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厌倦了和杀手们高强度的会面。这几年来，我一直积极寻求与他们对话，不论是在瓦拉纳西、旁遮普、阿萨姆还是孟买，为的是能当面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夺取人命是什么感受？”不断接触命案令我身心俱疲，因此当叔叔打电话给我，说他从事宝石生意的同行正预备举家遁入空门时，我放下手头的一切，想无论如何也要和那家人见一面。他们是和苏尼尔、萨拉斯加、萨蒂什之流截然相反的另一类人——耆那教徒。这一他们所笃信的宗教建立在弃绝暴力的基础上，两千五百年来皆是如此。正要挥别红尘的这一家人即将展开的是迥异于俗世的生活，他们所拥有的也是迥异于常人的价值观。在为期四个月的雨季里，他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为如果不经意踩到水洼，他们便犯了杀生戒——不单杀死了水中的微生物，也破坏了水的合一。在采访过杀人放火仍可酣睡的黑帮分子后，我十分期待见到认为踩进水洼也是犯罪的一家人。
我对耆那教并不陌生，我在印度及美国的众多好友都是耆那教徒。当初媒人找到叔叔，想替我说亲，介绍给我的姑娘要么来自古吉拉特信奉印度教的家庭，要么是耆那教徒——在一般人看来，这两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我的婶婶就信耆那教。还住在马拉巴尔山那会儿，我们家楼下有一座耆那教庙宇，苦行僧每每坐在江河宫底楼的大堂里，彼此在对方的脑袋上寻摸。我那时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还以为僧人是在捉虱子。后来我才知道，为了不让头发长长，他们会将才露出头皮的头发连根拔起。有时他们也唱诵经书，用的却是宝莱坞主题曲的调子。在特定的日子里，耆那教徒会付钱给寺庙外的卖鸟人，让他打开鸟笼放生。他们认为每救下一条生灵，就是在自己的功德簿上又添一笔。他们却不管飞出鸟笼的小鸟落在屋顶上，被城市里的乌鸦吃了、老鹰捕了、风筝缠住了。他们也不管卖鸟人会回到树林里，抓来更多的鸟儿，明年此时再带到此地放生。
我的家人非但不认为耆那教徒和印度教徒不一样，且把前者看作更为狂热和正统的印度教徒。在从事宝石生意的人当中，印度教徒反而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耆那教徒。但在美国，我发现人们对耆那教所知甚少，耆那教本身也异常小众：我从未听说有谁从伯克利[581]退学只为做耆那教的苦行僧，也从未听说有哪个好莱坞明星或摇滚歌手公开宣布追随耆那教上师的。
我即将会见的这家人住在哈吉·阿里清真寺附近的豪华高楼，不远处就有一座耆那教庙宇。我走进他们家时，发觉室内的装潢十分刻意：唯一的光源来自吊在天花板上的油灯（外面罩了玻璃盏），墙上挂着耆那教主题的壁毯，又有用粉笔写的偈语：“若为解脱故，世俗皆可抛。”整间住所像纽约主打“印度元素”的餐厅，地面用粪土夯实了，正如我在广大印度农村看到的茅舍。几年前，这种“民族风”曾大行其道，我在孟买见过不少故意装修成农舍的豪宅，背后的原因则不尽相同。
为我带路的宝石商领着我走到房间深处的窗户边，那里没有电扇，只有一张贵妃椅，上面躺着一个黑皮肤的男人，大约四十出头，个子精瘦，留着稀疏的山羊胡，穿织金的丝绸库塔，耳垂和手指上的饰品镶满钻石。此人名叫塞万提·齐曼拉尔·拉哈尼，是即将抛却尘世、潜心苦修的五口之家的男主人。塞万提是实打实的富二代，他来自钢铁业巨头之家，他那庞大的家族后来也涉足宝石生意，同样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和我一块儿来的宝石商上前行触脚礼，躺在贵妃榻上、比他年轻得多的塞万提祝福了他。
一个月后，这一家五口（年过四旬的父母、十九岁的长子和一对十七岁的龙凤胎）将要抛下这间公寓，抛下这座城市，也抛下他们曾拥有的一切。他们的余生会在荒野度过，日复一日穿山越岭，了却作为家人的尘缘，男女再不得见。塞万提称呼二十二年来的妻子为“女在家众”[582]，又说他和妻子以及他们共同养育的三个孩子“是因为百分之百的自私联结在一起的”。而在一个月后，他们将前往古吉拉特最北部的小镇，在那里，塞万提会与家人一一挥别。更确切地说，家人将互相道别，从此以后，两个儿子会和父亲一起修行，女儿则跟随母亲，但他们的身份不再是亲子，而是师徒。儿女不再称呼塞万提“爸爸”，他们要叫他“师父”。异性之间——夫妇、母子、父女，此生将天各一方。塞万提的妻子再也见不到儿子和丈夫，除非他们恰好在路上相遇。塞万提再也见不到妻女，除非意外相逢且有上师准许。一个月后，他们将公开大肆庆祝，并主动割裂所有亲情的纽带。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斩断尘缘，力求早日解脱。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解脱就是涅槃，就是抵达极乐世界，就是再不用经历六道轮回之苦。塞万提追求的不只是自己或三个孩子的圆满，而是整个家族世世代代的极乐。但在此之前，他们要告诉全世界：他们挥别尘世不是因为失败，恰恰相反，他们挥别尘世是因为已经取得了成功。一个月后，他们将来到古吉拉特的小镇，在朗朗乾坤下散尽身家（近三百万美元）。这是他们对孟买最富戏剧性的告别，是对任何前来孟买、心怀致富美梦的人最生动的现身说法：一旦没有了淘金的欲望，你就该即刻离开黄金之城孟买。
起初的时候，塞万提是个很不称职的耆那教徒，他甚至不愿意到家边上的耆那教庙里祷告。他像所有亨通的孟买人一样，享受着大城市奢华而愉悦的生活。直到一天夜里，他翻开一本耆那教上师写的书（《起码人道》），书中的一句话令他无比震动：“人生这条路上，你是要等着被遣散，还是主动请辞？”他沉思一番，摇醒了身边的妻子，告诉她：我要出家。他要在被生活遣散以前主动请辞。
那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却并非头脑一热作出的。几年前，塞万提在焦伯蒂听过耆那教上师钱德拉塞卡·马哈拉吉的讲道，当时就心有所感。之后的几年里，他逐渐放弃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早在他决心苦修的十八年前，他便不再使用对症疗法的药物。后来他的一双龙凤胎儿女出生，体弱多病，塞万提向凯特瓦迪[583]的阿育吠陀郎中求医问药，并遵医嘱让一双儿女每隔一小时服用一次奶牛尿，一天后，孩子们的情况竟好转了。
积极主张“非暴力”的塞万提不再开车、不再用柴油。他竭力反对石油钻取过程中人们所犯的杀戒，强调说钻头打穿一层层的岩石和土壤，必定杀死包括蛇在内的各种地下生物。塞万提还指出：“印度依靠沙特进口石油，作为交换，我们要向他们提供实验用的小白鼠和人体血液样本。”这自然弊端重重，何况使用机动车更容易犯杀戒：“用牛车就不一样了，即便撞到什么人也不致命，牛还有活干。”塞万提本想和家人坐浩浩荡荡的牛车从孟买前往达内拉——他们挥别尘世的仪式举行的地点，路上要花好几天时间，遭到众人的强烈反对，他只好同意坐火车。
塞万提一家也不再用电。七年以来，他们的高层公寓里不再用电灯或任何电器设备（但即便是油灯在燃烧时也难免杀死细菌）。塞万提列举用电的罪状，说水力发电时，水倾泻入涡轮的巨大冲击力会杀死鱼类和鳄鱼等各种水生物，以至于大坝工人每隔半小时就要清理一次涡轮叶片。塞万提说切尔诺贝利[584]的不幸事故，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对电力的贪婪。不过他略带羞愧地承认：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因为背痛影响了走路，他上下楼用的是电梯而非楼梯。他请我设想孟买的无数电网——点亮了城市夜空的灯火也累积了无数罪孽。
我问塞万提介不介意我用手提电脑记录他的口述，我向他保证我的电脑用的是电池，而非他公寓里的电。他看上去将信将疑，但还是准许我这么做了。他指望我一边用电、一边把他苦行的意义传达给更多用电的人，他称之为“以毒攻毒”。所以我们的对话得以继续，在燃烧着煤油灯的昏暗公寓里，照亮我面庞的是我用来打字的手提电脑。
塞万提到古吉拉特听上师钱德拉塞卡·马哈拉吉的讲道，并带家人一同前往。他的几个孩子当时在孟买的英语国际学校上课（譬如颇为知名的廷克贝尔学校），但七年前，塞万提让孩子们休了学，开始研习经文。起初是在家自学，后来则跟随上师马哈拉吉学习。那时，塞万提还没有举家苦修的想法，他纯粹觉得孟买的教育体系缺乏他想让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如今，他的孩子已基本能读懂用梵语和古印度土语书写的耆那教经文，至少他们的语言能力比塞万提的强，因为孩子们还处在能更快、更好地吸收新知识的阶段。“他们正在读最深奥的梵语作品《朱砂集》[585]。”塞万提很自豪地说。
这七年来，他以俗家信众的身份遵守耆那教的清规戒律，不曾远离孟买舒适的公寓。但每一次，上师马哈拉吉的讲道都传达了同一个主题：想获得解脱，唯一的途径就是弃绝尘世、出家苦行。塞万提说最先产生这种强烈愿望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长子和妻子。上师说他们若要出家，不妨从长子斯内哈尔开始。但塞万提的哥哥反对这种做法，说除非塞万提和儿子一起苦修，否则他们绝不会同意。当时的塞万提还未下定决心，一家人便在孟买留了下来。
1997年夏天，塞万提听说有大约七十个人打算一同出家，他请求上师允许他和家人加入苦修的行列。上师嘱咐塞万提先获得哥哥们的允许，说兄弟应当达成一致。塞万提一家五口整装待发，只等哥哥们点头同意。可是家中正好有妹妹要出嫁，哥哥们让塞万提再等一年，说若他第二年心意不改，他们到时候就让他走。事实上，哥哥们在尽量拖延，盼望塞万提能清醒过来、回心转意。然而等了半年的塞万提态度依旧坚决，哥哥们再也无法留住他的脚步。终于，再过一个月，这一家五口便要和俗世、和孟买、和现代生活说再见了。
塞万提频频提到印度过去的辉煌和如今的没落。“从前，我们一家有近三十口人，如果客人临时上门，家里从不缺做饭的女人。但现在的印度多是三口之家，如果有人上门，主人一定手忙脚乱。从前住农村的时候，我们和乡亲彼此熟悉，现在住城市，我们连对门的邻居是谁都不知道。”从前印度人的主食是小米，牛在同一片地里吃草，互惠互利。如今印度人吃的是小麦，在草地里长不好，牛群也不能在地里撒欢，要把它们赶得远远的。从前的人需要的不是真金白银，他们习惯以物易物。“从前牛奶不是用来卖的，很少有人贪心不足。”从前的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对师尊恭恭敬敬，无人敢直视他们的眼睛。”因此属于农村的印度、旧时的印度井井有条，运作良好。“从前的人讲规矩，现在的人坏规矩。我们要的是把规矩重新找回来。”
塞万提打算远离都市、重回农村。他说城乡之间有一场拉锯战，不种粮食的城里人缺乏安全感，引发了大规模的政治骚乱，对城市百害而无一利。譬如1998年疯涨的洋葱价格，让孟买市政府几乎垮台，城里人群情激奋，农村的菜农却喜笑颜开。最大的城乡矛盾则聚焦在水源上，城市需要水坝供水发电，然而建水坝毁掉的远不止一村一寨。
当然，塞万提也清楚同为城市，孟买和阿麦达巴大为不同。孟买代表了百无禁忌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照塞万提所说，他家“楼下方圆一里内”便有提供色情服务的酒吧、出售大鱼大肉的熟食店、贩卖各式酒水的杂货铺……孟买是罪恶之城。带我前来、正坐在塞万提脚边的宝石商连声表示赞同。
塞万提于是解释说：像他这样即将出家的僧人不能待在孟买。因为他们每天沿街化缘时，孟买的家家户户势必大门紧闭。塞万提从不把化缘称为乞讨（从商的耆那教徒绝不乞讨），他称之为“供养”，就好像斋饭是定量供应给牛群的青草一样。他们会和修士一起挨家挨户地化缘，修士负责按铃（严格说来，使用电铃也是犯戒的），“主人听到铃声后开门，家里多半还开着电视，而如果我们竟忍不住看起电视节目来，那就该堕阿鼻地狱了。”因此修士按铃后必须确保房间里的电视已经关上，才示意苦行僧直入主人家的厨房。“祝您福慧绵长。”苦行僧开口道，为主人家累积功德。随后，他会打开面前的锅碗，只从里面各盛一勺食物，确保主人家在他离开后不用额外做饭，否则第二次生火的业报就落到了他的头上。苦行僧一天多次进出不同的人家，将从各个厨房讨要来的食物（蔬菜、米饭、豆糊、洽巴提烤饼）混在一起，放冷了再吃，且单纯为了果腹。在阿麦达巴这样的地方，化缘相对容易些，因为家家门户大敞，老远就能看到房间里是不是开着电视，这在孟买却做不到。
塞万提的长子斯内哈尔穿着毛衣，躺在贵妃椅的另一边睡得正熟。房间里窗户紧闭，把一月的寒风一并挡在了外面。不一会儿，次子乌特卡什和塞万提的妻子拉克莎走进了房间，母子俩同样披金戴银，一家人身上的宝石分外闪亮，仿佛在说：看哪，我们有多富裕，我们对金银财宝就有多不屑一顾。塞万提一家身穿绫罗绸缎，比我结婚那天的礼服还要奢华。我和苏妮塔的婚礼充满传统的南印风味，但苏妮塔是婆罗门，他们认为破开蚕茧织丝是种罪过，所以我们的礼服其实很朴素。可是在耆那教徒眼中，织丝没有织布来得罪孽深重——织丝毁掉的是只有味觉和触觉的蚕[586]，可若操作不当，织布危及的则是五感俱全的纺织工，何况织布必须用到水和电。耆那教徒不论衣食住行，其每一个决定、时时刻刻都以尽可能消除业报为大前提。
我向塞万提的妻子拉克莎提问时，他们的次子正压低声音，用很不耐烦的语气责备母亲回答得不准确。她的笑容很美。她的儿子对她着实有点蛮横。
“我们会过着清静、解脱的生活。”拉克莎对我说，她的面庞绽放着光彩，“我们会活在喜乐当中。”
次子乌特卡什进一步解释说他们会一直行路，持五戒（非暴力、诚实语、不偷窃、纯洁行、不执著），除两片未经缝纫的白布外无以遮身，每隔半年将新长出来的头发连根拔起，不穿鞋，不开车，不通电话，不用电。在他们出家的那一天，他们会洗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澡，此后不论江河湖海他们都不再涉足。他们不会踩进水洼，下雨时待在室内，哪怕一待就是好几个月。除非实在酷热难当，才用湿布轻轻擦拭皮肤。他们一个月只能洗一次衣，餐后可稍微冲洗托钵。“我、爸爸和哥哥，我们三个人会生活在一起。”乌特卡什说，“妈妈和妹妹会和她们的师父一起。如果恰好在一个村，我们可以见面，不然就不见。”他看上去甚至对即将到来的分离很是期待。
我问拉克莎为何出家后不能见亲人。
“因为我们要切断所有的依恋和情感，只有那样我们才能解脱。”拉克莎的家人并非正统的耆那教徒，她在乌尔哈斯讷格尔长大，念的是最好的教会学校。“我的丈夫觉得我们应该全家一起苦修。”她说，和丈夫感情不和的女人往往选择苦修而非离婚，因为离婚是污点。对传统的古吉拉特女人而言，社会对她们出家比对她们离婚要宽容得多。但拉克莎出家的原因恰好相反：为了保持和家人（尤其是丈夫）的一致性，哪怕这一致性极其古怪。我能感觉到她爱着丈夫，愿意始终跟随他。事实上，这种爱甚至让她愿意跟随他到此生天各一方、永不相见的地步。
出家后，拉克莎和女儿可以去任何她们想去的地方修行，只除了孟买。她们的师父有令：从维拉尔以南、市内火车的终点站开始，整个孟买都是她们的禁地。“那里的大环境不好。农村有益于我们冥想和清修，城市不行。”但也不是所有的城市。“德里、加尔各答或者其他城市都没问题。只有孟买不可以。”拉克莎解释说。在耆那教徒看来，孟买就是索多玛和蛾摩拉[587]，“孟买是罪恶之城”。
电话铃响了，塞万提的女儿卡丽诗玛跑过去接。这是公寓里唯一用电的设备，看她如此自如地接听电话，竟让我有了一种怪异的感觉。卡丽诗玛是个苗条的黑皮肤姑娘，是一家五口中最寡言的那个，她羞怯地坐在母亲和异卵双胞的哥哥身后，仿佛她接电话的样子只出自我的想象。
我从塞万提家出来，走到楼下坐计程车。已是夜里了，我在上车前环视罪恶之城孟买的街景。塞万提家公寓的底楼是间菲亚特汽车展厅，对面是一家鼓励贷款、多多益善的银行，银行的旁边是“金币酒吧”。我近来会见的黑帮杀手就住在不远的地方。
我回到家，见朋友贾曼正等着我。这个半马瓦里、半美国的混血儿才荣升俄版《花花公子》杂志的编辑。我们去往古堡区的开伯尔餐厅顶楼，到“卡斯巴厅”参加派对。酒吧的三间包房人满为患，人们或饮酒或贴身热舞，或调情或大快朵颐。款步走来的女人穿着迷你裙，很快坐到了贾曼膝上，问他做《花花公子》的编辑是否能亲自挑选模特。贾曼说漂亮女人每天出入他的办公室，他请她们脱掉衣服试镜，她们便宽衣解带、一一照做。他才回了一趟拉贾斯坦邦的老家皮尔瓦拉，却不能对他的马瓦里亲戚坦白他在莫斯科的工作——他们极为正统，和耆那教徒一模一样。一个高挑个、大骨架的旁遮普姑娘轮番同包间里的男客拥吻。“我懂你的意思，我就没法在家穿成这样，我妈会说‘你到处都走光。’”她指了指自己呼之欲出的胸部。她又在一个男客的膝上坐下，他搂着她的腰，她环住他的脖子，长腿自高开叉的短裙里露了出来。客人们纵情畅饮，酒吧也无歇业时间。若有谁叼住了香烟，路过的侍应生定会弯腰为他点燃。偌大的台面上杯盏狼藉，旁遮普菜和意大利菜交替上桌，饕餮客大块吃肉，禽类、鱼类、猪牛羊肉，种类繁多，目不暇接，在腌渍、烹饪和摆盘后再也看不出它们本来的模样。隔壁的昏暗包房里传来阵阵电音节拍，人们在舞池群魔乱舞。贾曼捕捉着今晚可共度春宵的目标，他总共只在孟买待三天。每当看见靓丽的女人，他就像看见飞盘的寻回犬般跃跃欲试，竖起毛发，身体下意识地转向对方。除非顺利勾搭上，或至少尝试过搭讪，他会始终躁动不安。此番回印度，他可是有备而来的，贾曼对我一笑，从包里掏出一枚白色的壮阳药。芝加哥总部有意让贾曼在孟买探路，看能否发行印度版的《花花公子》，他们认为这里的市场一片大好。
几天后，我走进孟买钻石协会的大厅，见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横幅：热烈欢迎——钻石点亮解脱路。即将开启苦修之旅的塞万提一家将在这里接受宝石富商的恭贺。人们在我的额头点了提拉克，只不过用的是水钻，而非传统的朱砂。每位与会宾客都收到四五袋坚果（杏仁、腰果、开心果等）作为礼物，每袋至少价值五十卢比。前来贺喜的协会主席是印度教徒，他悄悄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对整件事有什么看法。他显然很不赞同，说塞万提家的孩子尚且年轻（“十七八岁，实在少不更事啊。”）他担心孩子们的心智并不成熟，对苦修的了解也过于片面，却鲁莽地作出了这样重要的抉择。这位主席来自印度人民党世家，对像他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而言，耆那教始终过于原始，为他所不齿。“我们是碍于情面不得不来，天晓得这种宗教是怎么回事。”主席煞有介事地评价道，“什么极端的人都有。”——钻在钱眼里的亿万富翁声称自己是耆那教徒，视金钱如粪土的苦行僧当然也是。
庆祝会很快开始了。台上的歌手唱起了拜赞歌，伴奏的卡西欧合成器模拟的却是印度唢呐和塔布拉手鼓演奏的宝莱坞主题曲。人群围拢过来，正是交易日，但百来号男人（包括一些女性）相聚于此，光从他们穿着的浅色棉混纺衬衫和深色西装裤可看不出他们的不菲身家。我在人群中见到了叔叔的朋友、我在加尔各答的旧识、住在江河宫的商人，以及许多我认得面孔却叫不上名字的人。人们在等待塞万提一家的同时谈论着钻石的净重和品相：“我要的是半克拉的咖钻，有碳点[588]的……”我从小听着这样的对话长大，不论搬到哪里，它们都时时萦绕在我耳边，仿佛熟悉的童谣般让我安心。
终于，塞万提一家走进了大厅。塞万提穿着丝袍、戴着头巾，好似位高权重的佩什瓦[589]。拉克莎则以一袭绿色织金的纱丽亮相。一家五口披金挂银，手指、耳朵和鼻子上的钻饰璀璨夺目。珠宝对他们而言终归是无用的，他们眼下是戴着它们也好，还是不日抛掷它们也罢，这些奢华的饰品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此刻他们或坐在白色的床垫上，或倚着台上的靠垫，男女相隔，泾渭分明。在庆典举行期间，塞万提没有看妻子或女儿一眼，他只是偶尔对两个儿子微微一笑，轻轻说着什么。
主持庆典的司仪是个穿土布库塔的大胡子，他首先简单介绍了塞万提一家预备苦修一事。坐在我旁边的商人难以自制地抽泣起来，但他一面哭一面睁大了眼睛，不愿错过台上发生的一切。
宝石商轮番登台讲话，他们谈到自己想苦修的愿望，说每年都有少数宝石商人决意挥别红尘。“我们今天聚到这里，是为了再听一听详情。”其中一人说道，“知之而后行。我们迟早也要走上苦修的道路，即便不是在此生，也可能是来世。”另一个人则说：“塞万提比我们先行了一步。”而苦修的首要条件是出生在印度。“如果我们生在美国，那一切就无从谈起了。”在成为真正的苦行僧以前，俗家信众还需遵循耆那教的清规，塞万提一家在过去几年来正是这么做的。最近，连同我叔叔和婶婶在内的信众集体进行了禅修。他们从古吉拉特的一座庙宇步行到另一座，在十天的期限里恪守耆那教的信条，不用电，不杀生。成千上万的宝石商都参与过这种清修，而他们要踏出的最后一步便是出家苦行。教徒相信如此方能消除业力，在下一世时让灵魂得以重生，以最终达到解脱和开悟的完美状态，正如耆那教祖师大雄尊者那样。但“下一世”离现世毕竟还很遥远，因此多数人并没有紧迫感。
司仪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一次，他和两个教友暗访了非法屠宰流浪狗的机构。他们随身带着录音设备和摄像机，问机构的负责人：平时要如何处置这些动物的尸体？得到的回答是提炼出动物身上的脂肪，然后论斤出售。一公斤相对劣等的动物脂肪卖十六卢比，质量更好些的能卖二十二卢比。什么样的人会来买呢？“他给出的答案让我每次回想起来都能出一身冷汗。”司仪说。该名负责人表示，孟买休闲食品的龙头企业早早向他们下了订单，所以其实古吉拉特人钟爱的油炸小吃多用流浪狗的脂肪烹制而成。司仪提高了音量，近乎咆哮地质问：“我们将罪孽吞进口中，又如何指望用这肮脏的躯体来清修？”他声称冰淇淋同样不洁，问我们是否知道老死的奶牛其骨、蹄、角都去了哪里？他曾请教某冰淇淋制造厂商：为什么如今的冰淇淋不会融化？对方揭秘说是因为厂家煮烂了牛骨、牛蹄和牛角，然后把它们作为明胶加入了冰淇淋。在座宾客果然骚动起来，他们的脸上皆流露出厌恶。“让我们从此刻起坚决抵制冰淇淋！”司仪高喊道。
信众高谈阔论，却不提神明，不提极乐世界，也不提扶弱济贫。他们认为的日行一善莫过于劝人苦修，就此脱离红尘的缠累。所以耆那教拥有的其实是一套极为悲观和厌世的思想体系。司仪对耆那教的现状一笔带过，说全国一千万教徒中仅两万人选择苦修。“如今的耆那教就好似一个人服了毒又腹部中刀，他后退一步想躲开凶手，背抵着的阳台却没有栏杆，而身后便是万丈深渊。”
我们席地而坐，宽敞的大厅被这一地区密集的建筑紧紧包围，抬头可见别人家的阳台和窗户。正对着我的阳台上，一个女人正倚窗呕吐。她似乎努力压抑着反胃的感觉，不断呕出稀薄的白色粘液，比起呕吐更像是吐口水。或许她怀孕了？但她并没有干呕。坐在我面前的商人则不紧不慢地拿出薄荷润唇膏，抹在干燥的嘴唇上。
紧接着，这个下午最引人注目的讲话者站到台上，拿起了话筒。他是阿图尔的兄弟，阿图尔是个富可敌国的商人，早前在阿麦达巴出了家。除了印度各地，连安特卫普和纽约也有人自发为阿图尔举办送行仪式。塞万提决意出家前还征询了阿图尔的意见。
阿图尔的兄弟请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他又请我们设想一个月后，塞万提一家在喀奇的烈日下从一个村庄徒步到另一个村庄的情形。他们不知下一餐在哪里，即便化到缘也要把不同的菜蔬和豆糊混在一起，囫囵吞下。“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听过今天下午的所有讲话后，晚些时候，当我们回到各自的办公室，我们是否会做出改变？哪怕是空调不怎么制冷都令我们无比烦躁，我们抱怨火车头等舱的空调不工作，但想想这一家人，才十几岁的姑娘卡丽诗玛，他们在古吉拉特的烈日下又哪里吹得到空调！”阿图尔的兄弟请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变得不愿多等待一秒，一旦订不到火车票就失去耐心？但想一想塞万提一家，时间对他们而言将变得何其漫长，他们每天必须走多少里路。“我们的文化成了一种永不满足、永远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文化。”他用语速极快、语调激昂的古吉拉特语形容宝石商所生活的疯狂世界，他们始终放不下的手机，随时计划在曼谷、在纽约、在安特卫普开设新的办公室，对全球贸易充满蓬勃的野心，每天价值几百万卢比的转账交易，时刻关注航班的候补客位，片刻不停地累积财富（因为“还不够！我们要赚更多！”）……再回头审视塞万提一家即将开启的、斩断尘缘的生活，我们或许确实应当感到羞愧。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百来号宾客几乎排到了门外，他们的呼吸和汗水让这个冬日午后的房间也变得燥热起来。
一个老先生被人请到了台上，他是行业泰斗，靠从安特卫普走私宝石起家，和我的爷爷交情甚笃。他在马拉巴尔山有一栋大别墅，在曼哈顿的劳斯莱斯展厅楼上有豪华公寓。老人并没有讲话，而是颤巍巍地站起来祝福了塞万提。名叫阿伦的商人穿着朴素的白色短袖衬衫，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富豪（不论以哪一种货币来衡量），他告诉大伙说几年前，他的母亲也想过出家，被他极力劝阻了。但他谈起出家时充满渴望，仿佛那是一件或早或晚他一定要做的事情。
还有宝石商对塞万提的过去直言不讳：“他无恶不作，他的一个朋友曾对我说‘每次塞万提和我坐飞机去什么地方，总归显得很紧张。’”这个人显然暗示了塞万提并不光彩的个人史，众人也能够想象塞万提在决心苦修前过着怎样骄奢淫逸的生活。多年前，塞万提曾订过一次婚，后来女方的家人发现他声名狼藉，于是取消了婚约。我叔叔的生意伙伴也说他和塞万提一起被拘留过三天，塞万提被控犯有偷盗罪，警察认出他后却向他行了额手礼。叔叔的生意伙伴推断塞万提忽然出家，怕是因为犯了数额巨大的欺诈罪或遇上了难以化解的金融危机。不管怎么说，塞万提劣迹斑斑，这一点众所周知。
但现在，黑皮肤、细瘦个、带着随和笑容的塞万提不只是个二流的宝石商人，他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领袖，而他所代表的权力、所前进的道路是连巨富阿伦都心向往之的。从某种程度而言，塞万提已为商业上比他成功得多的大人物所仰视。就在这个午后，此时此刻，在人满为患的大厅，他是人所钦佩乃至嫉妒的骄子。
准备踏上苦修路的塞万提一家成了宝石行业领军人物恭维的对象，人们用牌匾、提拉克、绶带以及花环百般称许他们的作为。商业巨贾的太太纷纷祝贺塞万提家的女人，母女俩首度获得人们的关注——塞万提的女儿卡丽诗玛在所有人的讲话中几乎从未被提及，她获得的荣耀远远及不上她的父亲，人们敬佩和留意的是她父亲作出的牺牲，却无人惋惜这样一个花季少女再也无法对镜梳妆、外出观影、和心上人约会，或者徜徉校园。她再也无法回到孟买——她的故乡。
对面阳台上的女人又露面了，这次举着一只风筝。她在壅塞房檐间的一线天里努力把风筝放飞了出去，随后露齿而笑。
现代大都会是一座座驿站，是人们从此地赶往他方的落脚点。纽约是移民的大熔炉，孟买是农村人的汇集点——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又渴望在城市重建乡村。都市人的焦虑因不确定而起，他无法知晓明年还会否待在同一个地方，无法知晓他的孩子能否停留在同一座城市。他难以建立长久的友谊，因为迟早他的朋友们也会分散各地。他在农村的爷爷知道自己生于斯，也将眠于斯，知道他百年后哪一块地会用作火葬，他的骨灰将撒进哪一条河，知道他的发小和堂兄就住在村子的另一头，一生都不会改变。但都市人没有这样的笃定，没有恒定不变的住址和人际关系。萨蒂什无法在乡村执行刺杀任务，没有了“大隐隐于市”的保护，他会在第一时间被人指认。蒙娜丽莎在农村没有市场，她所扮演的红颜知己的角色和她被物化的舞女的身份，只会引得都市人竞相折腰。人类精神层面的变迁难以追赶都市化进程的演变。我们是农村氏族社会的物种，我们还未能适应城市里的生活。这就是塞万提逃离都市的原因，与其说他斩断了一切（财富也好，家人也罢），不如说他舍弃了城市。
一见我穿过人群，塞万提马上露出了笑容。我们聚在达内拉的老宅，送别他和他的家人。塞万提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吃饭了没有？”屋外，他的哥哥正跟着吟诵：“我们的好兄弟要出家啦！”人群齐声附和着：“好兄弟！”一个女人带头唱喏，随即全家人响亮地呼应。或许音量越大，他们越有可能说服自己：这的确是个欢天喜地的场合。塞万提一家将围绕达内拉盛大游行，好庆祝他们在尘世的最后一天。
不一会儿，塞万提便由家人扛着出了祖宅，喧嚣声益发大了。方圆几里内的乐手都被召集了过来，为小镇上的庆典敲锣打鼓。我在能俯瞰游行队伍的天台找到一个好位置，安顿下来。我周围满是看热闹的人，纷纷倚在砖块垒起来的栏杆上。房主人警告说：“别使劲往上靠，围栏会断的！”而楼下，古吉拉特乡村的独特仪式正大放异彩。身穿白衣的耆那教修士坐在滑竿上，由信众扛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紧紧相随的是打朵尔鼓[590]的、敲钹的、吹唢呐的，一个坐在驼峰上的男人奋力敲击着两面涂抹姜黄粉的大鼓。驼铃过后，用繁复刺绣装饰一新的马队隆重登场。两个佩戴头巾的小男孩各骑着一匹雪白的高头大马，跟随优雅马步轻歌曼舞的则是一群年轻的村姑，她们头顶着装有椰子的铜钵，体态婀娜。又过了片刻，塞万提的族人坐着覆以茅草的彩色驼车不紧不慢地出现了，作原住民打扮的男人在他们身后吹响的并非传统乐器，而是西洋风笛。为庆典压轴的是塞万提家的三个孩子，他们坐在两尊巨型雕塑间（一尊是孔雀，另一尊是天鹅）大驾光临，而牵引着花车的是两头大象。今日庆典的绝对主角——塞万提和他的妻子拉克莎并肩坐在高高的王座上，也由大象拉着他们的花车缓步前行。举着两柄宝剑的人紧随其后，人群也紧随其后，因为塞万提和拉克莎正沿途抛撒混着金银币的大米。游行至此，他们的动作已愈发熟练、近乎机械化了，他们将手抄进面前的篮子，捧起财宝，高举向前，闪耀着金光的大米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弧线，撒向底下疯狂争抢的人群。我下楼走到街上，被一路小跑、推搡着向前捡拾财物的人们远远甩在了后面。但即便和塞万提夫妇相隔甚远，我仍能看到他们脸上欣喜的表情。拉克莎正在微笑，她的牙齿在黑色面庞的映衬下分外雪白。他们似乎如释重负，就好像在蓝宝石为舞女一掷千金的客人，这情形何其相似——以最快的速度挥霍财富、抛撒金钱，从而获得释然的感觉。
跟在塞万提夫妇身后的还有两个舞马的人（穿戴着和马匹等大的布艺道具），另有吹着海螺、敲打铁盘的乐手，以及捧着水罐不时往地上浇水的僧人。队伍的末尾是一群扛着大雄尊重雕像的人，在金色眼镜蛇的笼罩下，作冥想状的耆那教祖师竟显得格外瘦小。为游行殿后的是堆满纸盒的手推车和推车边如织的人潮。工人们站在推车上，从纸盒里抓取大把红枣和粗糖，一面分发给百姓，一面挥舞着棍棒，驱赶太过靠近的民众。
九乡十八寨的村民皆盛装出席，男女老少衣着艳丽。游行的队伍经过阿姆倍伽尔的雕像时，塞万提夫妇正把数不清的财宝撒向当地村民。以达利特为主的人群像公园里瞅准了玉米粒的鸽子，潮水般涌向塞万提夫妇。解放达利特的伟大斗士阿姆倍伽尔伸出一只铜塑的手臂，仿佛表示谴责，又仿佛下达禁令。
前方就是举办筵席的场地了。帐篷外人潮汹涌，热闹非凡，村民们已经排了好几小时的队，只为领到塞万提免费分发的粮食和布匹。这时，塞万提和拉克莎所坐的花车出现在地平线上，夫妇俩好像高高在上的县老爷和夫人，为他们开道之人则仿佛衙役，只不过高喊的并非“肃静！回避！”而是“看破红尘！断绝俗世！”正有卖艺人在高空走绳索，塞万提被吸引了注意力，他对二十四小时后将形同陌路的拉克莎说：看。她朝他指的方向看去。绳子被固定在长竿上，表演绳技的人在长竿的另一头，他站得好高好高，背着光，在一月的晴空下只能看到一抹剪影。塞万提夫妇合掌向他致敬，但他是唯一不曾留意到的人：他此时正背对他们，头朝下倒挂在绳索上。塞万提和拉克莎注目观看表演，那一刻，他们的脸上露出单纯的喜悦。
塞万提已经大宴宾客七天了。今天是第八天，也是最后一天，达内拉五十七个村的村民都受邀来吃流水席。总共三万五千人齐聚一堂，男宾和女宾分坐不同的帐篷。食物是从各个村买来的，村长们谨遵塞万提的吩咐，特意让人用最原始的办法准备食材：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不是自来水），油是用公牛推的磨压榨的，炊具是用黄铜手工打的，酥油是用当地奶牛（而非水牛）产的奶提炼的，蔗糖和粗糖是用绿色种植的甘蔗熬的，谷物和蔬菜是农民自己种的，小麦以人工磨成面粉（而非用机械加工），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混有昆虫死尸。一切都照塞万提的要求一一准备好了，在二十一世纪之交，人们依然可以做出一桌桌符合耆那教规定的饭食，在喂饱三万五千人之余也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所以我们在流水席上吃到的是地道、健康的古吉拉特食物：两份甜点心、两份咸点心、普里饼、两种蔬菜、两种豆糊、印度脆饼、米饭、青椒塞豆子、酸辣酱。菜肴中不会用到洋葱、大蒜或土豆，事实上，任何需要掘开地表、挖出食用的根茎类蔬菜都不会出现在餐桌上。然而最大限度的环保带来的结果是——倒进我杯中的水是浑浊的，仍然带着沙土。
筵席结束后，我回到暂时落脚的地方，这户人家的主人是个医生，也是我爷爷的旧相识。医生坐在自家门廊上，对我说起耆那教的种种。他对游行并无兴趣，只在队伍途经他的医院时过去看了一眼。他认为塞万提的所作所为更像一场闹剧。医生自称属耆那教的白衣派[591]，又补充说他们不拜任何偶像（“就像伊斯兰教一样。”），仅将庙宇视作祷告的地方，这和塞万提所属的“居庙派”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耆那教已发展出了八十四个分支，但真正的信众只有一成，其余的无不徒有其表，甚至窃取本该布施穷人的供奉，就连苦行僧也暗自存款，以便随时还俗。各分支领袖唯一关心的是能吸引多少信众，他们的确步行前往各地，他们的追随者或亲眷却坐在车里，且提前为他们规划好了行程，随身携带现代药品，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如今塞万提的孩子决意出家，也不过是谨遵父嘱，并非真心所愿，但无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唯恐乡里矛盾升级、引发骚乱。
达内拉是个人口三万的小镇，镇上的耆那教徒多迁往了别处，留下的不过百来户人家。尽管如此，过去十年来，原籍达内拉的耆那教徒有不下五十人做了苦行僧，这成了当地村民的莫大骄傲。但塞万提的庆典确实独一无二。“达内拉从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庆贺。”医生对我说。而对塞万提宁愿苦修的原因，医生的看法是“盲目的信仰”。我问他对庆典本身怎么看，他给我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很久以前，一个青年要结婚了。有只猫跑进礼堂，扯坏了布帘、打翻了盘子，所以青年捉住猫，将它绑在角落的柱子上。从此以后，这户人家世世代代举行婚礼前，总要捉一只猫来绑在礼堂的柱子上，他们以为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医生说出家苦修前的繁琐仪式就像那只被绑在柱子上的猫，最初的意义早已无人懂得，人们遵循所谓的旧礼，以为事情本该如此——抛弃世俗的宣告却比什么都来得世俗。
夜里，我回到塞万提家的老宅，结识了他的亲戚。他们正聚在后院闲聊，多数人竟也认得我的叔叔、爸爸和爷爷。“百年世家啊。”我爷爷的某个童年玩伴这样形容我家道。一个戴眼镜、黑皮肤的大个子自我介绍说他叫哈斯穆克，住在洛杉矶，也是宝石商人。哈斯穆克是塞万提的侄子，尽管他只比塞万提小一岁半。他说带着浓重古吉拉特口音的美式英语，总是刻意拖长了音调。他急切地告诉我：他和塞万提既是叔侄，也是自幼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是真正“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当初塞万提和拉克莎到斯里那加度蜜月时，哈斯穆克也像小尾巴一样跟着。他和塞万提一道经商，从前的每个周日都携妻子一块儿到“铜烟囱餐厅”吃饭。“我们一到周末必定喝酒，无威士忌不欢。我们看一眼对方的玻璃杯，‘哎呀，你喝得比我快’，然后往自己的杯子里倒更多的酒。我们会在祷告后吃波夫巴哈吉，满嘴都是洋葱、土豆和大蒜，越是不许我们吃喝的，我们越要吃喝。总之喝酒、票戏、看电影……我们无所不为。”哈斯穆克说塞万提热衷享受，酷爱别人替他捏肩捶背，家里曾雇了两个按摩师傅随时为他服务。所以八天前一到达内拉，哈斯穆克就和塞万提产生了争执。“我昨晚还对他说，你这呆瓜，别犯傻了！这他妈的都算怎么一回事？我把话撂在那儿了，他却说如果我和他一块儿出家，会比他先得解脱。”
在塞万提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后，他和哈斯穆克的友谊显然受到了考验。定期回印度的哈斯穆克开始对塞万提避不见面，不是因为他对塞万提的选择难以释怀，而是怕妨碍了塞万提早登极乐的脚步。每次他们见面，塞万提就不得不暂停祷告，隔天须禁食一天作为弥补。他们若交谈，塞万提张口闭口都是教义，有一次，他对哈斯穆克足足讲了四小时道，从一滴水的性质说到其中的微生物，又拓展到这滴水所折射出的宇宙观。也是在同一天，哈斯穆克知晓了塞万提一家挥别尘世的决定。
突然，一声响亮的哭喊打断了我和哈斯穆克的谈话，也刺破了原本显得欢腾的假象。塞万提的长兄、孟买钢铁业巨子拉克斯米昌德正在嚎啕。人们纷纷上前劝慰：同样啜泣着的女眷，家里的男丁，以及原本分散各处、此时不甘示弱聚拢过来的耆那教修士。（这些年长的修士曾对如何筹备庆典指手划脚，为此拉克斯米昌德心怀不忿，语带尖刻地问：“他们就没别的事可干了吗？”）而眼下，塞万提家的气氛从婚礼般的喜气洋洋突变成了葬礼般的愁云惨雾。一位老人劝拉克斯米昌德莫要纠结，说这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哈斯穆克边抹眼泪边说：“你看看，那是拉克莎的爸爸，他自己都要失去女儿了，还安慰拉克斯米昌德不要难过，这是多么宽大的胸襟！”拉克斯米昌德却难以放下，他还怀抱弟弟能回心转意的最后一丝幻想。两兄弟为此有过激烈的争吵，有人说是因为哥大哥不忍见弟弟斩断尘缘，也有人说兄弟俩是因为财产分割产生了分歧。
塞万提的次子乌特卡什坐在屋外。我在嘈杂一片的人声中得知了他和哥哥的小名，家人叫乌特卡什“奇库”[592]，哥哥斯内哈尔的昵称则是“维奇”[593]。“明天我见到你的时候就要双手合十，叫你小师父啦，不过今天你还是我们的奇库。”哈斯穆克对他说，和乌特卡什一起笑起来。一大家子（百来号人）聚在一道吃了最后一餐饭，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与塞万提一家同席。某个亲戚的孩子提出要吃贝尔普里，我却想：今日之后，塞万提的孩子们再也享受不到（也不准享受）饮食的乐趣，在孟买长大的孩子从此将无缘贝尔普里了。聚餐结束后，女眷唱起了歌，一个男人举着长长的火把，走到院子里点亮了上百盏油灯。有人宣读了什么文件，听语气像是遗嘱。塞万提将剩余的财产赠予亲属，人人有份，少则几千卢比，多则几拉克。遗嘱宣读完毕后，塞万提双手合十，对在场的众人说：“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如果我伤害了任何人，还请宽恕我。”
不一会儿，哈斯穆克请我进屋，塞万提正由几个亲眷相帮着按摩身体。他对我坦承他此刻心绪紊乱。“我试着冥想，但一直被打断。我又思考我明天之后究竟要做什么？要到哪里去？我这几天都病着，还发了烧，现在我有人服侍，但明天以后我要怎样忍受病痛？”一家五口中，塞万提是唯一一个承认心存疑虑的，也是唯一一个被允许流露不安的。我问他接下来想做什么，他说：“我要继续学梵语，不学十年不可能开口说。”
我又问他要如何忍受与家人的分离，从此再也见不到妻女难道不会让他动摇吗？他回答说他现在的心志依然坚定，“但明天之后，以及再之后的每一天——当我真正和她们分开以后，才是考验开始的时刻，我才能知道自己是否熬得过。”他还会回到孟买吗？“无论是我还是上师，都不想回孟买。”除了我，还有许多人等着要和塞万提见面，于是我向病中的他问了安，随即离开了昏暗的房间。
我和塞万提家的另外四人也说了会儿话，先从拉克莎开始。“我只感到喜乐。”她说。因为这满满的喜乐，她不会太想念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长子斯内哈尔也说离开俗世是“为追求真正的极乐。”解脱便是真正的极乐，而只有苦修方能解脱，这是一个循环定义：极乐即苦修，苦修即极乐。不顾教规、执意坐在日光灯下的拉克斯米昌德把卡丽诗玛也叫了过来，好接受我的“访谈”。有亲戚同卡丽诗玛开玩笑，说你明天就要出家啦，还不抓紧时间多提点要求——她今晚的任何要求都会被满足的。她会请拉克斯米昌德戒烟吗？“我没法强迫他这么做。”塞万提家的女儿说，“他只有心甘情愿才会自己戒烟。”早些时候，拉克斯米昌德嚎啕大哭时，有人推一推卡丽诗玛，让她上前安慰一贯疼他们的“拉克斯米大伯”，她却反问：“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他为什么要哭呢？”离开孟买时，卡丽诗玛一次都没有回头。在即将践行苦修的一家五口中，年纪最小的卡丽诗玛也是意志最坚定、态度最坚决的。或许是因为她从不去想，也从不允许自己疑惑吧。
在俗世的最后一晚，塞万提凌晨三点多才入睡。“他一直翻来覆去的。”哈斯穆克在事后对我说，“他在苦苦思考：明天之后将何去何从、何以聊度此生？”三刻钟后，依然没有睡意的塞万提起身去了寺庙，向神明祷告，又做了普迦。那是他此生做的最后一次普迦，在成为苦行僧后，理论上他将再也不能向神像行合十礼或跪拜。就本质而言，耆那教是个无神论的宗教，即将挥别尘世的塞万提抛下的，除了亲情的牵绊，还有对神明的信仰。
塞万提一家诀别尘世的这个早晨如此寒冷，我的车差点发动不起来。等我终于在清晨六点离开医生家时，天空尚且繁星满布。风干而冷，行人稀少，却都朝着塞万提家祖宅的方向前进。我驱车到达目的地，发觉屋里的人竟比昨晚还多。一家五口告别俗世的那一刻益发迫近了，女人们一边哀哭一边欢唱：
今天是什么日子？
（和声）是比黄金还宝贵的日子。
什么比黄金还宝贵？
苦修、苦修。
起身来呀！
这就告别俗世吧。
塞万提一家正在库房祷告，库房门前的地上摆着一列大铁盘，仿佛一根拉起的警戒线。铁盘上堆满大米、金币、宝石以及一串串住宅的钥匙。我站在第一只铁盘边上，看着塞万提快速从库房走出来，他穿着最奢华的外衣，上前一脚踢开了装有昔日财富的大铁盘。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排队照做，到卡丽诗玛出来时，盘子和盘子里的财宝已四散倾覆、所剩无几了。老宅的外面站着手持宝剑、格挡住去路的人。塞万提一家毫不犹豫地推开持剑人，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他们果真遵循了绝不回头的原则，似乎对身后的一切不带半点留恋。
去往寺庙的这一路上摆着更多的铁盘，里头同样堆满塞万提家的财富。一家五口边走边踢，眼明手快的村童紧缀其后，见有四散的钱币便附身拾取。寺庙的门廊外立着五头大象，内里用围栏圈出一大片空地，支起了帐篷，千余人分组就地而坐。我加入了宝石商所在的那一组，见人手一袋掺了珍珠的大米，正将这富庶的象征如雨般撒向一家五口。台上的人依依惜别（仿佛待嫁的新娘告别父母），在众人的见证下，塞万提的血亲正式同他们道别。又有人宣读了一份遗嘱，将两亿多卢比捐给了包括动物保护组织在内的慈善机构，另有一亿卢比捐给宗教团体。司仪仍是主持孟买钻石协会庆典的大胡子，他大声宣布说就在昨天，最高法院作出了终审裁定：驳回孟买市政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在孟买击杀流浪狗仍属违法行为。因最初提起上诉的耆那教徒的善念，每年将有五万五千条流浪狗得以存活。台下爆发出一阵欢呼。
万众期待的时刻到来了。在村民的注视下，塞万提请求上师准许他出家。骤然响起的唢呐声代表了上师的许可，于是塞万提握住一柄巨大的白色孔雀毛掸，绕着台子跳起舞来。塞万提家的另外四人照样而行。他们随即被带往台下削发明志（头顶只余七根头发，由各自的师父连根拔起）。与此同时，慈善义拍开始了。竞拍者买下的物品会在稍后呈给塞万提一家，作为他们开启苦修生涯的随身物。第一件拍品是给塞万提的法衣，成交价为十五万一千卢比。给斯内哈尔的一串白色念珠则以六万八千卢比成交。竞价声此起彼伏，几位拍卖师站在观众当中，不时鼓动人群为增添福报往上加价，就好像他们推销的是一支支热门股票：“今天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三万一千卢比，三万一千卢比有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台上的塞万提一家固然腰缠万贯，台下的商贾更是财大气粗，百万乃至亿万富豪齐聚一堂，争相用金钱向众人展示自己的虔诚。
紧接着进行的是冠名权的拍卖会。师父们从名册里挑选出新名字，为剃度苦修的五人冠以法号。于是新一轮竞价开始了，出价最高者得以向屏息等待的观众大声念出其中一人的法号。首先揭晓的是塞万提的法号，赢得竞拍之人转身向观众宣布：“三宝[594]尊者！”掌声经久不息，回荡在宽阔的场地上空。斯内哈尔（维奇）的法号是“达显尊者”，乌特卡什（奇库）如今被称为“菩提尊者”，他们的母亲拉克莎从此变成了“寂静圣者”。最后，十七年前以性感女星“卡丽诗玛”为侄女命名的三位姑妈花十五万卢比、力压众人拿下了冠名权，她们面向观众，伤感地念出了侄女自今往后的法号：“悟道圣者！”
重回台上的塞万提一家变化惊人。他们脱下了奶白色的丝袍及纱丽，换上了统一的粗纺白布，头发被剃得精光。哈斯穆克后来对我说：“塞万提瞧也不瞧拉克莎，拉克莎也一眼没看塞万提。孩子们朝他们看了，但夫妇俩对谁都目不斜视。”倒是哈斯穆克的妻子见拉克莎光着脑袋的模样，禁不住落下泪来。“削发的时候，拉克莎把脸埋在手心，不看任何人。一头青丝是印度女性美丽的标志，她连头发都不要了。”
剃度的同时，亲人还要浇水在塞万提一家身上，给他们洗人生中最后一次澡。正是一月，水冰冷刺骨，更不用说塞万提还发着烧。果不其然，拉克莎和卡丽诗玛受不住冻，在被水淋湿后也发起了热度。“为什么一定要用冷水洗澡？我实在弄不明白。”哈斯穆克说，一边摇着头，像个被告知成人世界的风俗自有道理，但完全理不清其中逻辑的孩子。哈斯穆克和叔叔塞万提（也是他最好的朋友）道了别：“等再回印度的时候，我会来看你的。”但塞万提没有开口作答。“他握着孔雀毛掸，披着白布，不看我的眼睛，只是摇了摇头。”哈斯穆克和另外四人道别时，他们也没有开口。
塞万提和拉克莎结婚二十二年了。他们最后一次彼此碰触，是在拉克莎为塞万提点吉祥痣的时候。二十二年前，拉克莎在婚礼上做过一模一样的动作，那是她第一次碰触丈夫塞万提。如今，这个小个子的女人抬起手，用拇指将朱砂点在丈夫因发烧而滚烫的眉心。感受着最后一抹来自妻子的清凉抚触，塞万提和拉克莎相视一笑。
现下，五个苦行僧正坐在台前接受家人的致意。耆那教修士对不停抹眼泪的拉克斯米昌德说：“他们过去是你的家人，现在依然是你的家人，但他们也属于我们所有人了。”修士委婉地提醒拉克斯米昌德：他面前的这五个人已不再是塞万提这个小家乃至拉哈尼这个大家族的一分子，他们超脱世俗，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抛下了从前那个世界里的一切，塞万提不再是宝石商，拉克莎不再是主妇，他们出生在孟买的三个孩子维奇、奇库和卡丽诗玛也不再是世俗意义上的青少年。除了维奇和奇库摘不掉的眼镜，他们弃置了一切身外之物。
一家人当晚在寺庙的寮房就寝，第二日清晨四点半离寺化缘。他们前一天粒米未进，而他们首先要去的便是自家的祖宅。这真是个意味深长的比喻：作为苦行僧化缘的第一户人家，正是他们昨日出家前决然抛下的。此后，尽管塞万提、拉克莎和卡丽诗玛仍旧发着高烧，他们依然要动身离开达内拉，且至少五年内不得返回故土。继孟买之后，达内拉成了第二个禁地。
载我离开塞万提家祖宅的司机是个沉默寡言的刹帝利硬汉，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五口人都要苦修？他们可是亿万富翁。”
“他们是宝石商人。”我说。
“那达乌德帮肯定对他们紧追不舍吧。”他推断道。
我们从达内拉开车到阿麦达巴，我要在那里坐火车回孟买。我在阿麦达巴还有几个亲戚（经济条件相对最不理想的），我顺道去看望他们。他们当天的穿着我很眼熟——这些衣服尚且崭新的时候，曾穿在我的父母、妹妹和我自己身上。家里刚有婴儿诞生，孩子的父亲、我的表弟却不在。他在宝石厂当切割工，很少能见到才双满月的女儿——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表弟日出而作、深夜方归，连周日和国定假排灯节都不例外，如果订单要得急，他还必须加班加点。报酬是按件数计的，尽管付出了这么多、牺牲了这么多，他每月的薪水还不及我在孟买的司机。他终日忙于切割宝石，思女心切却不得见，替像塞万提这样富裕阶级的商人辛苦挣得利益，才让后者有资本随时随地肆意挥霍。
回到孟买后的隔周，我和哈斯穆克在他弟弟位于塔迪欧的公寓碰了面。哈斯穆克也是个热心宗教的人。他每次来孟买，总要先到附近的耆那教庙祷告，然后才去皇家歌剧院旁边的宝石市场做买卖。在洛杉矶时，他跟随斯瓦米纳拉扬派[595]修行，尽管那是个印度教派，但在哈斯穆克看来与耆那教几无分别。可是他到底没有娶同样信奉耆那教的女子为妻，事实上，他的妻子甚至不是古吉拉特人，而是个来自门格洛尔、在孟买拥有十六家餐厅的富商之女。他们是自由恋爱后结合的。对耆那教徒而言，餐饮业是罪孽丛生之地，我猜哈斯穆克的婚事让他和族人产生了嫌隙，他们不会断绝同他的往来，但多少有责怪他“不忠不孝”的意味在里头，恐怕也无法自如地和他的异教徒妻子相处。
正在这时，一个男孩走了进来，穿着一件带耐克商标的绿色圆领衫。他是哈斯穆克的儿子，才刚和哈斯穆克的弟弟看了场宝莱坞电影（在纽约开计程车的印度小伙夹在两个女孩之间左右为难的爱情故事，一个女孩西化，另一个女孩传统）。男孩和叔叔就影片内容产生了争执，“我的意思是——”在加州钻石吧[596]上初一的男孩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印度人重感情，美国人也重感情。”
他的叔叔不同意：“美国人可没有印度人那么重感情。”美国那么高的离婚率就是明证。
男孩回答说：“美国人离婚总有他们的原因。”塞万提曾鼓励他的这个侄孙回印度生活，男孩说：“我也想啊，但我的一切都在美国。”
在和哈斯穆克兄弟的谈话中，我还了解到塞万提设了保险基金一事，以防苦修实在艰难（这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塞万提将一大笔钱（几亿卢比）交给了四名家族成员，除非他首肯，否则谁也不能动用这笔资金。若塞万提在途中遇见特别贫困的人或特别破败的寺庙，四个受托人会照他的吩咐拨款。“如果将来有一天，孩子们改变了心意，他们不必伸手乞讨，随时可以买车购房。”哈斯穆克对我解释道，这让塞万提更安心，若修行“此路不通”了，至少俗世仍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塞万提的确捐出了大部分财产，但剩余的钱足以维持他和家人在孟买舒适的生活。这是多么奇特的景象：四处流浪的僧人一声令下，便能负担一座寺庙的修建或改变整个村庄的民生。知道还俗后能即刻拥有从前的物质生活，是会让苦修变得更容易还是更艰难呢？好在塞万提和他的家人始终拥有选择权，他们所踏出的每一步都出于自由意志。如果厌倦了在毒辣的日头下赶路，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们：召来劳斯莱斯代步不在话下，只要他们愿意承认自己舍不下、熬不过、求不得。
离开达内拉后，塞万提走过古吉拉特的塔拉德、德埃萨、帕坦、巴伯尔、阿麦达巴，又回到最北部的帕坦，留宿在镇上一处专供教徒清修的院落。小院十分安静，四周环绕着油漆斑驳的古旧木屋。七个月后（照太阴历计算），我在爷爷当年求学的帕坦重新见到了塞万提——如今的“三宝尊者”。塞万提和儿子们已在这里待了两个月，还会再待两个月，直到雨季结束。
他这一派共二十一个苦行僧在此落脚。大厅的入口处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浮世众生大慈悲相》，上面画着一个摇摇欲坠吊在树上的人，他的脚下是口满布毒蛇和鳄鱼的井，老鼠正啮咬他紧抓不放的树枝，井边的大象则用力撼动着树干。
我一进大厅就认出了塞万提，他也认出了我。他用手指指额头，意思是说我的头发在过去半年里长长了不少。塞万提的头发却刚好相反，他刚刚经历了成为苦行僧后第一次真正的“薅发”：头面部以及唇上的毛发被师父一根根、一绺绺硬揪了下来，整个过程耗费好几小时，塞万提的头皮当即流血了。“肉体之苦只是业报的外在表现。痛楚让我的身体更强健，也让我更能体会他人的苦难。”塞万提靠回忆历代宗师经历的苦刑熬过了拔除毛发的切身之痛。他说耆那教的宗师面对敌人的迫害时，失去的可不光是头发，还有皮肤，可他们依然问剥他们皮的施暴者：“我要怎么减少你上刑时的不便？”这些殉道者展现出的非凡勇气更加添了塞万提的决心。
我们所在的大厅是个两面通风的大房间。苦行僧们坐在矮桌前阅读古老的手抄本，间或在纸上写下注释。俗家信众前来拜访他们，接受对苦行生活的指导，特别有慧根的还会被鼓励尽早出家。此刻的大厅里便有几个正体验苦行生活的在家众，他们可以选择跟随修士一天，也可以选择仅仅禅修四十八分钟，在这四十八分钟里，他们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都必须遵守“非暴力”的规定。大厅里没有风扇，我在八月的午后盘腿坐在塞万提对面，汗如雨下，不时要挥手赶走恼人的苍蝇。若非天花板是特意挑高的设计，房间里势必更为闷热。每到夜间，苦行僧便就地躺在白日打坐的地方，但有一个条件：不能睡在风口，因为这样会挡住风，也会杀死风里的微生物，同时意味着他们向肉体的享受屈服，选择了可以吹到习习凉风的位置。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窗户恰好关上了，他们也不能就这样开窗。苦修生活容不下丝毫享乐，唯有如此，解脱才足够吸引人。因为彻底排除了奢靡与舒适的可能，余生的每时每刻都充满折磨和困苦，最终踏进无我入圣的黑暗才变得更为容易。
塞万提必须严格持守五戒。第一戒是“非暴力”，他不能参与或使他人参与或默认他人参与暴力。比方说，他化缘时不能夸“您家的豆糊做得真可口”，这意味着他赞许主人家在烹煮豆糊的过程中进行的一系列杀生。第二戒是“诚实语”，塞万提不能撒谎或要求别人撒谎或默许别人撒谎。第三戒是“不偷窃”，塞万提不能偷窃或使他人偷窃或默认他人偷窃。比方说，如果我的钢笔掉到了地上，他不告而取，即便时间再短（事后也归还），那仍是一种偷窃行为。第四戒是“纯洁行”，塞万提不能近女色或使他人近女色或默认他人近女色。因此，他不能恭贺别人的新婚之喜，也不能称某男和某女乃“天作之合”。苦行僧之所以要不断迁徙，正是为了避免打破色戒，他们游牧式的生活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两性建立深入和亲密关系的可能。即便要在一段时间内固定去某位女施主家化缘，如果两人彼此倾慕，哪怕只是起心动念，也属干犯色戒、犹自作孽。第五戒是“不执著”，塞万提不得拥有任何财产，即便他身穿的白布亦非私有，而是俗家信众布施的。
上师钱德拉塞卡·马哈拉吉坐在大厅上首，随时留意弟子是否在潜心修行。马哈拉吉十一岁就随家人（共六口人）做了苦行僧，此刻他的面前坐着一对母子，儿子穿着常服，看上去不超过十岁，一径揉着自己的脚，不抬头也不吭声，显然在闹脾气。母亲微笑着，温柔地劝说着什么。不一会儿，马哈拉吉接过了话头，也用低缓而柔和的语气同男孩说话，但并没有让步。塞万提对我解释说这对母子是从孟买来的，孩子已跟随上师学习了三个月，好为出家做准备。可如今男孩想念起孟买来，也想念孟买的家人，提出和母亲一块儿回去小住四天。上师却给出了相反的建议，他让母子俩在此多留四天，说如果男孩这时回孟买，他落下的功课可就远不止四天了。男孩固然聪明，但在修行上全无定性，他想要玩耍，渴望和游客的孩子一样看电视。母亲对孩子的爱溢于言表，然而她温柔又坚定地告诉儿子说：我们要待在这里，假以时日，斩断我们母子情分、出家苦修也就水到渠成了。
男孩来到我和塞万提坐着的地方。“我真希望能早三十年出家。”塞万提对我说，他认为他三十年前的身体能更好地承受苦行加诸的各项挑战。如今他难免力不从心，有时感到虚弱，筋骨也不再如少年时强健。“我真希望能早三十年出家。”他当着尚且动摇的男孩的面重复道。
他的亲生儿子，或者说他从前的孩子并不像他自己或如他所愿般专一。“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他们总有那么一小时想着和同龄人玩耍。”塞万提说，“那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但我可以理解。”我问塞万提孩子们玩耍的内容是什么，他指了指不远处两个书架上的彩色贴纸：“他们会把贴纸贴在那上面，画上图案，把所有的书拿下来排成一排。他们想一个礼拜洗一次衣服，而不是像大人一样一个月洗一次。他们玩心重，他们还是孩子，他们的‘玩’当然不是打板球之类的，击球是暴力，他们的‘玩’是贴贴纸或洗衣服。”
就地坐下前，塞万提用孔雀毛掸掸去了地上可能有的活物。时时有僧人清扫地砖，因此大厅的地面几乎一尘不染。我看着塞万提掸净面前的空地，然后用一只小小的塑料簸箕集起微尘，走到窗边，动作轻柔地将尘土倒在外面的窗台上，又仔细摊平开来。耆那教徒认为：将生命体从超出一掌宽的高度往下倾倒，足以杀死空气中的微生物，也因此他们无法使用洁具解手。坊间传说耆那教徒肮脏不堪，甚至把粪便随意留在道路上。塞万提向我澄清道：实情是教徒们相信，无论尿液还是粪便，一旦离开人体后须于四十八分钟内风干，不然就会滋生微生物。我们用肉眼固然看不到，但不代表这些生命体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在后院没有沙坑的建筑留宿时（譬如此时的帕坦），塞万提不得不走到近郊，或寻到铁轨，或蹲到海边的岩石后上大号，随即小心地将粪便抹匀（而非任其聚拢成堆），以确保粪便中的水分在规定时间内蒸发。而这在雨季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去美国或安特卫普，在那里，粪便一年到头都干不了。”对耆那教徒来说，只用现代化洁具的西方也是禁地。
塞万提并不想念孟买，也丝毫没有回去的愿望。除非师父有令，否则不会动身，因为孟买充满了罪恶和诱惑。“只有意志极为坚定的出家人才会去孟买。我至少还要十年才能有那样的修为。”塞万提认为孟买的困境是由农村的极端贫困引起的。他给我举了个例子：“现在的人吃的都是花生油，但芝麻油明显更好，苦行僧就只用芝麻油。公牛推磨把芝麻压榨成油，我们吃油，牛吃碾碎了的芝麻仁。四十年前，印度有六十万间这样的磨坊，假定每间磨坊用两头牛，就有一百二十万头牛。可如今还在运作的磨坊不超过六十间。所以那么多牛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屠宰场。原本养牛的人又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的家人呢？答案是大城市。你去过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没有？那里到处是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从前的养牛户。但他们在城里压根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为了生存难免走上邪路，这才导致孟买这么多的罪恶和腐败。”塞万提见微知著，通过比较一颗花生和一粒芝麻的不同，一语道破了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根本原因。
塞万提说农村本来没有竞争。村民需要多少碗碟，工匠就做多少，然后用碗碟换农民种的粮食。因为需求少，所以村里只有一个手艺人，他也只用人力的拉坯机。可随着电动拉坯机的普及，工匠能做的碗碟远超过村民的需求，“他要拿多出来的这些碗碟怎么办呢？他只好到别的村去，想办法卖掉它们，但别的村也有工匠啊，这样一来竞争就产生了。”宝石也一样。电动切割机让大规模加工变得可能，“宝石不会降解，甚至不会磨损。越来越多的宝石被切割出来，人们就不得不设法消耗它们。那么等十根指头都戴满宝石戒指以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科技的进步造成了产能过剩，从而进一步导致市场竞争、农村和小农经济的衰亡，以及单纯为购买而购买的消费欲。这便是一个耆那教徒眼中的马克思主义。
我见缝插针地在僧人冥想和讲道的间隙与他们交谈。塞万提多次让我去请教另一位上师，但此人有兀自滔滔不绝的习惯，且很难打断。塞万提修行不久，道行尚浅，我问他最难放弃的是什么：家人、财产还是舒适的生活？他停顿良久，答说：“家人。最难撇下的是家人。”他是指他的大家族还是妻儿？“不是我的亲戚，他们并不诚心。是我的妻子和孩子，我们一路一起走来。”塞万提已经有四个月没见到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妻子了。他们曾同路了一个半月，同路但不同行，男女有别，他特地指出道。他不知何时能同从前的妻女再相见，他的儿子们也不知。“如果我说了什么让他们不高兴了，再也没有母亲能安慰他们了。不过他们还有马哈拉吉。”塞万提很快补充道，指了指上师，“他岂不比母亲更好？”
成为苦行僧后，最难适应的是什么呢？塞万提想了一想，回答说：“我们这一派有二十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出身，一些曾是有钱人，另一些则很贫困。大家的想法不同，脾气各异，这对我来说很难适应，尤其是起初的一个半月。”塞万提听到僧人们口出恶言，也看到他们在化缘得来的食物不合心意时面带愤恨，他认为同门之间的矛盾与纷争、时时紧绷的师兄弟关系是大家庭在现代社会的缺失造成的。“一门上下百来口人、由族长统领的大家庭在从前并不稀奇。从前的修士来自这样的家庭，他们对上师像对族长一样恭敬。但如今的修士来自小家庭，他们不习惯过集体生活，四十个人有四十个主意，能力也各有高低。我恐怕要几年时间才能完全适应。”每一个苦行僧都放弃了他在俗世的财产，但塞万提一家抛下的，应当比余下的二十个僧人加到一起的还多。这个念头大约跟着塞万提从红尘走入了空门，或许阶级意识到底还是在倡导众生平等的僧人中扎了根。就像在部队里一样，曾经的亿万富翁须听命于从前的赤贫劳工，这让塞万提多少有些难以释怀。
现代化进程让苦行僧的日子很不好过。譬如说，他们囿于教义只能喝烧开过的水，但多数人家用起了净水器，很少有人会再烧开水。从前的时候，村民会先把水煮沸，以供日间使用（例如拌牛饲料），僧人一大早上门化缘时便借机讨一些水喝。可如今，他们不能开口要求主人家特地烧水。他们可以对因日常需用而烧开水的“杀生”佯装不见，但如果这水是为他们要喝的缘故烧开的，那杀生的业报就归到了僧人的头上。行路也是一大难题。原始的山路愈发稀有，大费周章铺设的柏油路被阳光一烤，变得滚烫，令赤脚的僧人很难在上面行走，何况路面的反射光也容易让人头昏眼花。视力是僧人最不可或缺的，他们需要视力经年累月地研读经文，也需要视力看清道路，好避免踩到任何活物。
对塞万提来说，从巴伯尔到阿麦达巴的那段行程是最艰苦的。他们当时为参加另一个教徒的出家仪式，每天要赶近三十公里路，日出后先步行五小时，日落后再连夜赶路。终于有一天，在接连走了十公里后，塞万提的脚钻心地痛起来，于是众人在野地略作休整，但他们必须在黄昏时赶到某村一个教徒的家中过夜。当天的最后半小时路可谓酷刑，等塞万提检视自己的脚时，发觉脚底磨出了大血泡，还生了脓包。他不信对症疗法，身边也没有消炎药，便在挑开血泡、挤出脓水后用混着蓖麻油的姜黄粉涂在伤口处杀菌。说话间，塞万提抬腿给我看他的脚——脚掌饱经沧桑、粗糙干涸，脚跟已皲裂发黑，茧皮叠着茧皮，如月球表面般坑坑洼洼。“但我不能老想着脚上的疼痛。”塞万提说，因为行路有比脚疼更大的风险：“道路建设的业报也算在我们的头上。”许多僧人因在高速公路行走而死于车祸。
但今世的乱象比起来世的光景已属万幸。耆那教徒相信时间是无限循环的阶梯，每一级是一世，为首的第一世是极乐境。我们目前身在第五世，人的最长寿命不超过一百三十岁[597]。等转生到第六世（也是最末的一世），人活不过二十岁。在那一世，人没有绿植相伴，没有宗教信仰，只得生活在河底的洞穴中以躲避大地的酷暑。到那时，人的身高不超过一米，而随着代代繁衍，子孙后辈的身高怕连一臂都不及。因此在耆那教徒看来，今世就是最悲惨的世代，而非来世——活在第六世的人类至少有下一世会更好的盼望（新一轮循环就此开始，人投胎后又重回第五世）。活在第五世的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安慰，今世已经很糟，来世只会更糟。
塞万提认定他此生到不了极乐境界，他能做的只是朝前迈一大步：决意苦修，全心悟道。但活着（不论多么小心）必会增加业报，所以为何不选择自我了断呢？耆那教又不是没有主张绝食圆寂的教派，俗家信众也对高僧们打坐禁食、慢慢走向死亡见惯不怪了。但塞万提所属的教派还不至于那样消极。“我们没有自杀的权利。想重新投胎转世，本来就没什么捷径。”只有一个例外：若塞万提发觉俗世的诱惑过于强烈，令他无法持守戒律，那么自我了断总比堕落红尘要好。
上师马哈拉吉同意我和塞万提的两个儿子说话。塞万提请示了师父，对他解释说我在国外待了二十一年，不久前才回到孟买。“你的决定很明智。”上师赞许地对我说，一边点点头。
塞万提坦承他还不能完全放下父亲的身份。他指了指靠大厅立柱坐着的小和尚，说：“我就做不到像训诫自己儿子一样训诫他。我依然称他们为‘自己儿子’，他们也依然听我的话。师父一说开饭，我喊他们，他们会马上过来。如果没好好钻研经文，我也会责备他们，可我无法责备和他们同龄的小和尚。为什么呢？是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仍然有着特殊的羁绊吗？”塞万提始终用“他们”指代两个孩子，或许他还无法自如地称呼维奇与奇库为“达显尊者”和“菩提尊者”。
“达显尊者”——塞万提的长子斯内哈尔正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打坐，他的随身物（白衣、羽毛掸和托钵）都紧挨着他的身体。其余僧人正在进食，空气里弥漫着汗水、尿液以及食物混杂的古怪气味。苦行僧的口臭很是可怕，他们不能刷牙，因为刷牙的根本目的是杀菌，因此同他们近距离对话很需要点耐力。斯内哈尔须整日打坐长达一个月，他的头发近来才被师父连根拔起。他说他“不像从前那样四处瞎跑了”，所以甚感平和喜乐。如今他每天四点起床，研习经文，祷告冥想，每晚九点半在原地躺下休息。“我每天要想好多次：解脱何时才能到来？我何时才能修得真自在？”
“菩提尊者”——塞万提的次子乌特卡什在其余人进食的时候仍手不释卷。他身上有种特别的脆弱，让我感觉他是在故作坚强。塞万提告诉我说：“他向来和妈妈更亲。”因此每当被父亲责备后，乌特卡什便写信给曾经的母亲抱怨两句，她会给他回信。两人通信的频率保持在一周一封。上师马哈拉吉并不反对。我问乌特卡什有没有这回事，他当然不承认，像暗恋某个女孩的少年在人前故意装得满不在乎一样：“既然她写信来，我总要礼貌性地回复一下。”
两个孩子都不再叫拉克莎“妈妈”，而称她为“寂静圣者”。他们没有提到妹妹卡丽诗玛（或“悟道圣者”）。作为双胞胎，乌特卡什与卡丽诗玛之间的羁绊比寻常兄妹更深，但他一次也未说起同样出了家的胞妹。哥哥斯内哈尔说如果再见到从前的母亲和妹妹，他们甚至不能彼此靠近。“要坐得远远的。”斯内哈尔比出一臂的间距。他们已不再是母子或兄妹，而是不相干的男或女，必须严守清规，以防破了戒律。若他们各自的师父同意，曾经的母子和兄妹可以一起讨论经文，但不能对视，并要蒙上面纱。身为母亲的拉克莎此生再也不能碰触她怀胎十月生下的儿子。“若哪个女施主想在我坐过的地方就座，要等上一百四十四分钟。反之，我要等上四十八分钟才能在她坐过的地方坐下。虽然身体离开了，我们的灵力还留在原地，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消散。”
塞万提和两个孩子原本一天只吃一餐，不久后，次子乌特卡什得了黄疸病，于是可以一天吃两顿饭。身体是修行的容器，若是生病耽误了修行，一日一餐的规矩自然就不合理了。人活着才能修行，当然只是活着而已，享受则不行（头发过长也不行）。所以仍然面黄肌瘦、虚弱无力的乌特卡什在师父的坚持下被抹了一头煤灰，上师揪住小徒弟的一大把头发，使劲连根拔起。这是乌特卡什几个月来最难熬的时刻。
他对过去以及孟买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我问他未来有何打算。“师父让我做什么，我照做就是。”我问他为什么出家，正端坐复习梵文笔记的乌特卡什对我坦言：“他们说做了苦行僧就能得解脱。虽然我还没看到解脱的苗头。”但他相信自己的父亲，何况他也别无选择。
塞万提形容解脱为：“极乐境里无所求。”他的定义简单明了：圆满清净即无欲无求。
从帕坦返回孟买的途中，我决定到十一世纪始建的莫德拉太阳神庙看一看。司机很赞同，说神庙值得去。他开车送我到小镇上，停在一座簇新的庙宇外，粉墙上醒目地写着捐功德的香客的大名。我对司机说：“不是这一座，还有一座更老的。”
真正的太阳神庙精美绝伦。每年春分时的第一缕阳光会正好照亮庙宇中央的神像。神像早已不在了，我徜徉在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寺中，发觉残存的石刻竟都是春宫图。或是一女侍二男，或是二女伺一男，无不香艳缠绵。千百年来，沉醉情欲的男女被同样石刻的植物衬托、叫石象环绕，由得仆从观察，也为供奉的神明所审视，他们毫不掩饰，不以为耻。性爱在印度的庙宇得以公开宣扬。城里的中产家庭、村落的平民百姓皆到此一游，孩子们在雕像前嬉戏奔跑，而雕像带着饱满的情欲坚守阵地，他们的面目早已被岁月抹平，又或被往来鸽子的酸性粪便腐蚀，但他们的姿态仍然鲜活，仍然展现了他们获得的欢愉和乐意探索情欲之美的可能。在这里，性是神圣的，性也应当是圣洁的。
和严肃地谈论性爱一样，要严肃地谈论耆那教徒并不容易。对西方学者来说，后者是他们最爱取笑的对象之一。从戈尔·维达尔[598]在《创造》中描绘的倚老卖老的耆那教祖师马哈维拉，到菲利普·罗斯[599]在《美国牧歌》中刻画的因感人生幻灭而皈依耆那教的少女梅丽，无不如此。我甚至没法向我的孟买同胞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不认为塞万提一家是疯子、傻子或盲信的狂热分子。城里人一听到他们苦修生活的细节便大惊失色，塞万提一家赤裸裸的困苦比黑帮杀手更令他们不寒而栗。“这才是真正的暴力。”执导的几十部电影无不充斥血腥和谋杀的马赫什如此说，“我光听就吓得够呛。”对每天面对各种消遣、无数选择的城里人来说，塞万提对灵性锲而不舍、不容妥协的追寻——他的这种极度专一和纯粹是不可思议的。
跋涉在古吉拉特的塞万提始终思考着那些严肃的命题，思考着宇宙的秩序和生命的意义，思考着民族主义的虚伪和愚蠢，思考着构成现实的原子论……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为频繁地感知我们每分每秒所犯下的暴行，不单是对彼此，也对其他一切生物以及自然本身。孟买寻常的宝石商人鲜少会做这样的思考和反省，因为会陷入这种思考的往往是遭遇困境的人，而所谓信奉耆那教的宝石商生意兴隆、人生平顺。他们对舒适的办公环境和奢华的家庭装潢自鸣得意，间或去安特卫普出差，假期带孩子上迪士尼乐园游玩，周末到洛纳瓦拉度假区享受一番。他们同昏聩腐败的印度人民党拥趸毫无分别，甚至认为遭环保主义者反对的、兴修讷尔默达[600]水坝的提案是造福古吉拉特的好主意。
塞万提的修行让他的思考远比常人深刻。他反对建大坝的提议，因为渔业一旦发展起来，必定助长过度捕捞。他也听说了克什米尔地区的纷争，但对他来说，印度人也好，巴基斯坦人也好，或者美国人也好，人人平等，生命可畏，民族于他并无意义。和与右翼势力打得火热的印度教上师不同，耆那教徒通常无心参政。塞万提放下了中产阶级最看重的东西：西方教育、消费至上、民族主义以及天伦之乐。但如今，那些从前不屑与他为伍、远比他志得意满的商人带着敬虔、千里迢迢赶到他的面前，向他和他还是少年的儿子行触脚礼。塞万提的两个儿子在孟买的同龄人还沉迷《阿奇漫画》时钻研梵文，他们在国际学校念书时算不上是好学生，如今却下苦功学习人类已知最复杂的认识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种命题要么是真，反之即伪，不存在第三种可能，然而耆那教的逻辑却将之拓展为七分理（又称“或然相对论”），即一个命题的真值存在至少七种可能。在僧侣生活严苛的规条之外，塞万提和他的孩子可以尽情学习，在精神世界里自由翱翔。
孩子们的心志是否坚定，我不敢说。但我确实常在塞万提的脸上看到喜乐，看到微笑。他的生意曾遭受重创，那是否他挥别尘世的真正原因？他厌倦了家庭生活吗？是因为和妻子感情不睦？“我的过去很不光彩。”塞万提对我说，“整个达内拉都知道。”他承认他在出家前的那七年里充满忧虑，为金钱忧虑，也为家人忧虑。他给我看他的红色托钵，是用劈成两半的葫芦做的。“我去化缘、进食，再把托钵洗干净，除此以外无需再想佣人今天会不会来，家里的碗由谁来洗。我不再焦虑，也不为明天要做什么烦忧。”他可以把全副心思都放在修行上。家人是否安好、生意能否盈利，不再让他牵肠挂肚。
回归城市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想到塞万提和他趋于极致的简朴生活。在纽约，我天天为各样事务所扰：怎么教育孩子？是否负担得起房贷？人到中年，和昔日同窗相比，我益发自愧不如。他们在信息行业做得风生水起，又或在股市赚得盆满钵盈，买了豪宅，配了豪车，大富大贵。我的收入远高于以往，我的无力感也远高于以往，越是富足，我越觉得贫乏。每当目标看似要达成的时候，不论是经济基础、家庭关系还是职业发展，所谓成功又在下一秒从我的指缝间溜走，就像沃尔辛厄姆学院池塘里的青蛙。当年的我们徒手捉住青蛙，将它紧紧、紧紧地攥在手里，但它总有办法奇迹般地从我们的掌心跳走。可是塞万提已超脱了这一切，他凌驾于忧虑之上，剥离了忧虑，胜过了忧虑。经商总难免亏本，他的回应是：我本一无所有，自然无所谓得失。家人终有生老病死，他的态度是：我们尘缘已尽，生死由命，与我无碍。他在可能失去以前主动弃了权。但我踽踽前行，一路紧抓住那些我终究会失去的东西。我始终忧虑，要么为得到的还不够，要么为得到了会失去。我也为不知何时降临的死亡心下惶惶。
死亡岂非最大的暴力？如果你竟想反抗它的话。但塞万提已经勘破，知道死亡必带走一切，不论是家人、财产还是欢愉，所以他早早拱手相让、转身离去。他替自己留下的不过一具皮囊，他视身体为暂居的躯壳，对待它像对待一件借来的、褴褛的衬衣，他已等不及要脱下它。到头来，塞万提先死亡一步走向了终点，人生这条路上，他未被遣散就主动请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