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选举结果出炉。主张改革的精英阶层终究未去投票。现任议员大多赢得连任，他们让总理再度上任，投票前承诺的彻底的政治改革被悄悄地束之高阁。数星期后，机场当局的推土机开始在安纳瓦迪外围横跨而过。
“永远美丽”的墙塌了下来，两天内，给贫民窟带来登革热和疟疾的污水湖被填平，随后这块宽阔的土地被整平，准备用作新的开发。贫民窟居民彼此安慰着：“还轮不到我们，现在只拆边缘地带。”机场贫民窟的铲除工作，将在数年内分期进行，因此仍然有很多时间让居民们联合起来，确保收购棚屋的商人政客不是整建计划的唯一受益人。
同时，安纳瓦迪外围地区的整平工程给了孩子们一点事做。鲜黄色的推土机搅动地面时，他们站在过去是污水湖的地方，全神贯注地看着。推土机挖出早期城市的可回收遗迹：一只本是白色的绒面皮鞋、生锈的螺丝钉、一点塑料和金属碎片，全是销路可观的商品。
一个周六下午，侯赛因家的小孩们和法蒂玛的女儿一起晃了出来，和其他的儿童拾荒者待在工地边缘。孩子们一边盯着推土铲，一边讨论新开垦的土地上将盖起什么建筑。
“学校。”有人说道。
“不是，我听说是医院。”
“婴儿出生的医院。”
“才不是，傻瓜。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机场。所以应该是出租车停靠站。飞机也会飞到这里。”
“这块地太小，停不下飞机。他们要为我们盖个专门玩板球的地方。”
法蒂玛的小女儿紧张起来。地上一道新的裂缝边缘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她朝一辆推土机冲了过去，钻到一个正在放低的铲斗底下。
“别过去！”一个路过的女人喊道。小女孩蹲伏在地，及时跳了回来，差点被重重砸到。推土机过去后，她又蹲下来继续挖。那是一件完整的、真实的东西—一口沉重的钢锅！她一把抓住，笑容满面地奔回安纳瓦迪，光着的脚丫踢起滚滚沙土。
这口旧锅子至少值十五卢比，广场上的两个女人看到锅子，笑了起来。现在至少有一个安纳瓦迪居民从进步和现代化中获利了。法蒂玛的女儿把她的宝物高高举起，展示给所有羡慕的伙伴们看。
几星期后，孩子们看到一个令人兴奋的人物：带着长镜头相机的记者。突然间，安纳瓦迪上了新闻节目。
最直接的原因，是一个尽管非法但充满喜庆氛围的六月传统：一个周日下午，在光彩夺目的“西部高速公路”上举办的一场马拉车竞赛。有人押小笔赌注，人们站在公路两旁观看。
被罢黜的管事—斑马主人罗伯特—让他的两匹马参赛，马套在一辆维护不佳、刚被粉刷得又红又蓝的马车上。赛程后半部分，漂亮的马车来到一座立交桥顶时，其中一个轮子滚了出去。马车突然变向，马具断裂，紧张不安的马冲下桥去。一名新闻摄影师正好在场，便拍下它们掉落到下面马路的凄惨画面。于是众人发起一场运动，寻找并惩罚疏忽的马主人，但罗伯特已逃离现场，只留下一个假住址。
群情激愤，报纸头条成倍增加。“追踪死马：独家调查。”“马儿死后数分钟内，警察即获悉此事；直到现在仍未定罪！”“独家！痛苦死去前，马儿家住何处？”
有一天，苏尼尔、米尔基和几个孩子看着“动植物福利协会”的活动人士带媒体和孟买“动物福利联盟”的代表过来，突击检查罗伯特的马棚。数匹马被断定为营养不良。绘制而成的斑马身上，被发现有伤口和溃疮。“动物福利联盟”把最需要治疗的马秘密带往一家治疗马场。“马儿获救！”是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而后，坚持不懈的活动人士把焦点转向起诉罗伯特。萨哈尔警察局的警察曾与这位前管事建立了长久互惠的关系，因此拒绝提出虐待动物的控诉。（报纸标题：罪犯逍遥法外！）于是动物保护团体将照片证据呈上孟买警察局长。最后，根据反虐待动物法，前管事和他的妻子因未能向他们监管的四足动物提供充足的食物、水和住所，而被起诉。
正义势力终于来到安纳瓦迪，受益的却是几匹马，这令苏尼尔和街童们感到困惑。
他们心里想的，不是卡卢和桑贾伊未经调查的死因。安纳瓦迪的男孩们大致接受了这个基本的事实：在日益繁荣的现代化城市里，他们令人难堪的生活最好局限在小小的空间内，他们的死根本无关紧要。男孩们只是对那些人的小题大做百思不解，因为他们一直认为，罗伯特的马是贫民窟里最幸运、受到最悉心照顾的动物。
运动人士为数不多，然而他们的同心协力让人们对他们的愤怒留下印象。在安纳瓦迪，每个人都有期待伸张的冤屈：如今已经持续三个月的严重的缺水问题，在选举事务处被撤销的选民申请，拿了工人的钱便逃之夭夭的承包商。许多居民对警察感到气愤，阿卜杜勒就是其中之一。炸毁萨哈尔警察局的周详幻想已成为他夜里的私密安慰。然而，贫民窟居民极少群起发怒，甚至对机场当局也是如此。
相反，无能为力的个人会把自己缺失的东西怪罪在无能为力的其他人身上。有时，他们试图摧毁彼此；有时，像法蒂玛一样，他们在过程中摧毁自己。运气好的话，比如阿莎，他们会在蚕食其他穷人生活机会的过程中改善自身命运。
展现在孟买的事情，也展现在其他地方。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期望和不满狭窄地在个人心中滋生，使人对共同的困境感到麻痹。穷人并未团结起来，反而为临时性的微薄收益彼此激烈竞争。在整体社会结构中，这种城市底层民众的争斗仅掀起微弱的涟漪。有钱人的大门偶尔会咯咯作响，却仍未被打破。政客们提拔中产阶级，穷人则干掉彼此。不平等的世界级大都市，在相对的和谐中继续向前迈进。
六月开始降雨时，接手克卡珊和她父亲审判案的新法官开始传唤证人。这位法官迪兰，有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眼镜后面是惺忪的睡眼，他审阅案子的速度甚至比第一个法官更快。他走向位居顶楼的法庭时，克卡珊转头看一小扇窗，越过一片潮湿的瓦面屋顶，她能分辨出阿拉伯海。
试图猜测法官的想法有什么意义？由于黄疸和紧张，她的身体还很虚弱。几个星期过去了，试图了解证人到底说了什么，或者预测她和父亲会不会坐牢，似乎毫无意义。她的母亲非常担忧，常常做可怕的梦，还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会在睡梦中跑过广场。克卡珊只是和其他被告坐在板凳上，低声祷告，直到能和家人会合，一同思索赚钱的新方法。根据米尔基的说法，他们现在已经“沦落到只能糊口”的地步。
他们已经放弃在萨基纳卡重新经营垃圾生意的想法，因为棚子的租金比阿卜杜勒每月的收入更多。现在，阿卜杜勒每天驾驶破嘟嘟车去一个个贫民窟寻找工作机会，将其他人的垃圾运送给回收商。除了在安纳瓦迪趁警察不在附近时偷偷摸摸交易垃圾之外，米尔基还找临时工作挣钱。他们的小弟阿塔尔决定辍学，买了证明他符合工作年龄的伪造文件，在马路上敲石头。阿塔尔说他不介意辍学帮家里忙，克卡珊却非常在意。
七月的最后一天，检察官和辩护人做结案陈词。法官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克卡珊，并拿她的蒙面罩袍开玩笑：“我们能肯定这是被告吗？有可能是另一个人。这样穿，谁认得出她啊！”等到法官笑完，律师用英语讲完他们对法官说的话后，法官告诉克卡珊和她父亲，一个半小时之后回来听判决。
他们离开法庭时，法官正在说：“现在我只等加薪生效，那我就该退休了。马哈拉施特拉这个邦器量真小，只有这里才跟法官要收据和账单。在安得拉邦和古吉拉特邦，法官不只领薪水，还外加车马费，而且不需要出具账单……”
法庭外，一辆垃圾车辗过一条狗。狗叫了一声便一命呜呼，克卡珊和她父亲决定，法庭食堂是比较好的等候地点。克卡珊坐在地板上，盯着她的鞋子看，新的塑料鞋弄痛了她的脚。她走回法庭时打着赤脚，一瘸一拐的。
“你从事什么工作？”
在证人席上，克卡珊回答法官向她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家庭主妇。”她说道。她不打算告诉法官她离开丈夫，以及在他手机上看见第三者照片的事。
“你做哪一行？”法官问双手合十以避免颤抖的卡拉姆。
“阁下，我处理塑料。”卡拉姆答道，他认为这比“处理空水瓶和塑料袋”好听。
“咳，因为你的关系，”法官说，“一个女人的生命就此了结了。”
“不，沙巴！”卡拉姆叫了起来，“是她自己那样做的！”
法官不再说什么，而后，朝那位把橙色头发喷得僵直的检察官看过去。
“那我们如何处置这些人？我该判他们两年或三年？”
克卡珊愣住了。随后，法官露出笑容，举起双手。
“让他们走吧。”他对律师说道。他宣布侯赛因家无罪，一切都结束了。
法官的结论很简洁：“没有记录证明被告以任何方式唆使死者自杀。因而，控方无法在合理范围内，认定被告有罪。”
马上离开。法官有其他案件要审理，需要清空证人席，但克卡珊和她父亲站在上面一动不动。“你们可以走了。”辩护律师斩钉截铁地说了第二次，克卡珊和她父亲才火速离去。
如今只剩下阿卜杜勒在少年法庭的审判，这将对他的名誉做出裁定。二〇〇九年九月，少年法庭的书记员说：“可能在下个月。”十月份的说法是：“可能再过三个月。”阿卜杜勒在东日不断碰到的一名萨哈尔警察至少说法前后一致：“承认你对‘独腿婆子’做了那些事，每件事都有办法解决！你不认罪的话，你的案子就没完没了，你如果认罪，他们今天就放你走。”
二〇〇九年将近尾声时，泽鲁妮萨采取特殊方式，以加快阿卜杜勒的审判和平反。她去造访雷伊路上的一位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他专门改善前途、缓解紧张、驱除诅咒、安抚鬼魂—后者是吸引泽鲁妮萨的重要原因，她认为阿卜杜勒的审判之所以延滞不前，是因为法蒂玛的鬼魂在背后作祟。神秘主义者把一条红线绑在泽鲁妮萨的手腕上，让她到其他信徒正在随鼓声旋转吟诵的中庭把另一条红线绑在一棵树上。现在，鬼魂将变得比较友好，神秘家做出这样的保证，并且接过了钱。即便如此，泽鲁妮萨认为，每周五到清真寺以阿卜杜勒的名义连续祈愿七个星期，也没有害处。
到二〇一〇年，泽鲁妮萨的努力仍无结果，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政府特别执行官再度出现，表示钱比祷告更能加速开庭。泽鲁妮萨则以她所能创造的最讲究的咒骂犒赏她的建议。
到二〇一〇年年底，她和阿卜杜勒得出结论，他在有罪和无罪之间的不确定状态，将永久持续下去。
阿卜杜勒每回去东日，仍在寻找他的师父。他想告诉师父，在他作为孩童的最后几年，他曾试图做个高尚的人，然而，现在他相当肯定自己已经是成年男人，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一个男人要是够明智的话，并不会在善与恶、真与假、正义与另一个东西之间，做清楚的区别。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不让我内心的冰融化，”他这么说，“可现在，我就像其他人一样，渐渐变成了脏水。我告诉真主安拉，我非常非常爱他。不过，我也告诉他，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
随着三兄弟一起工作赚钱，侯赛因家慢慢好转起来，安纳瓦迪被拆除时，他们相信自己或许能取得其中一间二十四平方米左右的整建公寓，给一家十一口人居住，远离机场和机场的垃圾，却比流落街头好得多。阿卜杜勒只有在回想起二〇〇八年年初，他的生意蒸蒸日上，他们一家已经支付市郊一小块地的头期款时，才会变得闷闷不乐。现在瓦塞那块地已经卖给另一户人家，侯赛因家的订金也没被退还。
阿卜杜勒的父亲养成一个恼人的习惯，他谈论未来的口吻，就好像在谈论公交车似的：“它从旁边过去，你以为就要错过，可接着你说，等等，或许我不会错过，我只是必须比从前跑得更快。只不过现在，我们大家身心俱疲，能跑多快？你必须尝试追上去，即使知道追不上，即使最好让它走掉—”
阿卜杜勒不想感染这种颓丧情绪。幸亏，他有拖运工作要做。每天清晨，他开始低声下气地到各大工业区贫民窟的棚子找监管员：“有没有东西要运送给回收商？”他熟知城里的背街僻巷，因为像他这种嘟嘟车，是不允许在孟买平坦崭新的干道上行驶的。
有些日子，他为了搜集垃圾所花的汽油钱比他的收入还多，但也有情况好的时候，在路上的努力，使他的小小卡车满载垃圾。为了钱，他无处不去，距离安纳瓦迪越远越好。他越过邦界，到古吉拉特邦的瓦皮。他去卡延，也去过塔纳。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孟买。
晚间，行驶在他的路线上时，他有时会想象不再回到贫民窟的家，那里如今被他看作是另一种监牢。他想象自己勇往直前，消失在某个遥远、或许更好的未知当中。然而，城市终究拉回他的理智：公交车和SUV朝他高速驶来，然后急转弯；孩子们心不在焉地从路边跨入车道，就像法蒂玛的女儿经常做的那样，仿佛无视他们自己的生命价值。
“开车时出个差错，就能让我完蛋，”最终不得不返回家中时，阿卜杜勒便向他母亲发牢骚，“在外面让人特别紧张，你的脑子不能胡思乱想，每一秒都得提高警惕。”
事实上，在午夜的大道上穿梭使他觉得自己充满力量，他眯着眼睛，盯住路上那些小小的目标。在这辽阔、闪烁的城市，他如果掌握不了任何东西，起码还能掌握数百米黏答答的路。
一天清晨，阿卜杜勒坐在游戏厅旁边的黑色垃圾袋上，思索又一次白费工夫的东日之旅，以及当天傍晚“有没有东西需要搬运？”的例行公事时，苏尼尔在他身旁的垃圾袋上坐了下来。阿卜杜勒开车干活儿，因此他们已经有好一阵子没见到对方。苏尼尔凑了过去，就像一个几乎是朋友的人会做的那样。
“借我两卢比买东西吃？”
阿卜杜勒猛然后退：“恶心！没刷牙还靠我这么近讲话！真可怕，还有你的脸，去洗洗脸吧！光看着你，就让我害怕。”
“好，好，我会啦，”苏尼尔笑着说，“刚起床嘛。”
“现在起床对小偷来说还太早。”
“我不再当小偷了。”
因为垃圾价格开始回升，警察的痛殴日渐加剧，而且机场保安员会剥光他的衣服、剃光他的头发，因此苏尼尔决定回去拾荒。事实上，拾荒这个决定，正是他和阿卜杜勒坐在路边一个垃圾袋上的原因。经营游戏厅的泰米尔人对于失去苏尼尔的赃物感到生气，不让他再坐在那里。
眨眼男孩索努几乎已经原谅苏尼尔成为小偷的事，却不能原谅他天亮后才起床。苏尼尔想再次和索努连手干活儿，正在努力设法早起。他还制定了一个准则：在从事让社会唾弃的工作时，不去憎恨自己。吸Eraz-Ex虽然有效，但苏尼尔发现其功效却持续不久。
“我从前经常在想，怎么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更不错，可什么也没变好，”苏尼尔说，“所以我现在想换个方式。不去想怎么让任何事更好，就让脑子停下来吧，谁知道会怎样？或许好事就会发生。”
阿卜杜勒拍了他一下：“听你说话，让我脑袋发昏。”坐在一个仍有自己想法的人身边，让他觉得自己老了。贫民窟被拆除后，他们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彼此。苏尼尔想在城郊，某个有树有花的地方，展开他的生活；阿卜杜勒却认为，苏尼尔最终更有可能露宿街头。在安纳瓦迪的最后这些日子，可能是苏尼尔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岁月。
一片绿油油的大叶子被吹过马路，落在阿卜杜勒脚边。空气中的脏污没有染黑它，他伸手拾起，从口袋中取出生锈的刮胡刀片，把叶子切成细小的碎片，然后朝掌中吹气。绿色的叶子碎片掉在苏尼尔的眉毛、睫毛，和他被胡乱剃光了的头上。
“接下来呢？”过一会儿，苏尼尔问道。
“接下来？去洗洗你的嘴，干活儿去！你已经迟到了。这个时间，还有什么东西留在地上？”
“好吧，再见啦。”苏尼尔说道，跳起身来，拍掉叶子碎屑，撒腿跑开了。阿卜杜勒看着他离开，心想：“这古怪正直的小家伙。”他祝这孩子好运，半小时后，苏尼尔将在米提河上方的狭窄岩架上碰上好运。
不久，当新机场履行其首要职责—成为通往二十一世纪世界重要大城市之一的门户时，在岩架上留下垃圾的出租车司机们将被赶往他处。但在此时此刻，十一个罐子、七个空水瓶和一叠铝箔纸，停留在水泥长条板上，等候第一个发现的孩子勇敢地将其据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