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的一天清晨，苏尼尔发现一个拾荒者躺在安纳瓦迪车辙道和机场要道交会处的泥巴中。苏尼尔知道这个老人：他工作卖力，睡在约一公里外的默罗尔鱼市外面。此时，男人的一条腿被压烂，鲜血淋漓，正在向路人呼救。苏尼尔猜他被车子撞了，有些司机总是懒得避开路边的拾荒者。
苏尼尔不敢去警察局，也不敢叫救护车，特别是在听说了发生在阿卜杜勒身上的事之后。他跑向货运大道的垃圾箱附近，希望有哪个成年人勇敢地到警察局报案。每天早上，这个路口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
两个钟头后，拉胡尔离开安纳瓦迪去上学时，受伤的男人喊着要水。“这人比你爸醉得还厉害。”拉胡尔的朋友取笑他。“醉得比你爸厉害。”他们拐向机场大道时，拉胡尔做出了没什么创意的反驳。拉胡尔不怕警察，邻居把沸腾的扁豆倒在生病的宝宝丹努什身上时，他曾经跑去向警方求援。然而，马路上的男人只是个拾荒者，而拉胡尔还得赶公交车上课。
一个小时后，泽鲁妮萨·侯赛因路过时，拾荒者正在痛苦地惨叫。她觉得他的腿看起来惨不忍睹，可她正要带食物和药品给她丈夫，他远在城市另一头的阿瑟路监狱，看起来同样惨不忍睹。
没过多久，坎伯先生经过此地，眼睛浑浊、身体疼痛的他开始走访各个企业和慈善机构，继续为他的心瓣膜寻求捐款。他曾经像这个受伤的男人一样露宿街头，但如今，坎伯先生只看得到自己无止境的痛苦，因为他知道，在新印度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却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午后，拉胡尔和弟弟放学时，受伤的拾荒者一动不动地躺着，低声呻吟。下午两点半，一个湿婆神军男人打电话给萨哈尔警察局的一个朋友，说一具尸体令小孩们感到害怕。下午四点，警察们叫其他拾荒者把尸体搬上警车，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会染上拾荒者身上的疾病。
萨哈尔警方没有去找拾荒者的家属，便断定这是身份不明的尸体；库珀医院的验尸官未经解剖，便得出拾荒者死于肺结核的结论。处理此案的警察托卡勒和比贾布尔帕蒂尔医学院有业务往来，想让事情快速解决。解剖学系需要二十五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做解剖之用，加上这一具就够了。
过了几天，在雨中干活儿的一个年轻拾荒者在机场发现另一具尸体：一个残疾人，躺在通往国际航站楼的专用道路上，身旁有一支手工拐杖。他同样身份不明，也未进行解剖。第三具尸体出现在污水湖尽头，在人们拉屎的一个坑里。使用露天厕所的人都留意到，这里的气味比平时难闻。腐烂的尸体是嘟嘟车司机奥德恩，他也被标示为无名尸，死因被记录为“疾病”。在凯悦对面的机场灌木地，出现了第四具尸体，头颅被砸扁—那是一个在机场搬运行李的安纳瓦迪居民。
安纳瓦迪居民怀疑，这是“独腿婆子”留下的诅咒，他们猜测，如今这整个地区已成为破败、腐臭、沉沦之地。有传言说，安纳瓦迪和其余的机场贫民窟，将在来年的议会大选后被拆除。
一些安纳瓦迪居民深信，市政代表萨旺特能延迟推土机的到达日期。然而，在附近的十字路口，一张随风摆动的政治海报说明有桩交易正在进行：“你假装你揍了我；我假装我在哭。你们这些住在机场土地上的人，对这些假把戏都非常熟悉。如今，另一党说，他们要阻止机场当局拆毁你们的家，那他们为什么要密会政府和开发商？”
这些死亡和传言使苏尼尔万分恐惧，然而，更紧迫的问题是，他的妹妹又长高了一点，使他们之间的身高差距持续增加。雨季期间，机场的垃圾远远不够让他长高。最让他沮丧的是他瞥见另一个枯瘦如柴的安纳瓦迪拾荒男孩拖着满满一大袋子垃圾，满得使那男孩必须俯下身子。
那是眨眼男孩索努·古普塔。他住的棚屋与苏尼尔相隔七户人家，年纪大苏尼尔两岁。几年前，机场拾荒者之间的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时，他们还一起在机场大道上的垃圾箱周围干活儿—他们的合作关系，在苏尼尔意外打断索努的鼻子时告终。不过近来，索努似乎释放出原谅的信号。苏尼尔有时在天亮前，看见他在他们的贫民窟巷弄徘徊，脸上布满“我们一起干活儿吧”的神情。
索努的脸倒人胃口：消瘦干瘪，其中一只眨动的眼睛朝上翻。他还是半个聋子，天热时会流鼻血—这是家族遗传的先天缺陷。苏尼尔的年纪已不小，能够想象自己若是重新开始和这种人人都瞧不起的人合作，别的男孩会怎么说。不过，他很好奇眨眼男孩是如何找到这么多垃圾的。在任何季节，更不用说在雨季，视力差对拾荒者来说可是极为不利的条件。
某天，苏尼尔在索努干活儿时跟着他。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在安纳瓦迪没有任何朋友的孩子，在外面竟然拥有有利可图的人脉：主要是在印度航空一个入口把关的保安人员。索努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手持破破烂烂的扫帚，在货运大道上的一排闸门外等待。终于，一个印度航空保安员让他进去，他于是带着滑稽的愤怒打扫起来。他清扫走道、保安亭，再扫走道，扫除他小小的足迹。他把腰弯得很低，低到都能吸入他扫起的滚滚烟尘。
这种毫无尊严的行为让苏尼尔打算对他嗤之以鼻，直到警卫把两大箱垃圾倒在索努的脚边。苏尼尔于是看懂了索努的精明。在野蛮凶残的货运大道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少年竟然包下了安检门后的一切：大量的塑料杯、可乐罐、番茄酱包和铝箔盘，都来自印度航空工作人员的食堂。
不知为什么—是因为他那令人同情的外表吗—眨眼的索努在保安人员面前，实现了苏尼尔在造访孤儿院的富婆面前未能做到的事—索努从衣衫褴褛的人群中脱颖而出。不久之后，苏尼尔同他并肩走出安纳瓦迪，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为情了。
苏尼尔必须大喊大叫，索努才听得见，起先，他几乎懒得叫喊。他们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在印度航空入口附近打扫卫生，尝试从酒吧和快餐店经理那儿获得瓶罐和垃圾，而后分道扬镳，去更多地方找垃圾。苏尼尔擅于爬墙，以及躲避阻止他离航站楼太近的机场保安员。但索努不想挨保安员的揍，他的才能是协调和规划，他头一次付钱给印度航空警卫取得垃圾后，他们便不再开口要钱。
被索努取代的印度航空拾荒者揍了他一顿，在路上碰见时仍咒骂他，然而，生来便引人嘲弄的索努并不担心他人的想法。完成当日的工作时，他会站在机场大道上面对车潮，利落地系紧肥大的袋子，全身散发出骄傲的光芒。
“你教会我怎么把这件事做好。”苏尼尔有天对索努说道。索努很善良，会平分他们的收入：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每人分得四十卢比，相当于一美元。
他们干活儿时说的话多了起来。起先是无聊的小事：在判断物品能否回收时，脚趾几乎和手指一样有用；索努家有台收音机，在调大音量时会电到人。后来他们开始谈论较大的议题，因为索努喜欢一边拾荒一边做简明扼要的演说。他坚称，患上黄疸是因为喝了污水湖的水，而不是像苏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取笑黄疸患者。鉴于他弟弟的遭遇，索努建议还是别跟住在豪华酒店的男性旅客扯上任何关系。他建议苏尼尔至少应该刷一次牙，因为他的口气比贫民窟那些吃腐烂食物的猪的气味还难闻。
某天在米提河，索努在苏尼尔把一段烟屁股装进口袋前，抢先发现了它。索努蜷着身子，用石头敲击烟蒂，取出烟草，扯碎滤嘴，然后朝那堆残迹点了点头。“如果再被我看见你抽烟，苏尼尔，我就用这样的石头揍你。”
索努同样强烈反对苏尼尔对卡卢的痴迷，就是那个为没钱看电影的男孩们模仿电影角色的垃圾窃贼。“你半个晚上都在听卡卢讲话，害我隔天早上得浪费很多时间叫你起床。”索努抱怨道。索努不太了解为什么人会睡过头，他说：“每天早上，我的眼睛就会自己睁开。”苏尼尔虽不习惯，却喜欢有人担心他。
比起苏尼尔的父亲，索努的父亲是更为有趣的酒鬼。他有时会把当天通过修路赚来的卢比纸币撕碎，说：“去他妈的！钱重要吗？”所幸索努有个好母亲。夜里，她和她的四个孩子把细条状的零件从粉红色塑料衣夹里抽出来，这是她为附近一家工厂做的计件工作。白天，她在利拉酒店附近的人行道上贩卖过期的袋装番茄酱和小罐果酱。航空餐饮公司把果酱及塑料袋装的蛋糕屑捐献给保莉特修女，给她监护的贫穷孩子们吃；而修女却把过期商品卖给贫困的妇女和孩子，再让他们转卖出去。因此索努比苏尼尔更憎恨保莉特修女。
索努在默罗尔市立学校读七年级，虽然工作使他不能去上课，他每年仍然去学校注册，晚上念书，年底回学校考试。索努认为苏尼尔也该这么做。一天早上，他歪着脑袋，仿佛要倒掉他的耳聋般庄严地说：“只要受教育，我们赚到的钱就能和垃圾一样多！”
“你可以的，老板，”苏尼尔笑着说，“我当穷人就好，可以吗？”
“但你不想当个了不起的人吗，肥仔？”索努问道。索努给苏尼尔取了这个绰号，只有在和索努相比时，这绰号才适合苏尼尔。
苏尼尔的确想成为了不起的人，可是他认为，市立学校的教育似乎无法为安纳瓦迪的男孩们提供更好的机会。那些念完七八年级的人，最后还是去拾荒、修路或去工厂包装“白雪公主”面霜。只有上私立学校的男孩，才有机会念完高中，考进大学。
结束垃圾搜集工作回到安纳瓦迪时，苏尼尔和索努便不再说话，走路时，他们的髋部不再碰在一起。他们只是能挣一点点钱的瘦小家伙，于是成了猎物。年纪较大的男孩沿路追击他们，让苏尼尔和索努突然被喷了一鼻子的水牛粪。斑马主人罗伯特的儿子保护他们免受年纪较大的男孩子的攻击，一个礼拜收取三四十卢比保护费。没缴钱的时候，他便亲自攻击他们。
苏尼尔羡慕那些似乎受到太多保护的孩子。大家都清楚，谁若是招惹阿莎的孩子，就可能遭湿婆神军那帮人修理，因此没人敢这么做。侯赛因家的孩子们则有另一种保护：和板球队人数一样多的大家庭。苏尼尔认为，不管信仰什么宗教，有个大家庭就是好事，因为他只有一个长得太高来刺激他的妹妹苏妮塔。
垃圾窃贼卡卢在附近时，总是会关照苏尼尔，虽然卡卢本身也很瘦小。傍晚时分，他有时候和苏尼尔一起坐在污水湖对面温热的瓦砾堆上，黄昏前的斜阳使两个男孩的影子巨大无比。这儿远在眨眼男孩索努的视线之外，使苏尼尔能够安静地享受他每天的香烟。卡卢也抽烟，尽管几年前他染上了肺结核。
两个男孩喜欢从一个隐秘的高处审视湖水对面的安纳瓦迪。从这里，他们看见歪七扭八的棚屋，与后方直立高耸的凯悦和艾美酒店形成鲜明对比，仿佛棚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着地时被揉成一团。
湖的对面，另有几处奇景：一个小农场，像城市里的秘密；还有一株蒲桃树，有鹦鹉在树上筑巢。一些街童曾把鹦鹉一只只捉去默罗尔市场卖钱，不过，苏尼尔说服了卡卢，使他相信这些鹦鹉应该留在原地。苏尼尔每天早上一起床，便留心聆听鹦鹉的叫声，确定它们未在夜间被人诱捕。苏尼尔把卡卢看成街童中的鹦鹉，虽然年纪较大的卡卢近来似乎郁郁寡欢，甚至连他扮演的电影也越来越阴沉。
卡卢专偷航空餐饮区内垃圾桶里的垃圾。私人垃圾回收商会定期清空这些垃圾桶，不过，卡卢掌握了垃圾车的时间表，所以他会在收垃圾的前一晚，翻越铁丝网围墙，搜刮塞满的垃圾桶。他曾经成功取得“巧福”“泰姬陵餐饮”“欧贝罗伊航空服务”“航空美食”这些航空餐饮公司丢弃的铝制餐盘，他说欧贝罗伊的垃圾桶防守最为严密。
然而，警方获知了卡卢的日程。他不断被逮捕，直到几个警察提出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卡卢把在街头得到的有关当地毒贩的信息告知警方，他就能保住他的废金属。
穿白色西装的可卡因贩子加内什·安纳在机场做投机生意，每周两次派遣他的分销员—二十岁出头的安纳瓦迪男人—到另一个郊区取散装可卡因。加内什·安纳虽然买通警方，警察却不满意他们分得的利润。为了报答卡卢提供毒品购买时间和地点的相关信息，他们打算不干涉他偷垃圾。卡卢把一张写有警察手机号码的纸条放在休闲裤口袋中，这条红棕相间的迷彩裤是米尔基穿旧的衣物。
卡卢对警方和加内什·安纳同样恐惧。他觉得自己像饵料鱼。他不断提及电影《一世相爱》中的贫民窟流氓，流氓觉得自己被生活所困，决定喝烈酒自杀—此时，美丽的玛杜丽·迪克西特[1]便丰姿袅袅地前来拯救。卡卢常常追不到等在水龙头边的女孩子们，他和苏尼尔都认为，不大可能出现任何别的女孩，像玛杜丽那样把他从纠葛中解救出来。离开孟买比较可靠，与他关系疏远的父亲给他提供了一个似乎可行的逃逸路径。
他的父亲和哥哥是没有固定工作的水管维修工，在附近一处贫民窟拥有一间悬在半山腰的棚屋，十分危险。卡卢有时会哭着说自己尚未来到安纳瓦迪露宿街头前，在家中就觉得自己没人疼爱。“我在我妈过世的那一秒钟长大，”他对苏尼尔说，“我爸和我哥不了解我。”然而，被人误解总比夹在警方和毒贩之间来得好。他的父亲和哥哥正要前往一个建筑工地，位于格尔杰德附近的山区，距离安纳瓦迪两小时路程。卡卢小时候就学会了安装水管，建筑工地会有他能做的工作。
苏尼尔希望卡卢不要离开，因为安纳瓦迪少了卡卢将失色不少，再也看不到他生气勃勃、摇臀摆腰地重新演绎《如果，爱在宝莱坞》，也看不到他随着他喜爱的电影不断改变发型了。最近，他像萨尔曼·汗在老片《擦身而过》中扮演的疯狂大学生一样，留起长直发。
况且，卡卢这样的窃贼享有拾荒者没有的地位，随着卡卢离去，苏尼尔的拾荒者身份将更加根深蒂固，像眨眼男孩索努一样，是那种孤苦无依、独自死在街头的人。
动身前几天，卡卢对苏尼尔说：“我的真名叫迪帕克·拉伊。别告诉任何人。还有，我的主神是象神[2]。”他认为驱除障碍的象神也应当成为苏尼尔的主神。为了说服他，卡卢带他踏上长达十四点五公里的忏悔者赤足朝圣之旅，前往孟买市中心的西德希维纳雅克寺。
对于信奉哪些圣人和神祇，许多街童都拥有强烈的感受。有的人说，赛巴巴[3]比肥嘟嘟的象神速度更快。还有人坚持认为，湿婆睁开它的第三只眼睛，就能炸毁其他两个神明。苏尼尔的母亲还没教会他认识神明便过世了，苏尼尔不清楚这些神各自的优点，因此无法选定一个最爱的神。不过，据他在安纳瓦迪所做的观察，一个男孩对神有所认识，并不代表神会关照他。
一天下午，阿卜杜勒的母亲抵达东日少管所时，被雨淋得浑身湿透，她眼睛底下的黑眼圈，好似芒果籽一样。阿卜杜勒绷着脸从营房走出来，脑袋低垂，脚下踢着一团硬泥巴。她来接儿子回家。一名法官判定，像阿卜杜勒这样的人，在少年法院受审前不可能逃逸，于是将他释放，并要求他遵从严格指示：在受审前的每周一、三、五来东日报到，证明他尚未潜逃。
阿卜杜勒跟随母亲，沿着挤满孩子的熏臭长廊，走过中庭来到街上。雨转为细雨，微弱的太阳低垂而苍白。“那我什么时候受审？”他问母亲，“爸什么时候受审？”
“没人晓得，不过别担心，”泽鲁妮萨说，“一切都交给真主，继续祷告。现在我们有律师，他会说该说的话，然后事情就会结束，法官会找出真相。”
“找出真相。”他不以为然地重复母亲的话，仿佛真相是掉落在人行道上的硬币。他换了个话题。
“我爸怎么样？”
“阿瑟路监狱不提供药品，也没有睡觉的地方，看见他在那里的情况真叫人难过，他的脸越来越小。不过，克卡珊倒是说她的囚牢没那么糟糕。她经常为我们每个人祷告。她说这是安拉的旨意：所有的灾难，同时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
“你为什么不先把爸弄出来？”他问道，“我反而比他先出来，这样不对。”
泽鲁妮萨叹着气，提起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拒绝帮忙保释，以及在他前未婚妻家受到的羞辱。
“对这些人来说，我们的遭遇只是余兴节目，他们无聊时谈论的话题，”阿卜杜勒冷冷地说，“现在我们才知道，根本没有人关心我们。”
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后，他向他母亲问起他的垃圾生意。
在米尔基的管理下，生意垮了。所有的拾荒者都把货物卖给开游戏厅的泰米尔人。
阿卜杜勒发出类似大声打嗝的声音。他早该猜到结果会这样，毕竟他的父母一直教导米尔基从事比回收垃圾更好的工作，甚至阿卜杜勒自己也想让米尔基拥有更好的东西。
“好吧。”过了一会儿他说道，用一根手指紧紧按住他颤抖的下唇。现在的情况多半没救了，他要从头开始，比过去更卖力地工作，不去懊恼每周三天往返东日所损失的时间。他决定走上东日师父建议的正道，有生之年不再进警察局的审讯室，因此他将放弃额外收入：不再购买赃物。
母亲似乎接受了他的决定。他希望母亲真的在听，但她的疲惫似乎使她心不在焉。而随后当他问母亲，他受的苦能否换来一台iPod时，她肯定没在听。
拾荒者都发现，阿卜杜勒从东日回来后话变多了。在磅秤前，他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们的货物是不是光明正大地获取的。在新的审问式买卖过程中，他又发表了一段诡异的声明：“我能不能跟你说件事？我得说说这件事。”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一位东日的老师，说他看见他天性中的高尚。
阿卜杜勒声称他一直和师父讲话，还说师父很喜欢自己，因此留下了手机号码。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垃圾分类工在说谎。街童并不在乎撒谎，毕竟胡诌可以消磨时间。他们只是觉得好笑，他竟然编造和一位老师的交情。说这种差劲谎言的另一个男孩是苏尼尔，他喜欢向新来的男孩假装自己是五年级学生，在班上名列第一。
九月中旬，和阿卜杜勒算是半个朋友的卡卢从格尔杰德的建筑工地回来时，阿卜杜勒有了个新听众。由于城外没有Eraz-Ex，卡卢长胖了。
泽鲁妮萨惊讶地看见卡卢这么快回来，把他叫进屋里吃一盘剩菜，剩菜的分量比往常更多，因为侯赛因家在斋月禁食。泽鲁妮萨喜欢卡卢，认为他需要母爱。卡卢对此没有异议，他叫泽鲁妮萨“阿玛”已经叫了一年，这个亲昵称呼相当于“母亲”，这使阿卜杜勒有点紧张。
“你父亲还在山区？”她问道。
“对啊，可是阿玛，我必须离开那里。我现在不想待在乡下。”为纪念敬爱的象神，孟买正值欢天喜地的节庆日。再过两天，随着击鼓声和欢呼声，全孟买的数百万市民将把精雕细琢的象神像带到海边，浸入海水之中。环保人士并不支持此种节庆习俗，然而对卡卢来说，这是一年当中最有趣的日子。
“你应该待下去的，”泽鲁妮萨责备他，“你变得这么健康，我几乎认不得你了。为什么就那样把你父亲抛到脑后？你在这里，只会再走上从前的歪路。”
“我不会再去偷东西了，”他答应她，“我现在很好，而且进步了，你没看见吗？”
“是啊，变好了，又有进步，”泽鲁妮萨也同意，“不过，小偷真能改过自新吗？如果能的话，我还没看见哩。”
第二天，卡卢和苏尼尔在机场拾荒。傍晚时分，他们把垃圾卖给阿卜杜勒后，同他一起在游戏厅外闲荡。三个男生的话题和往常一样，包括食物、电影、女孩、垃圾价格。此时，精神恍惚、目光呆滞的残疾男人马哈茂德不知为何，忽然朝阿卜杜勒的胸部打了一拳。又来了一个暴怒的“独腿婆子”。当然，阿卜杜勒不打算跟他打架，他跑回家睡觉去了，苏尼尔也是如此。
但卡卢无家可回。他决定去机场，穿过大街，朝标示国际航站楼的鲜蓝色招牌而去：楼下入境。楼上出境。旅途愉快。
第二天一早，卡卢躺在印度航空红白相间的登机门外：一具上身裸露的尸体，留着长长的萨尔曼·汗发型，瘫倒在一道开花的树篱后方。
[1] 玛杜丽·迪克西特（Madhuri Dixit），印度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在电影《一世相爱》中饰演女主角拉克希米·拉奥。
[2] 象头人身的象神（Ganpati）是印度教诸神中最受喜爱的神明之一，传说他是湿婆与妻子帕尔瓦蒂的儿子，主掌智慧，决定人的成功与失败。
[3] 赛巴巴（Sai Baba）是印度圣人、苦行者，推崇“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强调诸如爱、宽容、助人为乐、仁慈、知足、内心平和、虔诚等道德品质，并谴责宗教和种姓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