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唯一值得一提的气象就是雨季。今年的第一场雨来得早，才五月中旬，我便闻到了山雨欲来的味道。我对大楼里的工人说：“要下雨了。”
“这就下吗？”他们问，很吃惊。
这就下。我太熟悉这种味道了。
从儿时至今，向来如此。雷要连打四天，我们抬头看灰白色的天，在火辣辣又湿漉漉的空气里和动物一块儿大喘气。忽然就刮风了，风卷起沉睡的沙土，打着旋把它们吹走。“今年夏天比以往更热，也更长哪。”尽管去年以及过去的每一年人们都这样说，这是夏末秋初的老传统了。
这样的天气更适合踢足球、跳房子、打弹珠。漫长而炎热的夏季不是打板球的好时候[525]，我们无精打采地挥着球板，百无聊赖地等待天气凉爽下来。
每一天阴云都积得更厚，有时会变成浓黑的乌云。鸟儿飞快地扇动翅膀，像要赶在暴风雨前尽快逃离。我们穿着旧衣裳来到院子里，等待着，期盼着，很快失去了耐心，互相追打嬉闹，捉弄那些身材瘦小又不甚灵活的玩伴。我们戳破汽车轮胎，在女校的院墙上写乱七八糟的打油诗，听邻家的老太太念叨着：“要下雨啦。要下雨啦。”
可是雨没有下下来。
农民严阵以待，政府高度警戒，谁让报纸上满是揪心的天气预报。女校的绿草坪蔫了，不许人踩踏，我们却偏要溜进校园，在校工精心维护的花圃里打曲棍球，把娇嫩的花苗碾在脚下。
大海也懒洋洋的，快要睡着了似的，急需一场大雨唤醒重新涌动的活力。我们来到浅滩一试身手，捕捞退潮时悄然留在岩缝间的小鱼小虾。
城市缺水严重，水管里空空如也。
没有水洗身体，也没有水洗被身体穿脏了的衣服，就连喝水都成了问题。运水车逐一从内陆抵达，佣人们提着水桶大排长龙，为能打到这又咸又涩的水支付高昂的费用。可是她们难免冒失，水没提回家便在中途洒了一半，让干渴的大地迅速吸收了，女主人见状自然要训斥她们一番。
夜晚，疲惫的人们梦见河流与瀑布。他们在影院观看克什米尔的鹅毛大雪，还有女主角翩翩起舞时被大雨打湿的纱丽。他们凝视银幕上从天而降、源源不断的水流，不论是雪水还是雨水，不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他们的凝视如此贪婪，他们如此沉默。他们买来录有海浪奔腾和溪水潺潺声的卡带，听着清澈山泉叮咚流淌，方才渐渐入睡。
直到那一天。你知道暴雨将至，你闻到它从海上登陆的味道。风刮得越发紧了，沙尘暴显出威力，仿佛全世界的尘土都升到了空中，自打开的窗户倾泻进来。如果你正在楼下玩耍，那你必定要停止游戏，捂住嘴巴，闭上眼睛。沙尘钻进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从未像此刻一样讨厌夏天，你一整天都汗流浃背，你再也忍受不了哪怕一秒钟的闷热。
头顶的云快速涌动，仿佛天庭正有两军交战、谍报频传。天变成了青黑色，好像吞下毒药的湿婆的青颈[526]。
然后，第一滴雨落了下来，细如牛毛，几不可查。你还以为自己弄错了，大约是空调在漏水吧。
树叶沙沙地响，树枝在风中簌簌抖动。风坏脾气地摔打门窗，不时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鸟儿急切地朝筑在大楼檐下的巢飞去，它们清楚一切并非错觉。
又有几滴雨同时落下，这一回所有人都明白过来。佣人和太太们冲到窗边麻利地收衣服。
一道巨大的闪电撕破天空，随即是仿佛劈向地心的隆隆雷声——然而这并非雷声，而是千万孩童发出的欢呼，因为终于、终于！倾盆大雨如约而至。你出了那么久的汗，你的身体太渴望它的浇灌，你和奶牛还有乌鸦一样早早察觉了它的逼近，现在它总算来到了。父母教育过你：不要在第一场雨落下来的时候站在外面，但你不会听，他们训斥你也不管用。第一场雨是黑色的，带着大气中所有的尘土和污染物，如果淋到了会生病，但你才不在乎。满世界的孩子都出门来了，他们在大雨的街头、停车场、水渠边手舞足蹈。车流也向孩子们臣服，因为无法无天的孩子有势不可挡的雨季给他们撑腰。豆大的雨点密密地砸下来，你被困在铺天盖地的雨幕中，远处近处，除了水还是水。这就是雨季的威力，它用雨水建起城墙，借雨水造就世界。闪电照亮了天空，又转瞬即逝，你仰头承接雨水，洗去一身暑气。雨水落进你的眼、你的鼻、你的嘴，冲走一切罪孽、一切哀愁。
雨停后，空气突然变得清甜。树木、灌木丛、草地释放芬芳，长长的蚯蚓从柔软的泥土中探出了脑袋。孟买的人们打开窗户，让被雨水洗净的空气涌进室内，带来一晚好眠。而今晚的你会睡得尤其香甜，因为夏天的第一场雨来得早了，距离开学还有整整十五天呢。
孔雀宫综合高中钟还在老地方。我坐在校长办公室，见校工进来，探身到窗外，用力拉扯那根儿臂粗的白绳，洪亮的钟声便一阵阵传来。我太熟悉这钟声了。由绳索带动的笨重铜钟，多年来在小操场另一头的建筑顶楼坚守岗位。钟声可能是报喜的放学铃，让我们得以从一天的酷刑中解脱。钟声也可能是报丧的上课铃，意味着库来什老师即将走进教室。这位印地语老师向来喜怒无常，难怪她的语文课和生理期[527]是同一个单词呢。
“学校想表彰你。”绰号“平头”的前自然常识课老师兼现任校长微笑着对我说，“11月14号会有一个颁奖礼，到时候，板球运动员萨利·安科拉啊，歌星舒维塔·谢蒂啊，设计师克里希纳·梅塔啊……都会出席，你们现在是孔雀宫的荣誉校友啦。”平头的语气十分欢快。他把刊登着“苏科图·梅塔获奖消息”的报道剪下来，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我如今也算荣登“杰出校友榜”了。为此学校寄来邀请函，郑重其事地说明对我“在文学领域的突出表现感到由衷的自豪”。谁能料到，在我读书期间不曾显露一丁点“由衷的自豪”，反而因为我拙劣的字迹以及不肯抄笔记的“出格行为”体罚我的孔雀宫，会在二十多年后想要表彰我呢。
孔雀宫是孔雀宫综合高中[528]的简称，全称是“纪念南达库马尔·拉姆尼克拉尔·帕里克夫人的孔雀宫综合高级中学”。孟买有一条同名的路——从海滨通往马拉巴尔山的小径便叫做“孔雀宫路”，这让学校非常得意，也因此出了名。小径最初的名字“荒野路”在路边褪了色的变电箱上隐约可见。后来荒野不再，路名自然也改了。
我们从前住在孟买，多年后孟买变成了孟巴，孔雀宫见证了孟买和孟巴怪异的并存。它是古吉拉特和马瓦里商人的孩子们上学的地方，不像教会学校（譬如大教堂和坎皮恩[529]）那样高高在上。和精英阶层不一样，我们的父母亲讨论的是粮食的价格，而不是格什温[530]的风格，我们这些商人的孩子吃的是油炸薯饼，而不是法式鹅肝。孔雀宫自称用两种语言——古吉拉特语及英语教学，但所谓精心创建的英语氛围其实形同虚设。从管理层到教职人员都竭尽所能督促我们用英语交流，可我们偏偏只用印地语和古吉拉特语唧唧喳喳地闲聊。曾有老师忍无可忍地冲我们喊：“蠢驴，都给我讲英语！”
我回母校孔雀宫时，体育老师马斯卡瓦拉先生已等候在校门口了。他用汗津津的手掌同我握了手。马斯卡瓦拉仍旧是全校师生取笑的对象，长着兔唇的他也或许仍旧想博取天主教女老师的好感。他带我穿过校园，经过石雕的象头神像以及为妙音天女建的小小神龛，也经过一排排水龙头——我们用手掌接冷水喝的地方；光看水槽里的食物残渣（学生漱口时留下的）就知道他们午饭都吃了些什么。我们又经过小操场（我还记得我在童子军课上学做波夫巴哈吉的情景），进了边上的一栋建筑，来到三楼的校长办公室。眼前的一幕似曾相识：两个男学生站在平头的办公桌前，平头叫来维尔马先生（孔雀宫的生物老师，因为带着活鱼来上解剖课而让笃信耆那教的校董[531]惊骇不已），当着那两个学生的面说：“写检讨和记大过已经不管用了，你这就把他们请出学校，一旦开除学籍，他们休想再拿到毕业文凭。”维尔马依言把“前途未卜”的学生带走了。我忽然想起十四岁那年，某个老师因为我在课间休息时关上了教室门，狠狠扇了我一巴掌，又把我拖进同一间校长办公室。当时的副校长大笔一挥开了肄业证明，吓得我大哭不止，以为这样一来我到美国后再也没法上学了。副校长任凭我惶惶多日，在我反复的恳求和道歉下才收回成命——他不过是为了满足施虐欲而戏弄了我一番。
当年的老师如今都老了，看上去和校工没有什么分别。平头说学校管理层响应政府“教育平等”的口号，把马拉巴尔山附近贫民窟的孩子都列为了招生对象，这导致孔雀宫的生源质量每况愈下。我和为竞选拉票的加娅万提·梅塔到过平头所说的贫民窟，他统称那里的居民为“低贱阶层”：“我们学校可真是慈善机构了。”孔雀宫规模庞大，总共一千八百名学生由大约六十名教职工轮流照管。学校里弥漫着阴郁、衰颓之气，放学后从校门鱼贯而出的孩子比之我当年的同学肤色更黑、穿着更邋遢、发型更不入时。“现在的孔雀宫是洗衣工和计程车司机的孩子念书的地方。”我的堂兄告诉我道。我回母校探望时，平头又对我说：“从前，有钱人和贵族把孩子送来孔雀宫，可如今，你不想让你的儿子到孔雀宫接受教育，你会把他送到‘新世纪’。因为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和你家司机的孩子在同一个班上学习。”照平头的说法，孔雀宫正在所谓民主进步、实则江河日下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我问平头：如今要惩戒学生，学校用的是什么手段？“‘吓唬’他们那是肯定的。”他把“吓唬”二字说得特别重，带点咬牙切齿的味道，边说边摆着手。“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体罚学生了，不过偶尔收拾他们一下还是必要的。”他承认道，随即高声笑起来。“你也知道我和维尔马先生管教学生比较严厉，我们甚至打过学生的耳光。”没错，就像你当年掌掴我那样。
我连着两天在报纸上读到体罚学生的报道。昨天的文章里说：孟买某校初一的学生因为没有按时交作业，被老师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剥下衬衣，并要求他当众脱掉校裤。老师在学生推挡时用力拉扯其裤链，弄伤了学生的下体。这名学生回家后躲进卧室，后来发现自己无法正常小解。“他受了相当大的刺激。”学生的父亲表示。在同一所学校，幼儿部的老师要求某孩童出示家校联系册，但册子被别的孩子拿去玩耍了，失去耐心的老师于是将孩子带到隔壁班级，也当众脱光了他的衣服，底下的孩童纷纷喊道：“羞羞脸！羞羞脸！”记者为此采访了心理咨询师，她首先对两位教师的行为作出了谴责，又建议当老师需要管教学生时：“应该让全班同学参与进来，共同制定奖惩措施。”我想，当年的孔雀宫若是引进了这套理念，让全班学生一起来拟定惩罚办法，那会有多么不堪设想：无邪孩童的邪恶是极其可怕的。
我又在今天的报纸上读到：乔格什瓦里一名七岁女童因忘了在笔记本上粘贴火车图形（她的美术作业）而遭任课老师先后用戒尺及手掌抽打其四肢、背、面部。女童在放学后默默走回了外婆家，隔天即出现呕血的症状，头面部及躯干淤血，肝脏严重受损，经医生诊断，其额头的血管有随时破裂的可能。如果她能活下来，她的父母表示会继续让女儿回校学习（家中的另外三个孩子也在同一间学校念书）。涉事美术老师遭逮捕后很快获得了保释，他所就职（以及生命垂危的女童就读）的学校叫做圣雄甘地学校。
这个名字并非巧合。圣雄甘地早早预知：如果任由情态发展（如果这个国家的教育不对教育者本身加以遏制），那么打着独立运动旗号的印度国民实则是史上最为野蛮的民族。印度人自幼经受暴力，成年后再遇肢体冲突，他首先回想起的一定是自己的校园时光。孔雀宫的老师体罚起学生来从不手软，他们对如何责打最能激发痛苦轻车熟路，且毫无愧疚。“你知道吗？体罚学生是违法的。”我们互相悄悄说。如果谁在课堂上发出一丁点噪音，全班都要受罚，不论男学生还是女学生，每人要被戒尺抽两记手心。我们发现了一种减轻疼痛的办法：先用手掌揉搓油腻腻的头发，然后手心朝上，略微倾斜到某个特定的角度，这样戒尺打下来时不会结结实实抽到皮肉上。我们也着实无奈，盛怒中的老师在打我们手心时常失了分寸，把戒尺都抽断了。
只要老师提出检查笔记，那我便在劫难逃了。还是学生的我们要在笔记本上写下老师说过的每一句话，也就是他们照本宣科的内容——老师在课上把教材一字不差地读一遍，随即让我们在考试时一字不差地默一遍。教育变成了机械的重复和背诵，所谓的“烂熟于心”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抄写的这些笔记占总成绩的百分之二十，但我内心有个声音竭力抵制这种愚蠢的应试，在其他学生都忙着互抄笔记以应付第二天的检查时，我一个字都没有写。早晨我被妈妈叫醒，第一个念头是“我今天又要挨揍了”。我刷牙洗脸，换上干净的校服，一口气喝干妈妈递过来的牛奶，然后振作精神、大步流星地走向刑场——孔雀宫的教学楼。
上课的时候，我望着教室墙上的挂钟，就好像那是我此生最要好的朋友、最亲密的爱人，我默默祈祷，盼望分针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顶好下一秒下课铃声就响起。有时老师会忘记检查笔记，所以下课铃带来的是死囚忽得大赦的狂喜，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都是欢乐的，直到慢慢地，夜幕降临了，恐惧重新像浓雾一样包裹了我——明天，老师不会再忘记检查笔记。刑罚并未撤销，它只不过延期执行了。
孔雀宫的老师尤其擅长这样一种惩罚：他们让学生站到讲台前，脖子上套一块白色硬纸板，纸板上用加粗的黑体字写着“我没有做作业”。这六个字如此巨大，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学生也能清楚看见。有一天我恰好没有做作业，老师往我脖子上套了硬纸板，我注意到上面有一道道黑色的痕迹，当时还觉得奇怪。我脖子上挂着纸板，不单要站在自己班的同学面前，也要到这一层楼的所有班级露面。隔壁教室的门打开了，我百般不情愿地走进去，在征得任课老师的同意后转过身，面对四十个同校不同班的孩子，沉默而无比难堪地站在那里。孩子们最乐见其成的便是其他孩子遭受痛苦，尤其是在孔雀宫，这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辣辣的刺痛。我受的羞辱让别的孩子感到快意、感到解脱，所以教室里爆发出一阵阵嘲笑和口哨声。起初我试着和他们一起笑，就仿佛我也认为眼下的处境如此有趣、如此滑稽，但我笑不出来。我很快明白了纸板上的黑色痕迹是什么——那是被之前挂着它承受讥笑的孩子所流的泪冲刷出来的。那一天，纸板上也留下了我的泪渍。在一个教室结束“展览”后，我必须前往下一个教室、再下一个教室、再下一个教室……最后靠墙站到走廊上，在来来往往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难安而徒劳地试图隐藏起这种羞辱。
尚且年少的我们应对一切羞辱的办法唯有笑。不是友好、善意的笑，而是讥刺、粗俗甚至邪恶的笑。我们私底下对男老师百般挖苦、对女老师极尽无礼——“大咪咪”伊索老师还有更缺德的外号呢，我们管她叫“汽油泵”。我们在同学被体罚时幸灾乐祸，以至于受罚的学生也只得佯装不在乎地加入羞辱自己的行列。再遇孔雀宫的老同学时，我们不约而同回忆起当年的体罚，我们如今可以对粗暴的耳光置之一笑。但我们到底难忘曾遭受的痛苦，就像其他学校的学生难忘在校庆时的演出或代表学校获得的荣誉奖章。
儿童节[532]那天，我携妻儿前往折磨了我九年的孔雀宫，参加颁奖典礼。
“这是苏科图·梅塔。”我走上领奖台时，平头对已经坐在台上的其余校友说，“比尔·克林顿给梅塔颁过文学奖！”
“不不，不是的。”
“比尔·克林顿总统给梅塔颁过文学奖。”
“没有，不是的！”我说，加重了语气又强调一遍，同时摇了摇头。
“比尔·克林顿没有给你颁过奖？”平头问我，语气中带着一丝狐疑。
“没有。”
“那是谁给你颁的奖？”平头追问，沉下了脸，像是抓到我考试作弊似的。
我沉吟片刻，琢磨着平头有没有可能听过吉尔斯·怀丁夫人[533]这个名字。然后我回答：“是……一个文学院给我颁的奖。”
十五分钟后，我听见主持人——一个打领带、穿牛仔裤白衬衫的学生向台下的观众介绍我道：“让我们掌声有请苏科图·梅塔，比尔·克林顿亲自颁发的文学奖的得主！”
我不是当天唯一“隆重登场”的人。主持人在介绍另一名杰出校友、如今的空手道教练时饱含激情地宣布：“他拥有黑带十六段[534]的殊荣！”底下的观众发出了轻笑声，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把孩子送到这名教练的班上学习空手道，只为让儿子有一技防身。一个老师匆匆奔上台和主持人耳语了一番，他立即改口道：“不好意思，是黑带六段。”在我们还是学生时吝于褒奖的孔雀宫，此刻却以夸张乃至歪曲的言辞赞扬我们取得的成就，好似要补偿多年来对我们的亏欠。所以在康奈尔[535]念工商管理学硕士的校友被主持人夸得天花乱坠，说他是“康奈尔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工商管理学学员”。在国内草地赛夺冠并取得二十一分的校友，则摇身一变成了主持人口中“再获一百分便能挺进温布尔登的天才网球选手”。不论出席颁奖礼的校友从事什么职业，是宝石商、包工头还是医生，承蒙主持人抬爱，他们今天都当了一回“行业翘楚”，哪怕是滚珠轴承生产商也在主持人的吹嘘下成了“滚珠轴承业大亨”。这些杰出校友中只有一位女性（孔雀宫自封的“亚洲最佳设计师”），她正巧坐在我旁边。台前的嘉宾正滔滔不绝痛陈现代教育的弊病，我和设计师躲在后头悄悄话当年。不一会儿，我们曾经的劳技课老师走进了会场，她穿着半透明的纱丽，用指甲花染红的头发显得格外耀眼。我还记得这个老师，她教我们用粘在一起的火柴盒搭坦克模型，又让我们把小植物种在花盆里——我的那几棵没几天就死了。“她说我太笨手笨脚，连针线活也做不了。”“亚洲最佳设计师”对我耳语道，“我真想告诉她：我现在就是靠做针线活吃饭的。”
去康奈尔进修工商管理学硕士的校友是我同班同学的弟弟。他笑着提醒我：“我昨天和我哥说，苏科图也会来参加颁奖礼，他说‘就是那个字写得超级丑的人啊’。”这是我在孔雀宫保持的校纪录，我唯一的强项、我的传奇：字写得超级丑。我在老家加尔各答念书时，学校教我们写的是连笔字，但我二年级转学到孟买后，忽然被要求写端端正正的楷书，我的字便是从那时候起练坏的。我的手就是写不出符合要求的豆腐块，为此不知挨了多少下老师的戒尺。我的字至今还停留在从行书到楷书、从加尔各答到孟买的过渡阶段，是只有我自己才看得懂的一种新字体、他人眼中的天书。孔雀宫的老师改到我的作业就头疼，我的作业本从一个办公室传阅到另一个办公室，众人啧啧称奇地感慨着：“当苏科图的老师不容易啊。”有老师把我的字比作抽象艺术，也有老师说那就是沾了墨水的蚂蚁从纸上爬过留下的鬼画符，某个特别偏爱我的老师则说：“圣雄甘地的字也写得很难看。”我大得安慰，还一度到处搜集甘地的书信影印件，直到我确信字写得丑并不妨碍我长大后有出息，并且字写得越丑的人往往越有出息。但我当时的英语老师显然不这么想，她甚至不愿批改我的英语作文，于是我最擅长的学科——英语很可能会不合格。爸爸忍无可忍，为我请了一名书法家教。
我的这个家教是在另一所古吉拉特学校教画画的先生，长得贼眉鼠眼的，留着八字胡，戴着镜片厚如啤酒瓶底的黑框眼镜。我在第一节课后便发觉：这教书先生还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他说他要先教我绘画的基本功，这样我才能把书法练好。我在他的指导下画素描：两只手紧握在一起，老师说那是印度-苏联永结友好的象征。之后的课上，老师又让我大写特写主题为“印苏人民大团结”的文章，说是让我边写作边练字。我的宝石商父亲只知道他的儿子上了一节又一节书法课，但写字毫无长进，他所不知道的是——在他每天以资本家的身份剥削劳动人民的同时，他唯一的儿子却在他的家里、花着他的钱接受系统性的阶级斗争的洗脑。爸爸辞退了我的家教，我的书法还是糟糕得天怒人怨，但我对苏联的了解可不止一星半点了。
说回颁奖礼。现在起身的是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卡努老先生，他是孔雀宫的董事会顾问。戴着白色甘地帽的卡努不得不在获奖嘉宾向他致敬时一次又一次站起来。每当主持人念到某个嘉宾的名字时，助手就会捅捅老先生的背，老先生便一下从瞌睡中惊醒，一倾身，再晃悠悠地站起来，为获奖人佩好绶带，然后又一次心满意足地坐下、进入梦乡。我左手边的医生校友凑过来对我说：“我上周才替他检查过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我很担心。”如果卡努老先生在儿童节的颁奖台上咽气，着实会令学校尴尬，但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也不失为一种“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颇有诗意的死法。
颁奖礼结束后，我们走下台。我急于寻找出口，想尽快离开，却跟着人流被请进了后台。开溜无望，我只得和妻儿为一盘盘递到手中的咖喱角和三明治道谢。我很紧张，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过去，至少不是在这里，不是和这些人一起。
“你好呀，苏科图。”忽然有人对我说。我转过身，我面前站着的是个矮小的黑皮肤男人，一脸苦相，不过此刻倒是满面笑容。“你不记得我了。”他说。
我记得，并且一下就想起来了：“乌维什？”
乌维什和我握了握手。我本应该跪下求他原谅，二十多年前，我用最不堪的方式伤害过他，那段记忆带给我的羞愧至今留存。
那时的乌维什也住在江河宫，他像只爱惹事的小耗子，尤其喜欢也格外擅长挑唆大象们大打出手。他会把话添油加醋搬给这个孩子王听，又如此这般对另一个孩子王嚼舌，然后兴致勃勃地看两个大块头大打出手。乌维什是个长着一脸麻子的小瘦猴，在他学会这招离间计以前可没少挨揍。有一天他的母亲过世了，他剃了光头。[536]没出几日，我同他不知因为什么闹了矛盾，我想狠狠教训他一次。我打赢过他好多回，但他从来不哭，他早已学会了像所有弱小的男孩那样：挨打受欺负却不掉一滴眼泪。所以那一天我冲他喊道：“我知道你老娘嗝屁了！”我们楼下的空地忽然死一般地寂静。我那时最好的朋友（他原本也想揍乌维什一顿的）使劲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我还记得那天的乌维什一句话也没说，从头到尾紧闭着嘴唇。我最不想面对的过去、我的阴影、我的梦魇此刻竟然站在我的面前，为什么？
然而乌维什仿佛什么仇也不记得了。他热切地同我叙旧，对我说他还住在老街坊，现在也做宝石生意。他成了家，有了孩子。他怎么竟能忘记我在他最痛苦、最脆弱时对他的所作所为？他或许能忘，但我绝不能够。我不晓得还会有谁过来打招呼，但我又怕再没有人过来同我打招呼，害怕被忽视，害怕被独自留在过去的记忆里。我站在那儿，感觉墙壁从四面将我围困，我呼吸困难，迫切地想要离开。乔达摩吃完了小点心，问我能不能再要一只咖喱角。我牵着他的手，带着他和苏妮塔离开了后台，离开了学校，走到外面的街上招计程车。那里头太危险了，我见老同学比见黑帮分子更紧张。我也知道我应该留下，看看还有谁会记得我，看看还有谁会对我讲述他们——我们的故事。但回忆太近，我猝不及防，哪怕在街上也难逃往事的追捕。一个女人笑着朝我走来。她也住在江河楼，是之前常霸占我车位的男人的弟媳。她说她倒不知我也是孔雀宫的学生。我礼貌地笑一笑，口不对心地寒暄两句，然后连拉带拽把我的妻儿送上了计程车。
但我得重回孔雀宫。那里囚禁了我九年的时光，我必须和它作个了断。我一拖再拖，直到避无可避时才动身。
第二次回母校，我拾阶而上，心扑通扑通跳得飞快。我在就要走到二楼时停下了脚步，吸引我的是橱窗里《林肯致儿子老师的信》一文。学校应该还保留着我的成绩单和学籍卡。我终于鼓起勇气，请教务处的校工替我找回过去。对方不情不愿地翻出陈年旧账，显示我从1977年起退学，我在学籍卡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种姓一栏写着“巴尼亚[537]”。同一页上，其余学生的评定都是“优”（除一个“差”以外），我的“学业表现”是“良”，“品德表现”是“优”。
我五年级时取得过全班第一的好成绩，此后便一路下滑，到我退学去纽约前，我在班上的排名一直在中下游徘徊。每次高考放榜，前三甲的照片总要登在报纸上，为他们曾卖力就读的补习班做广告。天之骄子们也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的眼镜，看上去一副手淫过度、气血亏虚的样子，哪怕照片底下写着他们的大名以及诸如“全印高考第六”这样的荣誉，他们的脸上也殊无笑容。事实上，他们大约已经有很久不曾笑过了。而他们将来的出路不外乎政府机关、国资企业，好让我们这些从小不好好念书、终日瞎混胡闹、令寒窗苦读的他们无比嫉妒的老同学懂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残酷。
校工把我叫进了总务处。身兼多职的维尔马先生正从两个女学生的手里接过一大捆纸币。我还记得他用带有浓重南部口音的英语为我们上数学课的样子：“X（捱克寺）轴和Y（外）轴相交……”维尔马同我打了招呼，解释说这笔钱是“从家长口袋里掏出来给教职工的。我们在苏仁德拉那加[538]还有一所希望学校，专门资助贫困家庭的女学生，上面的经费几乎都拨给了那边。孔雀宫确实拿不出多余的钱了，除了少数几个像我这样补补课、赚点外快的同事，多数老师的工资都达不到印度薪酬委员会的标准，所以家长们就尽己所能地补贴一点……”维尔马并没有暗示什么，但我猜他如此详尽地为我介绍学校的财政状况，可能多少含有这样的意思，于是我说：“也许我可以给学校捐款。”
“你能来就已经足够了！”维尔马立即答道，“你能来就是最好的捐款！”他殷勤地带我参观校舍。教学楼的一楼一律改成了办公室，只除了一间音乐教室——一群女生正在里头排练爱国歌曲，老师坐在地上用簧风琴为她们伴奏。我们走进二楼的不同教室，学生见我们进来，整齐划一地起立，直到维尔马请他们坐下。“这是苏科图·梅塔。”维尔马向孩子们介绍我道，“他是全职作家。美国总统亲自给他颁过奖。”我又一次试图纠正这个说法。“那是谁给你颁的奖？”他问。我无奈地意识到在孔雀宫，“美国总统给我颁发怀丁奖”的名头怕是要一直跟着我了，就像电脑程序中一行不可逆的错误代码。我打消了再一次纠正维尔马的念头，换了种说法：“是……美国政府。”这个回答让维尔马很满意。“美国政府给了苏科图奖学金。”他继续歪曲我的话。学生热烈鼓掌，我羞窘异常，真想即刻从教室逃走。如今孔雀宫对我的肯定，就像它当年对我的体罚一样令我难以忍受。
我们又走进一间教室，维尔马问学生是否有问题要请教我。“他发表了很多部小说。”他告诉孩子们道。我于是问：如果我来孔雀宫当老师，能教孩子们什么？“几何！”他们异口同声地喊，“教我们几何！”
我提出想看孩子们上一节英文课。我们走到一间教室，在后排坐下。老师正带领学生学习统一的教材，今天上课的内容是鉴赏丁尼生[539]的诗《告别》。黑板上用英语写着两个单词：索姆斯比[540]，林肯郡。我身边坐着的女孩摊开课本，翻到印有《告别》的这一页。“流向大海吧，清冽的小溪……”她用蓝墨水填满了英文字母间曲里拐弯的空隙，在标题下写了“期末考”，又在旁边画了一张笑脸——显然这首诗是期末检测的考点。课本上有一幅插图，画着一条奔腾的小溪，女孩在插图上题了“信度河”三字，这是她理解这首诗歌的方式，将看似遥远且陌生的英语变得本土化了一点，也更亲切了一点。
“诗人在对小溪说话。”老师对同学们解释道，“这是一种修辞方式，我们称之为呼语[541]。”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专用名词，我提醒自己回去后记得查词典。你看，我在孔雀宫依然能学到新知识。这里和我当年的教室几乎毫无分别。墙壁的粉刷还是偷工减料，同样的黑板上方悬挂着同样的大喇叭，每天同样播放爱国歌曲、拜赞诗和校长的晨间训话。一面墙上挂着某酒庄赞助的日历，好似在称许父母（信奉耆那教或印度教所以）严格禁酒的学生们：滴酒不沾的日子又过去一天啦。多年后，我坐在同样斑斑驳驳、坑坑洼洼的木质长条凳上，面前老旧课桌的凹槽同样是给学生放文具用的。唯一不同的是除了钢笔和铅笔，现在的学生也能用圆珠笔了。教室的另一面墙上开了窗户，可见窗外的马拉巴尔山上满是落叶的一栋栋宅邸。“流向大海吧，清冽的小溪……”老师继续阐释着诗歌大意，“如果你搬了家，如果你转了学，如果你把从前的记忆都抛在身后，要适应在新家和新学校的生活，那该多不容易啊。”而诗人挥别的是他的祖国、他留在了乡村小溪边的童年。
一千轮太阳将逐流而去，
一千轮月亮将摇碎玉体；
你身边却不再有我的足迹，
永永远远，相逢无期。
下课了，我不敢在孔雀宫的走廊转身，怕有哪个学生从教室跑出来，急于在课间休息时出去透口气。他若冲出来，多半要撞上我，他会赶紧说：“对不起，先生。”然后抬头看我，却见到二十多年后的自己。
满世界的孩子周日时，我们常带孩子到“空中花园”玩耍。自城郊到市中心一日游的还真不少：拖家带口的文员（给儿女换上了最洋气的衣裳）、颤巍巍挎着野餐篮子的老妇人……我放心让我的孩子走在这些人中间，因为我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最朴素的愿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成家立业，且至少比他们年轻时过得更好。
我的大儿子乔达摩过生日那天，我们带他去了吉祥天女[542]寺。寺外有条小路，一个女人牵着奶牛坐在路边，面前的篮子里放着青草。我给了她五卢比，她于是递给乔达摩一束青草，乔达摩小心翼翼地把草喂给了奶牛，累积功德的同时也满足了好奇心。我的孩子们在西方故事书里读到的动物（大象、骆驼、孔雀）在孟买的大街上等闲可见。乔达摩的好朋友最近被一只猴子咬了，就在马拉巴尔山他们家的草坪上。其他国家恐怕没有这种都市隐患吧。
我们继续朝吉祥天女寺走，见大门旁边有一间书店，是权威的印度学文献出版社[543]。我去过这家书店在瓦拉纳西、德里和金奈的分店，每一次都满载而归，今天自然也要逛一逛。书店经理见乔达摩头戴生日帽，忙让店员抓来一大把巧克力糖。我们愉快地在店里浏览各式书籍，慢条斯理选好了想要的书，决定等从寺庙出来时再行购买。在那之前，我们要先入吉祥天女寺，亲眼看一看书中的古老神话和哲学体系是如何在当代庙宇得到体现的。
走上通往寺庙的台阶时，悬在我们头顶的巨大横幅上书“欢迎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纳拉扬·瑞恩莅临本寺”。这个纳拉扬·瑞恩早年因涉嫌谋杀被捕，后因法官采信“技术性证据[544]”而获释。苏妮塔带着乔达摩站到女香客的队伍中，我站在男香客那一列，等着拜见吉祥天女。轮到乔达摩时，他双手合十站在神像前，喃喃道：“谢谢你给我一个美好的生日。”但他和苏妮塔很快被后面的人推搡着向前：好了没有？快一点！我们三人于是会合到一处，站在神像后的栅栏窗格边，探头看庙里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祭拜。我们不清楚火祭的确切规矩，也不熟悉拜赞歌的歌词。信众热切地吟诵着，钟声、鼓声和歌声响成一片。我们恰好在外围，法师便没有边摇晃灯盏边走近来。其余人却纷纷凑上前去，用双手虚拢住火苗，仿佛也就此捧住了灯盏带来的光明和祝福，他们就着这个姿势，又将手掌举到额前合十。我小时候常和爷爷奶奶一起来这间寺庙，但自从他们过世，就再没有人教导我该如何做了：要怎样用椰子做供奉，又要去哪里买献给女神的鲜花……所以我们默默离开了，我、我的外国妻子和孩子，我们一路往寺外走，中途停下来，以贵得离谱的价格为乔达摩买了一株红莲——吉祥天女的红莲。我们又回到书店，买下了先前看中的书：九世纪泰米尔女诗人安塔尔的《献给毗湿奴[545]的拜赞诗》（译本）、《薄伽梵往世书》[546]一卷、描绘阿姆倍伽尔生平的漫画一册（给乔达摩的）。我最初接触印度教，是因为奶奶的言传身教，但那是民间智慧，不是学术研究。我深入了解印度教是在美国读大学期间——印度信众耳熟能详的故事却要通过美国学者的阐述才能为我所领会。
我的小儿子阿卡什是个不哭不闹的小婴儿，他总是开开心心的，笑起来时露出两枚小乳牙，像雪白的蛋壳似的。他那带着前世业报、重新投胎的身体当真长得飞快。一天早上，阿卡什站了起来，双手撑在沙发上。我早该料到了——他前一晚基本没怎么睡，发着烧，一咳嗽就惊天动地，今天早上我却发现他在我们的大床上。他是自己爬上来的。我把他抱回地上，他又不屈不挠地爬了上来。紧接着是第二个信号：阿卡什由原先坐着的姿势直接从床上站了起来。我再一次把他抱下床，他站在沙发边，松开了手，看着手中用来磨牙的矿泉水瓶咕噜噜滚了出去。他望着不远处的瓶子，侧身背对沙发，先是把左腿跨到右腿前，又把右腿挪到左腿前，就这样一步一步来到了瓶子跟前。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事情（如此随意、完美而不着痕迹地打败了地心引力，这让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迈步像是场意外），也丝毫没有停下庆祝，而是弯腰一屁股坐到地上，抓起瓶子塞回了嘴里。但我们——我和乔达摩都看到了：阿卡什会走路了！我一直不喜欢在家办公，抱怨孩子们老是打断我。但那一刻我多么庆幸我在家，我亲眼见证了我的孩子迈出他人生中的第一步，终此一生我都会记得这幅景象。
自从做了父亲，我才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孩子。年轻时的我可不会留意到这一点。
我答应孩子们下午就回家，但现在已经晚上十点了，我依然在尔科商场楼上的办公室。我终于下楼时见外面停着一辆计程车，我正预备招手，忽然看到路上有一群极其年幼的孩子。牛奶亭的老板正驱赶他们：“快走！”像驱赶流浪狗。我停下了脚步。那是四个小孩子：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一对大约四岁的幼童（一男一女），以及一个不超过两岁的小男孩。女孩们穿着肮脏的、并不合身的宽大罩袍，男孩则浑身赤裸，只在脖子上挂着一串白色念珠。三个娃娃围在最年长的女孩身边，她正端详着从路边摊的垃圾桶里捡来的食物，那是大半只抹了酸辣酱的三明治。在其他三人无比渴望的注视下，为首的小女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另外三个孩子玩着从附近的椰子摊拾来、被人丢弃的吸管，把白色的管子编到一起。最小的那个孩子没一会儿就走开了，他清楚自己一口吃的也分不到，于是索性懒洋洋地在路上躺下来，原地滚了一圈半。我太熟悉这动作了，我不知看阿卡什打过几次滚，只不过眼前的孩子赤身从泥地滚过，他棕色的身体、短短的手臂以及微微鼓出来的小肚皮上不可避免沾到了污水、狗粪、果肉残渣、槟榔渍以及道路上无处不在的灰尘。他又站起身，像所有还在学步的孩子那样，摇摇晃晃地走向大马路，计程车、公交车和三轮车飞快地逼近，又飞快地从他身边驶过。他离鬼门关不过一步之遥，却无人出声警示，和他一块儿的那个小女孩不曾，路人不曾，我也不曾。他太矮小了，坐在驾驶室的司机根本看不到他，没有大人来找他（譬如他的母亲），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但就在下一刻他忽然不走了，他笑起来，欢快地折回路边。这四个孩子围着一小块三明治，在我办公楼前的车道上席地而坐。牛奶亭的老板有气无力地喊他们快走，这回用的理由是“会有车开过来”。“他们的母亲呢？”我问奶亭老板，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让卖椰子的小贩相帮照管这几个孩子，结果对方生气地说：“凭什么？又不是我的种！”我没法走到几步开外的计程车边，我一动不动地伫立原地，感到无法呼吸，一种极度的悲伤漫过我的心头。我不能直接给他们钱，他们还太小了，最小的那个孩子和阿卡什一样剃了光头[547]，他应该才满周岁没多久。难道就没有人帮帮他吗？我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但我也不能把他带回家。我不知所措，我在想是否应该报警，但报警了又如何，这些孩子多半会被送往孤儿院。我才读到皮文迪[548]一家福利院将某三岁幼童虐打致死的新闻。三岁的幼童！什么人竟如此狠心，一个三岁的孩子又能犯下什么不可原谅的大错，要让盛怒之下的成年人活活把他打死？
正犹豫间，为首的那个女孩也看到了我，她的眼睛里有光一闪。她啪嗒啪嗒地跑过来，对我说：“先生，给点吃的吧。”然后摊开了手心。我问她：“妈妈在哪儿？”她说：“反正不在这儿。”我问她：“你吃过东西了吗？”她果断地说：“没有。”正好有卖花生的小贩推着车经过，我向他招了招手。女孩马上说：“不要那个。”“那你们要什么？”“牛奶。”
我走到奶亭，老板一看他们四个紧紧跟着我，立即冲他们喊：“不许过来！”“四瓶牛奶。”我对老板说。他底下的伙计拿着驱赶猴子的木棍，朝孩子们一通挥舞。“牛奶是买给他们的！”我不得不提高音量解释。四瓶开心果口味的调制乳搁在了柜台上，四个孩子就地坐下，拿过吸管贪婪地喝起来。我看着最小的那个孩子，他的脸上是最单纯的喜悦，他把吸管塞进嘴里，等不及要喝到香甜的乳饮。我终于朝计程车走去，我等不及的是快快回家、亲吻我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