者拥有所有奴隶的91.2%。农场面积越大，种植者就越能利用奴隶制棉花生产中固有的规模经济效应。较大的农场负担得起去除种子的轧花机、用来把松散的棉花压成捆以降低运输成本的压平机，他们可以从事农业实验，从清除的土壤中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并且可以购买更多的奴隶以避免遇到劳动力制约。24棉花生产需要不断地寻求劳动力，持久地争夺控制权。奴隶贩子、奴隶栅栏、奴隶拍卖，以及用来控制数以百万计的奴隶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行为，对于美国的棉花生产扩大和英国的工业革命至关重要。
奴隶们比其他人都更理解棉花产业成功的暴力基础。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会以生动的细节做证。1854年，逃亡的奴隶约翰·布朗（John Brown）想起他是怎么“被牛皮鞭……打的”，以及监工如何“搜捕‘逃亡的黑奴’”。他记得，“当英国市场的［棉花］价格上涨时，可怜的奴隶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后果，因为他们的日子更加艰难，鞭子也不停地抽打着”。另一个奴隶亨利·比布（Henry Bibb）记得那可怕的暴力：“在监工的号角声中，所有的奴隶都集合起来目睹我受罚。我被剥掉衣服，被迫脸朝下趴在地上。地上揳了四根桩子，我的手和脚都绑在这些桩子上。然后监工就用鞭子抽打我。”25
英国棉花制造业的扩张取决于大西洋彼岸的暴力。棉花、清空的土地和奴隶制紧密相连，利物浦棉花商人威廉·拉斯伯恩六世（William Rathbone VI）于1849年前往美国时向他的父亲报告说：“黑人和这里的一切都随着棉花的价格波动而波动。”奴隶劳动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利物浦纪事报》（Liverpool Chronicle）和《欧洲时报》（European Times）都曾警告说，如果要解放奴隶，棉布价格可能会增加一倍或两倍，给英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虽然野蛮胁迫对数百万美国奴隶来说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这种暴力结束的可能性对那些在棉花帝国中收获巨大利润的人来说同样是一场噩梦。26
为了使这种噩梦不会成真，美国的种植者们也利用了第三个把他们变成世界领先的棉花种植者的优势：政治力量。南方的奴隶主已经以五分之三条款①的形式，将其权力基础写入了宪法。一系列支持蓄奴的总统、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国会两院强有力的代表，都保证了对奴隶制看似无止境的政治支持。奴隶主之所以能在联邦级别拥有这样的权力，是因为在蓄奴州内没有与之竞争的精英阶层，奴隶主在州政府享有巨大的权力。最后，这些州政府还修建了越来越深入内陆的铁路，使得北美的棉花种植者进一步发挥了种植园靠近通航河流的交通优势。相比之下，巴西的棉农却要与该国强大的蔗糖种植者的利益相抗衡，无法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促进棉花出口。通过骡子或马来长途运输棉花的费用仍然昂贵，例如，从圣弗朗西斯科河地区运输到萨尔瓦多港的棉花，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在印度，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同样很差（据说在印度，棉花运输到港口后价格增加了约50%，但在美国只增加了3%），因为印度的棉花商和种植者缺乏资金和力量推动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奴隶主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允许他们把奴隶制度扩展到新获得的南方和西南地区土地上，同时成功地使联邦政府实行剥削美洲土著的政策。27
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美国的独立已经成为欧洲棉花产业，特别是英国棉花产业的福音。英国屈服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废奴主义者的压力，在1834年废除了其帝国内的奴隶制。一些美国革命者设想在自己的国家也这样废除奴隶制，却只看到奴隶制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区的发动机。而且美国独立也解除了剥削美洲原住民的限制，白人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摆脱了欧洲政治的复杂协商的影响。事实证明，政治和经济空间的分离对于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产业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种植棉花的奴隶主主宰地方政府，并且对联邦政府施加重大影响，他们的利益和国家政策可以结合到令人惊叹的程度，这对于大英帝国内的奴隶主来说是不可能的。
例如，在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如何结合在一起。在这个面积大约7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宽阔的密西西比河数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沉积物，使其成为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棉花田的苗床。1859年，三角洲地区6万名奴隶产出了惊人的6600万磅棉花，这是18世纪90年代初圣多明各在其生产高峰期时出口到法国的棉花数量的近10倍。28
为了使三角洲地区成为工业世界最重要的商品的主要产地——可以把这里理解为19世纪初的沙特阿拉伯——必须要从原住民那里获得土地，而劳动力、资本、知识和国家力量必须要统统动员起来。1820年至1832年间，一系列由小规模冲突和武装冲突支持的条约将大部分土地从原住民乔克托人那里转移到白人定居者手中。满怀希望的棉花种植者使用货车、木筏和平板船从南部的其他地方带来奴隶，清理那片“丛林般的”植被，然后锄地，播种，修剪幼苗，最后收获棉花。关于三角洲是“世界上最适宜种植棉花的地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南方，那些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本（主要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和有着专业知识的种植者开始进入这个地区。他们建造的种植园成了繁荣的产业：到1840年，在三角洲中心的华盛顿县，奴隶和白人居民的比例超过了十比一。到1850年，全县每个白人家庭平均拥有80多名奴隶。三角洲地区最大的种植者斯蒂芬·邓肯（Stephen Duncan）拥有1036名奴隶，到19世纪50年代末，他的财产估值达130万美元。三角洲地区的种植园并非典型的棉花农场，而是高度资本化的产业，事实上也是北美最大的产业之一，所需要的投资几乎超出所有北方工业家的能力。从三角洲地区豪华典雅的豪宅的前廊来看，财富似乎是从土地中流出的，这是一个奇异的炼金术的结果，这个炼金术结合了无主土地、奴隶劳动以及——我们将会看到——源源不息的欧洲资本。29
种植者对全球棉花市场的支配日益增长，实际上又反过来有助于其自身的成长。随着棉花种植在美国南部扩张，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消费者越来越依赖这种供应，美国南部与欧洲之间的机制化联系加深了。欧洲进口商人向查尔斯顿、孟菲斯和新奥尔良派出各自的商业代表，他们还定期与大西洋彼岸的商业伙伴通信。这些商人建立了密集的航运网络，并将棉花贸易与他们的其他业务结合起来。从事棉花交易的人们经常穿越北大西洋，建立了紧密的商业联系、友谊甚至婚姻关系。反过来，这种网络使跨大西洋贸易更安全，更可预测，从而降低了成本，使美国与其潜在竞争者（如印度或巴西）相比具有另一个决定性优势。
所有这些网络的核心是，棉花从美国流向欧洲，而资本流向相反的方向。这种资本往往是通过抵押奴隶担保的，如果债务人违约，抵押贷款的所有者有权获得特定的奴隶。历史学家邦尼·马丁（Bonnie Martin）表明，在路易斯安那州，88%的按揭抵押贷款使用奴隶作为（部分）抵押；在南卡罗来纳州是82%。她估计，总共有数亿美元的资本是由人类财产担保的。因此，奴隶制不仅允许迅速分配劳动力，还允许迅速分配资本。30
种植者从这些征用的土地和劳动力中获得了巨大财富，然后再投资于农业改良，这也是成功如何带来更多的成功的另一个例证。他们试验了各种来自印度、奥斯曼、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其他地区的棉花杂交种，创造出适应特定局部气候和土壤的棉花品种，最终培育出成百上千的棉花品种。最重要的是，1806年，纳奇兹种植园主沃尔特·比尔林（Walter Burling）引进了墨西哥的棉籽，这种棉花的棉铃较大，采摘起来更容易。据专家说，这种棉花“纤维质量更好，特别是纤维长度更长，并且抗‘腐烂’”。这种棉花在墨西哥中部的高原地区由美洲原住民栽培了数个世纪，一经引入美国，就被美国种植者占用，成为“美国及世界各地所有陆地棉品种的基本种质”。新的棉花的采摘速度是当时常见的佐治亚绿籽棉花（Georgia Green Seed cotton）的3到4倍。这里残酷的讽刺之处在于，美洲印第安人开发了一种非常适合美国环境的棉花，结果极大地推动了对他们土地的掠夺，并使这些土地上的奴隶劳动更富有成效。31
在劳动控制和农业方面的这种创新，通过建立密集而显著地方性的知识传播网络而日益制度化。书籍、农业机构、《狄波评论》和《美国棉花种植者》这样的杂志，以及地区性的农业展览会，都传播了关于如何选择种子、如何组织劳动力、如何解读市场、如何耕种和种植，以及在哪里投资的信息——简而言之，如何完善“实用种植园经济”。32
欧洲的工业革命也积极地影响了美国南方奴隶制的演变。帮派劳动（gang labor）②绝不是新的，但从来没有像在棉花种植园里那样盛行，它体现了工业劳动的新节奏，一位作者将其称为“军事农业”。在棉花农场里系统化地动员奴隶妇女和儿童进一步扩大了产量。结果，美国的棉花生产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农场奴隶数量的增长。这些增长一部分与采用不同的棉花品种有关，但也与系统地加强剥削有关。19世纪的种植园奴隶制使得美国出现了一种不可能存在于世界其他新兴工业中心地区的劳工组织。由于种植园通常比工厂大，需要更多的资本投资，而且除了18世纪90年代伊莱·惠特尼的轧花机出现时的一系列发明浪潮，棉花农业的技术进步有限，种植园的生产力提高只能来自劳动力重组。奴隶主通过近乎完全控制工作过程来保证生产力的提高，这是对奴隶的暴力支配的直接结果。而在世界上新兴的纺织厂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在这些纺织厂里，工人成功地维持了他们所出身的农场、小作坊和工艺行会的节奏。33对劳动者的全面控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它在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取得了第一个巨大的成功。
种植园主支配劳工的方式与英国商人和印度农耕者或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他们可以更加严厉地鞭笞奴隶，因而发明了越来越残酷的惩罚劳动力的方法。事实上，根据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的说法，酷刑是美国种植者生产更多棉花的能力的根源。劳动力会计方法的创新进一步帮助种植园主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更多的劳动力。正如管理学学者比尔·库克（Bill Cooke）所说的那样：“它（种植园）是工业纪律早期发展的地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随着棉花种植园生产力的提高，棉花价格下降，英国制造商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一趋势加上许多其他因素，最终将会破坏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并使后来世界各地农村融入全球棉花帝国的过程更加容易。34
工业生产的节奏也以其他方式进入了种植园。由于棉花农业的扩张取决于信贷的预先到位，有时这种信贷以奴隶抵押担保，而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伦敦货币市场，因此它的模式此时遵循市场的竞争逻辑，而不是个人突如其来的愿望和区域的具体情况——资本流向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多棉花的地方。让南方种植园主大为感叹的是，代为售卖种植园主的棉花，为他们提供货物，并提供信贷的代理商和伦敦货币市场是他们财富和权力的决定性来源。但伦敦的货币市场和兰开夏郡的制造商同样依赖当地暴力掠夺土地和劳动力的老手。东海岸种植者原来的老式家长制，部分由互惠互利的重商主义逻辑和更广泛的英帝国经济里母国和殖民地之间受保护的往来庇护，这时已经被以商业资本为中介的更自由、更有竞争力和流动的社会秩序所取代。对财富积累的贪婪欲望加速了棉花生产的“社会新陈代谢”。事实上，战争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自于兰开夏郡的工业（受薪）劳工中心。在18世纪，奴隶制使得工业起飞，现在它成为其不断扩张的组成部分。35
被攫取的土地、奴隶劳动，以及给予了奴隶主对劳动力极大处置权的国家统治，这三者的特殊结合给那些拥抱它的人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早在1807年，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据说返还了22.5%的投资。成千上万的种植者与棉花边疆一起移动以获取这样的利润。棉花的利润率也表现在奴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上：新奥尔良一个年轻的成年男性奴隶的价格在1800年时大约为500美元，但在美国内战之前却高达1800美元。我们不妨看看佐治亚州的年轻种植园主约瑟夫·克莱（Joseph Clay）的故事。他于1782年买下了佐治亚州查塔姆县的皇家谷，这是一个稻米种植园。他在土地上种植稻米，一直种到1793年。那一年，他听到了惠特尼的轧花机的消息，于是借了3.2万美元的贷款，用这笔钱购买额外的奴隶，将部分田地改种棉花，又添置了一些轧花机。棉花生意非常赚钱，仅仅7年之后，他就偿还了债务，对庄园进行豪华装修，并购买了更多的奴隶和轧花机。当克莱于1804年去世时，他的遗产价值27.6万美元。36
同样，南卡罗来纳州靛蓝种植者彼得·盖拉德（Peter Gaillard）因为棉花业的繁荣，财产得以复苏。1790年，由于英国市场的消失，盖拉德的靛蓝事业几乎崩溃，只能在种植园里种植供家人糊口的粮食。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提及的那样：“在引入棉花作为市场作物之前的灾难性的十年里，他和其他人一样，陷入了债务和痛苦之中。”然而在1796年，他开始种植棉花——“一个辉煌的前景展现在这些沮丧的种植园主面前”——这种作物的利润丰厚，4年后，他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并于1803年在自己的地产上建造了一座新的庄园。强迫劳动意味着获利迅速，到1824年，他已经拥有500名奴隶。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汉普顿一世（Wade Hampton I）也有同样的经历。据说他在1799年的第一次棉花收成中获得了7.5万美元的利润，到1810年，每年他从棉花种植园获利15万美元。他的儿子后来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利用部分利润搬迁到了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未来的棉花种植者丹尼尔·乔丹（Daniel W. Jordan）在调查密西西比州种植棉花的机会时看到“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在这里我可以赚钱……在这个州，五年内我可以赚到任何人所能想到的钱”。37
到了1802年，得益于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借助奴隶劳动从土地上榨取越来越多的棉花的能力，美国的棉花种植者主宰了英国市场。到了19世纪30年代，他们还占领了新兴的欧洲大陆和北美市场。因此，早期的生产者，特别是西印度群岛的生产者遭受了损失。1812年，一位匿名信作者观察到：“竞争如果完全自由而不受限制，那么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同样的价格可以让美国种植者获得丰厚的利润，却不足以支付殖民者的耕种费用。”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如印度的农民，种植棉花的土地面积与1850年北美的棉花种植面积相当，但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38
这场棉花繁荣剧烈地改变了北美农村的大片土地，使美国在棉花帝国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财政部估计，1791年在巴西投资棉花生产的资本仍比美国高10倍以上。到1801年，仅仅10年之后，美国棉花行业的资本投入就比巴西多了60%。棉花给奴隶和土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其程度甚于在加勒比地区和巴西，并向奴隶主承诺了获得利润和权力的巨大机会。到1820年，棉花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而在1796年只有2.2%。事实上，1815年到1860年间，美国出口的商品一半以上都是棉花。棉花如此主导美国经济，以至于棉花生产统计“成为评估美国经济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单位”。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脊背上的。39
美国的棉花对西方世界非常重要，以至于一位德国经济学家指出：“对世界来说，美国北方或西方的消失不如南方的毁灭那么重要。”南方的种植者深信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角色，他们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掌握着“控制现代文明命运的杠杆”。正如《美国棉花种植者》在1853年所说的：“迄今为止，美国的奴隶劳工给世界带来了，而且仍在带来难以估量的福祉。如果这种福祉想要持续下去，奴隶劳动也必须继续下去，因为说什么用自由劳动力为世界供应棉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棉花从来不曾由自愿劳动力耕作成功过。”40
美国棉农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工业时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种植者。一位在印度代利杰里的英国商人观察到，他们的“巨大的种植园，现在供应着半个文明世界的服装材料”。随着大量奴隶种植的棉花从美国涌入，成品棉的成本下降，使得很多人负担得起的衣物和床单市场迅速扩大。正如曼彻斯特商会在1825年所说：“我们坚信，很大程度上因为制造材料的价格非常低廉，棉产品制造业近年才得以迅速增长。”1845年，南卡罗来纳州棉花种植者认为，“近一半的欧洲人口……现在还没有舒适的棉质衬衫”，这构成了一个“还不曾尝试过的市场……越来越向我们的企业开放”。1780年以前的棉花世界主要由分散的区域和地方网络构成，到这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单一枢纽的全球矩阵。而美国的奴隶制是它的基础。41
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但欧洲棉产品制造商对一个国家和一个特殊的劳动力体系的依赖使一些原棉消费者感到不安。早在19世纪10年代，英国制造商就开始担心，他们过于依赖单一供应商提供宝贵的原材料。1838年，格拉斯哥商业与制造业协会（Glasgow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尖锐地警告人们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即英国几乎完全依赖外国供应这种货物，这种货物现在几乎和面包一样必要”。6年后，“一位棉纺纱工”对英国依赖美国的棉花供应的状况表示“非常忧虑”。就在北美殖民地开始缓慢而痛苦地离开帝国，表明政治和军事行动可以切断大西洋之间的联系之际，这种关系变得重要起来。棉产品制造商明白，他们的繁荣完全依赖奴隶的劳动，他们“害怕迟早会到来的剧变的严重性”。1850年，一位英国观察员估计，英国有350万人受雇于这个国家的棉花产业，他们都受制于美国种植者的兴趣和这些人对美国政治的控制。42
棉产品制造商对过于依赖美国棉花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担心美国自己的工厂会抽取越来越多的棉花，这种现象在19世纪最初十年已经开始大量出现，使欧洲消费者获得的棉花减少了。其次，英国制造商尤其担心，欧洲大陆的生产者将需要越来越多的棉花，争夺美国的棉花供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奴隶制继续存在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依赖这种“沾满鲜血的农产品”就是对“罪恶的美国奴隶制”的“自杀性依赖”。43
1835年，托马斯·巴林（Thomas Baring）仔细地观察了美国，预期“奴隶问题的进一步激化可能会大大改变结果，当然，对价格是有利的”。在一个越来越同情废奴主张的工业化的美国，奴隶财产到底还有多可靠？南方种植园的政治经济是否会和北方的经济精英的利益冲突？美国南方富有和强大的奴隶主的日益扩张主义的计划及其原始民族主义项目，能否被包含在一个工业化的美国之中？南方的种植者，这些因其财富而有恃无恐的“鞭子之主”，开始感叹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从属角色；他们有着初具雏形的计划，想要改革自身在其中的角色，而这对整个体系来说又是一个威胁。对于“织机之主”来说，原材料生产者必须在政治上服从产业资本的意愿和方向。44
在种植园本身，还有另一个危机潜伏着。许多观察家在访问“黑带”③的工业化的棉田后都对其印象深刻，认为奴隶制是不稳定的，因为奴隶与他们的主人之间随时可能出现战争。“一位棉纺纱工”在1844年警告说，“这个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我们能否从英属印度获得更好的棉花供应”，因为在美国，“一有机会……这些奴隶自然会分散，没有远见的黑人将不再种棉花，而且也不会有白人来接替他们的位置，美国的棉花种植业将会终结”。他担心“会出现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这个前景想想都很可怕”，他担心解放奴隶可能会动摇“我们的国家的……根本基础”。关于逃亡、拒绝工作甚至彻底叛乱的谈论，使得种植园主和欧洲棉产品制造商提心吊胆。商人弗朗西斯·卡纳克·布朗（Francis Carnac Brown）在1848年曾警告说：“一群不满的奴隶生活在暴政之下，每天都有爆发动乱的危险，我们知道，动乱迟早有一天会来的。”美国人试图向他们的欧洲客户解释说，美国的奴隶制与圣多明各不同，非常安全——正如坦奇·考克斯所说，这不仅因为有强大的白人民兵存在，还因为奴隶“没有枪炮和武器。而且尽管他们人数很多，但都被河流、河湾和大片人口密集的白人聚集区隔离开来”。但人们依然疑虑重重。45
在这些焦虑的时刻，欧洲棉产品制造商在世界其他地区寻找增加棉花供应的产地，例如非洲和印度。19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法国官员把塞内加尔视为潜在的棉花替代来源，但尽管他们进行了协调努力，棉花产量却依然很少。在英国，对出产棉花的希望主要集中在印度，因为印度的棉花出口历史悠久，似乎使其非常适合供应英国的工厂，特别是制造商认为印度有着“充足的多种多样的棉花供应”。印度或许可以指向新的建立棉花产业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依赖奴隶制和攫取土地制度的固有不稳定性和紧迫性。有好几十本著作列举并分析了印度棉花的可能性，其中许多有着浮夸而雄心勃勃的标题，例如《信德和旁遮普：印度宝石的过去和其在世界棉花市场取代美国蓄奴州的无与伦比的能力》（Scinde & The Punjab：The Gems of India in Respect to Their Past and Unparalleled Capabilities of Supplanting the Slave States of America in the Cotton Markets of the World）。其中一些书不仅仅是小册子。例如，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是西印度纺织工业供应商和铁路发起人，他在1851年出版了一本《印度的棉花和商业，关于其与英国的利益》（The Cotton and Commerce of India,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Great Britain），在超过四百页的篇幅里详细记录了印度各地的土壤、农业实践、土地所有权模式、交通基础设施和印度不同地区的贸易关系，并有大量统计资料的支持。大多数作者和他一样，认为印度的“土壤和气候”是“有利于”棉花生长的。46
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些个人的声音以集体形式表达了出来。1836年，曼彻斯特商会在其年度报告中首次提到印度棉花。四年后，他们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要求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棉花生产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并于1847年向下议院提交了类似的请愿书。1845年，一个竞争性的当地企业家协会，曼彻斯特商业协会（Manchester Commercial Association）甚至向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敦促他们推广印度的棉花种植，因为这一议题“对这个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47
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制造商开始意识到，作为商品市场的印度与作为原材料提供者的印度之间可能存在着更深入、更持久的利润关系。他们想象了一个印度农民向他们出口棉花并同时购买曼彻斯特商品的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这些居民既然被剥夺了棉布市场，那他们应该被鼓励去种植原材料。”48
19世纪50年代，美国棉花的价格再次上涨，对印度棉花的焦虑也达到了顶峰。确实，曼彻斯特棉花利益群体在是否需要国家干预以保证印度棉花供给安全方面存在着分歧，有些人认为事情应该留给市场决定。49但是到了1857年，“能够维持这一地区产业的充足的棉花供应”已经成为曼彻斯特商会年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棉产品制造商、商会会长和议会议员托马斯·巴兹利（Thomas Bazley）认为，“棉花供应……完全不足”，并且要求从印度、非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获得更多棉花，“因为英国政府确实拥有这些土地”。他呼吁纺纱厂组织起来，在殖民地扩大棉花种植，他还极力推动成立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1857年），“以期获得更充足和更普遍的供应”。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④和德雷德·斯科特判决（Dred Scott decision）⑤之后，美国政治日益动荡，协会非常担忧，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前往世界各地到处分发轧花机，提供建议，并向农民分发种子和农具，同时收集有关不同棉花品种的信息以及种植它的方法。协会做的这些工作是棉花资本家宏伟计划的一个缩影：把全球农村变成一个棉花生产的复合体。50
对于棉产品制造商来说，印度依然很有诱惑力，理由很明显，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白色黄金种植地之一。他们认为印度出产的棉花比美国多；一些非常不准确的估计认为，印度每年消耗高达7.5亿磅的棉花，除此之外还每年出口1.5亿磅以上。这与1839年的美国总产量7.56亿磅相比要高出不少。传统上，大部分棉花用于国内生产，甚至进入长途贸易的棉花通常也都是在印度消费的。一直以来，印度中部的棉花会被卖到南部的马德拉斯和东部的孟加拉，但随着印度棉布出口行业的衰落，这些棉花越来越多地被带到孟买，并从那里出口到中国，也有少量到了英国。51
1788年以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不甚热心地支持增加棉花出口的努力，但涉及的数量很少，主要是因为运输成本高昂。事实上，直到19世纪30年代，印度出口到中国的棉花（用于支付公司的茶叶采购）远远多于欧洲，而向欧洲出口的增长通常伴随着对中国出口的下降。因此，印度的棉花农业没有明显地转向以出口为导向。52
然而曼彻斯特制造商还想要更多。他们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以及英国殖民政府施加压力，开展多种活动来鼓励印度棉花的种植和出口。私人倡议不足以改变印度农村棉花种植的情况，因为“私人公司不愿作出回应”，因此需要政府介入。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改善基础设施，“［需要］建设桥梁，建造铁路，挖掘运河，栽培棉花，或引进机器”。1810年，公司在印度使用美国棉籽。1816年，董事会把惠特尼轧花机运到了孟买。1818年，公司成立了4个棉花实验农场。1829年，建立了更多的试验农场，并向欧洲人提供土地以“种植核准种类的棉花”。1831年，孟买政府在南马拉地县设立了一个采购原棉的机构。1839年，东印度公司内部就对基础设施、试验农场进行更多投资，和将鸦片资本转移到棉花生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的路线得到法律变化的援助：从1829年开始，孟买政府对虚假包装和销售棉花的人处以最高七年的徒刑。1851年，另一项“更好地制止欺诈行为法案”（Act for the Better Suppression of Frauds）开始实施，有着类似的目标。当局采取了许多举措以试图增加和改善印度棉花出口。而在1853年，当英国人取得了距离孟买东北约300英里的贝拉尔时，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夸耀地宣称：“英国取得了印度大陆上已知最好的棉花地带；因此……开辟了一个巨大的供给渠道，通过这个渠道，弥补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制造业的原料不足问题。”53
同样重要的是收集、借用和传播知识的计划。调查印度棉花农业生产的计划开展了起来。1830年，政府委托详细调查印度的棉花种植情况。1848年，印度政府实际上调查了整个次大陆，调查了每个地区增加出口棉花生产的潜力。事实上，与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对某地区的统计和信息渗透通常先于该地区纳入全球经济之前，到19世纪中叶，欧洲人对印度许多地区的气候、土壤、农业疾病、劳动力供应和社会结构的了解仍不甚确切。同时，外国种子，特别是美国的种子，被引进到印度，新的轧花机也被分发，在古吉拉特邦、哥印拜陀等地建立了实验农场。54
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一项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当时东印度公司支持建立由美国出生的棉花种植者经营的试验农场，想以印度出产的棉花来取代美国。有几个美国人表示愿意“前往印度斯坦”。1842年6月，一位“在棉花农场出生和长大”的 W·W·伍德（W. W. Wood）从新奥尔良写信表示，他一直有“什么时候到印度自行创业种植棉花的想法，但更愿意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赞助和支持”。他最终得到了这种支持，并和其他9名种植者一起，带着从美国带来的种子、轧花机和其他工具来到了孟买。这些种植者前往印度各地，在那里分配到土地、房屋和压平机，种植外国棉花品种，其中大多数是美国品种。他们雇用了工人，也和农民签约让农民自主种植棉花。起初事情看起来不错，《亚洲杂志》报道了这些美国种植者的“热忱和勤奋”。55
然而，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农场还是迅速失败了。不同的降雨模式挫败了使用美国农业实践的计划。基础设施的局限性使运输变得困难。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国的做法对印度棉花种植者所处的环境来说过于资本密集。印度人也反对在实验农场使用所谓的废弃土地，因为传统上“他们可以不用花钱，在荒地上养活他们的牲畜”。此外，农场的失败还因为，相比自家的田地，农民对他们受雇照顾的田地不太重视。另外还有人全面抵抗。有位美国农民“默瑟先生的屋子在几个星期前被烧毁了，除了他穿的衣服，整个农场、工作连同他的全部财产都没了”。在这样的时刻，再加上美国人“对印度的习俗和语言完全陌生”，情况只会更糟。结果，默瑟在1845年报告说，“实验农场只是政府的一个无用的开支，美国的种植体系不适应印度，印度土著因为了解气候和地力，比任何欧洲人都能更好、更经济地耕种，因此要求取消农场……”56
实际上，印度农民拒绝放弃所谓的荒地，而且他们也不容易被说服去农场工作，这使美洲发生的那场“种植园革命”不太可能发生在这里。事实上，他们积极反对殖民官员的要求。在印度的美国棉农抱怨说，他们“不得不屈服于（他们的工人）的偏见”。他们还抱怨印度采棉工人的“懒惰”，抱怨农场棉花失窃，工人罢工以迫使他们准许提高工资，资本缺乏，土壤贫瘠，“没能雇到劳工”。最后他们认定雇佣劳动这条路行不通。其中有位种植者明确表示，“使用受薪工人耕种，在印度这个国家是绝对不可能获利的”。57
印度的经验确实似乎证实了棉花种植对胁迫劳动的依赖。然而，棉产品制造商开始明白，不可能完全信任奴隶制。由于制造商自己的资本和自己的机构不足以建立替代制度，他们转而求助于国家：他们要求新的土地权属法律来保证对棉花的投资；他们要求在试验农场投入更多的资金，积累农业知识，加大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他们还要求对棉花耕种者征收的税不要挫伤棉农积极性，以致棉农不想投资去提高农作物的数量和质量。英国和印度的棉花资本家都明白，资本必须注入农村，但他们都认为那里的条件太危险了。正如孟买商会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要扩大生产，扩大的规模达到每年数百万磅，同时还要激进地改进生产流程，以至于需要改变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样的行动是不可能通过细枝末节的改动来完成的，而只能通过寻找相应规模和力量的原因和原则才可能成功。”58
面对棉产品制造商和贸易商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充分鼓励印度棉花种植的指控，东印度公司竭力为自己辩护。1836年，东印度公司出版了一本书为自己辩护，书名《关于东印度公司处理印度棉花－羊毛、生丝和靛蓝种植的报告和文件》（Reports and Documents Connected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ast-India Company in Regard to the Culture and Manufacture of Cotton-Wool, Raw Silk, and Indigo in India），其中详细列出了它所进行的无数活动。公司转而指责商人，要求他们在印度购买棉花时要更加警惕，并且只购买干净的皮棉。事实上，欧洲棉商和殖民官员将在未来15年中，互相指责对方要为印度出口棉花的质量低劣和数量不足负责。59
然而，尽管有这些争吵和努力，印度棉花在世界市场上仍只扮演着非常次要的角色，对美国棉花的霸权地位不构成任何威胁。可以肯定的是，更多的印度棉花来到了英国，主要是因为以前对中国的出口重新转向了欧洲。尽管印度棉花重新定向，但它在英国市场的份额依然很低，从19世纪30年代的7.2%上升到19世纪50年代的9.9%。1839年，税务局承认：“这种商品的培育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成功。”孟买商会更为直截了当，对他们来说，改善和扩大棉花出口的种种努力“结果完全失败”。60
正如实验农场的失败所表明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基础设施存在问题。在印度，棉花通常由公牛和手推车运到市场，原材料运输非常缓慢且昂贵。直到1854年，印度只有34英里的铁路。一位专家肯定地认为，美国棉花之所以比印度棉花更有竞争力，是因为铁路系统要好得多，而且应该补充的是，美国还有非常优越的河流运输系统。兰开夏郡的工业节奏与印度种植棉花的农村的经济生活节奏存在分歧。在世界其他地区，战争资本主义通过诉诸身体强制来弥补这一差距，但在印度它未能做到这一点。61
也许比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印度种植者的生产模式与出口生产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印度农民仍深深植根于与欧洲棉花新贵分离的棉花经济中。他们生产的棉花主要用于国内消费，而且往往自己生产衣服。英国所认为的“失败”，更应该被看作棉花生产在可能性和优先性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证据。棉花的单一种植在美国南方非常盛行，而在印度完全不存在。印度的耕种者偏好自给农作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种植市场作物失败了就会挨饿——一个观察者形容“种植者在各自的田地里同时种植棉花和谷物，不分青红皂白地按照他们的意愿或利益指示”。当地农民只是把棉花“作为一种次要作物”，一位英国收税官哀叹道。62
而且，印度人不愿意采用新的种植方法和新的市场准备方式。他们抵制使用外来种子，而且继续用脚踏的丘卡轧花机处理棉花。这种对不同种子和棉花加工方式的抵制，在英国殖民者看来非常疯狂，但从印度种植者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合理的。毕竟，他们使用的技术非常适合当地的社会和环境条件，当地的种子也是如此。而且，农民最大的客户是本土的纺织工人，所以他们种植了自己认为迎合当地市场的棉花。在资金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会把重点放在维持生计的农作物上，采用成熟的技术，迎合成熟的市场。既然资本不是来自欧洲商人和印度商人，那么生产的革命化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另一个潜在的控制生产的战略是创造一个农村无产阶级，但这在没有明确的土地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土地私有产权只有在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和强大的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63
印度农民对土地、劳动力和棉花生产方式的控制非常有效，同样，当地商人在交换过程中依然强大，这有效地限制了西方的侵占，并且有效地阻止了农村的革命化。棉花贸易直到19世纪60年代仍然主要由印度代理商、经纪商、中间商、贸易商，甚至出口商主宰。尽管“英国的利益方……做出了艰苦的努力，调整棉花的销售使其适应出口经济的需要”，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1842年，孟买商会提出了一个一直无解的问题：“为什么英国的资本在其他地方如此强大，人们也期待它在印度能够有所作为，却最终完全无法运作呢？”他们列举了欧洲资本家面临的诸多不利条件：人数很少，在孟买只有40个欧洲商人在处理棉花；他们不得不适应“现有的商业状态”；他们感叹“必然会遇到许多反对和强制”，而且不得不与当地的纺织商竞争。64
甚至西方商人在棉花种植区开展业务时，也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阻力。“由于他们是欧洲人，这些耕种者被教导不要信任他们，而且在要价的时候价格也会比给当地商人的高很多。所有事情上都会碰到类似的限制，从劳工的价格、雇车的费用、仓库的租金，到请人轧花的费用，都是如此。”因此，对欧洲商人来说，想要“在内地维持据点”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英国商人只能限制于“购买送到孟买来卖的棉花”。尽管他们知道，需要“在这个国家的内地设置商品代理人”，才能谈得上改造棉花生产，但他们不可能“冒险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远离他们控制的地区，而如果想在古吉拉特维持据点，就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去建造房屋，给耕种者们预付资金”。在贝拉尔，直到1848年，“棉花通常由流动经销商从产棉的农村里以小批量购买”，大部分棉花由农民自己纺织，而“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资本家能做出值得一提的进展”。与在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还不具备一个英国议会委员会在1847—1848年认为可能必要的能力：“对于欧洲资本家来说，他们需要自己与土地上的耕种者直接沟通。”65
总之，欧洲人只是非常表面地进入了印度的棉花种植领域。西方商人对印度农村的棉花种植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对棉花从生产者转移到沿海贸易商的方式也影响不大。英国人在大农场里使用受薪工人种植棉花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这尤其是因为他们无法动员起劳动力。有一位棉花农场的负责人写道：“当村民需要这些人的劳动时，他们就不去农场了，一些领了政府月薪的人在早上说他们病了，不能上班。到了晚上，我发现他们在为村民工作。”66
鉴于这些麻烦，强制劳动似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事实上，美国以奴隶为基础的棉花种植体系的成功范例，使得一位商人在1831年要求公司考虑是否应该采用“一点点温和的强制措施”。另一位作家同样认为，欧洲人应该雇用“孤儿院的学徒”，而其他人则倾向于让犯人和苦刑犯服劳役。所有这些想法都未能付诸实行，欧洲的棉花种植园也没能出现。相反，东印度公司必须不断与地方统治者、地方权力结构打交道，面对当地的财产所有权模式以及当地的生产方式。英国在印度面临的困难清楚表明了印度与美国的决定性差别。尽管拓殖者与美洲原住民的冲突无论在生命上还是财产上都耗费巨大，但结果都让拓殖者完全控制了土地和资源。原住民的做事方式已经不复存在。当地人被彻底毁灭了。67
就像安纳托利亚和西非等地的农民一样，印度农民塑造了一个可以抵制欧洲商人资本冲击的世界。由于欧洲人无法将身体强迫和无所不包的土地征用转移到世界的这些地区，也没有权力去强迫实行某些替代性的原料生产体系，最终令他们悲叹的是，他们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还是加深了。正如达卡行政专员邓巴先生（Mr. Dunbar）于1848年总结的那样：“在这个古老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土地昂贵，租金高昂，农业服务几乎不为人知。当地的农业人口非常缺乏技艺、精力和创业精神，那里的农产品如此劣质，运输成本又如此之高，与美国的竞争似乎是一项无望的任务。”68
与印度相比，埃及存在着强制劳动、征用土地甚至是实行奴隶制的可能性。棉花在埃及很晚才成为主要出口商品，那是在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统治期间实现的。作为阿里创造充满活力的国内棉花工业的努力的一部分，19世纪10年代后期，他把移居纽约很久的法国纺织工程师路易斯·亚历克西斯·朱梅尔（Louis Alexis Jumel）带到国内。朱梅尔偶然发现开罗一座花园的棉花丛有着异乎寻常的长而坚固的纤维。在阿里的支持下，他进一步改良了这种品种。到1821年，这种被称为朱梅尔棉的棉花已经开始大量收获，并在欧洲找到了市场。69
阿里明白这种新的出口作物的潜力，并命令在全国各地种植这种棉花。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有强制性的成分在内。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被迫在国有土地上种植棉花。他们还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以特定的方式种植棉花，向国家出售作物，还要无偿工作。政府制定棉花价格，并控制在亚历山大港的外国商人的运输和销售的各个方面，明确禁止商人从埃及种植者那里直接购买棉花。工人也被迫挖掘运河给作物灌溉，在下埃及修建交织成网的道路，用于向市场运输作物。正如1843年纽约的《商人杂志与商业评论》（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rnercial Review）所记载的那样：“棉花并非由农夫自愿栽培，而且如果不是帕夏的专制干涉，可能根本没多少人会种它。”与在美国不同，在埃及，暴力强迫不是由个人施加的，而是从一个前现代国家施加到农民身上的。70
埃及政府也控制了棉花贸易。直到19世纪50年代，与依靠信贷经营的美国种植者不同，埃及统治者成功地限制了外国商人对国内棉花贸易的影响，尽管这些人在地中海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的出口贸易中占据中心位置。政府以固定价格购买棉花，集中到中央仓库，然后运到亚历山大港，而阿里是唯一向外商出售原棉的销售者。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埃及国家收入的10%到25%来自这种棉花销售。71
埃及棉花在为欧洲制造商提供原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21825年，英国工厂老板注意到，埃及的出口“事实上遏制了最近其他地区棉花价格整体上涨的趋势”。但他们认为，埃及棉花的主要价值在于可以代替美国的长纤维海岛棉，这点至关重要，“一旦发生任何政治事件，使得我们不能获得美国棉花，埃及棉花就可以用作替代品”。73
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没有发生。至少这时还没发生。相反，从美国南方流入的棉花越来越便宜。奴隶制与攫取原住民的土地结合起来，在欧洲资本的推动下，将原材料不懈地投入欧洲的核心产业。欧洲资本的大量输入改变了美国的农村。土地变成了财富，并且跨越巨大距离，将奴隶和工人、种植者和制造商、种植园和工厂联系起来。在工业革命之后，奴隶制成了西方世界新的政治经济的中心。但是，这个以扩张领土和暴力支配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正如《不来梅商报》（Bremer Handelsblatt）在1853年所说的那样：“欧洲的物质繁荣系于棉花之上。如果奴隶制突然被废除，棉花生产将一下子下降六分之五，所有的棉花工业都将被毁灭。”7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造商对棉花的渴求由于意料之外的原因，从意想不到的方面得到了缓解：亚洲棉花制造业圈缓慢而稳定的崩溃。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地方性棉花制造网络仍然是世界上强大的存在。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整个亚洲，用于家用或当地市场的棉花种植仍然重要；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更多的棉花进入了这种有限的流通，而不是进入工业生产。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直到1886年，托马斯·埃利森（Thomas Ellison）还观察到：“土著棉花从远古时代就已经种植和生产，当地土著人大部分都穿着自己生产的织物。75
在中国也是如此。纺纱工和织工这时仍在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大多在家里工作，靠家属劳动，继续为巨大的国内市场服务。他们使用的大部分棉花来自自己或邻居的田地，而另一些人则从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大型棉商那里买了棉花。一位英国旅行者在1845年观察到：“在晴朗的秋天的早晨，通往上海的道路挤满了一队队来自棉花田的苦力。”这位观察者见证了一个棉花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远离欧洲人主宰着种植、生产和消费的棉花圈子。日本基于当地种植的国内棉花贸易同样蓬勃发展，在家庭和作坊中生产出了大量棉纺织品。尽管孟加拉出口制造业开始衰退，但在19世纪最初几年仍然进口了大量的原棉：1802年，据说孟加拉种植了700多万磅棉花，但进口了超过4300万磅棉花，这些棉花主要来自印度西部。孟加拉同时与中国及兰开夏郡争夺着其核心产业的原材料。尽管英国对印度有着完全相反的计划，印度依然是诸多这样的替代性棉花圈子中最为突出的例子。76
然而，尽管地方和区域网络持续存在，它们却不会再度繁荣了。这些由习俗、便利和利润所界定的小型网络被欧洲资本和国家权力不断扩大的网络所颠覆。事实上，美国奴隶制所造成的棉花的廉价将有助于破坏世界各地的当地性制造业。棉花帝国多次推进历史学家卡伦·维根（Kären Wigen）称之为“制造外围”的过程。坦奇·考克斯在1818年就已经了解了这一过程。他敏锐地观察到，英国出口到印度的产品会迫使印度人“转而种植棉花，而不是制造他们卖不掉的东西”。在19世纪，欧洲人一次又一次把赌注压在战争资本主义的功效上。他们每次都能成功地开辟新的种植领域，强制更多的奴隶，寻求更多的资本，他们成功地以更便宜的价格生产更多的棉纺织物，并把棉花产业上的竞争对手变成外围。这些替代性棉花圈子的破坏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改变世界许多地方农村的权力平衡，使更多的领土和更多的劳动力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侵蚀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贪婪的战争资本主义循环的最大讽刺是，它的成功为自己的覆亡奠定了基础。77
但是任何覆亡的迹象都还很遥远。在19世纪上半叶，战争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巨大而坚不可摧的机器，是一个极其有效的争夺利润和权力的机制。随着英国的力量的增强，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家都看到了新技术和肉体胁迫结合在一起所具有的内在可能性。当然，许多观察家都对针对原住民的近似战争的攫取、种植园里的暴力和英国工业城市的社会动荡感到担忧。然而财富和权力却在向那些能够拥抱这个新世界的人频频招手。从法国到德意志地区，再到瑞士、美国、伦巴底和其他地方，资本家都试图沿着曼彻斯特开辟的道路前进。
①五分之三条款是1787年制宪会议上美国南方与北方达成的妥协，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以作为计算税收和议员分配的基础。
②美国棉花种植的一种劳动方式。将劳动力分为不同的帮派（gang），最强壮的劳动力去干最复杂的活，次等的去干较容易的活，再次等的去干最容易的活。例如，种棉花时，最强壮的人挖坑，次强壮的播种，最弱小的盖土。
③“黑带”指美国南方的经济带，起初是因为该地区肥沃的黑土而得名，后来又因为该地区众多的棉花种植园大量使用黑人奴隶而得名。
④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是1854年由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提起的法案，允许新加入的堪萨斯州以及内布拉斯加州的当地居民自由选择是否允许蓄奴。尽管引致巨大批评声浪，此法案依然通过。
⑤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简称斯科特案（Dred Scott case）是美国最高法院于1857年判决的案件。黑人奴隶德雷德·斯科特曾经随主人到过自由州，并居住了两年。后来回到蓄奴州密苏里。主人死后斯科特提起诉讼要求得到自由。最终美国最高法院以不符合宪法为由驳回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