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莎设想过逃离安纳瓦迪的一百种途径，然而，在二〇〇九年的最初几个月，这些途径终究成为死路，她开始悲伤地感到无能为力。或许该责怪一股电流，扰乱她正常乐观的思考电路。或许坎伯先生终究因缺少心瓣膜而死去时，留下了一个诅咒。因为在他火化后不久，他美丽的遗孀因为欠放贷者的钱，抢走了阿莎一位最有用的情夫。
这不是阿莎第一次毫无预警地被男人抛弃。然而在早期，她总能成功地把挫折封锁在内心某个整洁的空间，动身追逐新事物。这些问题甚至会让她开心：接下来要尝试什么事、尝试什么人？可如今，这些问题只是阐明一个事实：她过去的答案都是错的。金罐的外壳剥落之后，露出的只是泥瓦罐。
阿莎对市政代表萨旺特的盲目依赖是最大的泥瓦罐。在精彩的九夜节过后不久，一名法官以谎报低种姓身份的罪名，解除了她这位政治靠山的职务。不过，她的失望列表里还有更多的事：让她取得政府贷款、她希望丈夫能在家里经营起来的杂货店；单调乏味且依然无利可图的管事地位；曼朱向孟买精英们推销保险的主意；让曼朱的婚事变得有利可图的主意；为萨哈尔警察找公寓经营副业，原本应当获得的横财；还有拖了几个月后无疾而终的其他计划。
议会选举逐渐逼近，她本来应该到各贫民窟散发传单。湿婆神军党的人一天打五次电话提醒她。刚上任的国大党籍市政代表也打电话来。为了赢得贫民窟居民的爱戴，他在广场铺设精美的铺路石，外加一座为国大党树立的黑色大理石碑。此时，他需要一个像阿莎这样的人，她在安纳瓦迪的势力已超越党派。
然而，阿莎不愿对另一名政客宣誓效忠，就像她不愿去散发传单一样。她想躲在屋里哭泣。从幼儿园下课回家后，她裹上毯子，低声念她从市郊曼库德的公告栏抄下的一首马拉地语诗歌：
你不想要的东西，永远与你同在
你想要的东西，永远不与你同在
你不想去的地方，你不得不去
你以为你要活得更久的时候
生命已接近尾声
看见母亲蜷起身子，把自己封闭起来，曼朱心里很难过，不过她知道最好还是别去问理由。所以她只是说：“妈，这不像你，坐在那里不动。”
第二天，她递上一杯热腾腾的茶，说：“我的考试也让我累坏了。”
第三天她又说：“我要把这首诗，再好好抄一遍。”因为阿莎的眼泪把墨水弄得污迹斑斑。
当天晚上，阿莎从毯子里伸出头来时，发现她这首颂扬人应该知足的诗歌被整整齐齐地打印出来，加上塑封膜，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虽然曼朱把她母亲的悲伤完全归结于秘密的伤心事，阿莎四十岁的内心却是顽强而机警的。出问题的是她的大脑，她不是在回想往昔的失败原因，便是在思索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再回她电话的警官，湿婆神军同事里纳未邀请她参加特殊法会等。正常情况下，阿莎本来就不爱去找总发牢骚、脸长得像母牛的里纳；然而，在她目前的情绪下，小小的侮辱会和更大的失望捆绑在一起，证明着她的光明面已黯然失色。
阿莎向来看重自己的好胜心，这种特性并没有传给她的孩子。或许由于他们欠缺这项特质，她更珍视自己这一点。然而，一段时间过后，非赢不可的冲动很可能变成自欺欺人。她拒绝承认自己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反而创造出成功的新定义：每次有人失败，她就觉得自己稍微前进了一点。举个例子，她战胜了侯赛因家，从某一方面来说，还战胜了坎伯先生。然而，她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变化，她仍然和一个酒鬼丈夫住在污水湖边局促的棚屋里。她的虚荣心逐渐瓦解—这个虚荣的特性，她倒是传给了她的三个孩子。她无法找到在更为广阔的城市里成功的关键，而在贫民窟内，她的许多邻居却开始厌恶她。
安纳瓦迪居民都认同，他们对阿莎从谨慎提防变成强烈反感的那一刻，是在她企图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的时候，即二〇一〇或二〇一一年，机场贫民窟将开始被夷为平地。
正值选举季节，由于机场贫民窟居民有权投票，因此一些政客仍在谈论对抗拆迁的事。然而，拆迁计划已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清空的土地，有部分将被用作扩建机场之用，其余部分则将被公开出租。三十几个贫民窟，即将被更多的酒店、购物商场、办公大楼，或许还有一个主题公园取代。
机场清拆工作，大致遵循该邦的贫民窟重建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私人开发商有权在贫民窟土地上建房，只要他们同意为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从一九九五或二〇〇〇年（依贫民窟而定）即定居于此的居民盖公寓。该项计划贪污丑闻频传，犯罪集团成了主要参与者。然而，这项方案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尽管过去两年内，共有十二万两千户棚屋遭拆除，三分之二会受到影响的家庭在棚屋的居住时间却不够长，未达到申请安置的资格。因此，他们涌入其他贫民窟，或是在市郊建造新的贫民窟。
孟买贫民窟清拆工作的失败，使机场贫民窟的移除更显得重要。这项工作在规模上比较便于控制，而且会获得巨大的回响，还能向世界证明，印度领导人在达成“无贫民窟孟买”的目标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政府官员简单地把贫民窟视为落后的标志，这使阿莎感到厌烦。她说：“他们如果这么迫切需要拓宽机场空间，为什么不拆掉酒店？”然而，豪华酒店不被当作问题，游泳池和草坪将被保留下来。因此，在这个据说阻碍全国发展、有碍观瞻的地方，身为领导人的她该怎么做？把邻居联合起来，进行无谓的抗议？在她看来，追求个人野心，同时赚一些钱，似乎比较实际。
她在安纳瓦迪近来为数不少的土地投机买卖中瞧见了机会。承诺用于安置机场贫民窟居民的公寓非常狭小，只有大约二十四平方米，但会有自来水。这在一个缺乏平价正式住房的城市里可是宝贵的资产。因此，城市的上流居民在贫民窟收购棚屋，伪造法律文件，证明他们是安纳瓦迪的长久居民。
大多数投机者都打算将公寓出租或用于投资。“我那层楼未来的价格，将是我现在买的十倍！”从阿卜杜勒那里买下仓库的商人说道。一个名叫帕帕·潘乔的三流政客，为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弄到污水湖边的一大排棚屋，他雇用流氓去说服居民卖屋。
阿莎安排一个中年酒店供应商从目不识丁、有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吉塔那里收购棚屋时，也预期自己能抽取佣金。证明这位商人是资深贫民窟居民的伪造文件，制作得相当逼真。随后，吉塔改变了主意，开始大声嚷嚷。
她在贫民窟巷弄间大喊大叫：阿莎骗了她！她的孩子们将要流落街头！吉塔拒绝离开她的屋子，尝试向警方申诉。阿莎当然把警方那边的问题压了下来，但商人却派来一伙醉汉，逼迫吉塔搬走—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周日下午，整个安纳瓦迪居民都当场目睹。
阿莎派儿子拉胡尔去监督，同时，这些人揪住吉塔的头发，把娇小且不断挣扎的她拖到路上，把她的家当扔进污水湖，骂她贱货，还把煤油倒在她最后一袋米上。吉塔的小孩一边抽泣，一边蹲下去，把被毁的米粒一颗颗捡起来。
这糟糕的画面有损于一个管事的声望，尤其是当暴力在巷弄间发生时，阿莎还被人看见板着脸孔坐在家中。从那个周日之后，左邻右舍的窃窃私语就紧紧跟随着她。
“她的贪婪让她和畜生没有两样。”一个尼泊尔妇女把手放在嘴边小声说道。
“她一直很狡猾，可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为了钱，任何人她都敢伤害。”一个泰米尔妇女说道。
“她最后很可能赚一万卢比。”泽鲁妮萨说道。这句话传回阿莎耳里时最伤人。一万卢比可是一大笔钱，足以弥补她受损的名誉；然而相反，商人耍了她，没给她半点佣金。
这次经历叫人沮丧，因此，当另一个贪污的权威人士找上门来，保证她的努力将获得应得的酬劳时，她心存怀疑。
“你以为你要活得更久的时候，生命已接近尾声。”她坚守这个悲观立场，直到她看见自己就要活得更久的那一天，也就是银行兑现政府支票那一天。
让她家的未来受到保障的主意并非出自她自己，那是马哈拉施特拉教育部行政官比姆拉奥·盖克瓦德的主意。他的职责是在孟买执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由外资支持的中央政府方案，名叫“全民普及教育计划”，其目标是让初等教育普及化，让上千万的童工、女孩、残疾儿童有机会上学。
盖克瓦德在报纸采访中提及，他寻找未受教育的孩子，希望提供能使他们走出贫困的教育；而他不大为人所知的野心则是，把联邦资金转到自己账上。他与孟买各地的社区开发官员合作，找到挂名负责人，以教育儿童的名义取得政府资金。而后，他和合伙人再进行分赃。
后来，盖克瓦德注意到阿莎。阿莎希望他是由于她的聪明才智，甚至是长相发现她的。不过，他对她的兴趣是基于一个现实的理由：她拥有一个非营利组织。二〇〇三年，另一个负责某项计划的男人为她成立了这个非营利组织，承诺签署一份城市卫生合约，却未能实现。
“这个组织是否经过正当的登记？”盖克瓦德想知道。
“是的，很正当。”于是，阿莎被选为他的助手，在中央政府为改善儿童生活所做的重大项目中进行诈骗。
政府官员备好文件，证明她的非营利组织多年来为贫困儿童开办了二十四所幼儿园，政府将为这些谎言付给她四十七万卢比，相当于一万多美元；加上她所谓的为前童工开办的九所过渡学校，更多的钱将在年底随之而来。阿莎将从这笔意外之财中，给盖克瓦德提供的一长串名字开支票—理论上，这些人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助理，但这些人是谁与她何干？她的职责，就是把现金两万卢比亲手交给比姆拉奥·盖克瓦德，外加把五千卢比付给帮忙准备合约的社区开发官员。
第一年，扣掉这些报酬后，阿莎赚不了什么大钱。不过，盖克瓦德向她保证，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钱。
当第一笔四十二万九千卢比的政府资金出现在这个濒临关闭的非营利组织的银行账户上时，出了点小问题。即将分发的支票，需要一个联名签署人，然而，阿莎多年前任命为非营利组织秘书的邻居感到紧张不安。“我们是不是就要变得有钱了？”女人问道，而后噙着眼泪说，“万一被逮到怎么办？”她拒绝签署支票，阿莎于是解雇了她，任命了一个比较顺从的秘书。支票分发出去，政府官员拿到了他们的现金。
阿莎非常高兴，也证实了她多年来在这个千头万绪但利润微薄的事业中逐渐产生的怀疑。在市场庞大但遭到垄断的上流城市取得成功，比每天在贫民窟勉强度日所需的努力和才智要少；最重要的除了运气之外，还必须维持两种信念：你的所作所为，从整体来看不见得全错，以及你不见得会被逮着。
“这当然是贪腐，”阿莎告诉毕恭毕敬的非营利组织新秘书，“但贪腐的人难道是我？既然是大人物处理一切文件，说这么做是对的，那怎么能说我做得不对？”
新秘书对阿莎的分析点头同意，不过，自从她共同签署支票后，她的嘴便闭得更加严实了一些。她哪能去争辩什么？阿莎就像她的母亲一样。
“如今，你完成学业后，没必要去找真正的工作，”阿莎把他们假装运营学校的事告诉了曼朱，“将来就由你接手。反正我也得把你的名字登记为负责人，毕竟这些学校该由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管理。”
曼朱虽为这份礼物发愁，却不打算拒绝不久之后送到家里的二手计算机。米娜激烈地抵制身为女儿的责任，她则不然。阿莎还提供了拨号上网的装置，拉胡尔在网络上注册了Facebook账号，不过他对社交网络的兴趣，在他的本田摩托车送达时便消退了。
曼朱喜爱她的计算机，她在贫民窟家教学校教过的孩子们也是。他们经常跑进来争睹它的光彩。孩子们依然叫她“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她，不愿意相信他们的教育已经结束。然而，阿莎和曼朱假装管理的学校也使她们不再需要来自真实学校的收入。
曼朱近来默记《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情节摘要，它叙述一个想成为圣人的人，发现自己通过不当手段获得的美好生活即将结束，他要为之付出代价。尽管书中写的基督教地狱是她不太能想象得出的东西，但她仍然觉得惩罚即将降临。
在距离她的大学毕业日不远的一个寂静傍晚，她从键盘上抬起头来，惊恐万分。门口有两个，不，五个阉人！这几个阉人，和在污水湖边的庙里令她着迷的那位优雅漂亮的阉人一点都不像。这些人有毛茸茸的手和胡须，他们经常到走运的人家门前投下诅咒，扭转他们的好运。
她吓得浑身颤抖，这让几个阉人感到很抱歉。他们其实是为了其他事而来。阿莎是他们认识的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希望她能帮助他们登记为选民，在一周后的大选中参加投票。像大部分的安纳瓦迪居民一样，在这个政治终于从艰深难懂的领域进入公开领域的兴奋时刻，他们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议会选举将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近五亿人将排队选出德里的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出总理。代表安纳瓦迪居民的议员几乎毫无疑问是国大党人普里亚·杜特，这位和蔼谦逊的妇女象征了印度选民对电影人和背景传承的偏好。她的父母是宝莱坞超级巨星，而她父亲在她之前也曾在议会里占有一席之地。
前一周，国大党的卡车停在安纳瓦迪外围，工作人员卸下八个排水沟水泥盖板。民众聚集在路上，对这个选前礼物感到非常兴奋。多亏普里亚·杜特的政党，贫民窟巷弄将不再有露天排水沟。
过了几天，国大党的工作人员搭卡车回来了。他们不是来安装下水道井盖的，而是收回去：因为一个规模较大的贫民窟需要井盖，而这个道具可能对为数更多的选民造成影响。看着卡车离去，年纪较长的安纳瓦迪居民哈哈大笑。这场闹剧倒是颇新鲜的经历。
那些阉人是泰米尔纳德的移民，他们虽然看不出政党之间有何不同，却仍然渴望投票。他们的问题是，选区官员有时不会处理移民和备受争议的少数群体递交出去的登记表。阿莎和她丈夫的选民证和身份证号，能让他们在两个不同的选区各投两票，而安纳瓦迪许多非马哈拉施特拉邦民却连一票都没有。泽鲁妮萨和卡拉姆·侯赛因花了七年时间，尝试登记为选民，却仍未成功，是当地长时间没有选举权的纪录保持者。
对于受到排挤的安纳瓦迪居民来说，参与政治之所以珍贵，并非由于这是争取社会平等的有力工具，关键在于投下一票的行动。这些贫民窟居民，由于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当地从事的工作而被人轻蔑，唯有此时，才能和所有印度公民处于平等地位。如果他们能被列入投票名单，便是合法邦民。
身高最高的阉人朝阿莎鞠躬，然后蹲在她脚边。“老师，”阉人说，“一年前我们去办公室登记，可我们还没领到投票卡。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可什么也没拿到。选举就要开始，你能不能把我们的表格交给合适的人，请他们给我们一票？”
阿莎拿起一面小镜子。
阉人咳了一下：“您能不能帮帮忙，老师？”
曼朱皱起眉头。她母亲表现得好像阉人根本不存在。阿莎拿起一罐滋润面霜，慢慢涂在自己脸上。她把粉倒进手掌，按摩在脸颊上。她正准备去其他地方。
“什么！化妆？”一个阉人轻声对另一个说道，但声音太大了些。不过，阿莎似乎已经准备好动身前往其他地方，并未听见。
阿莎已经不当管事了。她从此远离政治，远离没有选举权的阉人，和安纳瓦迪所有居民一样，“远离所有让我东奔西跑的芝麻小事”。侯赛因家的人是否坐牢；贫民窟整条巷子的居民是否死于肺结核；法蒂玛的鬼魂是否已厌倦游荡，于是亲自打扫起急需被打扫的厕所……这些她都不感兴趣。目前，阿莎或许仍需住在贫民窟，可她此时已经是上流城市的一员：一个慈善机构的董事，这个公益组织不仅有城市供应商编号，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海外捐助人。在这个由谎言搭建的领地中，她是个受人尊敬、而现在约会就要迟到的女子。
“约在加油站，”男人在电话里说，“穿我喜欢的那件粉红色家居服。”
阿莎面带笑容，在蕾丝帘子后，用一袭品味高雅、印有黑白花纹的丝质纱丽裹住身子。这是她自己喜欢的装扮。是她已经成为的样子。
“很好看，”曼朱打量过后说，“比那件粉红色更好。”
“哦，好看极了。”一个阉人绷着脸表示同意，同时，焕然一新的阿莎迈步走进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