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蒂玛划火柴之前盘起的头发已经散开，此时她的脸又黑又亮，仿佛奉命为迦梨女神[1]雕像漆上眼睛的画匠太过投入，把整张脸都涂黑了。服务孟买西郊穷人的库珀医院的十号烧伤病房里没有镜子，但她不需要照镜子就知道自己成了“大人物”。肿胀只是一方面，这场火还在其他方面壮大了她。
她那骨瘦如柴的丈夫背着她离开安纳瓦迪时，她开始被当成重要人物对待。“我对自己做了什么啊？”她冲着凯悦附近投以同情眼光的围观人群叫嚷，“既然都做了，我就要他们付出代价！”
由于可能对椅套造成损害，没有一个司机愿意载她这种状况的女人。不过，有三个年轻人出面干预，威胁要司机的命，司机才送她去医院。
而在库珀医院，在牛虻般嗡嗡作响的日光灯下，她仍然觉得自己像个举足轻重的人。小小的烧伤病房里虽然充斥着臭纱布味，但同许多病人躺在地上的普通病房相比，这里已经算是不错的地方，她只和另一个女人合住，那女人的丈夫发誓他没点燃那根致命的火柴烧伤他的老婆。她拥有了她的第一张海绵床垫，此时浸泡着尿水。她的鼻孔插了一根没接上任何东西的塑料管。静脉注射袋上插着用过的注射器，因为护士说，每回更换新的注射器很浪费。她身上有生锈的金属装置，防止污迹斑斑的床单粘住她的皮肤。不过，法蒂玛在烧伤病房的一切新体验中，最出人意料的是有不少安纳瓦迪的妇女前来看望她。
首先来访的是她昔日最好的朋友辛西娅，法蒂玛把目前的状况怪罪到她头上。辛西娅丈夫从事的垃圾买卖生意随着侯赛因家的生意日渐兴隆而一蹶不振，辛西娅于是鼓动法蒂玛做一件戏剧性的事，引发一起刑事案件，陷害击败她家的那一户人家。法蒂玛事后才了解到，这是个可怕的提议，尽管辛西娅带来的香蕉奶昔很不错。
泽鲁妮萨也来了，法蒂玛某天上午瞥见她蜷缩在病房外。接着，在阿莎的带领下，又来了四个邻居。阿莎来看她，使法蒂玛感到荣幸。在安纳瓦迪，这个湿婆神军党女人对她视而不见。现在，阿莎递来酸橙汁和椰奶，在法蒂玛焦黑的耳朵边说悄悄话。
她提醒法蒂玛，她和侯赛因家之间发生的事，有几百个人在广场上亲眼看到了，法蒂玛不该谎称被揍或被焚。“要这种自尊心能干吗？”阿莎想知道，“你烧坏了皮肤，干下这件蠢事，还一心想报仇？”
阿莎打算当中间人，寻求和解，避免引发一起刑事案件。法蒂玛如果承认侯赛因家没有攻击她的话，泽鲁妮萨愿意支付私立医院的病床费，并且给法蒂玛的女儿一些钱。法蒂玛明白，阿莎为解决这场纷争，打算从泽鲁妮萨那儿收取回扣。她虽然被烧伤，脑袋却清楚得很。可如今说实话为时已晚，她已经向警方提出指控。
抵达库珀医院后，法蒂玛说卡拉姆、阿卜杜勒和克卡珊放火烧她—她的陈述迫使警方在午夜过后前往安纳瓦迪逮捕卡拉姆，那时阿卜杜勒已经躲进了他的垃圾堆。然而次日一早，萨哈尔警方获悉法蒂玛的供述与事实不符，她八岁的女儿努俪陈述时还特别指明：她从屋子上的一个洞里，看见她的母亲放火自焚。
要让对侯赛因家的指控成立，并从他们家榨出钱来，必须要有一个更合理的受害者口供。为帮助法蒂玛做出这种陈述，警方派了一位美丽、丰腴的政府官员前往库珀，那是一个戴金框名牌眼镜的女人，她在阿莎来到前不久，才离开法蒂玛的病床边。
马哈拉施特拉政府的特别执行官普尔妮玛·帕伊克劳受命到病床边记录受害人的证词。她体贴入微地帮助法蒂玛，为导致她自焚的种种事件建构一份新供词；甚至在法蒂玛承认她读不懂执行官所写的声明，也没办法在声明书下方签名时，戴金框眼镜的女人仍然彬彬有礼。反正按手印也行。
据特别执行官了解，煽动一个人尝试自杀，在印度属于重罪。英国人制定了这个严格的反自杀条款，以终止自古以来，家族为节省开销而鼓励寡妇陪葬的习俗。
在新供词中，法蒂玛承认自焚，而后把自焚之举的责任天衣无缝地转嫁给其他人。她如实报告，克卡珊在日落时辱骂她，说要拧断她的另一条腿。她如实报告，卡拉姆扬言揍她，还要她丈夫出一半的钱，修理隔开他们屋子的墙。她并未提及泽鲁妮萨，因为她有最好的不在场证明—法蒂玛自焚时，她正在警察局。相反，法蒂玛把控诉重点放在阿卜杜勒身上。
阿卜杜勒·侯赛因威胁她、掐她，她在证词中说道。阿卜杜勒·侯赛因痛打她。
如果不把那户人家干活儿最多的小子揪出来，怎么能击垮他们家？
“我左腿瘸了，不能还击。一气之下，我把屋子里的煤油倒在自己身上，放火自焚。”她的证词以此作结。
特别执行官普尔妮玛·帕伊克劳在证词中加入：“在明亮的日光灯管下做的记录。”而后她离开病房，去展开真正的工作。有了这份修改过的证词，和其他几份她希望能受她左右的安纳瓦迪目击证人的证词，她认为自己能从侯赛因家获得可观的利润。
住进公立医院的第三天，法蒂玛脸上焦黑的皮肤皱了起来，使她杏仁状的眼睛变成圆形。她看起来好像很惊讶，仿佛不知道点燃火柴会发生什么事。“我越说越痛。”她对站在病床边的丈夫说道。尽管疼痛，她仍然觉得偶尔非朝他大吼不可，虽然她的音调比过去低了不少。
她的丈夫一直是大饼脸，可现在，他的脸似乎一天比一天长。他虽然拥有垃圾分类者高超的整合力，但悲惨的状况使他变得笨手笨脚。就连把药丸磨成粉这种体力活儿，都让他感到十分复杂。他把带过来的面包捻成面包屑喂法蒂玛吃。
幸亏她不是太饿。数百万穷人要靠库珀医院治病，但那儿只有五百个床位，也不提供食物和药品。“今已售完”是护士的官方说法；窃取供应箱里的药品转卖出去，则是非官方说法。病人需要的药品，家人必须从街头买来，带进医院。医生建议的烧伤专用药膏—磺胺嘧啶银乳膏，一条要价两百一十一卢比，两天就会用完；为了再买一条，法蒂玛的丈夫必须借钱。涂药膏时，他唯恐弄痛妻子，尤其是在碰到她那已无血色的肚皮时。他原以为护士或许愿意帮忙，但他们都避免和病人直接接触。
年轻高大的医生不介意碰触病人。一天晚上，他过来伸直法蒂玛的一条手臂，接着又伸直另一条，然后她那变黄变黑的绷带松开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对医生说，“我觉得很冷。”
“每天喝三瓶水。”他说道，然后把肮脏的绷带捆回原处。但法蒂玛的丈夫买了药膏后，没钱买瓶装水。医生在背后说他这老头子不负责任，不能提供老婆需要的东西。
法蒂玛的丈夫为购买医药用品而回去干活儿时，改由法蒂玛的母亲照顾病人。“隔壁那家人放火烧我。”法蒂玛告诉她母亲，接着，对于发生的事，她又编了另一套说法，使她的母亲困惑不解。法蒂玛如今自己也感到困惑，不想从头再解释一次。她的任务是康复，既然侯赛因家的阿卜杜勒和卡拉姆已被警察局扣押，指控细节就交由警方操心了。
鱼唇警察第一次抽下皮鞭时，皮鞭尚未落在阿卜杜勒身上，他便尖叫起来—那是从一大早跑去警察局投案时，便在他内心酝酿着的号叫。
沿着机场跑去时，他希望自己或许能解释前一天晚上和法蒂玛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至少献上自己的身体，让父亲免受暴力。或许，他趴在木桌上挨的打，原本可能落在他父亲身上，他并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是，警察不听他的话。他们不想听一则有关火爆脾气和破烂砖墙的故事。他们似乎要阿卜杜勒供认，他把煤油泼在一个残疾女人的身上，随后划了火柴。
“她就快魂归西天了，那可就成了三〇二条款啰。”一个警察对阿卜杜勒说道，语气在这男孩听来像是幸灾乐祸。阿卜杜勒知道三〇二条款，在印度刑法中指谋杀罪。
在接下来不知多久的鞭打后，母亲的声音唤回了他的意识。她似乎就在警察所谓的会客室外面。“别伤害他，”她用相当大的音量恳求，“和平解决吧！手下留情！”
阿卜杜勒不想让母亲听见他的叫喊，他尝试汇聚自己的自制力。盯着手铐无济于事，盯着鱼唇警察或他卡其制服裤上笔挺的线条，也同样无济于事。他闭上眼睛，试着回想上次祈祷时的关键词。
他的努力没能帮助他保持沉默。他的叫喊声和接下来的啜泣声，都传到马路上去了。后来，看着警察亮闪闪的棕色鞋子离开后，他设法告诉自己，他并没有出声。尽管在他挨打时，他母亲的哀号声变得震天动地，但这并不见得代表什么。从他母亲的性情来看，她很可能早就哀号了一整天。
幸好，她的痛哭声此时从更远处传来。或许警察嫌她太吵，把她拖了出去。机场管理局改善了警察局老旧平房的周边用地，种了粉红色的花和热带植物，这些植物的叶子就像停在附近的新吉普警车一样闪闪发亮。阿卜杜勒希望他母亲赶紧退到这块狭长的花园之外，他宁愿想象她待在家里。
关押他的大牢房里住了另外七名囚犯，包括他的父亲，他也在阿卜杜勒面前遭到鞭打。这地方跟阿卜杜勒在萨基纳卡游戏厅里观赏的电影中那些家具稀少的牢房大不相同。相反，房间里有数张金属椅子、一张桌面铺着叠层板的漂亮大木桌和四个新铁柜—那是阿卜杜勒见过的最好的柜子。高德瑞治牌，漆了铜色、天蓝色和灰蓝色。两个柜子的门上，嵌有闪闪发亮的镜子。除了紧张气氛和尖叫声外，其他一切都让他仿佛身在橱柜展示间。
萨哈尔警察局内另有其他更正式的关押处。阿卜杜勒和父亲被关押的房间是累犯所谓的“普通牢房”—一间大办公室，警方的文书工作就在这儿完成。根据官方记录，侯赛因父子未被逮捕、未被关押，这间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不在记录之中。被关押者一致同意，这间房间最值得称道之处，是一个能让亲友递来香烟和慰问品的小窗口。
阿卜杜勒一直等着苏尼尔、偷垃圾的卡卢或其他哪个男孩来看他，问他好不好。他想象着自己的回答：不好。然后又想象其他令人放心的回答。然而，除了他母亲之外，没有人来看他。到了第三天，他不再期待有其他人来。
“你为什么对一个残疾人做这种事？”警察一次又一次问他相同的问题。
阿卜杜勒的回答有些无力：“先生，像我这么懦弱的人，挨了这么多巴掌，早就跟你说实话了，可我没做啊！我们大家只是骂来骂去。”
他还有一个不太有用的回答：“请您到安纳瓦迪问问大家，当时在场的人那么多，我根本没碰她。我为什么要和女人斗，更何况是个一条腿的女人？问问任何人，我戏弄过女生吗？我不打架、我不跟任何人说话，我只戏弄我的弟弟米尔基。就算是以前，我也从来没打过他，即使我知道他是我的弟弟，我可以打他。”
然而，他担心警方不会去安纳瓦迪问大家。于是无可奈何地答道：“她一气之下就自焚了。她跟我妈起了小争执，然后把事情闹大。说这些有什么用？她做了那件事、说了那些话，可是因为她烧伤了，你就只会听她说，不会听我说。”
警察问他父亲的问题更有趣，比方说：“你干吗生这么多孩子？你现在没办法养他们、教育他们了。你要在牢里待上很多年，连你的老婆都会忘记你长什么样子。”
“看他们打你，还不如我自己挨打。”阿卜杜勒对父亲说道，他父亲也在一个失眠的晚上，对铐在一起躺在地上的阿卜杜勒这么说。卡拉姆两个星期前在私立医院接受的氧气治疗的疗效已被抵消。
他们躺在瓷砖地上时，卡拉姆试图让儿子相信，警方并非真的相信他们想杀法蒂玛。他低声说，警察对于实际上发生的事，现在应当至少有些了解，毕竟现场有数百个目击者。不过，残疾女人所经受的细节不是警察最关注的事。他对儿子说，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从这起悲剧中获利。“看来，你在安纳瓦迪赚了大钱。”一名警察一再对卡拉姆说道。
他们的想法，是要让惊恐的犯人付出一切，让他们向放高利贷的人借所能借到的一切，以避免不实的刑事指控被记录下来。鞭打尽管有违人权法，却相当有效，因为这能提高囚犯为获释所愿意付出的代价。
阿卜杜勒如今了解到，印度刑事司法制度如同垃圾市场：清白或有罪，就像一公斤塑料袋一样，可供买卖。
阿卜杜勒不确定，他家在整修屋子和支付他父亲的住院费后，还剩下多少钱。不过他认为，为了清白，剩下的都应该缴付出去。他想回家，回到那个他讨厌的地方。
“万一法蒂玛明天就死了呢？”卡拉姆说道。阿卜杜勒知道他父亲在自言自语，并非在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们现在付钱，而法蒂玛却死了，他们的存款将付诸流水，警方仍可能以刑事案件控诉他们。到时候，他们怎么付得起律师费？他父亲每回提起“律师”这个令人倾家荡产的词，声音就变了。另一个被警方非正式关押的男人之前受过审，他警告说，假如他们用市政府的公共辩护律师，可能会永远被关起来。
随着关押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阿卜杜勒和父亲不再讲话，阿卜杜勒觉得这样也好。他能说什么？难道要说，如果父母像他一样多疑而警惕，他们就会避免和独腿婆子起争执吗？在回答过首席调查员尚卡尔·叶岚副督察的所有问题之后，他们宁可假装累得不想讲话。阿卜杜勒如今断定，叶岚的嘴唇，看起来不像鱼唇，反倒更像猴唇。
每一天，有时候一天两回，憔悴的泽鲁妮萨会出现在囚室窗口，说明他们的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阿莎说，想让案子私了，得花五万卢比。当然，钱并非全进她的荷包，她得付钱给警察，还得用一笔更合理的钱，安抚法蒂玛的丈夫。
在自焚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泽鲁妮萨对阿莎甚为感激。阿莎尽管在政治上对穆斯林和移民反感，却能为侯赛因家努力争取利益，而且不收他们一毛钱。除了要求法蒂玛收回她的不实声明，她还陪同泽鲁妮萨前去警察局，再三向警方强调法蒂玛放火自焚。但这种尝试干预的企图并未成功。一名警察大吼：“你们两个女人自以为是警察吗？滚吧！我们自己会去调查！”阿莎在安纳瓦迪虽有势力，但在贫民窟的范围以外可不见得。
在囚室窗口，泽鲁妮萨对丈夫说：“重点是，阿莎免费帮忙了几天，但现在她却说我坐在钱堆上，必须掏腰包才行。为了把你们两个弄出去，我愿意付钱，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付钱给她就没事了。”
泽鲁妮萨已经付钱给警察托卡勒，也就是她和法蒂玛争吵后，在警察局要她把“账”结一下的那个警察。自焚事件过后，他告诉她，他能确保调查“公正”，保证她的丈夫和儿子在拷问过程中不受重伤。“我告诉他，我愿意照付，我想他真的为我们难过，”她对丈夫说，“他知道这是一场诬陷，而且他原本可以索取更多更多的钱。”
在医院提取法蒂玛证词的特别执行官也想要钱。她已经拜访过泽鲁妮萨，告诉她那份证词以及安纳瓦迪其他证人的证词都由她控制。她对待泽鲁妮萨就像对法蒂玛一样体贴入微，她两手一摊，说：“你要我怎么做？有利的证词还是不利的证词？我为政府工作，我说什么都算数。一切掌握在你手中，你得快快决定。”
泽鲁妮萨告诉丈夫：“她和阿莎一样，说我们付的钱不是给她自己，她还得把钱给法蒂玛的老公。可我已经直接告诉他，我会帮助他的女儿，还会把法蒂玛送去私立医院，付清所有的费用，包括床位、医药、食物的开销。我不敢付钱给这个控制证词的女人，万一她从法蒂玛老公那里偷了这笔钱，让法蒂玛继续待在库珀医院，那该怎么办？”
“你提起私立医院的时候，她老公怎么说？”
“他一句话也没说。他很难过，没办法做决定。真是疯了，他难道要她死，好讨个新老婆吗？库珀医院会害死她，那我们的一切就……”
泽鲁妮萨听米尔基唱过一首打油诗：“进库珀，上天堂。”万一法蒂玛上天堂，泽鲁妮萨的丈夫、儿子和女儿将面临十年或更长的徒刑。
卡拉姆也认为，他的妻子无须理会特别执行官，应该为私立医院的事，继续向法蒂玛的丈夫施压。
“我会的，”她说道，一面哭了起来，“但你知道可能的后果。女官员很可能恼羞成怒，让调查人员相信那些要我们好看的人所说的证词。如果这是我们自己的村子，我们自己的村民，我们或许能期待目击者因为关心我们，就实话实说。可在这个城市，我们只能孤军奋战。”
某天晚上，下起了微雨，阿卜杜勒听着雨打在警察局的屋顶，想起一部他和卡卢看过的动作片《囚室惊魂》。主角坐了多年牢，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在一无所知当中发了狂。
卡卢喜欢结局部分：那家伙从监狱逃脱，得知自己坐牢的原因，便把害他的人通通锤死，尽管他自己的背上也被插了把刀子。阿卜杜勒至今仍记得其中一个情节：那家伙仍在坐牢时，在囚室的一道砖墙上凿了好多年，终于凿出一个小洞—那道墙显然比侯赛因家和法蒂玛家之间的墙来得坚固。接着囚犯探出手去，怀念雨打在皮肤上的滋味。
在家时，阿卜杜勒从来没怎么想过自己的未来，除了住在瓦塞的模糊幻想，以及与健康有关的更具体的担忧之外。他的肺是否和父亲一样每况愈下？他的右肩是否向前弓起？这是蹲着身子捡十年破烂的可能后果。
由于很早接受垃圾分类的生活，他自认和米尔基、几乎拥有一切的曼朱，或安纳瓦迪其他自认将成为另一种人的年轻人，是不同的族类。阿卜杜勒追求的未来和过去一样，只是赚更多的钱罢了。一个赚钱不多的邻居的怒火，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他不清楚母亲说得是否对，她说在早期的和平年代，穷人俯首听命于各自的神明，因此对待彼此也更友善。他只知道，母亲并非真的渴望同舟共济的贫穷。她对卑贱的生活了如指掌，回忆起来就痛恨不已，所以她让自己的儿子学会面对残酷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个时代，有人成功，有人失败。还小的时候，母亲就让他了解，他必须成功。他们在二〇〇五年的洪灾中损失惨重，可许多安纳瓦迪居民也跟他们一样。他觉得母亲并未让他做好独自失败的准备。
今天是几号？他在这儿多久了？他挨了一顿鞭打，隔壁房间的电话在响，阿卜杜勒断定那是某个控制中心，因为有收音机的嗡嗡响声。所有的警察都说马拉地语，他努力想听清楚。尝试搞清楚警察说的话，使他除了担心明摆着的清白问题以及在囚室挨打之外，有别的事情可做。
警察鞭打他的双手，那是他干活儿必不可少的身体部位。他小小的手青筋突出、带着橘色锈斑，还有几道愈合的伤口—受伤是干这行常有的事。这双手只受过一次重伤，那次有根自行车辐条深深切入了手中。
他的思考稍稍被打断。隔壁房间里的电话交谈声逐渐消失，直到后来声音重新出现时，他才觉察到，一名警察提到了他。
“攻击瘸子的那些人……不是爸爸，是儿子……可是没有人挨打啊，阿莎……不，不是那么回事。”
安纳瓦迪的阿莎打来电话。她打电话来，或许是为了把殴打一事搞得更严重，好让他的母亲改变主意，决定给她一点好处。
突然间，警察托卡勒站在非正式囚室中：“阿莎说，这小子没放火烧任何人，也没在安纳瓦迪制造任何麻烦，所以打他也没有用。”他对手持鞭子的同事说道。阿卜杜勒被从轻发落，他和父亲都没再挨打，阿卜杜勒的脚镣也被解开。
阿卜杜勒尝试搞懂这次缓刑的缘由：阿莎的儿子拉胡尔是米尔基最好的朋友，或许是拉胡尔说服他母亲保护阿卜杜勒；也可能阿莎多年来看着阿卜杜勒在广场上做垃圾分类，看到他是个吃苦耐劳的孩子，一个沉默的失败者，不该受到凌虐。
阿卜杜勒的父亲猜得比较对。这通电话可能是专为他们父子演的一出戏，指望他们向泽鲁妮萨报告这件事。阿莎和托卡勒经常携手合作，此时，托卡勒正在展现他的势力，设法不让阿卜杜勒和他父亲在扣押期间受重伤—这就是他给泽鲁妮萨的保证，用以换取酬劳。对阿莎来说，这出戏则得以向侯赛因家证明，她在萨哈尔警察局确实具有影响力，从而增加她也分得一杯羹的可能性。
然而，卡拉姆不打算跟他那备受伤害的儿子说明缓刑背后的利益因素。他想，最好还是让这孩子相信，有人留意到他为全家付出的努力，出于善心，决定为他辩护。
自焚事件过后第四天，日落时分，一名穆斯林托钵僧带着孔雀羽毛扫帚，来到安纳瓦迪赐福驱邪。因为住在安纳瓦迪的穆斯林极少，托钵僧难得来一次，他们的客户多半付钱请他们提供灵界服务。阿卜杜勒的姐姐克卡珊见到这位老翁时，跳了起来。她的母亲担心一个漂亮的女孩在警察局可能会出事，因此恳求警察托卡勒尽可能拖延克卡珊被捕的时间，然而，克卡珊如今接到前去自首的通知。她感觉迫切需要托钵僧的祝福。
她从胸罩里取出一张十卢比纸币，托钵僧用扫帚触碰她的头顶，她闭上眼睛。他并未拿扫帚打她—像某些托钵僧在进行念咒仪式时所做的那样，这使她松了口气。她希望这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恶魔盘旋在她上方。克卡珊坐着不动，让托钵僧的祝福渗透全身。同时，托钵僧朝法蒂玛家门口走去。
法蒂玛的丈夫愤怒地冲出屋子，怒目而视：“你没手没脚啊？你来找我讨钱？看在老天的分上，去赚你的钱，找份工作吧！”
托钵僧望着天空，抚弄柯泰衫[2]口袋里的金丝线，往后退去。
这下，克卡珊沮丧万分：“真主安拉！他居然赶走托钵僧，接受他的诅咒？”克卡珊担心法蒂玛的丈夫对托钵僧的说话方式，会使他自己陷入厄运；而他可能遭遇的厄运，也可能毁了侯赛因家。
“那男人怎么回事？”托钵僧想知道。
“他的老婆自焚了。”克卡珊低声说道。
“她什么时候死的？”
“不！不！”克卡珊喊了出来，“保佑她活下来吧，否则我们可惨了。”
法蒂玛的女儿努俪挨着克卡珊。这女孩从看见她母亲自焚以来，就一直倚靠在克卡珊身边。“我今天扮演男生，”努俪说，“讲话也像男生。”
“就像我妹妹塔布一样，”克卡珊心不在焉地回答，“她只想穿男生的衣服，要不然就大哭。”克卡珊决定不让自己哭出来。
“去取米，我来洗，”她站起身来，掸掸衣服，对米尔基说，“轮到谁去打水？”
她最小的弟弟拉卢已经大到能像他母亲一样骂人：“赶快给我晚饭吃，要不然我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她最小的妹妹则在崩溃大哭，因为没有拿到她应得的一包牛奶饼干。
托钵僧完成神职工作、离开安纳瓦迪时，侯赛因家门内的景象和他经过的各家门后展现的景象并没有什么不同。夜幕笼罩在贫民窟时，大家吃着胡乱凑合的晚饭，恶语交加，然后彼此吻去泪水。第二天早上，法蒂玛躺在白色的金属箱子里回到家中。
感染导致她的死亡。院方为了推卸责任，涂改了记录。法蒂玛进库珀医院时，全身的烧伤面积是百分之三十五，在她死的时候则变成百分之九十五—一种无可挽救、必然死亡的状态。“所有的烧伤部位都有发黄发绿的死皮，发出恶臭，”验尸报告写道，“脑充血，肺充血，心脏发白。”法蒂玛的档案捆着红线，被送去太平间的档案室，野狗睡在高高叠起的文件堆中，鸟的歌声从窗外传进来。一群斑鸠占据外头的一棵棕榈树，咕噜咕噜的叫声彼此交迭。
死后的法蒂玛变得更小了，占据的空间还不到箱子的一半。所有的安纳瓦迪居民都来到屋外，就像她自焚的时候一样，只不过这一回，旁观者保持了一定距离。贫民窟安静下来，当泽鲁妮萨和克卡珊戴着头巾、从屋里出来清洗尸体时，更是安静。
唯有穆斯林妇女得以进行这项重要仪式—洗去法蒂玛的罪过。泽鲁妮萨总是说，不管怎么样，穆斯林还是必须团结起来，一起庆祝节日，一起面对苦难。告诉法蒂玛她已经往生、即将入土，是传统风俗的一环，因此侯赛因家的女人一边喃喃低语，一边把破棉布浸入盛了水和樟脑油的盆子中。她们揭开一条白布，开始清洗法蒂玛的身体。她们擦完那条完整的腿，接着是那条残疾的腿，再慢慢移向那张油亮的黑脸。“合上她的嘴巴，”有人说，“苍蝇飞进去了。”
把法蒂玛洗得干净无罪后，克卡珊合上箱子，把侯赛因家最好的蓝色小格纹棉被铺在棺材架上。法蒂玛此时将被带往一公里半以外的穆斯林坟场，克卡珊也将去坐牢。控诉即将进行，很可能根据法蒂玛的第二份证词：侯赛因家殴打她，迫使她自焚，阿卜杜勒则是行使暴力的那个人。在警察局里，一名警察告诉泽鲁妮萨，她必须再付五千卢比，才能看控诉书。
泽鲁妮萨回到她的屋里，啜泣起来，手上仍握着她擦拭邻居时用的破布。她之所以哭，不是为了她丈夫、儿子和女儿的命运，不是为了她如今被迫通过的贪腐大网，也不是为了这样的体制—最凄惨的人想惩罚稍不凄惨的人，于是诉诸邪恶无比的司法系统，让大家一同毁灭。她哭的是容易处理的东西—失去的那条美丽的棉被，它作为一件赠别礼物，赠给一个用自己的身体对抗邻居的女人。
法蒂玛的丈夫抬着棺材架的四根柱子之一，米尔基站在他旁边。散发着樟脑味的金属箱子在交通高峰时段移往机场大道。
悲痛的贫民窟居民队伍，与机场城市的蓬勃生机相比，似乎更微不足道了。偌大的广告牌宣告，印度版的《人物》杂志即将发行。司机驾驶的黑色轿车驶出凯悦，那是药品大展的与会者稍事休息，出来参观城市。在利拉酒店，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美国代表对于打进印度市场的计划感到乐观：“印度的有钱人虽是少数，但瞧瞧绝对数字吧，这足以让我们的计划成功。不要跟我谈迪士尼，我们是最优秀的品牌。除了“蜘蛛侠惊魂历险记”“木乃伊复仇记”，目前我们看到“哈利·波特园区”的表现也很好。我知道，大家都说我该去‘迪士尼乐园’了解竞争对手，可我做不到。我太好胜了，一毛钱都不想给对手……”
白色箱子穿过一个繁忙的交叉路口，经过默罗尔市立学校，穿过一个个贫民窟的狭窄巷弄，直到抵达有座水渍斑斑的绿色清真寺、一棵木瓜树，以及许多鸽子的坟场。
法蒂玛被埋入土中，她溺死的两岁女儿同样被葬在这里。几天之后，她的其他两个女儿被托付给保莉特修女照管。
法蒂玛的丈夫深爱女儿，把她们送走时难过不已；可他一天要花十四个小时分类垃圾，而当地的酒鬼有时会蹂躏独自留在家中的小女孩。
[1] 迦梨（Kali）女神是印度教的时间女神、末日女神、死亡女神，或者黑暗女神，常常与性欲或暴力联系在一起，但在一些传统中，也与母爱有关。
[2] 印度男子穿的宽松无领长袖衬衫。