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打在身上让人刺痛。在这个多雨城市的高地上，有钱人谈论雨季的浪漫：慵懒的性爱、购物治疗法，还有七八月常见的小吃糖耳朵[1]。在安纳瓦迪，污水池不断向前涌进，像活物一般。生病的水牛在潮湿的、不值钱的垃圾堆中搜找食物，把吃下的坏东西排出体外，速度之快，甚至连安纳瓦迪的水龙头都比不上。生病的人们会甩开脚上的烂泥，说：“我的胃在烧，还有我的胸口也是。”“我的整条腿一整晚都是这样。”污水池的青蛙同情地鸣唱，屋子里却听不见蛙鸣。雨水猛烈地打在铁皮屋顶上，仿佛贫民窟的几匹斑马在头顶上方窜来窜去。
有人告诉过苏尼尔，雨水可以洗去人的卑贱。雨水确实洗去了斑马身上的条纹，几个星期以来，这些动物站在那里，瘦骨嶙峋，露出黄色皮毛，变回了老马，直到没落的管事罗伯特用卡尼尔染发剂重新为它们染上黑色条纹。
雨季期间，机场的交通量减少，工程建设暂时停摆，垃圾比其他季节来得稀少。苏尼尔那座米提河上的水泥岩架，也被风雨清扫得干干净净。所幸，他在机场大道沿路的一面墙后找到一丝慰藉：在这湿润多树的地方，开了六朵紫莲。他没把他的发现告诉别人，担心别的男孩会摘下这些花，设法卖出去。
苏尼尔在秘密莲花附近的街道穿梭，寻找坏了的人字拖、塑料瓶和其他废弃物时，有时会走过泽鲁妮萨·侯赛因身边，她一反常态，穿着蒙面罩袍。她踉踉跄跄，试图快速穿过路上的泥坑。
其他拾荒者悄悄地说，为了花钱请律师，她已经卖掉棚屋后边的房间。苏尼尔希望，她为阿卜杜勒所做的一切能把他从拘留所释放出来，因为米尔基很不适合接替阿卜杜勒做称重工作。这个年纪较小的儿子，不清楚任何东西的价值，当苏尼尔和其他拾荒者想帮助他时，他还取笑他们的脓疮。
拾荒者对他们的疮以及他们货物的售价很是敏感。因此，侯赛因家的竞争对手—那个经营电玩游戏厅的泰米尔男人的生意开始蒸蒸日上。
泽鲁妮萨眼看着米尔基的经验匮乏给生意造成损失，可她忙于这桩刑事案件，无法和拾荒者亲自交涉，也忙得没工夫帮她的小孩洗澡，喂他们吃饭。照顾这些小孩，也变成米尔基的任务，因为泽鲁妮萨必须俯身请求的那些亲戚，遍布整个豪雨成灾的城市的贫民窟。“求求你，能不能帮把我生病的丈夫、儿子和女儿从监狱保释出来？”
在每一间棚屋，她都必须坐在那里，面对一小时的惋惜和借口，而后再继续下一个屈辱的造访。只有一次乞求十分短暂。她身穿蒙面罩袍，几乎是游过萨基纳卡贫民窟，才到达阿卜杜勒未婚妻家中，不过很快就要变成前未婚妻了。女孩的父亲看着她，仿佛她在当地酒厂泡了一上午似的，婚事于是告吹。
问题在于，她缺少取得保释金的担保物。她不识字，米尔基于是帮忙审阅她丈夫存放在灰色塑料柜的公文，与几首伊克巴尔的诗和一本乌尔都语版的平装惊悚小说放在一起。米尔基搜出让他家时来运转的五份财产的对应文件：一辆手推车，让他父亲能把垃圾运往回收场，成为拾荒者货物的买主；他们家的棚屋，是从一个对孟买灰心的移民那儿购买的；棚屋隔壁的仓库，让他们家能在市场价格过低时，先不用卖掉他们的货物；平板式三轮车，比手推车能载送更多货物；还有瓦塞那块地的订金。这些文件上，只有卡拉姆·侯赛因的签名。
“妈，放心，我在这儿很好。”克卡珊谎称，这时她的母亲来到柏库拉监狱的女子监区，说明她无法支付保释金的原因。
当泽鲁妮萨来到全城最大、最臭名昭著的拘留所阿瑟路监狱时，卡拉姆却表示无法谅解。为了探望他，泽鲁妮萨必须排四个小时的队，贿赂过警卫和警察之后，才能够走进一扇扇大门。在那些门后，关押犯的总数是官方规定的四倍。
“我简直要疯了！”她的丈夫对她说道。他的囚室挤满了人，谁也无法平躺下来。因为拥挤，他不能呼吸、吞不下食物。他因她向法蒂玛挑衅而对她大吼，随后又叫她把他弄出监狱，仿佛她没努力过似的，仿佛他不是那个威胁殴打法蒂玛的蠢蛋，仿佛他不是那个没把老婆名字放进家族文件的人。
她离开监狱时，对丈夫感到愤怒，但她的愤怒持续不了多久。阿瑟路监狱的恶名，让每个有思考能力的孟买人惧怕，也让泽鲁妮萨惧怕，而此时的她，并不完全能够思考。她那生病的丈夫跟人家吵架，成为阿瑟路的囚犯，面临十年的监禁重罪，这可不是他们打算面对的后果。
一天早上，她站在监狱大门外的浑浊大雨中，拉卢在不断咒骂，因为蒙面罩袍妨碍他吃奶。为了接手机，她换另一只手抱他，手机的主人是她丈夫，如今由她保管。电话那头是她在萨哈尔警察局的唯一盟友警察托卡勒，他比拉卢还要愤怒：安纳瓦迪的其他人是怎么听说他拿了她的钱，在这个案子中帮她的？
泽鲁妮萨能说什么？家人被捕后的几星期以来，她几近疯狂地四处奔波，把每件事都絮絮叨叨地讲给别人听。听见长子在警察局挨打时发出的惨叫声，看见温柔的女儿被警察押进牢里的那一刻，泽鲁妮萨脑中出现了四个字：世界末日。
在那之后，她睡不着觉。在那之前，她也睡不着觉。她几乎不知道这天早上自己站在哪一座监狱的门口。大雨过后白雾弥漫。拉卢骂着：“我要叫那条狗咬你！”骑自行车的男孩呼啸而过，去给上班族送午餐便当。赛菲二十四小时救护车的车胎似乎扁了。
电话中的警察仍在嚷嚷。
“是的，不是的，”她万分焦急地对托卡勒说，“我在外面，我在医院。那些话是谁说的？不，沙巴，不。他们捏造事实，煽动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你生我的气。我在医院，我的身体很不好。请听我说：我儿子的事、我女儿的事让我压力很大。不，先生，我什么也没说。”
日落时分，乌云散去，当雨季的天空出现红色绫纹时，她将跪在警察局外，恳求警察的宽恕。天知道愤怒的警察还可能做出什么伤害她家人的事。
审判可能得等上好多年，而卖掉棚屋后边的房间获得的钱早已用完；米尔基通过买卖垃圾赚到的钱仅够食物和其他一点东西的开销。接下来，她是否该卖掉仓库？随着丈夫被监禁，她成为一家之主，而到目前为止，她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似乎都是错误的。或许，她的确什么都不是，就像她不愿向丈夫承认的那样。
在警察局那天，她应该花钱请阿莎安抚法蒂玛；她应该付钱给宣称掌控证词的特别执行官；她应该避而不谈自己买通托卡勒，要他停止鞭打阿卜杜勒父子、延后逮捕她女儿一事。她只对一个决定有信心，那就是她为阿卜杜勒所做的决定。
警方即将把阿卜杜勒当作成年人起诉，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成年人，也因为泽鲁妮萨没有他的年龄证明，因此，他将被送到阿瑟路监狱，和他的父亲关在一起。
泽鲁妮萨自己也不清楚阿卜杜勒的年龄。自焚事件前，人们问她，她说十七岁，不过谁知道，他也可能是二十七岁。你不会去记一个孩子的年纪—如果你天天都在为了不让他饿死而奋斗，就像其他许多安纳瓦迪的母亲们在子女还小时所做的那样。
阿莎会编造孩子们的生日，如今则以派对和蛋糕确认这些日期。一月份，曼朱连续第二年庆祝她的十八岁生日—这是阿莎的手段之一，以保存女儿作为新娘子的价值。阿卜杜勒从来没要求过生日派对，他要的是一个具体的日期和年份，他的母亲却只能把她所知道的告诉他：
“你出生前，萨达姆·侯赛因已经在其他地方杀了很多人，可能是一或两年前，我不清楚。你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狠狠踢我，比你任何一个弟弟妹妹都厉害，我常常痛得大叫，结果大家开始说，我肚子里怀了另一个萨达姆。你生出来的时候个头很小，像老鼠的儿子，不是什么萨达姆。不过，我们还是给你挑了一个平和的名字，因为我们担心大家的话或许有道理。阿卜杜勒·哈基姆，表示这个人凭他自己的才智拯救其他人。你大一点的时候，我松了口气，因为你身上根本看不到萨达姆的影子。”
倘若阿卜杜勒更像萨达姆，她就不会害怕他同职业杀手、恋童癖和黑手党老大一起关在阿瑟路监狱。她担心由自己挑起的一场争端将使儿子在阿瑟路遭人欺负，或者强奸。为了不让这些事情发生，她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花钱请人为他制作一份年龄记录，确保他被当作未成年人起诉。
她穿过广场去找妓院老板，此人曾被控贩毒、拉皮条、抢劫，天晓得这些年来还犯过什么其他的罪，可他只被关进监狱两次。她想，他对有用的贿赂应当所知甚多。
妓院老板承认这是他的专长之一，他很乐于帮忙，以换取报酬。然而，与年龄相关的档案证明，并不属于他的拿手绝活。
还有谁知道应该向谁贿赂，以及如何制作这样一份记录呢？当然是萨哈尔警方。后知后觉的她这才意识到，有个警察已经暗示她好几天了。
接受警察的忠告后，她把钱寄给默罗尔市立学校，同时也送进警察的口袋，然后拿着需要的东西回到家：一纸伪造的学校证明，指出校友阿卜杜勒·哈基姆·侯赛因今年十六岁。她那几乎不算是孩子的长子，现在至少能被刑法制度当成孩子对待。
孟买的少管所位于东日区，在安纳瓦迪以南二十一公里处。前往少管所的第一段行程，阿卜杜勒被推进囚车的后车厢中，和另外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在班德拉的法院停留登记青少年身份后，他改搭出租车来到东日，只有一名女文官押送他。从女文官的肩上看过去，他能够看到一个穆斯林中产阶级社区生气蓬勃的街头夜生活。
在一座深绿色清真寺的两旁，店面的生意一片繁忙，虽然当时是雨天。清真屠宰店、穆斯林家具商、纳齐尔药店、哈比卜医院、钩子上挂着汤勺的厨具店、鲜黄色大门的餐厅、挂在柱子上用来推销备考课程和宣传有志向的穆斯林政治家的破三角旗，还有一个摆摊卖风车的男人……接下来，街头生活的景象逐渐消失。
庞大的、长满青苔的石墙环抱着一个街区。正面的墙壁上有一扇铁门通往东日少管所，这扇铁门小得出奇。“儿童尺寸。”阿卜杜勒心想。
他本来可以不用低头进门就逃之夭夭，因为他的押送人似乎心不在焉，她的手几乎没抓住他的手。不过，他仍然进了门，沿着一条阴暗的通道走去，墙上嵌有木制印度教神龛。通道尽头，他惊讶地看见一个悦目的中庭，以及一棵棕榈树。
少管所是英国人于十九世纪初兴建的砂岩建筑群，辅以半平房、半窝棚的新建筑。在殖民时期，印度和英国罪犯在这儿上绞刑台，他们的尸骨堆在地下室，至少其他的少年犯在阿卜杜勒进来时是这么对他说的。被绞死者的鬼魂，据说每天晚上都出来活动。尽管阿卜杜勒像安纳瓦迪的许多男孩一样怕鬼，可这些谣传并未引起他的不安。被活人恐吓，似乎削弱了他对死人的恐惧。
衣服被没收后，阿卜杜勒拿到一件稍大的制服，被带往其中一间窝棚似的建筑物，关进一个房间，和其他的新来者挤在一起。房间窗户紧闭，弥漫着污浊的空气和体味。过了一小时，阿卜杜勒感到窒息，甚至觉得自己要精神失常了。“我如果继续待在这里，很可能会把小孩切块吃掉。”事后，他惊讶于自己居然会有这种想法。等到门终于打开，有人向他们分发烤饼时，他已经难受得吃不下了。
接下来他前往典狱长办公室，注册为青少年拘留犯。谢天谢地，这里开着窗户，秃头、胸膛宽厚的典狱长看起来焦虑不安，并不残暴。印度最重要的报纸《印度时报》才刊登了一则少管所的内幕报道《东日之家，人间地狱》，人权运动人士一直在调查关于没穿内裤的孩子们被迫喝马桶水这件事，因此情况很快得到改善。
阿卜杜勒和其他几个男孩坐在房间后边的地板上，等典狱长叫他的名字，把他的个人资料放进牛皮纸档案袋中。典狱长身后的墙壁上有几位印度大人物的肖像，十张脸孔当中，阿卜杜勒能确定其中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甘地，毫无疑问，尽管他在肖像上的眼睛比卢比纸币上的更凸出。甘地关心穷人，喜欢印度教人，也同样喜欢穆斯林，他抵抗英国，让印度自由。阿卜杜勒还认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看起来又白又英俊，和阿卜杜勒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任何印度人都不一样。比姆拉奥·阿姆倍伽尔打着红色领带、戴着黑框眼镜，他为贱民阶层争取人权。在安纳瓦迪，许多贱民家庭都在屋前挂了布满灰尘的阿姆倍伽尔肖像。
墙上的其他脸孔对他而言，就像典狱长桌上摆满的印度众神像一样神秘。他猜想米尔基或许叫得出所有印度大人物的名字，一个男孩子只要有幸上学，都会记得这类知识。
注册之后，阿卜杜勒被带到一间营房，和其他一百二十二个男孩躺在凉爽的瓷砖地板上。窗外传来哗哗拉下卷帘铁门的声响—在石墙外的街区，商家打烊了。他肯定睡着了，因为接下来他听见的声音，已成了洪亮悦耳的唤拜声，那是社区清真寺以扩音器发送的黎明召祷。
阿卜杜勒的父亲认为，向安拉祷告的时候一身肮脏，是大不敬的事，因此阿卜杜勒不常祷告。“就算祷告的时候，我还是在想干活儿的事。”他最近向克卡珊坦承。不过，听见唤拜人召唤信徒，或宣告走丢的绿衣小孩在清真寺等人领回，总让他感到安慰。在拥有这种声音的男人的照料下，他认为所有走丢的小孩定能平安无事。
关于安拉本身，阿卜杜勒随着时日发展出一套基于经济学原理的论证，只因为他对真主的存在缺少强烈的内在感觉。他说：“我花在理解上的时间比其他人长，但是很多聪明的人都相信安拉—伊玛目、唤拜人、做慈善事业的富有穆斯林。这些人怎么可能为一个不存在的真主做这些事、花这些钱？这些大人物不可能随便挥霍他们的卢比。”因此安拉绝对存在，而它肯定也有理由让阿卜杜勒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进监狱。
一个麻脸警卫让大家站起来，他开始分发抹布和水桶，命令犯人前往一长排水龙头那里去。这里的水多于安纳瓦迪，阿卜杜勒洗去他在警察局拘留室流的汗后，感觉好一点了。然而，第二天早上，再次被要求洗澡时，他却感到气恼。
在安纳瓦迪，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须天天洗澡，因为一擦干自己，只会再次弄脏。有时候，他臭到让他的母亲不得不拿条抹布在他面前挥舞：“你这傻瓜，让自己干干净净不好嘛！”对其他人而言或许很不错，但他却认为，每天洗澡不仅没有意义，还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让自己焕然一新，迎接新的一天，或许有新鲜事会发生；他认为还不如在新的一天，承认这天只会和之前的每一天一样沉闷单调。如此一来，你就不会大失所望。
阿卜杜勒跟警卫说，他不想洗澡。警卫回答：“不洗澡就没早饭吃。”这是东日的规定，于是阿卜杜勒决定挨饿。回想起来，他这回闹的脾气有欠考虑。然而，自从法蒂玛自焚后，他和熟悉的事物已经渐行渐远，一身脏污是他与过去仅有的联系，因而必须坚守。
第三天早上，警卫说他不洗澡的话，不仅吃不到早饭，还得被关进那间让他想吃小孩的不通风的牢房，于是他决定服从东日的洗澡规定。到了第四天早上，他的膝盖、耳朵和脖子史无前例地干净。这次意义重大的投降，换来的早饭却令人丧气。饭里有石子，面包难吃极了，要是他母亲拿出这样的面包，他会放进口袋，拿去喂猪。在他的营房中，多数男孩都是穆斯林，他们坐在地板上用餐，嘲笑差劲的伙食。他们把少管所叫作“零头”之家，“零头”指一文不值的东西。
早晨，营房门打开，“零头”们被放出来。在中庭，男孩子们奉命绕圈跑步，随后放声高唱国歌。接着，他们再被送回营房，坐在地板上，什么也不干。而在典狱长办公室，教育和职业培训活动的官方时间表却张贴在醒目的地方。这种矛盾并未让阿卜杜勒感到困扰，毕竟在东日，无论发生什么事或不发生什么事，都比在阿瑟路监狱安全。
其他被关押者把空闲时间拿来说故事，为彼此的案情提供建议。有个建议被反复提出：“他们说你做了什么，你承认就是了，他们就会放你出去。”不时过来的律师，也对他们的被告人这么说：“认罪，案子就此了结，你就能回家去。”
阿卜杜勒很想回家，打算承认在法蒂玛自杀前揍了她。想到她已经过世，仍让他觉得奇怪，因为在安纳瓦迪，他不曾当她完全活着，就像他的许多邻居一样，他认定她有身心障碍问题，于是随意轻视她的存在。然而，就像他在警察局了解的那样，身心障碍和死亡是两回事。
在营房的某天晚上，一个十六岁少年向其他男孩子坦承，他拿刀捅死了自己的父亲。此举事关荣誉，他说，因为在这之前，他父亲勒死了他母亲。然而，警方将两起命案都归咎于他。
这在阿卜杜勒听来像是电影情节。对其他犯人而言，这个男孩清白与否，不如他声称自己出身有钱人家来得有趣—他的银行账户里有两百五十万卢比，相当于五万六千美元。“这么说来，你父母死了，现在你成了阔少。”其中一个男孩向这个杀死自己父亲的凶手指明这点。即使男孩说明双重杀人罪会影响遗产，其他孩子仍继续谈论他所能买到的车子和衣服。
许多孩子之所以被羁押，是因为他们被发现在打工。在阿卜杜勒小时候，童工即已遭到禁止，但直到如今，这个法令也只是偶尔执行。
两个看起来像是七岁的孩子在廉价旅馆扫地时被抓起来。他们让阿卜杜勒想起他的小弟弟们，和他们在一起使他情绪激动。他看不出政府有什么理由，把他们从父母身边夺走。穷到年纪轻轻就得干活儿，似乎已经算是一种惩罚。
阿卜杜勒知道自己不擅于交谈，因此在东日的头几天，他不跟别人往来，然而，监禁七岁孩子这件事令他火冒三丈。“你看看他们的脸，对生活多么热情，他们会打破这座监狱的围墙。政府官员应该让他们工作，让他们自由。”
只有在被羁押时他才想到，在安纳瓦迪这种都市里的肮脏角落，苦役也可能被视为自由。他很高兴来自其他都市肮脏角落的男孩们一致同意他的看法。
一天早上，阿卜杜勒唱国歌时，一名泰米尔妇女因为养不起两岁的儿子，把他留在典狱长办公室外面。阿卜杜勒不忍心看她脸上那副悲伤的表情。同情他人与他的本性不符，他在安纳瓦迪见过更糟的情况，然而，他在那儿承受的工作压力和忧虑，使他变得麻木不仁。
小时候，他家的棚屋倒塌，除了他之外，每个人都受了伤。他的母亲常说，是他的自私救了他。那时她煎了一片厚叶当晚饭，阿卜杜勒在他那份被父亲咬了一口时，惊慌地拿着剩下的叶子，从屋里跑了出去，没过多久，墙就塌了下来。
被监禁时，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存，没有什么需要买卖或分类。后来他意识到，这是他头一次长时间的休息，在这期间，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一天早上，他和几名囚犯被送往警察部门管辖的一家小医院，由指定医师为疑似超龄的少年犯检验年纪，十八岁以上的人得被送去阿瑟路监狱。
在检验室里，一名医疗助理为阿卜杜勒量身高体重：大约一百五十五厘米，四十九公斤。他光着身子躺在一张桌子上，他的阴毛被判定为正常，脸部毛发被归类为“接近成人”，右睫毛上方一个隆起的旧疤被写入档案。随后，一名医生带着检验结果走进房间。阿卜杜勒如果缴付两千卢比，就算十七岁；如果不缴钱，就是二十岁。
阿卜杜勒怒气冲冲地坐了起来。他没有两千卢比，不知道这位有钱的医生是怎么回事，竟然要一个被关押的少年付钱。医生举起手来，可怜巴巴地说：“没错，跟你这样的穷小子要钱很荒唐，可政府付给我们的钱不够我们养孩子，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贿赂，当个混蛋。”他对阿卜杜勒笑了笑：“这年头，为了钱，我们几乎可以不择手段。”
阿卜杜勒不禁为这位和蔼的医生感到难过，更何况这家伙最后动了怜悯心，证明他十七岁。过了几天，阿卜杜勒甚至对一个孟买警察产生了关怀之心。
一个体重过重的警察把一批孩子送到少管所后，向一名警卫说起他心脏的毛病。“你以为你想当警察，可事实上你不行，因为它会要你的命。”警察说道，一面擦去额上的汗水。随后，他说起另一个肺部有毛病的警察，一个罹患癌症的警察，还有一些人因压力导致生病，他说他们每个人赚的钱都不够多，请不起像样的医生。阿卜杜勒从前不曾把警察想成有心有肺、担忧金钱和健康的人，现在这世界似乎充满像他一样生活贫困的人，这使他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一天下午，东日的男孩子们听说他们有事可做，都感到意外，或许因为人权运动人士经常带着记事本出现吧。六十个新来者被赶进一个水泥砖砌成的房间，里面有一块黑板和一张警告抽烟危害健康的海报，他们要等一个老师—一个被热情地称为“师父”的人—过来。
师父现身时，阿卜杜勒微微感到失望。这家伙完全不像他的头衔那么威严。他是个矮胖的中年印度教徒，头发高高蓬起，一双水汪汪的、发红的眼睛让阿卜杜勒想起他的母亲，长裤底下则露出一大截中筒袜。接着，师父开始讲话。
他一开始先讲了一则故事：一个少年不听父母的话，最后被关进阿瑟路监狱。师父列举少年在监狱碰上的可怕经历时，流下了眼泪。情况非常悲惨，他几乎不忍心讲出细节。随后，他提到其他不尊重法律的少年、带给他人痛苦的少年，那些少年就像他在这个房间看到的男孩一样。“你们如果是我的孩子，说实话，我早就会抛弃你们。”师父说道。随后，他为他们的未来—他似乎可以预见的未来而哭泣。
按照师父的说法，房间里的少数几个男孩可能改过自新，过令人羡慕的生活。这些人将得到回报，然而，其他人可能继续过苦日子，继续犯罪。懊恼的家人不再到牢里探望他们，他们出狱时已经年老衰弱，或许将死在街上，无人关爱。
师父为那些打孩子、不花时间跟孩子说理的父母而哭泣。有意思的是，他还为自己离婚而哭泣，说他的老婆如何对他母亲犯浑，以及他如何在离婚协议中失去一辆大车。谈起他漂亮的新任女友时，他才高兴起来。
每当师父哭泣，无论是为了他失去的车子或为了东日囚犯的命运，男孩子们也跟着哭起来。阿卜杜勒这辈子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哭过。这些泪水，不是他被萨哈尔警方鞭打后流的泪水，而是振奋的泪水。他从来没遇到过像这位师父一样豁达风雅的男人。
阿卜杜勒不愿意说明自己在听师父讲话时的感受，因为那种描述可能并不准确。然而，他对师父有很强烈的感情。师父允许他成为学徒。
他不是什么优秀的学徒。他不很了解关于尸毗王[2]把自己的肉体献祭给老鹰的印度神话，这则神话，和父亲在他行为不端时讲到的另一个国王、他的混账儿子和一只猴子的故事，似乎并无二致。然而，父亲的国王故事让他感到愧疚；而师父的故事，却点亮了一条正直的道路：当一个仁慈高尚的人，献上你的肉体，允许世上的众多老鹰吞食你的肉体，总有一天，正义将归属于你。这样度过一生将痛苦无比，阿卜杜勒却被美好的结局所吸引。
他评估自己在某些方面还算正直。他抗拒吸食Eraz-Ex、喝私酒、涉足妓院，或他觉得可能对他的警觉心和工作能力造成危害的种种娱乐活动。他拒绝怂恿其他男孩偷东西，即使这意味着输给拥有电玩游戏厅、为增加收益而出借剪铁丝网工具的泰米尔男人。阿卜杜勒从来不打架，只是有时候会说谎，他也极少说出对父亲的不满。然而，他原本可以更好、更正直，现在他依然可以。
他将断然拒绝购买他认为是偷来的任何东西，即使只是偷来的垃圾。他决不承认他未对法蒂玛做的事，即使这能让他脱离东日少管所，即使他家的收入因他不在家而受到影响。
对他的家庭来说，阿卜杜勒的体力是至关重要的事。他是那个埋头苦干的人，他的道德判断无关紧要，他甚至不确定他具有任何道德判断力。然而，当师父提及“尊严”和“荣誉”时，阿卜杜勒认为师父炽热的眼神越过一排排人头，在他一个人身上停驻下来。现在还来得及，在他十七岁或不管多少岁的时候，努力对抗他的世界和他的天性当中存在的腐败势力。一个笨手笨脚、没受过教育的男孩仍能拥有正直的内心。他打算牢记这点，以及师父所说的其他一切道理。
[1] 印度常见的一种甜点，将面粉加工成环状，油炸后浸入糖浆中，口感酥脆，甘甜清香，有嚼劲。
[2] 古印度阎浮提洲国王，广施仁政、怜悯众生。在印度神话中，他为了解救一只即将落入鹰口的鸽子，愿意割下自己的肉给鹰。鹰和鸽子实际上是印度教天神帝释天及其大臣毗首羯摩天的化身，以考验尸毗王是否真的一心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