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是只金翅鸟啊。”乔格什瓦里贫民窟的穆斯林这样对我说，他的哥哥在“九三”暴乱时被警察开枪打死了。传说金翅鸟极难捕获，它迅疾如风，机敏万分，只有百折不挠的勇士才能得到它的垂青。而一旦它落在你的掌心，便会为你带来难以置信的好运。所以人们依然愿意来到孟买，宁肯抛弃乡间美丽的绿树和广阔的天地，哪怕要面对的是频发的骚乱、糟糕的水质和浑浊的空气。这些人来到都市，却无法融入都市。孟买的贫民窟和人行道充斥着他们卑微的身影，宝莱坞的电影不曾歌颂，芸芸众生里难得同情。然而他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古老神话一脉相承，他们活着是为了见证善恶之别、生死之争，是为了爱，为了更好的明天，哪怕荆棘遍地也不停歇地追逐着金翅鸟。他们的共同点（或者说我们的共同点）是躁动，是不能也不甘停下脚步。和我一样，他们在旅途中才最快乐。
吉里什：都市异乡人“你需要一个向导。”我的编辑对我说，当时我正搜集孟买暴乱案的素材。后来我遇见了阿希什手下的程序员吉里什·塔卡尔。常住孟买却仿佛游客的吉里什是都市里的异乡人，也是最合适不过的向导。
我们的旅程通常从教堂门开始，吉里什在那儿搭火车回家。车站广告是给亟待逃离孟买的打工者看的：“海外找工作？就看××报。”车站广告也是给渴望归园田居的都市人看的，多半用玻璃镜框裱起来、挂到墙上，与躲在壁龛[549]打盹的流浪狗为邻——
图卡什村安可农庄（农舍火热待售）
内有二十棵芒果树、十棵腰果树、十棵其他果树（共四十棵）
每平米仅售二十卢比
人们在晨间匆匆而来，又在夜晚匆匆而去。他们匆匆瞥一眼车站里的广告，怀揣幻想方才默默承受上司的颐指气使，方才咬牙忍耐回程时摩肩接踵的火车厢，他们不断告诉自己：会有那么一个小村庄，村里会有那么一栋小房子，四周密布果树，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等人采撷，果园祥和宁静，一如在外婆家的农场度过的童年。
我和吉里什坐火车前往乔格什瓦里，然后沿着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巷子深处，吉里什的家就座落在这里。如果没他带路，我绝对找不到。尽管房屋破败，他家却人丁兴旺，且访客络绎不绝。见有新的客人来访，已在屋里的人赶忙起身让出座位，好似周而复始进行着“抢椅子”的游戏。主人会客套地说“留下一起吃午饭啊”，客人自然懂得摇手拒绝。房间里总共只有一把“贵宾专用”的金属折叠椅（我正坐在上面）、一只常客轮番坐的矮凳、一张行军床、一个简易衣橱、一台电视、煤气灶、小饭桌和几层置物架。这就是吉里什一家七口——父母加五个成年子女的全部家当。吉里什的父亲正坐在地上剥豌豆，头顶悬着塑料晾衣绳，湿答答的衣服从绳子上垂挂下来。不入夜不闭户，整个贫民窟皆如此，每户人家的门窗也都开在同一边。一个卖药的从门前经过，举着小瓶子挨家挨户吆喝：“阿育吠陀舒缓膏！舒缓膏要吗？”屋里的人都笑起来，今天的吉里什家欢声笑语不断。正是节庆期间，难得一家人齐聚一堂，所有人都感到了放松和惬意。吉里什家的儿子们轮流睡在行军床的一侧，其他兄弟则坐在床沿。活到二十五岁的吉里什还从没有在家独自睡过一张床。
塔卡尔家是众人的安全港。孟买暴乱期间，附近三户人家的女人都来这里避风头。塔卡尔家有一个电话，人们纷纷前来拨打，焦急地询问亲人的近况，甚至还有保加利亚[550]的水手上门小住呢。吉里什的弟弟帕里什是舞蹈教练，有一天在酒店遇见一个走投无路的保加利亚水手，对方哭着说一下飞机就被抢走了行李箱和现金（只剩随身的背包了），帕里什于是把他带回了家。水手身无分文，无法回古吉拉特海港——他们的船停泊的地方。塔卡尔一家为水手凑齐了买火车票的钱，但他们转念一想：这个外国人不会说印地语，大概又会成为打劫的目标，所以让帕里什和水手同行。他们的担忧并非多余，在禁酒的古吉拉特，水手和护送他的帕里什在火车上遭遇了临检，铁路警从水手的背包里找到一瓶料酒和一套看上去颇为锋利的刀具。水手赶忙解释说他是船上的伙夫，那是他做饭的工具。但警察不依不饶，一定要罚两千卢比。帕里什同警察好说歹说，把料酒留给了他们，又出了两百卢比息事宁人，总算有惊无险把水手平安送回了港口。塔卡尔一家对此事津津乐道，他们给我看和水手的合影——这个白人大个子双手环着他的印度恩人，但他回到保加利亚后就再也没了消息。
塔卡尔一家刚搬到乔格什瓦里时，房子是用毛竹和灰泥撑起来的。这些年来他们不断改造，铺了铁皮屋顶，稍稍加固了墙体。“我们每月的预算只有一百五十卢比，这家又能像样到哪里去呢？”吉里什的母亲念叨着，“孩子他爸希望儿女都有出息。大儿子是还好，这一百五十卢比是他出的。但吉里什不行，自从在股市输掉了所有的钱，他的身体也跟着垮了，干不了力气活，也没法找什么正经工作。孩子他爸老是说：我这老二不顶用哪，对家里什么贡献都没有。”
吉里什依然带着他标志性的笑容。或许这就是他几乎从不在家的原因：他今年二十五岁了，应该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却至今没有固定收入。他没能成为塔卡尔家的顶梁柱，反而要靠父母和兄弟的接济度日。
孟买的多数家庭（根据199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孟买73%的家庭）只有一间房：吃喝睡都在其中。这样的一间房通常住着五口之家，而吉里什家总共有七口人。房间的家具因不同的需求不停变换着功能：晚上睡觉用的床在白天时充当沙发，饭桌在不吃饭的时候是写字台。房间里的人也统统是变装大师，躲在窗帘后或裹在毛巾里的他们脱下睡衣、换上正装只在须臾之间。他们的动作快如闪电，你几乎要以为他们是隐形的。然而他们毕竟不能真的隐身，是同屋的人学会了在对方换装时移开视线。天晓得吉里什的父母是怎样在这方寸之地孕育了五个孩子的。恐怕孩子们在爸妈亲热时，早已练就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非凡本领。
吉里什能不待在乔格什瓦里就不待。他一早乘七点的火车离开，半夜才回来。如果这一天是周日，那他不会在家睡午觉，而是去坎迪瓦利某个朋友开的电脑班给人上两小时课。塔卡尔家的每位成员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这样的准则——贫民窟的家是分时段使用的。屋子实在太小，除非一动不动地睡着或者死了，否则根本容不下一家人同处一个空间。
我问吉里什他们家到底如何分配床位。他瞧瞧我，掏出一支钢笔。“你看啊，我们一家是七口人。”我递给他笔记本，让他在上面画图。他摇头推开了，取过一张餐巾纸。“我和我哥睡行军床。”他在餐巾纸上画了一个长方形，代表行军床，然后在里面画了两个小圆圈，表示那是他和哥哥达门德拉。“我的两个弟弟打地铺。”长方形的外头又多了两个小圆圈。“我爸妈睡厨房。”所谓的厨房也就是房间再往里走几步的地方，然后吉里什画了一根线，在上面写“饭桌”，“我妹妹睡桌子底下。”
讲解到此结束。吉里什把餐巾纸一折二，又一折四，团成很小很小的一个球，压得紧紧的，直到可以用指缝藏住。他将纸团嗖一下扔了出去，抬头对我一笑。
我们出门，走上贫民窟的小径。这里的人们从事各行各业，形成了在富人区看不到的神奇景象。吉里什指给我看装满贝壳的小房间，正有手艺人用贝壳做工艺品，把小小的灯泡装在贝壳里面。我们在火车站附近遇到了吉里什的朋友——一个宝莱坞的打拼者，他向我们夸口他最新参演的电影，说是一部“掺杂了黑帮元素的爱情片”。之后，吉里什又拜访了地头蛇拉姆斯瓦米。拉姆斯瓦米住在“王子赌坊”的楼上，专卖盗版光碟，生意红火。他家客厅挂着好些他的相片，相片里的他留着大胡子，却完全没有笑容。拉姆斯瓦米光着上身歪在床上，像只海豹那样腆着滚圆的肚子。“我总得混口饭吃。”他边说边拍着自己的便便大腹，他的肚腹两侧各有一道很深的刀疤，像是生了一支足球队的女人肚子上的妊娠纹。拉姆斯瓦米有三个合法的老婆，不合法的则有十来个。他每说一句话都以“他妈的”开头，但吉里什在场时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他表示尊重的方式。”我问吉里什为何拉姆斯瓦米不搬出贫民窟，买一栋更像样点的公寓。“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啊。”吉里什叹道。
我们在贫民窟穿行，路过挂着“光明计算机课程”招牌的陋居。“如今阿猫阿狗都开起了计算机课。”吉里什说。孟买的贫民窟多得是自学计算机编程的年轻人，吉里什便是其中之一。对这些出身贫寒却天资聪颖的孩子来说，正如拳击或篮球之于哈莱姆[551]的黑人少年，计算机是孟买的新一代得以改变命运的媒介。贫民窟的孩子往往没有学上，但报纸上又充斥国内外的招聘启事，为有能力胜任的年轻人提供正当且高薪的工作岗位、相对舒适的工作环境以及走出社区看看世界的机会。吉里什的妹妹拉珠想让贫民窟的孩子至少能有应聘的资格，所以租下一处窝棚的二楼，开办了补习班。塔卡尔家的长子达门德拉若有时间，会来给孩子们上历史课。
在拉珠的要求下，一个来补习的一年级的小女孩站了起来，背诵爱国宣言道：
“印度是我的祖国。
印度人民是我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都他妈是一个娘养的’——我还记得我们当年这样插科打诨道。）
我为我的祖国自豪。
我……”
她垂下了眼睛，不记得后面的内容了。拉珠示意她重新坐下。
拉珠的主要工作还包括给特殊家庭的孩子做心理辅导。她帮助屡教不改的少年犯成为在考试中获优等成绩的好学生。但她的善举实在是义务劳动，除教室租金和付给其他补习老师的工资，她今年并无盈余。一结束补习班的工作，拉珠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妈妈一起做午饭。她的父亲看着我，点了点头：“很勤快的姑娘。”拉珠把哥哥们照顾得很好，对父母也相当孝顺。可以想见如果她嫁了人，一定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我望着她穿梭在贫民窟的身影，她在遍布排污管的小径上走着，依然显得如此清新靓丽。
塔卡尔一家最期待的便是一年一度、无忧无虑的乡间之旅（为期两至三周）。他们在故乡瑙萨里[552]近郊的帕伽甘姆村有个小农场，种植甘蔗、茄子，今年还种了水稻。农场方圆几里都是开阔地，房舍很大，且不只一间。吉里什说他回老家时，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吃早饭。母亲用泥瓦砌成、专烧柴火的炉灶做好了早饭，装在陶罐里，食材是从自家农场新鲜采来的。吉里什吃过早饭，懒洋洋地躺回床上睡回笼觉，醒来后就能吃到香喷喷的午饭了。到了晚上，一家人围着黑白小电视机评头论足，其乐融融，所以吉里什并不情愿回孟买。“火车一到维拉尔站我就开心不起来。”他说，“我情绪低落，这时候如果有人开玩笑或者捉弄我，我大概会揍他。”
一天下午，我和吉里什在市中心闲逛，他的办事处就在附近。我们走到波拉集市的“奎师那贝尔普里铺”买点心，铺子里有辆手推车，停在满地的洋葱皮和土豆皮上。手推车上的牌子这样写道：兑换破损纸币。吉里什指一指手推车后的老板，说昨天交给他二十四卢比污损了的纸币，结果换回一张崭新的二十卢比。孟买的市民服务果真应有尽有。
说到市民服务，就不得不提与此处一街之隔、邮政总局对面的“捉刀人”。他们分坐在卡布达卡纳[553]一座久已干涸的喷泉边，上千只鸽子飞来这里，啄食由耆那教徒定时撒下的谷粒。这些捉刀人为外国游客填写包裹信息，为流浪汉收发信件，为虽然识字但不会开支票的居民代劳，也为不识字的农村人写家信寄回故乡。他们是连接都市与农村的桥梁，所代写的内容不外乎“家事”（报告儿子出生的喜讯、询问双亲身体康健与否），正如一个叫艾哈迈德的捉刀人告诉我的。他们以在城市打拼的农村人的名义写信给老家的妻子，让她们多费心照顾年迈的爸妈，嘱咐孩子好好读书。邮差把信送到农村后，会当着收信人的面大声念出来。也因此，农村的邮差对张家长李家短可谓了如指掌。在孟买的外乡人写信给父老乡亲，最常询问的便是妻子是否安守本分。这些男人在外奔波，一年见自家婆娘的天数加起来也不足一个月。孟买人笑话他们被戴了绿帽还不自知：“我家花匠在农村的老婆生了个大胖儿子，可把他乐坏了，他也不想想他已经三年没见过她了，这孩子怎么可能是他的。我说那不是你的种啊，他说别管是谁撒的种，结出来的果子归他就行。孩子跟他的姓，他还给我送喜饼。”
艾哈迈德说农村人对在老家的亲人报喜不报忧，因为他们觉得坏消息要当面传递才合乎礼节。“如果某个小伙子要追求心上人，会来找我们写情书。”
“情书？”
“对啊，他要是想稳住那个姑娘，就来找我们写情书，他口述，由我们负责润饰。”
“什么样的润饰？”
“还不就是那一套。‘你一定要等我’之类的。”如果两人分隔两地，青年会对姑娘说：“我这就来找你，我正为咱们的新家努力奋斗呢。你千万要等我，不准和别人跑了。”姑娘们则请捉刀人代笔，把情书寄给波斯湾的阿拉伯人。
“你们当中谁最擅长写情书？”
“他。”捉刀人异口同声地说，指一指不远处我一直没怎么留意的醉鬼。醉鬼的脸上有了光彩，他提高了音量，用英语喃喃着什么。“阿尼尔！”他们喊他，“阿硕克·辛哈！”他们又喊他。或许阿尼尔只是他的笔名？“他还没从侯丽节缓过来呢。”阿尼尔醉醺醺的，一看就是在昨天的庆典上喝多了。
起初，捉刀人最大的客户群是妓女。她们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我在孟买找到了好工作，当秘书收入不错，随信附的这点钱你们拿去给弟弟交学费，姐姐的嫁妆也该筹备了。我会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的。”捉刀人把卡布达卡纳的喷泉作为妓女的地址，就像他们为请其代笔的流浪儿和逃家青年所做的一样。偶尔，某个妓女的双亲会进城，既看看女儿过得好不好，也顺带看看大城市的风光。火车把他们送到维多利亚终点站，站外就是邮政总局，两鬓苍苍的父母手提肩扛着大包小包（还有从老家带来精挑细选的水果）找到信封上写着的地址：卡布达卡纳喷泉。捉刀人眼见老夫妻脸上的困惑，立刻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他们搬过椅子，倒好茶水，请老人务必稍坐休息，一边赶紧派伙计去请那妓女：“速来！你的父母找上门了！”“我们从来不会透露妓女真正的地址。”他们说。
捉刀人也为妓女代写声泪俱下的求助信，寄给在外地的主顾：“我遇到大麻烦了，你快寄一万卢比来。”许多妓女有孩子，她们便利用“孩子的生父”（多半并不属实）的歉疚一再伸手要钱：“我要维持日常开销，要照顾我们的孩子，你上次寄来的钱早就花光了，我们还有贷款要还，你可怜可怜我们母子吧。”捉刀人向我复述这些信件几乎一成不变的内容，显然对妓女的说辞一个字也不信。他们写信用的是大白话，是一种糅杂了印地语、马拉提语以及英语（间或有泰米尔和古吉拉特语）的新文体。
如果你去找这些捉刀人，他们会搬来矮凳，请你坐在铺着蓝色油毡布的顶棚底下。一阵风吹过，油毡布簌簌抖动，掉落一地鸟毛和鸽粪（其中一部分自然不可避免地落到你的头上）。我和艾哈迈德说着话，四五个捉刀人聚拢来，忙着把鸽粪从我的头发里挑出来。“你们就完全不在意这种事吗？”我问艾哈迈德。他们的头上、脸上沾满细白的鸽羽及一粒粒鸽粪。“让它们掉吧，我们不去理会就是了，等回家后再一次性抖干净。”我眼前的景象着实有画面感：在喷泉边坐成一排、案头摆着火漆和邮票的捉刀人挥笔写就缠绵的情书，而小小广场上的千万只鸽子往还起落，在他们的头顶飞行，也在他们的头顶排泄。
但捉刀人在这一行已经干不久了。“来找我们代笔的人只有从前的一半。”他们抱怨说，“文盲的数量也降到了过去的十分之一。”人们更多地选择打电话回老家，价格低廉不说，也更及时和高效。电报几乎绝迹了。捉刀人常空坐干等，相对无言，如今的他们更像邮局的工作人员，不过是帮着寄信的人封好包裹、贴上邮票而已。
我正要离开时，阿尼尔——代笔情书的专家对我露齿而笑，一边比手画脚。我对他介绍说我是从美国来的。“萨达姆。”他含混不清地说，“我喜欢萨达姆。”
塔卡尔家这一辈总算盼到了出头之日。他们攒够了钱，在米拉路上买了间一室一厅的公寓，不日将搬出贫民窟了。想到乔迁大事，一家人喜忧参半。他们当然难舍乔格什瓦里的老街坊、老邻居，但对吉里什来说，这也意味着他家的屋顶终于不是铁皮和油毡布铺的了。
从米拉路火车站出来，迎面走来的三个白领丽人正用英语交谈。附近的一群混混发出不怀好意的啧啧声，并非吹口哨，而是咬住嘴唇打着呼哨，犹如短促的鸟鸣。这声音配合嘶嘶的吸气声，尤其显得下流，是实打实的性骚扰。我们穿过四通八达、横跨铁轨的立交桥时，看见火车站边上的学校外挂着巨型标牌，上面写着“充实学院”四个大字。涌向新城区米拉路的人们懂得受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求佛问道，而是为了充实自我。火车站外的房地产公司鳞次栉比，米拉路的唯一产业便是销售业。这里仍有大把机会，这个新城区独立于孟买之外，自产自销。
我们穿过空旷而荒凉的社区，朝吉里什的新家走去。沿途的房屋是对西方建筑的拙劣模仿：两根罗马柱自泥浆中拔地而起，孤零零地撑起一面巨大的三角楣饰[554]，此外别无分号，在这孟买北郊突兀得好像电影道具。眼前的场景如此诡异，我甚至怀疑自己身处梦中。这些后现代建筑不伦不类，趣味低级：并不协调的三角楣饰、奇彭戴尔式[555]房顶、叶尖饰[556]……以及粉刷成各样颜色的外墙立面，只等第一场雨将薄薄的涂料冲走，所有建筑被打回原形，重新露出底下沉闷、斑驳、一成不变的黄土。米拉路上的建筑想营造某种欧洲氛围，为此起了欧式的名字，哪怕拼写错误也在所不惜，譬如坦沃高池（应为“坦沃高地”），又譬如昌德雷什梅岸（应为“昌德雷什海岸”）。但它们到底还是建起来了，几百幢楼房散布各处，另有一些烂尾了，等着房价或有一日飙升再重新开工。眼下的房市十分低迷，吉里什一家花三拉克买下了新公寓，短短几月就贬值了三分之一。乔格什瓦里的窝棚都比这值钱。
小区建筑看似富丽的外观给了住户坐拥奢华、身处国外的错觉（他们假想中的异国情调必然是“奢华的”）。孟买的普通百姓可以不要正常运转的家电、不要全天供应的自来水、不要宽敞平整的道路，但不能没有气派，不能丢了脸面。所以米拉路上的居民区是用帕拉第奥式[557]立柱和奇彭戴尔式尖顶撑起来的假象，经不得细看。新砌的墙壁已经开始渗水，小高层空有电梯井而无电梯。头一回搬离贫民窟的人只负担得起明面上的气派，顾不得内在的实用性了。华而不实就华而不实吧，谁让把房子造好比造好房子费时费力费钱得多呢。孟买式的大门最符合孟买式的排场，光看外观还以为内里十足宽敞。就连市中心的筒子楼外都竖着威风凛凛的高大拱门，谁能想到里头的房间其实和火柴盒一样小呢。
小区只有一条主干道，年轻的夫妇在路上漫步，享受着夜晚拂面的清风。人们从火车站出来，心情不由为之一振，向西远眺，极目处没有楼房，唯有绿草、盐田和沼泽。孟买西部靠海、人心所向，但城市规划偏要将城郊往东面拓展。这里的夜晚尽管蚊虫成群，但到底安静，因为多数居民（原先的贫民窟住户）买了房就再也买不起车了，何况道路的情况也糟得没法开车。我们走向吉里什的新家时，路过一大片淤积日久的水塘，无数蚊虫聚集，仿如一团浓密的黑云向行人发动袭击。小贩使劲敲打着一盏路灯，果然管用，路灯在暴力下应声而亮。
一栋栋巨大的综合楼皆以建筑商或其已逝的近亲命名。吉里什家所在的楼群以“昌德雷什”开头：昌德雷什达显楼、昌德雷什曼迪尔楼、昌德雷什高地楼、昌德雷什条约楼，以及吉里什和家人住着的昌德雷什查乌[558]（直译为“阴影”）楼。“这些房子是谁造的？”我问他。
“一个叫曼加尔·普拉波哈特·罗哈的富商。”
我认识这个人。大选期间，我曾和随时关注投票进展的曼加尔一块儿，周游过马拉巴尔山。曼加尔是印度人民党的上议院议员，昌德雷什正是他已故的父亲。令生活在昌德雷什“阴影”楼的吉里什啧啧称奇的，是我也在曼加尔的“阴影”下生活过一阵子——他恰巧是我们在江河二楼的邻居，我们租的公寓在五楼，他住七楼。
塔卡尔家新居的大门上贴着这样一句标语：“不爱国，枉为人。”是“专业线”——进口体育用品厂商发放的。只要塔卡尔先生听见电视里奏响国歌，必定命家人起立致敬。“即便我们睡着了，爸爸也会把我们摇醒。除非生了病，才能破例坐在床上，不用下地。”达门德拉说。
塔卡尔先生的爱国热情似乎得到了回报。多年以前，还在乔格什瓦里的贫民窟时，吉里什的母亲曾在一本古吉拉特杂志上看到这样一栋房子，它窗纱飘逸，灯盏璀璨。她当即求问神明：我们何时才能实现这样的梦想，何时才能走进这样的未来？现在她的家人笑着指给我看——他们新家的客厅里挂着窗纱，一盏灯正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
塔卡尔家自从搬进新居，每日门庭若市，来做客的主要是以前的老邻居、七大姑八大姨、达门德拉和吉里什的同事、拉珠的学生、帕里什的舞蹈搭档等等。塔卡尔家用了两代人的时间，才真正住进能称得上是房子的地方，才向成为中产阶级迈出了一大步。塔卡尔一家的故事便是孟买的变迁史。他们从古堡区（吉里什父亲婚前和一大家子人同住的老宅）搬到了乔格什瓦里的贫民窟，又迁往米拉路上的新公寓。吉里什还想去美国，他说那才是真正的鱼跃龙门。
有生以来第一次，孩子们有了相对独立的休息空间。他们搬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安排了床位。现在，达门德拉（赚钱养家也出资买下公寓的大功臣）和最小的弟弟帕里什睡卧室；吉里什的另一个弟弟萨伊什在马拉提郊区当推销员，不常回家住。吉里什的母亲睡客厅的贵妃椅，吉里什和父亲睡沙发床。妹妹拉珠则在厨房边上打地铺。在我看来依然局促的两居室在塔卡尔一家眼中已大得不可思议。“我甚至会不知所措。”达门德拉说，“房间太大，反而让我睡不着了。”所以一家人又重新挤在客厅，在令他们安心的电视节目的嘈杂声中慢慢睡去（新买的电视机有“睡眠定时”功能，会在开启半小时后自动关闭）。从小只有一间房的他们渴望获得更多、更大的空间，而一旦得到了，又不知该如何利用。
新家的客厅里放着手绘花瓶。从藤蔓环绕的窗户照射进来的光线固然充足，蚊虫的数量也同样惊人，塔卡尔一家却仿佛浑然不觉。玻璃橱里展示着帕里什的三幅作品，一幅画着埃菲尔铁塔，另一幅画着自由女神像，还有一幅画着脱衣时连带把皮肤也剥下来的男人。客厅的一面墙上贴满深棕色的石砖（顶上的两只射灯努力想为冷硬的墙面增添一点温馨的气氛），与另外三面粉刷成白色的墙殊不相称。“人们以为石砖只起到装饰的作用。”达门德拉说，“其实是因为后面的墙壁漏水了，不得不遮遮丑。”塔卡尔家交房没多久的新居已经四处渗水。但是当客人称赞石砖多么有设计感时，达门德拉从不道破背后真正的原因。
他拿出一本宣传册，说那是最初让他、他的家人和所有昌德雷什查乌的居民动心的源头。宣传册以高饱和度的红黄蓝三色打底，散发着好似五十年代美国地产广告的俗气（虽然后者是为招揽客户在阳光灿烂的加州购房）。宣传册的文案有多处拼写错误，以华丽的粗体字这样写道：
1980年时，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企业家有这样一个梦想：他们渴望在荒芜、单调的都市建筑群外营造一处美丽祥和的绿洲。在集团创始人、已故的斯里·昌德雷什·罗哈总裁的带领下，罗哈集团为孟买疲惫的购房者带来了郁郁葱葱的生机……如今，罗哈集团旗下的每一处房产——您的安身之所是温馨、舒适、明亮、欢乐和繁荣的象征。选择罗哈，就是走向幸福美满的大结局。
宣传册里的插图是孟买摩天大楼的剪影，又画有被棕榈树环绕的中低层建筑和建筑物前悠闲散步的夫妇、整洁路面上开过的豪华轿车、孩子们的游乐场和远处浪花朵朵的蔚蓝大海。宣传册承诺会在小区建起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公交车站、网球场、俱乐部和图书馆，这些承诺无一兑现。但如果你正坐在乔格什瓦里的简陋窝棚，屋外污水横流，醉鬼荒腔走板的嚷嚷、混混寻衅滋事的叫嚣，连同嗡嗡作响的蚊蝇一道从你家唯一的窗口飞进来，端详着色彩鲜艳的宣传册，你会愿意相信这些承诺是真的。或许那一晚当你入睡后，你会梦见自己的孩子在绿草茵茵的游乐场玩耍，你的妻子在铺了大理石的料理台边做饭，而你正在周六的夜晚从公交车站走回崭新的公寓楼，你脚下的道路那么宽敞，乡间的空气那么清新。
昌德雷什查乌的运作及维护极其糟糕。大楼的墙面凹凸不平，墙体中本应铺设电线的管槽空空如也，挖开了，任由它们敞着。电梯井里自然也没有电梯，就连楼梯都没有完工。开发商承诺会在小区打造公共花园，并为每家每户安装符合“印度国家标准”的热水器。但花园没见着影子，倒是应该建花园的地皮上又造起了一栋房子，而热水器的安装则完全没有了下文。达门德拉于是进行了投诉，结果上门安装完毕的是一台功率小得“连给耗子烧洗澡水都不够”的东西。但正如合同上写的：这也算热水器。这可笑的机器不但小，对水量还异常敏感，如果余量不足就不工作。而管子里的洗澡水是隔天供应的，塔卡尔一家迫于无奈，又在阁楼装了水箱蓄水。
饮用水就更少得可怜了，一周才输送一次。除非贿赂司机（每车一百卢比），否则对方都不肯把水罐车开进小区。但这点水又哪里够，所以业委会额外请私人公司每天运三车水到昌德雷什查乌（每车三百二十五卢比）。这些运水公司的负责人是米拉路上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垄断这一地区的所有运输路线，不许市政府额外铺设任何送水管道。在昌德雷什查乌，排水和送水一样艰难。下水道和排污管几乎名存实亡，业委会不得不每月另付四百卢比，请人排空地上的积水。若排水系统彻底瘫痪了，主妇和文员会坐到铁轨上造反，直到政府出面，暂时替他们解决困难。
此外，居民还要自掏腰包请清洁工（至于清洁工会把生活垃圾运到哪里，他们就无力关心了）。如果仅仅使用市政统一、每两周才清空一次的垃圾箱，势必造成小区臭气熏天、污物遍地。因为昌德雷什查乌地处市郊，公交车到不了，业委会一度花钱雇了一辆八人座的面包车，请同为小区居民的司机接送住户往返火车站（每人两卢比）。米拉路上的三轮车夫不乐意了（他们收每人二十卢比），车夫团团围住面包车司机，吓得他再也不敢接生意。居民报了警，警方和当地议员赶到后，却统统站在了三轮车夫这边。因此米拉路上的人们每月花去大半工资，只为获得他们本应享有的、最基本的设施保障：供水、排污以及交通。米拉路恰好位于孟买市政公司的外围，这就是它之所以有吸引力，也之所以有致命缺陷的原因：它是三不管地带，所谓的城乡结合部。但总的来说，塔卡尔一家比过去舒心多了。从前的时候，他们更早发迹的亲戚会来乔格什瓦里看他们，打量着他们的小窝棚，问他们为什么还不搬走。“到了让人心烦的地步。”达门德拉说，“难道我们不想搬吗？但爸爸的投资打了水漂，钱周转不过来了。”还住在乔格什瓦里时，“我从不把家庭地址告诉朋友或同事。我也不去他们家做客，免得要回请。但现在我们不用遮遮掩掩了，亲戚可以来过夜，朋友可以来串门，任何人随时都能上门做客。”
吉里什的父亲白天在附近转悠，熟悉着新家周围的环境，看看商店在哪里，上哪儿能买到最新鲜的蔬菜。吉里什说：“我爸可能从没想过，他这辈子能住到这样的地方。我们家现在有搅拌机、洗衣机，还有电视机。我们还缺什么呢？轿车。但我们不需要轿车，至少近两年还不需要。”他们家的楼房紧挨着铁轨，每当烧柴油的火车经过时，车轮碾压铁轨的咔哒咔哒声和汽笛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响声震天。自从搬来新家，达门德拉每天上班要花两小时。“但我是做销售的，不需要打卡。”他如此解释道，眼里闪着狡黠的光。通勤花去的时间可以用“在外面跑业务”蒙混过去。
吉里什的父亲对米拉路的新公寓赞许有加。“我在这里总算能耳根清净了，不像在乔格什瓦里，总归有什么人在外面嚷嚷，不是吵架便是打架。”（而如果在乔格什瓦里，苏尼尔和阿莫尔会用火烧政府办公厅的方式，逼迫当地官员解决他们用水难的问题。）访客前脚离开，塔卡尔一家后脚就关上了房门。这是在白天的乔格什瓦里从不会出现的景象。我问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改变。“入乡随俗嘛。”达门德拉说，“住进了公寓就要遵守新规则。”一旦搬进公寓楼，离中产阶级的生活更近一步，人就有了保护隐私的需求。而在贫民窟，隐私是奢侈品，不是必需品。
拉珠今年二十五岁了，还没有出嫁，以农村的标准看已经是老姑娘了。塔卡尔一家等着搬进新居，再为拉珠物色一户好人家，也为达门德拉谈一门亲事——塔卡尔家的长子刚过完三十岁生日。亏得他们搬出贫民窟了，否则什么样的人家肯把女儿嫁过来呢？吉里什一次也没有回过乔格什瓦里的旧居，帕里什也没有。他们搬出去以后，从前的窝棚让人偷了三次，但他们浑不在意。拉珠还是每天回贫民窟给孩子们补习，但她的父母不曾同往。香水公司的销售员达门德拉坐在花钱买下的三楼新家，对老屋不屑一顾：“乔格什瓦里就是个筒子楼。”
“新公寓里住的是些什么人？”我问他，“古吉拉特人、马拉提人、穆斯林？”
“是国际化的住户。”达门德拉回答。共同力争上游的邻居间建立起了友谊。米拉路的社交圈或许不像乔格什瓦里的那么有凝聚力，但毕竟比尼皮恩航海路上的紧密得多。吉里什晚上十点左右到家，先去隔壁楼的邻居家逗他们两岁的小女儿玩半小时，卸下一身疲惫，然后才回自己家倒头睡觉。周日的时候，吉里什会和楼上的邻居一块儿，到奈加昂[559]买来酵素还有糖棕果，再回邻居家喝一大杯糖棕花酿的酒，吃一大把糖棕果。他向我推荐道：“你也该试试这种酒，清宿便可管用了。我上大号那叫一个畅快。”
我们经过倚在海滨大道的栏杆旁絮语的情侣时，吉里什的语气里带着渴望：“总有一天我也会来这里，和我的那个她一起。”吉里什和他的大哥是乔格什瓦里的骄傲，贫民窟的父母指着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塔卡尔家的儿子，多有出息，你要向人家看齐！”
吉里什从没谈过恋爱。他借口说从大一起就忙着补课赚钱，不像富家公子哥有那闲工夫恋爱尝鲜。那时他下午一点半放学，立即赶到学生家开始补课，一家换过一家，直到晚上九点才结束。“我根本没时间追女人。”他认为如果在公交车站连续等上十天，就能和同为乘客的女孩发展出恋爱关系。“总之多顺着她点就是了。”他曾经想请朋友的同事出来喝杯咖啡，被那个女生拒绝了。“我对她说：你想多了吧，谁有那个工夫追在你屁股后面？不好意思，反正我是没有。”
吉里什交过一个住在日本的古吉拉特女网友。“我和她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走的是深沉路线，比如问她人生的意义啊，谈哲学啊，等等。后来她到印度来了，她父亲给她在沃克什沃路上买了一间公寓，她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吉里什听上去并不失望，又或者他把失望掩饰得太好。毕竟她是个住豪华地段的富家女，对吉里什来说比“日本女网友”更遥不可及。
达乌德帮的财政大臣卡马尔也为吉里什的终身大事操心。“你不能做老处男啊。”卡马尔对吉里什说，“没有性生活影响思考能力的。宣泄过，头脑才更清晰。你现在的思路为什么这么混乱？就因为你还是只童子鸡。你说你认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那怎么不好好利用你手头的关系呢？人们没法相信你，因为你说话办事颠三倒四。”卡马尔给吉里什指了条明路：去戈尔冈的“顶呱呱”发廊，那里的洗头妹从提供头部按摩开始，会一路往下按摩其他部位。
吉里什那尤其热衷情事的朋友斯里尼瓦则对我说，他很佩服吉里什交游广阔，三教九流都有相识。但斯里尼瓦也坦言，说吉里什不是做生意的料：“他实在混得不怎么样。”不像其他已经成家立业的大学同学。“他这人就是太实诚了。”斯里尼瓦试着劝吉里什参加“里程碑论坛”——一个设立互助团体、提供成功学课程的机构。课程总共分为五级，斯里尼瓦已经上到了第四级，还用课上学到的知识给吉里什打气，让他振作起了精神（吉里什那会儿刚从老家瑙萨里坐火车回孟买，一进城就不痛快）。吉里什于是去免费旁听了一次“里程碑论坛”，但一看为期三天的课程要三千卢比，马上打了退堂鼓。
孟买养育了吉里什，但如今的孟买已给不了吉里什他想要的东西。“我的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他说，“我有时落魄得连十卢比也拿不出来。”吉里什意识到：他的工作并不能为人为己谋得幸福。“我从事的是服务性行业，我随时可以被替换掉。”而达门德拉的香水公司也深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公司没有辞退任何员工，但也不提拔任何员工，不涨薪，不招聘新人填补空缺的岗位。除达门德拉以外，吉里什是家中唯一的指望了。塔卡尔一家看中了波利瓦里一间九十平米的公寓，那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吉里什的电脑生意须走上正轨，且财源广进。
吉里什如今在派德路[560]上某个生意伙伴的公寓帮忙。他喜欢时髦的办公地点。“我想都没想过有一天会到派德路上班，我都没怎么出过乔格什瓦里。”而时髦的办公地点是吉里什忍耐生意伙伴的唯一原因。他是在股市里认识这个人的。“这家伙半点用也派不上，甚至不肯打开黄页本拉拉生意。”而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下载色情电影上——但这个人出身上流社会，吉里什却是来自贫民窟的穷小子。“我和他一块儿办公，是因为我希望他能帮帮我。”吉里什用手比出蜘蛛的形状，举到空中，“多少能提携我。”
我告诉吉里什我在美领馆的签证部有个朋友，他不由动起了脑筋。他说或许可以请我托托关系，帮他弄到美国绿卡。“我不是要让你为难。”他马上澄清道，“只是有这样的想法，我正好也在学计算机语言[561]，不如趁热打铁去美国。”如果每月除了生活开支，还能省下一千美金寄回家给父亲，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样你就能在米拉路再买一间公寓了。”我说。
“是在江河宫买公寓。有点野心好不好？”吉里什立即纠正我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我的家人……”还不止他的家人，“如果我在美国发达了，我还想帮帮朋友们。”吉里什想把斯里尼瓦也弄出国。斯里尼瓦的父亲刚去世不久，家中尚有三个妹妹和一个老母亲。吉里什还有个在他叔叔的布料店帮忙的朋友。“我也想帮帮他，他是个好人，日子过得很苦。”如果有钱了，吉里什想出资为这朋友租一间小铺子。我被这看似无形又近乎无私的关系网怔住了：想出国打拼的吉里什把钱寄回故乡，是为了替朋友租店面，给朋友的弟弟付学费，为朋友的妹妹筹备嫁妆。他最想要的不是奔驰汽车或阿玛尼西装，而是一个能“提携”像他一样的奋斗者的机会。
我问吉里什：你觉得美国是什么样的？
“我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你在美国和在孟买一样拼，成功的概率会高出两百倍。”
除了成功，去美国还意味着什么呢？
吉里什谈到一桩最近发生的事故，当时我也在场。一辆电动三轮车撞倒了路边卖气球的女子。她看上去伤得不轻，痛苦地抱着头，手中色彩鲜艳的气球一丛丛委顿在人行道上。我正担心这女子是否起得了身，吉里什却说：“看着吧，她会起来的，非但起得来，还要车夫赔钱呢。”正说话间，突然天降大雨，果不其然，受伤的女子赶紧跑到不远处的商店屋檐下避雨。她的同伴——另一个卖气球的女人走到三轮车夫面前，狠狠训了他一顿，又伸手要赔偿。
“那个女人这下神气了。”吉里什观察道，“她可以坐进三轮车，然后讨价还价。在美国，事情不会这样发展。如果有人目睹了这个女人的所作所为，可能会报警，执法人员会分析她的行为和动机，看到底是谁的责任，你不能就这样坐进别人的三轮车里赖着不走，除非对方给你钱。”这让我觉得相当有意思：并不富裕的吉里什认为，比他贫穷得多的人同时也更有叫板的魄力。我问他对孟买真正的贫民有何看法。
“我不喜欢他们，甚至讨厌他们。”在他看来，孟买的乞丐把所有钱都花在了酗酒或其他恶习上。他说许多乞丐的收入其实比政府官员的更高。朋友有难，吉里什不会袖手旁观，但他从不施舍任何乞丐。“他们上来抱住你的腿，小孩子也是，抱住你的腿然后行触脚礼。”我从未听吉里什用愤怒的口吻说过话，直到此刻。他的这种愤怒因激起我内心的某种共鸣而隐隐让我难安。孟买的平民与贫民之间关系错综、情感复杂。前者对后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唯恐动了恻隐之心。平民与贫民同病相怜，因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平民也对贫民冷漠以待，因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问吉里什会不会搬回乔格什瓦里。
“为什么你还要我搬回去？我有更远大的理想。我想从米拉路搬到维勒帕雷[562]，从维勒帕雷搬到班德拉，再从班德拉搬到派德路。”那是搭火车通勤者力争上游的梦想：从市内火车坐上特快列车，直到抵达目的地——南孟买。吉里什想在三至四年内在市郊的维勒帕雷立足。而即便只是迁往中产阶级的维勒帕雷，他也必须走捷径——先去美国淘金。“我没法一下就搬到维勒帕雷，在那里置业要二十拉克，我在孟买干二十年才能赚够买房的钱。拿着这点钱，我可以余生都衣食无忧，但买不起南孟买哪怕十平米的房间。我无能为力。”
吉里什说在老家瑙萨里，一个人若想飞黄腾达、改变人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太小、太封闭了，村里的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知根知底。但在孟买，人们可以不论出身。我从不对生意伙伴说我住在贫民窟，他们只知道我家在‘筒子楼那种地方’。”
我问吉里什在乔格什瓦里度过的童年是否开心。我很想知道，因为我自认在孟买的童年算不上快乐。
“我没法告诉你，因为我的童年早就过去了。我小时候不知道足球是什么，我有的是一只红色的皮球。”他伸出手掌比给我看，那是一只很小的球。
之后的一天，达门德拉登门拜访，请我到他在古吉拉特的老家喝喜酒。我问他订婚后是否喜不自胜，有没有和未婚妻好好游览孟买，他闻言很是困惑：“我还没见过我的未婚妻呢。”
他的意思是他和未婚妻只有一面之缘（在他和父母前往女方家中提亲时），却未交换过只言片语。那姑娘名叫玛尤里。达门德拉让妹妹拉珠和玛尤里说了会儿话。达门德拉第二次见到玛尤里，会是在他们的婚礼上，当新娘掀起红盖头、接受他从此做她的丈夫时。他们的婚期定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面后的第五周。
“她长得好看吗？”我问达门德拉。
“一般吧。”
“那比起其他女孩，你最喜欢她什么呢？”我又问。
他耸了耸肩。“大概是她出现的时间。”达门德拉相过五、六次亲，但一直没打算成婚。如今他们一家搬到了米拉路上的新公寓，他也三十了，还有四个尚未成家的弟妹，首当其冲的便是妹妹拉珠。拉珠年纪不小了，但除非哥哥先结婚，不然她不好出嫁。所以玛尤里出现的时机刚刚好，都没怎么好好看过她、更没有和她说过话的达门德拉同意了这桩婚事。
“你怎么知道你们一定相处得来呢？你不担心你俩会闹矛盾吗？”
“我们会适应的，我们必须适应。她也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我注意到达门德拉没有说“我必须适应”，他用的是“我们”——他和他的家人。像绝大多数孟买人一样，达门德拉从出生起就受到“我们”的庇护和辖制。但好在玛尤里应当不需要做太多调适（至少不用太破费），塔卡尔一家甚至对嫁妆（即新娘一家为新郎购置的礼服和婚戒等）没提任何要求。玛尤里的父母请达门德拉挑选做结婚礼服的衣料，达门德拉清楚定做礼服少说要花六千卢比，故而选了廉价得多的休闲西装。
帕伽甘姆村的女人一整天都唱着婚庆歌曲，大喇叭将她们不成调的刺耳歌声传遍了全村。我坐在塔卡尔家的农舍，和头发、大腿、胸口……总之浑身上下只余黄色的达门德拉说话——家中所有的女眷和每一位宾客的妻子走近前来，毫不客气地在达门德拉裸露的部位（除了被短裤遮挡的私处以外）抹上黄色的罗望子酱[563]。达门德拉说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宜嫁娶”的好日子，所以村里上演了办喜事的“帽子戏法”[564]。一旦过了明天，下一个黄道吉日要等到五个月后的排灯节。难怪他的婚事决定得如此仓促，他是三个新郎里第一个定下婚期的，其余的两个只能选他挑剩下的吉日成婚。在农村，一天只能有一场婚礼。
“为什么呢？你和另外两个新郎是亲戚？”
“不是。但我们是一个村的。”这也就意味着烧喜宴的是同一拨厨子，为客人提供住宿的是同样的人家。在帕伽甘姆村，结婚可不是个人或家族的大事，而是全村总动员。帕伽甘姆村九成的人都被请去了达门德拉的婚礼，就像昨天和明天的另外两场喜事一样。家家户户敞开大门，欢迎塔卡尔家远道而来的亲眷入住。这些屋子平常是空关着的，主人在这一天特地从孟买回来，一是为了参加达门德拉的婚礼，二是为了确保留宿的塔卡尔家宾客能住得舒服。村长是特地从新西兰赶回来的——这种浓浓的人情味也由农村人带到了孟买，在贫民窟继续发扬光大。
远房的表叔表哥也来参加婚礼了。其中的一个在阿布扎比[565]的石油钻井平台工作（“做四十五天休三十天。”）还有一个是孟买的房地产经销商，八十年代在西非待了六年，靠尼日利亚骗局[566]狠赚了一笔。到夜间，男人们在屋后席地而坐（地上铺着床单），喝着不再冰镇的啤酒却依然觉得美——在禁酒的古吉拉特喝酒格外有快感。
我和吉里什在村里散步。我们走进一座年代久远的房子，头上是茅草铺的屋顶，脚下是粪土夯的地面，屋里凉爽而静谧。我想一直待在这儿，感受别一般的安宁。只可惜这样的房子无法参与村庄的未来。正如塔卡尔家的邻居所做的，村民已用红砖和水泥建起了平房，夏暖冬凉，中看不中用。吉里什带我走出去，经过甘蔗地和水稻田，又经过一排排芒果树，他指给我看不远处一块小小的水泥挡板，那是他在农村最喜欢的消遣：在野地里便溺。他示范给我看，蹲伏在水泥挡板后面，探头可见一望无垠的田野风貌，如此解手，优哉游哉。“你要蹲半小时？”我问他。“三刻钟。”他回答。我笑起来，但我接着想起吉里什在乔格什瓦里的所谓公厕，直到去年他还每天使用，逼仄昏暗不说，还不断有人砸门催他快点。眼前的开阔地却带着田园野趣，可在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自然美景之余，不紧不慢为脚下的土壤“施肥”，两相比较，高下立见。“我喜欢绿草在我屁股上挠痒痒的感觉。”吉里什补充道。单单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了。
婚礼的前一晚异常难熬。我喷在身上的驱蚊剂不知怎么成了招蚊剂。我身下别人家的床垫满是跳蚤，而且没有床单，直直对我的皮肉发起了攻击。我在头上缠了一条浴巾，试图降低蚊虫“嗡嗡”不绝于耳的噪音，但婚庆乐队敲锣打鼓，直到凌晨方休。我周围同睡露台的宾客浑不受影响。大约四点时，一个小男孩醒了过来，对他的父亲说：“别看蚊子个子小，咬起人来可毒啦。”我愈发睡不着了。这里的蚊子能穿透水牛厚厚的皮肤吸到血，刺破我的衣服当然不在话下。清晨时分，我困得东倒西歪地在田里走，一边还要小心避开脚下的牛粪，只为找一块能小解的空地。我脑海里忽然浮现起在尚蒂伊[567]看过的泥金装饰手抄本，那里头的插图和眼前的景象何其相似。我竟然还记得手抄本的名字，不由开口自言自语道：“《贝里公爵的豪华祷文》[568]。”
我在婚礼开始前逃离了乡村。吉里什在孟买的生意伙伴、从前在尼日利亚招摇撞骗的房地产经销商也和我一样，悄悄逃走了。等火车驶进孟买市郊，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的双层巴士和一幢幢多层建筑时，我们才再一次兴奋起来，带着重回都市的百般愉悦。
我在回美国前和吉里什见了最后一面。我们到约胡区新开张的“湿婆海”餐厅，点了白米糕、烤蔬菜三明治和现做的（加了冰淇淋的）苹果奶冻。吉里什的手头比以往更紧了。他说他的嫂嫂怀了孕，全家人都指望他出钱买下隔壁的公寓，他每月至少要赚一万五千卢比才供得起房贷。他现在正为卡马尔的“叩应服务”做事，新生意非但不赚钱，产生的电话费还让公司入不敷出。吉里什走投无路，却依然不肯找一门正经差事。“朝九晚五地上班太无聊了。”古吉拉特人特别崇尚自己创业。
吉里什向我汇报家人的近况。新进门的嫂嫂持家有道，吉里什对她很满意，因为“她不多话”，每天默默做好吉里什的早饭（抹了黄油的洽巴提烤饼、蔬菜、大半杯咖啡），吉里什洗过澡就能吃，而且很合胃口。“她回娘家探了三天亲，妈妈无时无刻不盼着她回来。自从爸爸知道她喜欢吃鱼，现在光买鱼回家了。”
新婚的达门德拉和玛尤里住在米拉路公寓的小卧室，其余人挤在客厅。塔卡尔一家争取到了经适房的名额，在班加罗尔拿到一套公寓，又在波利瓦里投资了三间“精心打造”的棚屋和早前看中的九十平米的房子。他们的计划是日后卖掉这三间棚屋，换一栋大点的公寓。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房子一间都没造起来，但吉里什的父母知道五个孩子（至少是四个儿子）有了那么点保障，总有一天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你不禁要问：所以人们为什么还留在孟买呢？每一天你的五感都受到无情的攻击，从起床开始，到你搭乘的交通工具，到你工作的办公室，到你只能赖以消遣的娱乐方式，无不如此。窗外的汽车尾气这样浓重，空气滚烫而混浊。无论在火车上、电梯里还是回到家中，人们每分每秒都紧贴着你、触碰到你。你住在海滨城市，但多数人唯一接近大海的时间是周日晚在海滩的那一小时，挤挤挨挨不说，沙滩上还垃圾遍地。你躺下休息也不得清静，夜晚是蚊虫肆虐的时候，它们从水塘飞来，携带着疟疾病原。夜晚也是黑帮分子横行的时候，他们找上门来，有恃无恐地敲诈勒索。而有钱人开派对时震天响的音乐和贫民窟节庆时的狂欢叫嚣一样，足以让你彻夜难眠。你到底为什么要抛下乡间的砖房，抛下后院的芒果树和门前太阳升起的地方那青青的群山，义无反顾地来到孟买？
是为了终有一日，像塔卡尔家一样，你的长子能在米拉路上买下两间房，你的次子能离开孟买，去更好、更远的地方，譬如新泽西。你如今吃的苦是对未来的投资。如蚁群一般，这里的人们牺牲了个体的享乐，只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族群能继续向前。大哥努力挣钱养家，资助弟弟妹妹，得知兄弟对计算机感兴趣、可能去美国发展的时候，他是如此欣慰。弟弟能过得更好、走得更远，让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有意义，还有奔头，他每一天冒着酷暑、向无心购买的商家推销仿冒的姬龙雪香水就不算白费。
在塔卡尔这样的家庭里，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小我做的一切是为了让大家过得更好，不论是吉里什想出国打拼、寄钱回家的愿望，抑或达门德拉的亲事，又或拉珠的勤恳持家。在这个集体里，忠孝礼义将家一圈一圈围住。家是最小的单位，个人则可忽略不计。
我既然问起吉里什和家人的近况，免不了要问他们有没有为拉珠找到合适的人家。他说拉珠排灯节的时候就要嫁人了。但他看上去并不高兴。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
“他们两情相悦？”
拉珠挑选了一个马瓦里服装设计师做她的丈夫。此人出身富裕，经济实力也相对雄厚（家里有好几间铺子）。吉里什四兄弟这几个月来都和拉珠冷战着，兄妹五人没说过一句话，即便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
“人们总到爸爸这里向他讨教，现在他要怎么给人家出主意？”吉里什诘问。起初我以为他指的是米拉路上的邻居，后来我忽然意识到他说的是自己的宗族。塔卡尔家的四兄弟对拉珠生气，是因为她想嫁给一个外姓人。反观吉里什的父母，倒是接受了女儿的这一选择。我对吉里什说他钻牛角尖了，他应该为拉珠的婚姻献上理解和祝福，何况他这未来的妹夫听上去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吉里什对拉珠通知他的方式也耿耿于怀。拉珠当时让他下楼来，说有话对他说。吉里什垂头丧气地下了楼，还以为拉珠要责备他为什么生意又亏了本，老是赚不到钱。他没料到拉珠告诉他的是“有个马瓦里设计师……”吉里什听完拉珠的一番话，对妹妹保证：不出半年他的电脑生意就会有起色，到时候他一定和父亲一起，为她在族人里挑选一个好丈夫。不知怎么地，拉珠通过自由恋爱找到了可以托付的丈夫（还是个外姓的马瓦里人），在吉里什看来代表了他的失败和无能：“要不然，塔卡尔家唯一的女儿会有多少合适的追求者啊！”但拉珠心意已决，表示一定会和设计师成婚。吉里什从此不再和妹妹说话。
我对吉里什说他的妹妹需要他的支持，此刻尤其。他摇摇头，说拉珠的任性毁了父亲在族人当中的声望。我不敢苟同，追问他“那个马瓦里设计师”到底哪里不好，难道拉珠的意志和她的幸福就不重要吗？我劝他没必要和妹妹冷战，又说我自己也是通过自由恋爱然后走入婚姻的。
吉里什终于停止了争辩，他说：“你又不是这里的人。你不一样。”
他没有说下去，但他的言外之意已足够明显，他终究把他所以为的、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摊到了明面上。在吉里什眼里，我是外国人，我不懂印度的风俗。
巴班吉：逃家的诗人有一天，我的诗人朋友阿迪尔·朱萨瓦拉正在中央电报局对面的书摊觅书。看管书摊的少年和阿迪尔就一本法国短篇小说集展开了讨论。阿迪尔在这少年身上看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便邀他到不远处塔塔剧场的后院，参加露天举办的作家沙龙。少年是从比哈尔逃家出来的，他对书摊老板说五点以后要请一会儿假（五点是沙龙开始的时间）。老板说：“你如果走了，再也休想回来。”少年依然去了作家沙龙，也果然被书摊老板解雇了。
这个细瘦身板、嘴唇上和鬓角边刚开始长出毛茸茸胡须的少年对诗歌非常感兴趣。他显得很是自信，甚至有些顽固。他来参加沙龙，或许是想见识真正的诗人，也或许是想结识说英语的文化人，好为自己谋份正当的职业。他多数时候都很安静，垂眼看着桌子。他无法加入我们用英语进行的谈话。若有人要添茶水或过来就座，他会自发起身端来茶壶或搬来椅子，就好像那是他原本应当做的。
一个从事建筑业的诗人请少年念几首作品来听听。于是他用印地语朗诵了一首关于终点的韵律诗。我喜欢这诗的音律。少年朗诵完毕后，无人发出夸张的赞叹，相反，院子里弥漫着难堪的沉默。建筑师问少年还有没有别的作品，他便又朗诵了一首，是他昨晚在路灯下写的。这首诗获得了相同的反馈——沉默。我问少年有没有写过关于孟买的诗，他拿出一捆纸来，每一页、每一行、角角落落都写满了字。但这时，围坐桌边的人已对他的作品失去了兴趣。少年又拿出一本日历，上头照样写满了字。“也是诗吗？”我问。
“不，是我的日记。我每天都写。”
我把名字和电话号码留给了少年。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用隽秀的字迹写下了他的名字：巴班吉。他停顿了一下，问我：“还要写什么吗？”恐怕没有了。巴班吉没有电话，没有别的联络方式。今晚，他要试着另找露宿的地方，他想去教堂门那里碰碰运气。他只有一只手提包，里面装着他的随身物品。他明天会给我打电话，看有没有人愿意雇他干活。
我请吉里什帮忙，他替许许多多人找到了工作，尽管他自己的生意不断亏本。吉里什问巴班吉：“你身上有多少钱？在孟买有亲戚吗？其他认识的人呢，有没有能替你作担保的？”然后他要来了我的手机，给朋友伊沙克打电话。伊沙克的表兄沙赫布丁医生刚开了一家药房，正好需要人手。药房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半，接着从晚上六点直到九点半打烊。这样一来，巴班吉有一下午的空闲用来写诗，更何况他可以住在药房，不必露宿街头了。
可巴班吉的热情并不高。“任何同文字打交道的工作我都愿意做，杂志社或者报社什么的。”但吉里什已经尽力了，他半小时前刚认识巴班吉，并没有义务改善他的生活。
伊沙克对雇用巴班吉的第一反应是：“比哈尔人都是贼骨头。”说这话的伊沙克原籍阿扎姆加尔——北方邦的犯罪之都，与比哈尔相邻。然而比哈尔更声名狼藉。孟买和比哈尔是现代印度的两个极端，前者代表福祉，后者代表灾难。我常听社会人士争论说：如果孟买能把所有比哈尔移民赶出去，定能像岛国新加坡或高度自治的香港一样繁荣。比哈尔人厚颜来到孟买，求的是生存，他们不论去往哪里，其臭名都仿佛该隐的标记[569]般如影随形。印度国家板球队队长阿扎鲁丁在比哈尔打完比赛，发觉板球帽让人偷走了，于是说了一模一样的话：“比哈尔人都是贼骨头。”
巴班吉到我叔叔的公寓，久久立在窗边，从十八楼向外远眺大海。他随身带着印有万宝路商标的蓝色布包，穿着我们之前见面时那件有金属纽扣的格子衬衫。他的衣服还算整洁，显然他洗澡的时候一并洗了衣服。他一言不发地坐下来，拿出一张纸开始写诗。他不时抬头眺望窗外，汲取新的灵感。诗作完成后，他念给我听。诗写的是大海，写世上的江河湖泊统统流向大海的怀抱，而大海从不拒绝。诗人发誓他也绝不离开大海的身边。
巴班吉问我：为什么孟买人都说英语？他今天早些时候路过马塔盖，听见茶水工的儿子用英语和自己的父亲打招呼，而茶水工也磕磕巴巴地用英语回应——他的妻子坚持让父子俩说英语。巴班吉对此很有些担忧，他说日本人说日语天经地义，为什么印度人说印地语反而是不思进取呢？
巴班吉在作家沙龙结识的朋友也试着四下托人，为他谋一份差事。曾往红灯区采风的摄影师马丹带巴班吉去见剧作家贾维德·阿赫塔尔和他的妻子莎巴娜·阿兹米。巴班吉对名流贾维德与莎巴娜竟过着异常朴素的生活感到吃惊，说他们住的房子很简陋，“也从不说深奥难懂的话。”莎巴娜本人也是作家、国会议员、社会活动家，她还是巴班吉的父亲最喜爱的女演员。
不过贾维德还是取笑了巴班吉的出身。他说：“你的毕业证是假的吧，比哈尔伪造文凭可是出了名的，说不定你根本就不识字呢。”贾维德当然是在说笑，可他的观点也代表了孟买大众的观点，即他们对邻邦比哈尔根深蒂固的偏见乃至歧视。阿迪尔曾为巴班吉的缘故询问在《新印度时报》的朋友，看报社是否需要人手。作为用印地语发行的国内顶尖报业，《新印度时报》的回复是：“我们要的是能用标准印地语写作的人，不是说比哈尔印地语的半吊子。”可叹比哈尔的华氏城曾是“超日王”旃陀罗笈多二世定都的地方，也是释迦牟尼出生、悟道的故乡，其那烂陀寺是五至十一世纪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俱往矣！如今的比哈尔沦为了拉鲁·普拉萨德·亚达夫[570]之流假借购买饲料之名侵吞公款的无耻之地。巴班吉逃不出比哈尔由来已久的诅咒和宿命，除了一捆诗歌外身无长物的他只身来到孟买，必然被视作窃贼。
我向他坦言为何伊沙克不愿把他引荐给沙赫布丁。伊沙克说：“比哈尔人都是贼骨头。”
“说得没错。”巴班吉点点头，带着近乎认命的自嘲和苦楚。书摊老板（一个拉贾斯坦人）当着巴班吉的面说过同样的话：“比哈尔邦来的都是小偷。”然后解雇了巴班吉。“比哈尔人多数是文盲。”巴班吉对我解释道，“我们的识字率连百分之四十都不到，比印度各邦的平均识字率低两成。一个不识字的比哈尔农村小伙到城里打工，他是老实人，但找不到工作，只好四处流浪。如果有人愿意可怜他，给他一口饭吃，这个人对他来说就是大恩人。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领了别人的情必然要还。如果这人是坏人，动机不纯，比方说是走私犯，难免会带你走上犯罪的道路。你受人恩惠却不肯回报，甚至从贼窝逃跑，那坏人自然要贼喊捉贼了。”比哈尔人的骂名就是这么背上的。
巴班吉还不满十七岁。他不明白我为什么想写他的故事，并“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友情建议另一个作家”，说我这样做完全是吃力不讨好：“值得写的人已经设好了终点。而我来到这里，准备开启我的旅程。如果你对我的故事感兴趣，恐怕要再等等。我前面的路还很长，我还没有走上正轨。我的故事尚未真正开始，短短十六年的人生又有什么好写的呢？”
他的挎包里除了纸还是纸：毕业证、诗，还有笔记。巴班吉写诗时就地取材，不拘一格。他给我看他在路边捡到的防尘套，正面印着：“安吉拉·兰斯伯里[571]的积极态度——我的个人健身及幸福生活计划。”背面印着：“我相信，行动起来，保持身体的灵活，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不论何时都不算晚……而采取积极的态度正是对自己的奖赏，你能因此热情洋溢地投入生活，也拥抱未来的无限可能。”
防尘套的内侧是空白的，巴班吉在上面题了一首献给孟买的诗：
这狂欢有什么值得期待？
这土地是否当真喝饱了酒
天真无邪的人哪
为何争相来到
想要不劳而获的路口……
他们是为了寻梦
一面找到新的，一面摔碎旧的。
念完了诗的巴班吉对着防尘套上的安吉拉·兰斯伯里发了一会儿呆。“我必须来孟买看看。”这是他的开场白，随即他抬头看着我，问：“你能替我保密吗？”
“当然。”
巴班吉的父亲是比哈尔小镇西塔马尔希一所公立高中的地理老师。他的梦想是儿子巴班吉终有一日能成为科学家。巴班吉的化学成绩一直非常好，在代表学校参加的全国科技创新大赛上荣获三等奖，他那一年的参赛作品是一台自行设计的、能从废弃塑料中提炼石油的仪器。获得第二名的女孩叫阿帕娜·苏曼，她过来祝贺巴班吉。巴班吉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微微一笑：“或许她是来看好戏的。我通常是大赛的第一名。”
“她漂亮吗？”
“算不上。就是个相貌平平的小姑娘。”
后来巴班吉考上了他父亲执教的高中，发现阿帕娜成了他的同班同学。她问巴班吉借了一本地理教科书，还回来时却在里面夹了一首情诗，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在孤独中轻唤你的名……”她又问巴班吉借了第二本书，这一次归还时在书里夹了一张她的相片，以及宝莱坞爱情电影的歌词。很快，小镇上流言四起，说巴班吉和阿帕娜在谈恋爱。这流言也传到了被巴班吉的父亲要求开除的不良学生的耳中，其中一人借宿在阿帕娜家。兴许是出于嫉妒，他纠集了一帮狐朋狗友，走到巴班吉所在的教室，当着老师的面揍了巴班吉。“比哈尔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有小流氓打你的学生，当老师的却吓得噤若寒蝉，而且一定会袖手旁观。”巴班吉的语气很是沉重。如果老师出面制止，会一并挨揍。混混们握着刀，当着哄笑的全班同学的面（也当着阿帕娜的面）威胁巴班吉，揍了他不算，又命他躺到长条凳上，双手抱头，以最快的速度做十五个仰卧起坐。
几乎万念俱灰的巴班吉不敢让爸爸妈妈看到自己鼻青脸肿的样子，于是在第二天去见了阿帕娜的父母，请他们多少约束一下那名寄宿生的行为。阿帕娜的父母叫来了寄宿生对质，对方却说是巴班吉骚扰阿帕娜在先，他只不过是“打抱不平而已”。巴班吉拿出了阿帕娜写给他的情书。
女孩的母亲看着这一封封情书，问女儿道：“你爱这个人吗？”
阿帕娜回答：“不爱。”
她曾给寄宿生看过巴班吉回复她的一首诗，此刻当着大家的面念了出来：
你的孤独如露水，朝日下蒸发殆尽，又何苦追求
我不过一阵清风，倏忽而至，来去无踪
园中的娇花不记得风来过，你也不必记得我
连同寄宿生在内的所有人都取笑巴班吉“不自量力”：“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但我努力忍住不让它们掉下来。那一刻我知道，学化学的巴班吉已经死了，而写诗的巴班吉要接替他上路。让我万劫不复的诗歌也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我有了新的目标，我立志要做一个诗人。”
巴班吉回到家，给还在上班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等我重回西塔马尔希时，就是一个全新的我了。我撇下所有人独自离开，等我回来，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他坐上了前往火车站的公交车。“我仅有的就是这么个袋子。”巴班吉拿出一只黄色的、在蔬果摊随处可见的塑料购物袋，“里面装了我的诗，一条被单，还有这个——”他在购物袋里翻找了一会儿，拽出一团皱巴巴、显得脏兮兮的布料。那是一件男士汗衫，原本应当是白色的，但在不断穿和洗的过程中变成了浅蓝色。他把汗衫举到我面前，我第一次看到泪水盈满了他的双眼。“我很爱爸爸，这是他的汗衫，我偷偷带着，留个念想。从小是爸爸又当爹又当妈把我拉扯大的。”巴班吉哽咽了，他很快把汗衫塞回了塑料袋。
巴班吉搭上了开往北部勒克瑙的火车。他一觉醒来时天色已亮，火车快进站了。他抬腕想看表，那块父亲因他考了全班第一而奖励给他的手表却不见了。他下了车，琢磨着接下来能去哪里。他看到两辆停靠着的列车，一辆即将开往德里，另一辆则要前往孟买。去德里的那趟车乘客少，他们看上去要么像政客，要么像记者。但去孟买的火车为汹涌的人潮包围，警察勉力维持着秩序。巴班吉钻进人群，发现乘客来自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富豪，有穷鬼，有预订了座位的，也有像他一样离家出走的。他还从来没有到过孟买或者德里，但他在德里有亲戚。他听说德里不像孟买那么拥挤，穷人过日子也不似在孟买那般艰难。巴班吉对孟买的一知半解不是从宝莱坞电影里获得的，而是从父亲那儿听说的——他只知道孟买有塔塔基础研究院和巴巴原子研究中心。
站在勒克瑙的站台上，巴班吉左右为难。左手边空荡荡的火车即将开往德里，旅途短，他或许可以去投靠叔叔，即便不行，德里的大街也更宽敞，总有他容身的地方。右手边的火车即将开往孟买，必然拥挤不堪，旅程更长，所抵达的城市生存压力巨大，他在其中举目无亲。“我当时忽然想，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到孟买去？为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到四面八方有声音在喊：‘孟买！孟买！’？”巴班吉不再左右为难，他作出了决定：如果这么多人都要去孟买，一定有他们的理由。这些人一定知道一些巴班吉还不知道的事情。巴班吉就这样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加入了密密匝匝的人群，一起等待着登上开往孟买的那趟列车。
旅程需要两天。巴班吉站了一天，余下的时间则在无需预约的二等厢里守着自己的那一点立锥之地。火车每到一站，铁路警会让塞钱贿赂他们的旅客先上车，同样买了二等厢车票的其余乘客只能干等着。但对年轻的巴班吉来说，旅途的难熬比起能直接观察人群、从中汲取灵感的新鲜体验，根本不值一提。“人们原来是这样前往孟买的。车厢里只有一百一十个座位，乘客却有两千人。他们是穷人，劳动人民，像牲口一样叠在一起。”
终于，孟买-勒克瑙特快驶进了维多利亚终点站。巴班吉慢慢走到站台上，“我摸着脚下的土地，行了触脚礼。”他说，一边举起手来在额前合十。“我接受了它的祝福。我想，这就是我命中注定要踏上的土地。”
在维多利亚终点站，巴班吉被几个铁路警拦了下来，说要检查他的车票。他们把他带到边上的房间，说因为他拿不出车票，要罚款三百卢比，不然就拘留十五天。他们搜了他的身，从他口袋里仅剩的一百三十卢比里头抽走了一百，总算放他走了。巴班吉逃出车站，又坐市内火车到了班德拉，在靠海的卡特路上来回游荡。他身上只剩二十二卢比了，市内火车的车票花了八卢比。他忍饥挨饿过了三天，只靠喝水度日。后来他遇见一个建材商店的看门人，那人把巴班吉送到了南孟买的霍尼曼圆环[572]，请那里的什么人收留巴班吉，结果当然不管用。巴班吉继续在南孟买流浪，直到拉姆·巴布·乔什雇了他看管书摊：“乔什一打量客人就知道对方是不是肥羊，如果是，会把书价开得高到离谱。”乔什的嘴也很臭，没有一句中听的话，巴班吉很快就受不了他的污言秽语了。老实说，乔什因为巴班吉参加作家沙龙而解雇他，巴班吉还松了口气呢。
后来他又来到弗洛拉喷泉那儿，和友善得多的书摊老板维杰一拍即合。维杰每天付给巴班吉五十卢比，而据巴班吉说，他一睁眼就得花钱。到公厕排队解手要一卢比，洗澡要五卢比。维杰说花十七卢比能在路边摊解决午饭，巴班吉却用不到九卢比填饱了肚子（买煎饼花掉六个半卢比、香蕉两卢比），另用十四卢比能在附近的“饭店”买到卷饼和蔬菜当晚饭。“还好我只吃素，不然一顿花四十卢比也不稀奇。”所以奇迹般地，巴班吉非但能维持日常生活，还能省下一半工钱来买书。他给我看他最近的战利品，他花三十卢比在别的书摊淘到了一本《印度教育史及其积弊》，他说他对穆斯林的教育理念很感兴趣。
离维杰的书摊不远处是个凉鞋摊。到晚上，摊主收了工，把一大张塑料纸平铺在木板上，往板车上一架，就成了五个人的露天卧室：他自己、另一个皮匠、维杰、巴班吉，以及一个每晚在巴班吉入睡后才过来、在众人醒来前便离开、不曾交谈也不清楚长相的人。
巴班吉带我到他每天光顾的路边摊和必然使用的公厕半日游（他进食而后排泄的地方）。在教堂门后头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支起了帐篷，其下的工人挥汗如雨，正不时搅动一只只大桶里的食物。花不到十卢比就能买来米饭和豆糊果腹，以此又熬过一日。除非刻意寻找，不然你想象不到在通勤者匆匆赶往火车站时，孟买市中心还会有这样的地方。空地的边上有两个公厕（由非营利组织“苏拉巴[573]”建的那个相对更糟），即使是在正午的骄阳下，公厕的三个隔间外也大排长龙。早晨排队的人则更多，隔间的门外、台阶乃至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队伍蜿蜒出老远，在街上就能看见。巴班吉做过计算，一个人解手平均需要八分钟。“但你刚脱下裤子，外面的人就开始敲门。他们的耐心不超过一分钟，你在里面待五分钟，会有五十个人过来敲门。”巴班吉说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清晨起床，六点半前的公厕要安静得多，他能不受干扰地上大号。
到孟买后的第一天，巴班吉还学会了另一项街头生存的必备技能：绝不在洗澡时闭眼。苏拉巴的公厕外墙上安了水槽，接出一段水管，墙边有一只水桶——那就是大伙儿的公共澡堂。等轮到巴班吉时，他蹲在水桶前，往头上和身上打肥皂。就一会儿工夫，他猛听一阵响动，睁眼一瞧，只见原本排在他后面的男人拖过装得满当当的水桶，兜头把水浇到了自己身上。巴班吉想提出抗议，但对方人高马大，看上去相当不好惹。巴班吉只得就着水管里淅淅沥沥的水冲了冲头发。排在他身后的男人大摇大摆挤掉了巴班吉的位置，瘦小的少年尴尬地站在一边，身上的肥皂沫很快变干了。排在队伍更后面的人心生不忍，等轮到他洗澡时，他把水桶先让给了巴班吉，说：“去吧，把身上冲干净。”咫尺之隔等着上公厕的人将这一幕幕尽收眼底。在这里，哪怕洗澡时也毫无私密性可言，你不得不穿着内衣裤匆匆冲洗身体，而不远处正有五十双眼睛注视着你。前来洗澡的人为了抢夺龙头，纷争不断。尽管政府明码标价（洗澡三卢比，用公厕半卢比），管事的尼泊尔人还是收取了更高的费用（洗澡五卢比，用公厕一卢比）。他不怕人们不来，事实上来的人实在太多，公厕前的石子路永远泥泞不堪，犹带泡沫的洗澡水从人们的脚下一直淌到了大路上。
我问巴班吉露宿街头是什么滋味。
“很好啊，我很适应。我不需要高床软枕，露宿街头给了我更大的自由。”
“那你喜欢孟买吗？”我又问，就像其他人不断问我的那样。“喜不喜欢孟买的汽车和高楼大厦？”
“这些东西吸引不了我。我不想住公寓楼，它把人囚禁住了。露宿街头反而给了我结交朋友的机会。如果我变成有钱人，这种关系就变质了。如果相识于寒微的朋友来看望我，大楼的保安不会让他们进门。街头是流浪汉和穷人的宝地，睡大街的人数不胜数啊！”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孟买三分之二的人行道不容行人通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像巴班吉这样的人存在。对人行道的抢占归根结底是对其使用权的争夺，不论是让行人通过（最原始的功能），让流浪者酣睡，让小摊贩设摊谋生，还是准许停放非机动车。人们为此进行着旷日持久的争辩，始终弄不清谁对人行道的需求才是最紧要、最根本的。
我问巴班吉对比哈尔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说有两样东西。第一样是来自父亲的教导：“儿子，做一个有用的人，不要碌碌无为。哪怕当小偷，也要当最出色的小偷。”第二样是“比哈尔人对外地人的热情、好客和友善。在孟买我感受不到这些。”巴班吉说在孟买，即便讨口水喝也要花钱：灌一瓶能入口的白开水要两卢比。“孟买人很冷漠，少有同情心，这我一开始就清楚。”巴班吉也清楚他将来要做什么：“我想成为作家，我想继续写作。”他甚至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燃烛》。
人们得知巴班吉会写诗时，总让他对几句乌尔都语对联来听。这种文学形式在当代印度非常流行，巴班吉却说：“我不喜欢对对联。我写的是诗。对对联是找乐子，诗歌描绘的则是现实。人们听到对联会鼓掌，听到诗歌却不然。”巴班吉说他喜欢作家沙龙的那群文人。“他们是知识分子，有头脑，有眼界，有思想深度。”他正学着用这些人的眼光看待世界，用这些人的语言做文学评论。他引用从伦敦来的某诗人的话说：“今日印度的诗歌已经死了。”并深以为然。文人墨客向巴班吉伸出了援手。他有时也纳闷我们为何要帮他。“或许是因为我有那么点天赋，他们想当一回伯乐，这样等我出名以后他们也面上有光。如果人们问我：‘你是怎么从流浪汉变成诗坛新人的？’我会逐一报上你们的名字——阿迪尔，你，还有马丹。”
巴班吉说我可以在书里写他的故事，他甚至给自己的故事起好了名字，叫《不为人知的生活》。“人们对讨论有钱人的生活乐此不疲，但穷人的生活无人问津。”他说如果我不满意，也可以用《对岸的秘密》作为标题。我说我更喜欢第一个题目，外面的世界（也包括我的孟买）确实对他们的生活一无所知，因为从来都无人诉说。
时间是巴班吉最缺乏也最渴望的。“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一天能写一本书。我每天至少要写五、六首诗。”他从早八点到晚八点替维杰看管书摊，之后步行到不远处的海滨大道，坐在每间售价三百万美金的公寓楼下，和楼里的住户欣赏同一片阿拉伯海上的美景（对巴班吉而言却是免费的），然后写下诗句。巴班吉在比哈尔时从未看过日落，如今他肯定地说：“那是非常、非常壮美的景色。我低头写字，几秒钟以后再抬头，夕阳已经沉入大海了。”我小的时候也曾带着纸笔，在黄昏时到江河宫后头的礁石边，见证并记录下这壮美与哀愁并存的场景。我一瞬也不瞬地看着浴火的夕阳投入海水的怀抱，直到日落月升。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是巴班吉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在笔记本上抄录了瓦杰帕伊描绘兄弟阋墙、隐喻印巴分治的诗作《煮豆燃豆萁》。“我是为谁写诗呢？”巴班吉自问，“我写诗不是为了孤芳自赏，而是为了惠及大众。我希望劳动人民能读到我的诗。我不想我的作品出现在五百卢比一本的精装书里，它们应该刊登在比哈尔福利协会出版的慈善诗集里。”他想告诉人们真正的孟买是什么样的，露宿街头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
若有闲暇，巴班吉便在孟买周游，观看这座城市的日落，也寻访它的废墟。新近有楼房发生了垮塌，他来到事故现场，写了一首题为《血染建筑商之手》的诗。巴班吉带我走过弗洛拉喷泉后曲折的小径，那里是非洲裔毒贩和瘾君子露宿兼贩毒的场所。一天早晨，巴班吉途经此地，见人群忽然聚集起来。原来是警察临检，他们跳下警车，对毒贩紧追不舍。能逃的都四散逃走了，有一个双脚截肢的毒贩却跑不快，正拄着拐杖艰难地往前赶。警察轻而易举追上了他，折断了他的拐杖，当着围观群众的面，用警棍对这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匍匐在地左躲右闪的人一顿毒打。巴班吉目睹了这一幕，很受触动，以残疾的瘾君子的视角赋诗一首。
他还到过圣塔克鲁兹的贫民窟，那里的人们在露天排污管上生活。巴班吉在火车上听一群人唱起了歌，便从口袋里掏出三卢比，请其中一人唱他喜爱的那首《活着就是战斗》。唱歌的人下车后，巴班吉也跟着下了车，并且一路跟回了他们在贫民窟的家。巴班吉看着那排污管和从里头排放出来的各类废弃物：塑料袋、塑料瓶、塑料环、塑料零部件……他回忆起他从前的创造发明，他在科技大赛上演示过的能把塑料变成石油的装置，“我当时就想：这里是个金库啊”！
另一处巴班吉认为“绝对值得一看”的观光地是班德拉和马希姆之间一条长约六十米的河浜。这河浜污水横流，早已发黑发臭。巴班吉给我指路说：“那上面是一片小树林，里头有几幢公寓楼。底下全部是贫民窟，你要是沿着河浜走，至少得有两三百米得一直捂住鼻子，因为水实在是太臭了。”河浜两边住着许多像巴班吉一样的新移民，这些人早八点到晚七点都不在家，极度贫困却不曾乞讨。巴班吉很好奇他们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如何生存，他想为他们写诗。“你能猜到吗？这河里的水是用来浇灌菠菜的。”他对我说，感到无限惊奇。我又何尝不是。
好几个月来，巴班吉都没法在孟买找到一份正经的差事。他说他不能做朝九晚五的工作：“我需要自由，如果我成天坐在办公室，不能走出去看世界，我要如何当诗人？如果不能在孟买体察生活，我又如何写关于孟买的诗？”因为创作的特定需求，巴班吉辞掉了书摊的活儿，想找一份能给他充足时间用以写作的兼职。但书摊老板维杰还是不时请巴班吉回来看着摊子，只因不忍见他流落街头、无所事事。巴班吉如今坐在高等法院外的台阶上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光。
“苏科图先生。”有一天他对我开口道，“我需要一点钱。”
“多少钱？”我问，忽然警惕起来。
“一百五十卢比。”
也就是四美元，对我来说不值一提。但如果我此刻给了他钱，可能会直接改写他的人生轨迹、他的故事剧情。所以我在贾汉吉尔艺术画廊附设的餐厅（萨摩瓦尔）买了价值五百卢比的餐券，凭着这张餐券，巴班吉能在那里领取十五份丰盛的午餐（蔬菜咖喱和米饭）。我没有给他现钞，因为他曾对我说：“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巴班吉常去贾汉吉尔艺术画廊，一待就是半天，好尽情欣赏那里的画作。他说他喜欢萨巴瓦拉[574]的作品，尽管我猜他是听作家沙龙里那些文人雅士这么说的。我们此时坐在萨摩瓦尔餐厅，我看他如同吃法国大餐一般吃一份烤奶酪三明治：他先让三明治就这么端端正正躺在盘子上，然后以极其缓慢的速度一次吃掉四分之一。只要盘子还没完全清空，侍应生就没理由催他走。一次吃多少三明治、以什么样的速度咀嚼和吞咽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哪怕很饿了，擅长科学的巴班吉也懂得如何在炎热的午后尽可能长久地待在凉爽的餐厅里。
巴班吉在科学与诗歌、比哈尔和孟买之间摇摆不定。他花了三年时间研究如何将塑料转变成石油，并在国家级竞赛中获了奖。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如果继续走下去，把成果推广到更大的平台，我就必须回到科研领域。但我想成为一名诗人。我可以把科研成果转让给爸爸。”巴班吉认为科学与诗歌可以在他的生命中并存，“谁说科学不能做我诗歌的主题？”他又说他可能要重回比哈尔，领取什么科学奖。我猜他只是想回家了，但他不承认：“孟买是我命中注定要踏上的土地。我的终点在这里。西塔马尔希的那个我是前世的我，我宁愿都忘记。”
但他的父母不会忘记他，我催他给家人写信。他照办了，在明信片上写道——
亲爱的爸妈：
儿子给你们行触脚礼！
儿子不孝，让你们伤心、失望了，所以只身来到孟买，但求你们原谅。爸、妈，我已决心放弃科学，选择文学，如今在孟买的街头发奋写诗，或许能开启人生新的篇章，也一圆你们的梦想。
如果父母前来寻他，巴班吉说他附了地址：教堂门外弗洛拉喷泉。他就在那儿，一找便能找到。他想着可能远道而来的爸妈，又快落泪了。
“苏科图先生！”巴班吉在周日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我爸爸来了！”
“他在哪儿？”
“他就在这儿，在我旁边。我十一点要回比哈尔了，有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约好九点半在蒙德加咖啡馆碰头。那里离巴班吉露宿的人行道不过几步之遥。蒙德加咖啡馆开在南孟买热闹的戈拉巴地区，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咖啡馆也提供冰镇啤酒，酒樽造型各异（譬如鱼缸形的），极为有趣；桌子紧挨着桌子，年轻的单身汉、背包客以及来约会的男女很容易打成一片。侍应生却假模假样的，他一见巴班吉和他的父亲——两个比哈尔人踏进咖啡馆，从头到尾都故意说英语。父子俩不知所措，我为他们各点了一份早餐。
巴班吉的父亲坐火车前来孟买，路上花了整整三天。他没能剃须，显得憔悴而疲惫。年近半百的他一看就是个老师，秃顶，戴眼镜，挂着友善的笑容。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说着，我不忍心打断。听他用遣词优雅的印地语说话，也是种享受，我想巴班吉对诗歌的热情多少有遗传的因素。
今早五点半，巴班吉的父亲就和岳父——巴班吉的外公一起到了维多利亚终点站。他们从车站走到教堂门，在沿途的书摊寻找着。不久，巴班吉的父亲看见那么几个人睡在一旁的人行道上，其中的一个似乎被吵醒了，掀起了盖在脸上的薄被单，巴班吉的父亲一下子认出他来：“儿子！”巴班吉还穿着离家时的那一身衣服。“当下父子俩相拥而泣。”巴班吉的父亲对我说，巴班吉从小体质孱弱，是个难产儿，说到伤心处，这位父亲几乎泣不成声：“他喝不来母乳，不懂得张开嘴去吮。我从小把他养大，他对我却一无所求。”
少年诗人的眼眶也湿润了。
“这孩子是怎么照顾自己的？”他的父亲喃喃着，握着儿子细瘦的手腕，“父母好不容易把你养到这么大，就这么走了，连件毛衣都没带，也没拿家里的钱。”他们事后才发觉巴班吉带走了一条土布织的被单，而不是更昂贵和保暖的羊毛毯。“那一瞬间我觉得天都塌了，他一走了之，把一个老父亲的希望都带走了。”但巴班吉的父亲又向我解释儿子的所作所为，好像道歉似的，说离家出走并不是巴班吉的错。“这孩子太早慧，他应该把难处告诉我的，但他不想让我操心。那些被开除的学生会揍他，全是因为我的缘故。”
巴班吉离家出走后，他的母亲老是梦见他。在其中的一个梦里，她看到巴班吉抱着头跪倒在路边，正发着高烧，一个好心人帮他起了身。巴班吉的母亲思虑成疾，此后但凡见什么男孩子犯了头痛病，马上会说：“那就是咱们巴班吉啊。”夫妻俩商量着怎么才能找到儿子。在信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像所有走投无路的印度人一样去找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卜了卦，说巴班吉正在瓦拉纳西，住所的外墙是黄白两色的，收留了他的人名叫“拉××”。
于是巴班吉的父亲踏上了漫漫寻亲路，他走过北印度的各个城镇，一路寻找自己逃家的儿子。他在瓦拉纳西挨家挨户找，看有哪一堵墙是涂成黄白二色的。他也询问沿途的学生，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巴班吉的男孩。他走过德奥班德、萨哈兰普尔、阿里格尔……每当在小路上看见少年人，他的心跳总要加快，他扫视着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多么希望在其中看见自己儿子的容颜。但无人知晓巴班吉的行踪。
到4月2日那天，巴班吉的父亲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儿子来他任教的高中找他。巴班吉穿过校园朝他走来，静默无言，他们在梦中没有交谈。在同一天，他收到了巴班吉寄来的明信片。“邮差给了他妈妈一张明信片，她每一天都盼着邮差来，地址是用英语写的。她向我跑过来，我真怕那只是让巴班吉参加什么比赛的通知，信封上已经印好地址的那种。”但落款写着“巴班吉于教堂门外弗洛拉喷泉”。他的父亲来回把明信片读了两遍，然后又读一遍。唯一让他生气的是巴班吉的署名。他此刻掏出明信片来，念出了最末“巴班吉于教堂门外弗洛拉喷泉”前的短语：“你们一文不值又流落街头的儿子”。
“这两个词刺痛了我的心。我的儿子不是一文不值的，更不应该流落街头。”
巴班吉说：“在一般人看来，我就是个流浪汉不是吗？”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在父母的眼里，没有孩子是流浪汉。”
我们身后的点唱机正播放“蜜蜂合唱团”[575]的《言语》：“别让我发现你已离开，因为那会让我流泪……”
收到明信片后，巴班吉的父亲和外公立刻出发前往孟买，结果在一堵黄白二色的墙边找到了就地而卧的巴班吉。很快，巴班吉的父亲又得知：最初收留了他儿子的男人是个书摊老板，名叫拉姆·巴布·乔什。
巴班吉的父亲还有一事不能释怀，即巴班吉没有向学校透露原委，而是忍下了欺凌，中途逃学。“我不会让我的儿子再回西塔马尔希的，我会安排他转学。”
巴班吉不同意：“我要留在西塔马尔希。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不再是好欺负的乡下孩子了。”他是“从孟买来的”、见过了世面的少年，校园霸王会对他刮目相看。
他的父亲对儿子在大城市闯荡的结果多少感到欣慰：“他没走邪门歪道，他好歹受过正规的教育。可是苏科图先生，请你无论如何要帮帮他呀。”他的父亲对我说，“我们只是家长，他更听你的话。”
“作为朋友，你会建议我怎么做？”巴班吉问。他指的是他应不应该回老家。
我说比哈尔现在的情形并不乐观。
父子俩立即抛开分歧，齐心维护故乡的名声：“比哈尔出了很多科学家，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才。我们有十岁就本科毕业的理科神童。”
“我们的土壤可肥沃了。”巴班吉抢着说。还有，最优秀的印度诗人也来自比哈尔。
巴班吉的父亲想让儿子回比哈尔继续科学研究。“科学家也可以是出色的文学家啊。”他坚称。
“我要留在孟买。这里是我命中注定要踏上的土地。”巴班吉重复道，比起努力说服父亲，更像在努力说服自己。“看哪，命运多奇妙。如果我不曾替乔什看管书摊，也就不会遇见阿迪尔了。”
“但你的生活毕竟很潦倒。”我对巴班吉说。
“我不怕。我是睡在大街上，但我也走在人生的大路上不是吗？”
巴班吉为我们念了一首他才作的诗，是他不久前坐市内火车时写的，他觉得没人理解“一力扛起千万人奔驰往还”的火车的痛苦。
“他是从哪里学到这些的？”巴班吉的父亲惊奇地问，“他是怎么入门的？我真是觉得奇怪，他的这些文学特质是哪里来的呢？或许是从我的爷爷那里继承来的，他老人家有许多藏书。”在寻找巴班吉离家出走的原因时，他的父亲找到了一本笔记，也揭开了巴班吉一直以来隐藏的秘密——他在那上面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我当时很吃惊，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以比哈尔的教育水平来看，别说是我，就是硕士生也写不出这种诗。”但巴班吉甚至还没参加过高考。他的父亲一直有个遗憾，觉得此生无缘博士学位了：“我去年发了愿，我这辈子当不了博士，我的儿子总要做到。他的学位应该比我的高两级啊，而不是正相反。”
巴班吉的父亲希望他将来做个教授或者医生。“但不是为了赚钱。”他想让我劝巴班吉重回高中校园。“这不意味着你要停止……你的创作。”他指的是巴班吉的诗歌，很小心地选择着措辞，“如果你有灵感了，可以马上写下来，一天半小时什么的，完全不影响学业。”除此以外——“你也该想想：你何时真的能成名呢？有多少人会认可、会喜欢你的作品？这世上的诗人和作家何其多，功成名就的那些都跑去写电影剧本了，谁又愿意读纯文学？谁需要知道生活的真相？”巴班吉的父亲引用了一句梵语偈颂[576]：“众生皆苦，勘破最苦。”他不赞成巴班吉走文学道路，他振振有词，也说得句句在理。我仿佛听到了爸爸的声音，他当年反对我成为作家时，在我们纽约的家里讲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一切恍如前世。巴班吉的父亲没有横加阻拦，他只是用他的爱和怕、把他人到中年的焦虑投射在了他十七岁的、尚且意气风发的儿子身上。巴班吉自视为诗人，这座城市给了行走其间的他一重又一重丰富的体验和题材，而诗人的身份让他超脱于广厦千万间的富豪之上，且远比他们更为富有。
来到孟买才几个小时，巴班吉的父亲已经想离开了，并且越快越好。他一见面便对巴班吉说：“儿子，我们马上走。孟买是虚幻之城，你看到的这些高楼都建筑在谎言、偷窃和剥削之上。”他也如此对我说：“孟买更是金钱之城，而我对钱向来看得很淡。”孟买还是等级之城、欲望之城，比上永远不足，“始终有人过得比你好，又有人比他们过得更好。”
巴班吉让父亲先回火车站找外公，他收拾好随身行李就到车站与他们会合。他的父亲一口拒绝了，说不会再让巴班吉离开他的视线。今天一早巴班吉去上公厕时，他的父亲便守在隔间门外等着他。和巴班吉一块儿露宿街头的人为父子团聚感到高兴，“但他们不希望巴班吉走。”他的父亲说，他的儿子已经和那些人建立起了感情。巴班吉的父亲当即付清了儿子欠别人的所有钱，也求神明保佑收留了巴班吉的好心人。巴班吉把萨摩瓦尔的餐券还给了我，他详细记下了总共吃过几餐（包括每一餐的日期），里面还有不少余额。
我们三人一起走到书摊边，等着巴班吉收拾完行李。在大城市住过以后，有什么值得带回老家的呢？对巴班吉来说是书，四本不同类别的、他从城市各个角落的书摊搜罗来的宝贝：
《印度教育史及其积弊》
《丹敦浩[577]的历史》
《水——人类最宝贵也最滥用的资源之性质、用途及未来》
随后，我们走到维多利亚终点站，见巴班吉的外公坐在编织袋上，正平静地嚼着干粮。他是个穿兜提的老人，不愿多谈他的外孙，只是请我也去比哈尔。“那里能看的东西可多了。”他自豪地说：古称“华氏城”的巴特那是释迦牟尼的出生地，风光秀美。我问巴班吉的父亲要不要乘夜班车走，既然他横跨大半个印度、花了三天才到孟买，总该稍微走一走、看一看。“我见到了儿子，我就见到了全世界。”巴班吉的父亲说，“他是我的生命之光。我透过他看到你，我也透过他看到美国。他就是我的望远镜。”看着十七岁的巴班吉冲我微笑，他的眼中充满渴望，他的心等待着探索、发现、真正地活过，再看看他身边同样微笑着的父亲，我相信他的这番话是真的。在不久后的夜晚，以及接下来的许许多多个夜晚，在解释复解释、澄清再澄清后，在被又哭又笑的母亲嗔怪过后，在尘埃落定、风平浪静以后，巴班吉会坐在家门口的行军床上，在比哈尔的闭塞小镇上告诉父亲“女王的项链”如何美丽，银幕女神莎巴娜·阿兹米如何将茉莉花环编进了发辫，告诉父亲孟买有豪华的轿车，也有住在排污管上的贫民，告诉父亲诗人们说着英语、喝着啤酒，告诉父亲垮塌的楼房和被压在底下的受害者，告诉父亲人们为争抢水源在公厕前大打出手，告诉父亲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对他释放过些微善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孩子不是吗，好让我们透过他们的眼睛，重新看一遍这个世界。
我们站在维多利亚终点站的大钟下面，通勤者照例往来穿梭。巴班吉在这里和我拥抱道别。“我觉得现在才像离开故乡一样。等回到比哈尔以后，我会遇到从孟买来的人，他们回比哈尔过暑假，我会向他们打听孟买的消息。我也是回比哈尔过暑假的，那里不是我的终点站。”
我问他为何对孟买产生了如许感情。“为什么孟买常在我的脑海心间？因为它是我写作的素材，是我灵感的来源啊。”巴班吉的话简单明了、直击心扉。
他握住我的手，深深鞠了一躬，又将手举到额前行合十礼。头顶的大喇叭正发出响亮的播报声，我们在这巨大的车站就此别过。
“我会去《时代周刊》的巴特那分社投稿的！”他冲我愈行愈远的背影如此喊道。
挤一挤孟买高速运转、异常繁忙，却终归缺乏一点竞争力。
预订过印度火车座位的人对这个表达应该很熟悉：挤一挤。你和另外两名乘客相安无事地坐在三人座上，但一定会有第四以及第五个人凑过来，对你们说：“帮帮忙，挤一挤。”预订全不管用，三个座位五个人坐。你只好挤一挤，你别无选择。
拥挤的孟买早已习惯了人群，不论是在车厢还是公寓。在曼哈顿时，我们的邻居听说苏妮塔的父母要来和我们同住半年，而我们总共只有一间卧室，大感诧异。房东太太还以“多两个成年人，多两分损耗”为由，扣下了一部分押金。但在孟买，无人质疑我们一家能住几口人，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是理所应当的，至于怎么安排他们的起居，那得看我们的本事。
大使牌轿车（印度的老黄牛）近来刊登在某杂志上的广告很能说明我的观点。画面中是一辆冒雨前行的大使牌轿车，其简朴的造型酷似五十年代的莫里斯牛津车[578]，宽大的进气格栅让它的车前脸仿佛永远保持着微笑。如同大象般看似笨拙实则灵巧可爱的大使牌并不宣扬简洁的外观设计、车内的真皮座椅、数字仪表盘、电子燃油喷射装置……相反，它的广告描绘了在滂沱大雨中顶着公文包匆匆赶路的行人，以及挤在轿车前排长椅上的两位乘客与司机之间的对话——
“看，那不是乔希吗？”
“对啊，我们把他也捎上吧。”
“车里坐不下啦。”
“别这样，我们总能挤一挤的。”
多数国家的汽车广告侧重宣传的是驾驶体验——奢华的内饰，宽敞的空间，随香车同行、满足车主虚荣心的美女……但大使牌轿车不然。它不像休旅车那样强调绰绰有余的内部空间，而是坦言驾驶和乘坐大使牌的人会竭力腾出空间。换言之，它所宣传的集体空间是以一再压缩个人空间为前提的。在凡事信奉“挤一挤”的孟买，这也是人们唯一的选择。
我在下班高峰时乘坐维拉尔特快，这可能是拥挤的市内火车线路中最难令人喘息的一趟车。我用双手扒住头顶的门框，前半只脚掌抵着门槛，大半个身体都露在高速行驶的火车厢外。乘客摩肩如云，挤到密不透风，我真担心被人潮顶出车外。“别怕。”有人安慰我道，“如果不小心把你推出去了，他们会再负责把你拉回来的。”
又有人说：“就当自己是在牛栏里吧。”
吉里什为我画过一张孟买通勤者的“阵型图”。在（自北向南）从波利瓦里开往教堂门的火车上，要在中央火车站下车的乘客站在最当中，分别要在乔格什瓦里、班德拉以及达达尔下车的乘客则围绕着他们，按照顺时针排列。如果你第一次坐孟买火车，且打算在达达尔下车，那么你一上车就要大声问：“达达尔！有在达达尔下的吗？”人群会自动自发把你推往车厢的指定地点，好确保你在到站时顺利下车。每一站的站台随机建在不同侧，车厢没有门，只有左右两个巨大的门洞。火车快到站时，你须在列车完全停稳前一跃而下，不然会被涌过来的人潮重新推回车厢深处。每天上午，等火车再度开回始发站波利瓦里时，乘客的人数总多得超乎想象。“这么多人……为了抢座位吗？”我问。吉里什用“你真缺乏常识”的眼神看着我，说：“不，为了抢上车。”谁让火车厢在两站路前（马拉德站）就陆续填满了回程的乘客。
高峰时段的火车一等厢同样严重超载。吉里什的哥哥达门德拉有一等厢的季票，但火车实在拥挤时，他宁愿去二等厢将就。“那里的人更愿意通融。一等厢有住尼皮恩航海路的混蛋，就是不肯挪一步，哪怕挤得青筋暴突也要钉死在原地。”
我对吉里什说我读到过一组数据，说孟买火车的乘客密度达到了每平方米十个人。吉里什张开手臂，“这样有差不多一米。”然后快速计算了一下。“不止。”他说，“远远不止。如果我在高峰时段的火车上垂下手臂，就再也休想举起来了。”人们在火车上的行动不由自主、随波逐流。若你足够轻，可能都无需双脚着地，自会有人紧紧将你架住。1990年的一项政府报告显示，一辆有九节车厢的孟买火车的载客量为3408人。到1999年，这一数值上升到了4500人。记者帕特瓦丹在投给《纽约时报》的稿件上如此写道：
可笑！我们巨细靡遗地规定不同型号和尺寸的车辆只能运载为数多少的动物（奶牛、水牛、山羊、驴等等），否则就是违反《防止虐待动物法》，会受交通部出台的纪律条例的处分。可悲！我们生而为人却没有制定任何法律法规，强令车辆一次最多只能运送多少乘客。
我问人们如何能忍受这样恶劣的乘车环境，他们耸一耸肩，说你总会“习惯”的。
通勤者于是习惯了一起出行。吉里什和另外十五人每天乘同一辆火车。他走进车厢时，已先他几站上车的人会拍拍大腿，让吉里什坐过去。他们一块儿吃早饭，每人带一道家常菜：土豆焖饭、香料米饼[579]、炸土豆饼……他们在局促的车厢打开饭盒，与大伙儿共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也很会自得其乐，讲笑话、打牌、唱歌，甚至还有人打起响板，给众人伴奏。吉里什很清楚每辆火车上的“金嗓子”是哪几个人，譬如每天八点一刻出发的那趟车上就有特别擅长民族主义（同时也是反穆斯林）曲子的歌手。擅长拜赞歌、会斗歌的也大有人在。对抢到座位的乘客来说，歌声令他们的旅途稍稍好受了些；对只能干站着的乘客来说，歌声或多或少替他们解了闷。等吉里什开始替卡马尔做事以后，尽管在米拉路上的家中办公即可，他依然每周乘一次去中央车站的火车，就为了和伙伴在车厢共享早餐的那份愉悦。
孟买的火车厢不亚于热闹的集市。小贩在女性专用车厢兜售内衣，高腰且极为宽松的内裤被一只只手传递着、检视着，买内裤的钱又被这一只只手递回给小贩。有的妇人因为一到家就要做饭，已争分夺秒在车厢里切配起了蔬菜。孟买市内火车上的广告和纽约地铁上的并无区别，对治疗难以启齿的疾病也从不避讳，不论是痔疮、阳痿还是脚气。淹没在人堆里的乘客可以放心浏览广告，因知晓紧贴着他的每一个乘客都可能患有相同的隐疾、可能需要服用相同的药剂或进行相同的手术而略感宽慰。
孟买火车的西部线以美告终，东部线则以丑作结。自可见大海的查尔尼路站开始，直到终点教堂门站为止，孟买变作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随着清真寺、天主教堂、印度神庙、拜火教庙宇以及混迹其中的贫民窟在车窗外迅速倒退，孟买不再是粗俗的孟巴，而是旧时的美丽都会。忽然之间，海滨大道、蔚蓝的天以及碧绿的海水映入眼帘，所有乘客举目远眺海湾，重新开始呼吸。
而东部线（又称海港线）越接近终点，也就越接近贫民的卧房——有些违章搭建甚至距铁轨不足一米，人们翻身下床便能踏上铁轨。年幼的孩子从屋里出来，在铁轨上玩耍，每年有千人丧命于火车车轮之下。火车上的乘客也未必安全。他们倘若仅抓住车门（或窗框）而把身体探出车外，沿途的电线杆可能成为夺命的杀手。平均下来，每月有十个人在火车高速拐弯时被突然出现在视野中的电线杆无情斩首。吉里什坐九点零五分那趟火车（自乔格什瓦里发车）的朋友便因此丢了性命。就在去年，他们的另一个同伴在玩“真心话大冒险”时爬上了行驶中的火车车顶，被隧道拱门狠狠撞了一下，大难不死。吉里什思索着这两起事故背后的不公：爱炫耀的小流氓活了下来，而吉里什几分钟前才帮忙拉上火车、静静扒住窗框的青年却死了。
帕里什·那斯瓦尼是坎迪瓦利地区的风筝零售商，他提供一项十分独特的社会服务：为在火车事故中丧生的受害人送裹尸布。大约十年前，那斯瓦尼在格兰特路站见一男子被火车撞击身亡，铁路工作人员撕下车站的广告横幅盖在他的尸首上。“人死要以白布遮身，不论他生前信仰什么。”那斯瓦尼暗暗想道。从此以后，每个周四，他都前往各大火车站无偿提供崭新的白布，其中最大的车站（安泰里站）每周收到的布匹长达十米，站长会在那斯瓦尼的记录册上签字盖章。那斯瓦尼一年送出的白布少说有六百米，但还是供不应求。在孟买，每年死于火车事故的至少有四千人。
最近，有人问孟买郊区铁路[580]局的经理：我们的铁路系统有没有改进的可能，以便为每天逾六百万乘客提供较为舒适的乘车环境？经理的回答是：“在我有生之年是绝无可能了。”诚然，如果你搭乘火车在孟买市内通勤，你必然留意到每一具热烘烘、汗津津的人体——它们自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比照你的每一寸曲线紧缩折叠，熨帖着你，挤压着你，就连爱人的拥抱都做不到这样严丝合缝。
阿萨德·本·赛义夫在一家非营利机构工作，多年来出入贫民窟，为缓解印穆冲突不懈努力，但也因此见证了孟买社会结构的缓慢崩塌。阿萨德原籍比哈尔邦的巴加尔普尔，那里不单常爆发全印最严重的印穆骚乱，且是法律真空带：巴加尔普尔的警方曾血腥镇压当地民众，用钩针和硫酸弄瞎了一群穆斯林惯犯。然而就是这样的阿萨德——见过了太多世间丑恶的阿萨德，在我问他是否对人性失望（乃至绝望）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不，我对人性很乐观。”他说，“看看孟买火车上的那一双双手你就知道了。”
在孟买，如果你上班快迟到了，你冲进车站，火车刚要驶离站台。你正预备加紧跑一小段、跳上火车，抬眼一瞧，车厢里已经伸出一双双手来，像一片片全然舒展开的花瓣，随时等待奋力一提，将你拽上火车。人们一定会设法拉你上来，也一定会为你腾出一点点立足之地，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火车厢的门是敞开的，你不得不用指尖牢牢抠住门框，但也不能探出车门太多，以免被铁路沿线的电线杆削掉脑袋。但往好的方面看，刚刚发生的可不是小事：和你一个车厢的乘客向你伸出了援手，在你上车以前，他们已经这样站了几个小时，车厢闷热难当，乘客汗透重衣，比奶牛水牛山羊驴的待遇都不如。但他们依然对你心生同情，知道如果错过这班火车，老板可能要冲你发火，上司会威胁扣你的奖金，所以他们在已没有空隙的车厢里再挤一挤、又匀一匀，只为多容下一个你。他们伸手握住你手的一瞬间，不知道也不在意这只手的主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又或基督徒，是属婆罗门还是贱民，是出生在孟买还是今早刚抵达孟买，平时是住马拉巴尔山还是乔格什瓦里，原籍孟买还是孟巴又或纽约……他们只知道你试图登上这列车，前往这座黄金之城的下一个目的地，这便足够了。“快上车！”他们对你说，“我们可以挤一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