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格博巡礼

卡瓦格博巡礼

梅里雪山的雨季结束得很迟。一直到了10月中旬以后，能看得见卡瓦格博的日子才渐渐多了起来。澄澈碧蓝的天空下，红叶漫过山麓的时候就到了巡礼的时节。

1999年的那次转山，因为是在雨季结束之前，阴雨天气居多，没有能够见到卡瓦格博西北侧的样貌。一路上还感受着当地人的冷漠，旅途结束时简直有种得到山神赦免的感觉。

2000年，是我在明永村驻留的第二个年头，我再次出发，踏上梅里雪山巡礼之途。选定出发的日子比上一回晚了二十天，就是为了契合看得到山貌的好天气。我也祈盼着能在这一次的巡礼中领略到卡瓦格博作为神山的更多侧面。

多克拉的雪

10月下旬，我们的小小转山队伍开拔了。这次预计会用二十二天的时间转山一周。同行的队友和去年一样，还是安堆（四十七岁）、扎西尼玛（三十四岁）二人。我们将带上两匹分别叫“福利”和“花敏”的骡子。最初的两天都是大晴天。我们在炎热而干燥的茶马古道上艰难前行。晴空万里，我们便以为雨季已经完全过去了。

然而第三天却是个阴天。我们和转山的众信徒一起从永久村出发。身边的男人们都背着很大的包裹，上面挂着锅和水壶，走得汗流浃背，妻儿跟在后面。妈妈们将小孩子放在背篓里，大一点的孩子则跟着父母走路，像是要去郊游一样，看起来开心热闹。老人们缓步跟在队伍的最后。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精神饱满。

和去年一样，晚上还是宿营在永是塘的小屋子里。从半夜开始一直到曙色初晓，我数次被周围转山者们的喧闹声吵醒，当时完全没想到天气会骤变。早晨起床后发现外面下着雨夹雪，在周围宿营的那些转山者也都不见了。原来夜里那么吵，是因为他们防备下雪而早早整装出发。待到我们准备好要走的时候，雨夹雪已经转成大雪，周遭白茫茫一片。我们穿过陡坡上的林带，来到开阔的冰斗上面，皑皑雪景尽现眼前。户外鞋上粘的雪泥没到了脚脖子。不过因为没有什么危险，所以我走在队伍的后面一路拍摄。快到多克拉时听到扎西尼玛大声叫我：“快过来！”他说：“这么大的雪，骡子走不了了。”“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呆立在那里。从这海拔4480米的垭口望向前方山下，几百米长的山坡上盖着积雪，坡度比我们上来的这一侧还要陡得多。冰斗的下面雾霭沉沉、深不见底。皑皑白雪之上，只有巡山人残留的足迹尚可辨认。上了斜坡，只走了两三步，我就脚底一滑直接坐了个屁股蹲儿。雪已经被人们踩硬了，特别滑。没有防滑冰爪，这样子下山太危险了。

后面又有数十人跟上来，队伍里有老人也有孩子。所有人都背着塑料袋，脚上只有做工粗糙的运动鞋。他们只是简单地商量了一下，便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虽然是拄着拐杖小心翼翼地顺着陡坡往下走，但仍感觉一不小心下一秒就会滑倒，极其危险。如果真摔下去，那可就性命难保了啊。

安堆一言不发地向坡下张望，他是最熟悉骡马管理的，我询问他的意见。他有些垂头丧气，摇着头说：“这个坡骡子根本不可能下得去的。”听他这么说，我立刻决定返回。雪一直下个不停，到了这儿再返回诚然让人泄气，但如果不尽早回撤，很可能就哪边也下不去而被困在山上。整理了骡子背上的行李，把东西捆绑得结结实实，我们迅速照原路返回。途中看到新出现的雪崩痕迹。一路上都有转山者陆续与我们擦肩而过，看到这些人，扎西尼玛嘴里嘟囔着：“这些人都是觉得死在转山路上也是值得的。”他的话让我意识到藏族人对转山这件事倾注了多么强烈的信念。这一晚，我们仍住在昨晚的小屋里。第二天，我们踏上回永久村的路，一路上遇见的前往转山者仍然不下几十人。

“难道真的要就此打道回府了吗？”

我内心充满担忧和懊丧，连和安堆他们说话的精神都提不起来。

第六天，晴。在永久村休息了一天。晾晒受潮的行李时，我们一直思索翻越雪山的办法，但苦于无计可施。想要在转山路上轻松些就必须带上骡子。我正独自郁闷，安堆带着一瓶酒走过来。“小林，来喝一杯吧。”“谢谢。看来只能是返回去了吧？”“不，不一定，我这儿有好消息呢。这家的主人说可以带人把我们送上垭口，他们会帮我们开出一条骡子能走的路。”“啊！他们到底用什么方法？”“不用管，让他们自己去做就好啦。”在那么长的斜坡上开出一条路，这种事能成功吗？当天下午，我在半信半疑中开始了出发的准备。

第七天，晴。这家主人次里诺布带了两个人来。穿着普通衣服的他们，一手拿着斧头和铁锹，一手拎着干粮袋。这样的装备，真的可以吗？

我们六个人出发了。秋色浓重，层林尽染，树木缝隙间透出来的阳光美极了。晚上还是住在永是塘熟悉的小屋里。次里诺布他们仨没带寝具，就那么抱膝蜷在火塘边上睡着了。

第八天，从清晨开始一直万里无云，但寒气袭人。

爬上冰斗，宽阔的雪原银白耀眼。通向垭口的山坡完全被雪覆盖，遥遥可见转山者们的身影。途中看到一头倒毙的骡子，大概是在雪地上失足跌落的。我夹在转山者的队伍中间踏雪爬山。所有转山人都戴着墨镜。

出发四个小时后又到了垭口。积雪比四天前更厚了，寒风阵阵，天空澄澈无垠。我望向西坡，次里诺布等三人正在用斧头和铁锹在坡上凿出台阶。因为只是凿刻在各个险要处，所以进行的速度比想象中快了很多。只是，冰斗的底部仍然显得很遥远。

我站在垭口上，观察着风马旗周围的转山者们。他们高声吟诵祷词，然后将带来的风马旗系在岩石的一角。这种风马旗，藏语叫作“拉铁”，大多旗子上印着藏文的经文以及马的图案。据说风吹动旗子，就象征着马儿飞向人间各方传播佛经。旗子上马的图案叫作“润塔（风之马）”，转山者们绕垭口三周后迅速往山下走，避免长时间逗留。

我们的队伍终于爬上来了。安堆停住骡子，自己过去查看前路，次里诺布等三人早已走到了下面。安堆大喝了一声，两头骡子听到前进的信号开始往山下走。我们踩着他们在坚硬的积雪上凿出的台阶，沿着四天前难住我们的这条陡坡徐徐下行。真是上天保佑啊！心中升起的激动让我浑身震颤。没多久，凿完了台阶的次里诺布也走了上来，五个人从两边护着骡子继续下行。“福利”滑了一下，但他们合力拽住了，有惊无险。这真是一段出色的团队协作。

半小时后，走过数百米的急坡，两头骡子都平安到了山下，终于大功告成。次里诺布他们的自信果然了得。这些和山生息相依的人们，其力量和智慧让我深深折服。

当晚，我们到林带边缘扎帐篷宿营。正准备睡觉时，我发现自己患上了雪盲症。两眼灼热刺痛，一直不停地流眼泪。原以为不过就是在雪地里待上几个小时而已，这份大意让我意料之外地中了招。海拔4500米上的紫外线强度远比想象当中厉害得多。我这才明白那些平日完全不拘小节的藏族转山者都戴着墨镜的原因。

翌日清晨醒来，眼睛停止流泪了，但还是有些对不准焦距，身体平衡就比较差。我落在队伍后面，沿着沼泽边上长满青苔的小路踽踽独行，有时也能遇到几个停下来吃东西的转山者。我试着用汉语对他们说：“可以拍照吗？”那几人一声不吭地盯着我看，眼神有点吓人，我便逃也似的走开了。他俩正在前面等我，扎西尼玛虎着脸对我说：“小林，你这样一个人走是很危险的哦。”自那以后，我行动时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近中午时到了鲁·为色拉。今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卡瓦格博的南坡景观。去年安堆和扎西尼玛没有看到这边的景色，此时如受招引般地磕起长头来。刚才还在热热闹闹聊天的两个人突然这样认真地跪拜起来，这让我有些吃惊。我第一次见他们虔诚得如此心无旁骛。后面又陆陆续续有转山者走过来，他们也同样面向神山，烧香念经。看到此情此景，我突然为去年的自己感到羞愧。当时我自以为是拍摄卡瓦格博南侧景观的第一人，现在想来这是一种多么无知的傲慢。自我拍到那些照片的数百年前开始，这座山的形象已经被世世代代转山的藏族信徒们看在眼里，刻在心里。撇开世居的当地人，反以“世界第一人”自诩，今后断不能再如此夜郎自大了。

那天晚上，有一位独行的转山人挨着我们的帐篷宿营。他希望能够通过转山祈福，治愈自己所患疾病。生着病，还要背负沉重的行李徒步转山，其中的艰难一定超乎想象。那人铺开褥子，以磕长头的姿势进入了梦乡。

第十天，我们经过那通拉。垭口上有来自青海的转山者正在歇脚。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其中有好几位拿着相机和电子游戏机。虽说是转山这样神圣的事情，但做这件事的毕竟都是凡夫俗子。在轻松的交谈中，他们愉快地满足了我为其拍照的愿望。

第十一天，到达怒江干流。去年经过这里时江水还是非常混浊的茶汤色，而今年比去年的日子只晚了二十天，江流已然清澈见底。单是看水的颜色，便可知雨季已经结束。怒江两岸分布着好几处地图上未被标记的村落，多处河面上架着供两岸村民渡江用的溜索。当晚我们就住在江边。因为天气特别好，连帐篷也没有搭，就地铺了席子便睡下了。夜色初降时分，两位十四五岁少女突然到访，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是来兜售土特产的对岸村民。看到她们篮子里的石榴和核桃，被每日单调的方便食物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我们喜出望外，当即成交。买卖做完，她们二人走到江边的一处溜索，用滑轮顺索而下，如同被吸进了夜色里，顷刻间已消失不见。真是一次梦幻般的相遇。

第十二天，天空中尚余星光，我们就起床了。必须早早出发，因为今天要经过叫“对格”的山体滑坡地带。那是个被白色小石块覆盖的三角形大斜坡，远远看去非常醒目，卡瓦格博的传说里还有关于那个地方的故事。据说那里今年已数度发生滑坡，导致事故。幸运的是，我们在天黑前就很顺利地通过了那里。在那之后是一片长满仙人掌的地带，走过去，就到了一年前来过的龙普村。我们仍然借宿在那位雨崩村老奶奶家里。老人拿出了青稞酒和烤玉米来招待我们，那是让人怀念的干热河谷的美味。

通往佳兴山冰川之路

第十三天，万里无云。我踌躇满志地向着佳兴山出发，决心一雪去年之憾。和上次一样，还是拜托龙普村的女孩达追和安堆与我同行。正午之前，我们到达了那曲垭口旁边的小屋。去年来时正值秋意浓烈，今年却已是黄叶落尽。万里晴空中一丝云彩都看不到，能遇到这样好的天气，正是托了延迟出发的福。我站在垭口下，努力使呼吸平静下来。翻过垭口，不断出现在梦中的景致真实地展现在眼前。面前是如同正襟危坐的确达玛峰（海拔6509米），右手边横亘着5000米级的前卫峰。而最远处的卡瓦格博在前卫峰的护卫下，露出洁白的身姿。

“呀拉索！”极自然地，这句经文脱口而出。牵肠挂肚一整年，终于得偿所愿。

卡瓦格博的西北面山体底部被岩壁所包围，山顶则被巨大的雪檐覆盖。安堆用望远镜看了看，感叹道：“就像是戴了一顶帽子呢。”我暗自搜寻登山路线。我们顺着通往佳兴村的斜坡继续往下走，佳兴山静默矗立，一如当初。我们还是借宿在去年那户人家，孩子们仍是用那默然的表情盯着我看。我将上一回拍摄的照片拿给家主人杰多，孩子们也来了兴趣，争相观看。就在此时，我第一次看到了孩子们的笑颜。他们用手在照片上指指点点，用藏语说着什么。我手脚并用，比画着给他们做讲解。孩子们渐渐消除了隔阂，我用心奉上的照片，终于贯通了我和孩子们的内心。

吃过晚饭，我们和杰多商量第二天的安排。我说明了自己想去冰川上游，以便近距离观察卡瓦格博的想法。因为佳兴地区的人只会讲藏语，所以只能是我用汉语说，安堆再翻译成藏语给杰多听。我们之间用汉语沟通本来就很勉强，用这样的方式，能将最基本的意思表达清楚就已经很不错了。

听我们说过后，杰多露出为难的神色，说道：“外来人是不能上冰川的。”原来是担心会有山体落石和雪崩等危险，不过看他的表情似乎还有话没说。我再三说明自己的来意只是为了拍摄照片，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与我们同行。

在佳兴山的第二天，多云转晴。我们沿着冰川旁边低矮的山脊步行，但是走了一个多小时，刚刚可以看到一点卡瓦格博，前面却无路可走了。可这还没有去年我独自一人到的地方远呢。杰多之所以选择这条路，莫非是为了不让外人太过靠近神山？

在佳兴山的第三天，晴。我们再一次向着冰川出发。这次我与杰多商量，从冰川上面走。与陡峭的明永冰川不同，这边的冰川要平缓得多，一直延伸到卡瓦格博峰。我们顺着牧道走着。山，从四面八方窥视着我们。我感觉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似乎就是一处不可逾越的秘境，而我们正在偷越结界[1]。在这一刻，我真实地感受到了无数神山信众的存在。“攀登卡瓦格博，不就是对这些崇拜神山的人们内心信仰的践踏吗？”我对自己前不久还在企图寻找登山路线，生出了一种罪恶感。

岩壁底下有一个小屋，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餐。据说以前这里是僧侣修行的地方。从小屋看过去，可以望见卡瓦格博的一部分身姿。杰多说路只能到这里，但我还是央求着他继续往深处走。旁边有从岩壁落下的石块，让我们不禁紧张起来。走到冰川谷口，杰多立刻停住脚步。他说这个地方叫“狭齐卡”。“再往上就不能走了。”果然上面看不到任何人畜足迹，我接受了这个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镇守在冰川尽头的卡瓦格博峰全貌，它似乎在警告：“不可以再靠近了。”面对这重山层叠的佳兴山怀抱深处的神山，即便不是信徒，心中也会油然而生敬畏之心。“不可以攀登这座山。（此山不容冒犯）”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念头。结束摄影离开这里的时候，我感到内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悄然改变。

在佳兴山的第四日，天气晴朗。我请孩子们带领着走访了村里的四户人家。隔壁的两家邻居正在给青稞脱粒，我在日本时见过他们所用的这种叫作梿枷的工具。劳动的人中，竟然有一半是孩子。和杰多家一样，屋子里面狭小而昏暗，没什么可称得上家具的东西。有位女性正在酿酒，她的脸颊皮肤因为冻伤而变成了茶褐色，似乎正在讲述着生活的艰辛。“这些人为什么要在这里生活呢？如果到怒江边住的话会比这里暖和得多，土地也是有的啊？”我心生疑惑。我向这家的老爷爷提出我的疑问，他说：“我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这里是我们的家啊。”我颔首。佳兴村是离卡瓦格博最近的村子，能在这里生活，也许有着什么特别的意义吧。我又问：“佳兴山最美的季节是什么时候？”“秋天当然是很美的，不过在我看来，夏初时节树上刚冒出嫩芽、花开成片时是最美的了。”我真想看看老人描述的那个景色。干了老爷爷给倒的一杯青稞酒，我告别了这户人家。

在佳兴山的第五日，晴转多云。今天计划回到龙普村。清晨，我拍到了朝霞中的卡瓦格博，在孩子们的目送下离开了佳兴村。去年以来一直耿耿于怀的心结，此时似乎已经解开。即便语言不通，拥有了对“人”的关怀，心灵便能得以互通。在走上垭口的途中，我依依惜别，不住地回眸。安堆忧心着说拉垭口那边会下雪，不断催促，恨不能拎上我就走。于是我也自觉地加快了脚步。

故乡的山谷

转山之行第十八天，我们到了龙普村。已是11月中旬，地里的玉米已经收割完毕，家家的房顶上都铺满了黄澄澄的玉米棒。

在堂堆拉垭口我们遇到了从永久村来的转山者，一共有二十八人。其中有一位看起来像是领队模样的男子，我和他说起翻越多克拉的事，他说着“哦，你就是小林啊？”，然后直接递给我一个酒瓶：“来，喝一个！”云南的藏族人，气质打扮都和明永村的人接近，很有亲切感。他说转山路上抽烟可不行，但喝酒没关系。那天我们直喝到两腿摇晃、步履蹒跚才作罢。

当晚，我们和白天遇到的那些永久村人，以及一队从昌都来的转山者，都在格布村各自找了地方住下了。他们虽然都是藏族人，但感觉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云南省这边的永久村村民们穿便装，汉语和藏语混合着讲话的人比较多；而来自西藏自治区昌都的人们则是身着民族服装，只讲藏语的人更多些。云南的藏族人称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为“阿曲”，以示和自己的区别。想来对方对这边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称谓吧。无论这是否是他们所希望的，总之由此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在地理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无可选择地被区隔开来的状态。

第十九日，多云。今天的路程会很远，所以早晨5点半我们就出发了。一口气攀登了1800米，翻过达古拉垭口（4100米）后又下到海拔2800米的山谷里。接着还是爬山，下午4点钟到了来得村。去年走到这里时路上用了十二小时，今年少花了两个小时。“看这云彩的样子是要下雪呢，要不咱们还是连夜赶路过了说拉再说吧。”安堆和扎西尼玛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聊着。我们在多克拉那边确实耽搁了不少时间，万一真的因为下雪被困在这里，入冬前可能就回不去了。只是我们仨都已经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

最终，他们二人还是决定继续赶路。走过了去年扎营的地方，到了真正需要开始爬山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傻眼了。这时“花敏”突然想挣开缰绳往回走，连骡子也厌倦了没完没了的爬山。下午6点半，我们总算是晃到了能看到说拉垭口的地方。连着走了十三个小时，人和骡子都累得腿筛糠。扎西尼玛一个人落在了后边。我们看天气也不像是马上就会下雪的样子，就在路边扎了帐篷准备宿营。海拔4200米，从帐篷的门俯瞰下去，一片云海茫茫。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看到永久村的一行人走过去了，天空中还有星光依稀闪烁。看来天气还不至于太坏。

寒气直钻进骨缝里，喝了热热的酥油茶，周身才生出融融暖意。掺了蜂蜜的糌粑也让我们的精神振奋了起来。当品尝着这片土地上收获的食物，真心感受其美味时，心中也隐隐觉得自己正被这片土地所接纳。

饱餐一顿后我们出发了。爬山一个半小时，到了海拔4815米的说拉垭口。山上的雪比起去年要少一些，但依旧冷风呼啸，寒气逼人。

去年在这里遇到过从拉萨来的僧人，他警告我们说不可在说拉停留过久，我现在才明白了他当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且不说这是否关乎神山的禁忌，但毫无疑问这是山里人的生存经验。说拉是转山路上的最高点，在这样高的山上滞留，一旦遇到骤变的天气或者出现高原反应，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们不敢耽搁太久，奔着故乡山谷的方向，匆匆下山。

第二十一日。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山谷和久违的澜沧江。江水的颜色从我们出发时的茶褐色变成了清澈的绿色，时间果然已经过去好久了啊。想到一路艰难坎坷，什么危险的地方都走过了，自己现在却仍在惴惴不安地担忧骡子背上的行李会不会掉进水里这种问题，我不由得自嘲起这份神经质。

第二十二日，经过斯农村，爬上最后一道山梁，到了斯雅拉卡垭口。再往后面，就不需要爬山了。

“呀拉索！”

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喊出声。此时的我拥有着和去年完全不同的成就感。群山尽染，时值晚秋的明永村就在前面。扎西尼玛笑得一脸轻松，说：“还是我们明永村最好是吧？”安堆立即附和。眼前展现出卡瓦格博最熟悉的样子，经过了两度巡礼，我感到自己与卡瓦格博更近了一些。

[1] 结界，佛教用语，指运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形成的一个特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