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丹普尔的人们翘首以盼。宝莱坞终于要荣归故里了。大明星即将走下银幕，来到面前，几乎触手可及。到底是哪个明星要来？是卡丽诗玛·卡浦尔还是沙鲁·汗——取决于你信的是哪个版本的流言。
即将开拍的电影叫做《战斗》，由娇小自信的年轻女导演坦努加·钱德拉执导。她的上一部作品反响平平，但这一部就不同了，正如她向我解释的：“角色将和剧情融为一体。”《战斗》会是宝莱坞版的《沉默的羔羊》[423]，由普丽缇·泽塔饰演爱上帮派分子的犯罪科实习探员，有那么点类似朱迪·福斯特[424]当初的角色。我把坦努加和她鼎鼎大名的制片人马赫什·巴哈特介绍给了孟买最黑暗的地下王国，找来真正的帮派分子，确保这部黑帮电影能顺利开拍。
阿尼斯叫来四十几个兄弟维持现场的秩序。他们控制人群的办法是推搡人群。我亲眼看到叫做法里德的高个子来回扇了围观者四个耳光，对方是个吓得目瞪口呆的比哈尔打工仔，瘦小的他抬头看着法里德，又羞恼又害怕，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到底没有胆量。目睹了全过程的警察冲上前去，用带有铁质尖端的竹棍抽打人群。警棍击中柔软的身体，人群尖叫连连，孩子在挥舞的警棍底下抱头鼠窜，大人沿小径夺路而逃。
今天真是马丹普尔的大日子。
“他们五分钟内就会回来的。”阿尼斯说。
五分钟内人群都回来了。
马丹普尔的小作坊停止了营业，肉铺和裁缝店无心生意，在拍摄地门前卖煎饼的师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揉着面团。人们流连在煎饼摊前，当被警察或阿尼斯的手下驱赶时，便借口说在等煎饼出炉，轻易不肯走。我们的头上是铁皮屋顶，在阳光的炙烤下变得滚烫，但上面少说站了二十个人，有些几乎倒挂屋檐，在铁板烧一样的屋顶上一律光着脚丫。与我们相邻的那间房子破了个洞，我从洞里看到三张孩子的脸，像从密林往外窥探的基路伯[425]。其余的孩子则爬上四周围可俯瞰后院的房顶，不时被大人赶下屋脊，也赶出了我们的镜头。性格诙谐的警官把摩托车停在屋外，好笑地劝说围观群众：“没什么好看的，走吧，走吧，回去孝敬你们的爸妈，希尔柏·谢迪[426]还有阿米塔·巴强四点才过来呢，等一下排队还来得及！”
作为唯一立足商业电影圈的女导演，坦努加对于能在马丹普尔开机异常激动。摄制组的男性成员皆对黑帮感到畏惧，坦努加、普丽缇和她的女助理却面不改色。当普丽缇走下面包车，边接电话边往前疾走时，用人墙筑起的警戒线挡不住人群的山呼海啸，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围攻”[427]的双重含义。普丽缇那毫不起眼的女助理奋力推挡人群，对警察或阿尼斯的手下并不买账的人们竟在女助理的小身板前屈服了。“这就叫大发雌威啊。”她说。
今日拍摄的是普丽缇前往黑帮老巢、面见首领的一幕。她在我身边坐下，我对她作了自我介绍。普丽缇于是问起阿尼斯的手下：“他们杀过人吗？”我说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应该都背着命案。普丽缇睁大了眼睛。“你能指给我看是哪些人吗？”她像黑帮为她着迷一样，对黑帮也充满了惊奇。人们欲一睹她的芳容（她穿着白色老海军[428]圆领衫和厚底跑鞋的身姿），她想看的却是黑帮杀手的真面目。
帮派分子和妓女对宝莱坞充满好奇与向往，反之亦然。就其本质而言，电影是对非法世界的入侵，它是我们窥视禁忌的眼睛。多数人终其一生难见谋杀，除了在银幕上。多数人终其一生也难见偷情，除了在银幕上。电影是法外之人、事、物的媒介，是我们探照内心深处阴暗地带的手电筒。对在法外游走的犯罪分子和性工作者来说，电影又足够贴近现实，正如契弗[429]的小说之于韦斯特切斯特[430]的生意人，电影对蒙娜丽莎和穆赫辛而言是源于生活、略高于生活的真实写照。
阿尼斯对我说：“你看我的脚。”它们显出一种不自然的褐色，表皮皱巴巴的——这大半天里，人们在阿尼斯试图阻挡他们时不断踩踏他的脚。阿尼斯的手下在今天以后有得受了，谁让他们对老百姓挥拳相向，又在警察挥舞警棍时袖手旁观。但今天他们还同摄制组在一起，他们便是电影世界的一部分，帮助实现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梦想。
不久又有警察赶到，带队的警监要求摄制组速速撤离，说《战斗》剧组未能获得相关的拍摄许可。负责人忙出面赔笑脸，却不管用。紧随其后的上议院议员（活像黑帮分子的彪形大汉）挥着手杖落井下石：“马上停拍，清场走人！你们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了。”但坦努加快马加鞭，力争拍完黑帮分子吃手抓饭的一幕。演员的面前放着一大盘油腻腻的米饭，我们能听到坦努加提高了音量喊：“继续吃！不要停！”警监也好、议员也罢，过来找茬的目的是为了收取贿赂，可是坦努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就必须在午饭前撤走摄制组。她不得已砍掉了街上的戏份，因为围观群众实在太多，一再缩小镜头也无济于事。坦努加妄想在孟买驱散人群，着实有点不切实际。
最终采用的镜头虽不多，但在马丹普尔进行拍摄的那个早晨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巨大意义：对阿尼斯、他的发小伊沙克、伊沙克的医生表兄沙赫布丁，以及所有帮助完成拍摄任务的人而言皆是如此。伊沙克经此一事，到哪儿都被人要求从中牵线，好让他们和电影明星见上一面，或让他们在电影里跑个龙套。参与电影的制作改变了伊沙克和沙赫布丁在社区的地位。剃头师傅还是每天给沙赫布丁修面，却拒绝收钱，他只希望沙赫布丁带个话，等明星再来时能和其中一位合张影。沙赫布丁的妻子在马来西亚，她不信丈夫当真见到了这些大明星，她始终觉得他在吹牛。这是他们到老都会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他们的孩子津津乐道的话题：“我爸爸见过普丽缇·泽塔。马赫什·巴哈特来过我们家的店，他还坐下来点了一杯可乐。”
不论是拍艺术电影还是主流商业片，电影人都是天大的梦想家。在印度，他们的梦想必然比普通人的更大。在印度，他们做的是集体的梦、十亿人口的梦。这扭曲了电影人的性格，也导致他们的极端膨胀。孟买的电影人狂妄自大，这源于他们渴求浩大声势而不得的痛苦。制片人阿米特·卡纳在某报专栏里这样写道：“从此，印度星球将沿轨道逆行，欢迎见证印度民族的终极报复。这是印度价值观席卷西方的开端——二十一世纪新的文化入侵。”在新千年之交，整个印度娱乐产业价值三十五亿美元，是全球三千亿产业的冰山一角。但在制片和收视率方面，印度拥有最广阔的市场前景，其一千部故事片、四万小时电视节目和五千首歌曲向全世界七十个国家出口。每一天，一千四百万印度人在遍布全国的一万三千所影院观看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每年购票观看宝莱坞电影的人数比看好莱坞电影的多出十亿。电视产业也蓬勃发展，印度有六千万家庭拥有电视，其中两千八百万观看的是有百余频道、在城市及农村都备受欢迎的有线电视。比尔·克林顿在1999年访问印度时曾特别指出：“孟买的电视频道数量比多数美国城市都多得多。”
印度是少有的未被好莱坞攻克的土地，西方电影只占本土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五。印度电影人也是足智多谋的集大成者，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电影产业都向好莱坞臣服的当下，印度以其独有的方式应战：它接纳好莱坞，吞并好莱坞，然后反刍好莱坞——糅杂了其他一切已知元素的西方电影在东方的土地获得了新生，且长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印度导演其实厌恶“宝莱坞”这个称谓，他们说孟买的电影产业比宝莱坞古老得多。就连美国的电影制作也是在这片东海岸起家的，随后才于二十世纪初搬到了加利福尼亚。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放映机，在巴黎首秀时引起轰动，旋即在1896年把这项新技术带到了孟买。几个月后，一个叫做巴哈特韦德卡的马拉提人便在孟买拍出了摔跤比赛和马戏团耍猴的短片。正是电影让所有印度人的一生仿佛都在孟买度过，即便对那些从未到过孟买的人也一样。坎普尔和喀拉拉邦[431]人看印度电影，能立即辨认出镜头里宽敞的海滨大道、约胡海滩、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安泰里的希瓦吉国际机场。并且孟买之神秘不同于洛杉矶——好莱坞有大把经费在摄影棚里搭建整座城市，而印度电影产业依赖的布景是真实存在的街道、海滩和高楼大厦。
印度的商业电影就是音乐剧，通常包含五到十五首歌曲。西方的制片人为收益更可观的电视剧抛弃了音乐剧，从而也抛弃了电影。因为音乐剧需要规模和排场，若用十九寸的电视屏幕观看则完全变了味道，显得寒酸。何况评论家和观众对好莱坞的音乐剧还有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希望每一首歌都紧跟剧情。印度电影却无需参照这一霸道的原则，因为我们的观众在进入影院前便做好了全心投入的准备。在这片信仰尚且火热的土地，要全心跟随剧情走并非难事。不只在印度，中东、俄罗斯以及中亚的观众也对剧情十分宽容，他们仍然相信母爱、相信祖国、相信真情。好莱坞以及西方社会已不再如此。我们在杰克逊高地的俄罗斯邻居会和我们一起唱拉兹·卡普尔[432]执导的电影主题曲。“这些电影都很干净。”一名纽约的埃及裔计程车司机这样向我解释道，“适合全家老小共同观看，里面不会有什么让你尴尬的镜头。”
到二十世纪末，印度电影人首次对印度电影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圣何塞[433]的计算机工程师想看的电影，不会合比拉斯布尔[434]农民的胃口。所以像雅什·乔普拉、萨伯哈什·哥亥、曼尼·拉特纳姆、卡伦·乔哈尔这样的大导演转变了他们的作品风格，以适应海外市场的审美，并且从长期来看，也是电影真正的收益所在。坦努加说这些导演的信条是：“我们的电影里容不得穷人，只展现美。”
此次返印前，我一年平均只看一部印度电影。它们乏善可陈的情节通常让我撑不过开头就想作罢。更有甚者，海外市场在印度寻求的是没有情节的音乐剧：空有优美的歌曲却回避戏剧冲突，譬如《情到浓时》——基本就是包含十四首歌曲的加长版婚礼录像。这些印度电影已舍弃了我在英美的家人仍旧保持的传统习俗。如今，印度的新人结婚时穿的服装、搭的布景、举行的仪式都是从他们每晚看的电影中学来的，新郎新娘跳舞时的乐曲不再是和原生家庭依依惜别的离歌，而是活泼热闹的宝莱坞歌舞。
在印度，我们的电影聚焦的是中产阶级年轻人的担忧：世代以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所有人都指望依靠自己在大学（或出社会以后）找到真爱。人们指望女人看看电影便自学成才，懂得如何调情兼玩爱情的游戏。在海外，印度侨民想要的是都市化的印度，富裕又时尚的印度，他们梦想在其中长大并渴望于此刻居住的印度。所以他们要看的是没有波折的甜蜜故事，即便是死敌也能握手言和。浪漫轻喜剧正符合这一标准，一团和气，是可以在周末带孩子观看、好向他们展示何为“印度价值观”的不二选择。至于听着《罗摩衍那》长大的比哈尔和北方邦农村人则依然渴望诉说，渴望倾听，渴望更多的故事，所以专为他们拍摄的低成本电影才充满暴力、原始的性欲以及宗教色彩。如此看来，印度电影可以团结比哈尔人和德里人，甚至是比哈尔人和卡拉奇人，但没可能让比哈尔人和伦敦人的观影审美达成一致。
我幼时的孟买还没有电视。我那时的梦想比如今城里娃的梦想广大得多，因为和他们不同，我从小看的是比电视屏幕大几百倍的电影。电影给了我做梦的素材，我幻想着英雄救美，在千钧一发时挽回心上人的名节。我的幻想紧贴电影情节，而我那个年代的电影则紧贴史诗的情节。我生于城市，无缘听诵经人在日暮时分唱响哈里卡撒[435]，因此不得不去影院上史诗故事的速成班。尼皮恩航海路上没有电影明星，即便有也早已息影。童年的我不识电影人，就像我不识罪犯、妓女或政客一样。那时的电影以一种安全的、与生活脱节的方式存在，电影演员离我如此遥远，以至于我对他们的想象还不曾被现实打破。
我搬去美国后看印度电影，纯粹为了怀旧。花四美元就能在伊购影院一睹故乡的风貌。上大学以后，我益发认为家乡的电影荒谬可笑，渐渐不再观看。这次回孟买以前，我发觉若要和拍摄了这些电影的人言之有物地对谈，必须再上一次印度电影的速成班。我并不期待完成这份功课。
1998年夏日里的一天，我身处即便是印度人也不得轻易进入的阿鲁纳恰尔邦。高速公路旁茶水铺的老板娘不无自豪地说：“看那儿——咱们村水箱的边上，那是《烈火恩仇》的拍摄地，沙鲁·汗当时就在那里。”是电影为偏远的山郭写下新的志书，旧日的部落神祇已为来自孟买的新神所取代。而在毗邻印度的不丹[436]，在只有一条街的村庄，张贴的电影海报上也有坦努加的名字。这个如此与世隔绝的国家却清楚孟买电影人的饮食习惯和最新绯闻，就好像他们和宝莱坞明星是天天打照面的邻居似的。
该怎么定义南亚人呢？一种说法是：但凡热爱印度电影——听见《崇拜》或《怦然心动》的主题曲会充满由衷欢愉的，就是南亚人。印度电影的台词便是我们的官方语言，印度电影的配乐便是我们的流行歌曲。
维德胡·维诺德·乔普拉：《克什米尔任务》那时我刚回孟买。一天下午，我和作家维克拉姆·钱德拉（女导演坦努加·钱德拉的哥哥）约好在泰姬陵酒店见面。我打维克拉姆的手机和他确认，他说他在班德拉，而我晚些时候也要去那里，于是干脆改约在班德拉见。维克拉姆正在妹夫家讨论电影剧本，问我愿不愿意来。他的妹夫是个电影导演，名叫维德胡·维诺德·乔普拉。
维诺德的家在班德拉的小葡萄牙区（是十分紧凑的天主教徒聚集地）。一栋六层小楼矗立在蜿蜒的小径边，私人电梯把我带到了四楼，映入眼帘的是布置温馨的客厅，整面落地窗外是怡人的棕榈树、沙滩和大海。室内的装修十分奢华，却并非宝莱坞式的俗丽，没有到处悬挂镀了金的镜子，也没有巨型的水晶吊灯。我和维诺德握了握手，他身材挺拔，精力充沛，完全不像快五十岁的中年人。他在公共场合的标志性打扮是头戴棒球帽（好遮住略显稀疏的发顶），但他在家不戴帽子。维诺德正和维克拉姆还有阿西奇·乔希（一个古吉拉特年轻编剧）写电影脚本。脚本说的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问题，我童年时最崇拜的偶像阿米塔·巴强已答应参演。巴强扮演的角色叫做可汗，是名警官。而大明星沙鲁·汗将扮演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的前武装分子阿尔塔夫。维诺德是在斯利那加[437]长大的印度旁遮普[438]人，他们家的老宅被巴基斯坦武装分子一把火烧毁了。他的上一部爱情电影《无畏之心》票房惨淡。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维诺德的妻子阿努（维克拉姆的妹妹、坦努加的姐姐），想了解印度电影产业的近况——阿努是《今日印度》[439]的首席记者。接听电话的却是维诺德：“我们想你啦，伙计，不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剧本吗？”于是我再一次前往班德拉，和维诺德、维克拉姆以及阿西奇商讨电影的剧情、角色和支撑角色的动机。接下来的两年里，在甚至没有正式签约或口头协定的情况下，我成了《克什米尔任务》的编剧之一，我做到了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梦想做的事情：参与制作一部宝莱坞电影。
印度电影的剧本与其说是用写的，不如说是用讲的。导演必须用无与伦比的热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维诺德说旁遮普话时再生龙活虎不过，我们针对剧本及台词的交流用的却都是英语。印度的电影产业为中产阶级所垄断，新入行的、英语又不甚流利的人处于极大的劣势，必须尽快迎头赶上。在我所目睹的印度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导演的指令（不论是对情节的推进说明、对演员的指导还是对场务的吩咐）全用英语下达。两年前，我曾和沙鲁·汗和玛都丽·荻西特共进午餐，听他们谈论他们喜爱的美国影视剧（譬如《沉睡者》《家有杰克》《X档案》等），也听他们抱怨国家广播公司（全印电视台）强令他们在访谈节目中说印地语，而他们甚至不知道某些英语单词对应的印地语是什么。
维诺德的书房里堆满了外国导演的英语剧本。他说《克什米尔任务》是他执导的最后一部印度电影。如果票房表现好，他想用收益拍一部好莱坞影片。他在拿他的职业生涯做赌注——继《无畏之心》后，维诺德尚且亏损一亿卢比，如果《克什米尔任务》也惨败，他在电影行业将无法立足。“要是电影不卖钱，我就要抵押房产了。”观众在进影院前已对故事有了大致的了解（对于这样和时事紧密挂钩的电影，媒体会不断跟进报道），但电影本身不能出现挑战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立场的画面，也不能出现挑衅或丑化武装分子的情节（以防他们一怒之下跑来炸飞导演的房子）。克什米尔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当地人民感受到的压迫和排挤、其经济及政治体系的崩塌迫使人民起来反抗的无奈）在剧本中不得提及，维诺德反复强调：“我不想这部电影充满争议，不想收到反对分子的死亡威胁，不想我的电影被禁。审查委员会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当着我的面会夸‘好作品啊，乔普拉先生。’一转身却把它定为限制级。”这样一来，观看电影的观众须年满十八周岁，大大有损票房。对印度人来说，看电影本是一家老小齐出动的娱乐活动。
每天下午，我们坐在维诺德家风景绝好的书房，边喝茶边集思广益。我很快学到了如何构建剧本，了解了其中的每一场、每一幕都须具备戏剧的张力，而不只是传达特定的信息。维诺德说：“我本不该做这个。我恨不得你们三人到别处去，回来就能交给我现成的本子。我应该做的仅仅是执导。”他在否定我们的想法时会给出两句致命的评论：“太商业化”（违反他作为艺术家的审美），以及“观众不买账”（增添他对电影不卖座的担忧）。尽管很多想法是我们提出的，但采纳与否、如何采纳取决于维诺德，他自有本事博采众家之长。
维克拉姆倾向于将剧情复杂化的操作。维诺德对此持有疑虑：“别忘了我们拍的是印度电影，不是英语电影。”维克拉姆是《洛城机密》的忠实影迷，他用这部经典犯罪片的架构为自己笔下的剧情辩护：“《洛城机密》我看了七遍，但哪怕再看七遍，每次也都有新发现。”
“如果《洛城机密》是印度电影，那在本土市场肯定撑不过一天。”维诺德说，“要搞懂它的剧情太费脑筋了。”
我向维诺德指出：印度观众完全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剧情，毕竟我们的同胞是听着全世界情节最为错综的神话故事《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长大的。这两部史诗巨著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多面性，故事的架构庞大、支线繁多，传递的观念是否道德也充满争议，需要观（听）众具备高度的思维能力。要读懂这两部史诗殊为不易，何况它们还以悲剧——主角的死亡收场。但《克什米尔任务》到底不是我或维克拉姆或阿西奇的电影，它是维诺德的电影。他完全为它痴迷。有一次，他和阿西奇在就某个场景该怎样配乐做探讨时哼起了基肖尔·库马尔的《亲爱的和我一起来》。他们随即放开歌喉、展臂而唱，直到整首曲子末了，直到脸上洋溢喜悦、容光焕发。这已经和他们手头的工作没有干系，那是两个电影人为享受片刻的欢愉而开的小差。维诺德对电影全情投入，在展示某个暴力场面时，他也不由自主变得暴力。他会把脸凑到你面前，抓住你的衬衫领口大喊出台词：“我他妈的要杀了你！”这种戾气极富感染力。我晚上回到家，苏妮塔告诉我有人恶作剧，按了门铃又跑开。“他们要敢再来，看我怎么收拾这些该死的混蛋！”我脱口而出，然后才跪下做晚祷。
真正让我惊奇的不完全是剧本的写作，而是听维诺德解释什么能为政治大环境所接纳，什么不能。就像报纸上提到的那样，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十分小心，以免“伤害到某个特定群体的感情”。维诺德再三思索要为女主角设定怎样的宗教背景，什么可能冒犯观众，什么会受市场欢迎。最终，他决定安排角色“错位”，即可汗夫人——穆斯林警官的妻子恰好是印度教徒，而武装分子阿尔塔夫的女友苏菲则是穆斯林。我们在制作电影时所受的约束也是这个国家特有的，譬如——维诺德不能使用淡出[440]的手法。他刚从电影学院毕业那会儿，曾在一部作品中用过五次淡出，不解的观众却以为影院忽然停电了，嘘声一片。在农村地区，放映员会从胶卷中剪掉淡出的部分，以防观众因不满而闹场。
《克什米尔任务》起先的结局是：女主角等待着生死未卜的男友，当见他从直升机上生还时，她笑道：“你还活着！”那是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但维诺德思忖片刻，摇了摇头：“太晚了。阿尔塔夫坐进直升机以前，影院的灯光就会重新亮起，放映厅的大门已经打开。”在印度，观众有预知电影何时结束的天赋，何况还有头顶的灯光在大结局前五分钟亮起、放映厅大门敞开作为佐证。带着孩子的观众需提前离场，到影院外招呼计程车或三轮车。因此即便待在放映厅，电影的最后五分钟也是看不到的——前排的观众早已站起来四下走动。所以多数印度电影的最后五分钟以歌曲或前情回放作结（这种纯粹拖延时间的结尾往往并非结尾），就仿佛将死之人见生前的一幕幕于眼前闪过。于是《克什米尔任务》的“大结局”是重播电影的插曲，同时展现主角梦见在雪中打板球的荒诞场景。
印度史诗对印度电影的影响自然深刻。当可汗夫人请求阿尔塔夫——她昔日的养子念在父子一场、放下对准可汗的枪时，这一幕被毫无悬念地称为“贡蒂[441]的劝慰”。正如其他宝莱坞电影，《克什米尔任务》歌颂的也是母爱——印度的艺术作品不可能批判的一种情感。亲人团聚是宝莱坞永恒不变的主题，几乎每部电影都花两个半小时描述传统的世代同堂如何变为都市的核心家庭[442]、单亲家庭或离异家庭，而家中成员又如何克服种种矛盾与困难，重新走到一起。照这一分类来说，《克什米尔任务》应归为社会电影，它是那种令家庭主妇在日间场观看时，会用绣花手绢不停擦眼泪的作品。维诺德本人像所有印度电影里的好儿子一样，十分孝顺母亲。有一次他临时取消了和我们外出就餐的约定，就因为他的母亲说日食当天必须禁食。
推动《克什米尔任务》情节发展的指导思想，对譬如爱荷华作家工作坊[443]（我曾待了两年的地方）的西方编剧而言必然十分陌生。我设想过若把印度的剧本给爱荷华的作家看会发生什么。我对这部电影的贡献微乎其微，我提出的意见往往背离标准印度电影的模式，维诺德会对我说：“我们没法这样拍，观众会造反，他们会掀掉座位、火烧电影院。”
我默默收回了我的建议。
维诺德没有危言耸听。印度人对待电影，像意大利人对待歌剧般投入。当认为主角偏离他们的设想时，印度观众会动粗。就在我们编写剧本期间，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报道：卢迪亚纳[444]的观众在《救赎》的首映式上因主角——他们心中的偶像和英雄被刻画成恐怖分子而大失所望，为泄愤砸掉了整个影院。我顿感身为剧本撰写者的重责大任，一边小心翼翼构思电影，一边警惕届时坐在前排、可能手持汽油罐的三轮车夫会有什么反馈。
我问维诺德对印度的艺术电影作何感想，他的评价并不高。“在印度，同普通百姓谈论艺术电影，就像和他们说希腊语或者拉丁语，这是我们自殖民时期便有的文化断层。艺术电影是给西方人看的，除非你是伽塔克——只在孟加拉拍专门给孟加拉人看的电影。即便像雷伊[445]这样的名导演，凭借《大地之歌》[446]一炮而红后，他得到的支持也来自西方社会，而不是孟加拉。”
维诺德对艺术电影当然有发言权。我在和他第一次会面时就了解到：他曾获奥斯卡提名。刚从大学毕业时，维诺德拍了一部有关印度流浪儿童的短片《擦肩而过》，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提名。他之后拍摄的另两部艺术电影也受到业内的一致好评，却叫好不叫座。迫于经济压力的维诺德于是转拍商业电影：惊悚片、浪漫爱情片等。他的第一部主流电影叫做《白鸽》。黑帮分子极其喜爱这部作品，他们说这是头一回有印度导演对他们的生活作了还原。我还记得穆赫辛曾在酒店房间观看《白鸽》，然后指着其中的一个场景对我说：“这才是黑帮在现实里真正的模样。”
打那以后，维诺德只拍了两部电影：《爱在烽火云起时》以及《无畏之心》。从业二十年，仅有五部故事片问世——其他宝莱坞导演每年至少推出一部新片，维诺德的作品却为何间隔如此之长？
“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剧本，而我不是编剧。”维诺德厌恶为他称之为“傻蛋”的观众编造老掉牙的剧情。“我常要面对的难题是：我们的观众是电影盲，这就像和赫姆·巴哈杜尔谈论莎士比亚。”赫姆是维诺德家的尼泊尔厨子。“我担忧的是为了让赫姆们看懂莎士比亚，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简化剧情，而等真正遇见能够欣赏莎士比亚的观众时，我已经丧失了呈现莎士比亚的能力。”
诚然如此。我也逐渐发现：在宝莱坞工作的人远比他们创造出来的作品聪明。维诺德对我说：“为了让印度的观众看懂电影，我们时刻逼迫自己降低智商。你写这本书用的是英语，你倒是试试看用印地语写呢，那样你才会明白我的悲哀——读者看不懂，你的书一本都卖不掉，你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
维诺德有时也想，如果一开始他的艺术电影能取得成功，或者他在提名奥斯卡后留在美国，那他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他会喟叹是不是在人生的岔路口做错了选择，是不是没有活出他原本能够拥有的精彩？“我想为世界影坛贡献自己的力量，想拍出走向国际的电影，想要不断成长。但我困在孟买，又能往哪里去？我也可以终日躲在书房，坐拥实木家具和我的按摩浴缸，此生停滞不前。”
就像电影中针锋相对的可汗和阿尔塔夫一样，维诺德的内心也有两个唇枪舌剑的声音。一个声音属于大导演伽塔克和玛尼·考尔的弟子、黑泽明[447]的崇拜者、毕业自浦那电影学院的先锋制片人维诺德，另一个声音属于为迎合观众而不敢在作品中点到即止，也为了向同父异母的哥哥[448]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对孟买的主流电影一再妥协的导演维诺德。但凡能和某一个自己全然和解，成为彻头彻尾的宝莱坞商业电影导演或一心一意的艺术电影制片人，维诺德也不至于如此痛苦。这种痛苦和纠结在他的电影中也有体现，这让他既无法因作品的艺术性斩获奥斯卡，也无法因作品的商业性取得票房佳绩。
维诺德依恋自己的家，却对这座城市无甚好感。“孟买拴不住我的心，如果能带着朋友搬到佛罗里达定居，我压根不会犹豫。孟买自湿婆军上台后就变成了一座愚蠢透顶的城市。要说是谁毁掉了孟买，那铁定是巴尔·萨克雷。”某政府官员曾明示维诺德：他若想免缴《无畏之心》的税费，必须去见巴尔·萨克雷。政府调控电影市场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不是电影审查，而是电影纳税。取得免税权会大大降低电影票的售价（达五成），同时可能意味着一部电影是血本无归还是大获全胜。但维诺德不会到萨克雷面前俯首称臣。他说如果湿婆军的党魁想找他的麻烦，他会头也不回地离开这个国家。
孟买悄悄掀起一股所谓的“新退出印度运动”[449]的热潮。约五十名孟买先锋人士（舞蹈家、演员、外交官等）由某帕西理发师从中牵线，组成了一支自我流放的队伍。这个理发师掌管这座城市最鼎鼎大名的几颗脑袋，她邀维诺德和阿努加入先锋人士的行列：他们决心集体移民温哥华，为此召开了会议，请来相关专家举行讲座，解释出国的流程以及在加拿大如何生活。这些人都很富有，完全承担得起办加拿大绿卡所需的二十万美元。这是典型的孟买人对流放的幻想：他们想离开孟买，但又要带着孟买同行。“新退出印度运动”的成员期待跨越半个地球后，依然生活在他们的舒适圈，到环境更为宜人的北美重建马拉巴尔山。
多年后人们会问我：“他到底长什么样？走路的姿势如何？”
我们在阿米塔·巴强的别墅，我正同他本人（而非他在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复制品）握手。巴强（更确切地说，是巴强在银幕上的形象）伴我长大，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本尊。第一次是1979年的时候，在纽约皇后区的多豪影院，巴强在台上为新片《黑石》的首映做宣传，我在台下远远凝望，满是崇拜。巴强是当时印度最有名的电影明星，他因拍摄特技镜头受伤时，全国上下皆为他的康复祈祷，另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在冲山医院外排起长队，等着为他献血。
巴强本人比在屏幕上看起来的更为高大，穿着宽松的白色丝质帕坦西装。他在同我握手时忽然绽放笑容，我从未见过有人能瞬间露出这么多牙齿。那不是因愉快或出于礼节而展现的笑，更像是按下了某个开关，我面前的白牙仿佛闪着光。片刻后，开关又关上了，巴强的表情恢复了平静，甚至微微显出一种恍惚。
在他的别墅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蹲守，期盼见他一面以求达显[450]。在别墅里，巴强端坐书房，卡其色的真皮沙发椅和乌木家具为房间平添了几分华丽。书房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人物画，画的是一群孩子争相围在一台放映机前的画面。巴强的书桌上摆着一摞录像带和两本书，一本是他父亲[451]的诗集，另一本是保罗·莱瑟[452]的《夫妻之道》。
维诺德事后问我：“你觉得他的头发是接的吗？他前额的头发看上去有点奇怪。”后脑勺的也是，以一种不甚自然的方式拖到了脖子。令巴强烦恼的又岂止脱发，他几乎走投无路了——他出演的前几部电影均票房惨淡，他的演艺生涯正遭遇重大危机。当巴强从毛里求斯打电话给维诺德时，后者正因维克拉姆所写《克什米尔任务》的故事大纲兴奋不已，忍不住爆了粗口：“这他妈的会是部绝妙的电影，你就他妈的等着瞧吧！”巴强有礼地作了回复，同意那会是一部绝妙的电影。当天晚些时候，维诺德对在比他年长得多的巴强面前失言心怀歉疚，但这也暗示了巨星巴强无奈的新处境：导演可以像粗野的水手一样骂骂咧咧，而他只得听着，不能挂断自己拨出的国际长途电话。在前几部电影均告失败后，巴强不得不向导演讨要角色。
和一般的孟买电影导演不同，维诺德严格按照现有的剧本进行拍摄，但光有落成文字的剧本不足以（也无必要）为我们签到合适的演员。维诺德必须亲自讲解剧本的内容，这就是我们此次拜访巴强的原因，我们要告诉他《克什米尔任务》是个怎样的故事。
对于电影该如何影响观众，巴强的见解是：“要牢牢抓住他们的心，让他们从头到尾跟着剧情走。”他想出演一部《土匪女王》[453]式的新电影，一部突破性的、可引为范例的作品。巴强有强烈的主角意识，希望自己是唯一的亮点，我们的电影要展现他作为可汗警官的“聪明——绝顶聪明”。
在听完剧本讲解后，这位昔日的巨星提议：“能不能让整个制度做电影里的反派？”他继续表态道：“普通人是受误导的。”巴强说他看过奥利弗·斯通执导的《刺杀肯尼迪》，这部电影颠覆了他的世界观。在印度，政客也好、电影也罢，向百姓灌输的皆是谎言（不论百姓自认有多精明）。而如今大众已经觉醒，开始意识到整个制度的腐坏才是他们之所以不幸的元凶。所以现在正定胜邪、皆大欢喜的烂俗结局已不能让观众满意。
巴强希望我们拍出一部振聋发聩的电影，好让更多的人认清现状。他想让男一号和男二号——警察可汗和武装分子阿尔塔夫在剧末和解相拥时被同一颗子弹杀死。“让我们为观众留下一些真正值得思考的东西。”他建议道，“他们会在散场后继续坐在影院，揣测是谁开的枪，然后他们会说：‘该死的，是那万恶的制度的错！’”
“审查委员会那边要怎么解释呢？”我问，记起维诺德说他不拍有争议的电影。
“不用担心审查委员会。”巴强挥了挥手，像赶走一群苍蝇。他说他在印度国防大学拍摄的《成长》（巴强饰一名教官）曾遭军方抵制，不少军官向巴强抱怨电影情节脱离实际，并暗示会向审查委员会施加压力。“大不了就禁播啊，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写实？那我正好可以拍一部真正反映军队生活的电影：前线的监守自盗、枪支走私啊，上级长官和下属的老婆搞到一起啊……”军官们闻言立即退缩了，说哎呀别管这些了，咱们先去喝一杯吧。阿米塔·巴强如电影男主角般大获全场：面对敌人的发难毫不胆怯，并轻松将其斩于马下。我感到内心一阵骚动。
维诺德在和巴强会面后于阳台踱步，他问我对巴强的建议有什么想法。我说公众恐怕难以接受一部主角双双身死的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最基本的不同就在于：影片结束时，商业电影的主角依然活着。维诺德坚持想让阿尔塔夫、女友苏菲及养父可汗在剧终时团圆，因此反复排练了回复巴强的话：“先生，我们的制度可能正毁掉普通百姓。但如果我同时杀死两位男主角，我们的制度一定会先毁掉我。”
是什么导致了巴强的阴谋论呢？或许是他的仕途失意：1998年，在和博福斯军火丑闻[454]扯上关系后，巴强被迫辞去了议员席位，其电影制作公司的大名刊登于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他的电影票房大幅下挫，公司收益一落千丈，房产险遭银行抵押。在丑闻爆发以前，这个国家是如此拥戴他，拥戴到愿为他捐血的地步，所以怎么可能是印度人民收回了对他的爱与信赖呢？不会的，一定是别的什么出了错，一定是我们的整个制度害了他。
我们在深夜带着修改后的剧本再次拜访了巴强。他那同为演员的妻子贾娅·巴强、儿子阿彼锡以及家庭会计师都在。贾娅是个端庄优雅的女性，我仍能从她身上看到她出演《身份》和《美丽明珠》时那令人愉悦的风姿。我们在客厅坐了一会儿，吃着点心谈论方才公布的《斯塔尔报告》[455]。巴强把最近在东非发生的美国大使馆的轰炸事件看作美国政府转移公众视线的伎俩（好让百姓不再关注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我又一次感到挥之不去的“阴谋论”对巴强的影响。
已经凌晨三点了，我们和贾娅道了晚安，上楼走进巴强的书房。巴强看着维诺德在克什米尔拍摄的外景镜头：它们展现了一个绮丽而宁静的国度，有着老旧的平房和于精美园林间飞流直下的瀑布。巴强对修改后的剧本赞不绝口，我却感到他已十分疲惫，只想尽快结束与我们的会面。我们在一小时后走下楼梯，却见贾娅仍在楼下昏暗的灯光里忙碌，地毯吸走了她的脚步声。我们对贾娅说我们以为她已经睡着了。“我每天至少要到四点半才睡。”她如此回答。
“我们一家都失眠。”阿彼锡和会计师从阴影里走出来，他们也没睡。他说这话时不无自豪。
巴强同样走下楼来，在摆着盐渍点心的桌前坐下，贾娅又端来一盘拉贾斯坦邦的特色甜点。他们仿佛做足了准备，又能聊一个小时。我和维诺德赶紧告辞了，把这一家夜猫子留在了屋里。
沙鲁·汗——扮演阿尔塔夫的首选来到维诺德家，听导演讲解剧本。以传统的审美来看，沙鲁不算英俊，但很聪明、专注，且充满活力。他穿着一件黑衬衫，纽扣直开到胸口，露出光滑无毛的胸膛，蓝色牛仔裤的裤管太长了（遮住了底下的运动鞋），他没有把它们折起来，反而任其拖在地上磨破了边。我第一次见沙鲁·汗是在《我心狂野》的剧组。当时拍摄的正是男女主角首次相遇的场景：她在路边和小贩为一只西瓜讨价还价，这时沙鲁·汗出现了，环住卖西瓜的小贩（一个黑皮肤、留着大胡子的伙计）低语一番，小贩垂下脑袋，依言将西瓜装进了塑料袋。在我儿时的电影里，男主角因从土匪手中勇救佳人获得芳心，而如今的他们靠帮忙砍价博红颜一笑。
沙鲁·汗走进维诺德家的客厅时，我们正和顺路来吃午饭的艾杰·拉尔聊天。沙鲁对艾杰异常恭敬，因为艾杰在他被黑帮勒索时救过他的命。维诺德的佣人兼厨子赫姆不在厨房，阿努于是说她来泡茶。沙鲁见我们和艾杰还有话要说，马上起身道：“不不，我来泡茶，我泡的茶可好喝了。”随即走进了厨房。
佣人赫姆不一会儿上了楼。“他这时进厨房，大概会吓出心脏病。”维诺德说。赫姆果然进了厨房，看到正有人捣着豆蔻果实预备泡茶，对这不速之客（他当时以为是别的佣人）抢了他的活干很不痛快。直到沙鲁端着托盘走出来，赫姆发现我们对待他的态度不似对待佣人，方才意识到刚刚在厨房的这个人是谁。明星并非与生俱来的，明星之所以为明星，是因为镜头的美化以及追随者的幻想。沙鲁是目前印巴两地最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印度士兵近来抓获两个试图从克什米尔非法入境的巴基斯坦少年。他们想潜入印度不是为了加入圣战组织，他们不顾生死跨越边境，只为来孟买见偶像沙鲁·汗一面。
和男主角相比，女主角的人选不那么重要。在动作片里，女主角的作用只比布景稍微大那么一点。维诺德已和美丽的塔布进行过接洽，但某个发行人建议他：“谁当红就选谁。”我在坦努加拍摄《战斗》时见到的普丽缇·泽塔有着相当活泼讨喜的笑容，并且她是喜马偕尔邦[456]人，一个山里姑娘，正符合片中的设定。普丽缇因此成了《克什米尔任务》的女主角苏菲——武装分子阿尔塔夫的心上人。
维诺德请老朋友杰基·史洛夫出演影片的大反派。我在前几次回孟买时便见过杰基和他的朋友，他们常在尼皮恩航海路上的游戏机房出没，颇有女人缘。杰基和别的印度演员不同，说话时总看着你的眼睛。他是个日渐发福的大个子，在维诺德家没少因为贪吃饼干而受到助理的责备。维诺德和杰基（朋友们称他为“杰古”）的关系是轻松、饱含友爱和嬉笑的。他们一起走过人生的低谷，杰基一度欠了维诺德五拉克，他开给维诺德二十张支票，每一张都跳票[457]了。
和传统的印度电影不同，我们的这部电影里没有和反派演对手戏、招摇过市的女二号。为什么宝莱坞电影不再需要女二号？我问坦努加。“因为女一号同时也是女二号。”她解释道。在卡巴莱表演的鼎盛时期，诸如海伦之类的美艳女角是银幕上唯一作性感打扮、酒到杯干、扭腰摆胯的人。而现在的女一号足以完成上述的所有镜头，在如今标准化的印度电影里，至少有一首歌舞是表现日后成为贤妻良母的女一号挑逗男主角的。而为男主角所吞并的则是喜剧角色（常由阿斯拉尼、帕因塔尔、强尼·沃克等人塑造），他们负责衬托男主人公，或幽默或滑稽，会在关键时刻展露那么点花拳绣腿。阿米塔·巴强承担了电影中的喜剧角色，他也是印度影坛唯一足够德高望重、在搞笑时依旧显得正义凛然的演员。
涉及政治和恐怖主义话题的流行电影越来越多，这在我儿时的孟买难得一见。印度以电影为外交手段，应对威胁其领土完整及国家尊严的企图。近来的许多印度电影都讲述了由种族不明的犯罪分子在背后操纵、单单针对我国的惊天阴谋。镜头里不时闪现爆炸和恐怖分子的画面，以及与恐怖分子合谋、戴甘地帽的本土政客的形象。这是对动荡时局最简单粗暴的解释：恶意自境外而来，印度独立后的历届政府统称其为“外国势力”，他们宣称只要抓住真凶，一切便会回到正轨。这个人或许躲在巴基斯坦，又或许藏身瑞士，正蛰伏在华丽的大别墅里，和他的爪牙密谋摧毁印度斯坦。
我观看《克什米尔任务》的成品时，对里头的很多镜头并无法认同。在写电影脚本时，我更像一个律师，把连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塞进我笔下人物的嘴里。单从政治角度而言，我希望通过电影表达左倾[458]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作品中强调：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因素才是将人推向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克什米尔地区。我在1987年前往印控克什米尔时，曾在那里目睹了全印最为腐败的政府，所有和我交谈过的当地人都希望脱离印度，不只因为我们的双重标准：印度始终主张对几乎全是穆斯林的查谟-克什米尔邦的主权，理由是印巴分治时，这片土地的王公哈里·辛格（一名印度教徒）曾同意加入印度联邦；与此同时，我们却拒绝海得拉巴与朱纳格特[459]的穆斯林领袖行使自由意志、加入巴基斯坦，理由是海得拉巴和朱纳格特的主要居民是印度教徒。我向维诺德表明了我的观点，但仅此而已。这是他的电影，而我只是编剧。
维诺德想迎合的是这样一种颇受欢迎的设想——合一的克什米尔主义，这一古老的理念鼓励斯利那加神社的穆斯林和商羯罗[460]神庙的印度教徒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片土地上和谐敬拜。维诺德对祖国近代以来的种种不堪并非视而不见。他一度说：“是印度人毁掉了克什米尔，而这一暴行已持续了五十年。我就是克什米尔人，我很清楚这种感受。”但《克什米尔任务》仍借可汗——亲印的穆斯林之口较为客观地表达了维诺德对印度政局、对受人利用的武装分子阿尔塔夫和对来自阿富汗的狂热宗教分子——大反派希拉尔的看法。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某印度高官质疑可汗对国家的忠诚时，可汗愤怒地说：“德斯潘德先生，这不仅是穆斯林的悲哀，也是印度的不幸，像我这样二十一年来保家卫国、身先士卒的军人必须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的忠心，仅仅因为我没有一个印度名字，我是穆斯林不错……但我对祖国的爱无需叫做德斯潘德的政府官员的认可。”
我们的剧本在为印度和克什米尔问题归责时尽量做到平衡。但所谓的平衡是迫不得已且杯水车薪的。譬如在我们的笔下，某穆斯林武装分子如此解释他加入恐怖组织的原因：“他们（在印度）羞辱了我的母亲，所以我拿起枪逃到了这里。”但这个勇敢的声明在下一句话里必须得到及时的补充及补偿——只见武装分子手握家书，又道：“但我跨过边境，（克什米尔）这里的人对我的妹妹做了同样的事情。”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让审查委员会不至于举起删掉镜头的剪子。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也让实际生活中的恐怖分子不至于对着导演的胸口来一枪。
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请教军方，以检验我们虚构的世界在现实中是否站得住脚。在克什米尔，维诺德曾让情报局的高官过目手稿，这名官员质疑剧本里的一个镜头：可汗在审讯时直接射杀了两名武装分子。“你竟砰砰两枪把他们崩了！”情报局的官员对维诺德说，“要换作是我，一根手指都不会动他们，因为每砍掉一根手指，我掌握的筹码就少一点。如果我砍掉他的一只胳膊，那我的筹码又少一点，如果我杀了他，那我就什么筹码都没有了。”对情报局的人来说，身体是很珍贵的资源，要留着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施加痛楚，每一个器官、每一枚指纹都有价值。
阿米塔·巴强毫无预兆地打破了约定。他给维诺德发了一份传真，说在尚未讨论电影的“各项问题”前“非常遗憾地决定放弃出演”。维诺德盯着手写的传真看了许久，不满地咕哝：“这字写得……到底是‘各项问题’还是‘金额问题’？”维诺德特地买了一大束白玫瑰，又到巴强府上劝他回心转意。巴强表示手头另有由他和沙鲁·汗共同出演的作品要拍，实在分身乏术，定要缺席《克什米尔任务》了。既然巴强指望不上，到底要找谁出演可汗一角呢？想在印度觅到有名望又有阅历的男演员并不容易，因为他们人到中年便开始发福兼脱发，又坚持要和二十来岁的女一号演对手戏——不是演她们的父亲，而是演她们的情人。
雪上加霜的是，沙鲁·汗也将退出《克什米尔任务》的主演阵容。维诺德考虑再三，说沙鲁的片酬太高，他恐怕要执导大半年的广告片才负担得起。在孟买，真正赚钱的可不是拍电影。沙鲁·汗接拍《克什米尔任务》的酬劳是三十拉克，为此要在多地往返，工作时长达几个月。而他用三天出演百事可乐的广告就能赚到十倍的钱。他之所以接拍电影，是因为若没有电影，他在广告里便无人认得。商业广告带来的利益让明星得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又间接补贴并帮助了电影行业的运作。作为回报，电影担负起拉动商品销售的责任。印度电影的广告植入程度在好莱坞闻所未闻。男女主角会因可口可乐赞助的某一首乐曲，围绕巨大的可乐罐道具载歌载舞长达六七分钟，没有人会介意。商业的就是艺术的，印度电影并无雅俗之分。
我终于在洛纳瓦拉度假区的影院看到了维诺德的上一部作品《无畏之心》。
印度影院和西方的不同，绝无可能出现集体静默、昏昏欲睡的景象。你甚至无法让任何一个观众闭嘴。每个人有话便说，常不自觉地和片中的角色对谈。如果镜头里出现神像，人们可能朝大屏幕扔硬币或直接在过道上拜倒。婴儿哇哇乱哭，四分之一的观众在播放歌舞时起身，去放映厅外买零食饮料。复杂的台词根本是白搭，耳语更行不通，因为多数时间里你都听不清角色在说些什么。印度影院的噪声如此之大，以至于银幕上是一出戏，观众席里又是一出，所有音乐都以最大音量来播放。从前还不总是这样，如今你问：去洛纳瓦拉的影院该怎么走？人们回答你：要看“有声电影”啊，你得往那里走。
观众对《无畏之心》显然毫无敬畏。他们大肆讥笑故事情节，在女主角表现出亲近男主角的迹象时连声起哄。我在电影上演温情片段时起身去外面买冰淇淋。“这些人真是不像话。”苏妮塔在我重回座位后对我说，“竟然取笑母女俩的温馨时刻。”母亲正和女儿开玩笑，说她有个走丢了的双胞胎妹妹，这原本应当是好笑的、符合传统电影模式的，但不懂欣赏也无法理解的观众偏偏沉默了——令人不安地沉默。
《无畏之心》不是一部好电影。情节毫无新意不说，第一次担纲女主角的演员也表现得委实糟糕（从头至尾眼神飘忽、不知所云）。维诺德把电影的失败归咎于女主角的不专业，他说每一场戏都要在她身上浪费大量的时间，反复重拍。有一幕她应该举起右手按住脑袋，却一再举成了左手。在演错了太多次以后，维诺德冲到她面前，抓起她的右手咬了一口：“这点疼会让你记住待会儿该举哪只手。”维诺德是印度电影界的维尔纳·赫尔佐格[461]，行事为人有那么点癫狂。
在阿米塔和沙鲁都退出《克什米尔任务》之后，维诺德打算同我合写另一部电影的剧本。故事主要发生在伦敦，说的是身在海外的印巴同胞仍有和解的希望。电影探讨的是印巴分治后的状况，名字叫做《土地》。维诺德设想有那么两个士兵，一个是印度人，另一个是巴基斯坦人，他们分别在孟买和拉合尔[462]长大，家庭背景相似，于印巴战场相遇，结果两败俱伤，机缘巧合下转入伦敦的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在那里，他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对彼此的憎恨是如此肤浅，他们原本属于同一片土地。
《土地》的剧情矫揉造作，却宣扬了某种大爱，歌颂的是世间的真善美，并且紧跟报纸头条：“兄弟友爱满人间”“印巴关系的春天已到来”。电影的灵感来自1999年一趟从德里前往拉合尔（途经瓦加[463]）的旅程。当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坐公交车（不是飞机，也不是加长型豪华轿车）前往拉合尔，与政敌纳瓦兹·谢里夫[464]进行和谈。宝莱坞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件将在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上画下重彩浓墨的一笔。我同时接到马赫什·巴哈特和维诺德的电话，请我帮他们编写电影剧本，而主题正是五十年前发生在此地的激变。印巴分治切实影响着此二人——维诺德是生活在克什米尔的印度旁遮普人，马赫什的母亲则是穆斯林。宝莱坞早早参与了这场对祖国母亲的活体解剖[465]，部分原因在于它是鲜有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平分秋色的产业。穆斯林作家写下了印度的神话史诗，而长着十个脑袋的印度神祇吐露的却是乌尔都语。
宝莱坞从根本上为旁遮普人和信德人所垄断，它由印巴分治时期的难民接手，曾是四十年代的孟买权贵嗤之以鼻的低贱行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宝莱坞之于旁遮普人，正如好莱坞之于犹太人[466]。印巴分治带来的爱恨情仇演变成了印度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只不过改换了名字，叫做《莱拉和玛吉努》或《希尔与然珈》。成百上千的印度电影描绘了不顾一切阻挠（不论是暴君父亲还是独裁政府）相爱的男女，或在历史的洪流中被冲散又相遇的同胞兄弟。印巴分治带着它席卷一切的悲情和壮伟为宝莱坞奠定了基调、铺设好了剧情。它最符合传统电影的模式。又或许将宝莱坞缔造成如今的模样、饱受离乱之苦的难民心底有那么一丝隐秘的感激——是印巴分治造就了宝莱坞电影。
1999年，卡吉尔战争在印巴边界的山区爆发了，《土地》的拍摄计划全面停止。《土地》终归于尘土。我们从“友邻巴基斯坦”一夜间回到了《克什米尔任务》的主题：仇敌巴基斯坦。表现这场冲突的电影纷纷发行，哪怕无关（而仅有军人或打击跨境恐怖主义活动的警察角色）的电影也被宣传成对卡吉尔战争的预言。《克什米尔任务》的剧本反而险些跟不上时事的变化。要预测公众在电影最终上映时如何看待巴基斯坦人（是把他们当作好兄弟还是杀人狂）是不可能的。维诺德现在最大的噩梦是卡吉尔的战况超出掌控，譬如一方向另一方投放了原子弹。“那我们的电影不就过时了！”《克什米尔任务》可没有原子弹，却会被一败涂地的票房炸得片甲不留。
维诺德到底还需重新选角。涉嫌参与“九三”爆炸案、取保候审、问题缠身的桑杰·杜特替代了阿米塔·巴强。桑杰的事业正处于低谷，和事发前不可同日而语。而顶替沙鲁的则是二十五岁的新人演员，他是七十年代曾当红的电影明星的儿子，目前只参演过一部由父亲执导、距上映尚有月余的电影。他的名字叫做李提克·罗斯汉。
某天上午，李提克来到维诺德的家听剧本讲解。我首先留意到的是他让人心动甚而心惊的好相貌：碧绿的双眼、挺直的鼻梁、坚毅的下颌、健壮的手臂以及热衷健身才有的、每一寸肌肉都恰到好处的完美体型。李提克礼貌而谦逊，仔细聆听着维诺德的解说。但启用他做男主角（且不论他所扮演的阿尔塔夫一角有多重要），维诺德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若李提克的处女作《爱有天定》上映后遇冷，则极有可能《克什米尔任务》的票房也不乐观。可维诺德已经等不起了，电影预算也不容他再行拖延，何况李提克的片酬并不高。开拍势在必行。
好莱坞无法拍印度电影是有原因的：宝莱坞的签约方式会让华尔街专注明星维权的律师瞠目结舌，恨不得从欧贝罗伊的顶层套房一跃而下以示抗议。
维诺德联系了好几个音乐导演，问他们对电影的配乐和歌曲有什么想法。他同阿努·马利克——《无畏之心》的作曲人通话时，对方在听说了他的处境后变得异常情绪化。他们在周日上午通了整整两小时电话，马利克拍着胸脯表示愿意无偿帮忙。他在电话的那一头抹眼泪，抽抽搭搭地说比起他们的友谊，钱算得了什么！维诺德忽听嘎嘣一声响，像是什么东西被咬碎的声音，忙问马利克：“你怎么了？”“我在吃萝卜呢。”作曲家答，“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吃完了。”维诺德只听马利克咔嚓咔嚓飞速咀嚼了一阵，随即又回到电话边，准备洒下新一轮热泪：“我一派士都不会要你的！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印度电影在国内共有五个发行区域，另有一个专门面向所有海外市场。某发行人来找维诺德，想买下电影在印中地区的发行权。他递给维诺德一张空白的支票：“先生，价钱随你开。我永生难忘你导演的《白鸽》！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你还记得吗？就是主角看后视镜的那一幕，我永生难忘！”在印度电影业，谈买卖定然要情绪化，恬不知耻的恭维则是必需品。
叫做巴加迪艾的加尔各答发行人也来找维诺德，后者立即与他热情拥抱，如久别重逢的老友。我事后方知这是二人首次见面。“恭喜你有新作品啦。”巴加迪艾说，不知指的是维诺德刚出生的儿子，还是预备开机的电影，又或两者皆是。我们和巴加迪艾谈起演员阵容，他催我们速找当红明星、最受欢迎同时也最吉利的演员。巴加迪艾分析了上百部电影，找到了一些幸运组合——只要有此二人出演，电影一定大卖。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演技有多出众，而是他们联手便会带来好运。“比如拉齐和苏雷什，他们一起出演的作品没有一部不红的。请他们在你的电影里露个脸嘛，即便只是小角色，他们甚至不用演对手戏。”巴加迪艾用大半生的时间思考：为什么有的电影会火，有的不会。他认为在明星当红时善加利用他们的名声至关重要。他若有所思地给出了他累积下来的人生经验（我以为是哲理），也道破了无数人为“出名要趁早”而苦苦奋斗的原因：“明星就像口红，说不红就不红了。”
巴加迪艾是来谈钱的。他声称《无畏之心》在班加罗尔和比哈尔的收益不超过十五拉克，他为此损失惨重。但他一再强调他做发行看重的是声望，而非金钱。即便预知电影不会卖座，倘若是由维诺德执导的，哪怕亏本他也接。巴加迪艾对维诺德百般示好：“你是我们电影产业的中坚力量啊。”两人之间的不愉快几不可察。
待他一出门，维诺德便问我对这个巴加迪艾怎么看。我说我觉得他靠不住。“那个满嘴谎话的混账想讹我钱呢。”维诺德说。在巴加迪艾负责发行的地区，《无畏之心》的收益少说有四十拉克。而发行人装进自己口袋的钱通常是总收益的百分之十——他上报的数目越小，意味着被他私吞的钱越多。可惜交易都是用现金完成的，维诺德也无法查证该地区所有院线的确切售票额。“我无能为力。”他说当初会相信巴加迪艾，是因为导演雅什·乔普拉的推荐。巴加迪艾刚才离开前还说：他这就动身往雅什家去，他们约好了在那里见面。维诺德于是让助手给雅什打电话。雅什·乔普拉根本不在家，他甚至都不在孟买。
维诺德当然要起草合约，但通常不会签名。“干我们这行的，合同毫无意义。”他说。一个明星的片酬完全取决于他上一部电影的票房。为降低风险，他会同时出演三四部电影，早上还扮演警察，下午就成了恐怖分子，晚上则是吸血鬼爱人。维诺德伸手拿过桌上的一张纸，递给了我。那是宝莱坞严防死守的最高机密——一纸合同。它以会让法律界人士啧啧称奇的语句描述了明星的具体酬劳，以维诺德式的夸张、白纸黑字记录下了他的口述。
亲爱的桑杰：
主题——《克什米尔任务》
第一、我认为过去几周以来围绕上述主题（《克什米尔任务》）所产生的进展——不论是剧本方面还是配乐方面，以及（最重要的！）你对这个项目表现出的热情和投入的心力——是惊人的。我由衷相信我们的拍摄计划正大步向前。
第二、我感激你的诚意，但我更看重我们的友情。我不希望我们在其他更为琐碎的细节上面（诸如报酬等）存在任何误解，以至于影响我们的合作关系。所以我要坦诚而且直率地主动向你提及薪金一事，并落笔成文，以兹证明我们已就此事达成共识。
第三、我固然想参照市价予你应得的薪酬，但请勿忘：我与常人不同，不屑向某些特定的对象求助，以获得并不清白的资助。我们约定好的薪金是二十五拉克。若电影收益不佳，则我将支付给你的酬劳是〇卢比。望知悉。
顺祝
万事如意！
维德胡·维诺德·乔普拉上
又及：如果电影大卖，我将额外支付你二十五拉克奖金。
这行“又及”是维诺德手写的。他与三名主演签订的合同一模一样，只不过名字和金额略作了修改。若电影收支平衡，男二号李提克的酬劳是十一拉克，若票房惨败，他只能拿到一拉克，如果电影大卖，将另有十拉克的奖金。女主角普丽缇的酬劳则是十五拉克（收支平衡）、一拉克（票房惨败）、另添十拉克（如果大卖）。尽管这些数字后来随电影经费及李提克的人气飙升而水涨船高，维诺德仍为自己留下了万全的退路。若《克什米尔任务》像《无畏之心》一样收益不理想，他须支付三位主演的全部费用是少得可怜的两拉克。维诺德和音乐导演、摄影师及其他演职人员也作好了类似的约定。无人能预支酬劳，有时甚至完工后也拿不到钱。“《无畏之心》卖得不好，我的美术指导当时一分钱也没拿到。”但维诺德设法补偿了对方。他在拍广告时找来了同一个美术指导，付给了他三倍于市场价的酬劳。“这是印度的国情，同样的事不可能在美国发生。”维诺德说。
《克什米尔任务》需要至少四首歌曲。在理想状态下，唱片公司希望一部电影能有八首歌，这样音乐卡带的两面都能录到。但考虑到战火纷飞的克什米尔地区，以及两个新仇旧恨涌上心头的主角并非最合适的宝莱坞配乐主题，维诺德最初的想法是收四首歌曲，至少能录满音乐卡带的一面。“另一面可以干脆用背景音乐。”但到电影杀青时，我们已经有了七首歌曲，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这是另一项被预算不足逼出来的创造性发明。一部印度电影最早的金主其实是购买音乐版权的唱片公司。维诺德的电影在海外的销量通常很不错，电影的音乐卡带也卖得非常好。他的电影向来以极为出彩的配乐著称，哪怕从未看过《爱在烽火云起时》的人，也一定听过主题曲《当我遇见她》，且能跟着哼唱。维诺德在《爱在烽火云起时》尚未开机时，就靠电影音乐净赚了三亿卢比，提前回收了大半成本不说，还扩充了电影拍摄所需的经费。
维诺德念着拉哈特·印多尔[467]为《克什米尔任务》的歌曲所作的词，歌词中提到花朵、祖国、毁灭和爆炸。我问维诺德：是否这些歌词总用乌尔都语写成？他说：“印地语还是乌尔都语，其实没有这样泾渭分明。”既然这是一部关于克什米尔的电影，自然会更多地使用乌尔都语。民族主义导演维诺德像其他所有导演一样，偏好的电影语言是印度斯坦语[468]，而非单纯的印地语。
为电影作曲的音乐人是三个广告界的年轻嬉皮士：尚卡尔、伊赫桑和罗伊，分别是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我称他们为“欢喜三兄弟”。他们在工作室为我们演奏了《克什米尔任务》里的三首歌曲。三人在音乐中广泛使用各地的素材，“这里加入了布隆迪圣鼓[469]。”伊赫桑说，随后又将“塞内加尔圣咏”配了进来——这一选段取自云集多方音乐元素的汇编《受难曲》，是马丁·斯科塞斯执导《基督最后的诱惑》时和音乐人彼得·盖布瑞尔合作的唱片。我们在工作室谈到尼诺·罗塔[470]、范吉利斯[471]、约翰·柯川[472]的音乐，也谈到将手鼓、吉他、钢琴、水钟和船桨划过湖面的声音混合起来的音效。早在彼得·盖布瑞尔或保罗·西蒙[473]听到对话鼓[474]的鼓点以前，印度电影音乐就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几个世纪以来，传遍天涯海角的不是乐器，而是节拍。”罗伊说，一边用嘴打着拍子为我们做示范。他说正因为如此，沿海地区的国家不管相隔多远，其音乐常共有同一种基本的节奏。
孟买如今的音乐和我小时候听到的已大为不同。它更多地依赖电子乐器及非洲音乐的旋律。许多印度乐曲会在中途加入浑厚的黑人男声，用他带着笑意的歌声表达对二重唱里女声的爱慕。男声低沉，女声高亢，正是印度人喜爱的歌曲演绎模式。知道代唱歌手的印度人也越来越少，曼吉茜卡[475]姐妹不再占据印度电影歌曲的半壁江山。随着电子音乐的崛起，自动合成的背景音乐足以和印度电影歌曲中的人声相抗衡，且前者常更为重要和显著。大众喜爱这一新的音乐形式，广大劳动人民在伴奏下欣然起舞。老一辈的人听后却皱起眉头，像老一辈人惯做的那样对新鲜事物表达不满。他们对新生代的音乐人将经典老歌重新编排、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曲里混合雷鬼电音和嘻哈饶舌大为气愤。突然之间，轻歌曼舞与温柔民谣成了吉光片羽般的珍稀存在。
电子音乐为印度电影的作曲人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他们欣喜已极，无需再向器乐专家讨教，好分辨桑巴和梅伦格[476]的不同节拍。新世纪的音乐人可以用仪器轻松读取光盘上的汇编选段，并直接下载加以使用。罗伊的电子混音器还能显示它合成的音乐种类，只要样本有节拍，则不论是小提琴、非洲鼓、祖克[477]、塞内加尔咏叹调还是西达科[478]，混音器的模仿无一不包、无所不能，就连欧洲古典音乐也难不倒它——印度的音乐人当然没有忘记莫扎特，他们用邦哥鼓和康加鼓[479]把这个十八世纪的威尼斯神童打扮起来，让他摇身一变穿上了印度斯坦的外衣。印度电影音乐正如印度宗教，所有妄想征服它的野心反被它吸收、同化然后反刍了。对印度电影音乐和印度宗教来说，民族的便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
我在夜晚携家人同看《怦然心动》——一部极具娱乐性的印度电影，尽管剧情虎头蛇尾。电影里没有反派，是旁遮普人当道的宝莱坞最典型的纯爱故事，讲述了印度中产阶级最怀恋的美好时光：校园和初恋。我对影片中的校园似曾相识，对剧中的人物设定如此熟悉，我试着回想究竟在哪里见过此情此景。几天后，一篇对《怦然心动》道具师的报道让我恍然大悟，因为文章里有这样六个字：里弗代尔中学。难怪我熟谙电影情节，原来它是美国漫画在印度的复刻——二十年后，贝蒂和维罗妮卡依然在为阿奇争风吃醋。[480]《怦然心动》的导演是看《阿奇漫画》长大的，我也是，为了一窥美国的生活，更为了逃离我年少时的印度。
我的儿子乔达摩会唱《怦然心动》的主题曲以及印度童谣《我有一头小马驹》，他也会唱“水叮当”[481]的《芭比娃娃》和全世界儿童熟知的《一闪一闪亮晶晶》。他从东方和西方收集能为自己带来欢愉的素材。他的宝莱坞歌曲储备（以及词汇量）开始猛增，而让我念念不忘的宝莱坞歌曲已陪伴了我大半生。在被问及回美国后最想念印度的什么时，乔达摩毫不犹豫地回答：“电影。”当他身在纽约心想孟买时，他会走在遥远大都会的街头，唱响《怦然心动》的主题曲。一个在美国的印度男孩唱着改编自美国漫画的印度电影的主题曲，这是一场尽显文化媚俗的乒乓赛，从东方抵达西方又从西方返回东方。除了透过《薄伽梵歌》和梭罗的随笔《公民不服从》[482]，乔达摩也终于得以乘着歌声的翅膀，在两个世界之间往返飞翔。
合作《克什米尔任务》期间，维诺德对我敞开了家门和心门。他有过三任太太，“没有一个知道怎么做煎蛋卷。”他抱怨说。但两任前妻都常拜访他的住所。有一次他背痛，我走进他家，见这位导演躺在地板上，他的三任太太（阿努戏称这是维诺德的“后宫”）分别替他按摩着身上的不同部位。维诺德和阿努成婚时，他把她带到第一任岳母的家，老太太在阿努的额头点了提拉克[483]，祝福她说：“从今往后你便是我们家的女儿了。”维诺德不认为离婚后应当停止爱他的前妻；更重要的是，他不认为离婚后他的前妻应当停止爱他。
我不确定为何维诺德会选我来合写剧本。但我渐渐意识到，比起编剧，他更想要一个朋友。我开始成为乔普拉家最亲密的友人，他们邀我出席私人场合：家人的生日、纪念日等等。没有外人，通常只有维诺德和阿努的直系亲属、我的家人以及艾杰·拉尔一家在场。维诺德的本领之一是将别人的生活过成自己的。他每天上午给我打电话，问我几时到他家讨论剧本。当夜幕降临，我预备告辞时，他会马上耷拉下脑袋，显得像要独自度过长夜般寂寞无助。起初我照着维诺德的心意，在上午十一点拜访他，等我了解到他那时还未起床后，就没那么听话了。
苏妮塔和孩子们提前回了美国，我还要在孟买待上两个月。有一天，维诺德把我叫到他家，吩咐厨子赫姆道：“从现在起，你每天做好午饭和晚饭，让司机给苏科图送去。”我当然不肯，但维诺德不顾我的推拒，执意如此。于是每天下午，他的司机带着保温饭盒出现在我家门口，为我送来份量十足的旁遮普菜、中餐又或意大利素食；每天早晨，另有司机前来把空饭盒取走。在这个贫困、公共卫生毫无保障的国家，每天送达的新鲜食物满载深厚的情谊。我竟在看似不相干的电影世家找到了我的归属和亲人。
我邀人们来家中参加生日派对，气氛却并不热络，一来人数不多，二来宾客互有嫌隙。维诺德改了拍摄日程特地赶来。他到得晚了，筵席已散，但他一进门，周围便热闹起来。他才出席了圈内的一个聚会，除了一肚子的酒精外，尚有各式笑话和八卦与我分享。突然之间，我的生日派对正式开始了。我在那一刻充满对维诺德的感激和喜爱之情。在孟买的两年多里，他是那个始终慷慨好客、愿随时陪伴着我的朋友。维诺德的热情是旁遮普式的，并非默默付出、不计回报，但他身上那丰沛的活力和神奇的凝聚力确能让每一个人感觉愉快，能令无聊的聚会变得欢腾且融洽。结识维诺德以后，我始觉凡事皆有可能：结婚离婚，日进斗金，坐拥班德拉的豪宅，过大起大落的人生。维诺德行走世间，自带电源，他是性能强劲的干电池，是动力十足的核潜艇。
马赫什·巴哈特：《我心悲痛》马赫什·巴哈特的情绪很坏。我们身处《亲爱的孟买》剧组，正拍摄移居孟买的中产阶级既渴望出人头地又不愿打破农村价值观的故事。坦努加·乔普拉是马赫什的助理，此刻于事无补。“我很生气。”马赫什在片场用麦克风说，语气阴沉沉的，“你们的表演毫无激情。”
镜头展现的是男演员昌奇·潘迪在剧中的住所，正如他的台词所说：“我的露天泰姬陵酒店。”浓缩了发达起来的中产阶级标配：陈列着一瓶瓶“皇家芝华士”的酒吧、电视机、厨房、“德国风格的洗手间，坐便器是从五星级酒店偷来的。”（昌奇·潘迪在电影中的另一句台词。）剧组在“快乐之家”旅馆以及沃里盲童学校的楼顶临时搭建起这一略嫌浮夸的布景。我们的上方是西亚特轮胎的巨型广告灯箱，正极为缓慢地闪着红灯。现场有大约一百五十人：灯光师、音效师、演员、场务以及一大群完全无所事事的人。“没几个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马赫什厌恶地说，“所以我们的电影才如此粗糙。不像在好莱坞，所有人都是专业的。我管的这个烂摊子不是剧组，是再就业中心，那么多人不用鞭子抽就不干活。”印度电影工业和这个国家的任何产业一样，雇用的人数远超实际需求。主演（尤其是昌奇）一次又一次说错台词，剧组只得陪着他一遍又一遍重拍。“巴哈特先生，请过来一下。”昌奇在最新一轮排练后恳求道。马赫什原地不动：“你需要的不是我过来。你需要的是背熟台词。背——熟——台——词！”
《亲爱的孟买》与多数印度电影无异，兜售的是样板式的孟买：富豪，香车，美女，黑帮，警察，奢侈品。对来自比哈尔的打工者而言，走在南孟买的街头就像走在片场一样不真实。马拉巴尔山的天价公寓楼不会让这个外来者有勇气对自己说：“终有一天我也要住在这里。”他走进的是一个梦，就像眼前浮华而荒诞的布景。即便是真的，一场大雨也会把一切冲刷殆尽：床、酒吧、卫生间、从“电信运营商那儿偷来的”红色电话亭。
我也说不清我在见到马赫什以前存有怎样的假定：他是谁呢，一个“若为金钱故，凡事皆可抛”的商人、艺术家、花花公子？马赫什以废话连篇著称，不论对什么话题（哪怕是和电影完全无关的）都要发表意见，恨不得报纸引用他的每一句发言。而站在我面前的马赫什是个体重超标、皮肤松弛的光头，看上去远不止四十九岁，但还算有魅力，也足够讨人喜欢，并且是我见过最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人。
他正在写电影脚本，背景设在暴乱时期的孟买，主题是他的母亲。马赫什的母亲一生怀揣着两个秘密：她是别人的情妇，因此马赫什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私生子。她也同时是什叶派穆斯林。有一天，马赫什的母亲在一座结婚礼堂前停下脚步，让大女儿进去打探。事后，她反复追问女儿婚礼的各种细节：新娘长什么样？新郎看上去好不好？并一整夜伤心落泪。那天是马赫什的父亲——她的情人大喜的日子，他到底娶了个门当户对、信印度教的女人。
然而即便在婚后，马赫什的父亲也从未断绝和情妇的往来，他是古吉拉特的婆罗门、低成本电影的制片人。他来到情妇和孩子们的家中，“一向缺乏完成度。”马赫什像评价电影作品一样评价他的电影人父亲。“他从不脱鞋或换衬衫，也从不像其他父亲一样，会穿着背心坐在客厅里看报。”马赫什深爱他的母亲，她今年八十多岁了。“我小的时候会捉来萤火虫装在瓶子里，然后放它们出来点缀妈妈的头发。”他如此说，轻轻笑起来。
他正酝酿的这部电影叫《我心悲痛》，既关于他的母亲，也关于印穆冲突。马赫什发誓这会是他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他平均一年要拍不止一部，在他二十五年的职业生涯中已拍了二十七部电影。马赫什对执导的过程深感厌倦了，他说那是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苦差事，没日没夜，结果却往往毫无意义。他现在甚至会“电导”某些作品：他不愿每天开车前往片场，不愿必须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因此他在驾驶途中或坐镇家中给片场的演员打电话，以电联的方式下达所有指令。
“我对电影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场试映会，我当时坐在大人的膝盖上——或许是妈妈抱着我，或许是阿姨，也或许是女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黑白画面的银幕，于是伸出手想触摸它。”马赫什模仿小孩子伸手慢慢抚摸巨大银幕的样子。“但当我真的靠得很近的时候，发现银幕上只有黑白两色的颗粒，我再也看不到画面了。然后我就被大人拉了回来。我如今的生活也变成了这样，我再也看不到当初让我着迷的魔法，电影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再也没有一双手把我拉回来，好让我看到更大、更完整的画面。”
马赫什说在《我心悲痛》里，男主人公母亲的第二个秘密直到最后才揭晓——当他不得不决定按哪一种习俗为母亲举行葬礼时。电影以插叙呈现了孟买暴乱的过程，主人公守在母亲的病床前，而萨克雷的手下正在医院外四处作乱。他当然不会在电影里提到萨克雷的名字：“我并不想拍扯上政治的电影。”
印度的电影工业和印度的红灯区奉行同一准则：来者是客，只要足够有钱或足够会赚钱。电影的出品人可能是坚定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词作家没准是原教旨主义的逊尼派穆斯林，扮演印度教徒的明星本身是穆斯林，扮演穆斯林的女主角则是不折不扣的印度教徒……对观众来说这无关紧要。但1993年的孟买暴乱确实颠覆了电影工业的权利金字塔。底层的场务成了大胆的造反派，他们质疑权威、要求特权。湿婆军的暴民聚集起来，前往各个摄制组搜捕穆斯林雇员。不知马赫什的母亲也是穆斯林的印度教徒，曾当着马赫什的面羞辱其他穆斯林。马赫什手下的灯光师在“九三”暴乱时被困情况最严重的纳帕达，灯光师的妻子在电话里向马赫什求救：“他们这就来抓我们了！”马赫什正想派人施以援手，场务（一个印度教徒）上前来告诉他：工会要求巴哈特先生不必理会穆斯林。马赫什愤怒地回答：“这和他是不是穆斯林无关，他首先是我的员工！”
我们探讨如何在《我心悲痛》里表现上述情境。马赫什认为：正因男主人公对母亲爱得深沉，因此格外痛恨自己的父亲——那个只是来同他母亲睡觉的人。“这就是一种三角恋。”他解释道。在母亲的葬礼上，当男主人公缓缓迈步，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经文纷纷浮现在他的脑海。“我本人对这些经文再熟悉不过了。”马赫什说。从前他的母亲也曾带他去天主教堂，让他“亲吻耶稣基督的宝血”，她又带他去穆斯林神社，让他默诵“真主至大”。给年幼的马赫什洗澡时，她会教导他：“你是讷格尔的婆罗门，你的族人姓巴尔加瓦。”她自认嫁给了她信奉印度教的情人，所以隐藏起作为穆斯林的那一重身份。小时候，马赫什憎恨母亲的穆斯林身份，会故意打断她做礼拜。长大后，他却要用这部电影为母亲正名。但他的母亲是有顾虑的。在暴乱期间，她曾问马赫什：给他的两个女儿起穆斯林的名字是否安全？马赫什“有着穆斯林名字”的大女儿叫普嘉，她会在《我心悲痛》中穿越回过去、饰演自己的亲奶奶。
和维诺德一样，马赫什厌恶这个如此优待他的行业。“我们的影视圈是病态的。它累积的不是金钱，而是炒作带来的罪孽。”他现在每拍一部电影都战战兢兢，唯恐不卖座，毕竟十有八九的电影难以回本。马赫什已丧失艺术的直觉：“我可以分析电影运作的各种模式，但再不会有天马行空的叙事能力。”可是作为电影人，他依然清楚他从业的意义：“我们拍电影的，就是为了酿造一点欢愉。”
坦努加为感谢马丹普尔的人们在她拍摄《战斗》时给予的帮助，特地安排了一场试映会。两个世界终于奇妙地相遇了，我书中的场景得以在现实里成真。蒙娜丽莎、吉里什、苏尼尔、卡马尔、鲁斯特姆、伊沙克以及他们在马丹普尔的亲朋齐聚一堂。放映结束后，这些人沿走廊站成两排，羞怯中带着忸怩。马赫什与坦努加在队伍的最前头和我说话，他俩才去了附近的新奇影院，见上座率极高，百余位观众全神贯注欣赏着他们的作品。《战斗》受到业内评论家的猛烈炮火，“但当我看到新奇影院的那么多人——”坦努加说，“我觉得他们的认可比专业人士的观点重要得多。”
“那些人才是你唯一的观众！”马赫什情绪激动，“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们在跑马厅边上的驰骋餐厅摆庆功宴。表现了孟买暴乱的导演坐在实际制造了孟买暴乱的人对面——苏尼尔带着年幼的女儿“来看大明星”，此刻正耐心地喂她吃饭。但饭桌上的对谈到底没能建立起来：主宾的社会地位实在太悬殊了。
出乎坦努加的意料，这场试映会还为她行了额外的方便。两天后她打电话给我，语气慌张，说电影才上映三天便见诸电视屏幕——班德拉和波利瓦里的有线电视运营商正非法播放她的影片。海外发行人为在印度本土市场也分一杯羹，常设法将电影拷贝卖给当地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对印度电影来说，第一周至关重要，这七天决定了电影的票房走向，而如果人们已经能在电视上看到电影，谁还会掏钱进影院呢？坦努加想让我转告同样经营有限电视的苏尼尔，请他不要在乔格什瓦里播放《战斗》。苏尼尔当即表示知道此事的幕后推手是谁（换言之，是为哪个帮派大佬效力的），并和对方达成了协议：孟买及塔那地区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停播《战斗》。他这么做是为了感谢坦努加邀他去试映会的善举，不过苏尼尔的人情可不是免费的，坦努加为此要支付给“幕后推手”五万卢比。
“这摆明了是勒索啊！”我抗议道。
“没关系，这样已经很好了。”她答。
电影人会不遗余力保护他们的作品免受盗版侵害。为不让《无畏之心》遭盗版光碟和无良有线电视运营商的摧残，维诺德曾跑遍印度各警察部门，恳求他们加强执法力度。他向阿麦达巴的警察抱怨说：对《无畏之心》的侵权已经发生（甚至在电影上映以前），警官于是召来城里主要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令他们站成一排。“我要怎么处置他们？”他问维诺德。
“打断他们的腿。”维诺德不假思索地说。
“没问题。”这名警官答。
我在周一的上午打开报纸，看到在“希琳”二字（穆斯林人名）下刊登了一帧极为醒目的老妇人的相片，但她的额头以印度教徒的方式点了朱砂。马赫什的母亲去世了。她在大银幕上的形象却即将诞生。
随着《我心悲痛》上映日期的逐渐临近，对马赫什是否为私生子的争议也甚嚣尘上。马赫什的电影以及他的大半人生都建立在他是私生子的前提下。他的父亲现在却跳出来抗议，登报表明自己同马赫什的母亲乃合法夫妻。两家人互相谩骂，撕扯得很难看。“我的母亲确实是他的情妇。”马赫什坚称，“尽管他们一再说已经结婚了，但无法提供相关的法律文件证明他们的说法。”马赫什的私生子身份对他的自我认知极为重要。如今他是名流，当年的野种成了明星，可以在十亿观众的见证下用七十毫米胶片打败自己的心魔。他的母亲——尽管一生都要隐藏对上帝以及情人的爱，也终于在亲孙女的演绎下于银幕转世。希琳成了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对象、合法合情合理的女神。通过庆祝自己的非婚生子身份，马赫什仿佛一并消除了其非法性。艺术是他打败心魔的主阵地。
在电影上映前，最后也最关键的一步是审片。我们等在自由影院的天台，直到委员会结束观影和讨论。走进放映厅时，委员会主席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首先要恭喜你们拍了一部非常审慎的电影。”
马赫什、坦努加和我背对大银幕，站在前排的座位中间，面向我们的评审：四女一男，他们要么像医生，要么像会计。
主席问我们为何把片中的穆斯林警察塑造成正面角色。坦努加马上说：不不不，那个警察是印度教徒。“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主席问。马赫什与坦努加互看一眼，解释说：他确实是印度教徒，只是恰好有个穆斯林名字沙拉德，同时也是出演这个角色的演员的本名。委员会要求电影明确体现这一点，好让观众“不至于产生警队里也有印穆冲突的错觉”。“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主席补充道，另外她建议：影片中反派警察的台词“这个穆斯林”应改成“这个人”。
马赫什对委员会的看法照单全收。这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他已经历过二十七次讨价还价的审片。他刚才在电梯里还对我说：他第一次参加审片时才二十一岁，和委员会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拒绝按他们的要求剪掉任何画面，愤而从自由影院一路疾走到了马希姆。他以为二十五年后情况会有所好转，但并没有，唯一改变了的是他自己。他已不像当年那样奋不顾身了。
委员会再一次赞许了马赫什的“审慎”：电影里没有裸露的镜头，没有直接的暴力动作和粗鄙的台词，对处理非婚生子这样的敏感话题也非常小心。但因为这部电影同时涉及印穆冲突，委员会仍然决意把它定为限制级。
这对《我心悲痛》的收益是致命一击。家长不能带未满十八岁的孩子进影院，等于流失了相当一部分观众。
马赫什以极为克制的态度请委员会收回成命：“我不是要为自己辩解，但我真的认为青少年也应该看一看这部电影。”马赫什说如果十四五岁的孩子能被电影试图传递的信息打动，愿意怀揣理想为建设更包容和团结的印度而奋斗，那无疑是造福社会的。但委员会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主席表示会再作考虑，明天会另行通知马赫什。如果他们坚持要把电影划为限制级，对电影的版权销售和后续的电视频道播放也会产生不利。因此电影人若当真为经济效益考虑，最好莫碰政治题材。这就是现实，而现实必然是限制级的，它既不适合儿童，也不适合青少年。
委员会到底还是把《我心悲痛》定为了限制级。尽管主席据理力争，欲评电影为通用级[484]，但其他成员唯恐电影上映后惹出麻烦，委员会要承担监管不力的风险，便想将（表现警队内部印穆冲突的）情节给警方高层过目以取得首肯，免得他们秋后算账。
而随着事态扩大，《我心悲痛》被定为限制级反而成了最无关紧要的事情。印度中央电影审查委员会（简称“中审会”）的主席在没有看过电影、只浏览了故事大纲的情况下竟将《我心悲痛》提交内政部待批。原因之一是——据这位主席（一个已淡出影视圈的女演员）说——中审会（主要由家庭主妇和有大把空闲的男人组成）的成员在看过电影后彻夜难眠。他们一致认为既然电影要在全国上映，就应该正式提交联合政府审议。把一部暗示政府亲手制造暴乱的电影拿给当权的政府官员审批，纯粹是自找麻烦。只要“老大哥”愿意，马赫什的日子会非常难过，他所有的拍摄项目（包括电视剧）都可能被叫停。马赫什已经说过这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他不想为此失去尊严，不想像其他电影人一样去巴尔·萨克雷处摇尾乞怜。
马赫什的大女儿普嘉也出席了我们和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秘书——萨布拉曼亚姆的会面。我作为电影的剧作者之一与父女俩同行。我们坐在靠海的政府办公厅，透过两扇巨大的窗户可见外面的天空和印度航空的总部大楼。这里人迹罕至，为孟买鲜有。首席秘书萨布患有白癜风，体胖心却不宽，对特地前来充当花瓶（以及润滑剂）的女明星普嘉不假辞色。他不动如山地安坐在那儿，像一只最最骄傲的井底蛙。
萨布诉说了他当年是如何力排众议、主张批准曼尼·拉特纳姆的电影《孟买》上映的。他说他是唯一坚持“艺术家有权保留自己观点”的政府官员。军方反对他的做法，但片子最终还是过审了，因为导演拉特纳姆去求了萨克雷。甚至连阿米塔·巴强都亲自出面，请湿婆军的党魁高抬贵手。《孟买》也是关于印穆冲突的，而当电影为暴乱归责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被各打了五十大板。萨克雷在看过电影后只要求剪掉一个镜头：影片中以他为原型的人物为所犯的屠杀和纵火罪道歉。萨克雷对自己的“英勇作为”只有自豪，他从不打算出面道歉。
“你看，拉特纳姆花钱买到了太平。”萨布如此说，暗示马赫什也照做。马赫什拒绝了。萨布随即道：那么中审会多半会发表声明，禁止电影上映。但在声明发出以前，电影恐怕会在现有政府审查的基础上递交更上一级的机构进行裁定。“而裁定的结果一天不下来，你就一天没法提起上诉。”萨布指出。他补充说马赫什拍这部电影的时机很不凑巧——斯里克里希纳法官的报告刚刚公布，湿婆军的镇压最是来势汹汹。“如果你的电影有任何反印度教的倾向，如果你的作品反映的是‘九三’暴乱的真相，它必定是反印度教的，也必定不会有上映的那一天。”
马赫什坦言他的电影确实站在反印度教的立场上。
既然如此，萨布肯定地说：“那它只能待在胶卷盒里。我们一定会禁播。”他说这实在稀松平常，今天早上他还禁演了一出音乐剧。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确实认同印度教徒应为暴乱担责的说法，但无奈的是“现任政府和湿婆军沆瀣一气。如果执政的是国大党，你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马赫什和坦努加试图解释，说影片只投射了暴乱事件的始末，没有实际展示任何相关的场景。并未看过电影的萨布则重复：如果影片具有反印度教的倾向，且对孟买暴乱做了如实的描绘（不论多么隐晦），“那它将难见天日。”“印度教徒还是把他们那一套看得很神圣的，哪怕他们自己不承认。”萨布笑道，“穆斯林就更别提了。”回忆起马赫什早期的电影，譬如《摘要》和《意图》在观众心中激发的强大情感，萨布又道：“如果《我心悲痛》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在旁人看来，马赫什的电影容不得克制与委婉：锡克教徒永远佩着剑，穆斯林要戴小白帽、穿一千零一夜式的尖头鞋。马赫什不要演员收敛，他戏里的哭必定是嚎啕大哭。坦努加作为《我心悲痛》剧本的合著者，向我传授了印度电影成功的秘诀：“拨动观众的心弦。”她说印度的观众是用心感受而非用脑思考的。这种最具感染力的热情可以推翻政府乃至王朝。而我们的这届政府可以容忍有关印穆冲突的纪录片，却绝难容忍情绪饱满、批判印穆冲突的主流商业电影。欧洲启蒙运动[485]的浪潮毕竟还未抵达印度洋，风中传来的只言片语轻飘飘没有力度。这片土地上的所谓民主，尚且在两股政治势力的对撞下努力求中庸。
马赫什又说，印度总理曾表示很欣赏他的作品，若他去德里觐见总理，或许事情还有转机。萨布笑道：“你的好总理有老鹰一样的内政部长为他看家护院。电影不消你说，自会有人放给他看。”也自会由上至下传达禁播的命令。
马赫什和坦努加在排灯节[486]期间依然四处奔走，忙着疏通各政要关节，甚至把事情捅到了媒体上。包括孟买警察局长在内的更多政府官员看到了电影，提出在中审会第二轮审片时派警队代表到场，确保电影中无任何诋毁警方的镜头。“电影里有好警察，人们不当一回事，但一出现坏警察，马上群情激奋。”警察局长如此解释道。
马赫什终究屈服了，他剪掉了一些画面，又补拍了另一些以讨好中审会。根据委员会出具的书面报告，他把电影中暴乱分子所戴“代表某特定政党的”橘色头巾换成了黑色。“某穆斯林角色宣泄怒火”的镜头因为“不必要”被删除了。同样被删除的还有警方偶遇嫌犯的情节，以及由影射萨克雷的角色所发表的讲话：“我们已经忍耐得够久，如今到了种族清洗的时候。”马赫什想鱼与熊掌兼得——既成为媒体报道中勇于对抗法西斯暴政的英雄，又不妨碍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大卖。
在剪掉了所有“政治不正确”的镜头后，《我心悲痛》在各大院线上映了。马赫什梦想成真，他因拍摄这部“为国家一体化做出特殊贡献的最佳故事片”获得了由印度总统颁发的荣誉勋章。
打拼者和难近母已是黄昏，我坐在约胡区日沙酒店外的露天茶座，看夕阳逐渐沉入大海。日沙是蒙娜丽莎失身于制片人哈里·维拉尼的地方。日沙也是电影明星和黑帮大佬频繁出入的场所，他们在这里观察别人，也被人观察。
阿里·彼得·约翰不介意在日沙的泳池边消磨时间，何况伏特加和鸡肉三明治无需他自个儿掏钱。他倒并非蹭吃蹭喝，阿里靠贩卖他人的故事偿还酒资饭钱，还大大有余。正如他昔日的酒友马赫什·巴哈特形容的，阿里是“打拼者的上帝”，《银幕》杂志[487]专栏作家的身份给了他在宝莱坞通行无阻的权力。
阿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信差，是连通上流和下等孟买的导管。光以外貌评判，他非但算不上气宇轩昂，且显得粗鄙和猥琐。他留着络腮胡，从不认真扣好衬衣纽扣，像个邋遢的走私犯不说，一副斗鸡眼也很不讨人喜欢（他看着你时，你却不知他在看哪里）。但阿里的文笔一流，所谓人不可貌相，他的专栏文章竟好似一篇篇讲道，充满神圣的使命感和高尚的道德观。
阿里对稳赚不赔的低成本电影（多为色情和恐怖片）以及拍摄电影的首陀罗和贱民阶层了如指掌。翻开《银幕》杂志，低成本电影的宣传彩页随处可见，它们的拍摄周期短（不超过一周）、对场地的要求低（租一间马德岛的平房即可）、要应付的审查相对宽松（金奈的审查委员比孟买的仁慈得多）。低成本电影在北方邦、中央邦和德里的小戏院上映，往往比大片更卖座。从片名（《魔鬼与死亡》《饥渴的灵魂》等）可知“它们混合了恐怖与色情片的元素，并佐以震耳欲聋的音乐。”阿里解释道。部分影院老板会在放映深夜场电影的间隙随机植入真正的色情片，其内容和原来的影片毫不相干，却是吸引男性观众的根本原因。
听着阿里的描述，你果真能感受到他为何成了打拼者（想在宝莱坞闯出名堂、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之人）的保护伞。阿里对女性打拼者心怀怜悯。他说一百个来孟买闯荡的女演员中：“真能走运的不超过十个。”试镜的地点通常在约胡区的滋沙酒店，阿里取其谐音，称之为“自杀酒店”——不时有女演员禁不住又一次落选的打击，在酒店房间寻了短见。
对阿里来说，电影总和性爱及死亡紧密相连，它们代表的都是机遇。“从前，每当有重要人物过世，学校就会放假一天，我们便能去影院看电影。”阿里的家在安泰里东区——清贫的基督徒和沃里族原住民的聚集地。难有出头之日的十八线艺人多在那儿租房住，“这些人入侵我们的地盘，也入侵我们的文化。”沃里族的女人异常美丽，而龙套演员会对她们吹嘘：“我们是从宝莱坞来的。”年少的阿里曾被夸夸其谈的打拼者唬得一愣一愣的，等长大后得知这些人“不过是外来务工人员”，尤其令他感到幻灭。他如今常在安泰里的酒吧见到这些人的身影（譬如非法经营的雅里路酒庄、乌尔瓦什啤酒吧、里欧传统烈酒吧等）。他们依旧坐在脏兮兮的窗帘布后面，喝着九卢比一瓶的德西酒，梦想着征服世界。他们向同为打拼者的酒友夸口：“我明天就要和阿米塔·巴强一起拍戏了。”
“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对他们报喜不报忧的本事深感吃惊。”阿里说，“他们的不如意绝少让你知道。”混得稍微像样一点的打拼者住在固定的几家（传说中会带来好运）的旅馆，比如班德拉的码头招待所，只因拉金德拉·库马尔[488]曾在那里小住。阿里说打拼者的每日简餐基本如下：“八卢比一份的拼盘，有米饭、六张普里饼或两张洽巴提烤饼，外加一勺豆糊。如果店家特别慷慨，会给你一小碟稀薄的酸奶和两勺蔬菜。找对了吃饭的地方，可不愁营养不均衡。要是老板心情好，有时还会赠送甜点。”对跑龙套的打拼者来说，穆斯林餐馆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花二十卢比就能吃到一顿美味的手抓饭。
阿里和我坐三轮车前往雅里路。夜晚的雅里路繁忙喧嚣，沿街遍布小吃店。阿里指着其中一爿店的伙计对我说：“那个人有一肚子的故事，随时等着向人倾诉。而和他境遇相仿的人，在孟买又何止千百。”打拼者不一定全是演员，也可能是编剧。他们恳请制片人和导演见他们一面，当场演绎自己写的剧本。他们在需要调动感情时纵声大笑或号啕痛哭，在武打场景中挥拳踢腿、跳跃腾挪。他们在描述剧情时替导演省了选角的工夫，直接代入心仪主演的名字：“维诺德·卡纳在奔跑，他跑着跑着……倒下了，就地翻滚一圈……还是被人抓住了。”阿里模仿着打拼者的口吻讲述道，“但在现实生活中，梦想成为维诺德·卡纳的演员却是不得志的，无戏可演时只好借酒买醉。”
雅里路上的公用电话亭外满是等待打长途电话回家的年轻人，安慰家人（也安慰自己）说他们出头的日子近在眼前。阿里解释说演艺圈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即便龙套也分三六九等。拿电影的一个场景举例，在派对上西装革履的角色多是一线演员，他的片酬必然是配角——站在他身后的二线明星的两至三倍。如果有打拼者酷肖阿米塔·巴强或沙鲁·汗，他或许可以做专职替身。而如果打拼者身为女性又神似某位女星，则可能沦落到在花街柳巷卖弄姿色的地步。初来孟买的异乡人若涉足风月场，自然会选中花名册上的“巫山神女”，愿意付重金以期一会。昏暗的灯光加之紧张的情绪，兴许真会让他以为同女星本人共度了春宵。往后每次在银幕上再见神女，他都会又羞涩又暗自得意。
阿里答应介绍我认识一个“真正的打拼者”，他名叫艾伊杉。
几天后，我们坐在玛拉雅制片公司的简陋食堂，不过照阿里的说法，有五台吊扇的食堂已符合“五星级标准”了。我们面前的桌子是用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改造成的。坐在我对面的是个初出茅庐、打扮入时的青年，戴着耳钉，脖子上挂着金色的泰迪熊吊坠。这就是打拼者艾伊杉，他的哥哥希泰什坐在他边上，兄弟俩没有半分相似之处。“要不是来孟买打拼，他可不会坐在这里。”阿里肯定地说。艾伊杉不是比哈尔农村的打工仔，他原本在迪拜有自己的布料生意，五年来经营得有声有色。他是信德人，也是海外印侨，过去二十五年的人生中有过辉煌，也经历了落寞。他既坐过迪拜的奔驰和劳斯莱斯，也搭乘过孟买的市内火车。在他的母亲卖掉珠宝、为家人重回斋浦尔[489]购置房屋以前，一心追梦的艾伊杉曾和另外十三人挤在安泰里一间一室户的公寓里。他自十六岁起便梦想做电影的男主角，闲暇时翻来覆去地端详《银幕》的明星插页。不久后，他在孟买做广告策划的叔叔替他争取到一次当模特的机会，艾伊杉拍了一组平面照，赚了八百卢比。对一个斋浦尔少年来说，这八百卢比的意义远超它所带来的购买力。
艾伊杉在斋浦尔念到高三，后随家人迁往迪拜，在那里替阿拉伯富商经营布料店，一个月能赚七万卢比。海湾战争爆发后，生意不景气了，艾伊杉常回孟买。他始终觉得他应该从事别的什么职业、更贴近他心意的职业。迪拜有个超市老板，绰号“星仔”（他消息灵通，对各类明星八卦嗅觉敏锐）。有一天，星仔走进艾伊杉的布料店。“他以前便常对我说：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那一天他又对艾伊杉讲：“这家店不过是你的休息站，你在此略微歇脚、稍作停留，又该上路了。你的终点不在这里，总有一天你会有大出息的。”
艾伊杉于是向星仔吐露了他的梦想。“他当即对我说，放手去做。你一定会遇见很多困难，但不要轻言放弃。”
所以怀揣少时星梦的布料店经理离开迪拜，只身前往孟买。他到达这座城市时，孟买已改名叫孟巴，因此新鲜出炉的打拼者也决定为自己改名。父母给他起名叫马赫什（典型的中产阶级思维），他顶着这个平庸的名字生活了二十多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穆斯林演员尚需以印度教艺名博取观众的好感（譬如原名穆罕默德的迪利普·库马尔），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则全无必要了。即便印度人民党和湿婆军一手遮天，这个国家最耀眼的影视巨星仍是三位尊姓为汗的穆斯林：沙鲁·汗、阿米尔·汗、萨尔曼·汗。于是马赫什把名字改作了艾伊杉，既透出乌尔都语的韵味，也掺杂宝莱坞式的浮华。
艾伊杉报名参加了各类培训班，比如舞蹈班、武术班、演艺班。舞蹈班每月的学费为一千卢比，武术班为三个月五千卢比，演艺班则收费一万五千卢比。武术班教授跆拳道，教练把学员带到海边，教他们电影中的武打技巧，比如如何纵身一跃、就地翻滚以及摆臂挥拳。艾伊杉为我们做演示，“用借位的方法”看似击中对方的身体，而观众听见的“砰砰”声来自后期的配音。艾伊杉以为武术班的指导老师罗斯汉·坦尼耶对他另眼相看。“老师有一年半的时间都让我做他的助理。”他自豪地说，随即补充道：“当然是义务的。那是我的荣幸。”
艾伊杉陆续接到低成本电影和电视剧的邀约，但他的目标十分明确，对出镜的机会并非来者不拒：“我是奔着男主角去的，我想主演的是宝莱坞大片。”他果真遇到一个制片人，承诺在下一部电影中让他出演男主角。每隔两个月，艾伊杉便询问制片人电影的进展如何，总是被告知他们“还在物色导演”。导演没能物色到，艾伊杉却不再主动争取别的角色，始终坚信翻盘的时机近在眼前。他足足等了一年半，在此期间丢掉了所有其他的演出合同。
大约五个月后，重振旗鼓的艾伊杉在工作室偶遇导演奇坦·阿纳恩德，他递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硬照。阿纳恩德是巴基斯坦籍的传奇导演，也是印度电影王朝最鼎盛时期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正打算拍一部讲述印巴分治的电影，一个穆斯林女孩与印度教徒男孩相爱的故事。艾伊杉接到阿纳恩德的电话时，正在朋友家做客。“你被选中了。”阿纳恩德对他说。“我又惊又喜，不知所措。”艾伊杉回忆道，“我当即做起了白日梦，想象场记一打板，导演说‘开始！’的时候要怎么演。”艾伊杉在剧组待了九个月，录制了七首歌。随后，八十七岁的阿纳恩德便生病了。“他的肝出了问题，两叶都是。”艾伊杉说。不久，阿纳恩德与世长辞，拍了一半的电影自然也夭折了。
艾伊杉的家人和朋友劝他早点断了念头，踏踏实实回迪拜做布料生意。“他们不懂，能坐在奇坦·阿纳恩德身边，听他不厌其烦地指导我演戏，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作为演员的我更快乐。但我在斋浦尔的父母不知道奇坦·阿纳恩德是谁。他们只顾向神明祈求：‘让我们的儿子回心转意、早日回家来吧。’”
艾伊杉决定留在孟买，因为他深知一旦离开，他再也无法回来。“现实就是如此：不管你有多卑微，生活都会让你更卑微。”打拼者艾伊杉在蹉跎了岁月后，连要接到曾不屑一顾的电视剧龙套角色都有困难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经济大萧条时，电影演员为求生存，随时愿意接拍电视剧。而电视剧导演并不因为屏幕变小了（相对电影而言）就一味降低启用演员的标准。换言之，若非一线电影演员，也难得电视剧导演的垂青。艾伊杉仍然随身携带硬照，每天前去各大制片人的办公室。“和我一样进出办公室、厚着脸皮讨生活的人有千千万万，我很清楚我这些照片的命运。”
我在维诺德办公室的厚影集里见过这样的照片，是维诺德在挑选配角时偶尔会参阅的。照片涵盖可能入镜的各类人群，老幼妇孺，无所不包，有貌极俊美的青年也有丑态毕现的流氓，有拘谨保守的妇人也有俗艳风骚的妓女。照片归入影集，又自影集被选中，是打拼者在演艺道路上踏出的第一步。
每天早上，艾伊杉都去健身房或在户外跑步，以保持身材健美，或至少看上去健美（这一点更重要）。他务必在置装上狠下工夫，直到成名。一旦大红大紫后，他就能和宝莱坞家喻户晓的男星一样，不必顾忌中年发福、穿着邋遢了。艾伊杉的白色马鲁蒂已破烂不堪，车前盖上有一大块锈斑，车门在关上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但他依然花钱养着这辆车。“要进制片公司，首先得有车，门卫不单放行，还会对你敬礼。如果坐计程车去，门卫会让你掉头，坐三轮车的话呢，他会对你盘问个没完，如果你干脆步行，根本休想进公司大门。我在迪拜的时候，人家都叫我‘老板’，但在孟买，是我一口一个叫人家‘先生’。对打拼者而言，这就是生活：你必须学会溜须拍马。”
艾伊杉有个不解的困惑：“我不懂他们问我‘你有过拍戏的经验吗？’意义何在，如果不给像我这样新入行的演员机会，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累积起他们看重的经验呢？”对此，艾伊杉觉得女性打拼者的道路“还相对容易些，只要愿意用身体来换”。他因此不曾涉足“男同性恋和潜规则泛滥”的模特圈。他有时也憎恶千千万万为了出名、愿意不计代价往上爬的竞争者。“张三李四早晨对着镜子刷牙的时候都在想：纳那·帕缇卡[490]可以大器晚成，为什么我不行？但这让真正有才华的人要获得机会变得更难了。”
初来孟买的艾伊杉为明星的励志故事所感动，比如米特胡恩·查克拉博蒂。“他是我的偶像，曾经流落街头、饱经磨难，却始终没有放弃梦想，一路奋斗直到出人头地。”艾伊杉对米特胡恩如此崇拜，甚至为他和父亲起过冲突。他在斋浦尔的家中贴了米特胡恩的大海报（特意塑封过的），艾伊杉的父亲从迪拜回来，没多想便摘下了海报。艾伊杉为此绝食抗议。家人怕他当真饿出好歹来，不得不屈服了，把海报重新挂回了客厅，从此天天对着黑皮肤的米特胡恩。
艾伊杉仍在苦苦追寻那个让他一炮而红的机会。他知道近年来愈发紧缩的开支不允许剧组冒险、轻易起用新人担当主角。但正如出演《塞雅》里的反派一角前多年不得志的曼努吉·巴帕依，艾伊杉也需要一个能令他一飞冲天的角色，并且他确信这一天终将到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老一辈打拼者的故事是灌输给新生代的有毒鸡汤。”阿里悲伤地说，“一例成功的个案足以毁掉一千个失败者的人生。”毕竟，印度能有几个阿努帕姆·卡尔呢？阿里说卡尔也曾是个打拼者，他从老家西姆拉来到孟买，还未成名的时候常从班德拉一路步行到地天剧院。他当时只有两条土布做的库塔可穿，又舍不得替换，便在晚上洗掉一条，早上把还湿答答的库塔套在身上，用体温焐干。一日三餐靠瓦达包充饥的卡尔给贫民窟的孩子辅导功课，以此赚取微薄的薪资（每月五十卢比）。后来马赫什·巴哈特慧眼识才，让他出演电影《摘要》，如今的阿努帕姆·卡尔既是名演员也是大导演了。“但这样的故事只会误导农村来的年轻人，让他们执著于成为下一个阿努帕姆·卡尔。”阿里强调说。
我告诉艾伊杉我回美国时会在迪拜转机，中途要停留一至两天。艾伊杉说他喜欢迪拜的生活。“司机很守规矩，开车从不轻易变道。”
他还留在迪拜的家人相当富裕。我问艾伊杉是否考虑回迪拜去。
“我依然爱着印度。”他的口吻仿佛对妻子承认不忠的丈夫。
他当然知道如果返回舒适、便捷的迪拜，日子会好过得多。但孟买对演员来说有种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在孟买可见浮生万象。而演员需要的正是观察生活。”艾伊杉对孟买的观察从飞机降落这片土地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他望着与机场相邻的贫民窟，注视这座城市满当当的打拼者。“他们同生活的斗争每分每秒都在持续。不论天雨天晴，从不停息。或许我这样的人就是对这种生活上瘾，每分每秒都需要斗争、需要新鲜事。”艾伊杉说即使离开孟买，没过两天他便想着回来了。
阿里说他还不如艾伊杉：“我离开一天就想回来了。”除孟买以外的一切地方都令他不自在。他最近到坎贝[491]小镇看了半场电影——影片放映中途，银幕上突然出现一行字：“乾杜拉尔·沙赫逝世。”乾杜拉尔·沙赫显然是镇上的重要人物，于是电影提前散场，观众扫兴地各回各家。
艾伊杉来孟买想闯出一番名堂，他也清楚那很困难。“但没想到会这么困难，而且越来越难。”他有支持他的亲朋好友，手头的积蓄也够维持两三年的生活。最初他以每月五千卢比的价格租了一间公寓，但实际的花销在三万五千卢比左右。他一周外出就餐两次，常宴请途经孟买的堂表兄弟，又带难得进城的亲朋故交到酒吧消费。
随着星途愈显暗淡，艾伊杉花钱不再如往日般大手大脚了，他现在每月的开销在一万一千卢比左右。他很幸运，有好友免费出让公寓，让他一住便是两年。他也不再去迪斯科跳舞，甚至不再上饭馆打牙祭。“一道咖喱虾要三百五十卢比，太奢侈了。”艾伊杉学会了自己做饭、打扫。
他的哥哥希泰什说亲戚们收回了对艾伊杉的经济支持，他却照旧从迪拜给弟弟汇钱，也劝他莫再胡闹、自讨苦吃。“我打国际长途给他，一说就是二十分钟——”
“要花五千卢比呢。”艾伊杉插话道，显然也感受到哥哥对他的关心。
“我对他说，你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过上更好的生活。在孟买的日子何时是个头，这四年来的每一天都是煎熬。”据希泰什回忆，艾伊杉为接不到戏找的借口是：最近是雨季，没法拍摄。象头神节快到了，大伙都放假了，再之后是排灯节，紧接着又有祭祖节，剧组全面停工……希泰什终于忍不住对艾伊杉发了脾气，不是因为他没赚到钱，而是因为“他的心理状况让人担忧，对我来说这更紧要。”希泰什恐怕“默默承受痛苦的”艾伊杉会误入歧途。“一个人诸事不顺的时候，难免行差踏错。”
而艾伊杉已诸事不顺到不愿回斋浦尔老家的地步。“人们总是问我：‘你怎么还没出名？’不过是点头之交的迪拜朋友也在电话里问我：‘你还没混出名堂吗？’我的父母、亲戚、所有看热闹的人都说：‘连那谁谁都红了，怎么还没轮到你？’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啊，‘怎么还没轮到我？’有时我责怪神明，有时我沉默不语。”
艾伊杉是难近母的虔诚信徒。“我在家里建了一个小小的神龛，濒临崩溃时就跪倒在女神的面前。我总觉得是女神在磨炼我的耐心。”几乎每隔两个礼拜，无助的艾伊杉便要在难近母的神像前痛哭流涕，问她为何如此残忍？为何迟迟不肯给她最敬虔的信徒一次机会？
几个月后，阿里通知了我一则好消息，说艾伊杉签下了某低成本电影的合约，确认出演男主角。阿里认为其中有我的功劳：“他之前苦等四年，统共见了你两面，马上成了男主演。你是他的贵人啊。”
我在日沙酒店再次见到了阿里和艾伊杉，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艾伊杉在九夜节[492]的时候照例向难近母祷告，这一次女神终于响应了他的祈求。艾伊杉接到合作过的某女星助理的电话，说有导演正为新戏选角。他前往试镜，一小时后同剧组签订了合约。电影讲述的是难近母的神话。传说她有九个化身，其中的一个常年茹素（印度教徒吃素的传统由此而来）。在大地久旱时，难近母的这一化身曾降临人世，她的眼泪滋润了干涸的土地，浇灌了蔬菜作物，免去了人民饥荒之苦。而目前印度上下蔬菜奇缺，导致菜价过高（一斤洋葱要三十卢比），民众纷纷抗议，政府为此备受诟病。说来也巧，难近母却在此时向艾伊杉显灵，令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在大银幕上歌颂难近母的慈悲。
因为是低成本电影，所以使用的是相对廉价的十六毫米胶卷（会在拷贝时转换成常规的三十五毫米胶卷）。预算少，薪酬也不多，同样对难近母三跪九叩的制片人同时担任发行，免得“没人肯花钱买电影的版权”。但至少有一点值得安慰，照艾伊杉说的：“他们确实想拍完电影。”为此最大限度地利用起现有的资源：演职人员的住所是出品人阿加瓦尔先生在北阿坎德邦的山间木屋；新铸成高三十三米的时母[493]像——将频频出镜的难近母化身会在拍摄结束后捐给赫尔德瓦尔[494]的难近母庙，如此一来，剧组既做了功德，又旺了寺庙的香火，此前徒有其名而无神像的难近母庙的法师自然乐见其成。
“电影首先会在农村上映，必然要大肆宣传新的女神像。”制片人可能根据不同的地区为电影起不同的名字：在农村，《礼赞难近母》是个贴切的片名；而在城市，《外国婆婆本地妻》或《天降神迹》则更合适。电影已录制完成了五首歌曲，歌手还颇为知名。（艾伊杉另外贡献了一首哀伤的情歌及一首男女对唱。）这五首歌曲中，有两首是不折不扣的拜赞，可谓这部电影的王牌——它们势必会让虔诚的印度教徒在观看电影时起身，双手合十进行祷告。每当镜头里出现女神像时，观众会朝大银幕扔硬币，有些甚至会带着火祭的灯盏前往影院，在那两首拜赞歌响起时手握灯盏、沿银幕挥舞。“谁让导演希夫·库马尔正经历信仰的觉醒呢。”艾伊杉说。
希夫·库马尔在波吉布尔县[495]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他其实是个热心宗教的人，和罗陀之主[496]关系密切，发誓戒酒戒肉，却“自甘堕落”拍了三部色情电影，分别叫做《无耻》《不幸》以及《每况愈下》，偏偏这三部电影都很卖座。
“希夫·库马尔也曾是一个打拼者，还是我资助他上的大学。”阿里说。希夫毕业后先是做制片助理，随即入了导演一行，再后来就拍出了《无耻》。“《无耻》讲述的是色情行业，男人愿买，女人被卖，几乎每隔三幕戏就有限制级镜头，但毕竟欲说还休、点到即止。”所有歌词都带有色情的暗示，但希夫将色情拍出了悲情的意味，阿里说：“让人觉得‘这样的事情本不该发生啊，太惨了！’审查委员也一致说：‘电影传递的信息真是深刻啊！这是一部杰作！’”于是《无耻》在各大院线票房火爆。
希夫·库马尔的第四部电影会在台拉登[497]、赫尔德瓦尔及穆索里[498]三地拍摄，时长逾四十五天。女主角拉施高挑个儿，身段苗条，有着“典型的印度人的长相”（艾伊杉语），换言之，拉施是个黑皮肤的姑娘。这部电影的出现解救了艾伊杉于水火。“自从我们上次见过面，我一直被家人缠着，情绪很不好。”艾伊杉对我说。有个算命的到他家来，当着他哥哥和表兄的面说艾伊杉纯粹在虚度光阴。“你这是造孽啊。怎么就不肯回家呢？”他的家人谨记算命先生说的话，“不断催我：‘听见没有？算命先生也这样说了，你快别胡闹，放弃当演员的念头吧。’”
可紧接着，艾伊杉便拿到了主演《礼赞难近母》的合同，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他的家人有何反应呢？
“他们很兴奋，这是肯定的。”哥哥希泰什直到看见剧组提供的去北阿坎德邦的火车票，才信了艾伊杉的话。艾伊杉听导演讲解过剧情，但还未看到剧本，“我也没打算向他要。”他说。
阿里赞同他的做法。“即便是大明星也不好这样做，问导演讨剧本看是大忌，除非你不想在剧组待了。导演最讨厌这种人：‘你以为你是谁？怎么，觉得我告诉你的不算数？’”
艾伊杉预备放低身段、以绝对谦卑的姿态进剧组。“这样没有人会觉得面上过不去。我对导演说，哪怕剧组不管饭我也来。”阿里提醒艾伊杉拍戏期间不能长胖；而如果剧组的伙食好，长胖是必然的。艾伊杉回答说他带了跑鞋，每天的健身不会中断，饿了只吃粗糖和花生。向来慷慨的他把好友免费提供的公寓无偿借给了他的穆斯林邻居——那户人家在他外出拍戏期间正预备办喜事。在孟买，房产是公有的，一个人的栖身地总四处轮转。
进剧组后没多久，艾伊杉来到我在尔科商场楼上的办公室。他看上去神采奕奕，每天的海滩慢跑显然发挥了作用。艾伊杉说他对拍摄全情投入：“我想和角色融为一体。”他说他最终的梦想是和名导演合作，比如维诺德·乔普拉。但我不认为他是在暗示我介绍维诺德给他认识。艾伊杉不至于那么工于心计——他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太没有心计了。
《礼赞难近母》的拍摄中止了。全印电视台有令，命导演尽快完成另两部电视剧的拍摄任务。希夫·库马尔肥水不流外人田，干脆让艾伊杉出演了其中一部电视剧的男三号（女主角的第二任丈夫）。艾伊杉分三天出演这一角色后，理应有分期付款的一万卢比作酬劳。只是三天拖成了二十二天，这倒不打紧，唯一的小问题是：“票款尚未结清。”[499]
《礼赞难近母》剧组最终入住的并非投资方的山间木屋，而是制片人开的民宿。艾伊杉和另一位演员同住。房间漏水不说，同屋的演员又是个老烟枪，且睡觉时鼾声如雷。既闻不得烟味也受不了鼾声的艾伊杉录下室友的呼噜声给制片人听，在征得同意后搬到了别的房间。
电影的预算不是少，而是少得可怜。制片人连多余的音乐卡带都匀不出来，所以艾伊杉从录音师那儿偷拿了一卷。他给哥哥看的剧照也是从剧组顺手牵羊的。经验不足的制片人没请够工作人员。“所以我不拍戏的时候就给导演当场记。我会叫‘安静！’然后打板。”这让艾伊杉和围观群众闹了点不愉快。那一天是周六，而周六归土星神娑尼[500]管。娑尼的脾气很坏，连带着艾伊杉也易怒起来。某个围观的浑小子多次打断了拍摄进度，既是男主角又兼场务的艾伊杉请他保持安静，结果双方的口角升级成了肢体冲突。艾伊杉随身掏出一份剪报，赫尔德瓦尔某报的头条这样写道：“民众痛打新戏男一号。”但艾伊杉坚称事实正好相反：“我二话不说揍了那个混蛋。”但他很庆幸报纸没有那样写。如果他被描绘成对群众动粗的男演员，当地的小混混可不会放过他。
《礼赞难近母》的耗片比[501]是一比一。“通常我们的拍摄都是一遍过，除非不巧有路人挡住了镜头。”那就不得不再来一遍。每天开工前，全剧组焦灼等待着服装师从市场淘来演员当天所需的衣物——置装真好似买菜。而制片人见剧组下榻的民宿外正举办衣饰展销会，灵机一动，命艾伊杉前去“大甩卖”的摊位挑选合适的衣服，拍摄时穿在身上，拍摄结束后再寻各种理由将衣服退还给摊主。
电影讲述的是素食女神的故事，演职人员却常吃不上蔬菜。每天的菜单上除了土豆还是土豆。“顿顿吃，就连酸奶里也放了土豆。”早已感到腻味的艾伊杉试过明示暗示各种办法，甚至编了打油诗讽刺，制片人听后却只怪他牢骚满腹。摄制组的部分工作人员久经片场，对争抢食物毫不脸红，“他们一哄而上，煎饼四五张一拿，又把仅有的蔬菜统统舀光，端着盘子躲到一边去了。我们只好在队伍后面空等，看有没有多余的菜再端上来。”
情况越来越糟。一天，剧组的伙食恰好是奶酪咖喱和素饺。艾伊杉吃饭时有反复拨弄食物然后送入口中的坏习惯，这一回却变成了“好”事——他不当心捏碎了一只素饺，发现里头窝着一只完整的蟑螂。隔天，他在米饭里吃到了蠕虫。忍无可忍的男主演于是担负起片场的又一职责：清扫。他找来扫帚和拖把，气势如虎地冲进厨房，直到把地刷得铮亮才停下。
艾伊杉将供奉着的难近母像也带到了民宿，为她在房间里建了一个小小的神龛。他觉得最近如此可怕的伙食是女神对他的警示：“若非亲眼看到，我真难想象还会有那样的食物，可见是难近母正教导我——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食品危机发生的同时，我的童年偶像也出现在了剧组。艾伊杉向我出示了一张照片，上头是个穿橘色僧袍的男人，“达拉·辛格。”这个名字带我倏忽回到了过往——“达拉·辛格大战金刚”。作为印度最了不起的职业摔跤手，达拉·辛格就是勇士的代名词。凭借在摔跤场上获得的成功，他得以立足娱乐圈不说，甚至被任命为印度上议院——联邦院的议员。导演希夫·库马尔与辛格私交不错（曾启用辛格的儿子做男主角），因此请来辛格在《礼赞难近母》中客串笃信女神的僧人一角。达拉·辛格在印度妇孺皆知，听闻他来片场的消息后，过路的司机将公交车开下高速公路，停在附近的小镇上，所有人都下车朝辛格跑来，边喊“达拉大哥！达拉大哥！”边向他行触脚礼。
达拉·辛格只在剧组待了一天。据说他从不吃米饭，但依然身强体健、老当益壮。剧组的伙食并未因辛格的到来有所改善，“那一天吃的还是土豆。”艾伊杉和辛格谈起他们的伙食——饥肠辘辘的剧组成员最在意的问题，每天看着一篮篮作为道具的水灵蔬菜却吃不到、碰不得，实如百爪挠心。辛格同意艾伊杉的看法，“他说：不管一个人从事什么，不首先为了满足温饱吗？若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又何谈艺术追求呢？”心有戚戚焉的艾伊杉于是为辛格送去了水果。
剧组的土豆还是源源不断。艾伊杉干脆自己去市场置办伙食。每天早上，他在房间里摆好丰盛的早饭：奶酪、果酱、面包、黄油、水果。剧组人员进他的房间报到，吃饱喝足后准备开工。有时，艾伊杉也会自掏腰包给剧组买晚饭。这种种花销可不少，他的片酬是两万一千卢比，现在分文未得，已经倒贴进去一万三千卢比了。我问他这笔钱制片人给不给报销，他大笑起来，说有一次，载着剧组全体成员的公交车在半道上抛了锚，已经到饭点了，而公交车最早也要凌晨两点才能到德里。制片人于是拿出四百卢比，让全车二十个人下去吃晚饭。“他是个穆斯林不假，但要论算计和抠门，绝对堪称吠舍中的吠舍。”吠舍是印度第三大种姓，一度被视作奸商的代名词。四百卢比当然是不够的，因此打拼者艾伊杉责无旁贷为大伙买了晚饭，花去一千两百卢比。他没有提出分摊费用。“我开不了口对同剧组的人说：‘你们每人记得还我四十卢比啊。’”难怪在电影中饰演艾伊杉母亲的女演员称他为冤大头。
拍摄《礼赞难近母》的过程至少让艾伊杉认清了一个事实：“除非有天时地利人和，不然我永远成不了大明星。”不会有像萨伯哈什·哥亥、雅什·乔普拉这样的大导演在他身上豪掷几亿卢比。艾伊杉也知道他过于轻信了——曾承诺会捧红他的导演和制片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撒手人寰。他应该把情绪攒起来留到镜头前释放，而不是在生活中也如此多愁善感。
但与生俱来的乐天又让艾伊杉觉得：“纳那·帕缇卡四十二岁才走红呢。”他今年不过二十五岁。
艾伊杉翻过剧照影集里的一页，停留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上，那上面的他戴着美国骑兵帽，被一群人团团围住，正在签名。终于，布料商艾伊杉也能为追随者签名了。“那是我最风光的时刻。”他回忆道。人群在他晨跑时紧跟在他身后，他们向民宿的前台打听：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电影演员？我们想见他。“他们会三五成群进我的房间，同我握手。我多么希望我的哥哥也在这里，能亲眼看到这些事情。”艾伊杉说他从前常去某个阿姨家蹭饭，那户人家有三个女儿，都喜欢上了他。她们给他打电话，不时往孟买寄明信片。和他同一个剧组的女演员甲请女演员乙带话，说对艾伊杉芳心暗许。结果带话的女演员乙也迷上了艾伊杉。他一律婉拒了：“我说我一年半前刚刚经历了一次分手，无意再投入熬心费力的恋爱。”夕阳的余晖从窗户照射进来，为艾伊杉的面庞更添光彩。“我还是很有异性缘的。”
有传言道1999年5月8日是世界末日。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消息：夜观星象，天降凶兆，北斗南移，紫微暗淡……人们纷纷从古吉拉特的阿兰港——世界最大的拆船码头往农村避难。仓皇逃离孟买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迷信的古吉拉特人。湿婆军的苏尼尔借机倒卖起了长途汽车票，狠狠发了一笔灾难财。我在那一年的夏天给阿里打电话，问为何许久不曾听到艾伊杉的消息。阿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艾伊杉那个傻瓜——”竟回斋浦尔去了。渐渐有了名气、除《礼赞难近母》和电视剧外正预备接拍新戏的艾伊杉忽然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儿子，末日将至，我们一家人必定共进退、不离弃！”艾伊杉的父亲从迪拜飞回了斋浦尔，艾伊杉也在5月6日坐火车赶往老家，同父母、哥哥一道等待末日降临。这一等便错过了签约第二部电影的时机。“他说要回老家避难，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阿里说，“但他是真的为难，左手忠孝礼义，右手自由叛逆，他不知该如何做自己。”
世界末日当然没有来临，艾伊杉于是回到北阿坎德邦继续《礼赞难近母》的拍摄。他曾在返回孟买后，和阿里一起来我的办公室品酒谈天，当晚我的朋友——社交名媛安努拉达·坦登也在。有漂亮女性在场，让阿里和艾伊杉如沐春风、更为健谈。积极表现的艾伊杉和安努拉达说起他的电影，一边试着寻找类比：“你听说过《礼赞萨陀悉主母》[502]吗？”
“你真当人家是土包子？”阿里啜着伏特加小声嘀咕。
艾伊杉带来一台小小的摄像机，为我们播放未经剪辑的电影镜头。“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礼赞难近母是怎样炼成的》。”画面一闪，镜头里的艾伊杉正坐在迪斯科的沙发座上，面前放着一瓶烈酒。一群打扮入时的舞女正用英语演唱《我为她狂》。
“这一幕是说我误以为妻子和我的堂弟有染，所以借酒浇愁。”
“伦理大片呀。”阿里调侃道。
在印度电影中，作为道具的七十年代威士忌酒瓶里装的是可乐。但《礼赞难近母》预算有限，因此“可乐里还要兑水，一瓶可乐能装满六只酒瓶。”而艾伊杉得大口灌着稀释得不能再稀释的可乐，假装自己喝得烂醉。待把液体喝空后，为了表现角色内心的苦闷，他要将玻璃酒瓶往前一抛，两名助理正站在摄像机后，早早张开了床单等着接住酒瓶，以便再次使用。正因经费短缺，摄制组在用完了制造烟雾效果的粉末后，为继续拍摄某一浓雾中的场景，创造性地改烧起了牛粪。烟气刺痛了艾伊杉的眼睛，也导致了另一个剧组喜闻乐见的结果：“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正好连买眼药水的钱也省了。”
第二轮拍摄的进度很吃紧，每天要从中午直拍到午夜。这一次，为防止老资格又厚脸皮的工作人员抢走大部分伙食，制片人想出了一个点子：他用塑料袋提前为所有人装好了食物，定量分餐。饭菜是从当地锡克教徒开的餐馆做好送来的，用料多，分量足：“放奶酪像不要钱似的。”但制片人又犯了抠门的毛病，不肯再多花一丁点钱买盘子。因此剧组成员只能直接从塑料袋里吃饭，每人四袋，有米饭、煎饼、豆糊和蔬菜。但塑料袋的结实在难解，大伙不得不用牙齿撕开袋子，往往嚼了一嘴的塑料薄膜。艾伊杉对制片人说：如果将来谁给《礼赞难近母》的剧组做尸检，一定能从每个人体内找到各式各样的塑料袋碎片。“制片人这才觉得过意不去，给答应捐赠难近母像的寺庙打电话，请对方赞助了一百只盘子。”
不出几日，平添塑料袋风味的饮食就让艾伊杉遭了罪。“我的肠胃唱起了反调，一直拉肚子。”民宿老板家的厨房近在咫尺，锅碗瓢勺的叮当声响令虚脱的艾伊杉又是苦恼又是向往。好在老板的女儿对艾伊杉颇有好感，在他的请求下端来了米豆粥[503]。艾伊杉喝了粥，腹泻的症状缓解了。
摄像机的镜头又一闪，只见年轻的女主角正在河水中挣扎，她手臂乱舞，声嘶力竭，仿佛若非男主角及时相救便要身亡。我们纷纷评价说女主角演技逼真，为这一幕浑然忘我。
“因为那并非演戏，她不会游泳，是真的要溺水了。”艾伊杉说。
而在恒河河畔进行拍摄殊为不易。艾伊杉回忆道，当他面对女主角深情款款唱起“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时（艾伊杉边唱边打着响指），镜头外的恒河里却漂浮着一具具死尸。
我们继续观看录像。不一会儿，一只光头闯入了视野。“那是谁？”我问。艾伊杉解释说那是苦行僧的脑袋。电影的拍摄地之一在赫尔德瓦尔，“不管剧组去哪里，总有几十个苦行僧在附近转悠，他们都是瘾君子。”这些做完了当天早课的苦行僧围观神话故事的拍摄，堵塞了往来的通道不说，还要求在电影里露个脸。鉴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危险分子，剧组不敢不应。“比哈尔或者北方邦的地痞流氓只要在当地留下犯罪记录，就跑到赫尔德瓦尔剃成光头、假扮僧人。”
我问艾伊杉他们的电影几时上映。
他停顿了一下，说：“要先找到买家。”
《礼赞难近母》有个强大的竞争者：一部叫做《女神》的同类型电影（且里面有更多难近母显灵的情节）。艾伊杉正考虑要不要自己出资买下《礼赞难近母》在拉贾斯坦邦的发行权，他自信能收回成本。为此他需要至少两拉克为电影做宣传——请三轮车夫带着扩音喇叭绕农村骑行，广而告之新的年度娱乐大作即将上映。制片人又打听到孟买北郊要新建一座难近母庙，导演唯恐被新庙、新女神像抢了风头，命所有演职人员从今往后加紧向难近母诵经。
艾伊杉比我第一次见他时自信多了。除非我重复上好几遍，不然他不会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即便我重复了问题，有时他仍会避免作答。他不再立即回我的电话，开始临时取消我们的会面。不是因为他不再尊重我，而是他的身份改变了。走进我的办公室后，他会自动自发坐进扶手椅。但他依然为我们沏茶，不时往玻璃杯里续水。
我在班德拉一家豪华影院观看了《礼赞难近母》的试映。观众基本都是艾伊杉的家人、朋友，以及另两位发行人。电影演职员表的各项工种下往往只有一个人，而打拼者艾伊杉对电影的贡献似乎没能得到应有的认可，他们甚至把他的名字误写成了“艾伊彬”。
这不单是一部神话电影，正如艾伊杉告诉我的：“它融合了爱情、动作等各种元素。”一线明星的天价片酬迫使主流商业片的导演和制片人转战低成本电影的市场。而低成本电影要盈利，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拍成恐怖片（无需明星出镜），二是拍成色情片，三是拍成宗教片。“或者三合一：恐怖、色情与密宗元素齐备。”《礼赞难近母》正是这样一部电影。
它描绘了神话背景下，素食女神难近母战胜邪恶势力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农村，村里的大户人家有两兄弟，弟弟的老婆刁蛮泼辣，哥哥的妻子贤良淑德。弟弟梦想着前往美国。有一天，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途经村庄，唱响了难近母礼赞，受到感染的村民都来敬拜女神，弟弟也在其中。女神响应了他的祷告，立即有电报从美国总部发来，说职位正好有空缺。品德高尚又心地善良的大嫂于是变卖了嫁妆，为这个兄弟和他的妻儿（艾伊杉出演成年后的儿子一角）买好了赴美的机票。多年后，一言一行早已变得西式的一家人从美国归来（以印航飞机的两次起降交代了这一情节），托运了一皮箱钱（十拉克）欲挽救哥哥在家乡不景气的生意，但就像托运贵重物品必然会发生的那样，他们的行李被航空公司弄丢了。晴天霹雳！
饰演印侨的艾伊杉首次出镜时颇显得不修边幅，他穿着牛仔衬衣、牛仔裤，戴着美式骑兵帽。扮演艾伊杉恶毒母亲和虚荣妹妹的女演员则身穿休闲圆领衫和短裙。随着剧情的推移（制片人显然对大甩卖的衣饰展销会物尽其用），艾伊杉以波点背心配鲜红领结的造型亮相，而母女俩的服装从起初风光无限的高开叉半身裙换做了落魄后打补丁的褴褛衣衫。
艾伊杉终于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男主角（而不只是男演员）。他头顶主角的光环，能让一切不可能变得可能：载歌载舞，扭腰摆胯；徒手打败三名持枪歹徒——他的拳头如此有力，以至于违反基本的物理学原理，在接触到对方身体前便发出“砰砰”的闷响；他失恋时必定猛灌威士忌，做生意保管赚大钱。
《礼赞难近母》的剧情走向仿佛难近母的心思般难以揣测。电影采用好似跳接[504]的手法描述主人公接连经历的重大转折：成婚、被扫地出门、婚姻触礁，却不向观众交代其中的细节、动机和目的。上一秒还沉浸爱河的主人公下一秒便兀自心碎，中间的剧情需要观众自行联想。因此每当主人公取得些微胜利，都是献给观众的一次惊喜。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和看主流印度电影不同，我的注意力被前所未有地抓牢了。
《礼赞难近母》全不回避压迫广大农民的难题。艾伊杉吃着除了土豆还是土豆的剧组伙食，曾对制片人半真不假地说：“我们在你眼里，就好像没有嫁妆的新娘。”但在电影中，难近母实打实拯救了艾伊杉那同样没有嫁妆的新娘。被贪心不足的亲家母打断了婚礼，言语羞辱不算，还命自己必须拿出嫁妆——这是一个女儿待字闺中的农村老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新娘在绝望中向难近母祷告，于是主持正义的不是参照《刑法典》[505]宣判的法官，而是化身老妇人、带着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现身的难近母。当恶婆婆同自己的哥哥（鲍勃先生）密谋偷走这些妆奁时，所有财富瞬间化作了灰烬。
电影以难近母的显灵串联各个桥段，譬如她用神力隔空将一碟碟食物送往神龛，当饥肠辘辘的反派追着食物跑时，她便借机用人们供奉她的神像（由粘土制成）砸对方的头和肩膀。在电影中常以有着亮蓝色皮肤、佩戴耀眼金饰的少女形象出现的难近母总能很好地诠释何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唯一抢了难近母风头的，大约就是礼赞难近母的摔跤手了——达拉·辛格饰演片中穿僧袍的苏菲派修士。“所以他是穆斯林？”我问艾伊杉。“不，他就是个僧人，我们也不清楚他的宗教背景。”他可能是穆斯林，也可能是印度教徒，云游四方为女神献歌。农村地区的观众不会对这一细节感到困扰。负责电影配乐的词曲作者是耆那教徒，大反派鲍勃先生的扮演者、电影的联合出品人沙希德·汗是穆斯林，同时也是难近母的信徒。
电影还展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旦嫁作人妇，从前穿迷你裙和小短靴的姑娘便老老实实裹上了纱丽。当艾伊杉扮演的角色躺在用鲜花装点的婚床上时，新嫁娘并不惜取春宵，反倒呜呜吹响了海螺，在新郎逐渐沉入梦乡时唱起献给难近母的拜赞歌。不久后，她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小姑子免于婚前失贞。“你可真老土！”被坏了好事的男子愤愤指责女主角道，她难道不知这在国外再寻常不过了吗？“可这里是印度。”洁身自好的新嫁娘用带着浓重孟加拉口音的英语义正词严地说，“玩弄女性的贞操就了不起了？这是任何国家的文化吗？你倒说说有哪一所大学是传授和鼓励这种粗野罪行的！”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直到我发觉在场所有年长的女性观众都很严肃。我不得不捂住嘴，又用力咬住手掌平息笑意。这部电影的受众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反讽免疫，所以丝毫不觉其中的荒诞。几天后，我向蒙娜丽莎转述此事，依旧觉得好笑：“这部电影太逗了。”但蒙娜丽莎同样面目端严，并且立即纠正我道：“没什么逗的。这是一部关于难近母的电影。”
印度电影深深扎根于史诗，《礼赞难近母》也不例外。贪婪的母亲叫做吉迦伊[506]，邪恶的舅舅鲍勃先生叫做沙恭尼[507]，对主角忠心耿耿的堂弟把艾伊杉和他的妻子分别比作罗摩和悉多，又称自己为罗什曼那[508]。这些名字是农村观影者的指路牌，每一个角色对应已知的神话人物：坏继母、好兄弟。印度观众不喜欢预料之外的情节，除非那是报道试映会盛况的新闻稿，而稿件末尾有这样一行小字：难近母保佑看过电影、口耳相传之人功德无量。这行小字也酷似《摩诃婆罗多》及许多印度神话的序言，印度人相信：哪怕只是倾听神明的故事，也能为倾听者带来福报。
中场休息[509]时，《礼赞难近母》的导演希夫·库马尔对我说：他试图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影片的主旨。这就解释得通脚踏十五公分高跟鞋、身穿（我至今在银幕所见最短的）迷你裙招摇过市的女主角一旦出阁便规规矩矩做人、恭恭敬敬拜神的巨大反差。“青少年喜闻乐见的”镜头还包括电影中（对难近母朝参暮礼之余）出现的各式超短裙、近乎透明的衬衣、吻戏和带有性暗示的粗俗对白。希夫·库马尔拍过不同类型的电影，但主要是色情喜剧，如今他自创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神话色情喜剧。
库马尔声称电影的预算是八十拉克，艾伊杉却说最多不超过四十。在电影行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折扣价”，即报出的数字要相应减去多少才属实——库马尔的显然要打五折。但不论预算多少，和大制作的电影不同，《礼赞难近母》铁定能回本，其中一个原因是北方邦的政府高官笃信难近母，拜倒在女神像前的他们免了电影的税。
宝莱坞杂志《超级电影》也为《礼赞难近母》造势：“最近，一部在北方邦取得绝佳票房的神话电影异军突起。宗教题材长盛不衰，不时像龙卷风横扫整个市场。”可惜的是，这场龙卷风在向南移动的过程中渐变为和风细雨，最终完全消散了。《礼赞难近母》在北方开了个好头，却未能在孟买上演。因为在孟买，无人死于饥荒，这座城市需要的不是坚持吃素的女神，而是解决住房的女神、疏导交通的女神、约束政府的女神。
但有着九个化身的难近母到底以她自己的方式影响着艾伊杉的生活。一晚，艾伊杉在沃里的表兄家做客，表兄定要留他过夜（甚至预备好了牙刷和替换衣物）。艾伊杉三次要走，三次被挽留，但他总归心神不宁，于是坚辞表兄，开车上路了。在回安泰里住所的途中，大约凌晨两点的时候，艾伊杉经过马希姆清真寺，见前方道路上围了一群人。他的第一反应是：难道又发生骚乱了？毕竟这里是穆斯林的聚集地。人群上前来拦住艾伊杉的车，让他开门。他这才看清路中央躺着一个女人，被计程车撞倒了，血自她的头部和大腿汩汩往外流。肇事司机已经逃逸，而受害者需立即送医。人们七手八脚将她抬上艾伊杉的车后座，艾伊杉载着她前往最近的里拉瓦提医院，到医院后发觉她身无分文，便又一次掏出钱包，为这陌生人垫付了两千卢比治疗费，又整夜陪在她的床边。第二天，艾伊杉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受害者的家人，为他们叫好了计程车（预付了车资），请司机载着受伤的女病人前往北郊的马拉德——相对不那么昂贵的医院。
艾伊杉觉得一切皆是难近母对他的考验。“我从表兄家开车出来，当时还想着要去难近母庙还愿，那里也是我庆祝生日的最佳地点。”艾伊杉热切盼望长途跋涉到难近母庙参拜。他说要不是难近母一再催促他半夜动身、恰好经过事发路段，那个出了车祸的女人很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更要和父母去难近母庙庆贺自己的二十七岁生日，禀报女神他始终遵从她的指示。
女主角拉施继《礼赞难近母》后主演了电影《头号舞娘》，从有玉洁松贞之志的虔诚新娘摇身变作招蜂引蝶的花街女郎。艾伊杉则就此失去了影踪，或许回斋浦尔老家甘做一个平凡人，或许飞往迪拜重拾了布料店的营生。
被告：桑杰·杜特维诺德告诉艾杰·拉尔：桑杰·杜特将确定出演《克什米尔任务》。好朋友竟要启用他亲自审问过的嫌犯做电影男主角，艾杰当时的评价是：“这不就演成《恐破法》了？”他指的是桑杰因参与“九三”爆炸案而被控违反的《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预防）法案》。不过事实上，在和维诺德的电影扯上关系的人当中，桑杰还不是唯一因谋杀（或协助谋杀）遭到起诉的——买下《克什米尔任务》音乐版权的拉美什·陶拉尼涉嫌谋害音乐制作人高尔杉·库马尔[510]，刚刚获得保释。
我在维诺德家第一次见到了桑杰。接演可汗一角对他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因为这个角色原本是为阿米塔·巴强精心打造的。桑杰和维诺德、阿努还有我坐在阳台上。“你们和他一比，简直像从小人国来的。”阿努笑说。确实，桑杰是像雷龙[511]一样的大块头。
我提起在德里的摄影师朋友达雅妮塔·辛格，桑杰说：“那是我的妹子。她每次来孟买都住我们家。”达雅妮塔和桑杰是老同学，他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在寄宿学校的时候，桑杰是最常受到体罚的学生。他是背景显赫的星二代，父亲是印度家喻户晓的演员兼国会议员苏尼尔·杜特，身为穆斯林的母亲则是宝莱坞最负盛名的女演员纳吉丝。心怀不忿的老师对桑杰分外苛刻：这小混蛋以为自己是谁？照打不误！有一次，桑杰因为犯了什么小错，被罚手脚并用地爬上满是碎石的山坡。石子磨碎了桑杰手臂和膝盖上的皮肤。第二天，还不解气的老师扯掉桑杰身上的绷带，让他再爬一遍。还有一次，桑杰被体罚得太厉害，以至于迟迟不能痊愈的伤口都生了坏疽，他的父母不得不把他送往德里的医院进行救治。在英式寄宿制学校念书时，桑杰尚且是个瘦弱的孩子，他寻求称霸校园的锡克教学生的帮助。他让达雅妮塔将红绳系在他们的手腕上，间接与那些混混成了兄弟。他自那时起便迷恋枪支和健身。
马赫什对我说桑杰闭口不谈他在狱中的经历。达雅妮塔也说过同样的话。但坐在维诺德家阳台上的桑杰非常友善和坦诚，或许是因为维诺德也在的缘故。“那是我最黑暗、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桑杰说。娱乐圈的同行在他被捕后冷漠以对，“唯独这个人——”他指了指维诺德，“唯独这个人支持我、相信我。”桑杰的案子仍需多年才会有进展，若判决对他不利，他要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离结案也就愈发遥遥无期。他邀我第二天和他一块儿去法院报到。
特别法庭设在阿瑟路上，我们在法院门前下车，繁忙街道上的某个行人认出了桑杰，用印地语大喊一声“《子弹盒》”！那是桑杰最新上映的电影的名字，正式片名叫做《死囚的爱情》。整条街的人都回过头来盯着我们。和桑杰一样取保候审的同伴对他耳语了几句，说他们的另一个同案犯在焦伯蒂海滩被小拉詹帮的人暗杀了。桑杰显然对被害人很熟悉。我感觉他把这些不法分子看作了真正的亲人，他在他们中间找到了寄宿制学校里缺席的朋友——能保护他不受同学霸凌、老师虐待的江湖弟兄。
我们又开车回到桑杰的公寓，他两周前才搬来这里，从公寓可见班德拉美丽的海滨。我们坐在摆有金丝楠木家具的书房里，桑杰替我端来茶水、加入白糖，用勺搅匀后递给了我。他说起他问题重重的青春期，像孟买上流社会有钱有闲的男孩一样接触毒品：“起初只是为了显得合群，想抽一点大麻、结交女朋友，无伤大雅。”但大麻不能满足桑杰的需求。“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上瘾的，我便是那个人。”他开始用更强效的毒品代替：眠酮、可卡因、海洛因，“我什么样的毒都吸过。”他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我整天待在厕所，加热锡纸以后吸毒，要么睡觉。”他替自己找的借口是：“我活得很辛苦，妈妈在我二十岁时就过世了。”桑杰的母亲在1981年时死于癌症，几年后，在同一家医院（曼哈顿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他又失去了罹患脑瘤的妻子。桑杰曾在隆冬独自走上纽约的街头，边走边暗暗垂泪。
他向水沟集市[512]的毒贩购买毒品。我记得穆赫辛曾告诉过我，说桑杰会到那里“和穆斯林一起抽大麻”。他们为他自豪，也为他的穆斯林母亲自豪。渐渐地，桑杰意识到自己的毒瘾已深，终于远赴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戒毒。他为万宝路香烟所宣传的男性气概着迷，在戒毒所里认识了养得克萨斯长角牛的朋友。桑杰在孟买还有存款，打算和这个朋友一起投资农场的生意。他在德州待了一个月，直到他的父亲前来找他，花了两天连哄带劝求他回了孟买。
我们说话间，桑杰的手机响了，他对电话那头的人（或许是某个问他为何不在片场的导演）撒谎说：“我在阿利巴格。”[513]他又拨通了另一个人的号码，这一次声音更低缓，语气柔和得多。
桑杰对家中的女性尤为爱护。达雅妮塔说她在孟买时，每次借宿桑杰家，不管多晚回来，桑杰必定在客厅等她。见她平安进门，桑杰抬腕看一看表，再抬头看一看达雅妮塔，随即不发一语朝自己的卧室走去。
他因此也对安保措施格外上心。“我喜欢枪。”桑杰承认。在暴乱期间，他始终认为家人会遭遇不测，时刻为他们有性命之忧而担惊受怕。他深信狂乱的印度教徒会来迫害杜特一家，因为他的母亲是穆斯林，而他的父亲又公开同湿婆军作对。根据艾杰·拉尔的说法，桑杰于是打电话给达乌德·易卜拉欣的弟弟阿尼斯和副手阿布·萨勒姆，请他们快递几把“吉他”（即AK-56冲锋枪）来孟买。艾杰说桑杰到案后交代：“爆炸案案犯挖空了一辆马鲁蒂铃木，用AK-56冲锋枪和手雷重新填满，把车从巴基斯坦开到了孟买。他们自然无法在大马路上卸货，所以想到了利用桑杰的车库。而桑杰和无数影视圈的人一样，对黑帮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艾杰对桑杰殊无好感，但不可否认的是，“九三”爆炸案发生时确是桑杰演艺生涯的巅峰。他出演的《恶棍》创下了当年的票房收入之最，桑杰饰演受雇于黑帮的杀手，电影的宣传海报上这样写道：“完美演绎‘这个杀手不太冷’。”当艾杰着手侦办爆炸案并抓捕案犯时，桑杰还在毛里求斯拍戏。他在道上的朋友于是前往他家中取走了枪支，欲销毁物证。警方后来在铸造厂发现了其中一把冲锋枪的复进簧和导杆，以此立案逮捕了桑杰。
桑杰认为，他被捕是萨拉德·帕瓦尔捣的鬼。帕瓦尔和桑杰支持率奇高的父亲是角逐国大党党魁一职的对手。乔格什瓦里一名在市政府工作的穆斯林曾明确表态：“苏尼尔·杜特在哪个党派，我就投那个党派一票。”
帕瓦尔在事发后向桑杰的父亲承诺：只要桑杰认罪，不出两周他就能把他弄出监狱。“但如果我认罪，等于承认我也是爆炸案的同谋，那对我的形象和名声会有怎样的影响？对我的家人又会造成怎样的打击？”
父亲让桑杰从毛里求斯回来，说帕瓦尔拍着胸脯保证：他顶多在警局待两小时就能回家。但当桑杰从机场到达大厅的自动扶梯下来时，等着他的是两百名持枪特警，为首之人正是艾杰·拉尔。桑杰被带走接受审讯，随后被关进了阿瑟路监狱。他在狱中的头一晚被纳益帮的在押犯“请”到了他们头头所在的牢房。这个头头在伦敦上的大学，原本是个工程师，回到孟买只为和他做黑帮大佬的哥哥团聚。（维诺德的黑帮电影《白鸽》正改编自这两兄弟的故事。）头头问桑杰蹲班房的感受如何，桑杰说他很想念父亲，头头仗义地摸出手机递给了桑杰。他的父亲在深夜十一点接到儿子从牢里打来的电话，别提有多惊讶了。
桑杰入狱后不久，父亲来探视他。“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对独生子坦言。“我哭了很久。”桑杰回忆说。他无法获得保释，因为政府不允许。最初审理本案的帕特尔法官一心想扳倒桑杰，桑杰的律师于是要求主审法官回避，申请被驳回不说，还让帕特尔越发怀恨在心。
在监狱里，桑杰是被单独关押的。“他们说我在狱中性命难保，为了我的人身安全考虑，必须隔离监禁，完全是他妈的胡扯。”有三个月的时间，桑杰不见天日，羁押他的牢房不过两米见方，他在这方寸之地刷牙洗澡、吃喝拉撒。家人为桑杰送来了食物，但一入铁窗便早早被其余人抢光。他只能靠难以下咽的监狱伙食为生。而真正让人发狂的是小黑屋的寂静。
桑杰于是和大自然交了朋友。每晚会有四只麻雀自小小的排气扇飞进来，桑杰伸出宽大的手掌，掌心里是他省下的一点面包屑。他在鸟儿啄食的片刻贪婪而小心地抚弄它们的羽毛，他太渴望触碰鲜活的生命了。他也和沿着排污管攀爬的蚂蚁交朋友。“蚂蚁是种神奇的生物，它们有自己的语言，如果一只蚂蚁走错了方向，另一只会马上告诉它。”桑杰便俯卧在地，几小时一动不动地观察着蚂蚁，在它们因搬不动食物而为难时帮它们一把。“如果面包屑对它们来说太大了，我会把它移到排污管的另一边，就像帮它们用直升机空运了食物一样。”监狱里没有钟表，但桑杰知道大概的时间，因为每天都会有一只袋狸大驾光临。“我给它起名叫将军大人，每天午夜它准时钻进来，一点钟的时候离开，就像巡视营房的将军。”
然而虫鸟鼠害对桑杰的吸引力到底是有限的。他三个月没能见到自己的家人。有一天他发了狂性，对着铁栏杆一通撞，直到头破血流，狱医替他缝了十针。监狱高层感到了害怕，这才结束关他的禁闭，允许他和另外二十一个来自旁遮普、脾气暴烈的恐怖分子同住一室。这些人把桑杰照顾得很好。“他们是容易冲动但也讨人喜欢的锡克教徒。”他们给桑杰做吃的，找来石块砌起炉灶，施了魔法般将监狱的可怕伙食变得更营养、可口。
各帮派的杀手在监狱里难免厮混一处。桑杰结识了不少人，也留心观察所谓的“招新”：老资格的黑帮分子会从入狱的新人中挑选身手灵活、头脑聪明的，说服他们加入帮派，为他们安排保释，承诺照管好他们的家人。桑杰在出狱后和拍摄帮派电影的导演分享了这些知识，并把在狱中见到的各式人物融入了他的新角色。他饰演黑道分子的本领因此无人能出其右。两年的铁窗生涯至少丰富了他的演技。“人们说我对角色的诠释更纯熟了，我的眼神中常流露出痛苦。”
可是桑杰在外表上和黑帮杀手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我对他说我所见过的杀手无不瘦小干枯，桑杰点了点头，说他也注意到了相同的事情。“但他们的眼神完全是冰冷的。”他还注意到了黑帮以及恐怖分子的另一项特征：“越是罪案累累的人越是敬畏神。他们花很多时间祷告，也憎恨这该死的政府。”桑杰在狱中同样沿袭了这一传统，每天祷告的时间长达四小时。
入狱后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我问他。
“是这种不解：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把我关进来？我看到杀人如麻的凶手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不禁想：大不了我也去杀人好了。我入狱时体重九十公斤，三个月里瘦了三十四公斤。”警方却并未就此放过桑杰。“他们在我面前对其他人用刑，企图让我开口认罪。”
所以桑杰·杜特有理由愤怒，尽管他在《克什米尔任务》里扮演的是忠心爱国的穆斯林警察。“他们说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制国家，完全是一派胡言。”桑杰说，他对“历史遗留问题”自有看法：“英国人滚蛋以后，留下一大堆烂摊子。阿姆倍伽尔[514]改写了这个国家的宪法，但无力改变这个国家的司法体系。对英国佬来说，为印度的自由和独立而战的斗士，譬如提拉克这样的人，统统都是恐怖分子。当我们的宪法和实际执法背道而驰的时候，一切都是瞎扯淡。”
桑杰书房的墙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桑杰正一边举重一边抽烟的情景，作者是湿婆军党魁的侄子拉吉·萨克雷。巴尔·萨克雷是桑杰唯一不敢得罪的政客，他一手炮制了让桑杰如此难安以至为保护家人免受其害而索要枪支的暴乱。萨克雷借机向全孟买宣告：他有能耐教穆斯林认清地位，也有本事饶他们暂时不死。为展示他的“宽大胸怀”和对印度电影的无上热爱，萨克雷命湿婆军政府释放了穆斯林女演员纳吉丝之子——桑杰·杜特。
马赫什·巴哈特直呼桑杰为“罪犯”，但这没能阻止他启用桑杰做最新一部电影的男主角。2000年的时候，算上《现实》和《克什米尔任务》，桑杰已在复出后拍了三部电影了。同帮派分子的近距离接触让他确信：他们远比电影人高尚。“道上的人反而诚实坦荡，不像浸在影视圈大染缸里的那些戏子，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看不惯别人风头正劲，就买通媒体在首映会上喝倒彩，再贿赂记者在报纸上刊登负面影评。”桑杰对杜特家人人从事的演艺事业竟如此厌恶，以至于隔着桌子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切齿。
我问他等终于结案后想做什么。他说先赚个几百万美金吧，然后他要搬到纽约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他在曼哈顿的梅西百货公司对面有一间小公寓。他想在那里开一家牛排馆。他对美国所有知名牛排馆如数家珍：威廉斯堡的皮特·罗格牛排馆、芝加哥的莫尔顿牛排坊、纽约第四十三街的斯巴客牛排餐厅……无论如何，他想离开孟买。“我曾经深爱这个地方，但现在，孟买太危险了。”他的女儿在加州湾畔地区上公立学校，他为她高兴。“受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件快乐的事。在孟买我看不到这一点。你学的是屁用没有的东西：奥朗则布在公元几几年侵略印度？谁他妈在乎这个？”
桑杰请我留下吃午饭。他往嘴里一勺一勺扒着菠菜，光是菠菜，没有米饭也不配面包。我对他梦想着开牛排馆却像牛一样吃草感到惊讶。他解释说他一贯高蛋白的饮食对肾脏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所以现在以吃素为主。他的私人健身教练因过量服用合成代谢类固醇[515]心脏病发，不得不回威尼斯海滩[516]休养一段时间。桑杰严格遵守少食多餐的规定，每餐基本只吃煮菠菜。
几天后的周一，我和桑杰再次前往特别法庭，参加爆炸案的听证会。我们半路去接了一个叫做哈尼夫·卡达瓦拉的人，他就住在尔科商场附近。
“你也是同案被告？”我问哈尼夫。
“我们都是无辜的。”桑杰重申。
哈尼夫是个没什么名气的电影制片人，也是餐馆老板，他是被控为桑杰提供AK-56冲锋枪的人之一。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我身边坐着的这个人死期将至。2001年2月，哈尼夫在尔科商场不远处被人射杀——小拉詹亲自为哈尼夫下达了有罪判决。至同年年底，这位帮派大佬连同警方一起杀死了本案一百三十六名被告中的七人。
而此时，对哈尼夫的命运还一无所知的桑杰正坐在车里，见缝插针比对着各项拍摄日程。每当沿途出现庙宇，桑杰都会行礼后默默献上祷告。
我花了一上午企图进入法院，却是徒劳。对面阿瑟路监狱的警卫同样尽责，核对着各式访客的身份：律师、取保后每周前来报到的被告、带着一双年幼儿女来见丈夫的妇人（孩子们穿着最体面的衣服）、穿黑色罩袍绝顶美丽的年轻女孩（来探视服刑的男友）。
主持听证会的科德法官终于在下午时开恩，允许我进办公室采访他。说是采访，更像是法官大人的独白，从我身为作家的天职，到孟买此城的特性，再到司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等，包罗万象。科德法官边说边嚼着薄饼，他的左腮鼓鼓囊囊的，像里头长了一颗瘤子似的。他请我务必让我的读者对印度留下好印象，告诉“那些外国人”印度有全世界最好的司法系统。“不然他们还以为我们是原始人呢。”科德说他亲自记录了手头13000页证词中的8000页。“为了这个案子，我一天都没请过假。没有请过事假，也没有请过病假，神明保佑。”科德身边有23个保镖，他在见过艾杰·拉尔后又额外申请了15名警卫。
听证会快开始了，照桑杰的说法：“就像一场家庭聚会。”果然，警察、法警和被告熟络地彼此交谈，互问近况。桑杰指着前排的座位对我说：“你坐那里。”他向我微微一笑，转身朝后排走去，“我们是被告。”
法官入席，他身后的墙上并未悬挂圣雄甘地的画像，这倒不太寻常。法庭开始点名，总共124个名字。“哈尼夫·卡达瓦拉！”被点名的人站起身。“萨利姆·杜兰尼！雅库布·梅蒙！”我扭头看后排，木质板凳上黑压压坐着124名被告，除去一旁的5个女人，这119个硬汉外表沧桑、内里坚硬。“桑杰·杜特！”我们的电影明星半站起来，又一屁股坐了下去，淹没在人堆里。
听证会的议程逐一推进，律师提出诉求，希望科德准许他们的当事人免于出庭，因为小拉詹帮的杀手正对被告虎视眈眈。无人使用面前由法院提供的话筒。我坐在前排（律师们的身后），正对着法官，但我听不清科德在说些什么，更遑论坐在后排的被告。他们也不在意，谈论着世界杯和道上各样违法的生意。法警不时对他们打手势：“嘘！嘘！”于是谈话声倏忽轻下去，但不一会儿便恢复了先前的音量。头顶的电扇将涌进来的热浪又扑打出去，窗外是高高的棕榈树和蔚蓝的天。庭上的气氛一片祥和，坐在我身旁、罔顾禁令把手机带进法庭的男人睡着了，脑袋一顿一顿的。他醒来后拿出一份报纸，偷偷摸摸地读起来。我望着墙上的钟，期盼时针走得再快一点，心不在焉地想着午饭要吃什么，以及这一个或那一个女人，正如我从前在万般无聊的课堂上会做的那样。头顶的风扇、后排座位连绵不绝的嗡嗡声、法官和律师漫长的讨论……让我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教室。法院即将休庭两周，对那一百二十四个被告而言，今天是放暑假前最后一天上学，空气中弥漫着懒散、轻松、欢快的因子。和真正的学校不同的是，到毕业那会儿（以案件目前的进展看，至少还要十年），等待表现欠佳者的不是补考，而是绞刑。
法官给了被告两周的休息时间，说只要不出印度，他们哪儿都能去。“但别让我听到你们又闯祸了。”他警告道，活像个校长。走出法庭后的桑杰对我说：“这压根就是个笑话，我们可以逃往尼泊尔，不会有人知道。”
我们开着桑杰的车驶离法院。在十字路口停下时，报童们照例跑上来，其中一个把脸贴在镀了膜的车窗玻璃上，他看到了桑杰。“桑杰·杜特，你在《边境战争》里表现不错。”另一个孩子说：“桑杰·杜特，买份杂志吧。”桑杰又好气又好笑：“他妈的，来份《印度午报》。”他摇下一点车窗，付钱后拿过报纸，孩子们紧紧围在他的车边。桑杰浑不理睬，自顾浏览起来。“看看我们的大忙人都做了些什么。”他指着萨拉德·帕瓦尔宣布脱离国大党的头条新闻对我说。孩子们固然对桑杰着迷，但也只有一会儿——对面车道的红灯亮起，商机又来了，他们将大明星留在原地，呼啦啦跑向对面的马路，瘦小的身体顶着大大的脑袋，里头装满最切合实际的梦想。
我开车载着爆炸案的嫌犯从法院回家，途经孟买的大街小巷，而无论街头还是巷尾都贴满被告人桑杰·杜特的巨型海报。
星梦与黑帮《克什米尔任务》终于开机了。维诺德向来爱引用费里尼[517]的话，譬如：“唯一宽容且拥戴独裁者的地方就是片场。”
影视城回荡着维诺德（因使用扩音器而愈加）洪亮的声音：“安静！”巨大的片场冷气开得十足，所有人都穿起了毛衣，仍不时有人感冒。除正儿八经的演职人员以外，跑龙套的、临时顶班的、单纯看热闹的，现场可谓人山人海，连屋顶和伸展台上也不例外。除非挡到了镜头，不然无人驱赶他们，也无人理睬他们。我问维诺德是否当真需要这么多人手，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在宝莱坞，管理一盏灯要三个人，摄制组恨不得为每一件道具都配备一个工作室。此外，政府官员频频出入片场。教育部秘书曾携家人同来，顺带解决了维诺德孩子的入学问题。
维诺德是我生平所见最勤奋的人。他正一心多用，同时做着三件事：打电话、阅读电影的相关资料、回答我的提问。他的格言是：“天道酬勤。”维诺德对创作的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你放心交给别人来做吗？”他反问我，“别人肯定得过且过啊。”维诺德结束了一天的拍摄，深夜才回到家，嗓子都哑了，我问他发生了什么。“我在片场大喊大叫，骂了人也打了人。”他真的揍了自己的助理导演。
《克什米尔任务》的部分拍摄地在斯利那加，维诺德不得不在武警的保护下坐防弹车往返片场。他们在拍摄中途听见巨大的声响。“是爆竹声，当地人正庆祝十胜节呢。”维诺德对剧组成员这样说，然后请摄影师加快速度。当天收工后，他命人尽快清空场地，大伙儿这才意识到：穆斯林聚居的克什米尔怎么可能庆祝印度教的十胜节？方才确实发生了爆炸。事后，人们在距片场两百米的政府秘书处发现了火箭推进榴弹，此次袭击共造成四人死亡。但当天的拍摄到底完成了。
还有一次，扮演武装分子的演员正沿运河奔跑，当地警方在运河另一头设立了监测点，看见“武装分子”的身影即举枪瞄准了他。反恐警察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那是一名演员。当炸弹以战争之名在克什米尔各处爆开时，维诺德正为了娱乐效果炸飞达尔湖[518]上的游船。真实的战斗和电影场景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几乎令人难以分辨。
《克什米尔任务》的大反派最终并未设定成巴基斯坦人（谁让维诺德的电影在巴基斯坦有那么多追随者）。经过修改，电影中的密谋者对着镜头向世界范围内的恐怖分子、黑帮大佬、各国政要及情报人员宣布的是：“我们是独立组织，不为任何政府效忠。”但电影前景[519]中有个躲在阴影里的人物，只能看到他的剪影，他才是密谋者听令的对象、真正的幕后黑手。维诺德命对白编剧阿图·提瓦里蓄起大胡子，贡献了这个镜头，他称阿图为《克什米尔任务》的“奥萨马·本·拉登”。
到电影的后半部分，爆炸与谋杀发生的间隙，阿尔塔夫和女友苏菲在乐曲声中畅想童年往事，仿佛又回到了有瀑布和鲜花点缀的梦幻山村。而彼时的斯利那加已太危险，维诺德无法带剧组进入克什米尔继续拍摄，因此这首歌舞的录制是在孟买完成的。我们见惯不怪地在孟买的摄影棚里重建了克什米尔，芳草茵茵的地毯上遍布假花，皑皑白雪则用棉絮做成。在孟买，我们无需太把战争当一回事。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总要为爱情和歌舞腾一点空间。
在维克拉姆满意地宣布《克什米尔任务》“大结局已定”后不久，我去了一趟维诺德家。代替沙鲁·汗出演阿尔塔夫一角的李提克·罗斯汉在处女作《爱有天定》（由父亲拉克什·罗斯汉执导）上映后成了印度最闪耀的新星。《爱有天定》在海内外各大院线名噪一时，有报道称毛里求斯的年轻女影迷和印度的众多女孩一样，看到李提克出现在银幕上时激动得昏倒了。
这股名为李提克的狂潮在各地引发了骚乱。赖布尔[520]一家影院的老板打电话给李提克的父亲，语气相当慌张。他说大量女性观众向影院索要李提克的照片，他急需二十万张印有李提克签名的海报。李提克在泰姬陵酒店喝咖啡时，遭疯狂女影迷的围堵，酒店员工只得偷偷将他从后厨领了出来。他在城郊的意大利餐厅和女友共进晚餐，却被认出他来的人们骚扰得片刻不得安宁。闻风而动的人群聚拢过来，甚至有双层巴士特地停靠在路边，乘客蜂拥而下，只为冲进餐厅看他一眼。
因此《爱有天定》上映第一周就拿到了孟买院线百分之九十九的票房回款，创下了历史之最。并且和其他电影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有天定》的观影人数呈稳步增长，而非逐渐下降。李提克本是《克什米尔任务》的第三号明星（合约上写明给他的片酬是十一拉克，比女主角普丽缇少了四拉克），但他如今的身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达每部电影两亿卢比），有大把导演和制片人捧着钱排队争抢他。“我夜不能寐，几近发狂。”他对维诺德坦白道。
民众对李提克疯狂崇拜的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的传统偶像——板球皇帝刚刚失掉了公信力所导致的。不少运动员被卷进打假球的丑闻，为金钱出卖了祖国的荣誉。当萨辛·坦都卡和李提克一齐亮相板球明星赛时，体育馆内经久不息的掌声是献给宝莱坞新秀而非板球大师的。在这个多媒体时代，至今只拍了一部电影的李提克被迅速捧上了神坛。
所以《克什米尔任务》“已定”的大结局当然要推倒重来了。“事到如今，我们不可能再让希拉尔被三军情报局杀死算数。”维诺德说。大反派不能死于“看不见的敌人”之手，票房冠军李提克必须做电影里的大英雄。维诺德请我为李提克写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大结局，让李提克（而非桑杰·杜特）绽放最耀眼的星光。我设计让李提克饰演的角色在同他的另一位养父——大反派希拉尔搏斗时杀死对方：杀死希拉尔，意味着阿尔塔夫杀死了最坏的那部分自己。“也因此成为英雄。”维诺德说，点了点头。警察可汗的地位在票房收益面前动摇了，桑杰从男一号变成了男主演之一。
为拍摄改编后的大结局，维诺德在影视城的人工湖边建起了一系列棚屋，又雇人运水来输入地下管道，以供拍摄需要。散布各个角落的烟雾机为身在孟买的剧组蒙上了一层克什米尔特有的迷瘴。《电影手册》杂志如此描绘当时的场景：
正值盛夏，水中的微生物腐烂分解，不时发出浓郁的恶臭。导演和剧组成员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懈工作了月余，试图把水、雾、风控制在最理想的状态，直到他们身上吸饱了臭味，不论洗多少次澡都不能完全去除。
我带乔达摩到影视城观看电影大结局的拍摄：七百五十升汽油造就的轰轰烈烈的爆破。维诺德有一个传统，就是在动作片的末尾毁掉布景。拍《爱在烽火云起时》那会儿，他一把火烧掉了花八十拉克建起的庞大布景。《克什米尔任务》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特意搭建的十层楼高的棚屋被熊熊火柱吞噬，瓦砾和烟灰如大雨洒落，又被风吹得迷住人的眼，剧组成员纷纷逃散。维诺德叫爆炸的冲击力撞得仰天摔飞出去，扬声器里立即传来指令：“快拿冰块来，导演的屁股受伤了！”我抱起乔达摩跑到与人工湖相邻的山坡上，只听片场的煤气管道接连不断发出爆裂声。我们眼见各色火焰从四面窜起，燃烧着的各样道具从天而降，又在地上点着了火。剧组人员四下奔跑，试图扑灭火苗。前来附近观光的官员和他们的妻子停下了登山的脚步，回转来，带着那么一丝丝“隔岸观火”的快感津津有味地看着。
早在杀青前，维诺德就因为出售电影的音乐和发行权狠赚了一笔。而据李提克炙手可热的程度看，《克什米尔任务》没理由亏本，甚至可能大卖，至少还未上映就万众期待——因《爱有天定》而为李提克痴狂的女影迷听说他出演了新电影，早就翘首以盼了，更不用说剧本、音乐、执导和其他各种因素为电影加的分了。于是我不无愉快地发觉：我对电影的贡献和它的商业前景其实没有任何关联。
维诺德对李提克当真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他在片场对穿着背心的李提克说：“咱不怕露肉。他们以为《爱有天定》那点镜头就够意思了？我们在《克什米尔任务》里还要露得更多，多多益善。”维诺德指挥李提克来回穿脱衬衫。这个已经大红大紫的青年演员从出场开始（自屋顶一跃而下）就在并不必要的情形下展现身材，好让观众一再看到他放松时也健美紧绷的肱二头肌。
李提克迅速登上了印度最大的新闻杂志的封面。每一天，各大报纸要刊登几十篇有关他的文章。盛名之下，他仍然像从前一样谦逊，当用监视器回放某一镜头时，维诺德和我坐在椅子上看，李提克则跪坐在地上。我同李提克握手时，注意到他的右手有两个拇指，确切说是除正常拇指外另有赘生。他并未在出生后接受手术，因为印度人相信双指会带来好运。或许真是这样，这个当了五年助理导演、生活上曾捉襟见肘、以外景地帐篷为家的年轻人一周内成了人口十亿的大国最闪耀的明星。而今年年底，春风得意的李提克将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完婚。
“情况很不错啊！”替《克什米尔任务》拍摄剧照的鲁斯特姆说。
“不是一般的不错。”
情况好得过火了。古语有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对李提克而言，倘若太走运，可能祸事会接踵而至。于是一月里的一天，李提克最亲的人——他的父亲拉克什·罗斯汉正要坐进奔驰车，两个年轻人走上前来，用一把点三二口径的手枪朝拉克什连开六枪。其中两发子弹打中了拉克什，一枚卡在他的胸骨，免去了他穿心之死。那是《爱有天定》正式发行后的第四天。拉克什·罗斯汉颇有先见之明地将发行权捏在了自己手上（而非授权发行人代理），所以一夜之间成了宝莱坞最富有的人。同行纷纷来探望拉克什，致以慰问又表达惊惧，彼此询问着：“为什么？”
维诺德告诉了我为什么：“有人想让李提克替他们卖命。”
脱离达乌德帮、近来自立门户的黑道大佬阿布·萨勒姆想借李提克的东风。代萨勒姆出面的宝莱坞导演在事发前找到拉克什，让他给儿子带话：乖乖签约出演由萨勒姆投资的电影。拉克什拒绝了。斯米塔·萨克雷——湿婆军党魁巴尔·萨克雷的儿媳也提过类似的请求，但拒绝斯米塔无甚风险，因为湿婆军在新一届大选中败北，不再掌权了。拉克什不断接到萨勒姆的威胁电话，却只提醒儿子李提克“开车小心”，此外并未多言。两天后，穷凶极恶的杀手朝拉克什开了六枪。外界一致揣测经过这回的教训，罗斯汉父子终究向黑帮妥协了。这和传统印度电影的模式不同：父亲遭遇枪击，儿子非但没有复仇，反而做了敌人投资的电影的男一号。在这样的情形下，李提克或许无法（也不愿）打起十二分精神贡献精彩的表演，但他一出现在银幕上就足以让怀春少女昏厥，所以黑帮完全不用担心电影的收益。娱乐圈的潜规则终于由心怀恶意的帮派分子改写，自此愈发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了。
《克什米尔任务》的两大男主演终归笼罩在了黑帮的阴影之下。年长的那个与黑帮牵扯不清，方才获得保释，年轻的那个一夜成名，连累父亲遭黑帮枪击。在孟买，星梦与黑帮实在互相映照、彼此交汇。
这还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影投资的特性说起。多数宝莱坞电影都拿不到银行的贷款，必须仰赖私人投资。因为银行既不理解也不信任宝莱坞。拍一部电影所需的资金是庞大的，遑论电影公司可能同时开拍好几部电影。从投资到回本往往要好几年，倘若电影不卖座，情况势必更糟。谁的手上会有这么多闲钱呢？只有黑帮。他们也乐见黑钱经彩色电影胶片的运转被洗白。一部票房大获全胜的电影，发行一个月后便有四倍于投资的收益进账。因此对黑帮而言，电影投资是将非法收入转为合法盈利的最快捷的方式。若没有了黑帮的资助，印度的电影产业会顷刻间垮塌。电影人将不得不仰仗银行和证券经纪的垂怜，而后者的电影品位自然与黑帮大佬的截然不同。若没有了黑帮的资助，印度电影人的星梦不可能做得这样盛大、暴戾、热情奔放。
黑帮在钦定演员阵容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招徕籍籍无名、言听计从的导演和制片人，致电眼下最当红的明星，命其取消现有的拍摄计划、加盟黑帮投资的电影。一旦有名角出镜，至少能保证电影收回成本。黑帮对取得电影的海外版权尤为热衷，并对谁能走出国门有绝对的话语权——集结了宝莱坞演员和音乐人的班底从巴塞罗那一路飞往波士顿，哪里有印度人（或热爱印度电影的人）居住，就在哪里做宣传和巡演。
黑帮和宝莱坞之间奇特的共生关系，正如我和坦努加在马丹普尔见到的那样。印度电影人对黑帮分子的生活大感惊奇，并从中汲取灵感、以之作为拍摄的素材。而黑帮分子（从混迹孟买街头的杀手到流亡海外的幕后大佬）是宝莱坞的忠实拥趸，且效仿他们在银幕上的形象打造自己的言行。和所有孟买人一样，黑帮分子也是追星族，他们为能支配并诋毁电影明星而感到自豪。沙基尔曾当着制片人的面称拉克什·罗斯汉为“光头”，把李提克叫做“花花公子”，直呼沙鲁·汗为“结巴”。这是黑帮不损一兵一卒便向同胞立威的方式：他们的一通电话可让在电影里徒手对抗千军的大明星屈膝下跪，为求活命而向黑道混混痛哭告饶。当然，黑帮分子中也不乏对电影人嗤之以鼻的。达乌德帮的财政大臣卡马尔曾在宗教讨论之余谈及圈内人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譬如制片人和导演逼迫女演员牺牲色相以换取角色的种种作为）。“这是一个低贱的行业。”卡马尔不以为然地说，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纷纷附和：“是，低贱的行业。”黑帮分子同宝莱坞明星的关系错综复杂，既充满向往又带有厌恶。这个始于金钱的问题，最终关乎的却并非金钱。
维诺德的好友曼莫汉·谢蒂拥有印度最一流的电影胶片洗印设备，他接到了阿布·萨勒姆的勒索电话。（此前，萨勒姆下令杀害了拒付勒索金的音乐人高尔杉·库马尔。）在维诺德的建议下，曼莫汉向艾杰·拉尔寻求保护。艾杰正准备休假，曼莫汉问他是否如萨勒姆所愿付钱了事，艾杰回复说这样不妥，其余帮派会有样学样。曼莫汉认为出入皆由配枪武警护送有损形象，所以大部分时间选择足不出户。一天，难得出门的他正下车朝办公室走，听闻身后不远处传来“咔哒”声，竟是杀手欲夺他的性命未果——枪卡住了。曼莫汉飞奔进办公室，惊魂未定，他直觉这是萨勒姆的警告：一月底前必须交钱。
果然，萨勒姆的电话追了过来：“这只是预告，正片就要开场了。”萨勒姆想用曼莫汉杀鸡儆猴：公众以为勒索犯只会口头威胁，而且多数都被警方偶遇了？不，人们会在报纸上重新读到阿布·萨勒姆的名字，这样接到他的电话才会心惊胆战，无人不从？
勒索问题泛滥成灾，为此，马哈拉施特拉邦内政部长查干·布吉巴尔决定和孟买的制片人举行会谈。艾杰建议维诺德不要出席，因为与会的制片人多和黑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身份是公开的秘密。所以维诺德到场并表态（要求政府严厉打击黑帮的勒索恶行）是不明智的——黑帮的眼线（他们在电影行业的代理人）会一五一十地向上头汇报会谈的内容：来了哪些人，每个人都说了些什么。此外，就连出席会谈的政府官员也和黑帮过从甚密。
但维诺德和坦努加·钱德拉到底赴了鸿门宴。周六的晚上，座谈会在西高止山的国宾馆举行，我和他们同往。无人拦住我询问身份。在孟买，如果你看上去就不好惹（不会忍耐任何盘问），门卫通常不敢拦你。我们到达时，宽敞的会议厅里已满是制片人、几个二线明星、查干·布吉巴尔、孟买警方高层以及十几家电台的新闻工作者。比起座谈会，这里更像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待媒体记者和摄像统统离开房间，会议才正式开始。警局犯罪科科长西瓦南丹首先发言。在回答为何南孟买的制片人不常被列为黑帮勒索对象的质问时，西瓦南丹竟表示“可能因为南孟买的制片人并未从黑帮那里获得电影投资”。
查干·布吉巴尔和孟买警方都抱怨电影人遭黑帮勒索后绝少报案，而但凡向警方求助者皆安然无恙。曼莫汉·谢蒂反驳道：他接到萨勒姆的电话后，第一时间寻求艾杰和西瓦南丹的保护，但两人都安慰他，说萨勒姆在孟买的势力不足为惧，“可以忽略不计。”“多亏了那把不怎么好使的枪我才捡回一条命。”曼莫汉总结道。
在座的制片人群情激昂，纷纷向查干·布吉巴尔谏言。其中一人说：“这些人不是罪犯，是叛徒。但你我心知肚明，他们被‘请’进警局后，受到的是贵宾式的礼遇。”他的声音渐渐拔高了，“对待叛徒绝不能手软啊，就该把他们一家老小都抓来，靠墙站成一排，格杀勿论！”
西瓦南丹坚持“用数据说话”，自豪地向我们汇报被偶遇的黑帮分子人数进一步增加，1999年时更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89[521]人。无人胆敢指出同时上升的还有孟买的犯罪率。偶遇的频繁发生并未遏制勒索行为，相反，来自黑帮的勒索太过猖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此召开会谈，商讨对策。另一制片人表示他同样接受了警方的保护，但帮派分子在他家门口枪杀了他的保镖。“我们要保护的人是你，不是来保护你的人。”警察局长反唇相讥，“你不是毫发无伤吗？”而保镖自然是易耗品。
维诺德质问政府为何非但不引渡藏匿海外的黑帮首领，反而公开因受警方保护而欠税的电影人名单？他表示作为纳税人，电影从业人员无需额外缴税，并有权要求政府保护其人身安全。如果政府持续不作为，孟买的电影人完全可以考虑把产业转移到钱德拉巴布·奈杜[522]治理下高效有序的海得拉巴。电影产业是孟买的经济支柱，若没了它，孟买便垮了大半。
但维诺德的威胁是徒劳的。他早已对我言明：“孟买终归是最好的落脚点，印度的电影产业根本毫无选择。”宝莱坞之所以在马拉提人主导的孟买而非印度教徒主导的德里安家落户，不是意外。因为支撑起电影的不是语言，而是梦想。孟买始终是亿万印度人共同的渴求和寄托。
查干·布吉巴尔承诺会采取行动。“印度是民主制国家，我不能公开说这些话，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已经决定对勒索犯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真的，最终极的惩罚，绝不手软的惩罚。”政客的话，听过便罢。
走出会议厅时，我们见到了艾杰的接任者——西北警厅新上任的一级警监，其辖区内的班德拉和约胡是影视明星的聚集地。“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这位警监让维诺德放心，“但我对工作尽心尽责，过去五天里我们已经偶遇了两个帮派分子。”
回家的路上，我们途经约胡一处垃圾遍地的停车场，上书“警察专用”四个大字。
“你看看。”维诺德指一指车窗外，“警察尚且如此，这个国家没救了。”
事情发生得比我们预想中要快。电影尚未杀青，第一通电话就打到了维诺德的办公室。电话是维诺德的会计接的，说维诺德正在片场拍摄大结局。“你转告他，给阿布·萨勒姆回电。”对方留下一串电话号码，啪嗒挂断了。到了晚上，同一个人又打来电话：“为什么还不回电？我要一枪爆了他的脑袋！”
制片主任赶到片场，维诺德一见他煞白的脸就知道出事了。他没有回复萨勒姆，反而一个电话打给了时任印度内政部长的阿德瓦尼。阿德瓦尼请他稍安勿躁，说必定保他平安。不出一会儿便有武警陪同维诺德上车，出入皆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尾随。维诺德的家、办公室和片场有十五名保镖日夜轮守。
第二天，维诺德说事情解决了，他接到一通电话，那个本应凶神恶煞的声音这回却说：“都是兄弟，昨天得罪了。”有人暗地里疏通了关系，让对方手中的木偶放下了瞄准维诺德的枪。我当晚去维诺德家，他兴致颇高，正围着儿子手舞足蹈。后来我们坐在客厅外的窗台上，边喝威士忌边遥望将圆的月亮。我这才知道让萨勒姆收回必杀令的不是阿德瓦尼，而是桑杰·杜特。当初将装满枪支弹药的马鲁蒂开进桑杰家车库的，正是萨勒姆，他和桑杰一道被控参与了爆炸案，是（如今潜逃在外的）第八十七号被告人。萨勒姆多年来让达乌德呼来唤去，又不得不因为案子的缘故暂时夹紧尾巴做人，他如此渴望参与电影制作而不得，于是自学成才，当上了勒索电影人的专家。桑杰在听说维诺德的困境后给萨勒姆打了个电话，提醒他：“我因为你足足吃了两年牢饭。维诺德是我兄弟，只有他在我落魄的时候对我不离不弃。”
事实证明，签下桑杰·杜特甚至比签下李提克更为明智，维诺德幸运地选对了演员，得以逢凶化吉。阿米塔·巴强绝无可能让萨勒姆收手。
阿努却依然被吓得不轻，维诺德吹得再天花乱坠也只是火上浇油。“我哥是马尔代夫度假村的大股东，走，我们去那里养一支私人军队，到时候把坏人一网打尽。”维诺德说他要给法鲁克·阿卜杜拉[523]打电话，让他派克什米尔的武警来保护他们。“我是克什米尔公民。”他要和李提克一起在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印度已沦为“香蕉共和国[524]”的当下寻求海外的政治庇护，这样一来，觉得丢脸的印度政府才会对勒索犯采取行动。他甚至要买一把防身的左轮手枪！三杯威士忌下肚的维诺德觉得躲在家中、由持枪警卫保护是对他的莫大侮辱。他身为旁遮普男儿的血性受到了藐视。他已经想好了要对萨勒姆说的话：“你这狗娘养的混蛋，敢不敢来卡特路，我们一决生死！”
勒索电话没有再打来。但以防万一，维诺德计划在电影上映（2000年10月）前离开印度。
天上掉下了馅饼。索尼三星影业决定买下《克什米尔任务》的海外发行权。首映地点设在纽约的时代广场，这会是首部在那里上演的印度电影。随着上映日期的临近，我们的电影未演先红。印度菲维克白胶的代表早早与维诺德进行了接洽，表示颂扬民族一体化、印穆大团结的《克什米尔任务》尤其符合菲维克的企业精神（毕竟他们的广告语就是“粘合印度”），为此他们愿出一亿卢比成为电影的合作伙伴。维诺德拒绝了，他责怪助手竟想松口——不是因为菲维克白胶的提议太庸俗，而是因为对方的报价太低。
索尼影业包下航班头等舱和商务舱的座位，把连同我在内的四十九人带往首映式现场，并在伦敦和纽约的五星级酒店订好了房间。但李提克和普丽缇·泽塔双双缺席，令首映礼的星光大打折扣。为什么呢？我问阿努。
“因为萨勒姆。”她答。
没有流亡在外的黑帮大佬的准许，宝莱坞明星不得离境。李提克和下令枪杀他父亲的男人签了约，答应明年为他做巡演。虽是初次登台，有李提克在海外的人气作担保，巡演必然场场爆满。在此之前，阿布·萨勒姆不希望李提克出国为他人的作品做宣传，哪怕只是一部电影。为此他向拉克什·罗斯汉下令（由他的手下射出的子弹才从拉克什胸口取出没多久），命李提克“安分地待在家里”。他也禁止普丽缇和桑杰出国，但鉴于后者同他的特殊关系，他格外开恩，准了桑杰的海外之行。黑帮大佬同时也是移民局官员，各随己意允许或拒绝他人出入境。
人们对《克什米尔任务》褒贬不一。他们称赞演员的演技和电影的配乐，但也客观地指出剧本存在的漏洞，譬如我们未能提及促使克什米尔的年轻人成为武装分子的原因：他们每一天所要承受的压迫和痛苦。还有一些评论则有失公允，是由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前影评人兼现任导演散播的——维诺德因对方在公共场合（戏院楼厅）侮辱阿努而挥拳相向，两人就此结下了梁子。他唯一后悔的是当时没再打重一点，好让那个缺乏教养的混蛋跌出栏杆、砸到底楼的座位上。
但观看《克什米尔任务》的成品到底令人愉悦。维诺德出色的掌镜能力、他与生俱来的艺术感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年少的阿尔塔夫握着枪躲在门后、等待养父母归来时，毫不知情的可汗与妻子说笑着进门、上楼、穿过房间、按下电灯的开关，镜头在光与影、明与暗之间瞬息切换，实乃绝妙。桑杰·杜特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演活了一个被苦难压倒又负重前行的丈夫、父亲以及军人。《克什米尔任务》上映一周后问鼎当年的票房。每天有一百万人观看我们过去两年来倾力塑造、反复打磨的剧中人。
《克什米尔任务》剧组的最高殊荣是获印度总统的接见。作为罪案加身的公众人物，桑杰·杜特和音乐发行人拉美什·陶拉尼也获邀前往总统府。
专栏作家阿里·彼得·约翰代表《银幕》杂志采访了桑杰。
阿里：几年前，当你绝望地独自躺在阿瑟路监狱漆黑的地牢时，恐怕绝难想象今日的盛况。踏上总统府的台阶时，请问你心里作何感想？
桑杰：难以置信，恍如梦中。以戴罪之身受到总统的接见，与他握手，实在让我受宠若惊。大约这片土地的神明也知我是被人陷害的，终有一日会还我清白吧。得总统纳拉亚南的亲切鼓励，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那一晚睡得如此香甜，深感我的印度仍然爱我，印度人民愿意爱我，盼望我诸事顺意。
成功净化了一切污名。
我们的电影在克什米尔地区上映时，贾姆穆影院的观众一分为二：印度教徒为桑杰欢呼，穆斯林则为李提克喝彩。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克什米尔的武装分子视李提克为代言人。且不论电影的结局如何，他们为有这样英俊的、红遍全印的明星饰演他们中的一分子而欢欣鼓舞。《克什米尔任务》刻画了武装分子，却不曾给维诺德惹上麻烦，相反，它吸引着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同普丽缇一起载歌载舞，想象自己也是天神一般的李提克。克什米尔民众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它至少表现了他们的年轻人并非无缘无故变成武装分子：李提克饰演的阿尔塔夫是在家人惨遭印方突击队杀害后才决意报复的。克什米尔人希望从主流印度媒体得到的理解竟如此之少，如此容易满足。
而在就克什米尔问题三次与印方爆发战争、不断派遣破坏分子潜入印度边境的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任务》的插曲《小蜜蜂》依然成了婚礼的必备曲目。我们理论上的敌人忽略了电影所要传达的讯息，将其时事性排除在外，随乐声起舞的同时只专注于印度电影永恒的核心：男和女、父与子，爱情的追逐、亲情的冲突。事实上，抵制《克什米尔任务》的反而是国内的右翼势力。印度军方抱怨电影对武装分子的处理过于宽大——还是有“某个特定群体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却并非我们预计的那个群体。电影上映后不久，一锡克教组织曾要求维诺德公开道歉，并剪掉电影中某锡克教警察因脚下的船只即将爆炸而吓得尿失禁的镜头。锡克教徒宣称这对他们尚武剽悍的民风是种歪曲。
当李提克人生中的第三部电影上映时，他的知名度已近疯狂。在校女生用圆规在手臂上刺下他的姓名缩写。百事可乐不过在一支广告中略微调侃了李提克，即遭全国上下千万青少年的自发抵制。加尔各答警方拦下了一拨又一拨想偷乘火车乃至飞机来孟买见偶像李提克的少年。老师试图没收教室里各样李提克的海报和周边产品，但总是徒劳。李提克的面孔出现在学校笔记本的封面上，配以他的励志名言：“渴望变作他人是对成就自我的亵渎。”部分官员于是建议利用李提克的名声达到教育的目的。某某校长也认为：如能创造性地在课程中加入李提克元素，便能够做到寓教于乐。“比如说，在告诉学生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府是孟买时，可以说‘就是李提克向人们挥手致意的地方’。又或者在教授股骨的概念时，可以说‘就是李提克·罗斯汉身上最长的那根骨头’。”
物极必反，超级明星李提克的好运终究是会用完的。《克什米尔任务》上映一个月后，一则谣言传遍了加德满都，说李提克曾在电视采访中表示痛恨尼泊尔和它的人民。我想到我所认识的那个温和有礼的年轻人，完全无法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众口铄金、三人成虎，尼泊尔的左翼学生联盟非但上街游行，且砸毁了放映《克什米尔任务》的影院、烧掉了李提克的海报与人像，继而准备火烧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在与当地警方发生冲突后，两名青年学生被当场射杀，当晚又有三人死亡，共计一百五十人受伤。尼泊尔政府下令禁播李提克的一切作品。李提克随即在电台发表辟谣声明，说他们家几十年来用的都是同一个尼泊尔厨子，早已视之为家人，他实在没有理由憎恶尼泊尔和其人民。但左翼学生的情绪未得安抚，他们专挑在尼泊尔做生意的印度人下手，打砸抢掠、火烧店铺。加德满都为此瘫痪了好几天，暴动几乎迫使尼泊尔政府下台——即便李提克否认了所有指控，尼泊尔左翼执政党的一百十三名议员仍集体要求总理柯伊拉腊引咎辞职。曾让无数少女为之倾倒的面孔，如今激起的却是切骨之仇。非爱即恨，民众的反响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再一次领会了维诺德的苦心，他唯恐电影引发公众不满的担忧并非多余。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落，人们甚至愿为谎言赴死。
清者自清，不出几周，流言的源头找到了。最初传播消息的加德满都某报曾隶属尼泊尔最大的有线电视台，后被激进的左翼学生引为喉舌。鉴于三军情报局早已将尼泊尔作为据点，组织对印度的渗透破坏活动，达乌德帮在巴基斯坦的势力自然要趁《克什米尔任务》之机，在对印度向来友好的尼泊尔兴风作浪一番。根据印度情报部门的调查，达乌德帮令某报刊登关于李提克的不实言论，又令同一家有线电视台停播印度电影，并延迟多日才放出李提克的辟谣声明。这一次，险遭杀害的不再是李提克的父亲，而是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克什米尔任务》是维诺德的执导生涯中最具商业价值的作品。尽管电影上映一周后票房逐渐下滑，但包括维诺德在内的制片人、国内的发行方以及各大院线都赚得盆满钵盈。维诺德正和索尼影业接洽，看有无可能拍摄一部英语电影，那会是他离开印度的新筹码。“再过十年，天晓得我们票选出来的政府会不会让我们在孟买没了活路。”维诺德说。回到纽约后的一天，我收到一份来自孟买的特快专递，里头是一张电影海报。那是维诺德的新作，名为《象棋》。电影的剧本、演员和预算八字还没一撇，但已经有了海报，上面颇为阴森地印着一个梦中的棋盘，标语是：“一场棋局，两名棋手，孰死孰生，未完待续。”底下另有一行字，毫无悬念地写着：“维德胡·维诺德·乔普拉导演”。在维诺德看来，宣传造势是电影制作的第一步。
维诺德仍邀我合写剧本。“别管你的书了。”他说，“现在还有多少人会看书呢？但电影的观众有千千万。”维诺德是对的。电影（尤其是商业大片）有着书籍无法媲美的魅力。对我而言，也再没有比做宝莱坞的编剧更令我有归属感的事了。以电影剧本为媒、替家乡同胞筑梦的我方才真正感到被这片故土接纳。宝莱坞是一群人的孤独，它如梦似幻，歌舞盛大，万众瞩目。宝莱坞又是一个人的狂欢，外国人休想靠近，外来者不得染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