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阿卜杜勒的父亲私下认为，印度只有穷得没钱贿赂警察的人才会出庭受审，他却教导他的孩子们，要尊重印度法院。在国内所有的公共机构当中，这些法院在卡拉姆看来，似乎最乐于维护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权益。二月，随着他自己的审判逐日迫近，他开始关注乌尔都语报纸上关于印度各地的审判消息，就像安纳瓦迪的某些居民关注电视剧一样。虽然他对许多法院判决持有异议，也知道有些法官贪污，却未失去对司法的相对信任。
“在警察局，他们只告诉我们要保持沉默，”阿卜杜勒记得很清楚，卡拉姆对他说，“在法庭上，我们的话会受到重视。”卡拉姆获知他的案件将交由快速法院开庭审理时，更觉得充满希望。
在普通法庭上，指控和庭审之间有时相隔五年、八年，甚至十一年。对印度绝大多数无固定工作的人来说，每一次出庭受审，都会损失一天的工资。漫长的审判，对收入具有极大的影响。不过，由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数目庞大的积压案件如今交由全国各地的一千四百个快速法庭审理；于是在孟买，判决在快速法庭迅速做出，使全市的候审案件数，在三年内减少了三分之一。许多恶名昭彰的案件，包括有组织的犯罪案，都直接送往快速法庭，因为民众可能迫切想看到判决结果。不过，除了高度曝光、把电视采访车吸引到法院外的案子，还有成千上万不值得报道的小型审判，就像侯赛因家的案子。
一个名叫乔涵的法官被指派办理此案，以判定卡拉姆和克卡珊是否逼迫他们的邻居自焚。一段时间以后，阿卜杜勒将在少年法庭单独受审，因此他看不到乔涵法官的法庭。正因如此，他觉得这场审判仿佛发生在重洋之外，虽然他姐姐说，法庭位于孟买城南的塞乌里区，搭公交车加火车仅约一个小时。这件事在他看来，是他生活中诸多无法控制的事情之一，他只希望克卡珊让他知道，他该担心到什么程度，毕竟比起他的父亲，她讲的话较为可靠。
塞乌里的法院从前是一家制药公司。“这里不太像法院。”审判开始当天，克卡珊担忧地对她父亲说道。这里没有柚木栏杆，毫无威严可言。走廊上塞满营帐，其他被告的家属在此吃东西、祷告、睡觉或靠在油腻腻的瓷砖墙面上。墙上的标示警告：随地吐痰罚款一千二百卢比。整个地方似乎没有固定的清洁工。法庭内，在乔涵法官主持审判的高台底部，还有空塑料瓶罐环绕四周。
“这位女法官相当严格，”一名警官说过，“她不轻易释放被告。”克卡珊立刻发现，这位乔涵法官很不耐烦。她抿着暗红色的嘴唇，对着开庭首日没带律师出席的父亲大声叫嚷：“这件案子很重大！别耽误我的时间，赶紧开始，好让案子继续进行！”
这种不耐烦是结构性的。像大多数快速法庭法官一样，乔涵同时审理超过三十五个案件。一件案子并非从头到尾进行听证，而是像克卡珊在电视连续剧中看到的那样，分解成数十次简短的听证，每隔一周或两周举行一次。法官平均每天听取九个案件的一小部分，因此，在克卡珊和她父亲坐着的、受警察监督的被告席上人满为患。有人因谋杀罪受审，有人因持械抢劫或窃电受审，其中许多人戴着镣铐。卡拉姆是席上年纪最大的人，克卡珊则是唯一的女性。他们的座位靠着法庭后墙，前方则是证人和旁听者坐的一大堆白色塑料椅，还有两层的金属办公桌，不断涌现的书记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这儿翻阅文件。在克卡珊看来，证人席和涂口红的法官之间似乎相隔非常遥远。
在下一次闪电般快速的听证中，侯赛因家的律师出现了，还有库珀太平间的医务官出席作伪证，说法蒂玛全身的烧伤面积超过百分之九十五。听证结束。“现在呢？接下来呢？”法官问道，抽出一份新文件，继续另一个案子。
在另一个星期，萨哈尔警察局的一名警察出庭作证，证实警察局的调查结果：侯赛因一家殴打法蒂玛，迫使她自杀。“现在呢？接下来呢？”法官问道。
接下来的审判令侯赛因家非常恐惧。从三月某天开始持续无数个礼拜的简短开庭，将由他们的左邻右舍提供证词：警方挑选邻居进行访谈，控方则挑选邻居提供证据。
奇特的是，这些“目击者”大多并未目睹自焚前的争吵，包括法蒂玛的丈夫和她最亲密的两个朋友。
在被告席上，克卡珊庆幸自己穿着蒙面罩袍，掩盖了她的汗水淋淋。她在牢里感染了黄疸，持续了许久的发烧突然变得严重，她认为那是焦虑造成的。她认为在那关键的一天，她家人的行为太过鲁莽可耻：她希望在和法蒂玛吵架时，自己没说要拧断她的另一条腿；她希望父亲没扬言要痛揍法蒂玛。不过，他们如果真的被关进监狱，并不是因为口出恶言，而是因为有足够的所谓“目击者”支持法蒂玛在医院向警方说她被掐、被威胁的捏造证词。
马哈拉施特拉政府的特别执行官普尔妮玛·帕伊克劳曾经帮助完成医院的证词，之后，她告诉泽鲁妮萨，其他目击者的证词很可能同样不利，除非侯赛因家买通她。这天早上，就在法庭外，她再次尝试勒索。
安纳瓦迪的目击者有可能回想起事发当晚更多可怕的细节，特别执行官对卡拉姆这么说。她自己也可能必须就法蒂玛的遗言出庭作证，那样一来，他们绝对会被判有罪。特别执行官不想这么做，她想帮助他们。“但我还能怎么做？”特别执行官问道，一如既往地摊开手掌，“再想想可能发生的事吧。你和你的孩子们就要坐牢了，你有什么想法？”
“我绝不付钱，”卡拉姆气急败坏地说，“我的儿子和女儿已经进过监狱，你威胁的可怕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过，我们要把钱用来请律师，而不是花在你身上！律师能让法官看到真相，如果这位法官看不到，”他虚张声势地下结论，“我会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
卡拉姆父女在布满垃圾的法庭等候他们的第一批邻居。他们都希望，对印度司法的这种信念不会被辜负。
上证人席的第一个目击者是法蒂玛的两位知心朋友之一，一个叫普里亚的贫穷女孩。普里亚可能是安纳瓦迪最凄惨的女孩，克卡珊已经认识她多年。这天早晨，两位女孩从贫民窟共乘一辆嘟嘟车前往火车站，紧贴着汗湿的大腿坐在一起，各自沉浸在不愉快的思绪中。普里亚回避克卡珊的目光，抱着自己的身体，一再地说：“我不去，我不去！”从自焚事件以后，普里亚始终回避大多数人的目光。“只有法蒂玛了解我心里的痛。”她曾经说道。一个更加坚强的女孩或许可能忘掉她朋友的呼救声、她的挣扎；然而在证人席上，就像在安纳瓦迪一样，普里亚身上写满的伤害，就像脸上的疤痕般显而易见。
然而这种伤害，并不会让一个女孩说谎。普里亚颤抖地告诉检察官，争吵发生时她不在广场，直到法蒂玛自焚之后，她才看到她。普里亚向辩护人承认，法蒂玛在贫民窟挑起许多争端，而后离开证人席。
在她之后来到法官面前的，是一个长相英俊、善于言辞的男人，名叫迪内希，他在机场负责搬运行李。克卡珊从未跟他说过话，不过，她听说他的证词具有杀伤力。看见他咬紧牙关、面色铁青地站上证人席时，她感觉更不舒服了。由于他讲马拉地语，几分钟过后，克卡珊才意识到，他的愤怒不是针对她家，而是针对萨哈尔警方。
自焚事件过后不久，一名警察记录了一份署名迪内希的目击者证词，描述这桩争吵。迪内希告诉法官，那是一份虚构的证词，他当时正在另一个贫民窟巷弄的家中，并未目睹争吵，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变成控方的关键证人。他不关心侯赛因家，也不在乎他们最后会不会坐牢，他只在乎由于一份不实的供述，他必须放弃一天的收入。
诧异的检察官赶紧结束对他的审问，听证于是结束，克卡珊和父亲回到安纳瓦迪，感到头昏眼花。
尽管特别执行官旁敲侧击，但第一批目击者并未为了打击侯赛因一家而说谎。回顾当时，克卡珊一直记得这天下午令人震撼的好消息，直到快速法庭的审理速度因众所周知的案件过多开始迟缓下来。
到了四月，侯赛因家的指控案在支离破碎的听证中缓缓进行，而且惹得乔涵法官很恼火。她的速记员只擅长马拉地语，不能把安纳瓦迪目击者说的印地语翻译成官方记录所需的英文。法官不能忍受翻译的延迟，开始告诉速记员该写些什么；于是一个贫民窟居民对于检察官发问所做的细致回答，变成了简短的回答，这样才好让案子继续进行。在一次特别冗长的听证结束后，站起身来准备吃午饭的法官向检察官和辩护人说：“唉，为琐碎、愚蠢的私事吵架—这些女人啊！这种事情竟然可以演变成一桩案件！”显然，审判结果只对安纳瓦迪居民至关重要。
克卡珊和父亲很有可能被判十年刑期。然而他们发现，随着一个个星期过去，他们根本搞不清法庭前方的言论到底是反对还是支持他们的。窗子因四月的酷热而开启，因此他们听到的，不是决定他们自由与否的证词，而是工业道路的嘈杂声：汽车喇叭声、火车鸣笛声、踩油门的引擎声、卡车倒退的哔哔声。这些外界噪声似乎被吊扇吸进去，被它的金属扇叶搅拌之后再抛掷出去。庭审结束，换下一个庭审。此时，吊扇出了毛病，呼呼的旋转声变成响亮的哗啦声。
警察对法官说了什么？法官对检察官说了什么？检察官有一些橙色的头发被梳到一侧，用发胶喷得僵硬，当他连连点头时，一撮头发松开来，朝上翘起，像一根指头指向天。听证结束，一周后再来。克卡珊不再俯身向前，开始瘫坐在座位上。在法蒂玛的丈夫出庭作证那天，她看起来非常沉着。
几个月前，法蒂玛的丈夫阿卜杜勒·谢赫带他的女儿到侯赛因家过开斋节—穆斯林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小阿卜杜勒在广场割断一只山羊的喉咙，这个老阿卜杜勒同他并肩干活儿，挖出肉来摆上筵席，就像以往的开斋节一样。今年的山羊很不错，大家过得也很愉快。然而，对法蒂玛的丈夫而言，此次审判事关荣誉，就像对侯赛因家一样。
这个年老的垃圾分类者在法庭中间的位置所听到的内容，比侯赛因家更多。随着审判的进行，他察觉到，法蒂玛对自己挨揍、被掐所做的临终陈述，正在逐渐瓦解。目击者一再地说，那只是一场言辞激烈的争执。阿卜杜勒·谢赫对有关他妻子的最初和最后的正式声明出现这种矛盾，感到极度不安。
在婚后第一年的温馨时光过后，他和法蒂玛过得并不快乐。他们为了她的情夫、她揍孩子的猛劲、他喝醉时揍她的力道经常吵架。他不想美化他们的过去。然而，自从法蒂玛死后，他必须每天住在侯赛因家隔壁，听着泽鲁妮萨对她的女儿们唱歌，听米尔基逗大家哈哈笑。法蒂玛的自杀，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和妻子和睦相处，给他的爱女们一个幸福的家，无论这个机会多么渺小，如今也不可能实现了。
他想把这种失去未来的可能性，归咎在除了他老婆以外的其他人身上。他要法官定侯赛因家的罪。问题是，他不能肯定侯赛因家对法蒂玛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而他在最初向警方所做的供述中也是这么说的。他当时在工作，回到家才发现妻子严重烧伤。他的女儿们当时在场，跟他说没有人动手。然而，对这几个女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想让她们在长大的过程中知道她们的母亲自焚、说谎，而后身亡。
他的女儿们已经回到安纳瓦迪。他在她们的手臂和腿上发现瘀青，于是把她们从保莉特修女那里接回家。她们很高兴可以离开那里。“我们老是要对一张白人的图片说‘谢谢，耶稣’，”他的小女儿说，“无聊死了！”自从回到家里，她们都不曾问起她们的母亲，不过，从窗子目睹自焚的努俪变了。她总是站在马路上，仿佛想让车撞上她，还养成一紧张就嚼头巾的习惯。
不过，今天搭火车穿过城市来到法院令她感到兴奋，对于架设在法院外的摄影机，她尤其关注。“今天肯定有什么大案子。”阿卜杜勒·谢赫对他的女儿说道。她们跑到一架摄影机前，挥手微笑。安纳瓦迪居民都说，小女儿希娜笑起来像她母亲。阿卜杜勒·谢赫认为这没说错，尽管法蒂玛的微笑在他脑中留有的印象并不太多，无法供他回想。
“他们现在会让我们上电视吗？”他们三人走过低矮的金属安检门时，努俪问道。阿卜杜勒·谢赫转头回答，脑袋重重地撞在门上。一个小时后，当他站在证人席上时，仍感觉头晕目眩。
他的右手抓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妻子的死亡证明、她生前两张衣着漂亮的照片—穿着粉红色和蓝色的衣服，以及她因残疾获得免费金属拐杖的政府文件。这些遗物有霉臭味，上面的文字他也看不懂，但当他做出希望能把侯赛因一家关进监狱的证词时，他想把这些东西拿在手中。
法官传唤他时，和蔼地看着他，但当检察官清喉咙时，阿卜杜勒·谢赫不禁膝盖发软，必须抓住证人台才能够站直。他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对着这些气势汹汹的人说话。检察官最基本的问题也让他慌张起来，即使他明白对方跟他站在同一边。
“你跟谁住？”检察官问道。
老婆，他说道，仿佛她还活着。对于下一个问题，他坚称自己三十五岁。他没说错女儿的名字，可他却想不起他家的住址。他不确定回答时该看哪里，该看高居证人席上方、平静地审视着他的法官，还是站在他对面、可以水平直视的检察官？他看向辩护律师时更是困惑，因为辩护律师正咧嘴笑看着法官，让人费解。
他决定只看法官，向她陈述自己如何在家里发现法蒂玛，并送她去医院。
“当天晚上你妻子是否能够跟你说话？”
这是阿卜杜勒·谢赫必须回答的第一个关键问题，他必须振作起来。“是的，她能说话。”他强有力地说道。话顺利说出，他看起来松了口气。
“去库珀医院的路上，你妻子对你说了什么？”
“她跟我说，他们骂她婊子，要扭断她的另一条腿。”他开始说道。这是九个月前，他在原证词中告诉警方的话，然而在法庭内，这话听起来并不够可怕，就只是安纳瓦迪的日常用语而已。过了好一阵子，他继续说：“她告诉我，他们揍她。”他又停顿了好一阵子，接着说：“她告诉我，他们扯住她的脖子，用大石头打她。”
但愿这个垂死女人说的话能让案子逆转过来。
检察官似乎喜不自胜，列席的萨哈尔警察也很高兴。随着侯赛因家那位头发蓬松、穿条纹西装的辩护律师开始进行交互诘问，阿卜杜勒·谢赫也越来越镇静。不，他们的女儿梅迪纳在水桶溺死后，他的妻子并不沮丧。不，他的妻子之前不曾两度把煤油倒在她自己身上。当他踉踉跄跄走下证人席、跌坐在白色塑料椅上时，他相信自己已经为女儿的丧母之痛报了一箭之仇。
“现在呢？下一个呢？”乔涵法官说道，准备传唤安纳瓦迪最后一个目击者。
法蒂玛最好的朋友辛西娅·阿里自从她丈夫的垃圾事业陷入困境以来，便一直对侯赛因家怀恨在心。自焚事件当天的深夜，当阿卜杜勒躲进仓库时，她站在广场上，尝试怂恿左邻右舍到警察局示威，要求逮捕侯赛因全家。
辛西娅虽未亲眼看见法蒂玛和侯赛因家之间的争执，第二天却提供与事实相反的目击者证词给警方。而后，通过妓院老板的妻子通知侯赛因家，她的证词能把他们送进监狱，除非他们在她出庭作证前付给她两万卢比。侯赛因家拒绝付钱，因此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对她的复仇严阵以待。
“我觉得自己要疯了。”前一天，泽鲁妮萨和阿卜杜勒在磅秤前等候拾荒者时，她对他说道。自从看见母亲站在萨哈尔警察局普通牢房的窗口前，他就再没见过母亲眼里的疯狂。“在法庭上撒谎之后，她能有什么名誉可言？”泽鲁妮萨问，“如果你丧失名誉，还怎么有脸在安纳瓦迪待下去？”
阿卜杜勒认为母亲的问题很荒谬。
辛西娅为了出庭洗了头发，穿上她最好的纱丽，紫色镶着蓝边和金边。至于牙齿则一如往常。最近几天，她把自己的出庭作证设想成决定性的时刻，将她预期的表现视作印度电影里的审判高潮。
看着侯赛因家收入增加而自己家却陷入困境，她心里很嫉恨、很痛苦。她觉得泽鲁妮萨只是运气好罢了，生出像阿卜杜勒那样的人体垃圾分类机，可泽鲁妮萨却表现得好像自己很厉害似的。此外，泽鲁妮萨还讲她闲话，说辛西娅曾在艳舞酒吧工作，那是一个她早已画下句点的生活篇章。近来，她称自己为社会工作者，尝试投入扶贫事业，像阿莎一样。四处流动的政府和国际资金可多着呢。
乔涵法官传唤她上来时，她像柱子般站得笔直，信心十足地报上自己的名字和社工人员这一新职业。检察官开始提问时，她便歪起脑袋来。
这位检察官和电影里的检察官一点都不像。他并未定睛看她，尽管她穿的纱丽很华丽。他似乎像法官一样，对审判感到厌烦。
辛西娅眉头一皱，她觉得检察官在催促她。法官难道不想听她详细说明她假装看到的那场争执？听她说她如何帮忙把门撞开，救她那烧得冒烟的朋友？她几乎还未热好身，检察官便不再提问，侯赛因家的私人辩护律师站起身来，进行交互诘问。
这家伙看起来倒像是电影中的律师。面对一名可疑的目击者—一场无聊审判的最后一名目击者—他异常谨慎地提出问题。
是的，她承认随着侯赛因家生意日渐兴隆，她家生意也随之衰败。
是的，她住的棚屋跟侯赛因家有些距离，位于贫民窟的另一个巷弄。
是的，她家离发生争执的地点不算近。
是的，她在家切菜，准备做晚饭。
那你怎么可能看见发生的一切？辩护律师想知道。
“可我看见啦，”她皱着眉头坚持说，“她是我的邻居！”
“我不这么认为，”辩护人说，“你之前说你目睹了争吵，可那不是事实。你在说谎。”
法官把这荒谬的一问一答复述给她那位不称职的速记员：“我谎称目睹了那场争斗。”辛西娅的眼睛突然睁大。
辛西娅的儿子在天主教学校学过英文，她教他念书的时候也学了一点。她听得懂，法官叫速记员写下，她承认自己说谎。她想做更正，她需要时间思考、重整旗鼓。“等一下！”她喊得很大声，隔着嘈杂的街道声，克卡珊和她父亲都听得见。然而，这是快速法庭，这个案子是快速法庭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案子，没有人想等。
法庭不再需要辛西娅这位目击者，乔涵传唤另一件案子，一名警察指着门。可她被人误解，怎么能离开证人席？她要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谎言与虚构的申述从速记员的计算机中消除？她气得发抖。对谁生气？法官？律师？司法制度？她决定责怪弓着身子坐在后方被告席的侯赛因一家。
“你们等着瞧！”她一边喊，一边离开法庭，像电影里的角色一样夸张地举起拳头。被误会的目击者和大惑不解的被告搭上同一班火车，回到他们在安纳瓦迪你争我斗的日常生活中，继续为他们认为已经发生却无法确知的一切而发愁。判决就在两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