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两位奶奶离世

春天，两位奶奶离世 桃花故里

“春天的明永村，满山满地的桃花，特别漂亮呢，你一定要看看。”村长的妻子央宗曾经无数次这样对我说。

2001年。3月中旬的德钦冬未尽，春尚早。但听说现在明永正值观赏桃花的时节，我立刻启程前往。这是我离开日本后的第二天。

沿澜沧江河谷下去，江边村落里的点点粉红映入眼帘。是桃花！桃树在其他季节里相当低调，并不显眼，此时却让我惊讶不已——原来竟然有这么多桃树！

到达明永的第二天清晨，我迫不及待地去赏花。阡陌纵横间，看到了数十棵桃树。初冬时种下去的青稞，已经长到二三十厘米高，黄绿色的青稞田在阳光下闪着光。周边深褐色泥土单调的背景中，满树的桃花扑入眼帘。桃花灼灼，我如同置身日本的家乡。沐浴着柔和温暖的阳光，信步走在青稞地里，心中涌出的宁静感动正从身体的某处涓涓流淌而过。空气中草木的清香，季节更替的脚步声，被遗忘了许久的感觉正在苏醒。

这里，是圣山脚下宁静安详的桃花故里。接下来的整一周时间里，我如饥似渴地拍摄着桃花，浑然不觉时光的流逝。

桃花遍开的时节过去后，我去拜访了扎西的三弟马进武家。他们家有马进武夫妇、两个孩子以及老丈人、丈母娘，一共六口人。

一个藏族人之所以会取“马进武”这种汉名，据说是因为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当地藏族人都取汉语名字。兄弟五人当中，除大哥扎西（1962年生）和二哥扎西尼玛（1965年生）有藏语名字以外，1966年之后出生的兄弟三人都只有汉语名字。

相比严肃认真的扎西一家，马进武家的家庭气氛要轻松得多，孩子们也得以在放松自在的环境下成长。而这样的家庭氛围倚赖的是妻子的父母——日增爷爷和此里拉姆奶奶的存在。可是现在，五十多岁的丈母娘正因生病卧榻不起。

“阿佳，我又来啦。”我向躺在床上的拉姆奶奶打招呼，她报之微微一笑。老人的脸色有点蜡黄，脖颈一侧起了个大肿块，似乎是甲状腺病。看到她说话很困难，我简单打过招呼后就走出了房间。日增爷爷招呼我过去喝酒，我坐下来说：“那就只喝一杯吧。”马进武不在家，他的妻子雄英过来给我们斟酒。雄英（二十九岁）是我最初来到明永进行搜寻时帮我运送遗物的村民之一。我当时以为她是谁家可爱的小姑娘，没想到她是村长的弟媳，而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让我很惊讶。坐下来没多久，她家的两个姑娘也放学回来了，看到奶奶仍然没有好转，她俩显得有些落寞。尤其是九岁的妹妹此里吉堆，她正在跟奶奶学习藏族舞蹈，更是忧心不已。“已经病了一个多月了。”日增爷爷低声嘟囔，从医院开回来的药没起什么作用。他说已经去过好几次医院，都说治愈的希望不大，所以只得回家来了。“从亲戚家借了好多钱呢，现在我和马进武都把烟戒了，就是为了节省些钱给她治病。”听到爷爷说丧气的话，雄英和姑娘们面面相觑。“阿佳一定会好起来的！”十岁的大女儿此里吉玛体贴地说道。这家人相互之间亲近温和的气氛仍旧在。

3月份一过，雪白的梨花次第绽放，核桃树吐露新芽，金黄色的油菜花也开得奔放耀眼。青稞地里传来正在进行疏苗的女子们爽朗的谈笑声。

有一天我拍摄归来，马进武正在等我。“我丈母娘的情况不太好，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好药啊？”“啊，你突然这么一问，我还真是……”我也急得抓耳挠腮，立刻给在日本的医生朋友打了国际长途咨询，问问我带来的药里有没有现在可以用得上的。在他的指导下我拿了几种药去日增爷爷家。老爷子正忧心忡忡地坐在床上。“哦哦，小林来啦？此里拉姆从三天前开始下不了床了，连厕所都去不了了。”日增爷爷声音微弱。老奶奶颈部的肿块变得更大了，看起来呼吸很困难，据说日增爷爷已经在给她准备后事了。我把带来的药递过去，心中祈祷能够有所帮助。

第二天马进武又来找我。“昨天的药好像是起效了，喝了之后肿块似乎小了一些，能不能再给一点呢？”“真的吗？日本药真的对症了啊。”我很开心，拿了更多的药给他。

几天之后林子里的杜鹃花也开了，孩子们戴着深紫色的杜鹃花嬉戏玩闹。我向日增家走去，满心期待奶奶能好起来，但看到躺在床上的老人家还是老样子。我看见放在床头的药似乎没有怎么动过，问原因，日增爷爷说：“不起效果了。”虽然我解释说药要持续吃才会见效，但老人家只是无力地点点头而已。“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看来熬不了多久了。”日增老人耷拉着脑袋说。我在旁边的时候，老奶奶只睁开过一次眼睛，但也不过是眼神空洞地看着棚顶，这成了我见老人家的最后一面。

到了4月，苹果花变成了村里的主角。白色的花瓣中间夹杂着粉红色的条纹，非常漂亮。这个季节常常能看到孩子们上山采摘的身影。我问村长的儿子弟弟采的是什么东西，他说是一种叫作“咕咕”的蘑菇，大概是用这个季节经常能听到的布谷鸟叫声命名的，外形很像日本的羊肚菌。咕咕菌是要油炸吃的。咬下去，味道丰润、满口生香，蘑菇的滋味完全不会被油和辣椒掩盖，这大概就是这片土地上春天的味道吧。因为这种菌在中餐和法式餐饮中很受推崇，所以也给村民们带来了现金收入。

除了咕咕菌，春天的山里还有很多种野菜。长得很像竹笋的“匝冬”，味道稍有些苦，还有当地人叫作“莫鲁”的木耳。忙完农活，人们会从地里摘些叫作“斯贾”的荨麻回家。虽然村里人在园子里也种蔬菜，从街上还能买到各种食材，但在这个季节各家的餐桌上很少见到那些，大自然赐予的应时野菜更受人们的欢迎。

一天傍晚，我和平常一样在扎西家正餐前小酌，突然邻居家的小孩子跑进来，大声地用藏语说着什么。爷爷顿时停住了手里的活，奶奶轻声叫出一声：“啊！”等那孩子跑出去后扎西说：“日增家阿佳去世了。”“啊！”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震惊了。男人们没有马上行动，因为爷爷说他也要去日增家，所以大家决定等他一起过去。

到日增家门口，就听到了女人和孩子们号啕大哭的声音，那是雄英和两个姑娘在哭。

屋里已经来了很多村里人，爷爷走了进去，我留在了外面。虽然想去和此里拉姆奶奶道个别，但又不知道外人是不是可以近前，有无忌讳，便只得在一片悲泣声中呆若木鸡地立在院外。

晚上，扎西对我讲起他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我们藏族人相信生死轮回之说，那位阿佳的灵魂在这个地方徘徊四十九天之后就会去投胎转世。普通人一般是不能再转世成人的，而是会生作虫子或者其他动物，只有修行得道的人才可以再世投胎成人。”晚上，扎西去守灵。午夜时分，我听到守灵的男人们说话的声音，大家喝了酒，间或还有孩子们在说话。守灵要一整夜，扎西清晨时分才回到家里。

第二天早晨我再次到日增家里去，男性亲戚们正在制作棺材。女人们带来了葬礼上用的酒和白面。中午时起灵。男人们抬起盖着红色毛毯的棺木走出来，他们走过的地方等间隔地放置了若干个火盆，据说烟雾升上天空，有着某种象征意义。

墓地在离村子较远的地方，并不起眼。在一小片清理掉灌丛的空地上，排列着十来座小坟堆。墓地周围插着白幡。男人们将棺木放进挖好的墓穴中。在卡瓦格博地区，人去世之后先要土葬，数年后再行火化。

男人们将干土、碎石和湿土依次填进墓穴里盖住棺材，最后放上鲜花。从亡人离世到入葬，所有的程序完全不假丧葬礼仪公司之手，而是全部由自己人来完成。

回到日增家，附近村里的人们和亲戚朋友们已经聚集在他们家中。男人们围坐在房顶上，谈笑着开始吃饭，并没有太过凝重悲伤的气氛。扎西告诉我说：“这是大家和去世的阿佳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即便没有食欲也要多少吃一点。这是在祝福她转世获得新生。”

女人们聚集在楼下，口中唱歌一样反复念诵八字真言，旋律里透着深切的悲伤，庄重肃穆。为寄托哀悼之情我加入了她们的吟诵队伍，却被一位认识的老奶奶笑话了。虽然我态度虔诚，但可能是发音实在太奇怪了吧，也可能是因为这种事情男人不会参与？过了一会儿，邻村寺庙里的喇嘛到了，开始诵经超度。头七里，每天晚上都要进行这样的悼念活动，接下来则要每周进行一次直到满七七四十九天。藏传佛教和日本的佛教，虽然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进行法事的间隔却一样都是七天。

晚上我再次来到日增家，希望能和老爷子说上几句话。老人家看起来非常颓丧疲惫，我递上一支烟：“阿尼，请节哀吧。”老人抬头看我，脸上写满憔悴，他平静地说：“此里拉姆走了，我想近期内动身去拉萨，如果小林能去的话就一起吧。”我点头同意。

生命的延续

此里拉姆老人去世三天后的早晨，我看到扎西家的阿佳抱着一捧鸡蛋出门。

前天开始下的雨，把苹果树上的花淋了个透。我奇怪阿佳要去哪里就跟了上去，又看到几位老太太同样抱着鸡蛋，一起走进某个人家的院子里，看起来像是要去看望病人。原来是此里拉姆奶奶的老母亲病倒了。听闻这个消息我惊异得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十天前，我还给那位老奶奶拍过照片，每次看到我都会调皮地做鬼脸的乌金取初奶奶。一定是因为女儿先自己而逝，过度悲伤导致的吧？想到她已经是七十三岁的高龄，我不禁为她担心起来。

当天下午，我去走访一家准备做避邪法事的人家。喇嘛和村里的老人们坐在一起念经，鼓声和号角声不时地响起，他们同时向天空擎洒青稞米。供桌上摆着用糌粑和酥油混合捏制的佛塔，与葬礼仪式中使用的相似。我心想，如果能懂得这种宗教仪式的含义就好了，那样就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地方。可惜我这可怜的语言能力实在不足以询问和探讨这些问题，真是令人懊丧。

法事开始后几个小时，有位村民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用极快的语速对着喇嘛说着什么。好像是乌金取初奶奶去世了！

实在难以置信，老奶奶像是为了追随女儿，就这样去了。简单商量了一下，喇嘛匆匆结束了法事，准备去那边。我跟着喇嘛去了老奶奶家。他从旁边的便门进屋，我在窗户前面停住脚步，踌躇着该不该进去，不知村里人看到我会作何想法？思忖再三，我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我想和老奶奶道个别。

一进到屋子里，就听到里面传出女人们的哭声。在屋子昏暗的角落里平躺着的人看起来像是老奶奶。在喇嘛做诵经超度准备的间隙里，不时听得到人们的抽泣声。屋子里的人大多都是认识我的，但谁也没有和我打招呼，这样的静默让我心生恐慌，逃也似的出了屋子。

这个刺激，让我又回忆起几乎被我遗忘了的感受。在我还被村里的人们唤作“外国人”的时候，能明显地感觉到村民和我之间横亘着一堵“墙”。随着我不断地进行访谈以及我驻留在村里时间的延长，渐渐地感觉不到那堵墙了，我变得可以自如地进出村民们的家里，与他们往来。然而，涉及生死这种严肃的场合，我仍然被挡在了外面。我又一次强烈地意识到生于斯、长于斯、铭于斯的当地人，和我这种不相干的过路人之间的距离是何等之遥远。

傍晚，我向扎西询问守灵的事。他顿了顿，说道：“小林，这家的葬礼你最好是不要去。和日增家不一样，我们家和他们没有亲戚关系，他们会不高兴的。”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才意识到自己倚恃村里人的善意，逾越了应有的边界。“人和人之间必须遵守的礼仪和体恤，就算是在相隔万里的地方也是同样的。即使是在短暂的接触当中也不应无视它的存在。”——这正是扎西的话里所暗示的。

雨又开始下了起来。

在我探访卡瓦格博的两年间，亲身经历了很多人的离世。让我第一次体验到藏族葬礼的斯那次里的祖父、我给拍摄遗像的央宗的母亲、难产过世的村里母子、连人带车翻落山崖的邻村男子、两位老奶奶……这些还不是全部。

和这么多次的生死相遇，我相信一切并非偶然。人生于世，死亡和我们的距离比想象中要更近。即便是这样，人们仍然感悟着生命，用尽全力为生存打拼。村里的人们明快的笑颜，似乎就是在诉说这份感悟。

我和扎西又开始了冰川上的搜寻工作。也许是因为这一年冬天下雪少，冰川高度下降，草原上的花开得比往年更早。烂漫的杜鹃花点缀在林间。

到了搜寻现场，我们爬上崩裂的冰川。一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搜寻了一圈后，仍然没有任何发现。去年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遗物可能已经被埋进了冰层里。这么一想信心折了一半，不过还是继续搜寻。突然，在冰瀑前面发现了破损的羽绒服，这里与去年发现遗物的地点相距150米，在冰川的下游，到处都是锋利的冰脊，非常危险。我们在周边继续搜寻，又发现了被衣服包裹着的遗骸。衣服上没有姓名标记，所以无法确定身份。

我们继续往下游走，走了一会儿就被一块很宽的冰隙挡住了去路。这里是一处落差500米的冰瀑的流落口。所谓的冰瀑，和字面意思一样，就是冰形成的瀑布。由于重力的作用和摩擦力，冰川会被割裂破碎，大的冰块就会悬挂、重叠，这样的冰瀑很容易崩裂，非常危险。我们看到大冰隙的另一侧有一些帐篷的碎片，但因为无法跨越，回收不了。遗物的大部分都被埋在冰瀑里面，经过了数小时的搜寻之后，我们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岸边，长舒了一口气。遗体残骸的身份在几天之后被确认，是在之前的搜寻中已发现的一名队员。

我在心里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和“他们”相遇？如果注定是要被死亡所隔，那我和他们相识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自问至今未曾停止。只是，当亲眼目睹了挚友们的遗骸，又体验过藏族人对生死轮回所抱有的认知和信仰后，我开始思索其他的一些东西——也许，越过死亡，生命仍然会以某种形式存续吧？

我们难道不是在被身边人们的言谈和努力生活的姿态所感染吗？遭遇挫折时，不也是会向深藏在心里的某个人祈求解答吗？这些，不都是生命存续的一种形式吗？就我而言，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些永远留在梅里雪山的队友们意志的存续。虽然生离死别的悲伤无法消除，但卡瓦格博教会了我一个道理——生命可以从这里再次启程。

在两位老奶奶的葬礼结束之后，我离开明永村去拍摄卡瓦格博。其实在内心里，我觉得自己是因为对那份“恃宠而骄”的难为情才离开的。两周后我返回明永村。苹果树的花已经谢了，核桃的新叶长得越发浓绿光亮，4月即将结束。青稞已开始抽穗，田间小陌上开着紫色的鸢尾和黄色的毛茛。我有个念想，一定要去看看两位老奶奶的墓地。产生这个念头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村里人对我的迁就和包容，而是出于摄影人的信念，我觉得我有责任留住这份影像。

我沿着通往墓地的小路走过去，周围已经完全被茂盛的草木所覆盖。因为之前的两周我在的那个村子海拔比这里高，气候也更冷，所以回到明永，感觉季节好像突然间转换到了快进模式，到处生机盎然。路上，我遇见一个孩子手里捧着紫色的花朵，他应该是在墓地那边玩耍来着。我是否会遇见想象中的画面呢？转过了最后一个弯，拨开挡住去路的树枝。眼前的景象倏然铺开，我几乎要情不自禁地叫出声——围着墓地，开满了鸢尾！上百朵紫色的鸢尾花竞相盛开着。这些花原本不是长在这里的，而是村里人从地里移栽过来的。我屏住呼吸望向前方，墓地一隅有两座紧挨着的新坟，两位老奶奶珍爱的拐杖被供奉在坟堆上面。四周静寂无声，空中弥散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生机，似乎是在祝福着逝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