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阿莎和她的家人坐十三个小时的火车向北，来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维达尔巴区。走下火车时，他们村里的亲戚审视着他们的脸，寻找孟买贫民窟生活过得好的证据。“你们都比小时候白哦，”曼朱、拉胡尔和加内什的一个表亲说道，“皮肤光滑，魅力十足。你们从前很黑，很害羞。”
为了仔细端详阿莎，老妇们必须伸长脖子，因为数十年的务农使她们弯腰驼背，阿莎的曾祖母甚至匍匐而行。瞧着这些年老的妇女，阿莎像桅杆一样站得笔直。回到老家，她觉得自己就像女巨人一样。
在安纳瓦迪，每当马拉地语频道播出乡下电影时，她总是泪如雨下。甚至最老掉牙的讲述洪灾和饥荒的电视剧，也能让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在维达尔巴贫瘠的土地上耕作。偶尔对儿女追述往事时，她总是用夸大的语气说：她就像疯狂青春版的《印度母亲》[1]，牛死了以后，还继续拖犁耕田。村里的妇女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当年的阿莎。她以驴子般的劳动能力著称，即使连续几天没吃东西也能劳作。
“我们那时候在柑橘园干活儿，她骨瘦如柴，饿得半死，”她的一个亲戚对其他人低声说，“你绝对想象不到。她现在身子强壮，还有她说话的样子，简直就像没踩过泥地。”
阿莎很高兴自己被大家赞不绝口，并且能远离安纳瓦迪的纷纷扰扰。她回老家来，是为了推销她美丽的女儿，并且在昆比务农阶层的同乡中展现她相对的成功。她的丈夫马哈德奥将假装清醒，她将假扮恭顺的妻子，曼朱则扮演她自己。虽然这次返乡还碰上了一个象征性的庆祝场合，但登门求婚的人不管怎样都会蜂拥而至的。
这是一场精简的家族婚礼：没有音乐，没有舞蹈，也没有糖耳朵。新郎是马哈德奥的一个侄子，还在为他哥哥的过世感到伤心，他哥哥死于艾滋病，去世前不久把病传染给了他的老婆。艾滋病在维达尔巴十分猖獗，大家却坚决否认。如果曼朱的亲戚死于艾滋病的事传了出去，可能会减少她在婚姻市场的价值。然而，村民对年轻人的死、未在婚宴上露面的寡妇，甚至阿莎在城市里的经历，都不太感兴趣。农民的目光，只是不断地望向天空。
在安纳瓦迪所说的“雨停”，在乡下有不同的称呼：旱季。六月的降雨很少，前一个月种下的数百万棵棉花幼苗已经枯死。村民们以高价购买的被称为“杂交品种”的基因改良种子，理论上是为维达尔巴反复无常的气候设计的，如今他们必须种下更多的种子，为了支付开销，他们必须重新申请贷款。
一些昆比人说，七月是众神睡觉的月份。阿莎的亲戚们则希望今年神明能调整作息时间，因为忧愁让他们晚上睡不着觉。
阿莎和她丈夫所在的村庄相距二十多公里，自他们离开那儿二十年来，许多方面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多亏到城市谋生的人把钱寄回家，一些房子变得更大、更坚固。公款也使地貌发生了变化：干裂的农田之间，散立着小学、大学和漂亮的政府机关，那里的草坪就像机场大道的凯悦饭店一样受到精心照顾。此外，政府兴建了许多水利设施，然而，这些设施未能补足维达尔巴天然供水系统的衰退。贫乏的降雨和非法抽水，使地下水枯竭，溪水干涸，河流改道。随着鱼的死去和庄稼歉收，放债人成为非正式的村长。
由于感到羞愧，加上负债累累，有些农民于是自杀—这种老掉牙的剧情，是马拉地语电影的主要素材之一。然而，这部电影仍在上映。在新世纪，政府推算维达尔巴区每年平均有一千起农民自杀案；人权运动人士推算的人数更多。无论数字多少，自杀已经让该区在国际上成为印度贫农的绝望象征。
在维达尔巴官僚机构的档案室中，灰尘累累的案卷显示，以喝农药为主的现代自杀方式已经取代自焚。在发霉的数千页文件当中，亲属描述了亲人的痛苦状况：
过去两年，我们作物歉收，他没钱还贷款。接着棚屋发生一起火灾，种子全部烧光，向日葵、小麦都毁了。他没钱让二儿子娶老婆，怕大家问个不停，问他什么时候结婚。
他家里人口很多，看了银行文件后，心烦意乱，就喝了农药。庞大的贷款，让他不知该如何偿还。
他脑筋迟钝、不灵光，在田里干活儿。他借钱办女儿的婚礼，结果感觉被套牢了。
他说：“爸，你如果不买手机给我，我就自杀。”然后，他就喝下了农药。
曼莫汉·辛格总理从德里来到农村，表达对农民困境的关心，以及中央政府疏解困苦的决心。一些负债自杀者的家庭将获得政府补偿，对于向银行而不向放债人借钱的农民，一项债务调整、豁免利息的计划业已展开。一项增加农村收入的全国大计划也在进行中，保证失业村民每年能有一百天从事政府补贴的工作。政府的一个目标，是防止村民舍弃他们的农场，使孟买这些大城市不堪重负；然而，阿莎的亲戚们，对这些著名的纾困方案一无所知。
在有权有势的印度人当中，机会分配往往是内线交易。那年夏天在其他地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公共电信执照被卖给出价最高的幕后企业买主；原本打算用来为二〇一〇年英联邦运动会[2]兴建世界级体育馆的公款，被私人挪用；国会对印度和美国之间一项重要核武条约的未来所持的反对态度，因大量金钱介入而软化；最有钱的一百个印度人的财富总额，几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在阿莎和她丈夫从小长大的维达尔巴以东的一片森林地带，许多民众不再相信政府会增加他们财富的承诺。大规模企业和政府的种种现代化方案，摧毁了他们的土地和传统生计，于是他们协助复兴毛派革命分子持续了四十年的运动。这些游击队利用地雷、火箭筒、钉子炸弹和枪支，对抗资本主义及印度政府。他们的行动，如今遍及印度六百二十七个区当中的三分之一，包括印度中部和东部落后的“红色走廊”地区。今年夏天，毛派分子在奥里萨邦战绩尤佳。他们击沉一整船的突击军，杀死了三十八名突击队员，炸毁一辆警车，又杀了二十一个人。
然而，在大多数村庄，人们尚未谈及革命。他们等着看基础设施和农业技术的改善能否让他们的前景有所改观。今年，曼朱十七岁的表弟阿尼尔在棉花田和大豆田劳动时，便背着这样一种先进的农业设备：金属农药喷罐。
他劳动的田地属于一个有钱的政客，政客每个月付给劳工一千卢比，相当于二十一美元。新的化学农药虽然提高了政客的作物产量和利润，但喷罐的重荷和吸入的有毒气体，却使劳动者的工作万分辛苦。在最近一天劳动结束后，和阿尼尔一同干活儿的一个劳工放下他的喷罐，爬上农场边缘的一棵树上吊自杀，他的家人也没有收到应得的政府赔偿。
夜晚时分，阿尼尔想象和政客雇主之间的许多对话，在对话中，他温和地表明，辛苦的活儿越多，工资也应该越高。然而，怨天尤人的劳工很容易被取代，所以阿尼尔没把这些想法告诉别人，包括自杀的想法。
阿莎前一年建议他到安纳瓦迪碰碰运气，于是，阿尼尔成为每年来到孟买的约五十万印度农民之一。每天拂晓，他和其他找工作的人一起站在机场附近的交叉路口默罗尔纳卡，监工搭卡车来这儿挑选临时工。每天早上，一千个没有工作的男男女女来到这个十字路口，其中会有几百人被挑去干活儿。阿尼尔并不知道，孟买的平均寿命比全国的平均值少七年。他只知道，在交叉路口竭力和其他移民抢工作却未能成功，让他觉得胸口仿佛塞满稻草。碰壁一个月后，他回到家乡。
“看我回来，大家都笑我，”此时，他对曼朱说，“我告诉他们，我要去赚钱、去城市见识一番，结果两件事我都没做成。我主要看到的，只有飞机。”
婚礼前一天晚上，曼朱身为她这一辈当中最年长的女性，带着一盆谷子走过村子，到庙里为新郎和新娘念经祷告。她穿着一件城里姨妈穿腻的桃色亮片雪纺罩衫，领着家人邻居一行人，沿着黄土路行进。路上挤满找东西吃的驴子。经过几间漆成绿色的粪土屋—那是田里再也看不到的那种绿，随后，她爬上一条坡路，来到哈奴曼神猴[3]庙。
早些时候，她在新郎脸上擦上粉，在他眼睛四周刷上亮粉。然而，即使在黑暗的、没有电的庙里，她仍感觉到人们注视的是她，而不是涂满亮粉的新郎。一个上大学的都市少女，在村里就像烟火般耀眼。可哪一个昆比男人会被阿莎选为她的丈夫呢？当中有些人可能觉得曼朱念书太多，不容易听话；有些人则可能觉得自己太穷，很难让她母亲感兴趣。
第二天，曼朱没能在死气沉沉的婚礼上随时留意阿莎的一举一动，但不久，一名年轻士兵来到这家人待的屋子，阿莎到屋外同他私谈。曼朱不时听到她母亲嘶哑的笑声。
最近在安纳瓦迪，曼朱看着阿莎为一个害羞的邻家女孩和来自另一个贫民窟的男孩协商婚事。曼朱很高兴有机会一窥究竟，因为这种协商有朝一日也可能决定她的未来。女孩抬起头来之前，一切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不漂亮！”男孩的家人表示反对，责怪阿莎浪费他们的时间。
那天下午的残酷现实使曼朱自我武装起来，因此当阿莎叫她端茶出来时，她把头发抚平，眼睛低垂，试着让自己的心保持冰冷。士兵接过杯子，盯着她许久，说：“别站在太阳下，你会晒黑。”
尽管留着小胡子，但他并不难看。曼朱的目光并未垂得很低，因此注意到，他的目光顺着她的身体滑下来。她觉得仿佛被人触摸。有时候她不安地感觉到自己强烈地想被人需要；她几乎已经准备好结婚，准备好接受性爱。可万一阿莎安排的婚事判她被终身囚禁在维达尔巴，曼朱决定她要逃跑。
阿莎一家返回安纳瓦迪的前一天晚上，阿尼尔向他的表亲们说起他做的一个梦：他从农场狂奔而去，曼朱、拉胡尔和加内什在他身旁一起奔跑。“我们全都逃跑了，这让我们的母亲非常生气。她们说：‘你们离开的话，就不准再回来！’我们就说：‘别叫我们回来！我们不想回来！我们要去更好的地方！’我们一边跑，一边开心地笑。”
回到安纳瓦迪，阿莎把悲惨的法蒂玛事件抛诸脑后，也把疯狂的泽鲁妮萨拒之门外。雨季剩下的日子里，她要致力于自我进修。首先，她必须选修一两门大学课程，否则她在默罗尔市立学校幼儿园的临时教职可能不保。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打算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一些老师被迫证明自己也在努力地继续接受教育。幸而，阿莎在恰范马哈拉施特拉公开大学的教授向班上的老师们保证，他会提供年终论文和考试的答案。
然而，阿莎想成为政客，而不是低收入的幼儿园老师。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她认为自己必须抛弃以往的贫民窟作风，一如她抛弃自己的乡下作风那样。这是另一种迁移──阶级的迁移。她告诉曼朱，关键在于：“研究上流人士。观察他们怎么生活、怎么走路、做什么事，然后也跟着那样做。”
阿莎让女儿从小相信自己和安纳瓦迪的其他孩子不一样，甚至比她自己的弟弟们还要优秀。十四岁的加内什脾气温和、优柔寡断，而拉胡尔尽管自信十足，却缺乏野心。放弃酒店的工作后，他对于在机场员工餐厅收拾桌子的新临时工作非常满意。阿莎越来越常在儿子身上看见她老公的影子，既然已经把她认为他们所能学到的东西教给了他们，她就随他们去了—他们如今是安纳瓦迪切洋葱切得最快的男性。只有她和曼朱似乎有可能借着聪明的规划，跃入印度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
阿莎记得左邻右舍听说她仅以七年级的学历取得幼儿园教职时的情形。他们用嘲弄的口吻叫她“老师”。然而，时间一久，头衔固定下来，这些嘲弄便烟消云散。同样，你也能冒充城市上流的一员，待奚落过后，晋升成上流人士。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用心熟记”，正如曼朱在学校里熟背功课一样。
“别害怕直接找上流人士交谈。他们有些人很不错，愿意回答你的问题，”阿莎指示她的女儿，“问他们怎样看起来更体面，并且接受他们的意见。”
最近，阿莎请一个湿婆神军男人对她的形象进行严格批判。“他说，身高够的话就别穿有跟的鞋，因为这会让你身价下跌，”她叙述给曼朱听，“不要把家居服穿到外面去，改穿纱丽。要戴长的曼加拉经[4]，而不是短的。不要看起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算你真的心事重重也一样，没有人想看你脸上那些皱纹。不要和看起来比你糟糕的人走在一起。”
传达最后一点建议时，湿婆神军男人几乎不留情面。一天傍晚，两人一起去市政代表家时，他说：“我看起来很不错，但你看起来很丑，你的丑也让我变得逊色。”
曼朱从大学带回更多的信息：吊坠耳环，下等；小圈耳环，上等。她告诉母亲，上流妇女还穿牛仔裤，她母亲于是批准她购买一条喇叭牛仔裤。有一天，曼朱穿着牛仔裤和桃色亮片二手罩衫照镜子看搭配时，对自己大声说：“选框效果，变身！”这是她在计算机课上练习修图软件时，学到的术语。
在阿莎的妹妹给母女俩剪了个带有羽毛般刘海儿的发型后，这身搭配失色了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羽毛般的刘海儿像毛躁的云团一样高高隆起。不过，利用雨季的时光让自己变得时髦，倒很有趣。曼朱察觉到她母亲突然间对她平等相待，便提出一个新的话题：许多上流人士和他们阶层以外的人通婚，结婚对象由他们自己而非他们的父母挑选。
“有钱人都有这种不一样的思维。”曼朱说道。
阿莎并不想变得那么上流。
阿莎喜欢维达尔巴的士兵，他来自一个相对富裕的人家，可她丈夫基于不太可靠的理由，反对这桩婚事：军人往往像他一样酗酒。保莉特修女至今已两度来安纳瓦迪拜访阿莎，代表另一个可能的新郎进行游说，此人住在毛里求斯，是个中年男子。“他是我哥哥。”修女说道，眼睛快速地眨动。阿莎怀疑保莉特修女其实是拿钱办事。然而从某方面来说，阿莎也是。
安纳瓦迪的大部分居民都认为女儿是累赘，因为嫁妆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阿莎很久以前就意识到，像曼朱这样漂亮、能干、无私奉献的女孩，可能攀上一门相当有利的亲事，因而提升她全家的地位。这位毛里求斯男士虽号称有钱，阿莎却不放心把她唯一的女儿送去非洲，她听说漂亮的女孩在那儿会被卖去当奴隶。她决定暂且不做决定，而去鼓励曼朱扩展她的社交圈，以增加遇到条件更好的对象的机会。
阿莎相信，一个人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应当尽可能尝试多种方法，毕竟你不容易预测何者可行。曼朱的第一个想法是卖保险，就像她的一个大学同学那样。印度人寿保险在利拉酒店旁边的一栋办公大楼为有志成为保险员的人提供免费培训。
阿莎对这家保险公司的电视广告十分着迷，保险能让买得起的人远离印度生活的变幻无常。在一则广告中，年轻的丈夫体贴地为妻子买了医疗保险，后来妻子发生车祸。如今，他的妻子奇迹般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人寿保险竟然让葬礼变成庆典！卖这些保险，能使曼朱有机会接触有钱人，同时还能给家里带来更多的收入。
曼朱学习保险条款的英文名称时，家教学校的孩子们会提早过来给她支持：“未来信心II”“财富信心”“投资信心”“抱负人生”。孩子们的语汇一下子扩及“退保价值”“附约保费”“部分提领”。
受训期间，曼朱了解到，如果直接提起悲剧或死亡，什么也卖不出去。必须强调利润—讲一个男人买了四十种保险，让他家坐望卢比纸钞积聚成堆的故事。
曼朱练习推销话术及辩驳，直到说得流利为止，并且高分通过了期末考试。而后，什么也没发生。她哪认识买得起保险的人？
“人人都想获得利益，”有一天，她对孩子们摇头说道，“他们都说，如果我做这件事，能赚多少钱？大学里的女生也这样说话，即使是在谈到彼此的时候。‘为什么要和那个奇怪的女孩说话，帕拉维？有什么好处？有用吗？’”
妓院老板的十一岁女儿祖布比别的孩子更了解曼朱对追逐利益的担忧。她的父母想卖掉她，祖布觉得自己就要发疯。曼朱只能祷告祖布父母在这笔生意上的冒险尝试以失败告终，就像他们的其他生意一样。
教导祖布这样的女孩子，让曼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明年春天，假使她通过邦考，她就能拥有文学学士学位。卖掉她们家的出租房再多念一年，取得教育学士学位后，她便能成为合格的教师。她不期望在公立学校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往往得用巨额金钱贿赂教育局官员。小型私立学校更有可能，尽管薪资少得可怜，少到她的大学同学都开始担心他们投资在一个愚蠢的职业上。有个女同学打算毕业后到客服中心上班；另一个女同学则认为当厨师赚的钱更多。这群人当中，只有曼朱仍然想去教书。不过，供她磨炼技巧的安纳瓦迪家教学校，一天比一天令她母亲恼火。阿莎觉得，和低等孩子打交道没有任何长远效益。
中央政府通过非营利组织资助曼朱的“过渡学校”以及孟买数百所类似的学校。尽管公共教育资金随着印度财富的新近增长而增加，这些资金仍主要在政治精英间流通。政客和市政官员为取得政府资助，帮助亲朋好友开办非营利组织，至于学校办不办学，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曼朱的学校，在天主教慈善组织“普及教育行动计划”[5]的赞助下开办。比起其他非营利组织，这一组织更注重对穷困学生应尽的义务。管理这一组织的牧师拒绝支付回扣，于是他手下的学校在孟买各地一一关门，安纳瓦迪的学校是其中一个幸存者。慈善机构的督导员每隔一个月左右过来听课、考察并记录。他明白本该由阿莎管理的学校，实际上却由曼朱执教，不过他没有计较，毕竟学生们还是学到了东西。
一天下午，孩子们正在练习英文单词：chariot（战车）、knee（膝盖）、mirror（镜子）、fish（鱼）和hand（手）。“你用两只手来做什么？”曼朱问道。
“吃饭！”
“洗衣服！”
“跳舞！”
“举起来让有些人知道我要揍他一顿……”
大家转过头去。阿莎站在门口，怒不可遏。
“上课有多急迫？”她对曼朱大吼，“是这些孩子重要，还是帮我保持家里的整洁重要？”
脏兮兮的孩子趴在地上，笔记本丢得到处都是。这完全不像一个即将成为管事和民选官员的人的家。求助者随时都可能到来，向阿莎反映他们的难题。早上洗的衣服还是湿的。“好极了，”阿莎摸摸一条毛巾，对曼朱说，“现在外头艳阳高照，你却把衣服晾在屋子里。我不在家的时候，你难道连一件事都做不好？”曼朱转过头去，不让学生看见她的脸。
此后，曼朱开始每隔一天或三天授课一次，孩子们明白她是身不由己。一个新学校在污水湖旁的粉红色寺庙开办时，他们当中不少人被吸引过去，不过，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为取得政府资助，拍摄了几张孩子们在念书的相片后，学校随即关门。
曼朱把新的空闲时间用来实践她扩展社交网络的第二个主意。她加入“印度民防团”，此组织旨在让一群中产阶级市民接受训练，以便在水灾或恐怖袭击事件中拯救他人。
和孟买的许多人一样，她对恐怖主义越来越忧心。七月，班加罗尔发生数起炸弹爆炸事件，而后在艾哈迈达巴德也发生爆炸事件—在市中心共发生了十九起爆炸案。炸弹袭击者并非毛派分子，毛派分子是印度农村的问题。都市的危机来自宗教武装分子，其中有些以安拉的名义行事，他们在写给报社的电子邮件里是这么说的。
作为金融中心的孟买显然会是袭击目标，因此五星级酒店的维安队伍中还加入了嗅探犬。机场里沙包掩体的数量增多；西部高速公路上，则有电子显示牌敦促全民提高警惕：“如你所在地区有生人出没，请速报警。”在曼朱看来，要保护她的城市，相较于报警检举陌生人，民防团似乎是更可靠的方式。
在政府大楼空空的地下室里，她和其他四十位马哈拉施特拉邦民，包括中年妇女和两名充满理想的大学男生一同模拟危机状况，演习救人技术：炸弹爆炸时保持冷静，首先确保自身安全，然后安抚他人，带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在突发的洪水中，南瓜和空塑料水瓶可作为漂浮装置。把丝巾绑在身体虚弱、不能游泳的人身上，拖着他们走。
在这支队伍中，曼朱的身材最纤弱，胜任不了至关重要的抬举移动的任务，因此在演习训练中，她通常扮演受伤的援救对象。她呈大字形躺在铺着油毡的地板上，头发散乱，做出她能想到的印度电影里的痛苦表演，从上气不接下气、惊恐的眨眼，到老掉牙的叹气颤抖。随后，她被抛到某人肩上，带到安全的地方。在这里允许身体接触，而最令人愉快的，是她在维贾伊的怀抱里全身放松的时刻。这位认真的、方下巴的大学男生是领队，他感谢曼朱充当灾民所做的真诚努力。
一天晚上，当曼朱穿着她的新牛仔裤和桃色罩衫离开训练班时，维贾伊喊了她的名字。他们一起穿过马路到公交车站时，他抓住她的手。这是她第一次和男生牵手。曼朱的期望被她受过良好磨炼的务实倾向压制住了，她的务实使她坚定地认为，城里像维贾伊这样的人有比她这种尚未成为上流人士的女孩更理想的选择。
在贫民窟保守秘密是件难事。据阿莎所知，成功守住的秘密就像一种流传的谣言。她晚上去了什么地方、和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随便别人讲，只要没有被他们逮到，她就能否认一切。
此时是她四十岁生日的晚上，低沉的天空挂着弦月，没有下雨。曼朱把切成块的蛋糕分给大家，还有一堆薯片摆在旁边。阿莎搂着她的儿子们，连她的丈夫马哈德奥也带着庆祝的心情抢走她的礼物：一个装满金币巧克力的塑料百宝箱。“应该装真的金币，因为今天是我的四十岁生日。”阿莎笑着说道，一边吃着蛋糕。
她的手机又响了，过去的十五分钟里一直响个不停。她把摆在大腿上的手机越来越深地藏进蓝色纱丽里。一个名叫瓦格的警官急于见她。
“急事吗？”曼朱过一会儿问道，“打这么多次。”
“是那个叫里纳的女人，要找我谈部门的工作。”阿莎谎称那是湿婆神军妇女分会的事务。一分钟后，她犹豫地说：“我可能得过去。”
“什么？告诉她你不能去，这是你的生日聚会啊！”曼朱语调欢快地要求道，而后阿莎接起电话。
“不行，”她对着电话说道，然后停顿许久，“不，不可能。明天好吗？你瞧—”又是停顿许久。“听着，我……”
她突然起身站到镜子前，在脸颊上扑粉，整了整纱丽，梳理她浓密的头发。她看得见丈夫和曼朱盯着镜子里的她。
“我的项链看起来肯定像真的，”她局促不安地念叨，“一个家伙今天在火车站跟我说，把项链收起来，要不然会被偷走。你们知道迦特克帕市场的香菜只要五卢比吗？之前我去那里的朋友家喝茶，错过了公交车。香菜又好又新鲜，比我们这里的好……”
“妈，”曼朱平静地说，“别去了。”
手机再次响起。
阿莎说：“好，我说我这就来。我尽快。什么地方？”
整个手机沾满了粉，在脖子上留下一道痕迹。她流着汗，她的丈夫则泪水盈眶。
“妈，”曼朱又说一次，伸手抓她的手，“求求你，妈！”
然而，阿莎挣脱女儿的手，快速走过广场，经过游戏厅的街童，经过凯悦，一直走到威风凛凛的马拉塔大酒店外头的公交车站，才停下脚步。
这个粉红色的酒店是附近最贵的一家。此时呈现出金粉色，因为数百盏灯照亮了酒店正门前的斋浦尔石。站在酒店围栏外的阿莎也被映得闪闪发光，一边脸颊上留有一道白色的粉痕。
她猜得没错，家里的曼朱在一小块巧克力蛋糕上滴下了眼泪。多年来，阿莎都希望女儿猜不着她和其他男人的事；但此时，她真希望她能把曼朱教得老练些，能理解她的处境。这和情欲或流行无关，尽管她知道，许多上流人士四处跟人上床。这不只是关于被爱和美丽，而且关于金钱和权力。
她的脑袋动得比其他人快，政客和警察终究认识到她的机敏，也渐渐重用她的能力。二十岁时，她是个贫穷的、未受教育的难民，旱地出身，丈夫对工作没兴趣。今晚，四十岁的她，是个幼儿园老师，在她的贫民窟是最具影响力的女人。她让女儿受大学教育，再过不久，她希望能让她嫁得风光。只要曼朱大放异彩，这些交易就值得了，即使她曾做了那些有关艾滋病的噩梦。
她知道，她该去验血，她该查看那位警官是否已经抵达机场大道。然而，一群参加上流人士婚礼的人涌入马拉塔大酒店的草坪。她忘了这天在印度日历中是黄道吉日，占卜家认定适合结婚的日子。一支铜管乐队正在吹奏她分辨不出的音乐，狗仔队竞相拍照，挡住了她看新娘的视线。红色和粉红色的碎纸屑吹过围栏，落在她的脚边，而后，阵阵强风吹走了碎纸。一辆白色警车为她停下来。阿莎缓缓背过灯光、乐队和婚礼，警车的后门朝着她自动滑开。
[1] 印度经典电影，上映于一九五七年，讲述一个农村妇女在丈夫离开又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独自将儿子们抚养长大的故事。
[2] 英联邦运动会（The Commonwealth Games）是英联邦国家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综合运动会。二〇一〇年，第十七届英联邦运动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3] 哈奴曼（Hanuman）神猴是印度神话《罗摩衍那》中的人物，力大无穷，后被视作民族主义和反迫害的象征，集“力量、英勇、自信”以及“爱和忠于神明”等品质于一体。
[4] 一种项链。在印度的婚礼仪式上，新郎在新娘的脖子上挂上曼加拉经，表明新娘从此成为一名已婚女性，并保护新娘不受其他男人以及邪恶鬼怪的侵扰。
[5] 印度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扫除文盲，向贫民窟、农村等地区的儿童普及教育，通过“把教育带到家门口”实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